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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和霍書亦結婚那天，親朋好友來了一堆，婚禮洋洋灑灑擺了五十桌。本來婚慶公司定好了，新郎上台，從新娘父親手中接過新娘，主持人致辭，雙方父母上台，大概再走一套俗氣的致辭，也就結束了，高級一點的還會有一個證婚人。結果彩排那天，李鵬的爺爺坐鎮，刪減了許多的俗氣橋段，剩下來的時間，老爺子就為自己安排了一個講話，時長大概十分鍾。
婚禮當天，流程很順，但是老李頭講完話以後，霍書亦的爺爺也站起來，示意主持人有話要說。他接過麥克風，開板第一句就是：“老李說的不全麵，我補充兩點：年輕那會兒，我是廠長，他是車間大工，水平沒我高。”語畢，四下笑聲一片。
那天，兩個老頭來來回回講了三四次話，直到最後親友們快走完了才作罷。
李鵬和霍書亦是我的初中同學，倆人從初中就開始談戀愛，被老師打壓，給家長打電話，開家長會點名批評。但是青春期就是很叛逆，越被打壓，兩個人的感情就越瓷實。
快到初三的時候，雙方家長打算好好談談兩個孩子的問題了——霍書亦家裏打算給閨女辦理轉學去別的城市讀書，霍書亦知道後，用自己的方式勇敢地為愛抗爭著，她覺得自己去新環境會不適應，也因為自己實在不能和李鵬分開，遂尋死覓活；李鵬家的辦法則很單純，隻要被老師找一次，就狠狠地揍兒子一次，揍來揍去，有的時候李鵬被他爸揍，都不知道是因為談戀愛還是因為在學校打架。
我們班主任給雙方家長提了個絕好的點子：讓他倆好好在一起吧，不張揚就行，反正霍書亦以後是能考上市一中的苗子，而李鵬最後能去個中專就算大造化了。按照班主任的預想，等中考完了，霍書亦到時候就該和李鵬分了。班主任說，霍書亦就是一個情種，去了哪兒都得撩騷小男生，但是一中的男生肯定更好，是不是？
於是雙方父母坐下又談了一次，這一次是承認兩個孩子的關係，並且督促兩個人好好學習。
那個時候我們十三四歲，父母也就是三十多四十出頭，都得顧工作，所以平常接送上下學的任務，一般都是交給了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李鵬的爺爺當時用買斷工齡的錢，支了個炸串攤，就是我們那一帶曾經赫赫有名的“鐵路市場老李炸串”。李鵬上初中以後，為了接孫子放學，攤子改叫“三中老李炸串”了，李鵬一放學就去他爺爺的攤子上拿一隻炸雞腿蹲在路邊啃，眼睛往天空上一抬，他爺爺便會把自己戴的大簷帽扣在他腦袋上。
有的時候，霍書亦也會在大冬天蹲在馬路牙子上，嘴裏嚼咕著不知道什麽串，油膩膩的嘴*****和凍得皴紅的手甚是顯眼。她爺爺來接她時總會踢她一腳：“跟他媽誰學的，小姑娘家蹲馬路牙子，跟二流子似的。”霍書亦就站起來，又把一條腿蹬在路邊的樹上，餘光瞥著老霍頭，老霍頭就嫌棄地站遠，靠在自己的車上，等著孫女吃完。霍書亦偶爾也會遞過去一串給爺爺，老霍頭總是打掉遞過來的東西：“一股子油煙味兒。”
讓家長和老師們始料未及的是，愛情的力量是無窮的，李鵬在霍書亦的幫助下，通過初三一整年的努力，竟然考到了和霍書亦一個校區的一中分校。我們上了高中，霍書亦平時在一號教學樓的第一中學，李鵬在二號樓的一中分校，老李頭小攤的牌匾接著改成了“一中老李炸串”，放學後一切照舊：李鵬蹲在馬路牙子上吃得油漬漬的，霍書亦就在邊上陪著他，老霍頭也隻能靠著車，等霍書亦走。
後來，這對早戀少年又考去了一個城市的大學，又一起回到了這座小城，李鵬進了味精廠幹設備操作，霍書亦進入了一家公司當會計。兩個人如願結了婚，是我們初中這些同學裏唯一一對從十二三歲處對象一直到結婚的，也是最早結婚的一對。
2
李鵬工作的味精廠離市區挺遠，要出市區，翻過一個立交橋，走過一條兩邊長著矮樹的水泥路，等能看見有牛群和羊群的高坡了，往坡下麵走就是那個工廠，坡北麵就是內蒙古了。
李鵬每天要穿著青藍色的工裝，戴著一個黃頭盔，坐在淩晨的公交站等單位的專車。這個時候出門的他，已經把霍書亦的早餐做好了，等她早上八點左右起床就能吃了。他晚上有時候能坐班車回來，有時候加班到深夜，就得自己打車回家，五十塊錢，往往進家的時候霍書亦已經熟睡。後來再加班到深夜，李鵬就不回家了，在單位湊合一宿。
其實按廠裏的規定，就算李鵬加班到深夜，也應該是有班車的。他找過一次汽車隊的隊長，隊長大嘴一撇：“兄弟，你不是讓我單跑一趟隻為了送你吧？”
那個時候他就開始幻想，有一輛車該有多好，就可以在每天下班後不等班車回家了，也不用羞怯地去求人了。但是剛結婚，他和霍書亦都沒什麽錢，這個想法就隻能暗暗隱了下去。
為了能快速攢錢，李鵬去了個家電公司兼職，成了一個安裝員。老板的集成燃氣灶，美的的空調，AO史密斯的淋浴，專職安裝，不管配送——李鵬很強調“不負責配送”，想表達自己不是做苦力的，幹的是懂安裝的技術活，但即便拚了命想和誰解釋一下，也沒有人聽。味精廠附近是一片工人新村，棚戶區改造的安置戶都在那邊，用戶對電器需求量很大，他就一百兩百地賺著。
他們結婚那年剛入冬的時候，一天李鵬打電話說找我吃飯聊點事情。能吃的館子已經吃遍了，李鵬說去他家吃。婚房裏麵，紅色的條帶和粉色的氣球還沒撤，光是站在屋子裏，仍然能回憶起前一陣婚禮當天的盛況。我特意帶了一瓶青花汾，別人送禮給的，平時舍不得喝。
我一進屋就向李鵬展示著這個白瓷瓶子。他正紮著圍裙在擦廚房玻璃，邊擦，玻璃上的冷凝水就成股流下。
“你怎麽還帶酒了？”李鵬說。
“商量事兒不就得喝點酒嗎，不然不鄭重。”
“我買的燒烤，我這收拾完，咱倆就吃。”
我一屁股坐在了客廳的地毯上，把地毯上的茶桌收拾了收拾。
燒烤來了以後，李鵬和我盤腿對坐。
“你老婆呢？”
“單位聚餐，不回來。”李鵬為我倒上酒，問我，“那個誰你記得不，他爸是科委的，他爺跟霍書亦他爺是同事，咱隔壁班的，後來考的武大，去年出國了——嘶，叫他媽啥來著，想不起來了。”
“他啊——我知道你說的誰，嗯，出國了，應該是不回來了。”
“從小就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咋就出國了呢，不知道報效祖國。”
“別這麽說，出國也可以回來嘛，一樣報效。”
“可拉倒吧，咱手邊數得上的出國的，哪有一個回來了？”李鵬揚著手裏的筷子，扔進嘴裏一個花生米，又對我說，“你說，國外就這麽好嗎？”
“我不知道，我沒出過，咋的你要出啊？”我問。
“書亦——唉，也不是她要出，是孩子要出——也不是孩子要出，是以後想讓孩子出。”李鵬回答。
我尋思，我這酒也沒有那麽大勁兒啊，他咋喝一口就多了？
接著，李鵬給我拿出了一遝打印版的、各種出國策略和中介信息。
“這個是大連楓葉的，這個是師大附中國際的，這個是美國的，這個是德國的。什麽什麽的一大堆。書亦打算以後生了孩子，去國際學校，一路上到出國。”李鵬說罷，咂巴了一口酒。
“那為啥不去國外生啊？直接在外國上學了，多省事兒。”
“哪有錢啊我的兄弟，孩子要在國外生，我倆得先出去吧？我倆去國外幹啥啊？我其實想問問你，和那個出國的那個誰有沒有聯係了，幫我問問，是不是真有那麽好。”
“你要是問出國的人，那肯定都說好啊。”我說。
“書亦其實有他微信，人家從小就認識，他倆總聯絡這個事兒，但是我總覺得不靠譜。你應該還有別的出國同學的聯係方式，你幫我問問吧。這件事兒這幾天就得敲定下來。”
“敲定下來，無非就是誰拿錢唄？明擺了讓你家出錢啊。”我說。
李鵬從厚厚一遝紙中，調出一張前後有密密麻麻演算過程的紙，給我指了指：“大連這個學校，一直到出國前，大概兩百萬，還得是我保守估計。”說著，他又咂巴了一口酒。
“就是說出國讀大學還有讀大學的消費唄？”我問。
李鵬點了點頭，重重地說：“對咯，還有別的花銷。”
3
半瓶白酒下肚，門鎖傳出“咯噠咯噠”聲，霍書亦回來了。李鵬馬上起身朝著門口走去，給媳婦遞拖鞋。霍書亦看見屋子裏的我，熱情地擺了擺手，我也起身回敬了一下。
“吃吧吃吧，這還喝上了？”霍書亦眼神瞟向李鵬。
李鵬連忙接住她脫下的外套：“我尋思明天沒有班兒，今天少喝點。”
霍書亦直直盯著桌子走向了廁所，李鵬回來坐下，悄聲告訴我：“她不樂意聞酒味兒，不讓我在家喝酒。”
說著，李鵬趕緊收拾桌子上的那遝出國資料，我舉起杯：“那咱倆把杯裏這點酒了了吧？”
李鵬按下我的酒杯，呲著牙從牙縫裏擠出了句：“了個屁！”
正當李鵬躡手躡腳要把資料放回櫃子時，霍書亦在廁所裏傳出了喊聲：“這衣服怎麽又沒晾啊？！”
李鵬趕緊跑了過去，我看了看手裏的酒杯，一飲而盡，又倒了點。
“冬天本來衣服幹得就慢，你今天不晾我後天都穿不上！一天天就讓你收拾收拾家務，你怎麽這麽軸啊？都說結了婚男人就會變，你這變得也太快了啊！”霍書亦抱著膀站在衛生間門口，看著李鵬抱著一大團各種衣服纏裹在一起的球。我腿有點坐麻了，也沒能起身幫李鵬。
“當初就說買一個烘幹一體的，你為了省點錢，不買，現在好了，麻煩死了。”
“嘿嘿，也沒多麻煩，這不一晾就幹嗎，屋裏有暖氣，一晚上就幹得差不多。”李鵬邊晾著衣服邊賠著笑，我拄著膝蓋想站起來幫幫他。
“你別動了！讓他自己幹，平常都自己幹，來客人了裝起來了。”霍書亦對我擺了擺手，我就順勢又坐下了。
“他是找你商量事兒吧？”霍書亦看向我，還沒等我說話，接著說，“我今天去我爺家了，老爺子說了，出國是一定要出的，真拿不出錢那天，就拿他喪葬費也得出國。”
李鵬隨口接了句：“那也不是不行。”
“啥話？你再說一遍李鵬？”
“那我家這幾口人都死了喪葬費也開不出你們家一個人多啊。”李鵬覺得自己很委屈。
“李鵬你聽聽你說的還叫個人話？我他媽跟你說話咋這麽憋氣呢！開玩笑的話你聽不出來？”霍書亦抓著正在晾衣服的李鵬，把衣服打落一地，“那不是為了你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嗎？”
“更好的教育不一定出國啊，清華北大不也挺好。”李鵬說。
“就你這個腦子，你能生出來清華北大的孩子嗎？那我都打聽了，去國外念書肯定是不一樣，教育程度肯定比咱們強。你看看穀愛淩，人家從小在國外長大的……”
“有啥不一樣的，都是學那些東西。”
霍書亦大概是惱了，直接踹了李鵬一腳，李鵬一個趔趄，膝蓋處“嘎嘣”一聲彈響。
“誒呀誒呀老婆，完了你給我踢折了，快快快你帶我看病去吧……”李鵬一手捂著膝蓋一手攬霍書亦入懷，耍賴求安慰。
“我跟你鬧笑話呢？我跟你鬧著玩呢？你有沒有重視過我的話啊！”霍書亦一手甩開李鵬的胳膊，擰著眉瞪著眼。
李鵬也覺得霍書亦認真了，知道這個玩笑開得不合時宜。
“你和你們家人別嘴上重視好吧？我要看見行動！你們家，你爺你奶，你爸你媽，四五十年的積蓄拿不出一二百萬嗎？別一次次敷衍我，說到底，我不是為了你們李家的孩子嗎？”
李鵬一言不發，霍書亦擰身看向我麵前的桌子。
“我說沒說過我不願意在這張桌子上吃這麽油乎乎的東西？弄髒了下麵的地毯根本洗不幹淨！你怎麽這麽沒出息每天就知道吃吃吃？”
聽見霍書亦這麽說，我下意識把手裏的大腰子放下，想起身穿衣服走，但是霍書亦再次朝著我擺手：“沒事你吃你的。”
我隻好再次坐了回來。李鵬買的串都是雙數，我一直很禮貌，沒多吃。看著眼下這個情形，我開始放心地吃李鵬那份，吃得滿嘴油，想喝口酒順順，可能是吃得太忘情了，隻聽“滋溜”一聲，他倆停止了吵架，一齊看向仰脖子喝酒的我——我慢慢放下酒杯，站起來，穿衣服，內心告訴自己，這次霍書亦再怎麽擺手也不能坐下了。
霍書亦為我讓出了一條出門的路。出門的時候，李鵬滿了歉意地為我開門，我才邁出門一步，身後的門“咣當”就關上了，我走出幾步，才想起來還有半瓶酒沒拿，回身想敲門拿酒，隻聽門內霍書亦的聲音傳了出來：“喝喝喝，來不來你還喝上白酒了！我讓你喝！”緊接著就是“砰”的一聲。
我再次轉過身向外走去，心想，“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白居易老先生所言誠不欺我。
4
後來有一天，李鵬來科裏找我借車，門崗護士對我說：“有一個滿身酒氣的人找你！”
主任大概是有醫鬧的PTSD，很緊張：“什麽‘滿身酒氣的人’？”
“青花汾酒，二十年陳釀，五十三度，五百元。”我心想。
那是他們結婚後半年，霍書亦確定懷孕了。未來怎麽培養孩子的問題徹底不藏了，嚴肅地擺上了台麵。李鵬的父母是堅決不同意讓孫子出國的，並一直聲稱，不是錢的問題，是舍不得孫子，想孫子。其實這是一種偽裝的說法，用親情難以割舍去偽裝沒有錢的事實。李鵬想著，既然要優質的教育資源，就不妨去找找省會城市中的優質資源，但他沒有這方麵人脈關係，兜兜轉轉，又找去了自己媳婦的親爺爺，結果老霍頭一拍大腿：“你去找我的老同事啊，他孫子和你們都是同學，去年出國啦！書亦知道的，找他準沒錯。”
李鵬固執地認為，國內正常上學的孩子不會比國外差，沒必要把孩子往外送，但是以省師大附中為例找了一圈，都很難說服霍書亦。
霍書亦說：“我不能讓我的孩子從小就卷進題海戰術，我希望他對這個世界保持探索保持好奇，富有全方麵的能力，而不是做題。”
“那就一定要出國嗎？”
“別無他法。”
師大附中也很難說服老霍頭，他總會把成功的例子拿出來堵孫女婿的嘴。李鵬漸漸明白了，老霍家的邏輯是：因為確定孩子要出國，所以對出國本身不允許有絲毫的質疑，哪怕是有問題，也都是可以接受、可以解決、可以在腦海中欺騙自己的問題，而解決不了的，比如費用問題，那是人的無力導致的，而不是因為費用太高。
在這種思路的驅使下，李鵬因為自己的無能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是的，你不能因為自己對生活的無力，就阻攔別人前進的腳步，有人青雲直上，有人步入幽穀，曾經同在一間教室的人，十年二十年後的處境可能大不相同，十五歲認識的朋友，到了二十五歲時，可能就要重新認識一下了。
就在李鵬自責的時候，我們收到了同是初中同學的王涵的邀請——她也要走了。
王涵初中時候是霍書亦最好的閨蜜，在她和李鵬談戀愛期間幫過不少忙。王涵的父母在她小時候就在南方打工，具體是哪裏，我們不知道，王涵也不清晰。她曾經轉學去過南方，又因為不能在高消費的城市裏生活下去，回到了東北。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她克勤克儉的父母在南方有了立足之地，她也要追隨過去了。
王涵那天是有一些放鬆的，她急切地想去到新的生活中去，再不必在這些舊友故交裏徘徊，她要去沒有人認識她的城市樹立一個新的人設。
那天我看了看我們四周的人，有人是酒鬼，有人是賭鬼，有人小時候偷雞摸狗，現在卻改邪歸正當了人民警察，有人小時候名列前茅，現在因為酒後鬧事進去過兩次了。時過境遷，大家重新坐在一起，居然已經沒什麽可聊的了，小時候的事情已經反過來倒過去講了無數遍，新發生的事大家都不知道從何說起，隻剩下一句：一路順風，有時間常回家看看。
席間有一個酒鬼，曾經追過王涵的，問她：“什麽時候結婚啊？可得回來辦啊！”
王涵回：“結啥婚啊，這麽早，還是得多玩玩。”
她說完這句後，席間突然噤聲，大家麵麵相覷，隻有李鵬默默喝著自己麵前的酒。
王涵似乎為了圓一下氣氛，熱切地握著霍書亦的手，關切地和她聊著什麽。
人一入社會就和學生時候完全不一樣了。王涵才研究生畢業，正準備去南方申個博，還算半個學生，但是霍書亦已經工作兩年多了，工作和生活的壓力讓她無心打理頭發，穿著也成了職場化打扮。霍書亦頹靡地貼在座椅上，聽著王涵講上次去酒吧遇到的“06年的男孩”如何與她搭訕，如何與她玩遊戲，如何向她索吻，而她又如何欲拒還迎。我們一時間也都在回想自己十七八歲的時候在幹嘛——時間的劃痕從每一寸肌膚溜走，身上的細紋是賽跑、追逐、爭搶留下的痕跡。事實上，我們仍舊是年輕的一代，隻是這種年輕已經和學生比不了了，我們才剛剛進入實際意義上的生活，一圈一圈地被固定在柴米油鹽上。我們之間的先驅者——李鵬和霍書亦——現在焦頭爛額，而我們之間最晚進入圍城的人，很可能是王涵。
我急切地想跳出這個圈，但看著霍書亦的樣子，應該比我還急。李鵬感知到了霍書亦的心思，但是他隻能悶頭喝酒，旁邊的那個男同學我已經想不起來叫什麽了，他摟著李鵬一杯接一杯地喝，說著：“我結婚你得過來給兄弟當伴郎。”
這時席間有人接話：“他當不了了，人家都結婚啦！”
大家哄笑，霍書亦卻笑不出來，她眼神堅定地拉著李鵬往外走。
王涵追到包間門口：“書亦你生氣啦？”
“沒有，我看他喝太多了，我倆先回去了，一路順風啊王涵。”
包間裏沒有人去送他倆，席間不知道誰說了句：“十幾年的感情啊，隻落了句‘一路順風’哦。”
散場告別的時候，王涵還問我霍書亦怎麽了。我隻能說：“沒事兒，她不一直這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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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想哄哄霍書亦，他知道霍書亦生著一口說不出的悶氣。他找到我，借了五千塊錢，說想給媳婦買個金手鐲但是自己錢不夠。
“這個時候買他媽什麽手鐲啊，俄烏剛開打，金價蹭蹭往上漲。”我說。
“這不是趕上了嗎，也賴我，前兩天她就說去查查，我也懶了就沒動，要是前兩天就查出來懷上了，趕著俄烏開打以前，黃金就沒這麽貴。”李鵬說。
“都是命，你就活該多花錢。”我說。
“你跟我倆一起去吧，我倆去中國黃金，那的一個櫃姐是你前對象。”
“我借你錢給你媳婦買鐲子，還得搭著我人情？”我說。
去中國黃金那天，風挺大也挺冷，李鵬貼心地給霍書亦圍了條圍巾，一直把鼻子尖都圍住。
“你想悶死我？”霍書亦瞟著殷勤的李鵬。
“哪能啊，怕你嗆著風，到時候肚子疼。
“我現在就肚子疼，但是不是因為嗆風，我就納悶，咋能懷上呢？”霍書亦拽著李鵬問。
“那咱問個明白人，那有個學醫的。”李鵬指向我。
“那我可不知道，問問隔壁他王大哥興許能知道。”我說。
李鵬懟了我一拳。
進了商場，直奔中國黃金找我的前女友王潼。我倆已經很久不聯係了，來的前一晚，我發了微信，免得她到時太不給麵子，甚至是沒認出我來，那就太尷尬了。我倆也是初中處的對象，但是和李鵬霍書亦修成正果不同，我倆甚至沒能混過高中，王潼家裏後來安排她回了農村，所以論起曾經的感情，大抵是淪為年少無知的扯淡。
“談好了嗎？能省多少錢？”李鵬問我。
“能減點工費，買得越貴減得越多。”我說。
王潼看見老同學來了，十分熱情地招呼著。霍書亦顯然來許多次了，直奔主題要了一個手鐲。她手腕子細，那麽粗的鐲子戴上顯得曠，李鵬就建議買個細點的：“你看看，你這小幹巴骨棒，不好看。”王潼借著由子拿出來一個克重低一點的鐲子，李鵬看著差不多，問了價錢，比上一個便宜了五千多塊。
李鵬覺得是心理價位，安安穩穩要拿出手機付款。但霍書亦也許是覺得這個過程太快了，太順利了，就接著挑選，說：“給孩子也買一個吧。”
“那就買一個吧？”最後那個疑問的語氣，讓人聽不出來李鵬是想買還是不想買。
王潼急忙拿出一個大托盤，絨布的：“這是還沒擺上賣的寶寶鐲和寶寶鎖。”
“都多少錢啊？”李鵬問。
“基本上都是十六七克的，二十克的也有，工費五十八，就少算你點兒，算我給孩子隨禮了。”王潼沒說具體多少錢，讓李鵬自己算，她知道給個準數的情況下，李鵬可能就不買了。這種計算題會給人一種“滯後滿足”，算出來結果以後，能有一種“的確便宜不少”的錯覺。
我一個胳膊拄著櫃台，正打量著滿櫃子的金光四溢，突然感覺脖子後麵噴來一陣溫熱，夾雜著嚴重的長期辛辣飲食不消化的臭味兒和肝火旺盛的濁氣。然後，我的後背被一個鼓鼓囊囊好像豬八戒一樣的肚子頂住了，我摸著後頸，一個回頭，一張油膩膩的大臉，幾乎挨在我脖子上麵喘著氣，眼睛卻看著正挑寶寶鐲的李鵬兩口子，估計是眼神兒不濟，還想往前看得仔細點，馬上就要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了。
“誒誒，爺們兒你肝火挺旺啊，你這大體格子別靠我身上啊。”我搓著後脖頸，斜眼看著這個男的，直起腰來，下意識摸了摸口袋裏的手機。
“靠你太近了吧小夥子，我眼神不好看不真亮。”那張大臉擠了個笑容，向別的櫃台走了。
這邊的霍書亦已經提著自己的中國黃金小禮袋翹著腳了，看李鵬的苦瓜臉，毫無疑問，超預算了。我們這邊走，王潼那邊就去招呼剛才那張油膩的大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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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著李鵬霍書亦一起走出商場，又在商場門口停住了腳。東北的雪來得又快又急，全看刮不刮風，隻要有一陣風，雪片就像下鍋的餃子一樣往下砸。風把天空吹一個窟窿，窟窿裏放出一條銀龍，他把雪花吹下來，還得把雪花吹上去，落在人的頭頂和帽子裏。小時候看《小時代》，郭敬明筆下的人在下雪天打著傘，好不浪漫，但東北人從沒想過下雪還能打傘，估計要有人在我們這裏這樣幹，誰看見他都得說一句：“傻X，下雪天打啥傘啊？”
商場門口的地板是光麵的水磨石，雪被鞋底踩化了成了黑泥，黑泥在水磨石上拋了光，滋溜溜地滑。這種天氣，霍書亦肯定是不能走回家了，但又打不到車。我們隻能眼看著盼著雪快停下好打車走。
“老婆，咱回去上樓看個電影吧，這雪一時半會兒停不了。”李鵬說。
“困了想回去睡覺。”霍書亦說。
“嗯？不看電影嗎？”李鵬沒聽清霍書亦的話。
“你兒子想睡覺！”霍書亦靠近李鵬通紅的耳朵大喊。
“小霍啊，咋在這呢？”一個聲音從後麵傳來，是從一個大肚子裏鼓出的氣，從一張大肉臉吐出的話。
霍書亦轉頭看見來人，立刻變了臉色：“郝科長啊，好久沒見。”
“回不去家了啊，我送你們回去吧。”說話的正是剛才櫃台處在我脖子後麵喘氣的大油臉，他從懷裏拿出車鑰匙，向一眾車裏的某一輛走去。
恭敬不如從命，我們一行人尾隨著郝科長上車。霍書亦先拉開副駕的門，似乎又覺得不妥，讓李鵬坐副駕，自己和我坐在了後排。談話間，我大致聽懂了，郝科長是個鄉鎮的小幹部，總要和霍書亦的公司有一些往來，所以關係比較熟。
“誒呀小霍，我這車還有對你的記憶座椅呢，你不坐我車，我都沒想起來。”郝科長的大肚子頂在方向盤上，慢慢調節著座椅，隨意地跟李鵬搭話，“哪高就啊小夥子？”
“味精廠，挺好的。”霍書亦把話頭搶了過來。
“啊，挺好挺好。咋沒買車呢，這來來回回多不方便啊。”郝科長看似無意的話，讓李鵬神色凝重。
“我倆這不是剛工作嗎，想幹幾年攢個好車。”霍書亦繼續接話。
“說起來啊，年輕人買黃金是對的，這是投資啊，小霍的手腕子細但是手挺大，得買個粗鐲子拴住。”郝科長看著李鵬說道。
這三言五語，讓我直覺得後脖頸有人對我吐氣一樣，又溫熱又冰冷。我問：“郝科長平常肝不好吧？”
“應酬多，喝酒多，肝不好，沒辦法啊，這都讓你看出來了？”
“肝不好能看出來點，看得出來腎也不太好，心腎不交，心也一般，郝科長得注意自己的身體啊。”
我說完這些，郝科長幹笑了兩聲，擰過頭問我：“你啥意思？”
“讓您注意身體，還能啥意思。”我心想，一個鄉鎮的領導，又不是我的領導，身體不好還不行說？
一邊的霍書亦直拿腳踹我。
一路無話，車一直開到霍書亦家樓下。李鵬拽著霍書亦上樓，匆忙給我打個招呼就分開了。
下了車，我就在心裏犯嘀咕：這郝科長好手段，沒問霍書亦家在哪兒，就能直接送到樓下，瞧瞧人家這辦事能力，要不說人家能當領導。我一個勁兒後悔剛才不該和郝科長抖機靈，不然他可能也把我送回家了，省得我還得走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我邊走邊接到李鵬的微信，他讓我借輛車，說過兩天要去燒紙，霍書亦懷孕了，得告訴那邊的長輩一聲。我說等孩子生下來再說唄，李鵬卻讓我趕緊借，說是霍書亦家的規矩。我說那就讓霍家出輛車唄，李鵬又覺得抹不開麵，“都結婚了還和老丈人家要東西”。
我走在淒厲的寒風裏，把別人送回家，自己還得去幫人家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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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科室裏有一個師弟結婚新買的哈弗H6，我就跟他借。他問我要去幹嗎，我說去趟村子裏。他說村子路不好走不想借，我說一定要借，我挑好路走。他說不能劃壞了，那是他丈人爹花錢買的。我心想，沒出息的玩意兒。
當然，話說回來了，我要有出息，為什麽還要借車啊。大家都是沒出息的玩意兒，這樣一想，舒服了很多。
我們要找一個遠離交警視線的地方燒紙，最好空一點的地方。澄黃的環保紙捏起來像小時候擦屁股用的粉色紙，聞起來一股硫磺味兒，燒起來一陣風就沒了。出城的路上很顛簸，過城郊的時候，看見一夥警察在查酒駕。
“不能被抓吧？”李鵬問我。
“應該不太能。”我說。
“你倆快點吧，我要吐了，這車太顛了。”霍書亦說。
我們找到一片已經枯了的林子，林子前有一片大空地，像是打穀場，滿地都是雪殼子，點不著火。我和李鵬用腳後跟硬磕出一小塊地兒，本來腳已經凍麻了，這一磕，腿都麻了。我幫他們點著了紙，就走去一邊溜達。按理說，他們得叨咕叨咕，先人才聽得見，才能收到錢。果然，我聽見霍書亦說：“姥爺，我來看看你，不過年不過節的是和你說個事兒……”
聲音逐漸減弱，我把留在他們兩個人身邊的耳朵收了回來，走進枯林子，嗬出一口濃霧。這片林子很像我們初中時候學校旁邊的那片林子。霍書亦當年就是把李鵬約進那片林子裏相互擁吻，互生情愫的。我確信是先擁吻、後生情愫，因為霍書亦也約過我，事實上，她也約過別人。那天她約我來到林子裏，說要抄我的作業，我說你別扯犢子了，在這哪有抄作業的。她就讓我把眼睛閉上，在濕冷的空氣裏溫熱地親了我一下。我隻記得自己感受到霍書亦嘴唇的溫熱的同時，也感受著她嘴唇上的死皮，紮臉。我登時呼吸緊張手腳發涼，周身麻木，說話語音顫抖。
我不知道每個人在青春期麵對喜歡的人是什麽樣子的，但是當時的我挺懵，我也想去抱霍書亦，但是我沒敢，更莫名其妙的是，我伸出去的手落在她脖子上，使勁兒掐了她脖子一下，像提溜小雞子似的問她：“你他媽親我幹啥？”十三歲的霍書亦愣了一下，覺得沒意思了：“不幹啥，走吧。”
轉過天，霍書亦又約了李鵬進小樹林。李鵬讓我在林子邊上的過道給他們放風，看著來往的人。那天的我如同現在的我一樣，看著這片鬱鬱蔥蔥的林子發愣。我的確沒有在青春期的時候勇敢過，我的勇敢被林子裏壓抑的氣息覆蓋了，一陣冷風吹過，吹散了沒有路燈的街道上的行人，吹得樹葉嘩嘩響，吹得煙塵四起，但是吹不進當年那片林子裏溫熱的兩個人。
那天李鵬拉著霍書亦的手滿臉漲紅地走出林子，看著我，仿佛得勝一般。我感覺心裏好像刀割一樣，哪怕在此以前我壓根不喜歡霍書亦。
紙錢兒都扔進火裏了，李鵬站起身，拄著膝蓋晃了晃，扶起一邊的霍書亦。一摞壓一摞的紙錢兒燒得不充分，那一捧火在李鵬的翻動下，不時噴射著火舌，好像又想起來一股勁兒，燒個不停，越往下翻越旺。火勢迎風，人臉上的絨毛開始卷曲，腳不住地往後退，眼睛也燙得睜不開。但是身子還是冷，李鵬冷得不行，想快把火打滅就走，但霍書亦製止他說，這火得自己滅，得燒完。
一輛警車開了過來，沒開警笛，但是閃著警燈，遠遠地看著我們仨和這一捧火。五分鍾，十分鍾，兩個警察走下車，盯著我們這邊的火。但是我們的火很給麵子，依舊直直衝天。警察沒耐心了，快步走來，李鵬見了，趕緊用木棍敲打著火源。一個警察手裏拿著水瓶，嘩嘩啦啦把火堙滅，一點火星都沒有了。
這個操作怒惱了霍書亦，她朝著警察大喊：“你們怎麽這樣啊！”
“我們都來了十幾分鍾了，看見我們了還不滅火，你也沒給我們麵子啊。”那個警察抱著膀看著霍書亦。
“把你們家燒紙用水澆了你不生氣嗎？”霍書亦指著那個警察大喊。
“你別拿手指我啊，要不咱們回去說說這件事兒！”警察正了正執法記錄儀，確保把我們仨都收錄進去。
“快別鬧了，咱也算燒完了，都完事兒了，挺好挺好。”李鵬護著媳婦，央求她別再說了。
我快步上車，發動車子，李鵬連推帶搡把霍書亦推上車。
回城一路無話，直到霍書亦來了句：“這座椅怎麽調節啊，我想躺一會兒。”
“我也不知道怎麽調節，這破車又沒有座椅調節。”李鵬說著，把車窗按下來了一點。
車窗外的冷風灌進車窗，他的胸膛加快起伏著，他的氣息拚命向外吐露著，耳朵漲紅了，腦門兒冒著熱氣，身上像是有一陣暖流在對抗著冷風。他肩膀上有紙錢兒留下的灰末，我從車中間的後視鏡看見，霍書亦傾過身子想幫他撣了撣，隻是手剛放在他肩膀上，就把他嚇了一跳。
霍書亦緊了緊身上的衣服，李鵬又把車窗按了上去。
8
給霍家的長輩燒完紙後，李鵬辭去了味精廠的工作，專心做起了家電維護的小老板，還成了商場電器專櫃的代理商。櫃台是別人的，他賣貨，提成拿大頭，手下的員工賣貨，他也拿提成。上班時間比在味精廠寬裕很多，業績好的時候，比在廠裏賺得多，業績不好的時候，勉強溫飽。
有一夜，李鵬又找我喝酒。
“不知道為啥，現在的感覺很奇怪。”李鵬說。
“奇怪啥啊？”我問。
“我和書亦，很奇怪。”
“奇怪在哪兒啊？”
“說不出來，原來初中老師找家長，我倆緊緊把手握在一起，高中考試她考砸了，也是連我一起挨批，上了大學來回八個多小時車程，也要周周見麵。現在不知道咋的了，狗屁話沒有，和她說話她也不搭理我，裝聽不見。”
“孕期壓力大吧，理解理解。”我與李鵬碰了個杯，他就沒再提家裏的事。
大概是這次喝完酒半個月後，霍書亦離開了家。她出門時，李鵬問她要幹嗎去，她說想散散心，不想在家待著。李鵬說“我陪你吧”，她說“我想自己”。
李鵬也沒有過多阻攔，他想著霍書亦也就是走個三五天，去閨蜜家，或者回娘家，也就回來了。
時間越等越久，李鵬會定期打電話給霍書亦讓她做孕檢。一開始霍書亦還接電話，後來變成了發微信，再後來微信也不回複了。
我罵過李鵬：“你是孩子他爸，你倆也是合法夫妻，你應該強硬一點，不回來也得回來。”
李鵬悄聲說：“這麽多年了，沒有那個力度啊，真沒有。”
李鵬又找我借車，說要給自己家房子整理出一個嬰兒房。這借車順暢很多，師弟隻是告訴我別再把車裏整一股子灰就行。我說不會的，但多少可能會有點水泥灰。
李鵬打算在嬰兒房鋪上榻榻米，牆壁用壁紙貼點畫，想來想去，打算貼綠色，因為霍書亦喜歡蔻馳包裝袋的綠色。選定壁紙，回家開貼，我倆一起抻著對角，他站在梯子上指揮下麵的我。我弓著腰往上瞅他，他翹著腳瞅下麵的我，最後貼了四個角，用刮板刮氣泡，貼得邊邊角角和山脊一樣，一棱一棱的紮眼。
“不對吧哥們兒，這玩意不是這麽貼的吧？”我看著歪歪扭扭的花紋，滿牆的深綠色，深邃陰暗，預想的效果應該不是這樣的，“撕了吧。”
“沒力氣了，坐下喘口氣兒。”李鵬一屁股坐在他買的嬰兒桌上。
我看見了地上的塑料布。東北入秋以後，窗戶和門都會漏風，這種“鑽風”年輕人感受不到，嬰兒和老年人會有明顯感覺。從牆壁開始把整麵窗戶都用塑料布封住，能緩解一些。
“你為啥要買塑料布啊，你家孩子預產期又不是冬天。”
李鵬神情呆滯看著我：“給書亦他爸他們家準備的，每年都給貼，今年都快開春了，得去拆了。”
“要我說別去了。”我坐在李鵬邊上。
“不能不去，他們肯定知道書亦在哪兒。”李鵬攤開雙腿，呈大字倚靠在牆上。
“我沒明白你倆啥意思，她是玩失蹤，還是咋地？”
“我也懵。”
李鵬頓了頓，又緩緩開口：“你還記得那個郝科長嗎？前兩天上新聞了，被處分了。”
“因為耍流氓嗎？”我說。
“受賄一千塊錢。”
“一千塊錢還值得被人爆出來？”
“霍書亦有一天回來得很晚，但是那天沒說有應酬，就是被這個郝科長侵犯了。”李鵬的聲音開始顫抖。
“咋侵犯了？舉報他！他有公職還敢整這事兒？”
“啥實質性的也沒發生，沒有用的。”李鵬用雙手捂住自己的臉，深深地把自己的頭埋在膝蓋上，“霍書亦說那天是經期，所以啥也沒發生。”
我想安慰安慰李鵬，但是不知道從何說起——其實那次買金後，我又和王潼閑談，說起了李鵬和霍書亦。王潼說霍書亦總和那個油膩大臉來看黃金，那男的總說給他老婆試手鐲，但是拽著霍書亦手就不撒手。我說你別瞎傳，人家剛結婚。王潼說，反正不是我老公，愛摸誰手摸誰手吧。
“大姨媽幫她擋了一下。”我安慰著李鵬。
“我希望她告訴我，她拚死反抗是因為她愛我，是為了我，而不是因為經期。”李鵬紅著眼睛看著我。
“那她反抗也是一種愛你啊！”
“不知道，她知道我很生氣，所以那天我在家裏喝酒她也沒管我，我那天晚上就想去揍那個郝科長一頓。”李鵬說。
“你沒真去吧？”
“沒去。我問過霍書亦，如果不是經期，是不是就沒那麽激烈地反抗？”李鵬哽咽了一下，“霍書亦說，她也不知道，‘也許吧’。”
9
李鵬去了老丈人家一趟，如願知道了媳婦現在住哪兒了。霍書亦沒出去散心，她沒去任何地方。霍書亦的父母也不懂，他們覺得虧欠女婿，但是虧欠的話不知道從何說起。
轉過天，李鵬拉著我在霍書亦新租的房子樓下蹲著點。這個小區臨街，一樓外圍都是門市，裏麵是三棟大樓圍成的停車場和花園。霍書亦租的房子要從樓體外部接出的鐵架子樓梯上去，那個鐵架子樓梯像小時候我們去的黑網吧的“逃跑梯子”，懸在半空，踩上去就吱嘎響。
從風口擁擠進來的風打著旋渦在樓體間衝撞，我和李鵬找了個背風的角落，他咂巴咂巴地裹著煙，煙屁股就黏在嘴唇那點口水上隨著身體抖動，如來回晃的鍾擺，老遠看去，黑漆漆一團裏有一個光點明明滅滅，他的眼睛死盯著那個黑色樓梯上上下下的人。
“咱為啥要在這等霍書亦啊，她要是不回家或者不出門咋整？”我說。
“你要是怕冷你就走，我要是看見她和別人在一起我就上了！我要是被幹了，也是給你打電話送我去醫院。”
我沒再說話，他從地上看見一個啤酒筐，撿起一個瓶子，攢在手裏，隨時準備著爬上那個鐵梯子。
天氣太冷，凍得腳發麻，讓人想撒尿，但看著那來回穿梭的風，估計朝哪兒撒尿都得尿褲子上。李鵬示意我要去方便，讓我盯著。這個時候，一個身影出現了，大概一米八多的身高，手握著欄杆一步一步在鐵樓梯上向上走。那人上樓後不久，霍書亦房子的門廳就點亮了。
李鵬回來了，我說，燈亮了。
“是嗎？霍書亦回來了？”李鵬看向遠方的燈光。
“不是，是個男的。”
李鵬啐了口唾沫說：“好極了——男的，你看清了是男的啊？”
“肯定是男的，而且不矮，得有一米八。”
這個時候，霍書亦門廳的燈滅了，那個黑色身影又出了門，從鐵樓梯上往下走，身後麵有好幾個黑色的東西，看不清晰。李鵬三步並作兩步衝上梯子，“哐當哐當”的聲音讓上麵的人止住了腳步。李鵬招呼著，手掌就要攥那個男人的衣領，右手的啤酒瓶呼之欲出，卻戛然而止。
“爺爺？”
那個身影頓了頓——那是霍書亦的爺爺，腰杆子筆直的老廠長。
“是我，書亦總網購，總有紙殼子，我定期就來收一點。”
“爺爺你也知道書亦住這兒啊？”李鵬不解地問
“我給她租的房子我能不知道？這兒離我多近啊！”老霍頭放下手裏的東西，順著小區出口指了指馬路對麵。是的，馬路對麵就是老霍頭的家。
老霍頭在婚禮上的慷慨激昂我還曆曆在目，這才半年多過去，他好像更老了一點，臉上鬆弛的皮肉垂在嘴角，兩頰被風吹得通紅，皮膚幹燥開裂像個山穀。他滿眼冷峻地注視著孫女婿，李鵬抬著頭看著老頭，回味著“我給她租的”這句話裏的信息量。
“您為什麽不告訴我書亦出來租房子啊，她懷著孕，我倆才剛結婚。”李鵬問。
“是啊，你也知道她懷著孕，你也知道她剛結婚，你咋不知道找找她？”老霍頭一句話頂了回來。
“我不知道她不想回家，我以為她就是出來散散心。”李鵬說。
“不知道想不想回家不會問啊？出來散心能租房子嗎？一直都不找怎麽才想起來找？你他媽矛盾不矛盾！剛結婚你就變心？”老霍頭再次頂了回來。
我在李鵬的身後，直覺得老霍頭思路清晰，覺得我哥們兒腦子確實不好用。
“不是這麽回事兒，我沒變心！”
“那你為什麽不找她回家，這麽長時間了你尋思你爹個腿兒的去了！”
李鵬被問住了，他回頭瞪大了眼睛看著我，眼神裏帶著疑問。
我心裏想的也是：是啊，你早幹嘛去了，你怎麽才想起來找？
老霍頭推開李鵬走下樓梯，肥大的棉衣擠過李鵬，再擠過我，手裏還拖著一個大大的紙殼子。
長長的寒夜裏，兩個人嗆嗆聲轉瞬消弭，兩個人似乎都有不可告人的難言之隱。李鵬在樓梯上僵硬站了許久，我把他扶進了樓道裏，聽著外麵嗚嗚的風吹打著厚重的電子門。
整夜，霍書亦未歸。
10
此後每一天，李鵬都要去那個房子門口轉轉，霍書亦的父母家，他也隔三差五就去一趟。
李鵬鬧過打過，但是無濟於事，霍書亦就是不露麵。李鵬很害怕，冥冥中他也不知道害怕的是什麽。我覺得李鵬害怕的是霍書亦離開他，但是此時此刻，霍書亦已經離開了，那就是怕霍書亦對孩子下手？但是李鵬沒做過父親，他對孩子的感覺其實也沒那麽真切。那或許是一種隱隱約約的淒淒惶惶的感覺，李鵬在這段感情裏從來都是被動的，他渴望一個稚嫩的聲音可以緊緊握住兩個世界裏的人。
冰雪逐漸消融成冰晶，李鵬偶然感知到，不是霍書亦創造了與自己的感情，而是自己的假想迷惑著兩個人，那種看似的深愛，實則是遙遠的、兩種永不能重疊的感情。
“你說，我是不是應該給孩子想一個名字。”李鵬問我。
“當然了，你是孩子爹，走到哪兒都是孩子爹。”
“我家往下一輩，犯‘元’字兒。”李鵬說。
“元啊？姓李就叫李元霸，姓霍可以叫霍元甲。”我說。
“這是啥狗屁名字。”
“咋的了，那都是民族英雄。”
“我的孩子憑啥姓霍啊？”
“你連孩子媽都見不著，這都快生了，真整出個霍元甲，你也沒招啊。”我拍著他的肩膀讓他清醒點，“哥們兒我勸你，實在不行報警吧。”
“不行，不能報警，不能撕破臉，霍書亦啥都幹得出來。”李鵬打開我的手，一臉凝重。
“說不定現在都沒有這個孩子了，你想想啊，霍書亦和你分開的時候就打胎了，這麽長時間不見你，也合情理。”我說。
“不會的，書亦做不出這麽絕的事兒。”
“你不是剛說完她啥都能幹出來嗎？”
一直到十月份，快到孩子預產期了，李鵬每周都去霍書亦父母家，時常會買一些嬰兒用的奶粉和尿不濕，偶爾會買給霍書亦一些保養品，但是居然沒見過一次霍書亦。
李鵬過得像一個單親爸爸，最後還是丈母娘給他出了個主意，說霍書亦住院的時候會通知他，再說了，要給孩子上戶口，也需要他參與，這個時候就可以見到霍書亦和孩子了。
李鵬自此以後就盼著這一天早點到來。這一天來到的時候，李鵬沒有太多的欣喜，因為將要見到孩子的欣喜被如何麵對霍書亦的問題衝得煙消雲散。李鵬覺得自己非常占理，但又總覺得差些氣力。
那幾天李鵬和霍書亦和從前一樣，出雙入對，似乎那段時間什麽也沒發生。十五天以後，霍書亦出院了，李鵬把她送回娘家，答應她第二天來的時候給她買肉蛋堡。可第二天李鵬來到霍家時，霍書亦再一次消失了。
“她到底是什麽意思啊？她這不玩你嗎！”李鵬來找我時，我都覺得沒法兒忍了。
“她和我提離婚了，我沒同意。”李鵬說。
“你有個狗屁的不同意！這孩子能不能不是你的啊？”
“是我的，和我小時候長得像。”
“狗屁啊，剛生出來都跟小老頭似的，跟你爺爺像吧？”我問，“孩子姓啥啊？”
“姓李。”
“姓李好，李元霸好。”我說。
11
霍書亦在逃避李鵬的那段時間裏，做了兩個準備工作：一是準備錢，二是準備出國。她終於決定和王涵一樣，跳出這個圈，她決定趁著自己年輕，出國接著讀書，她等不到腹中的孩子長大了。
李鵬深知，如果霍書亦出國了，兩個人就再也沒有可能了，霍書亦眼界拓寬了，必然不再甘心於活在這個小城市了。“寧願給資本當狗，也不願意踏踏實實做人了。因為他們覺得出過國的人，階級都不一樣了。”我們出過國的朋友如是說。
“孩子怎麽辦？”我問。
“不知道，她要是帶走對她也麻煩，我自己也不想養，當年還不如打了。”李鵬說。
霍書亦要去大連讀一年預科，李鵬此後隔三岔五就去一次大連找她。偶然的一次，李鵬說自己很想去大連生活，覺得那是個很好的城市，但是轉念間，他又覺得沒必要，畢竟，如果不是霍書亦，他這輩子也不會去大連的，他就算去了大連，霍書亦有一天回國了，也不會和他留在大連。
臨入冬前，李鵬給他媽打了八千塊錢，讓他媽交供暖費。他這兩年基本上沒賺錢，可他媽媽打電話給他，交代說自己一年種了三畝苞米，一共賣了不到四千塊錢，連城裏房子的取暖費都交不起了，讓李鵬給她找一個保潔幹幹，趁著自己還能幹動。
於是，李鵬釋然了，他送霍書亦去周水子機場的時候，手裏已經握著紅色的“離婚證”了。他看見了一種農作物，他也說不清是什麽品種，第一次飛大連時還很低矮，第二次就很高了，最後一次去，已經遮天蔽日了。
人比植物長得慢，但是時間長遠，當植物能擋一麵風霜的時候，孩子還有厚厚的一輩子要去經曆。沒有一個母親去教孩子如何寬容和溫熱，也沒有一個父親教孩子要勇敢和有擔當，在他終於長大的某一天，他不想去做自己父親這樣的男人，也不願意迎娶自己母親這樣的女人。他一生都無法忘記自己艱難處境的童年，但他仍要去抗爭沒有遮蔽直直吹來的風雪，一次又一次。
但我們這兒的離婚率，上一次統計是71.51%，全國第一，孩子長大以後，身邊的同學大概率都是離異家庭——李鵬這樣想想，又放鬆了許多。
送走霍書亦後，李鵬約我出門跑步，從他家跑到味精廠：“我一定要跑一次，我想看看究竟有多遠。”
從文化西路，到金輝南街，過橋，到長白路，珠江路，十三公裏，李鵬走走停停，呼哧帶喘，上橋再下橋的時候，他看著一輛輛車飛馳而過，熱情地和每一輛車招手。他拖拉著腳，腿已經帶不動腳，鞋尖踢著路麵。又起風了，雲在天上抱著雪，雪傍著風，風卷著人，在一望無邊的珠江路上，李鵬在風雪中再次跑上那個高坡。
陰雲散了一點，透出陽光，李鵬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冷氣在他通紅的脖子上釀起水霧，額頭滲出的汗水凝結成冰渣掛在睫毛上，一聲響遏行雲的咆哮。
“你記得不，那個誰，他爸是處長那個，就是在這條街上接的新娘，邁巴赫車隊，雙閃閃了一路。”李鵬問。
“記得，離啦，也離啦，媳婦跟一個局長家的兒子跑啦。”我說。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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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2年5月，我所服務的公司在西南地區一個偏遠山村資助了100個留守兒童，並在“六一”兒童節前夕舉辦了盛大的資助儀式。這是場有著鮮明的企業宣傳性質的公益活動，儀式上，相關部門領導和企業發言人在媒體與觀眾的見證之下，為這些留守兒童每人發放了1000元大紅包，還有書包、書籍等學習用品，媒體則對之進行了華麗的報道和發布。
有位姓文的女士從網絡上看到新聞和照片，輾轉找到我，表示希望資助1名山區貧困兒童。彼時，文女士30歲出頭，生活在一座南方沿海城市，是位非常出色的職業女性。她說，她是射手座，有一點南丁格爾情結，在讀書時就曾資助過1名陝西的貧困兒童，每個月會從自己不多的生活費裏拿出50元錢給孩子寄過去，因此還受到父母的批評，後來陝西那邊打來電話叫她不要再寄錢，這份資助才結束，但那份關懷弱者的情懷，一直蟄伏在她心底。這次看到新聞裏的山區孩子過得那麽困苦，她想盡一點心意，便托我在當地幫她物色人選。
次年春節，我和公司所在地的一幫朋友吃飯。席間，有位駐村幹部，剛剛結束駐村工作，她提到自己接觸到的幾個孩子，不勝唏噓，“有一個孩子連鞋子都沒得穿，腳後跟都裂開了……”我便將文女士所托之事說了出來，又托她整理一下孩子們的資料，發給我。
沒幾天，那位駐村幹部給我發來了5個貧困孩子的資料。那是張無比沉重的表格，如果說命運早就在暗中為每個人發出了底牌，那這些孩子拿到的無疑是最差的那一張：出身深山，缺父少母，遭遇噩運，貧困纏身……
我將表格交給文女士看了，她又托我替她先行去實地走訪。周末，我和駐村幹部以及一位姓黃的男老師去了村子。黃老師當時30歲出頭，在村小當副校長兼英語老師。他在當班主任時，每年都要寫關於貧困戶、後進生和留守兒童工作情況的材料，對村裏的情況有一些了解，因此受到校長指派，將帶路的任務交給了他。一路上，黃老師有說有笑，耐心地對我介紹著村裏的情況，眼睛裏透著欣喜的光芒。
我們先在鎮上集合，然後經一段水泥路到達山裏，下車，再步行10多分鍾，終於到達村莊。
第一站是女童小豆家。小豆當時10多歲，讀村小三年級，大眼睛，眉目周正，皮膚黑黑的，頭發油油的，不大說話，有點木訥。她沒有父母，跟著年邁的奶奶一起生活。祖孫倆住的紅磚屋子有些年頭了，毛坯狀態，牆壁都裸露著，屋內屋外鋪滿了發黴的農作物，看起來就跟奶奶的臉色一樣陰晦。小豆奶奶說起孫女：“我年紀大了，出去打工也沒人要，她還這麽小，有一天我死了，她可怎麽辦……”
我打電話將所見所聞轉告給文女士。她聽了，心酸之情溢於言表，托我即刻替她向老人家表態：隻要小豆好好學習，好好讀書，她會一直供小豆上學，直到孩子上高中，上大學。
小豆奶奶一下子哭了起來，她說小豆這是遇著貴人了，讓孫女給文女士道謝。小豆對著手機，仍然是木訥的模樣，文女士在那頭問一句，她才答一句，半個多餘的字兒也沒有。
我接過電話對文女士說：“山裏孩子嘴笨……沒辦法。”
文女士答：“我懂。”
從小豆家出來，我們又去了另外3個孩子家。對於我來說，那是一趟超乎想象的走訪，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那樣密集的苦難群體：男孩小樺，父親有點小殘疾，母親患有精神病，要常年鎖在家裏，不然就會跑出去傷人或者自傷；男孩小軍，父親亡故，母親多年前就已經出走，他跟隨單身的叔叔和年邁的奶奶生活，之前在資料裏看到的那個春寒時節光著腳板去上學的孩子就是他；男孩小安，父親身體不好，母親跑了，主要由伯伯照料。
最後一站去的是丫丫家，當這個瘦小的女孩站在大家麵前，我感覺自己在前麵4個孩子家中積攢的鬱悶心情得到了一絲撫慰——丫丫臉上有笑容，有一雙清亮的眼睛，整個人看起來活潑開朗，當我們跟她說話，她也是落落大方，有問有答，條理清晰。丫丫的母親早年就離家出走了，父親得了病，她跟著叔父一家生活，聽說叔父一家對她非常好。她家房上堂兄堂姐很多，丫丫整天拿著碗去這家吃吃，又去那家吃吃，親戚們也都很疼愛她。她自己也很懂事，從小就會做飯、洗衣服，有很強的獨立意識。
走訪結束時，我們把5個孩子叫到一起拍照，丫丫站在人群中，眉目含笑，昂首挺胸，像一束光打在陰暗的角落。
2
幾個月後，2013年6月初，文女士帶著女兒和先生，千裏迢迢來到西南，第一次去到了村裏。我那天因故沒有陪同下村，還是由黃老師帶路陪同。中午他們一家人回到縣城時，文女士從車子裏拿出一隻活雞、一袋幹花生，說是小豆的奶奶給的：“我本來想著不在她們家吃飯，免得給她增添負擔，誰知她拿著這個追著車子，一直追，我都不好意思不要……”
我帶他們到船餐廳上去吃飯。那段時間正是雨季，連著下了幾天大雨，江水漲上來把通往餐廳的木棧道給淹了，我們隻能乘著一葉小舟上大船上的餐廳。文女士覺得新奇，情緒很不錯。她已經確定要資助小豆，還留了自己的手機號碼、QQ號和詳細地址給小豆，囑咐小豆要多多給她分享學習和思想情況。她甚至想到寒暑假時把小豆接去大城市，帶孩子增長見識，讓小豆多看看城市孩子的學習和生活，激發小豆在學習上的鬥誌。
那天文女士對5個孩子都走訪了一遍。後來她跟我說，當時她對於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資助人加入，心裏並沒有底，以她自己的能力，最多能資助3個孩子。好在，她回去之後發了朋友圈，立即就有2個朋友表示要加入，一個“認領”了丫丫，另一個“認領”了小安和小軍，於是，文女士自己就認領了小豆和小樺。
這幾個資助人的想法都很樸實：自己的生活條件好一些，手上有一點閑錢，付出這點微薄的力量，並不會影響自己的生活質量，但對於山裏的孩子來說，可能就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他們希望這些孩子能讀高中，讀大學，走出大山，不必再重複父輩的貧瘠人生。如果實在考不上大學，能盡量多讀一些書，增長見識，提高分辨能力，待到思想更成熟一些再走上社會，也許就能少一些坎坷，生活得更好一些——總之就是，“即便不成才，也要成人”。
文女士說：“我們不通過機構，也不宣揚，就是默默做一件內心想做的事兒。”
資助行為在2013年7月正式啟動，小學階段，他們每月給每個孩子400元，隨著孩子們讀完小學，升初中、高中、大學，資助款將酌情增加。文女士建了一個QQ群，資助人會按月將款項匯給黃老師。黃老師確認收到款項之後，再給孩子們發放下去，並將收發憑證和孩子們的一些情況反饋回來。我是以公益企業的身份待在群裏的，同時也是一名觀察者。在我的眼中，那時候，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真的是，一幫純粹之人，用純粹之心，在做一件純粹的事情。
一年半之後的2015年12月，文女士第二次去到村裏。
她那兩年資助經曆，感召了她周圍的好幾個朋友，都說也想加入進來，於是，在這次來之前，文女士就托黃老師物色了第二批備選的需要接受資助的7個孩子。她覺得事情做到這一步，本著對好心朋友們負責的態度，她必須親自考察核實才行。
那一次文女士是坐高鐵過來的，到達時已是晚上，她在縣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們匯合，一起前往鎮中心小學找黃老師。
我倆坐在城鄉公交上啃著包子，文女士說：“我給每個孩子準備了500塊現金，待會兒發給他們，讓他們買書，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我說：“直接把錢給到小孩手上，一下子給500元，會不會有點多了……”
文女士就決定，那就給每個小孩200元，而且要交代他們隻能買書。
正在這時，那位駐村幹部朋友的電話打了進來。她那時已經不在孩子們的那個村子駐村了，但還是很熱心，說自己也正趕過來。
到了鎮上的中心小學，黃老師已經在等我們了。我們仨先在校園裏走了一下，駐村幹部也到了，我們上了她的車，坐車進村。
“一諾千金啊……”駐村幹部很激動，責怪我和黃老師不告訴她文女士來的事，還說自己很愧疚，沒能參加進資助裏來，因為她家裏情況也不太好，侄兒多，都需要幫助，她雖然幫不了外人了，但帶個路還是沒有問題的。
3
那天下著冬雨，我們踩著泥濘進了村。文女士時隔許久又見到小豆，她看著眼前長高了許多的少女，像是看著自己澆灌的一棵小樹苗，滿眼欣喜。她問了小豆的學習情況，看了小豆的作業本，然後牽著小豆，撇開眾人到了屋後。我過去的時候，看到她們站在一棵樹下聊天，偶爾還用簡單的英語對兩句話。聊天結束之後，文女士拿出200元錢給小豆，並交代小豆說這錢是給她買書的。
從小豆家出來，文女士跟我說，她原先計劃等時機成熟一些就接小豆去城市過假期，但這個想法恐怕不能實現了，因為發生了“那件事”，她不敢這麽做。
她說的“那件事”，指的是2015年8月爆出的、轟動全國的“‘百色助學網’負責人王傑披著慈善外衣性侵女童”事件。她說，雖然自己是一片誠心，但畢竟小豆是女孩兒，又是未成年人，又是那樣的家庭情況，要把小豆帶去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實在負不起那個責任。
從小豆家出來，我們又去了小軍家。小軍不在家，他奶奶在堂屋忙碌著。其時本是當地曬柿餅的季節，可那一年秋冬多雨，柿農們幾乎血本無歸，但大家又都不甘心絕收，一邊將柿子摘回來，一邊祈禱著能見到明天的太陽。
小軍家堂屋裏擺著一台刨柿子皮的機器，機器左邊是一隻裝滿柿子的大籮筐，右邊是半筐刨了皮的柿子，機器前方則堆著刨下來的一條條柿子皮，色澤金黃，散發著略帶澀味的香甜。
我揀起一條柿子皮說：“漂亮吧？可以曬幹了喂豬喂牛。”
文女士連聲稱奇，又誇柿子個大、新鮮。
正在這時，小軍回來了。他應該是聞訊一路疾跑回來的，踏進屋就猛地一下站住了，極力控製著粗重的呼吸。一旁站著的，是和他一樣略帶拘謹的奶奶和叔叔。
寒暄中，我們得知，小軍平時放學後就去村裏的小作坊幫小老板刨柿皮，每天可以掙2塊錢。“他刨得可好了……”小軍奶奶說著，怕我們不相信似的，讓孫子當場刨給我們看。小軍麻利地坐到機器麵前，一手拿柿子按到刀刃上，一手扶住刀片，雙腳均勻踩動著踏板。隻見機器飛快地轉起來，柿子皮隨之從刀口處飛向半空，又一圈一圈在地上攤出一隻漂亮的小山包。
“可以哦，這小子。”黃老師摸著小軍的頭說。
小軍看了文女士一眼，鬆了一口氣似的，又低下頭。
文女士同樣把小軍叫到屋後。這個12歲的男孩身高有點夠嗆，要站在一塊大石墩上才能與文女士對話，他不敢接文女士給他的買書錢。
我問：“你喜歡讀什麽書？”
他說：“《三國演義》。”
後來小軍終於將錢接過去，卻突然哭了起來。他哭得越來越大聲，肩膀聳動著，不可抑製。文女士問他怎麽了，他說：“我想媽媽。我想看到媽媽。我好久好久沒有看到媽媽了。”
我們有些不知所措。我說：“你媽媽也想你，但她在外麵打工，要攢夠路費才能回來看你。”
他抬起頭看著我，似信非信。
文女士說：“是的。你媽媽書讀得少，掙錢也少，可能要攢蠻久。你也可以自己好好讀書，長大了掙錢自己去看她。”
4
小花是第二批備選孩子中的一個。她原本是個棄嬰，年邁的養父母撿她回家養到13歲，又一前一後離去，她就又變成了孤兒。因為這樣的身世，她13歲才念到小學三年級，而且連戶口都沒有。
我們在她堂兄（非親）家裏找到她時，她正在幫堂嫂刨柿子。堂兄家新起的一棟小洋樓又高又大，款式新潮。堂兄帶我們樓上樓下轉了一圈，最後來到洋樓右腳邊搭著的一間大通屋，指著角落一張簡陋的小床說：“這是小花的床，（她）平時跟我們一起吃。”
大通屋裏麵堆著亂七八糟的物什，沒門沒窗，也不避風，唯一的用處就是能遮雨吧。我們站在那兒聊了一會兒，她堂兄又說：“要不是小花，我也不會回來，我安排好她又要出去找工作了。”他是做水電安裝的，而且還是個了不得的技術工，他說起自己的專業就很興奮，進屋拿出一大堆證件，以及他在香港、澳門做業務時的憑證。
他又把我們帶到小花自己的家，那是小花的養父母留下的一間半掩在樹枝野草裏的土屋，大木門洞開著，靈堂上還存有出葬時的痕跡。屋前有一片空曠處，從那兒望向遠方，連綿的青山在雨霧裏吐著大片大片的墨綠。我們在聊著小花情況的時候，小花本人就微笑著站在旁邊，像一個安靜的觀眾。過了一會兒，她就又回去幹活去了。
她堂兄輕聲說：“女孩子麻煩。男孩子做孤兒沒什麽，但女孩子就會麻煩很多，我不能不管她呀，她隻有我這個堂兄了……”說到這兒，他將手中煙蒂一甩，也回去了。
我問黃老師：“他老是說小花‘麻煩’，小花到底怎麽了？”
黃老師有些難為情地說：“小花住在這邊時，村裏的幾個光棍老是想欺負她，一到晚上就圍著她屋子轉來轉去，都要打起來了，還有人想把她賣掉……她堂兄聞聽，趕回來跟那些人拚命。”
黃老師隻克製地講了這麽多，我的內心莫名泛起一種生而為人的羞恥感，也沒有勇氣再往下問了。聽說村裏還有人放言威脅小花說“你想跑都跑不了，總有一天要落到我的手裏……”我們聽了十分揪心。
我當時有一種感覺：小花的學業可能很難堅持下去了。我們幹脆討論起小花的出路——也許她跟堂兄去打工，好好學點技術，會比現在要好，否則，下一次有人想欺負她，堂兄還能及時趕回來相救嗎？可是，她連戶口都沒有，年齡也沒到，打工也行不通啊。
小名和小剛是兩兄弟，他們的父親因病去世，母親改嫁了，小哥倆就和奶奶一起生活。我們來之前，奶奶病逝了，他們的直係親人就剩一個叔叔、一個姑姑。去他們家的路上，黃老師說，錢不要給了，給了他們也管不住，買些米和油進去吧。
聽說經常有人給兩個孩子送米送油，今天這個，明天那個，也不留名，也不留姓的，他們的母親有時也送，黃老師有時也送一些，小哥倆就靠著這些接濟，有一搭沒一搭地過日子。
我們進到一間青磚砌的院子，裏麵是間大屋子，左側依牆搭著一間小舍，小舍左側又搭著間更低矮的小舍。小舍門口倚著一高一低兩個男孩，都穿著深藍色大棉衣、黑色牛仔褲，衣褲都泛著油膩膩的青光，腳上都是半濕的棉拖鞋。兩個男孩麵相白淨，但表情呆滯，站在雨裏像是沒知沒覺一樣，頭發都蓋住眼睛了。
一個30多歲的男人從大屋子走出來——是他們的叔叔。叔叔理著小分頭，穿著西服皮鞋；嬸娘則在堂屋生了火，擺了幾張小凳子，大家圍坐下來，烤烤凍僵的手指。叔叔說自己很快就要出去打工了，隻有嬸娘在家照料小孩的讀書和生活。
正說著話，又走過來一個穿綠色棉衣的少女，她剪著整齊的學生頭，也是白淨的一張臉，臉上掛著蒙昧的笑容。她是小名和小剛的姐姐，叫小春，15歲。嬸娘說：“就姐姐有戶口，後麵兩個崽超生的，沒有戶口……”嬸娘說這些時，絲毫不掩飾對這個女孩的一臉厭惡，說她懶死，怎麽喊她都不會應人，又說：“奶奶下葬的時候，他們也沒有出一分錢……”
我收回正在烤火的手，笑著說：“他們不找你麻煩……你還指望他們出錢葬奶奶哦！”
氣氛頓時凝固住了。
文女士看了我一眼，示意退場。我們倆起身走出來，黃老師也尾隨著我們，進到旁邊的兩間小舍看了看。
稍大的那間是小哥倆的睡房，兩張舊席夢思上鋪著草席，幾根繩子橫七豎八地牽扯著，上麵搭滿了衣服和叫不出名的東西，地上灑著撲克牌。
小的那間是廚房，鍋碗瓢盆四散著，還有米袋、沒有蓋子的油瓶，一口生鏽的鐵鍋裏盛有類似米飯的東西，黃老師說，那是中午吃剩的，兄弟倆煮的，姐姐不煮飯，但她吃。靠牆的櫃子裏麵有一隻盆子，盛著模糊不清的吃食，麵上結著白色油脂。黃老師苦笑著說：“這是奶奶下葬時招待客人沒吃完的剩菜。真是好奶奶啊，死了還留下吃的喂他們這麽久。”
我們和小春單獨聊了一下，感覺她和小花有些像，都是一種麻麻木木、無所謂的樣子。但小花是單純溫憨的，小春卻透著一種玩世不恭的慵懶，她甚至連普通話都懶得說，就說著自己的語言，也不管我們聽不聽得懂。
小春說，媽媽有時送些吃的來，她每個月在學校能領到100多塊錢的補助。之前沒有人提到過學校有補助這回事，文女士就問了一下黃老師，黃老師說：“有些孩子有，有些孩子沒有。這一家姐姐有，兩個弟弟因為沒有戶口，沒有。之前走訪的孩子都沒有。”
我們又問，為什麽那些孩子沒有？黃老師說，按國家的發放標準應該有，但總會有一些其他因素來幹擾。
5
那天的午飯，我們是在小美家吃的，一鍋清水，煮些青菜、豆腐什麽的，很樸實，但氣氛溫暖。
小美原本也是個棄嬰，養父母已經年過七旬。養母胖胖的，愛喝酒，愛笑，養父則有些木訥，但也平和。開飯的時候，小美忙進忙出，拿飯端菜，笑眯眯的。我感覺小美應該是第二批孩子裏比較幸福的一個，她當時16歲，念高一，長得瘦長高挑，成績也不錯，聽說還畫畫。
午飯後，我們又接著走訪了剩下的兩家，其中有一個圓臉女孩小桐，她一歲時，父親因鄰裏口角，衝到別人家去殺光了兩家人，曾是當年的一個大新聞。之後她母親離家出走，爺爺奶奶雙亡，如今暫住在堂叔家。她剪著齊整的學生頭，穿著粉色棉衣，看起來很幹淨，學習成績也非常好，但一想到她的父親……我悲哀地發現，就連自己看向她的眼光都不可避免地摻雜了顏色。
走訪完畢，已經是下午4點。第一批受資助的小樺，他父親又來邀我們去家裏吃晚飯。他喊了好幾次，準備得也很用心，雞湯，野蘑菇，還有自釀的紅葡萄酒，還叫了好幾個村裏人來當陪客。隻是在飯桌上聊天時，文女士問到成績，小樺並不像其他孩子那樣有一答一，而是用“一般”，“作業沒做完”，“不行”，“沒興趣”，“不……”這樣的短語來回答。他也不肯拿作業出來看一看，甚至不顧父親在旁邊幹著急，話沒說完就跑掉了。
次日，文女士便回去了。之後，除了有學校補助的小春，其他孩子全部落實好了資助人。
但令我們沒想到的是，這一趟走訪之後，那3個“黑戶”的孩子也解決了戶口難題，這事說起來，真有點像是命運他老人家一不小心從指縫間漏下來的一份小禮品——
就在那次走訪結束之後不久，我在手機上看到當地一家自媒體平台發了一篇“關於貧困兒童”的稿件，正是我們那天走訪的幾個孩子，連稿子裏的一些圖片都是我們那天拍的。稿件大意是，在幾日前的一個活動上，有一個老師向來此地遊玩的外地馬幫提到這幾個貧困孩子，馬幫回去就做了自媒體文章，呼籲公眾獻愛心。當地這家平台看到了這稿子，就轉發了，也是號召大家獻愛心。稿子行文寫得很是煽情，但是對未成年人的真實信息和照片沒有做任何處理，全部都暴露在讀者的眼目之下，資助人的信息倒是沒有暴露。
第二天，當地另一家自媒體平台也轉發了那條圖文，裏麵還多了一封以黃老師口吻寫的公開信，仍然是呼籲“獻愛心”。
我打電話問黃老師，黃老師承認是自己向馬幫傳閱了那些照片和故事。那時候，他正潛心於向外界尋求民間資助來改善學校的環境，他的本意是拓展一個資助渠道，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那個樣子——公開信也不是他寫的，是平台亂編的，但他已經因此受到牽連了：相關部門認為這個事情是負能量，責令他澄清，並讓他與平台交涉撤稿。黃老師與平台交涉，但對方卻提出“再放兩天”，說等到點擊率達到“10萬+”再撤。
這邊火還沒撲下去，先轉發的那家平台又緊跟進來，也假仿黃老師的口氣寫了一封公開信。這麽一來，後轉發的那家平台就更不肯撤稿了，他們覺得模仿老師寫公開信是自己的idea，自己都被抄襲了，憑什麽要撤稿？
兩家平台杠了起來，這下可害苦了黃老師，最後，相關部門專門找他談了話，官方一出麵，平台才乖乖撤稿。
黃老師跟我說，這場風波之後，很快便有相關部門前往村裏看望那些孩子，詢問戶口事宜。不久，小花和超生的小哥倆的戶口就得到了解決，小花還獲得了孤兒補助，小春則獲得了低保。
6
2016年6月，我從文女士的朋友圈看到，她和公司同事一起來本地團建。當天我就約她共進晚餐，席間，我問她去不去看那些孩子。
“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想起來就煩……”她說。
我很詫異——距離她上一次來到這兒才短短半年，資助QQ 群裏的信息也是正常更新著，她的態度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轉變呢？
我問文女士原因，她便和我講了一些小豆家人帶給她的不太愉快的事——
過年時，小豆奶奶給文女士打電話，一個勁兒讓小豆在電話裏喊文女士“媽媽”，之後小豆就真的改叫文女士“媽媽”了。小豆提出，想要認識文女士的女兒，文女士想著可以讓女兒與小豆分享一些學習方麵的事兒，便給了小豆自己女兒的QQ號，結果卻發現小豆隻是想與自己的女兒認作姐妹。之後，小豆又打聽文女士先生的電話，還說想要改姓文女士家的姓。
再後來，小豆還說，縣城有一家私立學校打招生廣告，說隻要去就讀，保證能夠考上大學。她覺得好，想去那兒讀書，但是學費很貴……
甚至，小豆的叔叔也給文女士打電話，說文女士是大城市的有錢人，是老板，能否給他一些賺錢的機會，或者做生意的門路。
文女士跟我說，這一家人的架勢把她給嚇住了，小豆一口一個地叫她“媽媽”，也讓她有了一種“被強行塞給打折處理品的感覺”。
那時候，資助人都還沒有建立起明確而堅定的邊界意識，我們甚至就“窮孩子有沒有資格向往私立學校”的命題討論了一番。那晚一起吃飯的除了我和文女士，還有我家先生和文女士的一個同事，我們吃著飯，各抒己見，一會兒覺得，小豆這樣的要求肯定是不合適的，原因很簡單，你都困難到需要別人資助了，怎麽可以去做那樣的非分之想？過一會兒又覺得，這樣的說法好像沒有道理，誰規定窮人就不可以仰望星空……討論來討論去，最後隻能得到一個模糊的結論。
當時文女士內心雖然有些許反感，但對孩子還是充滿善意的。她覺得這些事不怪孩子，“肯定是有大人在背後教唆小豆”。她想拒絕小豆的那些行為，又怕傷到小豆，但內心又實在不願意陷入情感綁架當中去。文女士說：“我就跟他們說，我們要幫助的孩子很多，沒有那麽多的力量在一個孩子身上投入太多……”
過了兩天，文女士又給我發來她與小豆的QQ聊天記錄——在前一天的晚上11點，小豆向她提出，要讓她幫自己充話費：“奶奶說了，隻要你答應給我充話費，她就給我辦手機卡。”
文女士回複了一大段，大意是說，你的年齡還不適合有手機，而且初中學業重，應該好好學習。她在回複裏寫道：“我隻是一個資助者，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希望你將來有個好前途。我的資助作用是有限的，就算我一直資助，你本人不努力，或者家庭教育缺失，你都難以成人。你隻是一個單純的孩子，希望你的家人明白事理……”
文女士仍然如約資助著小豆，但已經發生的事情引起了她的一些思考。她覺得，自己在操作層麵可能存在一些失誤，在一開始的時候，她把事情想簡單了，愛心泛濫，大包大攬，給了小豆的家人太多希望，以至於他們對她產生了諸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段時間，文女士多次跟我提起孫儷與她的資助對象之間的糾葛，後來又談到她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資助了6個雲南孩子，但除了提供約定資金之外，與那些孩子沒有任何關聯，因為朋友覺得自己隻是想幫助孩子們，金錢關係是最簡單的，如果摻雜感情，對雙方可能都是負擔，也太累了。
“這也是我現在的想法了。”文女士說。
她不再回應小豆叔叔的套近乎，並且明確跟他說，自己隻是資助孩子讀書，除此之外，不產生其他任何方麵的關係。之後，小豆還給文女士發過幾次留言，總是在問：如果我要去讀貴族學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讀衛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讀武術學校，你支不支持？
文女士回複說：“不支持。我隻想供你讀高中，讀大學。”
小豆回了一句話：“好，我知道了。”
7
我在2017年春天結束工作，離開了那個小鎮。次年9月，我因故路過，想著那群孩子，便抽出一個下午時間，去鎮中心小學見了黃老師。他把我帶到學校門衛處的一個小房間，從架子上翻出幾張紙片遞給我。
那是一張用電腦打印的A4紙片，上麵有6個問題，分別是：
“這個月我一個人用了多少錢？”
“我最想買的東西是什麽，為什麽想買？”
“我認為什麽是不必要買的，但我買了？”
“我了解的工作有哪些？”
“長大之後我想做什麽，原因是？”
“做這個工作要達到什麽條件？”
很明顯，黃老師在設置這些問題的時候，植入了他內心對於這些孩子的期望，那就是：節儉用錢，好好學習，樹立理想，展望未來。
我笑著說：“黃老師，你這可是用心良苦啊。”
他苦笑著答：“然而（這些做法）並沒有絲毫用處。這些小孩普遍自卑，品行有點小毛病，成績不行，讓他們拿作業本來看，都不會給的，一個個悶聲悶氣的，不說話，不願意和你溝通，生活方麵更是一塌糊塗。”
至那時，文女士一行人對孩子們的資助已經快6年了。那幾年，黃老師總想著為孩子們搞好成績，讓他們的人生多一些出路，同時也給資助者多一些寬慰……為此，他除了盯孩子們的課堂學習和思想動態之外，還每個月挨家發放資助款，順便進行家訪。黃老師是期望借此與監護人建立交流通道，希望大人們能在生活中給予孩子更多支持與關愛，但卻發現，有相當多的監護人注意力並不在孩子身上，“他們不重視讀書，看到我，就像是看到了錢一樣……”
在當地，家庭不完整的學生非常多，家中父親有的喝酒喝死了，有的打架打死了，母親跑掉的更是數不勝數。每次家訪的前一天，黃老師都會提前聯係告知，等到他到達村裏，那些人家會買來好酒好菜，爭相招待他，吃飯的時候就會說，誰誰誰家中也很困難，請他幫忙也“搞個資助名額”。有的監護人還會專門跑到鎮上的燒烤店點好菜叫黃老師去吃，或者叫他去歌廳唱歌什麽的，旁邊人還說，黃老師幫了這麽大的忙，應該給他紅包什麽的……而他們這麽做，無非就是想通過黃老師多爭取一些錢。
有一天，黃老師把幾個已經在鎮中心小學上高年級的受助孩子叫到一間教室，給他們做理想教育，引導他們努力學習，“但是我感覺自己就好像在講故事，他們像是在聽故事……”
他隻好把理想換算成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如果未來你們希望買上房子和車子，一套房子50萬，一輛車子20萬，那麽就必須有70萬；如果未來你的月薪1萬或者2萬，那麽必須從事哪些工作才能獲得這個水平的月薪呢——那就得去做律師，做高級管理人才；要做這些職業就必須先上大學，而且還得是好一點的大學；再看看那些大學要考多少分，看看你們現在需要怎麽做才能考到那麽多分……
講完之後，他把那6個問答題發了下去，收回來一看，孩子們就像是對待考試一樣進行了回答——他們不知道“律師”是什麽，也不知道“管理人才”是什麽。
就在剛剛結束的暑假，黃老師眼睜睜看著小美曆經了夢想的幻滅——小美以美術生身份參加了高考，取得了文化、美術均超過本科線10餘分的成績。填報誌願的時候，資助人跟她說，如果想報本科，很多省外的學校都可以選，但她年邁的養父母希望她不要出本地市域，而她又不願意降低檔次去讀大專，結果就被分流到市裏一個三本學校。
黃老師到小美家中，仔細問了學費，跟他們一起算了一筆賬：每年2萬多的學費，再加上住宿費，生活費，美術生要用到的紙，材料，油，畫筆等，一年的費用大約4、5萬，4年學下來，就是將近18萬。他們家的生產收入，包括杮子，西瓜子，玉米等，都賣不上多少錢，這筆學費對於老人們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而且，小美高三最後一學期參加藝考集訓就花了2萬多元，家裏已經因此欠債了。
黃老師轉而去問資助人能否加大資助力度？幾位資助人當時為小美眾籌了第一個學期的費用，對於後續的費用，資助人表示，隻能保證每年提供8000元的資助款：“我們是資助她讀書，不是供她讀書。”
這時，一位扶貧幹部給小美提供了另一個思路：一邊工作一邊參加成人高考。扶貧幹部還推薦了市裏的一家幼兒園，小美最終不得不選擇了這條路。
黃老師說：“小美當時就安安靜靜坐在旁邊，低著頭，不說話，也不哭。如果你在現場，和他們一家談論這件事情，算來算去，算到最後得到一個否定的結果，你能想象出小美當時的心情嗎？一個資質中等、出身寒微的山村孩子，拚盡全力，終於考上了一個實際上可能並沒有多大用處的學校，而且她還夠不著。她一直想要通過讀書改變自己命運和家庭狀況的夢想幻滅了……她就是在那個時候崩潰的。”
8
我又從黃老師那裏得知，小豆也在這個暑期結束了初中學習生涯——不出意外，她沒有考上高中，隻能去了區內一所技校。
初中階段，小豆的學習成績一直不行，自身也沒有絲毫進取心，每隔一段時間就來問黃老師資助人的錢到了嗎——她心心念念著要買一個手機。文女士匯過來的資助款，由小豆奶奶掌控，有一部分會到小豆手上，她就用這些錢買零食、買衣服。
小豆的媽媽出走之後便杳無音訊，就連外婆那邊都找不到人，因為這個，小豆經常遭到村裏一些人家的嘲諷，罵她是“沒人要的孩子”。奶奶也經常把對兒媳的怨恨發泄到孫女身上，小豆就變得越來越敏感、叛逆。黃老師說，就在不久之前的一個夜裏，小豆從3米多高的院牆爬進鄰居家中偷東西，奶奶心裏明白是小豆幹的，可能覺得丟臉，又護短，鄰居來問的時候就不承認，和鄰居對罵。事後，老太太對著黃老師哭訴，托他在文女士麵前多說些好話：“就是把小豆接去她家讀書也可以啊，我真的管不了這個孩子了……”
當然，老人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黃老師都沒告訴過文女士。
而當年第二批受助名單裏的小名和小剛，光是找人管理資助款，就讓黃老師頭疼不已。錢先是由他們的叔叔管著，結果孩子姑姑說他從沒給兩個侄子買過任何東西，不服氣，讓他把錢拿出來。叔叔堅持稱錢已經花給侄兒了，然後就出去打工去了，之前的花銷明細，不了了之。叔叔走後，姑姑接著管錢，她用一本記賬本記著小哥倆去她家小賣店消費的每一筆賬：方便麵，火腿腸什麽的，品名，日期，售價，最後還要孩子簽字。
“還畫押呢……”黃老師苦笑著從手機裏調出一張照片，一紙表格上印滿了鮮紅的手指印。
可等到學期報名時，有800元錢無端不見了，大人們後來才得知，是姐姐小春拿去買手機了，倆弟弟不敢說。
姑姑自此也就不敢管錢了，黃老師隻好為他們代管。他與小名約好，每周日下午，小名來自己在村小的宿舍窗口敲兩下玻璃，他就給小名一個星期的生活費。有一次，黃老師因為有事要外出，一次性給了小名1個月的錢，結果剛轉個身，就被幾個高年級的同學“拿”走了。
還有一次，村小下午沒有課，小名也不去洗澡，也不去參加運動，就來到鎮中心小學黃老師家窗外的樹下等著，等黃老師出來，就說要100塊錢。黃老師擔心他亂花，隻給了他10塊，然後轉身去買菜，走出一段路，發現小名一直跟在自己後麵。黃老師讓他別跟著自己，結果他又去跟蹤黃老師的兒子。黃老師有點害怕了，不敢再代管小哥倆的資助金了，就轉給小名的班主任管了。
其餘的幾個孩子——小桐，念完初二便輟學去了灣區打工，據說相關部門還組織了一批人去尋她，找回來讀了幾天書，就又不見了，還帶走了班上的另一個女生；小安和小軍也初中畢業了，他們沒有考上高中，也沒有繼續上學，按照山裏孩子的人生路徑，接下來他們應該就是進廠，或者上工地打工。
對於終止學業的孩子，資助人的資助也隨之終止，資助名額則留給新的資助對象。
問到最後，我還是忍不住提到那個從文明的荒野逃出來的孤兒少女——小花。
黃老師說，小花小學沒畢業就輟學了，去了廣東打工，一段時間之後，在那邊跟一個一起打工的男人走了。村裏人都說她嫁人了，還生了孩子，具體嫁去哪兒、嫁的什麽人，又沒有人說得清楚。
“她現在應該在哺乳期吧？她滿16歲了，現在的生活應該比以前好……”黃老師說。
我翻出署著小花名字的那張黃老師自製的問卷，在“長大了之後我想做什麽”這個問題下，寫著一句話：“我長大了想當警察，因為可以保護人民安全，保衛祖國。”
那是我第三次見到黃老師。他那時已經顯得有些滄桑，人也很消瘦——自2014年起，他一直飽受胃病折磨，之後又得了雙手接觸性過敏，怎麽看都看不好。醫生告訴他，這可能是過於過度焦慮導致，他這才意識到，自己可能跟那群孩子產生了過多的共情，不知不覺中墜入到那黑洞一樣的命運泥沼了。
參與資助的前3年，黃老師每個月至少對孩子們家訪1次，年底會寫總結供資助人了解詳情。受資助行為的啟發，他還積極地通過網絡向外界尋求資助，2015年，他在網絡上聯係到澳門一家公益企業，為村小爭取到價值5萬元的桌椅板凳，又爭取到20萬元維修基金，學校用這筆錢修了籃球場和新的廁所。
那時候，他幹勁滿滿，信心十足。他覺得自己可以帶好孩子們，他的目標是與家庭和資助人一起，把孩子們送上縣城的重點高中，送進大學。
“但現在，我發現我已經帶不動他們了。那些孩子小一些的時候我還能叫動他們寫作業，叫他們做點事情（他們）也樂意。等到他們讀到五六年級時，（我）就叫不動了，問他們什麽也不會跟我說實話。有一些孩子的情況甚至越來越糟糕。”他不無沮喪地說。
孩子“帶不動”，監護人的關注點嚴重偏移，讓黃老師常常陷入悲憫、絕望、憤怒、無奈、沮喪等情緒之中。他老是擔心資助人會因此放棄孩子們，為此度過了許多不眠之夜。
身體出問題之後，黃老師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這件事情中的作用。他覺得自己之前可能是太天真了。為了自救，他將每月家訪的頻率調整為半年一次，年底的總結也不那麽較真了，資助人QQ群裏的反饋信息也隨之減少。
黃老師那天告訴我，他準備做一個大型報告，一是讓更多人知道有這麽一回事，同時也是想把這件事情當作自己的一項工作業績。他在村小從教多年，而家住在鎮上的中心小學，每天早出晚歸的，眼看著自己的兒子也一天一天長大了，他希望能調回到鎮上工作，可以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9
小豆上技校的消息，文女士一開始是不知道的，她仍然按照每月400元的標準給小豆寄生活費，仍時不時給小豆發信息，詢問小豆的學習生活情況，但小豆從不回複。直到小豆上了技校1年之後，她才從黃老師的口中得知真實情況。
文女士跟我說：“我原本希望小豆能按部就班地讀書，考上高中，哪怕讀個大專，學個一技之長，能夠養活自己也不錯。後來她沒有考上高中，讀了技校，我也挺開心的。”
2019年底，黃老師告訴文女士，他聽說小豆已經不上學了，去了哪兒他也不知道。文女士打小豆奶奶的電話，沒有人接。
小豆就這樣失聯了。
這個孩子的再次現身，是一條發給文女士的借錢信息，她說要緊急借200元錢，理由是奶奶生病了，她要回去看看，但工資還沒有發，沒有路費——那已經是2021年6月，距離她的失蹤，已經過去了1年多。
文女士問小豆離開學校之後的經曆。小豆說，在技校念書時，有個男生說帶她出去玩，結果是帶她去開了房，她被強奸了，3個月之後才知道自己懷孕。因為害怕，她沒有告訴家裏人，直到孩子6個月時家裏人才知道，但家裏人說不想管她了。孩子出生之後，被家人抱去賣掉了，賣得的錢給奶奶治病了。她報了警，但那個男生跑了，同學也都知道了，她隻好輟學了。
隔了5天，小豆又來找文女士借錢，說是奶奶沒事了，她要回去上班，但沒有路費。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小豆還請她的“同事”發來鄰省一個小工廠的地址，轉給了文女士。文女士問她，打工為什麽不在離家近的地方，要跑到外地去？小豆就又用一段悲慘的“續集”解釋了自己為什麽背井離鄉：孩子被賣掉之後，家人把她送給一戶人家“收養”，那戶人家給了她家裏3萬元，相當於彩禮。她在那戶人家中生活了1年，那家人就安排她跟家裏30歲的兒子結婚，她不願意，就跑出去打工了。
為了確認小豆所言虛實，文女士仔細核對了小豆失蹤的時間線——確實有將近1年的時間，小豆處於失蹤狀態，與她自己所說的時間也吻合。文女士推測，那應該就是小豆懷孕生產的時間。
至於小豆的家人為何賣掉孩子、又把她嫁人？文女士耐心地給我分析著：小豆之前讀技校，1年也要1萬多的費用，她奶奶那麽困難，自己又有病，但還是供她上了技校，這說明家人對她還是有期望的，也在盡力盡到撫育義務；後來把她嫁人，估計一是失望，二是考慮到更現實的問題——以她當時的年齡和心智，如果放任她出去瞎混，萬一被人騙出去幹壞事，或者被壞人賣掉……相對來說，還是在眼前找個人家更靠譜吧。
文女士又與黃老師進一步核實，結果發現，小豆竟然有2個微信號——她在找文女士借錢的同時，另一個號也在找黃老師借錢。文女士進而聯想到，小豆上初中之後，就從來不回複自己的關心，而這個孩子的留言，則每次都是要錢，而且，監護人的電話也打不通。這兩次每次借錢給小豆之前，文女士要求和她視頻通話，可小豆總是說信號不好，從來不接……文女士有了一種受騙的感覺，她覺得自己在這個女孩身上的付出不值得。
文女士後來跟我說：“真正的放棄，就是從那一刻開始的。”
我知道這事後，曾去找黃老師求證，本來是想把事情的細節問得更詳實一些，不想，黃老師卻給了我一個180度大反轉——他說，小豆口中的強奸、早孕、賣子、逼婚，全都是她編的。
黃老師給我看了他與小豆的聊天記錄，有好幾條小豆借錢的信息，100元，200元，微信紅包把手機屏幕點綴得很是熱鬧。小豆在用2個微信號分別找文女士和黃老師借錢期間，有一天又來跟黃老師借100元錢，說自己正在醫院看奶奶。黃老師讓她發來地址，說馬上開車過去看她們。但小豆卻說這是家事，拒絕了黃老師的要求。
黃老師有一天終於打通了小豆奶奶的電話，老人說，小豆說的那些事兒她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小豆在外麵在幹什麽。
“她奶奶都不清楚的事情，怎麽可能是真的？”
10
2022年8月，文女士第三次來到了小鎮，我也專程從200公裏之外趕過去陪同前往。這次，她沒有去村莊挨家走訪孩子，而是由黃老師把還在受資助的孩子召集到鎮中心小學來見麵。
正是暑期，又是疫情管控期間，校園裏靜悄悄的。二樓的一間教室裏，零零散散坐著十來個孩子。在我看來，那是一場缺乏溫度的會麵。文女士進去的時候，除了坐在前排的丫丫和另一個我已經叫不出名的女孩跟她打了招呼，其他孩子都沒有任何表情，已經上了技校的小名趴在桌麵上，連頭都沒有抬過。文女士站在講台上說了一些鼓勵的話，表達了一些期望，用手機照了幾張照片，交代其中3個孩子寫一封感謝信給她帶回去，會麵就結束了。
孩子們三三兩兩離去。丫丫一直留到最後，她與文女士並排坐在一起，小聲地交談著。這個暑期，是丫丫的收獲季，也是資助人們倍感欣慰的時節——丫丫拿到了她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她考取了浙江一所二本院校。
從四年級開始，到考入大學，這個女孩一直是個安靜的存在：接受資助，努力學習，主動給資助人分享學業狀況以及她對未來的想法、規劃。她在念高二那年，曾嚐試通過體育特招上大學，但成績不是很拔尖。她當時跟文女士傾訴自己的迷茫與擔心，文女士安慰她要有信心，就算真的考不上也可以複讀，資助人會幫助她。之後，她整裝上路，終於得償所願。
丫丫的叔父也跟她一樣，這些年一直安安靜靜的，文女士甚至都忘了丫丫的監護人是誰。
文女士跟我說起小美——那個女孩不知何故把自己拉黑了，也把她的資助人拉黑了。
黃老師說，他也被小美拉黑了。他曾經給小美發短信，讓這孩子回電話，但一個電話也沒打回來。黃老師還為此給小美的養父打過電話，那位高齡老人失落地說，“小美不聽話”，去了那所幼兒園工作後，沒多久就戀愛、嫁人，生了孩子，平時也不怎麽聯係年邁的養父母。
文女士覺得小美應該是帶著對她養父母的怨意，還有對資助人的失望，也許還有一些愧疚而消失的。
黃老師說：“我能理解她飛快地談戀愛、結婚生子。我想，一個經曆過夢想幻滅的女孩獨自流落到社會上，一點點的關心都能讓她熱淚盈眶、奮不顧身吧。”
這一天，又有2個希望得到資助的女孩前來接受考察。
一個女孩剛剛考上大學，她專程從10多公裏之外的另一個小鎮趕過來。文女士詢問了她的家庭情況，對她能從縣城高中考上一本院校表示了讚賞。文女士說：“我們其實是不太傾向於資助大學生的，因為大學生在法律上已經成年，而且可以勤工儉學，國家也配套有助學貸款政策。但我還是會把你的資料帶回去，最終能否獲得資助，要看具體資助人的意思。”
另一個女孩剛剛初中畢業，由她獨臂的父親騎著摩托車載過來的。那位父親很健談，他的女兒剛剛以優異的成績考上縣城重點高中，這令他意氣風發的。他希望得到一個資助名額，他對女兒的未來滿懷憧憬。
11
2023年9月的一天，黃老師發來信息說，小樺走了，他跟村裏人去廣東打工，在那兒幹了2個月，便在出租屋裏煤氣中毒了。他父親接到電話去廣東，一下子就收拾完了，也沒有什麽賠償。
小樺是第一批受到資助的5個孩子中的1個，文女士從2013年7月開始資助他，一直到他初中畢業離開學校。文女士對小樺都沒有什麽印象，她找來一些照片，在黃老師的幫助下才對上號。
我也已經記不起小樺的樣子，翻看了當年的走訪日記後，才找回一丁點關於他的印記。一個少年就這樣草草結束了他的人間之旅，這讓我好幾天緩不過神來。
我覺得，是時候把這群少年的10年“改命”曆程寫出來了。
10年，那些在人間閃現過的愛意，淚水，承諾，希冀，迷茫，苦痛，夢想，幻滅，消殞，算計……我要把它們打撈出來，讓它們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去。是它們用最直觀的方式告訴我，這世界有陽光、鮮花和歡笑，還有著無比陰晦的角落。如果這個角落能帶給有心人一些思考，我想，對於這場“改命”實驗中的每一個人來說，也許會是一份安慰。
為此，我多次請文女士和黃老師陪我長聊。遺憾的是，我最終也沒能傾聽到來自那些孩子的、哪怕是一絲一毫的聲音——這也許是命運對於他們的又一份不公吧。
文女士談到人心，談到命運，談到人與人之間的界線，以及一些不可言說的東西……她說，不必覺得她有多麽高尚，她不過是有一點閑錢小錢幫助孩子們，能幫到最好，“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如果不能通過外來力量變得好一些，那就是他要承受的”。她準備把目前這一批孩子全部“送上岸”之後，就讓這件事情圓滿結束，“今後再做的話，就隻挑初三的尖子生來資助”。
10月下旬，我又去見了黃老師一麵。他如今已經步入中年，成了一個高中生的父親了。他在2020年如願調到鎮上的中心小學工作，不過，這並不是那份“大型報告”的功勞（事實上他並沒有寫出這份報告），而是因為他在村小任校長時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他又通過努力取得了必要的職稱。
他已經不再從事一線教育，而是負責全鎮6所村小、2所幼兒園以及鎮中心小學的後勤管理工作。我見到他的時候，正是下午5時許，學生放學時分，校園裏人頭攢動，他忙前忙後，不時有人來問他工作方麵的事。
現在，黃老師已經不再挨家上門發放資助款了，都是通過微信直接轉給孩子的監護人。周末時，他去釣魚，組織露營，給大齡同事組織一些相親活動。他笑著跟我說自己當下的生活，突然又低聲說：“表麵上說是不管了，但心裏麵時不時還是會想起他們……”
學生全部離校之後，校園顯得靜謐而安然，黃老師一天的工作也結束了。在他的帶領下，我們到一家特色餐館吃晚飯，他和我聊了很多過往的事情。
10年，前前後後，或長或短，一共有17個孩子接受過資助。那些曾經找黃老師領過錢或者借過錢的孩子，大多都選擇拉黑了他作為這段關係的結束。黃老師曾經想盡辦法去追問孩子們的下落，得到的隻是一些零星破碎的消息，或者沒有消息。每一個孩子的出走，就像是一塊石頭被扔回到村莊背靠的山穀深處，在發出一兩聲若有若無的回響之後，就不知所蹤。
黃老師說：“一開始我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也沒有心理準備，突然進入到一個悲催的群體，那對我來說可能是一個災難。後來，我沒有辦法提高他們的成績，沒有辦法改變周圍人對他們的看法，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錢，更無法找到他們心理上所需要的親情和安全感。現在我明白了，我不能改變他們的命運和人生。”
而我作為一個觀察者，在寫這份記錄的時候，總是小心翼翼地緊握手中的筆，尤其是在寫到小豆那些令人不適的張牙舞爪，寫到那些孩子以與年齡嚴重不符的姿態在人世間求生時，就感覺筆尖如履薄冰。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偏移了觀察者的立場，致使我的文字摻入了評判他們的成分。我時刻記著《了不起的蓋茨比》書中的那句話：“每當你想要對別人品頭論足的時候，一定要記住，並非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擁有你那樣的優越條件。”
我想，這裏所說的“優越條件”，就是命運底色吧。
資助行動還在繼續，命運的齒輪還在運轉，但這份記錄到這兒就該告一段落了。最後，我選擇由那個光一樣的女孩來收尾。當我們回望這10年，她那安靜的存在，就像是支小小的火炬，刺破了漫漫長夜。
用文女士的話來說，丫丫是第一批受資助的5個孩子當中唯一考上大學的孩子，雖然後麵陸陸續續有孩子從初中加入，或者高中加入，也有高三加入然後考上大學的，但他們都沒有丫丫考上大學所昭示的意義之深遠——這個女孩是從小學開始一路過來，有頭有尾，中間也算順順利利，這讓文女士覺得資助行為有了特別的價值。資助人們也覺得，自己的一個很小的舉動，能夠被珍惜，被把握住，他們也算為社會做出了一丁點貢獻。
文女士和黃老師曾經探討過丫丫未來的出路。按黃老師的說法，在當地，隻要有個中專師範畢業學曆，便可以回去當老師。像丫丫這種本科生，畢業之後，回到縣城當一名體育老師，有一個穩定飯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我們相信，就算丫丫不想當老師，以她的人格魅力，學識，眼界，未來她哪怕是做一個直播帶貨的網紅博主，為家鄉賣柿餅、賣農產品都可以。文女士相信，丫丫一定能夠跟上時代潮流，而不會像那些沒走出過大山的文盲，隻能做洗碗工，或者早早嫁人，早早生子，下一代再繼續命運的輪回。
丫丫在上大學前夕寫了一封信給資助人。在信中，她寫道：“或許在別人眼中，您給我的隻是金錢，但在我的眼中，您給我的更多的是前進的動力、未來的希望，讓我感受到人間的美好。未來我也要加入你們的行列當中，為和我同樣出身的學子們傳遞愛心……”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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