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曆年輕人，為啥熱衷去幹體力活
高學曆年輕人厭倦了辦公室腦力工作，紮堆去幹體力活，已經演化成一類群體現象。年輕的腦力勞動者希望逃入體力勞動的圈層，來消除職場帶來的疲倦和麻木。
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快發現，身體上的苦役，難以從根處消除當代職場攜帶出來的焦慮。
換上藍色的工作服，王言冰就成為了北京一家自助生鮮超市購物區出口處一名不起眼的收銀員。如今在這家商場當收銀員，大多數時候無需埋頭掃碼與敲擊價格鍵盤。超市配備了自助結賬機，收銀員隻需要站在結賬機附近，監督顧客自助結賬並適時為有需要的顧客提供幫助。
這是王言冰2022年從大廠裸辭後找的新工作。更早的時候，王言冰每天要準時到位於北京海澱區的辦公室報到。乘電梯抵達高樓層辦公室，而後把雙腿蜷縮在一方辦公桌下，雙手來回敲擊鍵盤，如此度過一天。
那份工作不消耗太多體力，更多的時候隻操勞腦子。擔心完不成kpi，怕業務上出錯被上司責罵，與同事扯皮，她會埋頭於各式表格和報告中，懷疑這些措辭蒼白的文檔有什麽意義。
精神內耗膨脹到無法忍受時，她決定脫逃，躲進一份輕體力活裏。於是成了收銀員。每天兩班倒，上班時定時擦桌台，掛塑料袋、換打印紙都是她的職責。每逢超市會員日，隨著客流量變得密集，她也更忙一些，從早上9點一直在收銀區站到晚上10點，中間隻有兩個小時吃飯的時間。
這份工作消耗體力，好處是她不需要和太多人打交道，工作內容簡單、明了，每一筆賬都有準確的數字。
體力活讓她腦袋徹底放空，內心湧動愉悅。每天工作結束，她感受到一些確定的成就感。以至於她感覺睡眠質量提升，皮膚也變得比此前透亮。
越來越多年輕白領正在逃離格子間，紮堆去幹體力活，希望通過搓磨身體，來感受到一些生活的實感。
英文名為Funny的這位年輕人，畢業於國內一所211大學。辭去一份在無錫一棟寫字樓裏上班的文員工作後，她開始兼職幹不同的體力活。2023年3月，她開始在一家洗車店兼職洗車，每天平均能賺480元，比此前在辦公室上班的日薪還高。
流連於體力勞動中，她不用思索太多，隻想著把車擦幹淨，一天下來她累得腰酸背痛，相信休息一晚就能恢複活蹦亂跳。她認為這種身體上的疲倦，比辦公室工作的累更好消解，辦公室裏的累，是一點點淤積在心裏的，無法散發。
2022年11月，豆瓣出現一個名為“輕體力活探索聯盟”的小組。數月間就登記了超過3萬名組員。瀏覽這些帖子，會發現發言成員不乏985、211的高校畢業生，他們從大廠、廣告公司、金融公司等單位離職，通過從事快遞分揀員、保潔員、餐館服務員、前台、客服等體力勞動崗位，帶著重建生活秩序的願望。
在福建，一位自稱昵稱為“薯條”的年輕人辭去廣告公司高強度的工作，進入一家社區咖啡店上班。她主要做一些基礎的調配和配餐工作，烤烤麵包，往咖啡液裏倒牛奶，工作節奏突然變得緩慢。咖啡店外有一棵大榕樹，午休時刻她會和同事們在樹蔭下的木桌子吃午餐，有金槍魚沙拉和三明治，吃完飯還能安心睡一會。
工作和休息之間有了明確的界限感，她再也不會接到工作群裏老板狂轟濫炸的消息，曾霸占她整個腦袋的策劃案也徹底消散。
這似乎是很多辦公室人夢想中的生活。但要知道，她的計劃是不久後將會出國深造，在咖啡店工作隻是臨時的消遣。
紮堆體驗體力勞動的年輕人中，許多人並未真正做好讓身體承受苦役的準備。大多數體力勞動，都需要從業者有合格的身體素質，考驗從業者對重複刻板的勞作的忍耐力。
2023年1月，一位四川尚未畢業的大學生分享了在快遞站做分揀員的一天。他早上五點起床，七點到崗上班，下午七點下班，工作了12個小時。那期間，他一直站著，把快遞包裹逐個翻出貼了麵單的一麵，確保它們朝上擺放。麵對堆積如山的包裹，他就這麽一個動作，重複一整天。輕點的快遞還好，遇到超過三十斤的快遞，他翻起來就十分費力。
結束一天的工作，他變得灰頭土臉，宣稱腰快斷了，用於保護手的勞保手套也嚴重磨損，手指頭已經疲倦得無法伸直。下班時結算工資，他雙手止不住顫抖，接過了149.5元的薪資。去之前，他想著以此為長期兼職，不曾想第一天就體力不支。
敗下陣來之後，他逃回奮鬥十多年才考上的象牙塔庇護所。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幹體力活可以，但要遠離快遞站，那裏淨是一些真正的體力活。
在紮根去做體力活的熱議話題中，許多發言者把工作和升學間隙做幾天體力活，塑造成不畏職業向下的選擇，宣稱這種嚐試可以讓人與生活親密接觸。實際上這具有欺騙性，忽略了所謂的“體力活”背後，身體的高強度付出。
2023年年初，康妮從一家房產公司離職，自降月薪一萬多元成為一名服裝門店導購員。每天的工作由數個重複的動作組成。康妮上班一天，要疊數百條褲子，在兩百多平的空間奔波一萬多步。現在她每天要用一套標準話術幫助顧客挑選貨物，把同樣的話重複上百遍。
體力工作沒辦法治愈康妮的精神內耗。在這份工作裏，所有的動作都是僵化刻板的，正如在之前的工作中她一份周報要寫4個不同的版本，分別交給乙方公司、本公司、項目內部和個人總結，兩者都擁有無意義重複的搓磨感。
本質是一種刻奇
紮堆體驗體力活，正在演變成一種新型的社會刻奇。它無意中演變成一股潮流，許多人的表達和行動，都顯示出追隨潮流的跡象。
2023年2月，一條《我畢業5年存款5000，她中傳碩士火鍋店保潔》的視頻走紅。視頻裏其中一個女孩是中國傳媒大學的研究生。畢業後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編劇，這條路異常坎坷，為了養活自己，她幹過火鍋店的保潔員。中傳碩士和火鍋店保潔員，兩個極具反差的標簽粘在一起引發了極大關注。
一位媒體從業者在自己社交賬號上稱，他上班時最大的痛苦是和采訪對象、同事、編輯打交道。媒體行業沒有明確的下班時間，為了趕稿，有時他甚至邊哭邊寫。壓力很大，裸辭後他製定一係列體驗不同生活的計劃，聽說很多人在江西景德鎮通過做手工藝找到自我，今年2月他買票奔赴而去。
在景德鎮他嚐試做陶藝，陶瓷很脆弱，拉坯、修坯，一不小心就碎了，然後扔進垃圾桶再重新做。一個姿勢他要維持一整天，上釉時帶著金屬的釉料四散，比伏案寫稿傷害大得多。時值冬天，幾天下來他手上凍出四個凍瘡，全身無處不酸痛。“幹活的時間比上班的時間還長，好想回去打工，打工比捏泥巴容易多了。”他說。
帶著美好幻想進入一個此前不甚了解的領域，直到真正進入夢寐以求的體力勞動，許多人才窺見其中勞苦和不友好的一麵。
為了成為一名流水線工人，有人隱瞞學曆。李亮從辦公室辭職後，到一家工廠成為一名計件工。他的同事中，許多人初中畢業就從事這份工作，速度比他快很多。由於工作效率低，李亮整天被同事們擠兌、孤立，收入也低，一個月憑本事隻賺了3000元。受不了同事的擠兌，他辭去計件工的活兒，去便利店打工。在便利店店長眼中他上貨速度過慢，為此沒少批評李亮。
在體力勞動行業，李亮自尊心接連受到打擊，他決定辭職，回到辦公室工作。顯然寫字樓是他的陣地，回到辦公室一段時間，他不怎麽費力就拿到了獎金。
辦公室年輕人幹體力活之所以感覺快樂和自由，是因為他們一旦承受不了，還有返回辦公室的退路。一旦真正決心自絕後路，成為一名完全的體力勞動者，一切就開始變得可疑起來。
正如一位媒體人在某音頻節目中討論體力活話題時說：“年輕人覺得有機會搬東西會很開心，可以當作鍛煉身體，但如果單純是為了生計勞動呢？”
真正的體力勞動向來是殘酷的。它不是短視頻博主在田野裏種花摘菜，享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也不是綜藝節目裏明星們在田埂上追逐打鬧，供人觀看消遣。為了養家糊口，體力勞動者承受風吹日曬，手掌磨出血泡，榨幹身體裏的一滴滴汗水。
拂去一些人追逐體力活的浮華表象，還是能尋見真正專心在幹體力活的年輕人。他們的事跡見諸報端和網絡。
清華博士生莫名墉拍攝了自己送外賣的經曆，成為熱門新聞人物。視頻中，他穿著外賣服，用流利的英文說著自我勉勵的話。成為外賣員前，他是一名教培機構的英文老師。因為教培改革，2021年他創業失敗，欠下百萬債務，他的英語課一度降到五十塊一節都沒人報名。為了掙錢還債，他注冊了外賣騎手，同時也在幹其他兼職。借助這些體力勞動，他正試圖度過人生中最艱難的時期。
2022年，新聞報道了一名985名校大學生畢業後送外賣，做了整整三年，攢錢四十多萬元。他用這些錢買了一輛車，還宣稱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時間是檢驗真心的試金石。在一個崗位上長期堅守，並且解決了自身的真問題，這樣是值得被稱讚的。二十年前，陸步軒從北大畢業後就選擇去賣豬肉，被人嘲諷多年，可他賣豬肉一賣就是二十年，已成億萬富翁。
對真正從事體力勞動的人而言，一些幹體力活的辦公室人是闖入者，他們讓這些人無幹體力活可幹。
這兩年沿海地區工廠頻繁出現用工荒現象，很多低學曆的90後、00後不願進廠當流水線工人，擔心過著日複一日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因而選擇進城幹快遞、外賣、網約車以及一些服務性工作。這已經形成一大趨勢。因為離城市生活更近，不是與機器而是和人打交道，還相對自由，會讓他們覺得更有尊嚴。
一位2002年出生的女孩，初中學曆，在浙江紹興的一家汽車配件廠打工。她每天要站著把一堆油乎乎的螺絲擦幹淨，一箱螺絲五六十斤，需要她自己搬。上班時間是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工資一個月隻有1800元。幹到第四個月，去年五月她離了職，並奉勸大家不要進工廠，要多學習提升自己。她準備投靠在杭州工作的表姐，找一個超市收銀員的工作，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英語。
一個超市的收銀員崗位，對辦公室白領來說可能隻是受夠了辦公室工作，出來體驗一下生活，以排解淤積在胸中的煩悶。對低學曆的人來說卻是在城市立足之根本。一個群體看似自由的選擇，實際上正在擠占原有的體力勞動者本就不易的生存空間。應當把一些有限的工作崗位，讓渡給真正有需要的人。
出路在哪
去年春天，從深圳某大廠離職的張斐，為了和男友結束異地戀，到北京工作。在新工作前的空檔期，她決定先到星巴克搖咖啡。高強度的體力活險些把她擊垮。她每天要連續站8個小時，每小時頂多能休息十分鍾，上廁所都要申請，手機更是不能碰。
體驗過體力勞動之後，張斐發現了端倪。之所以體力勞動從業者往往期望後代通過升學，擺脫體力勞動的命運，是因為簡單而重複的體力勞動不僅搓磨身體。關鍵是，許多真正的體力勞動者，社會上升通道是完全閉塞的。在咖啡店，基層店員最多隻能做到店長，無法轉至內勤進入管理層。
如果成為一名真正的體力勞動者，自我成長幾乎為零。在大廠她能主動吸收很多業內信息，對她的職業發展有所助益。現在沒有這樣的機會，她時常沉浸到“星巴克店員”的角色中，擔心要在這裏刷一輩子盤子，巨大的焦慮和無意義感吞噬了她。
圖 | 張斐清洗冰箱過濾網
看破這層之後，張斐承認了自己無法成為一名真正的體力勞動者的事實。上班的第十四天，張斐辭了職，又開始找大廠的工作。因為擔心這段體力活工作會“髒了簡曆”，麵試時她總會刻意隱去這段經曆。
無論是腦力活還是體力活，職業向上選擇還是向下選擇，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自由。
高學曆年輕人紮堆去做體力活，雖然無法解決精神內耗，卻也說明了一些問題。
幾年前年輕人標榜躺平，今天宣稱要幹體力活，他們寧肯把身體從躺著的180度直立到90度，也不肯坐在辦公室格子間裏敲鍵盤。本質上是與高強度腦力工作的職場內卷訣別。
年輕人急於擺脫腦力勞動帶來的匱乏感和搓磨感，這正在成為一種群體情緒。
德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索恩-雷特爾出版過一本《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社會綜合理論》的著作，早在上世紀50年代，他就在研究中提出一個新認識：“由於在社會曆史進程中，腦力勞動逐漸從體力勞動中脫離和分立起來，並且，腦和手指尖的分離與社會的階級分離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腦力勞動以往被視為創造性勞動，從事腦力勞動除了帶來更高收入，也能生產更多價值感滋養從業者。然而，當年輕人紮堆逃離腦力勞動，上述結論就值得重新審視。
互聯網上流傳的一則大廠段子，描述了當下年輕人進入大廠從事腦力勞動的荒謬感：如果你是一名精通八大菜係的廚師學校畢業生，去大廠，相當於進入“廚師事業群”——“中餐中台”——“魯菜部”——“九轉大腸組”，具體工作都不是做大腸，而是洗大腸。
一個尚未被足夠重視的變化是，如今許多腦力勞動，正因社會分工的極度細化，蛻變成費腦子的機械勞動。腦力勞動，變成和卓別林出演的《摩登時代》中擰螺絲的工作一樣，機械、重複、價值感匱乏。
2020年，人類學家項飆接受采訪時說：“今天的內卷是一個陀螺式的死循環，我們要不斷抽打自己，讓自己就這麽空轉，每天不斷地自己動員自己。它是一個高度動態的陷阱，所以非常耗能。”他還說，這是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哪怕考公、考研、考博、出國留學，最後還是會要回到競爭機製中，甚至導致競爭愈加白熱化。
幹體力活，是內卷時代年輕人繼躺平之後的第二次選擇退出。至少不再躺著了，這一點值得肯定。但它無法真正解決年輕人的無力感。職場腦力工作的盡頭不該也不唯一是體力活。一個良性健康發展的社會，應當追求為年輕人提供更廣闊的上升通道和多更元化的職業選擇類型。
*文中素材來源網絡，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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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城中村的孩子上台說話
文 | 李曉芳
編輯 | 王珊瑚
視頻剪輯 | 沙子涵
孩子的聲音很少被認真聆聽
莉莉是個生活在深圳城中村的普通女孩，今年13歲，鵝蛋臉，單眼皮，性格很活潑。她的口頭禪是，“我要黑化了”，這可以指代一切讓她煩躁鬱悶的事情。學不好物理，她說我要黑化了。洗頭弄丟一隻蝴蝶耳釘，她歎氣，也要“黑化”了。想到新學期分班，要是分到一個會凶人的班主任，她嘴角苦悶地往下彎，“我真的會黑化。”
整個暑假裏，唯一讓她不“黑化”的可能隻有一出戲劇。
她在舞台上熟練地走位，對著陌生觀眾一臉平靜地講述自己的童年，隻有不自覺放低的音量暴露了她的一絲緊張，“小時候，我和哥哥生活在奶奶家。過年的時候，奶奶給哥哥買衣服，不給我買。有一次，我1+1不會算，奶奶給我丟院子裏麵了。”
她坐下，抬頭看劇場的天花板，回憶那時被丟在院子裏，她就是這樣幹脆躺下看天空，欣賞雲朵，“這個像棉花糖。這個又像小狗。”
後來，奶奶嫌照顧她麻煩，她又被送到外婆家。大約在7歲時，莉莉被媽媽從河南老家接到深圳。在城中村的出租屋裏，她見到比她先來到深圳的哥哥。“看到我哥的第一眼，我就在想，他怎麽吃得那麽胖，肯定是被慣壞了，這裏夥食肯定特別好。”
上到五六年級，她第一次仔細看了看家裏的那麵獎狀牆，上麵全是哥哥的獎狀。隻有最後一張是她的，貼在角落，是公益機構幫她補習英語時，發給她的。而哥哥的獎狀，全是學校正經頒發的“優秀班幹部獎”、“優秀少先隊員”，“反正全是優秀。”
“當時我就在想，我學習真的學不好嗎？我是那麽差勁嗎？”她麵向觀眾席，神色有些落寞。
莉莉出演的戲劇叫《地下花果山》，大約有13名居住或曾經居住在深圳的流動兒童參與演出，講述自己的成長經曆，還有因為“流動”導致的生活變化。
●《地下花果山》劇照
舞台上的燈光滅了又亮起，演出在繼續。有孩子上來講述因為父母積分不夠，自己在小學六年級回了老家，同學們給他辦了熱鬧的歡送會。有人提到就讀的城中村學校，老師常常用侮辱性的詞匯罵人，似乎早早就放棄了他們。有人說起父母的工作，從甘肅、四川、河南等地到深圳，又四散到流水線、工地、餐廳，工作時間長達十來個小時，枯燥、機械、無聊。
他們都生活在深圳龍崗牛始埔村，這是一個典型的外來人口聚集社區，2015的數據顯示，12萬社區人口裏，本地原住民隻有1800人，大多數的外來租戶是以家庭為單位的打工群體。
在官方定義裏，他們是流動兒童，是跟在進城打工父母身邊的隨遷子女。他們常常出現在數據裏——2020年，全國0到17歲的流動兒童有7109萬人，占兒童總數的比例是23.9%，大約每4個孩子裏就有一個是流動兒童。
同樣生活在牛始埔社區的丁當想破除其中的一些刻板印象，“公眾總覺得流動兒童很苦，很慘，他們當然也有升學的焦慮、困境，但日常生活裏他們其實也很開心，對人有足夠的真誠和熱情。”丁當今年35歲，16歲從甘肅天水到深圳打工，後來轉做公益，創立一家名為“綠色薔薇”的草根公益機構。從2018年開始，機構開辦兒童戲劇工作坊，每年暑假至少有一場公開演出。
丁當和孩子們長期相處，她想把他們還原成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他們不是數據。”
而戲劇是其中一種展現形式，每個孩子都可以在舞台上擁有說話的權力，“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裏，其實不太有人願意認真聽孩子講話的，孩子的聲音很少被認真聆聽。”但在舞台上，丁當說，“起碼那一刻，台下的人是要聽你講話，孩子是被當作獨立的個體對待。”
在流動中過著留守的生活
莉莉從來沒跟家人講過舞台上那些話，她不知道怎麽開口，覺得說了也沒用。連關係親密的哥哥最初也是在排練時才知道她的想法，這個細節也被呈現在戲劇中——她說完台詞，場邊一個男孩站起來，“她是我的妹妹，我不知道她的感受是這樣的。”
莉莉一直清楚，哥哥在家裏更受寵。她說在家裏，媽媽總是罵她，嫌她睡懶覺。媽媽似乎更願意和哥哥說話，會跟哥哥傾訴工作遇到的刁難顧客，會詢問哥哥學校的情況。可對著她，母女倆好像什麽話也說不上了。
為了減少待在家裏的時間，莉莉有時會到一些小工廠裏打暑期工，她負責撕掉小飾品的保護膜，再一個個裝進禮品盒裏。因為不滿法定年齡，每次有人檢查，她都得躲進工廠一個大箱子裏，箱子蓋上就悶得不行，有次實在受不了，她偷偷跑進衛生間。
暑假結束前的一天，她待在機構小小的讀書室裏刷拚多多，消磨時間。她不太樂意回家。某種意義上，“綠色薔薇”像是這個城中村裏的少年宮。活動室每周三到周日開放，每天到了開門時間，門口會擠滿各個年齡段的孩子。他們一待就是一整天，很多時候也並不為參加什麽活動，隻是和莉莉一樣不願意回家。
●孩子們參加戲劇排練的活動室 李曉芳攝
因為工作忙，媽媽沒有機會到台下看她和哥哥的演出。莉莉覺得這樣也好，如果媽媽在觀眾席裏，她說，那她會刪掉有關家庭的所有台詞。
今年是孩子們第一次在舞台上講述自己的家庭。15歲的宋林站在舞台中央，“我有兩個姐姐。大姐在奶奶家，二姐在外公家，我和她們平時聯係的時間很少，隻有過年的時候，和她們暑假來深圳才能見到。”宋林出生後不久，就被父母接到深圳，直到2020年小學畢業，因為父母在深圳沒有社保，沒有積分，他沒辦法上公立中學，才被送回四川老家上學。
這是一個普遍的現狀。丁當觀察到，父母外出打工，而資源又有限的情況下，僅有的資源大多數時候會優先傾斜到男孩身上。公益機構新公民計劃在2022年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比較分析得出，在5歲學齡以前，流動兒童的性別比接近全國兒童的性別比。但進入小學年齡階段，跨省遷移流動兒童的性別比，要比全國同齡兒童性別比高5-8個百分點，報告指出，“流動人口家庭還是更傾向於把男孩帶在身邊。”
宋林頓了頓，接著說，“現在，家裏的關係很緊張。大姐幾乎不給我媽打電話。”一家人隻有在過年的時候才能團聚，“但總吵架。”
女孩小朱的家庭則是另一種情況。她家裏有5個孩子，如今都在深圳。她在舞台上重演自己每天放學後的日常，她跑到舞台一邊，“我回來啦，二姐你在幹嘛？”沒人回應。她跑到另一邊，“三姐，你在幹嘛？”還是沒有人回應。小朱說，“我後來就不說了。”
小朱的家庭其實沒有什麽大矛盾，但每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卻又有點淡漠。在家裏，每個人各幹各的事，很少主動打招呼，連吃飯也是端著飯碗回自己房間吃。這背後還是因為資源有限，小朱的父母早期到深圳打工，沒法將所有孩子帶在身邊，隻能把已經有自理能力的大姐送回老家讀初中。父母忙於工作，姐妹之間也少了交流，多了隔閡與疏離。
機構的一位誌願者在聽完十幾個孩子的講述後，曾經總結，“Ta們在流動中過著留守的生活。”孩子們隻是完成了“被接過來”這一動作，“有的同父母隨遷而來，同在一個“家”中卻並未得到關心陪伴，有的從小就在這裏長大卻得不到好的資源。”
但了解這些父母的處境後，很難將所有責任推到他們身上。比如莉莉媽媽，有高中學曆，過去在河南老家當一位代課老師，每月的工資少得可憐。因此莉莉出生不久後，她就到了深圳打工，在城中村周邊許多餐廳都當過服務員，每天的工作時間在10小時或以上。
莉莉的爸爸長年在外打工，一個月甚至更久才回家一趟，家裏全由媽媽照料。除了每天上班，忍受客人的各種投訴，照顧孩子，每隔幾個月，爺爺奶奶會住到家裏，莉莉媽媽還要照顧老人。休息時間難得，她隻能盡量陪伴孩子，帶莉莉出去買衣服、吃飯、過生日。
“很多時候大家會說，家庭是一個非常強的支持網絡”，但在丁當看來，流動家庭其實是一個脆弱的單元。“對於這個社區的很多孩子來說，父母工作大多很辛苦，他們不一定能兼顧每一個孩子。那孩子就會埋怨父母，你生了我又不管我。家庭之間的關係會變得疏遠緊張。但這背後是有其他結構性的問題，比如為什麽他們必須出來打工？為什麽工作時間得不到保障，沒有空閑照顧孩子？”
●城中村的街道，對麵是高檔住宅區。李曉芳 攝
十萬個問號
在莉莉的想象中，一份理想的工作應該是這樣的：“每天工作7個小時，每個月的工資有7000。”
而她的媽媽，“每天工作10個小時，如果被客人投訴，就會被扣掉半個月工資。”她在餐廳裏觀察到，媽媽的手邊總有一根“簽簽”，上麵串滿了點菜單、小票，媽媽既要負責點菜，人手不夠時，還要到後廚幫忙。她覺得媽媽似乎一直在站著，永遠沒法坐下來休息。
最早在2018年，戲劇工作坊讓孩子們分享自己對父母工作的看法，“有無數報告、田野調查寫外賣員、環衛工、女工，但沒有人聽過孩子是怎麽看父母的工作的。”工作坊讓孩子拿一件最能代表父母工作的物品，有孩子帶了掃把，這是媽媽做清潔工的謀生工具；有孩子帶了手套，因為爸爸在工地幹活，可以保護手指。
宋林帶來了媽媽做的玩具。為了照顧家庭和孩子，城中村裏的許多媽媽沒辦法到正規工廠上班，隻能接些零活，帶回家裏做。宋林的媽媽就是其中一員。他在排練時示範媽媽工作的程序，給布娃娃的腳塞棉花，填充的棉花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否則會被判定不合格。每塞一隻掙4分錢，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她就是坐在那裏，一直塞一直塞，很機械的。”宋林一臉受不了的表情。他戴著黑框眼鏡，說話時眉飛色舞的，兩條眉毛似乎時刻要從眼鏡框裏跳出來。
後來年紀漸長，孩子們在白紙上寫下自己對父母工作觀察，再把內容編進戲劇裏。一個男孩提到父親的外賣員工作，“他每天要跑好幾百單，每一單才5塊錢，每天早上都是9點多起床，（淩晨）1點多才回的家。”他模仿爸爸捏著電動車把手疾馳的樣子，在舞台上跑了一圈又一圈，“喂你好，我是xx外賣小哥，請問你要我送上樓呢，還是你下來拿呢？”送到後鞠躬，“請您給個五星好評。”男孩說，他希望爸爸有個好的車，有空調，因為深圳每天實在是太熱了。
孩子理解很多東西。一個孩子提到父母因為沒有學曆，隻能在工地四處打零工，“他們每天真的非常苦，我爸回來的時候，有時候身上全是傷。”他有點哽咽，“我學習就是想讓父母過得好一點。”
宋林的爸爸隻上到小學，爺爺就不讓讀了，“我爺爺覺得讀書有個屁用。”而媽媽家有四個孩子，家裏隻能供一個孩子上學。媽媽讀了兩年就輟學了。她跟宋林說過，她不想讓孩子和她一樣。靠著打工掙的錢，父母將宋林的兩個姐姐都供上了大學。
可是當“好好學習”成了擺在他們麵前唯一且僅有的道路時，這些孩子的焦慮來得更加洶湧。丁當講起，第一年演出戲劇時，孩子們在舞台上玩耍，講述無憂無慮的童年；第二年會提到夢想，“到第三年第四年，現在上高中的孩子都已經不相信還有什麽夢想了。”
他們開始陸續升入初中、高中，現實的問題撲麵而來。莉莉的哥哥因為父母在疫情期間失業，社保斷繳兩個月，失去了繼續在深圳上學的機會。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沒辦法上普通高中，隻能進入職業學校。一個上了職校的女孩在舞台上說，“所有人都覺得我要完蛋了。”
“學習是為了什麽？生活的意義是什麽？”17歲的阿亮在舞台上大聲問。他在一所公立高中讀高二，同學很多都住在和牛始埔社區一街之隔的嶄新高檔小區裏，他說自己在學校沒什麽要好的朋友，成績也不算太好，很擔心考不上好大學。
每次演出後，會有來自各行各業的大人告訴他，“生命當中還是應該去堅持自己所熱愛的東西。”也有大人坦誠，即便工作了，自己還是沒想清這個問題。
●孩子們參加戲劇排練的活動室 李曉芳攝
阿亮後來自己琢磨出一個答案，“學習就是為了拿個文憑，方便找工作，拿高一點的工資。”
丁當曾經問過孩子們一個問題，“讀書是唯一的出路嗎？”每個孩子都給出了“不是”的答案，但他們似乎又並不是真的相信這個答案。
丁當從小在流水線打工，18歲進入公益機構工作，後來靠自己一步步在深圳紮下根，“我沒有上過太多學，我也不認為知識隻能從學校獲取。”可她當時身處的公益環境，有資金，有資源，她不認為如今還能複製當初的路徑。
在丁當多年的公益生涯裏，她發現打破循環是一件太艱難的事情，“我們也要問，這個社會給了我們什麽選擇？很多時候沒有什麽選擇。”
戲劇工作坊的一位誌願者曾在後記裏寫道，孩子們其實明白自己遭遇和麵對的是什麽，他們在舞台上的講述可以總結出“十萬個問號”，這些問號是留給大人：
“為什麽父母的工作會如此不穩定斷繳社保，而自己也因此就要離開深圳？”
“為什麽父母的工作時間會如此長，卻沒有合理的勞動待遇也沒有時間陪自己？”
“為什麽父母在外服務他人耗盡了自己的耐心，而回家把氣撒在自己身上？”
“為什麽自己非要背著父母沉重的期待往上爬？”
●城中村的街道 李曉芳 攝
沒有答案的問題
演出後的觀眾交流環節上，有人問道，“通過這次演出，孩子們有沒有一些改變？或者想要努力讀書？”
在丁當看來，孩子們當然是有改變的。她有很多細致的觀察，她提到自己剛見到莉莉時，“她一句話不講。組織公共活動讓他們發表意見，她不敢說話，跟其她很多女孩一樣的，沒有信心。”第一次參加演出，莉莉不敢看底下的觀眾，眼神飄過來又飄過去，但今年第四次演出，她可以在舞台上流利地說台詞，能單獨和陌生人對談，“包括她覺得家裏重男輕女，將這個情緒放得很大。她不再忽略自我，而是會察覺，這是不對的。”
莉莉的哥哥參加過好幾次戲劇演出，丁當記得，哥哥小時候就直接說過我們家重男輕女，媽媽可能更喜歡我一點。也是他帶著剛到深圳的莉莉來“綠色薔薇”的活動室玩耍。他會幫莉莉說服媽媽，盡早在老家選一個好學校。也願意和莉莉分享自己的各種物品。從莉莉展示的聊天記錄裏，也不難看出她頗依賴和信任哥哥。“哥哥能看見妹妹的處境，這在家庭裏是挺難得的。”
還有一個女孩喜歡跳舞，但她一直不太自信，也不敢當眾展示。戲劇裏專門給她加了一段跳舞的情節。每次演出後，總有觀眾對她的舞蹈表示讚賞，這給了她極大的自信。女孩的舞跳得越來越好，說台詞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一個男孩在小學五年級時談到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他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就會看到個人努力之外，為什麽還會存在差異性。”
丁當覺得，這些已經成了孩子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覺得應該這樣想，‘那是不對的’。他們不會特地把這些想法再剝離出來，說這是原來生活環境裏沒有的東西。”丁當說，這些都是改變的過程，是潛移默化的影響。
但丁當其實並不喜歡這個問題，“對孩子不公平。”現場有另一位觀眾也反駁了這個提問，“通過演出，孩子們得到了什麽，收獲了什麽，有沒有想要努力學習，這完全是把社會結構的問題轉嫁到個人問題上。好像個人要努力，才能突破，才能不重蹈父母的覆轍。但這些問題並不是靠努力就能解決的，他們從小到大，遇到的資源上的傾斜等等，也都不是他們能決定的。”
一個完美的，處處公平，努力就有回報的地方可能隻存在於孩子的幻想中。戲劇的結尾，孩子們望向遠處，想象一個屬於自己的“花果山”，它飄在空中，有雲朵環繞。孩子們性格活潑，自認為好動得像猴子一樣，因此選了花果山這個地名。而他們生活的現實世界裏，阿亮說，“在深圳，電線無處不在，它們穿過牆體、埋在地下，數量如此龐大卻不被看見，就像我們一樣。”這是戲劇名稱《地下花果山》的由來。
一個孩子說，花果山是一個理想的地方，“上學不用看積分，不用擔心上不了好學校。”另一個孩子許願，“在那裏，你想讓老師變成什麽樣就能變成什麽樣，要多溫柔就有多溫柔。”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說出自己心裏的理想世界，“在那裏，沒有任何歧視，因為人活著都一樣。”“那是一個很溫柔的地方，他們很歡迎外人。他們認為孩子應該有自己的思想，即使你不讀書，也沒有人會說你。”
花果山當然不存在，但這並不妨礙孩子們參加戲劇演出的熱情。一到暑假，每個孩子都催促著問，戲劇工作坊什麽時候開始？回到老家上學後，隻有每年暑假，宋林能重新見到社區裏的小夥伴，他很懷念和大家一塊排練，一塊製訂練習室規則，一起在演出後吃慶功宴的日子。而如果不是借著參加戲劇的名義，媽媽不會讓他回到深圳。
因為要參加戲劇，莉莉第一次有機會到上海、杭州，盡管到了之後她身體就不太舒服，沒能親眼看看東方明珠和西湖，但她得意地笑著說，“我還是可以跟我同學吹牛，他們都沒去過。”
莉莉明年或許也要回河南老家上學了，還能不能出演戲劇是個未知數。她成績一般，媽媽對她的期望是以後上職業學校，學一門技術謀生，比如做美甲。她不是很喜歡，也不排斥。她其實還想試試考高中，但她現在上的中學在城中村是墊底的存在，她覺得老家的學校管理相對嚴格，可能還有希望。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未來到底會如何，一場戲劇帶來的影響又能持續多久。但他們本來擁有的就不多，至少在這個時刻，戲劇是好玩的，回憶是美好的，他們還能和朋友在一起。
（為保護未成年人隱私，文中莉莉、宋林、小朱、阿亮為化名。文中圖片除署名外，均由綠色薔薇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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