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手機突然連著震動，打開一看是小區群裏兩戶人家吵起來了——樓下嫌樓上的孩子奔跑太頻繁太大聲，樓上覺得這就是正常的聲音，是樓下事太多。兩邊隨即爆發衝突，情緒越來越激動，用詞越來越粗俗，我默默地聽了幾句，沒有再播放後續。就在我擔心他們會不會上門當麵衝突時，兩方人或許是說到沒勁了，停了下來。
有的衝突，可以不用勸阻就自然停下；有的衝突，會愈演愈烈產生意外的後果。單位的老前輩王洋，我的好兄弟“王Sir”，曾經就出過一個令人唏噓的警情。我跟王Sir聊了聊，代筆整理記錄下了這件事。
1
夏天裏很多警情都是因為天氣導致的。
2021年8月，太陽掛在天上，毫不謙虛地釋放著自己耀眼的光芒，一切人事物都顯得很急躁。
時間一晃到了晚上，溫度稍稍下去了，對講機裏派警了：“指揮中心呼叫，在東風庭18號樓1502室，報警人稱樓上噪音擾民，這是哪個派出所的轄區？是否收到？”
值班的誌強先我們一步拿起對講機回複道：“指揮室，這是城關派出所的，已經出警了。”我們在車上備勤，聽到誌強回複後，直接驅車趕往東風庭。我看了眼手機上的時間，22:11，按照噪音擾民的違法條件，已經屬於規定裏的夜間休息時間。
到了1502室，一位身材結實個子不高的中年男人氣憤地打開了門，看到是我們，就像看到了救星似的，說道：“警官，你們可算來了，你們聽聽，聽聽樓上這個動靜。”
我們跟著他進了臥室，天花板上“咚咚、咚咚”的悶響一直回蕩在整個房間。我們跟他登記身份信息，知道了報警人姓宋。隨後，我先用執法儀對著天花板錄了幾分鍾，同行的輔警小李再用手機錄了一小段，這才帶著人上1602室處理問題。
敲門後，一個白白淨淨的高個子男人來開門，看到我們一臉淡定地說：“喲，警察叔叔，什麽風把你們給吹來了？”
我看了男人身後一眼，空無一人，便跟他說道：“有人投訴你噪音擾民，我們來調查一下。”
男人貌似很驚訝，說：“噪音擾民？聽錯了吧，誰報的警啊？”
我一時拿捏不住這人是真驚訝還是裝的，就讓他先出示身份證，而誰報的警——就算他知道，也不能從我嘴裏說出來。
1602室的男人叫孟華，出示了身份證後，他就一言不發了。我讓小李將手機拿出來播放視頻，視頻裏傳來咚咚聲，孟華聽著毫無反應。視頻放完後，我問道：“你剛在家幹什麽，為什麽會發出這種聲音？”
孟華不爽地皺起眉頭看著我：“哪種聲音啊？警官，哪種聲音啊？這是我在家正常生活發出的必要聲音，怎麽就成‘這種聲音’了？”
一般的噪音擾民，我們上門提醒，被提醒的人都會表達歉意、收斂行為，孟華的反應讓我覺得有點不正常。不過，警情千奇百怪，想來可能隻是此前運氣太好，遇見的奇人太少。想歸想，事兒還得辦，我說道：“這麽明顯的聲音，你讓人家怎麽休息？將心比心啊，孟先生。”
孟華吊兒郎當地看著我，忽然問道：“警官，你剛剛是在指控我噪音擾民嗎？”
我愣了一下，嗅到了陰謀的味道。說實話，出了這麽多年警，踩過的坑不計其數，我立馬反應過來自己的言辭不對：“沒指控你噪音擾民，我是來調查噪音擾民的。你剛不也說了，那是你發出的聲音，區別就是你認為這聲音是正常的，而你的鄰居覺得被吵到了。”
孟華陰陽怪氣地“哦”了一聲，然後說道：“我個人的看法哈，我覺得我認為或者他認為沒有用，法律是怎麽認定的？”
“22點以後就默認是休息時間了。孟先生，互相體諒一下，都是鄰居，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我沒有接孟華的話。
誰承想，孟華不依不饒：“警官，我還是剛剛的問題，法律是怎麽認定的？難道我噪音擾民了？”
旁邊的小李不耐煩了，說：“你吵著別人睡覺了，聲音放小點不就行了。”
孟華理都沒理小李，直直看著我：“警官，如果你們說我噪音擾民，請拿出證據來。”
到這裏，我就真正確認了——這個孟華懂法。我們在基層執法時，尤其是執行關於噪音擾民的法，很多時候都沒法處罰，原因很簡單：沒有認定權——一個聲音是否屬於噪音，不是我說了算，也不是哪個手機APP說了算，必須由環保局接受過噪音檢測培訓的專業人員用專門的儀器檢測過後，出具《認定書》，才可以認定。我們有處罰權，但沒有認定權，沒法證明某個聲音是噪音，空有處罰權也沒用。孟華從開始到現在的有恃無恐，一臉自信，絕對是知道這些。
我皺著眉頭沒說話，拉了想再爭的小李一把——再多說，他就要吃投訴了。
孟華對著我微微笑道：“警官，我多少懂點法，我給他支個招吧，你看他在家休息不好，而我這隻是正常生活發出的必要聲音，你讓他把物業和開發商起訴了吧，這樓隔音可能不符合標準，說不定能賠他一大筆錢。”
我對著孟華笑了笑：“確實，懂法的人生活中不吃虧。”
不知道孟華聽沒聽出來我的嘲諷，直接扔下一句：“好了，那我就不多說了。警官，晚安，早點睡。”
說罷，他關上了門。
2
站在1602門外，我又氣又憋屈，噪音擾民是基層執法最大的痼疾之一，很多新聞報道裏說，被噪音侵擾的受害者三番兩次報警卻沒有用，我都很想解釋，不是沒用，是沒法認定。
當然氣歸氣，我還得下去給老宋解釋。
老宋開門後，朝我們笑了一下，我遲疑著，還是盡力給他解釋了一遍。
這下，老宋的臉色也不好看了：“意思是，你們還管不了？”沒等我回答，老宋又開始抱怨：“警察都管不住，我們平頭老百姓能怎麽辦？”
就像在嘲笑我一樣，老宋話音剛落，樓上的孟華又開始敲，咚、咚、咚，每一聲都像狠狠地扇在我臉上。老宋看我不說話，嘟囔道：“行了行了，我自認倒黴，真是服了。”
說罷，他也關上了門。
老宋眼裏的那抹失望，讓我異常難堪，但噪音擾民處理確實程序麻煩、認定嚴苛——派出所得先出具《委托書》，環保局才能來認定，認定後再出具《認定書》，一套流程走完才算是查清了事實，從法律層麵上認定了某種聲音屬於噪音，才能走相關法律程序：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無效後，罰款200到500元。
對一個想要做好警察的人來說，最刺耳的莫過於那句“算了吧”。我掉頭走了幾步，腦海裏浮起孟華那囂張的臉，腳像是灌了鉛。我想，今天自己倒是必須要管管看。
我又敲了老宋的門，老宋開門後一臉疑惑地看著我：“又咋啦？”
“我喊環保局的人過來，他如果繼續發出這聲音，環保局的人一認定，我們就可以處罰。”
老宋的臉色這才好看了點，熱切地邀請我們進屋坐坐。我拒絕了，在樓底下點了根煙。我問所裏要來環保局執法隊的電話，以派出所的名義打了過去，接線的小姑娘聽完我的請求後，讓我先等一會兒，說他們的執法隊現在正在一處工地上，《委托書》可以等案子完了再補，畢竟是正在發生的警情——這裏其實不嚴格符合辦案流程，但當時，我鐵了心要管管孟華，也就沒在意。
一邊抽著煙，我一邊跟值班室匯報了一下處警進度，心裏悄悄歎了口氣：
其實很多噪音擾民的警情，當事人隻是希望噪音停止、聲源消失，走程序則需要雙方來派出所做筆錄，到這一步，大家往往都會不太願意配合，所以民警也隻能勸勸了事。
而且噪音擾民的警情，十個有九個，我們也不會喊環保局過來，說到底，生活噪音歸派出所管，人家基本不會到場。到真正需要環保局來的程度的警，那是鳳毛麟角，更別說很多城市還沒有24小時值班的環保局執法隊，這就會導致取證滯後，沒法第一時間認定噪音擾民。
如今有的城市已經開始給基層派出所配發噪音檢測儀，試點成功了可能以後我們也都會有。不過，將噪音的認定權給警察，也是把雙刃劍——每個小區的建築質量和隔音措施都不一樣，戶型層高都不同，對於一些小區隔音不好、樓上樓下又神經衰弱的情況來說，很難說會不會有人把正常的切菜聲都判定成噪音。從實際運用的角度上來講，有些生活舉動必定會發出的聲音，如果嚴格適用同樣的法律，因為神經衰弱這種偏主觀的原因讓正常的生活聲音被認定成噪音，進而導致當事人被處罰，也是一種不公平。
過了一會兒，環保局的車終於到了，3個執法人員提著箱子下了車。我們再度返回老宋家，但孟華卻沒了動靜，之前的噪聲好似是我們的幻覺。
等了10來分鍾，老宋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他可能停了，麻煩你們白跑一趟了。”
“行，那我們就走了。”我們跟老宋道別。
下樓時，我跟環保局的同事們致歉，雷聲大雨點小，我擔心他們會背地裏怪我。回到所裏，我暗自祈求著半夜別再發生什麽事端。好在除了淩晨2點送了一個醉漢回家以外，那晚一切順遂。
3
然而第二天早上，指揮室又派警了：“指揮室呼叫，在東風庭18號樓1602室，報警人求助民警，是否收到？”
1602，這不是孟華家嗎？一般情況下，如果指揮室沒說清楚具體警情，隻說求助，基本都是很複雜的那種——我心中有了各種不好的猜想，老宋是不是把孟華給砍了？或者是不是用了其他什麽方式報複孟華？
一路上疑慮重重，到了孟華家後，孟華卻給我來了句：“警官，有人在群裏罵我。”
我鬆口氣，看來隻是他沒細說，不是複雜警情。
我看了看孟華的手機，一個名為“東風庭18號樓業主群”的微信群裏，淩晨5點多，備注1502的人@了孟華：“你他媽的有沒有教養？幾點了？”
孟華回了句：“嘴巴放幹淨點，我怎麽了？”
1502自然就是老宋，他看孟華這話直接火了，開始用語音罵人：
“你白天也吵，晚上也吵，你考慮過樓底下的感受沒有？你是個人還是個畜生？沒家教的東西。”
“哎我X你X的，淩晨4點多你還在吵，你是啥意思？你信不信我上去砍死你？”
“現在的年輕人怎麽會是你這個素質？你X了個X的，我娃明天要上學，你是不是非要讓我上去弄死你？”
……
老宋連著發了8條語音，孟華就輕飄飄地回了一句：“犯法的話，你報警啊。哦對，我給你支個招，這聲音可能是咱這小區樓的構造不行，你要不把開發商和物業都起訴了，還能狠賺一筆。”
老宋暴跳如雷，又連發3條語音，也不講事情了，通篇髒話。
我看孟華的手機上隻播放了1條，剩下2條沒播放，他在群裏回了句：“走著瞧吧，我讓你知道罵人的代價。”
老宋還以為孟華要上門掰扯，回了條：“你來，老子等著你！”
群裏複歸於寂靜，再往下翻，就是早上起來的左鄰右舍們勸他們倆和氣的消息。此刻，孟華靜靜地看著我，等我說話，我心裏暗說老宋不理智，但又很能理解他。
無奈，我常規詢問道：“你報警的訴求是什麽？”
孟華誇張地回答：“追究他的法律責任啊，警官，他這又是侮辱我父母，又是要殺了我的，總不能不承擔法律責任吧？”
我無話可說，將孟華沒聽的兩條錄音也放了一下，都是爹死了娘升天了，孟華媽是*****之類的髒話，罵得確實有點過分。於是，我讓小李先帶著孟華上警車，我下樓去找老宋。敲門後，沒人開門，老宋不在家。
我們就先帶著孟華回所裏，給他做筆錄。孟華終於解釋了那咚咚聲的由來——他打遊戲的時候抖腿，腳後跟會習慣性地砸到地麵。
我半信半疑，又給老宋打電話：“喂宋哥，我是昨天出警的民警，還有印象嗎？”
老宋好像挺忙的，背景音很嘈雜，回道：“啊，有印象，怎麽了警官？”
猶豫了半天，我不知道怎麽開口，老宋在電話那邊連著幾個“喂”。
“宋哥，是這樣的，你鄰居現在報警，說你罵人，你得來我們所裏配合調查。”想了半天，我還是說了。
老宋默然，過了半天火氣很大地說：“他4點多還在吵，我不打他都是好的了，你們不追他的責，現在說我罵人，要處理我？”
我深吸一口氣，“宋哥，你先來吧，來了，我慢慢跟你解釋。”
老宋嘟囔了句髒話，我裝作沒聽到，掛斷電話，靜靜地等著他的到來。
40分鍾後，老宋到了，往大廳裏一坐，惡狠狠地說道：“來嘛，抓嘛，判嘛。”
說實話，現在想起來那場景，我頭都是疼的。做筆錄的時候，我問老宋：“半夜吵你的時候，你怎麽不報警？”
老宋氣哼哼地說道：“我臉皮薄，不想老麻煩你們。”
聽了這話，我和一起做筆錄的兄弟都語塞了。我相信老宋這話是真心的，很多人將警察當成便捷的工具，還有很多人卻連報警的勇氣都沒有。像老宋這樣臉皮薄不好意思麻煩警察的，我們也不是第一次見。
情況問完後，看著老宋在筆錄上簽下“以上筆錄我都看過，跟我說的相符”後，我心裏五味雜陳。
記得剛入警時，大家一起對著國旗警徽宣誓，熱血沸騰，也曾經固執地想要分個絕對的錯與對。但真正出過很多次警以後，才發現這個世界很多時候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同一件事，一千個人做就有一千種不同的處理方式。太過理想化的人，在這個隊伍待不長久，會有很多衝擊改變你“三觀”的事情。
一次出警，我和同事逮到一個15歲的小孩，那小孩從一輛破破爛爛的五菱宏光裏破窗偷走了1萬塊錢，短短10小時，就在酒場裏花到隻剩3000塊。那1萬塊是報警人家裏的救命錢，可偷東西的小孩父母都在牢裏，他平常跟吃低保的奶奶一起生活，根本無力賠償。報警人嚎啕大哭，將這小孩移交刑警隊的時候，我實在沒忍住對著他屁股就是一腳。那孩子被踢得失去重心向前撲倒，事後我也被約談警告。類似的事情比比皆是。站在上帝視角，我可以很坦然地說老宋罵人不對，他違法了，但這有什麽用？
身邊很多同事都因為類似的挫折想過退縮，但冥冥之中總有雙手擺弄著，將有辭職想法的人拉回來——執勤時路人的一句“辛苦了”，報警人深夜發的一條感謝短信，大人讓孩子喊“警察叔叔好”，看著路都走不穩的孩子敬的一個禮，什麽煩惱挫折都能忘卻。什麽職業能比一大群人把安全和希望托付給你，信任你，更讓人自豪呢？
老宋這樣的事情，是我們出警時最不想遇到的，孟華就那樣靜靜地激怒他，然後看他失控罵人，再報警喊我們來處理。都說在警察隊伍裏待得時間越久的人越麻木，這話不假。但在隊伍裏待得越久，也就越發心疼老宋這樣的人，因為怕麻煩警察不報警，結果反倒成了犯法的那一方。
4
老宋確認完筆錄後，我麵無表情地走到孟華旁邊，說：“現在按照規定詢問，你是否願意進行調解？”
孟華搖搖頭，說：“不差錢，我要他去看守所待幾天。”
“是誰告訴你他一定會被拘留的？你是辦案民警還是法製科的？”我看著孟華說。
孟華針鋒相對，說：“行政警告或者罰款總跑不了吧？難道你還能批評教育，就這樣放了？”
我看著孟華，笑了：“單純學法的人應該不會懂噪音擾民認定這些東西，有朋友是警察嗎？”
孟華將頭偏向一邊，沒說話，算是默認了。
“頭疼啊，隊伍裏總有些蛀蟲。”當著孟華的麵，我過了把嘴癮，但對事實沒有什麽影響。
我去辦公室找師父，他正皺著眉頭看下周的法宣演講稿。
“師父，噪音擾民沒環保局的認定，能不能把他辦了？”
我的話音剛落，師父就無縫銜接上：“你拿著你的百度去搜搜，全國因為樓上樓下這種生活噪音被處罰的案例有幾個？超過5個你就辦他，我替你去跟上麵吵架。”
師父能這樣篤定，一般都是他已經做過調查有絕對的把握了，其次，我也清楚認定權的問題，但還是被他的話氣到了，隻好帶著一絲希望打開了百度。
“工業噪音被罰款5萬”“噪音擾民被拘留15天？上門勸阻噪音擾民卻遭到推搡辱罵，以妨害執行公務被拘留”——這是個標題黨，跟噪音擾民也沒關係啊！孟華真是個狐狸，滴水不漏又異常配合，拿住我們沒有認定權的把柄做文章。
翻了幾頁，我頹喪地關上了手機，思索著等會怎麽和老宋說。
這當口，小李突然進來了，說道：“哥，那個孟華說想調解。”
我立馬過去問了問老宋，老宋卻不願意：“調解個球，我坐牢也不給他道歉。”
我隻好在一旁開導，勸他先聽聽孟華的條件，獅子大開口就不調解了，老宋這才勉為其難地答應調解。
進調解室之前，我千叮嚀萬囑咐老宋，別再罵髒話。
調解室裏，孟華翹著二郎腿，老宋一言不發，氣氛沉悶。
“說你的條件吧。”隻好由我來打破僵局。
孟華“哦”了一聲，在那想了半天，說：“群裏給我道歉得有吧，把我爸媽罵成那樣。”
第一條說實話沒什麽問題，畢竟和老宋產生衝突的是孟華而不是孟華父母。
老宋還過得去，但孟華又說道：“再給我賠個2000塊錢，這事我就不追究了。”
隻聽老宋“啪”地一拍桌子，我趕忙大喊一聲：“冷靜，也不看看這是哪兒。”
老宋深吸了一口氣，好歹收住了，說：“我可以給你的父母道歉，但錢，我一分不會賠。”
孟華對著我一攤手，意思是沒得談了——但那又怎樣，要給他頒個獎嗎？我嗬斥道：“攤什麽手，有話說話，哪來這麽多動作。”
孟華臉刷地黑了：“沒得調，趕緊走程序吧。”
他扔下這句後，不再言語。老宋也“哼”了一聲，不說話。
事到如此，按照規定，我們隻能讓孟華回家，老宋則待在留置室等著走程序。這案子案情簡單事實清楚，程序會走得很快。
5
我在辦公室猶豫了很久要怎麽處罰——批評教育，肯定不成，老宋如果隻說了前3句，或者一直就事論事說聲音大倒也沒問題，可他後麵連著罵了3條，60秒的語音裏全都是不堪入耳的髒話，行政警告也不適用，恐怕還是得拘留或者罰款。
事實上，我怎麽想也不是決定性因素，我隻能建議，真正下處罰決定的是所領導。最終我心軟了，擬定了處罰金200元的意見，拿著整理好的案件詳情、筆錄以及證據去找所長。
敲門聲過後，辦公室裏傳來所長的聲音：“進。”
推門進去後，我直奔主題，將案子大概講了一通後，問道：“所長，這個案子核對過了，沒什麽漏洞，事實清楚，現在就看處罰結果。”
所長接過材料，一個一個地翻著，過了一會兒，問我：“你怎麽想的？”
我猶豫了一下，說道：“小懲大誡吧，畢竟事出有因，這老宋文化程度也不高，粗俗一輩子了，我覺得罰款200塊差不多。”
所長卻搖搖頭：“警察也是人，沒法絕對的公正客觀，總會有偏向，但你無論心裏偏向哪一邊，都不能摻雜太多個人的主觀因素。客體得是法律，案子要辦就辦漂亮，得讓任何一方都挑不出毛病。罰款200塊太輕了，罵得這麽髒，你隻罰款，後麵無論哪個部門接到投訴，下來調查都說不過去。”
說完，所長又開始聽錄音證據，老宋後麵幾條確實罵得太過分了，聽得他直皺眉頭：“你聽聽這罵的——他要是光罵樓上這鄰居，罰款500塊就行了，侮辱人家父母幹什麽，這跟文化程度沒什麽關係，報拘留10日並處罰金500吧。”
“所長，他家裏還有個孩子呢！昨天急了，也是因為晚上太吵孩子沒睡好。這進去10天，孩子咋辦？”
我說完，所長也猶豫了：“那就報拘留5天不罰款吧。就算上麵來調查，也勉強能說過去。”
我聽完以後，沉悶地帶著材料出去了。
我將處罰決定錄入平台，等待分局審核時，去留置室看了看老宋。老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
其實從所長辦公室出來後，我已經想通了，之所以向著老宋，無非是因為愧疚。我看著孟華折騰老宋，卻無能為力，繼而想盡可能幫著老宋。但撇開這份愧疚，老宋確實罵得過分，甚至說事出有因都很牽強——孟華可以說是樓的隔音差，是老宋聽力發達神經衰弱，總之，我們沒人能說他是噪音擾民。
我站在那張開嘴又閉上，老宋反倒主動開口了：“王警官，我是不是要坐牢？”
我勉強笑了一下：“還不一定。現在等上麵領導裁定。”
都是成年人，老宋看我臉色難看、話語遲疑，基本就懂了，又問道：“會留案底嗎？我娃是不是沒法考公務員了？”
“案底指犯罪以後留下的記錄，一般刑事案件才會留的，也得等法院審判過後，宣布有罪才留。你這是治安案件，哪怕你後麵被拘留了，也隻是行政處罰，是‘違法’不是‘犯罪’，隻有我們公安內部有記錄，但不影響你孩子考公和參軍，你本人也能開無犯罪記錄證明，你放心吧。”
老宋不太信，我再次來來回回給他講述了案底的事情，他才算放下心來。看著眼前隻想著孩子的老宋，又想起他在群裏難聽至極的話語，我心裏亂糟糟的。回過頭，我去看了看審核結果——已通過，再去跟所長匯報情況。
最後，我拿著打印好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再次回到留置室宣告，“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公然侮辱他人，情節較重，拘留五日”——現在的實際案例中，網絡平台上同小區的業主群、學校的班級群之類的，都屬於“公共場合”。
老宋沒有吵鬧，老實簽上了字，然後問我：“那我就不用給他道歉了吧？”
“法院有這個權利，公安機關沒有強製性讓人道歉的權利。”我實話實說，又問他，“孩子有其他人照顧嗎？”
老宋一愣：“讓他自己在家待幾天吧，我不想告訴我爸。”
說完，老宋一臉希冀地望著我。我明白他的意思，而且原本就打算這樣做——幫他照顧幾天孩子。
接著，老宋給單位打了電話，說家裏出了急事要請5天假。老宋領導不太樂意，但還是同意了——畢竟，老宋是修車廠的一個手熟的師傅。
之後，老宋就被我送去拘留所辦移交。進去的時候，我囑咐老宋別鬧事，我等他出來。老宋泰然處之、灑脫一笑。
至於老宋的兒子，那幾天，有時候我會接他到所裏看著寫作業、吃食堂，有時候買點東西去他家給孩子做飯，不過做失敗過一次後，我就改點外賣了。帶孩子就算背上責任了，吃炸雞我都不敢點沒聽過的牌子，隻敢點肯德基麥當勞之類的。
那幾天，孟華沒有再發出怪聲，我安下心來——原來這貨是完全可以不發出聲音的。
6
5天後，老宋出來了，肉眼可見瘦了一點：“那，王警官，謝謝你了，這幾天幫我看孩子。”這話窩心不已——我親手送進去的人出來還跟我說謝謝。
我拍了拍老宋肩膀：“再有這種事別怕麻煩。就算不是我，換個人，哪怕心裏不樂意，他該出警也會出警，這是職責。別不好意思，法律的武器，你不用其他人就用了。雖然無法認定，但能把你跟他的衝突，轉成他和我們的事情。”
老宋歎了口氣：“給我上了一課，結結實實地上了一課。”
可誰不是呢，都是結結實實地被上了一課。8年從警生涯，類似的情況我並非第一次見——有討薪不願意走勞動局以死相逼的，有覺得法院麻煩自己動手的，在自己認定道義上占了理卻在法律上吃了虧的。有位同行說過，老警察的血已經涼了，我不知道自己的血能熱多久，但想最大限度地改變我所能改變的每一件事。
我們隻要出過幾次警以後，就再不會輕易地把私人號碼留給當事人，原因大同小異。我有一個當事人，都飛出去3000多公裏到另一個省了，還給我打電話問房東不退押金能不能報警。那之後，我就基本不給人留手機號了，都是留值班室的電話。唯獨老宋，我留給了他，哪怕他不報警，谘詢也行。
老宋是修車公司的老師傅，不差錢，敢給老板甩臉子。他問我如果孟華再這樣噪音擾民，有沒有什麽反製手段？我說沒有合法的反製手段。老宋了然，沒有再問，後麵好像買了震樓器（振動馬達，曾被一些網商當做一種“可以對付樓上樓下的神器”販賣），不過無用武之地——孟華這種聰明人，萬事張弛有度，不會把你得罪死，或許他也猜到了老宋報複的手段，所以選擇了沉寂。
此後，兩人沒有再發生新的衝突。世界很大，也很小，大到兩個年齡文化水平興趣愛好各異的人成了鄰居，小到樓上樓下的鄰居可以幾年不碰麵。
（文中人物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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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技校，老師比學生還會“混日子”
勸學生讀技校，一個人頭值1000元
中考把孩子們的青春劈成了兩半。分數線用精準的刀法把初中生分成了兩類人，考上高中的和考不上高中的。後者像是一個詛咒，一個深淵，一個不能被想象更不允許發生的結局。
但如果這個結局真的降臨到這些剛從初中畢業的孩子們身上時，職校、中專、技校，一個個陌生的概念被拋向他們。他們會接受什麽樣的教育？很多人無暇思考便做出了選擇。
龐威廉在技校裏當了五年的老師。他懷著教育理想進入職業教育，卻成為了學校裏最格格不入的怪人。
這五年裏，他熱誠過、麻木過、憤怒過也傷感過，最後卻隻有一個草率的結局：他辭職了，或許再也不會回去了。
以下根據龐威廉的講述整理，關於他的見聞、探索和困惑。
一
孩子們
我還是從技校辭職了。
先談談技校吧。有很多人，甚至是已經進入到技校學習的同學都分不清職校、中專和技校的區別。簡單來說，職校和中專由教育局管理，而技校則歸人社部管理，三者在畢業證和技能證的頒發上會有區別。我建議孩子們對三者的選擇次序是：優先職校，其次中專，萬不得已不要來技校。
很多人一說起技校，就想到“男不死，女不生”，這種情況確實有，但是大部分學生其實都“不壞”。那些窮凶極惡的學生根本留不在技校裏，早早就從初中輟學出來混社會了。
技校裏的學生當然是“壞學生”。即使是學生自己也對“自己是壞學生”這回事深信不疑。如果自己不是壞學生，怎麽會淪落到上技校呢？
老師們總是喜歡用成績來評判一個孩子的好壞。來上技校的孩子都是中考的失敗者，不出意料的話，這些孩子從小都徘徊在成績排名的中下遊。如果隻用成績來評判技校的孩子，他們都是“壞孩子”。他們甩不掉從小就被貼上的“壞孩子”的標簽，一大部分人就已經自暴自棄了，隻能通過做和別人不一樣行為來彰顯自己的獨特，抽煙、紋身和談戀愛。
其實大部分學生並不像傳聞中的那樣品行惡劣，他們隻是“混”，能過一天是一天，不知道未來在哪裏。他們被圈在技校的圍牆裏，一天一天地等待著成年。
因為成績是統一的標準，技校裏的學生往往從小就被貼上了“壞孩子”標簽
我一開始也覺得，沒有教不好的學生，隻有不會教的老師。我相信在技校裏講課也可以寓教於樂，也相信我能和學生們成為朋友。
但是有很多學生防備心很重，一開始根本不願意與老師有過多的交流。隻有在取得他們的信任之後，他們才會慢慢地袒露一些心聲，談自己過往的經曆。
有一個女孩讓我印象深刻。女孩九歲那年母親跟著另一個男人跑了，沒有離婚，也沒有留言。不久之後，她的父親當著她的麵跳入水井。最後是爺爺奶奶收留了她，一直把她撫養到成年。
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這是最不公平的事情，也是最現實的事情。在我五年來接觸的技校學生群體裏，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都成長於單親家庭，有小一半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由爺爺奶奶帶大；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家境經濟條件糟糕，至今依然住在棚戶區或者80年代的老破小居民樓裏。
教育這條路，也許並不是家庭對這些孩子們的期待
很多隻看到了技校學生“壞”的一麵，卻沒有人關心他們的無奈。有的學生從小就被家暴，性格孤僻，不願意與人交流，更不願意服從管教；有的學生在父母離婚之後，十四五歲的年紀就要出來兼職打工；有的人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繼父繼母趕出家門，隻能睡橋洞，靠小偷小摸度日；而更多的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父母長期外出打工無暇管教孩子，或者本身就是工人，根本無法給孩子傳達好的價值理念。
我見學生的家長，大部分家長隻會擺出一副無所謂或者一臉茫然的樣子，甚至有的時候根本找不到學生的家長。教育是一個長期的、滯後的過程。很多孩子已經在無人看管、自我放棄的歧路上一意孤行了多年，當我在他們十六七歲的年紀再去介入的時候已經晚了。這就是當技校老師的無奈之處。那種群體性的遭遇和迷失，我很難去改變什麽。
學習改變命運、高考改變命運的神話或許從他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屬於他們
二
一個人所能改變的
一名技校學生值多少錢？
學生畢業前要在校方合作的企業裏“實習”一年，一個學生每個月的工資是1600塊錢。老師介紹學生入學後能獲得提成，一個學生值500到1000塊錢。
我還記得校長曾經親口囑咐過我，監考時不要抓作弊，否則家長發現孩子來技校學了一年，最後考了個不及格的成績，第二年就不交學費讓孩子來上學了。
有親戚聽說我在技校當老師，想托我的“關係”進技校，想讓自己的孩子學酒店管理。我費了一番口舌才把這個親戚勸退了。在這五年的職業生涯裏，我沒有掙過一次介紹學生的提成。據我所知，不少技校老師會和初中老師串通好，讓中學老師勸退一些本有機會上普高的同學，推薦他們來技校。最後技校老師和初中老師分賬，每個開學季都能掙一筆數目不小的錢。
總有老師勸我看開點。“你不掙，別人不是照樣掙嗎？你一個人不掙能改變什麽？”
我總是顯得很不合群。早上七點四十分和同學們一起做早操；晚上放學後我也不急著回家，喜歡約一些同學打打乒乓球，有時也會和一些學生聊天聊到很晚。
龐威廉在學生比賽中擔任裁判
學校裏的其他老師幾乎都不願意和學生溝通，也沒有老師願意去琢磨怎樣盡可能地教會學生更多東西。幾乎所有的老師都認為自己隻是一個毫不重要的技校老師，沒必要像普高老師一樣為學生操心。他們隻想“混”到退休，有的中年老師平時打卡上下班，有空就在學校旁釣釣魚。
老師和學生都在“混日子”。也說不清楚是因為學生過於頑劣而讓老師放棄的管教的責任，還是因為老師不加管教才讓學生的品行變得頑劣。我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我希望從我自己開始，先去做一些改變。
我嚐試過去改變自己講課的方式、改進PPT，但是課上聽課的學生還是變得越來越少，睡覺和玩手機的人徒然增多。剛開學的時候，願意聽課的學生還能占半數左右。一年過後，課堂上幾乎就沒有聽課的學生了。
十五六歲本身就是缺乏自製力的年紀。在這種“混日子”的大環境下，那些初入技校時能夠認真聽課的學生被“浸染”一個學期後能堅持下來的不過百分之一。
那些為數不多能夠堅持下來的學生，他們自己一個人的努力也不會為他們帶來直接的回報。一個殘忍的事實是：學生在這所技校結業之後隻能拿到技能證，同時他們無法以應屆生的身份參加普通高考，也沒有直接的升學大專的渠道。學生們在技校的三年裏可以學到的手藝甚至比不上在外麵當半年學徒學到的更多。
學校裏所謂的手機維修課還在在教學生如何修小靈通，而關於時下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機的維修教學內容則完全沒有。這在學校裏不是孤例，無論是所謂的酒店管理、新能源，還是我自己教的烘焙課上使用的教材早就落後了。
我曾為此敲開了副校長辦公室的大門，但是他沒有回應我，隻是把話題扯到別處。我隻能識趣地閉嘴了。這些建議還輪不到我來提。
這些孩子不應該就這麽被學校、被老師甚至被自己的父母放棄。他們隻是學習不好而已。有很多學生在其他方麵都做得不錯。有的學生愛做手工；有的學生很自律，天天健身；或者有人有繪畫或者演奏樂器的天賦，但是在父母和老師眼中這個不叫天賦。有一個男孩讓我印象深刻。他暑假的時候去打工兼職，自己掙錢買吉他。他買了那種戴著耳機也可以練的電吉他，每天熄燈過後都堅持練、堅持彈。
年輕人的音樂夢，對技校的孩子來說有些坎坷
我也嚐試換一種方式對待我自己的學生。私底下和學生交談，我和他們談平時的個人愛好。我認為那些有願意傾注心血的愛好的學生都是勇敢的人，擁有愛好能夠讓他們活得更有意義感，而不是在自我否定中沉淪。日後，也許是許多年之後，這些愛好是會幫助到他們的。
沒有老師認同我，其他老師隻覺得我在多管閑事。當時唯一可以說得上話的人是教文化課的英語老師A。他是一個完全沒有壞心眼的人，戴眼鏡，喜歡穿襯衫，嚴肅地上著他的每一節課。
有一次我和A去吃炒麵，聊教育，聊理想，討論我們在這所學校裏做的一切是不是正確的。作為教師，我們的天職是教書育人。說教書，我們不能給學生們傳授足夠有用的謀生技能；說育人，我們又難以挽回那些誤入歧途的孩子。
這份工作讓我們無法自洽，更多的時候還會拷問自己：我們是學校的幫凶嗎？
三
相同的命運
真正讓我離開的不是大家口中“頑劣”的學生，而是辦公室裏的老師們。
和很多國企一樣，技校中也有拉幫結派、勾心鬥角的現象。有時候你並沒有做錯什麽，隻是因為不會站隊就受到了其他人的排擠。有時候你也沒有做好什麽，單純隻是因為擅長溜須拍馬就升職加薪。
我的老領導離開了。新來的領導是校長的親戚，行事風格和我不對付。再者我本來就和那個老領導走得很近，這種親近被解讀成了對老領導表露“忠心”。於是我莫名其妙地站錯了隊，成了需要被排擠的“前朝遺老”。新領導的心腹都對我避之唯恐不及，生怕落得和我一樣的下場。
本來我就對這份工作感到良心不安，受到排擠後更感無助和孤獨。每天早上從床上起來，洗漱，最後才不得不像上墳一樣邁著沉重的步伐踏進校門。學生的沉淪和老師們的孤立構成了對我的雙重折磨，最後我還是決定辭掉這份苦悶的工作。
我在一個周六提了辭職，那時候學期剛剛過半。
副校長的意思是，我和學校簽了合同，不能不打招呼說走就走。我說我又沒有簽賣身契。他說，你啥意思？你今天走，明天就有其他老師來頂你的課，別太把自己當回事。
最後我們不歡而散。回去收拾東西的時候撞見了A。我之前就跟他說過辭職的事情。他用意味悠長的眼神看著我。他說，真的要走了？我點了點頭。明天之後就不來了。
沒有戲劇性的回憶。學校離家就那麽短短的一段路，我花了很久才回到家門口。雖然擺脫了這份讓我不安的工作，我卻並沒有預想中如釋重負的輕鬆感。我既喜歡這份工作，也止不住想要離開的想法。辭職畢竟是一個重大的決定，我必須離開這個我熟悉的環境了。當時隻想著盡快離開學校，至於未來的路怎麽走，我還沒有做出打算。
五年前，為了得到這份工作，我來麵試了兩次。第一次麵試時我被要求試講一節課，很緊張，搞砸了。但我還是很想得到這份工作，於是又回家準備了兩個禮拜，最後打電話向學校的副校長求情。對方被我感動了，他說你那麽想幹的話就再來一次吧。結果第二次成了。
技校老師雖然沒有教師編製，包吃包住，繳完五險一金後，每個月工資也有5000塊錢。在做老師之前，我開過蛋糕店、開過奶茶店、開過涼皮店，也擺過攤，賣書、賣花、賣襪子......以我自己的能力，我可能很難在當地找到比技校老師更好的工作了。
在成為技校老師之前，龐威廉曾經擺過地攤。（受訪者供圖）
學校在三環外，位置偏僻。我當時在這裏買房，就是決心長久定居於此，想把做老師當成一份事業，在這裏一直幹到退休。但現在因為房子太偏僻，我在附近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隻好搬走了。
有時候我也會回想辭職的決定是否正確。我其實比我的學生還要迷茫。我不知道自己每天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確的，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做什麽樣的工作。每天上班混點工資，下班打打遊戲，一輩子就這麽過去了。一旦思考過這個問題，就像有一顆種子埋在了心底，無論做什麽事情，這個念頭就會莫名其妙的冒出來。
有人問我，我五年來的努力和教學方式難道就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我說不清楚。教學內容上的改變微乎其微，我沒能教會同學們能夠改善自身職業生涯的技能。在我辭職之後不久，A覓得一份在初中教英語的職位，也從技校辭職了。或許這所技校裏認真教學的老師都已經離開了。
更多的改變可能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啟迪。有時候我和同學聊天會談一些自己對社會、人生的觀點。過了一段時間後，你會發現有的同學會在交談中同樣展現出了這種觀點。思想的傳達完成了。
更多的孩子現在還不能理解我說的話或者我鼓勵他們發展愛好的苦心。或許在許多年後，待這些孩子們長大成人、為人父母，他們會在某一個瞬間突然理解到許多年前聽到的某一句話。多年前我射出的“子彈”擊中了他，教育的閉環才算完成了。
畢業之後，那個關燈後堅持練吉他的同學還是不出意料地走上和其他同學一樣的道路，進入工廠成為了一名流水線工人，做著一份和所學“專業”毫不相關的工作。隻是聽說他後來從工廠辭職，騎車去了西藏。
我希望我的子彈還能再飛一會兒。
作者 盧建國 | 內容編輯 百憂解 | 微信編輯 趙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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