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歲的朱錦沁，因為一條“怎麽安排身後事”的視頻，火了。“財產子女平分、病重不要搶救、喪事一切從簡”，她甚至還提前幫子女和單位溝通好了手續辦理事宜。
沿著這條視頻，這位“人間清醒奶奶”（抖音號：@多肉不老鬆）的老年獨居生活，走進大家的視野。她在上海一個人住了兩年多，每天過得充實快樂，頭腦清醒、生活自律，手機玩得很好，數獨能做到大師級。
她的獨立、自洽和看淡生死的坦然，是在一輩子奔波而跌宕的工作生活中塑造出來的，也給很多人提供了一個打破常規的老年生活樣本。
以下是她的口述。
我叫朱錦沁，今年86歲了。
1938年冬天，我出生在上海鬆江（當時屬於江蘇省），是家裏最大的孩子。戰爭年代，懷孕的母親四處躲藏、疲憊不堪，不到7個月就把我生下來了。大人們都以為我肯定活不了，幸運的是我母親就是助產士，知道怎麽護理嬰兒，她一直把我捂在懷裏取暖，竟然讓我活了下來。
我是奶奶帶大的，她出生於清朝的書香門第，是我的啟蒙老師，從小教我認字。4歲我就上學了，在小學跳了兩次級，10歲考上了鬆江縣中，但因為上縣中要交5鬥米定金，家裏太窮交不上，我隻能臨時去考江蘇省立鬆江女子中學，沒想到竟然被錄取了。
初中畢業，我準備考中專，給家裏減輕一些負擔，但爸爸不同意，說再苦也要讓我考高中讀大學，我就去考了高中。不幸的是，高二那年，我得了肺結核，不能參加高考，隻好回家休養身體。看著同學們都參加高考去上了大學，我很羨慕。
那時候，我爸爸作為技術人員去支援大西北，在西安待了半年多，又去到青海開發柴達木。他在外地特別想念我們，於是媽媽帶著我們6個孩子，舉家搬遷至青海西寧。
那一年我17歲，還是想考大學。我去青海省團委谘詢高考事宜，卻歪打正著地被推薦進了那裏工作，分到宣傳部上班。工作一年後，爸爸仍覺得我應該去考大學，替我寫了一份申請給單位組織部，沒想到很快就批了。
那時，離高考隻剩一兩個月了，我請一位在西安交大讀書的同學幫我買了高考大綱，又去新華書店買了一些書，就開始複習。7月，我在青海參加完高考，沒多久就隨爸爸工作調動去了西安。在西安，我得知我以青海省高考第一名的成績，被北京醫學院錄取了！
1957年，我進入北京醫學院公共衛生係就讀。讀到大四的時候，我被抽調到中國醫學科學院學習新專業，同學來自各大醫學院，上課沒有教材，全靠老師口授。我們的學習內容包括流行病、傳染病和各種病毒，除此之外，還要學英語和俄語。大五下學期，我被分到了鼠疫研究室。當時，這些專業內容對外都是保密的。
1959年暑假，我結婚成家了，丈夫在青海工作。我決定，大學畢業後要回到青海去。這個決定，我的很多同學都挺惋惜和反對的。那時候我學習成績非常好，畢業時是班裏的第一名，他們覺得如果我留在北京，在事業上會有更大的成就。但我既然做了決定，就不會後悔。
回青海後，我被分配到青海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化驗科上班。在青海牧區，草原上的旱獺是鼠疫主要的儲存宿主，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分離並研究鼠疫菌。每年春天到秋天，所裏的同事需要輪流下鄉，去做鼠疫防治和宣傳工作。我有一次下鄉，就在騎馬時遇到藏獒攻擊，啪地一下從馬上摔了下去，一條腿什麽知覺都沒有了。
青海的工作條件很艱苦，我還是堅持了下來，一待就是34年，從一個小小的科員做到所長，期間擔任過西北五省科研大協作鼠疫項目負責人、參與製定了鼠疫自然疫源地及動物鼠疫流行判定的國家標準，被衛生部聘為鼠疫專家委員會委員，被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推舉為全國政協委員。
我一門心思撲在事業上，對家庭多有虧欠。
1966年，我的女兒出生了，她也是個早產兒。我這個媽媽挺不稱職的，不是在下鄉出差就是在所裏搞研究，小時候總把她寄養在同事家，上學也都是爸爸照顧她。記得有一回，她因為吃了一個臭雞蛋得了中毒性痢疾，被送到醫院搶救，我當時人還在單位，接到電話著急忙慌地往醫院趕，幸好救了過來。
1995年，我離開上海已經40年了。彼時，爸爸已經病逝，兄弟姐妹分居全國各地，媽媽一個人回到了上海老家。因為想離她近一些，當時又正好有政策可以回原籍買房，1996年，我退休後，全家一起回到上海定居。
1962年2月，我和父母弟妹一家八囗在大慶，這是我們唯一一張全家合影。
在上海，日子過得很平靜，我有段時間還“再就業”了，在一所民辦學校做行政。直到2020年，我老伴走了，真沒想到，很意外。
那時，他得了腎癌，但是手術後恢複得不錯，後來又有間質性肺炎，我們以為這個病問題不大，沒想到越來越嚴重，後來還住院了。有一天，他在衛生間突然就倒了，頭撞到瓷磚導致中風，當時是搶救過來了，但身體各方麵機能都不行了，沒幾天就走了。
這對我來說太突然了。老伴走了以後，孩子們擔心我繼續住在以前的家裏，心裏會難受，想把我接過去住，但我拒絕了。2021年1月，我一個人搬到了現在的房子，在上海遠郊的楓涇鎮，開始了我的獨居生活。
很多人問我，這麽大年紀了，為什麽要獨居？一方麵，我不想影響子女的正常生活，女兒工作性質比較特殊，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上班，我白天活動會影響到她；兒子家，我住過去要占用孫女的房間，也不太方便。另一方麵，我這個人也比較喜歡清靜，而且我是搞預防醫學的，對自我健康管理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一開始，孩子們也不太放心讓我一個人住。家裏每個房間都裝了監控攝像頭，我女兒會隨時查看攝像頭，看我在家幹嘛、有沒有事。有一回家裏的路由器出問題，斷網了，我因為手機有流量也沒在意，反倒是女兒看不到監控，擔心得不行，趕緊叫鄰居來找我。我這房子原來前門、後門和花園門都是不鎖的，就是怕我在家出點事外麵人不知道、沒法及時進來。
剛開始獨居，我也不太習慣，一方麵是還沒從老伴走了的陰影裏走出來，另一方麵左鄰右舍都不認識。但是時間長了就適應了，跟鄰居都認識了，我在家也經常跟老同學老同事打打電話聯係，慢慢就想開了。
我覺得一個人住著，一定要多動，幹幹家務、打理花園或者散散步都好，一天到晚躺著坐著是不行的。另外也得有社交，不能出門就和老同學朋友打打電話發發微信，交流交流日常見聞和想法。我還特別愛跟年輕人聊天，可能因為我心態比較年輕，以前單位裏的年輕人也挺喜歡跟我打交道。
手機是我獨居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智能手機剛流行的時候，我女兒就給我買了一個，還給我下載了很多APP，後來時間久了，我對它越來越有興趣。現在，我會用微信運動看每天走了多少步，學會了製作相冊影集，拍照記錄家人的生活，還會用手機網購。老同學用手機遇到什麽不會弄的，都會打給我來問，我算是同齡人裏頭腦比較清醒、記憶力也比較好的。
獨居半年後，2021年7月，我就開始在家對著手機錄視頻，講我過去的經曆和故事。
我錄視頻，起因是有一次和我們老班長打電話，他說你這一輩子跑來跑去，在青海工作很艱苦，也做出了不少成績，能不能把你的經曆寫下來？我說我現在沒有那麽多精力，不願意動筆。女兒聽到後建議我說，媽你不願意寫的話可以說，從小時候開始說起，聊聊你的生活工作經曆，一次就說七八分鍾就行，我幫你加字幕剪成視頻，將來也給可以孫輩們看看。
我這一生到處奔波，從事的工作當年也是保密狀態，很多經曆都沒和別人說過，包括我老伴、女兒和兒子，也都不知道。我就答應了。
第一次錄視頻，我一口氣錄了一個星期的內容，視頻裏衣服都沒換。
“多肉不老鬆”這個名字，是我和女兒一起想的。“不老鬆”是我理想的一個生活狀態，越活越年輕，“多肉”是因為我很喜歡養多肉，以前養了100多盆，現在興頭沒那麽大，隻剩二三十盆了。
第一次錄視頻，我說了一會兒還覺得挺順口的，我就一口氣錄了一個禮拜。所以頭兩個月我的賬號每天都會更新，我就負責錄好視頻發給我女兒，她幫我剪輯上傳到西瓜視頻，後來又發在抖音，每條視頻點讚都不少。
有時候我也會看看網友的評論，大家都覺得我記性好、講話有條理，因為我人生經曆比較豐富，都喜歡聽我講“老年回憶錄”，期待我更新，說“像是翻開了一本書”，我也挺高興。
過去的故事講完了，我就開始分享我的老年獨居生活，沒想到看的人更多了。可能是因為像我這麽大年紀，一個人住的不多，大家都挺好奇的。
我分享老年獨居生活的抖音視頻，點讚有2.5萬，比以前一下多了很多。
我每天6點多就醒了，但是不著急起床，先打開手機做早安圖，給我自己拍的花花草草加上祝福語和日期，發給微信裏的朋友。起床後，我要做兩件事，一是稱體重，二是測血糖，這都是多年的習慣了。
每天早上晚上，我都要用手機發微信，有時候看看網友的留言。
洗漱完後，我下樓吃早餐，一般是一杯牛奶、一片麵包或者一杯牛奶、一碗麥片和雞蛋，有時候覺得味道太淡了還會加點泡菜。吃完早餐，我會去花園轉一圈，有時候刮風下雨花盆倒了要扶起來整理好。然後我就出門去買菜，一般一個星期去兩三次，有時候去菜市場有時候去超市，也有時候在網上訂然後自提，慢慢走回家就10點多了。
接下來，我要看看手機，和老同事打打電話，彼此問候一下近況，因為老人家身體都不太好，我們會互相交流關照一下。中午，我一般要做一個湯、炒一個菜、再拌一個涼菜，晚飯就懶得做了，吃中午剩下的或者吃點麵條、餛飩。
下午我也會和老同學老同事們打電話發微信聊天，晚上我要鍛煉，在小區裏散散步，一般走四五千步，下雨就在室內打乒乓球練習臂力，一次可以打500拍。我現在身體狀況還不錯，就是血壓有點高，糖尿病導致腎功能不太好，這是不可逆的，能維持不惡化就行了，兩年前摔過一次腿影響了膝關節，走路不太方便，其他都還可以。
我晚上還會看看喜歡的排球、乒乓球比賽，有時候也和朋友打電話發微信。睡覺前，我還要做一下數獨，這是我保持頭腦清醒、鍛煉統籌能力的“秘訣”。
第一次做得很慢，初級都花了好長時間才做出來，我就去新華書店買了七八本書，用鉛筆一個個填，做錯了可以擦掉重來。後來我發現網上就能下載數獨，就換成用平板電腦做，每天起碼做半小時，慢慢增加難度，不到半年就通關到大師級了，最高記錄是86000多分，才花了四五分鍾。
總而言之，我每天一個人過得挺充實的。我的老同學們，關係比較好的，像我一樣獨居的還有4個，我們經常電話或者微信聯係。他們也都覺得獨居挺好的，一個人愛幹啥就幹啥，想唱歌就唱歌，想上老年大學就上老年大學，多自由。
今年2月，我在視頻裏講了我準備怎麽處理身後事。因為我已經把我這一輩子的經曆差不多都講完了，就講講以後的安排吧，未雨綢繆嘛，人都會有這一天的。
這些事我很早之前就考慮過，也和老伴、女兒都商量好了的。2020年，我被查出胰腺有個腫瘤。胰腺癌是“癌症之王”，我有兩個關係很好的朋友，都是得了這個病很快就走掉了。我就覺得，如果真是惡性的，那治療也沒有意義，如果是良性的，就不用去管。所以我拒絕了進一步檢查做手術，就沒管它。但它給我提了個醒，還是應該盡早把身後事交代好。
我跟大家分享怎麽處理身後事。身邊人都走得突然，很多事情來不及交代，後續徒增許多麻煩。
我們老兩口在上海買了兩套房子，一套給了兒子，另一套如果要過戶的話手續比較麻煩，變賣後把錢給了女兒。去世後單位發放的撫恤金，兒女平分。我的存款，除去醫療費用，剩餘的應該也不會多，就由外孫和孫女平分。
我和我老伴單位都在青海，人走後單位發放撫恤金、結算退休工資這些事情，手續比較繁瑣，我老伴走的時候我就張羅了很久。為了給兒女們少添麻煩，我就提前拜托青海的同事代辦，給他們和女兒拉了個群，方便他們溝通聯係。
另外喪事，我要求一切從簡，不要講究。我跟孩子們說好了，我現在活著就是高高興興過每一天，盡量愛護自己的身體，但一旦病重或者發生意外，就讓我安安靜靜地走，千萬不要增加我的痛苦，也增加你們的負擔。
這些安排其實很正常也很簡單，我就像平時一樣當聊天給大家講講，根本沒想到會有人愛看的。沒想到，這個視頻一下子火了，第二天早上，我們小區的人都知道了，同學同事也都在微信問我這個事情。
我後來想，可能是因為生老病死的話題，一般人比較忌諱，但從生到死，人總是要走這一趟的，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就沒有什麽思想包袱，也經曆了很多次身邊人突然離去。我的很多同學也不避諱這個話題，有的人甚至把遺體都捐獻了。
視頻火了以後，我的生活變化也不大，就是多了一些媒體采訪，現在好多了，最忙的是今年二三月份。我現在基本一個星期更新一次視頻，主要是分享我的近況和花花草草。
我也經常看網友的評論，大家都覺得我安排得明明白白，說我是“人間清醒奶奶”，叫我注意身體之類的。當然也有不那麽好聽的，有的人會針對我說的一些細節抬杠，我有時候會解釋一下，說不明白就不管了。
也有人質疑我年紀這麽大了，又是個 “高知”，還要通過當“網紅”賺錢嗎？我發這些視頻其實都沒什麽收益的，我也不是為了掙錢，但是我也懶得反駁，沒必要為了這些事情生氣。
其實，無論多麽豁達從容，老年人一個人生活還是會遇到麻煩的。
我想起一件小事，我媽媽還在的時候，也是老年獨居，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叫我幫她剪腳指甲，我做了但是沒多想，後來也沒主動想起來要定期幫她剪。現在我也80多歲了，年紀大了彎不下腰，給自己剪腳指甲得費好大勁。孩子們平時很關心我，會注意到我洗澡上廁所有什麽需求、知道我腰疼從來不讓我拖地，但是這點小事，沒有親身經曆，他們很難想到。
老年人的生活和心態，很多是隻有自己老了才能體會到。好比我自己，過著獨居生活，頭腦還算清醒，起居也能自理，但很多時候，也需要孩子們的關照和幫助。我也想提醒一下年輕人，可以的話，多多體貼關心一下家裏老人，不要等到來不及的時候留下遺憾。
*本文由朱錦沁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朱錦沁本人授權提供。
朱錦沁 | 口述
橙 子 | 撰文
貓 基 | 編輯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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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周褶褶
狀況來得突然：健身房裏，那個剛才還在認真練深蹲的年輕人，說倒就倒下了。
最初，教練隻以為是學員低血糖，去露台透透氣就好。結果越躺越不對勁，年輕人的呼吸越來越卡頓，米色T恤下的胸口劇烈起伏著。
這是深夜21時左右，深圳寶安區。大塊頭的教練們慌作一團，不知如何是好。
“跟他說話，跟他一直說話。”教練部負責人林建宗強行鎮定自己指揮現場。他湊到年輕人跟前詢問病史：癲癇？低血糖？尿酸高不高？
沒有、沒有……年輕人含糊地否認著。他的四肢已經不聽使喚，嘴在慢慢合攏。
教練們慌張地搜羅著腦海裏的救援方案：抬高病人雙腿，促進血液循環；打120；又努力掰住年輕人的嘴，以免他咬到自己舌頭……
時間過去不知道幾分鍾，求救電話已經打了兩遍。年輕人的喘息越來越弱。
在中國，每年約有1.4億人會經曆各種意外狀況，有3500萬左右的人次需要接受醫療援助。呼救時分，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撥打120，然後焦灼地原地等待。
“大家可能覺得120趕到現場並不複雜，實際上我們會遇到很多困難。”經常跟隨救護車出車的石藝哲說道。他是深圳市中西醫結合醫院一名護士長，急診工作18年，練就了沉穩的性格。
他深諳“時間就是生命”，尤其對於急診科最重大的病種——心髒驟停而言。他也是一名急救培訓講師，在麵向大眾的科普課上，他一遍遍向男女老少學員們強調嚴重性：一旦遭遇這種極端情況，當事人的存活率，幾乎可以按“每分鍾下降10%”的速度來計算。
但在高密度又陌生化的現代都市裏，快速的空間位移並不容易。“不同的環境，不同的街道，甚至不同的紅綠燈，都會延長我們的救援時間。”石藝哲說。
急救隊裏的都是多年老司機，從沙井街道是個小漁村那會兒就來了。每次接到120警報，他們抓起鑰匙就上路，飆著救護車在街道上演生死時速。他們踩著油門穿過水草寮棚，穿過城中村，穿過摩天的鋼筋水泥……卻經常一腳刹車，卡在每一個作為終點的小區跟前。
“每一個孩子都會算會搶答，心髒驟停10分鍾以後，人的存活率幾乎是0，”在沙井區域負責120接警的辦公室裏，石藝哲輕輕搖了搖頭，“那在這10分鍾裏，我們又能保證什麽呢？”
在深圳，120救護車到達現場的時間中位數是13分鍾——這樣的效率在一線城市稱得上名列前茅，但仍然“太慢”。慢到救護車抵達現場時，超過95%心髒驟停患者都經曆了從抽搐到喪失意識、到瞳孔放大、呼吸逐漸停止、大小便失禁、再到神經元出現不可逆損傷的病變曆程。
從深圳市寶安人民醫院出門，右拐、再右拐，遠遠望見街對麵那家銀行雪白的招牌，林錦樂皺起眉頭。
七年前，那裏出過一起意外：銀行大廳裏，一名40歲出頭的中年男子突發心髒問題倒下。十來分鍾後，當被送進寶安醫院的急診室，他的心電圖已經拉成了一道寂靜的直線。
那是林錦樂十年學醫剛畢業，正式成為急診醫生的第一年。他看見死者的親人崩潰了，在病床前發出撕裂的哭聲。
“那個案例真的是很痛心，然後你又覺得自己無能為力。”
這種無力感仿佛是對急診科醫生的一種黑色詛咒，它如此普遍而滯重地盤桓在這個群體裏，並且世代傳承。林錦樂的導師張文武——寶安人民醫院前副院長、38年的“老急救人”——已經不記得多少次提起這組光禿禿的數字：
上大學的時候，老師就告訴他，中國院外心髒驟停的存活率是1%；
如今，38年過去，這個存活率隻微弱上浮到了1.17%——這些年裏，張文武已經經曆了被分配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急診科、破格晉升主任醫師、被深圳作為急診學科帶頭人引進、帶出很多研究生、當上副院長、退休、又被返聘的漫漫職業生涯——而2022年公布的這個最新數據，讓他感到無奈。
論及醫生們挫敗的根源，張文武認為，一是幾乎無可避免地，他們平均得花13分鍾才能到達急救現場，二是“公眾掌握基本急救知識與技能的普及率太低，很少有旁觀者給傷病員一個搶救 ”。
比如工地上有人不小心觸電，身邊正好有工友懂點急救常識，趕緊給他按了按心髒。哪怕這樣的操作並不規範，“送到醫院來，救活的可能性就比較高”。類似的事，河南有，深圳也有。
又比如2018年一個周六的清晨，深圳新安街道，一個60來歲的台灣大叔走著走著，突然捂住心髒暈倒在路邊。身邊的路人趕緊撥打了120，還有人騎著小電驢跑到附近的社康中心求救。
兩分鍾後，社康醫生謝玉萍和同事跑來，即刻對大叔進行心髒按壓，直到120趕來。
讓謝玉萍驚喜的是，過了一個多月，大叔專程帶著一麵錦旗來到她的辦公室致謝。這時她才知道原來台灣大叔還生龍活虎的，“後來他還參加工作，還到處旅遊”。
不過也許，這個案例還有更完美的可能——監控攝像頭拍下的畫麵裏，在社康醫生衝到現場之前的兩分鍾，三五個旁觀者一直站在原地，他們托著腰背著手，茫然地看著地上的老人。
石藝哲說：“現在居民的意識還沒有轉變，他沒有想到自己也有救人的力量，自己也能做點。”
“提高心髒驟停搶救成功率的關鍵，是醫生到來之前，身邊第一目擊者的介入，”張文武認為，“如果現場有家屬、路人懂急救，會做心肺複蘇，那病人被救活的概率就能翻好幾倍。”
實際上，在林錦樂整理的心髒驟停數據庫裏，“大部分救治成功的案例，都是他們互救”。
張文武越來越意識到，這事靠醫生單打獨鬥不行。充分利用120到來之前的“急救空窗期”，是唯一的出路。
2023年9月5日夜，深圳寶安區沙井街道一所幼兒園裏，在穿著紅十字會背心的急救培訓師們指導下，十幾名幼兒園教職工伸直了雙臂，用掌根對準“假人”的胸部中央，開始有節律地奮力按壓——“假人”的原型來自19世紀巴黎的溺水少女，全名“複蘇安妮”，是心髒複蘇訓練使用的人體模型。
培訓是普羅大眾的簡化版，時長兩三個小時，都是日常生活的急救幹貨：止血包紮，異物卡喉急救法，心肺複蘇術，還有“救命神器”AED的基本操作……
這是在寶安區組織部、區衛生健康局、區紅十字會的大力推進下，年初沙井街道剛啟動的大規模急救培訓，針對廣泛社會公民：有社區工作人員、網格員，有物業保安，也有小區居民。
負責招募培訓的社區工作人員張智慧，一開始非常頭疼，“大家都知道學急救可以保命，但又不像吃飯一樣是剛需”。常常是一場培訓招50個人，勉強報名20-30個，其中小一半還是奪命連環call催來的。
局麵莫名就打開了。一個上過急救課的寶媽得知了張智慧的難處，主動請纓，發動了自己的小區媽媽群。張智慧迅速完成了招募的KPI，又組織了七八月的暑期親子班，為參加培訓的小朋友都發了小獎狀和急救小證書。
不少老人也跑來報名。一次石藝哲下課，一位60多歲的老阿姨找到他，特別說起兒子小時候有次吃東西噎了喉嚨，人差點沒了。現在她的孫女也一歲多，“她就說你一定要教我正確急救的方法，我知道我現在要守護的人是誰了”。
以及第五大道的物業經理桑希偉，“一出來就覺得這是個好東西”。他曾在山東老家一個墓地打工，26歲的時候天天給人立墓碑，一天工資30多塊。他記得墓地裏有老人，也有很多年輕人，甚至小孩，隻感覺人的生命脆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嘛”。
寶安區衛健委徐海峰副局長提到一組數據：“自2017年寶安區衛健局和區紅十字會聯合設立應急醫療救援培訓中心以來，在深圳市寶安區，類似的急救培訓已經開展了4000多期，共計培訓居民超過30萬次。”
這是區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的幹部聯名倡議的“5分鍾社會救援圈”的決定性一步，目標是在醫生以外，讓更多的人掌握急救技能，成為潛在的誌願者，當遇見身邊人有難，可以在5分鍾之內，施以必要的援助。
2017年前，急診科的院外心髒驟停患者的急救，“結果都很慘，最好也是‘植物人’”；
開始急救培訓之後，“救活”的案例越來越多——台灣大叔的案例便是其一——寶安區的心髒驟停出院存活率一路提升，最近已經升到5.2%，遠遠高於全國1.17%的平均數，形成了以政府主導、部門協同、專業指引、科技支撐、社會參與的社會急救“寶安模式”。林錦樂認識的一個海關工作人員成了“學霸”，到處刷急救課，據說目前已經“救過四五個人了”。
張文武希望利用互聯網的力量，窮盡一切可能提高急救的效率，把那些“正好遇到了，正好倒在我眼前去救的”偶發的小概率的救援，變成“可能這個範圍離我幾百米，但我感應到了，我跑過去就可以救了”。
後者，也就是寶安區急救係統裏口口相傳的，“網約式”急救。
這相當於一種顛覆性物種的創造。不僅涉及人、物資和傷病員的快速打通，而且從醫學跨界到互聯網，技術壁壘巨大。“這些年我們一直在探索，但實現起來有難度，畢竟不懂技術方麵的東西”，張文武說。
轉機出現在2022年。通過深圳紅十字會牽線，騰訊加入了寶安區“5分鍾社會救援圈”的打造，這是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
對騰訊的工程師來說，開發一款麵向社會的數字化救援平台，就像“做一場社會實驗”。
他們所麵對的，是一張名為城市的龐大地圖，裏邊有社區、街道、學校等等場景，千差萬別。上百萬級時刻位移的節點散落其中，其職業分類包括但不限於：醫生、物業保安、快遞員……這些節點身上不確定性分布著一種叫“誌願者”的屬性，也就是掌握救人的實力，並有勇氣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
如何利用騰訊連接的能力，找到一種有效的秩序打通這些節點，形成一個完美的閉環，產生真正的社會價值？這是打造應急響應係統時，騰訊SSV社會應急實驗室思考的出發點。
張晶之前是微信團隊的產品策劃，她在2022年8月加入了社會應急實驗室，因為“這是一片藍海，有更大的空間”。她說自己並不太感性，更習慣從理性出發去分析問題。
“發現問題快速反饋，再快速迭代上線。”張晶語速飛快地說道。
當時“企鵝急救助手”已經有了1.0版本。在社區的急救場景，騰訊為每個試點小區都設置了一套24小時值班的應急響應係統——往往是物業保安的監控室，或者社區門口的社康中心。“相當於讓社區自己作為第一看門人，物業和社康來幫你，直到120來到現場”，張晶說。
同時，寶安區政府又花大力氣，為試點小區定製了一戶一個的“生命碼”——也就是一個紅色二維碼，包含了精確到戶的地址信息——根據林錦樂測算，“有時醫生和誌願者為了找地址，會花接近2到3分鍾的時間”。
第一，“出現問題掃碼，我們知道你是哪家哪戶，會立即派小區的誌願者過去”；
第二，“每個社區都有一個社康中心，工作人員也會趕來現場”；
前期準備花了將近一年，然而實際運作中，這個初始模型並不絲滑。
今年夏天，騰訊團隊在深圳寶安找到幾個樣本小區做調研。其中一個中高端小區，已經做過好幾輪急救科普培訓，“5分鍾社會救援圈”的二維碼貼在了每棟樓的顯眼處，還有遠遠高於平均水平的AED配置。
張晶蹲在小區裏找了十來個居民聊天，結果“好幾個人從頭到尾都不知道這是幹什麽的”，還有人發現家門口多了個紅色生命碼，以為是牛皮癬小廣告，悄咪咪摳掉了。
不同小區，物業的配合也是參差不齊。極個別的“神仙”物業，買了“複蘇安妮”自己複訓，以便讓工作人員形成急救的肌肉記憶；但在另一些物業，工作人員演示應急呼叫流程並不熟練，全靠現場翻筆記本念稿子；最讓張晶哭笑不得的是一個保安隊長——可能是他嫌字小看不清，把中控平台的屏幕，全拿A4紙打印出來了。
絕大部分時間，這個網約式急救平台是沉睡的，“滲透率不高”，“激活率很差”，“工具的救援效率並不高”。
“我們有企鵝應急係統，有急救培訓，還有AED的捐贈，但所有的線沒有連到一起，每一環都有掉鏈子的可能，”那次調研後，張晶認為，“其實並沒有產生真正的一種社會價值。”
2023年4月底的一個內部會議上，穿著一身黑的社會應急實驗室負責人滕超說道：“現在是最難的時候，大家一定要頂住，這件事的成敗就在於能不能在一個大規模區域推廣，現在沒有人知道怎麽做，世界上也沒有案例……但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5分鍾社會救援圈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接受過培訓的市民敢不敢救人，這涉及到複雜的人性。”寶安人民醫院急診醫學科主任竇清理說道。
“位置定位是一個維度，熱不熱誠是一個維度，有沒有能力是一個維度，他是否接受過足夠專業的培訓？”林錦樂覺得，變量太多了。
其實對於健身房教練經理林建宗來說，他學過急救，還考過紅十字會的急救證——這是健身教練上崗的必經之路；“物資”也並不缺：健身房進門左轉的櫃台旁，配備了一台嶄新的AED。
隻是急救證一年一考，考過不用，久了也就忘了。眼看年輕人已經抽搐起來，林建宗徹底沒了譜。他隻是讓人拿來了一條毛巾，猶豫著要不要塞住病人的嘴，“我們也很著急，我們也不知道怎麽辦……”
事實上，就連最終出手成功救助台灣大叔的謝玉萍也覺得，“其實還是會緊張和慌張”。
那時她剛畢業沒多久，第一次碰到現實中的心髒驟停案例。她覺得那個場景和演練當中完全不一樣。街邊吵吵嚷嚷，很多人圍觀，那個瞬間，很多奇怪的念頭湧到謝玉萍腦子裏：他還有呼吸嗎？到底有沒有心跳？好像有，又好像沒有。如果救不過來，會不會產生糾紛？要不要負法律責任？……
“就是那句話，怕差之毫厘，謬以千裏啊。”第一次遇到急救情況的林建宗說道。
騰訊團隊意識到，“有專業知識的人來兜底，非常有必要”。
於是2023年4月，又經過大半年的籌備，“企鵝急救助手”的2.0版本上線。
在這個新的版本裏，由物業保安或社康醫生值守在PC端屏幕前的模式，也就是“實體中控模式”，被升級到了由專業醫生隨時隨地移動化在線、24小時值班的模式，也就是“雲中控模式”，新舊兩個版本同步運作著。
“也就是把保安漏接的、不知道怎麽辦的事情，分攤到各個醫院了”，張晶解釋道。當有居民呼救，值班醫生會在手機上第一時間接到來電通知，隨後立即接入應急係統，提供線上指導。
假設是，專業人士的“在場”，會大大加強居民對於救助的信任關係。現實呢？
時間是7月22日晚上21：02分。尚未喪失意識的年輕人躺在地上。他動彈不得，艱難地張著嘴，像一條被擱淺在岸上的魚。
健身教練經理林建宗憂心忡忡地掛掉第三通120，一個陌生來電打來。
是已經出車好一會兒的醫生陳坤池。之前他反複給求助者電話，始終占線。電話接通的第一時間他說：我是救護車的，趕緊加我微信。
林建宗打開微信，添加好友。好友“晨池”唰啦啦推來幾條信息，包括一個“企鵝急救助手”的二維碼，一個視頻通話的鏈接入口。
21時08分，林建宗的手機攝像頭打開。連接被“激活”了。
30秒鍾後，一個娃娃臉的男醫生加入了視頻通話。他看起來30多歲，晚上9點還在會場背景裏，邊走邊問：“具體什麽情況？”
這是正在線上值班的急救醫生林錦樂。此時此刻，通過視頻通話，他遠程“趕到”了現場。
看到抽搐不止的年輕人，加上林建宗的病情描述，學醫17年的林錦樂迅速判斷：患者的呼吸困難有較大概率並非因為缺氧，反而是過度換氣所致。
林建宗迅速找來了口罩，但他有點遲疑：“扣在嘴巴上？”
1分鍾之內，又陸續有3個醫生“趕到”，加入視頻通話。其中一個窗口是救護車副駕座位上的陳坤池。
“有了。”21:12分，陳坤池把手機攝像頭調向前方，前方出現了一個白襯衣的瘦高個子，那是崗亭的保安人員在領著救護車一路小跑——這樣的效果是張文武意料之外的，“經過多次演練，保安能準確指路，縮短了120進小區的急救響應時間”。
在120出車醫生陳坤池最後衝刺的時刻，林錦樂對著地上的年輕人說：“你聽我說，深呼氣，憋氣，一、二、三，憋到你受不了，每十秒憋一口氣。”
現場的教練們迅速帶起年輕人節奏，陪他卡點呼吸起來。
“別緊張，沒事的，我們在，我們在。”林錦樂輕聲安撫著。
求救現場，值班醫生，120救護車，物業保安——在多方社會力量的配合下，整個急救鏈條流暢轉動起來，這就是張文武理想狀態中的“四方聯動”。
21:17分，120 抵達現場。伴隨著劇烈晃動的鏡頭，陳坤池和林建宗的雙機位匯到一起，年輕人被教練們抬上了救護車。用林錦樂的話說，這叫“閉環了”。
次日淩晨，24歲的小夥子已經完全緩過神來，輸完液，一個人慢悠悠走出醫院回了家。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本來隻是在公司樓下新開的健身房上一節免費的私教體驗，結果救護車一來，現在全公司都知道了，“老丟人了”。
至於教練林建宗，也創造了他的個人記錄：人生第一次叫了救護車。
“啊呀國家這一點真的好，120服務原來這麽好的？”這個潮汕人有點小驚喜。
直到後麵媒體扛著攝像機來采訪，他才知道，並不是所有救護車都提供專家指導和視頻通話，隻因為這裏是一個“5分鍾社會救援圈”的示範點——寶安區現在有49個急救示範點，健身房所在的創維創業園是其中之一。
自2023年3月，寶安區和騰訊SSV社會應急實驗室正式宣告合作以來，迄今，深圳已經有了52例救助的成功案例。有時一個周末就能救下五六“單”。其中一例是寶媽在家癲癇發作，10歲的小朋友獨自激活了企鵝急救，在線上醫生的陪護下，和媽媽等來了120。
每救下一單，林錦樂就會守在電腦前看視頻，一幕一幕複盤經驗和教訓。他形容這是在“趟路”——隻有真實地使用小程序，才會得到真正的需求，進而改進方案，形成良性循環。
有時他會對屏幕那頭騰訊的工程師說：“你現在所寫的每一個代碼，都會最終決定你能不能救到人。”
“邊開發，邊優化”，這道社會創新的解法，就是醫生和工程師一起，無數個微小細節一路打磨出來的：
他們在“企鵝急救”小程序裏，緊急呼救的按鈕下方，特別標注了“《民法典》第184條：救人免責”——這是為了提高陌生人出手的概率。
急救現場實時通話的界麵，一開始是照搬騰訊會議1:1的“九宮格”，每一方權重相同；現在改成了直播式的全屏畫麵——因為根據值班醫生反饋，“看清救援現場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九月，產品經理們又給“企鵝急救”迭代了新功能：在用戶發起呼救後冰冷的等待界麵裏，增加了“語音安撫功能”。情緒安撫的核心，是為了避免用戶提前掛斷——醫生通常在一分鍾之內能介入，而用戶會在半分鍾左右就會失去耐心掛斷——“一旦離開，用戶不會給你第二次機會”，張晶說道。
張晶的同事胡晗翰則是忙著四麵八方聊合作。不僅和市120一起討論深圳全市推開服務，也聯合了順豐、美團的快遞小哥、外賣騎手，市巴士集團的出租車、公交車，市消防支隊的8000名消防官兵，再和深圳市城管局一起，把路麵上最常見的保安員、保潔員等等，都放在了未來的規劃之列，“我們希望把他們一起納入這個誌願者的響應係統裏，能夠共同做一個共同守護的圈”。
“下一步就是把社會資源引入，看我們能不能跑得更快，盡可能讓救援時間縮得更短一些，”張晶嘩啦啦說著，又蹦出一句互聯網術語，“那就是一個plus（加強版）了。”
張文武相信，在如此多社會部門——政府機構、專業醫生、平台企業、社區街道等等機構的多方聯動之下，兩三年後，中國的急救事業會有一個井噴式的改變；但他也深知，要真正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的急救工作還任重道遠，“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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