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北漂住進舊日方艙
10月24日，老白搬進了朝陽區五環外，一個新改造的人才公寓。
“嘀嘀嘀嘀嘀——”
他推開房門，門口的報警器立刻“尖叫”起來。
從走進小區起，處處細節都如這般急促的鳴笛聲，抗疫標語、樓棟裏的指路牌、超市門口的辦公室名字、房間門背後的溫馨提示……
隨處的痕跡在提醒：這裏曾經是一個方艙醫院。
公寓現名金盞七彩家園，地理偏僻，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郊外，最近的地鐵站要走8公裏多，再往北一點，就是有名的打工者勝地皮村。
老白關上房門，鳴笛戛然而止。這是個18平米的大開間，帶獨立衛浴。他把自購的洗衣機塞進廁所，冰箱上擺好富貴竹，攤開套著灰色純棉被套的被褥。接著，打開電視，播起美劇，他走進衛生間洗了個澡。
洗衣機轟隆隆轉動，過去的記憶盡數褪去，沐浴液混雜著洗衣液的香氣，在屋子裏迅速彌漫開來。老白在浴室的霧氣中深吸一口氣。洗完澡，刮胡子，擦臉，又慢悠悠花了五六分鍾。
他感覺愜意極了——以前和別人群租，洗手間從來靠搶，這樣的從容難以想象。小小公寓在氤氳的霧氣裏，逐漸形成一個“小窩”的形象。
金盞七彩家園確實是七彩的。如果從天上俯瞰，約60棟房子的屋頂呈漸變色排列，從東到西，紅橙黃白綠藍，項目名字也由此而來。這片建築群占地15萬平方米，建設於2022年，總共隻用了20天時間落成，裏麵約有5000間隔離病房。三個月前，這裏還曾用於安置附近受杜蘇芮台風影響的災民。
就在老白搬進去的前一個月，9月27日，七彩家園再次變換身份，被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公示為“保障性租賃住房”，正式對外出租。
據朝陽區人民政府官網介紹，現在，這是一個可以“拎包入住”的小區。
新居是一棟三層樓的房子，輕鋼材質。老白住第二層南邊。
“就是個集裝箱房子唄，”這個35歲的黑龍江人滿不在乎地介紹，“這兒以前是隔離點。就是方艙。”
很快，處女座的老白把新家拾掇成北歐風的樣子。
他在房門口放了一個簡易鞋架，七層，上麵大多是運動鞋和休閑鞋，隻有黑白兩色。
進門處放了一個宜家的四層木質置物架，各種物品被整整齊齊地放在固定的位置上：一大盒口罩，兩瓶依雲礦泉水，一個俯臥撐架。口罩旁邊甚至有七個杯子，對應中產精致生活的不同場景：保溫杯，威士忌杯，精釀啤酒杯，兩隻高腳葡萄酒杯，以及一個錘紋玻璃水杯。
洗手間鏡櫃裏也是滿滿當當：390元的進口男士洗麵奶、小眾品牌牙膏、深藍色飛利浦電動牙刷、刮胡刀和泡沫、生發液，以及一罐脫毛膏。
從舊居搬來的冰箱白色外漆已經有點發黃，但被擦洗得很幹淨。床上換上了低飽和度的灰色係床品，一個Bose小音響躺著，還沒來得及歸置妥當。
電視桌和床之間不到兩米距離，他站起來走動的時候，需要略微小心。“屋子裏的電視櫃不能移走，這是規定。”老白有些遺憾。
不過總體而言，他對這個家相當滿意。它多少給了後疫情時代低潮期的老白一些安慰。
四年前，他大小還是個“老板”，和朋友合夥做除甲醛生意。2019年，他接了個大單——燕郊一小區200多套房子需要去甲醛。簽了合同，他摩拳擦掌，押了幾十萬進了貨。緊接著，疫情爆發，建築進度嚴重滯後。
他囤的是一種活性酶，保質期隻有8個月。房屋交付一拖再拖，老白無法進場幹活，眼睜睜看著一倉庫產品一天天報廢，自己也從略有結餘，變成了倒欠近30萬的債。為了還債，他開始開滴滴，賣掉了自己的勞力士水鬼和愛彼皇家，搬進了群租房。
來金盞七彩家園之前，老白在常營租房子。那是一套三居室，被房東隔成5間，租給不同的房客。四個房客每天早晚搶著用一個公共洗手間。作為那四分之一，好幾回，老白在廁所外跳著腳排隊等如廁、等洗澡，憋屈又無奈。今年10月，這個憋屈房子即將到期，老白決定搬走。
一天刷抖音時，某中介視頻裏關於七彩家園的介紹勾住了他——幹淨整潔，能自己擁有一個洗手間，還有極低廉的租金——1200元一個月，低出現在的租金一大半。
四天以後，2023年10月22日，老白開車到七彩家園現場踩盤，當即拍板決定入住。第三天，他叫了輛貨拉拉，把所有家當往大金杯上一塞，來了。
金盞七彩家園的方艙第一次正式啟用，是在2022年夏天。
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生馮少駒作為密接者，在這年9月入住了金盞七彩家園。
“我們學校被送到這裏來隔離的，至少3輛大巴車。”上車時他挺緊張，進了房間後反而感覺輕鬆很多，這裏的環境比他預計好了不少，除了電視的網絡不靈光，一切OK。
他住在E或者F區某棟樓的二樓南邊，陽光不錯。上上網課，打打遊戲，看看書，睡睡覺，做做俯臥撐……他甚至在孤獨的隔離生活中感到了一種平靜。
“特別安靜，就是一個人孤獨地呆著。”
孤獨中也有“熱鬧”。
看不見的鄰居熊孩子每天都要把東西扔到地上，哐當，然後爸爸開始揍他，孩子哇哇地哭，偶爾能聽到女人勸解的聲音。到了半夜，隔壁又一個鄰居老哥開始打呼嚕，馮少駒枕著呼嚕睡，有時候睡得著，有時候不。
每天一到送餐時間，他就能聽到走道上“嘎嘰嘎嘰”的走路聲，以及餐車輪子滾動的聲音。
打開門拿三餐時，報警器會被觸動，一整層樓的警報聲像擊鼓傳花一樣，從一頭叫到另一頭，然後換一層樓，再來一次。“滴滴滴滴滴滴——”
直到現在，七彩家園園區仍有各種細微痕跡，提醒人們這裏曾經的用途：
走廊上用粉色印著標語：防疫工作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隻有挺身而出的平凡；
園區的鐵絲網圍牆上掛著“成長、感恩、科學、樂觀、互助、安心”等詞語；
G區唯一一個小超市，設在一樓西側一個小房間裏，“超市”兩個字被大大地打出來貼在門上，上麵是原來的房間名——醫護多功能室；
走廊裏有“隔離人員出口”的指引牌；
房間門背後貼著溫馨提示：取餐、扔垃圾、開門時，請務必佩戴N95口罩；
園區裏，每棟樓樓下都有綠色鐵絲網圍牆。圍牆裏麵有草坪，草坪上種著小小的樹。無聊的時候，馮少駒經常站在落地窗前看樓下的樹，那是難得的放鬆時刻。
他在隔離時拍過一些方艙的視頻發到網上。一年之後，這些視頻突然有了新訪客——
有人誤以為他是七彩家園的租客，跑到視頻下谘詢方艙的“房租情況”。
“挺不錯的。”知道曾經住過的方艙已經改頭換麵正在對外長租，馮少駒說。
也有人對“方艙”這件事犯過嘀咕，包括小金自己在內。但住久了，已經完全沒了不自在。
“我們今年8月開始對外招租，現在光是G區已經租出去300多戶。”小金說道。她是這裏的物業經理。
據朝陽區人民政府官網介紹，七彩家園從2023年6月1日開始運營，總共有4608間房，都是18平米單人間，每個房間裏家具一應俱全。
“物業的工作人員都住這兒。”她一邊打開樣板間介紹設施，一邊努力推銷，“現在南邊的房子都快住滿了，隻剩下一樓還有幾間。你要想住二三樓，我們都得讓工作人員騰地兒。”
小金說，很多人是衝著極致性價比來的。
她算了一筆賬，“押一付一每年送1個月，押一付三每年送2個月。按第二個（付款方式），相當於1000塊一個月。”
沒有中介費和物業費，“可能就開空調電費多點，電費1元/度”。
9月下旬，95後蘑菇拖著幾樣行李來到七彩家園G區。
他是最早住進七彩家園的人之一。
彼時，他打開一樓某個房間門，再關上，感覺上下左右都是空蕩蕩的，整棟樓似乎一個人也沒有。他的行李很少，拉杆箱的輪子在走廊裏擦出隆隆回聲。
當天，他沒有看到任何其他住戶，“我不會是第一個來住的人吧？”
作為一名電視媒體工作者，蘑菇每月不到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北京停留，家對他而言像是個短暫落腳地。他8月底在鄂爾多斯，9月去了成都，10月飛到拉薩，忙忙碌碌中，竟然把續租這事兒忘了。出差回來後，他前腳到家，後腳就接到了房東的搬家通知。
蘑菇在朋友圈劃拉了幾個中介，發現有人推薦七彩家園。他來看了一眼，三下五除二，決定搬進來。
他的房間布置得像是一個媒體人出差住的酒店商務間——進門處掛著一大把各種會議的媒體證，床上粗糙地套了一個半防水床笠，隨意扔著一台蘋果筆記本。唯一能看出來長住痕跡的，是桌子下麵的一隻淡黃色摩托頭盔，還有從上一個家裏帶過來的貓窩和寵物喂食器。
“我的工作不用每天通勤，什麽時候上下班都好商量。”他在金台路上班，從金盞過去大約需要1小時，這是可接受的範圍，“而且很便宜。我上一個房子，月租將近4000元。”
唯一頭疼的是房子隔音太差。蘑菇時常像一年前的馮少駒那樣，在這棟輕鋼板材建築裏聽到孩子的叫聲和母親的嗬斥。
住在蘑菇隔壁的是一家三口。年輕媽媽冬冬帶著差幾天滿3歲的兒子來找爸爸。她是邯鄲人，剛來北京不久，丈夫在附近工作。他們在此短租，目前計劃住到過年。
他們選的是一樓的最邊角處。冬冬覺得這樣能把對鄰居的打擾降到最低，“孩子肯定要跑來跑去，聲音大。”
冬冬笑起來很羞澀，長發有些亂。雖然是在屋子裏，她依然穿著黑色的毛線魚尾長裙。電視裏播放著綜藝節目，但她看電視時總被打斷。兒子在床上滾來滾去，時不時就要撲到她身上來撒嬌。
這不是冬冬第一次“住方艙”。
去年7月，她在老家邯鄲撞上一波病毒，也住過兩周的方艙。“和現在這個基本上一模一樣吧。”她印象裏，兩個方艙除了顏色不同，毫無二致，輕鋼板材、集裝箱式的，都有衛生間，都是三層樓。
不像老白頭疼電視櫃占了很大空間，冬冬對現在房間裏標配的電視很滿意——在邯鄲的時候，因為沒有電視，兩周的隔離讓她感覺無聊極了。
“當時沒想到還有自己主動來住方艙的一天吧？”鳳凰網問。
她抿嘴笑起來。
冬冬帶孩子出門的時間不多。作為“隔離區”的遺產，這個園區周圍什麽配套也沒有，也很少親子遊玩的地方。好在園區內綠化不錯，偶爾母子倆在園子裏走一走，透透氣，等著丈夫下班歸來。
10月24日這天下午6點，冬冬帶著兒子去食堂吃飯。偌大的食堂裏稀稀拉拉幾個人，兩名中年男子相對而坐，還有兩人獨自進食，冬冬是唯一帶著孩子的。食堂四天前剛開張，早中晚三頓都供應。
G區不遠處，兩個100多平米的門市正在裝修，按照規劃，一個是超市，一個是水果店。
一切正有條不紊地，向著五髒俱全的“保障性住房”行進。
“讓工薪收入群體逐步實現居者有其屋，消除買不起商品住房的焦慮，放開手腳為美好生活奮鬥。”在2023年8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規劃建設保障性住房的指導意見》如是寫道。
文件還指出，此輪規劃建設保障房的保障對象，重點針對住房有困難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體，以及城市需要的引進人才等群體。“支持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上的大城市率先探索實踐，具備條件的城市要加快推進，暫不具備條件的要做好政策和項目儲備。”
而方艙變身人才公寓的舉措，可以視為這一意見的落地——在金盞七彩家園物業辦公室門口放著一份租賃合同，上麵顯示：提供了極致性價比的房東甲方，正是北京朝陽區保障性住房租賃有限公司。合同同時規定，租住者不得不得從事經營活動，隻能用於本人以及家庭成員自主，數量不得超過上限。
按物業經理小金的說法，這樣的保障性住房非常搶手，自己一天能帶8-10個看房人，成交率也“還行”。
“房子很快就會沒有了。”小金說。
老白搬進來的當天下午，住戶小蝶挽著褲腳出門下樓拿外賣。
她住進來還沒多久，屋子也還沒來得及完全收拾妥當。但關於“家”的嶄新規劃，在她心裏默默成型——各個家具的擺放要調整下位置，床腳再弄個小衣櫃。淩亂的桌上擺著她的化妝品和發夾、發箍，一個精致的咖啡機靜靜放在桌角。
“這裏咖啡比較難喝到，”她笑著發出邀請，“你要是有空，可以來我這兒喝咖啡啊。”
那天老白沒有出門開滴滴，他難得給自己放了一天假，躺在床上看美劇，看著看著，眯盹了過去。蘑菇還在埋頭搞自己的電腦，屋子沒有來得及收拾完，他即將再次出差。
冬冬帶著兒子吃完晚飯走出食堂，兒子一路蹦蹦跳跳。天色有些晚，金盞七彩家園的路燈已經亮起來了。
文中受訪者冬冬、小蝶、蘑菇為化名
作者 南雪 ｜ 編輯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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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雨｜故事講完了，女工和她消失的時代
這個故事關於貧窮的一家人。其中有父母、姐妹、孩子；有為生計所迫的人，有洗碗工，有病人，還有一位作家。在深圳這座特大城市，轉瞬即逝的三十年，工廠出現了，他們進廠打工，工廠又消失了，他們隨波浮沉。經曆著最猛烈的希望與失望，不甘與創痕，他們總是幸存下來——以緊緊依靠彼此的方式。這大概也是活著，能夠給予我們每一個普通人最後的武器。
我人生的黃昏已然來臨
作家鄔霞獲頒深圳青年文學獎的時候是39歲，早已不算青年了。她14歲來深打工，16歲躲在工廠宿舍的鐵架床上用筆寫作，25歲收獲關於她的報道《打工妹癡迷言情小說，手寫300萬字》，那是16年前的都市報風格。如今，她所有工作過的工廠都已消失，要麽倒閉，要麽遷去了東南亞。倒是居住的地方，距離打工的第一個工廠，直線距離不超過1.5公裏。
離獲獎又過去了兩年，如今她41歲了，一晃27年，從童年到中年，與其說她一直客居深圳，倒不如說她一直待在寶安區西鄉街道一個半徑不過兩公裏的圓內。她當然搬過家，從步行範圍內的一個城中村搬到另一個。上一套房子就租了二十年，她在那裏成為打工妹，又變成打工作家，進廠又離廠，結婚又離婚，生下兩個女兒。直到兩年前，深圳轟轟烈烈的城中村改造工程，要將他們居住的簡易樓提升成白領公寓，才被迫搬離——她當洗碗工的母親，用一個小推車，把全部家當以螞蟻搬家的方式一點點挪，所以也搬不遠。
我們約在共樂社區的柵門前相見，後者是疫情時代的產物。共樂社區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貼麵而立的握手樓，最低五層，最高十二層，如同苦夏之人壘起的積木，滿是漫不經心之貌。握手樓的夾縫之間是僅容一人穿行的陰暗小巷。正值午後，四通八達的小巷裏行人匆匆，電單車、三輪車穿梭往複，整個共樂社區就像一隻懶洋洋趴在地上的巨型章魚。
鄔霞住的位置在小巷深處
鄔霞的家還在城中村更深處，需要左轉再右轉，拐彎再轉彎。她說那麽多的快遞員，隻有一位能準確無誤找到她家，因為那位自己就住隔壁。
這是我們約在柵門相見的原因。鄔霞個子瘦小，紮一根馬尾，穿一件半新不舊的T恤，後來才知道，那是她母親從垃圾堆裏撿回來的。沒有打工之後，鄔霞一直待在家裏，隻剩下寫稿賣錢，於是可以想見她的窮困潦倒。她將城中村搬家的經曆寫成了一篇《深圳搬家記》，極盡困窘之苦，投給了由深圳市舉辦的第七屆打工文學征文大賽，榮獲優秀獎，我們見麵時剛剛領到200塊獎金。
鄔霞在家裏
我在網上搜索了這個征文比賽，有些好奇這個時代都會產出什麽樣的打工文學。其中，小說類金獎確乎頒給的是一位有著打工經曆的作者（雖然後來他開了十年工廠），大概是因之與時俱進，他的小說主人公不再是工廠仔，而是商海沉浮的大老板。鄔霞參評的散文類金獎則頒給了一位曾經的晚報記者，如今的某地作協副主席，散文名是報社所在的地址。
打工文學已經不流行了，鄔霞說，現在流行的是送快遞送外賣的作家，大家不說工廠的事了。這也是為什麽她的書賣不好。
寬泛的說，送快遞送外賣也是打工，但在當代史上，確乎有那麽一段時期，“打工”是與“進廠”聯係在一起的。那是屬於前三十年的舊事，一代代中國人離鄉背土，組成被社會學家稱為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遷移運動，目的就是為了來到東南沿海，換一套工衣，進廠打工。其間的中心，自然是深圳，最為壯觀的工廠叢林在此拔地而起，又以彼時還處於關外的寶安、南山為最。工廠流水線生產成千上萬種商品，也流水線一般製造男工女工。那是“世界工廠”勃然而興的時候，有多少榮耀就製造多少痛苦，14歲的鄔霞離開四川盆地，輟學打工，不過是期間最微不足道的一個例子。而文學也就此而生，隻要打工仔打工妹拿起筆，因為痛苦是文學之源。1991年，“打工文學”的提法首次在深圳文壇出現，到了鄔霞這，她已經被劃為了第三代打工作家。
許多年前，在另一個深圳的城中村，我也曾經尋找過一位第三代打工作家的蛛絲馬跡。那是一位名叫許立誌的工廠詩人，曾將工廠的螺絲形容為“鐵作的月亮”。在他跳樓自殺後，我去了他寄居的城中村，去了他跳樓的大廈，還去了他的鄉間老家。我至今都記得，他的老父悲傷地說，許立誌辭工後，想去深圳書城工作，為此還寫了自薦信，“但他一開始就錯了。他太年輕，看不懂。書城是賣書的，他隻想去看書。”
後來，一家出版社為包括許立誌、鄔霞在內的六位打工作者各出了一本詩集，活下來的幾位還一起參演了紀錄電影《我的詩篇》。在我的印象中，那幾乎是深圳“打工文學”最後的高光時刻。如今，就像鄔霞所說，工廠敘事讓位給了送快遞送外賣的零工經濟，她曾經深惡痛絕的工廠都消失了，南山區成了高科技產業的代名詞，寶安區的房價也漲上了天際，倒是深圳，常住人口在今年首次錄得負增長。
過去的工廠廠房現已廢棄，樓上還依稀可見曾經的質量方針標語
這也是為什麽，看鄔霞的書總會產生一種遙遠之感，就好像看見撕下的日曆。而她的書也確實賣得不好。她一共出版了三本書，第一本不必說了，是西鄉街道辦的扶持項目，並未公開發售。她有一位宗親出錢加印了200本，在宗親大會上廣為發送，但結束時才發現，宗親們隻是將她的書丟在酒店裏。第二本就是詩集，出版社說銷量超過5000冊就有版稅，她到現在都沒收到，那就是沒有賣到了。去年，鄔霞出版了第三本書，是一本非虛構文集，將工廠往事與一家人的深圳故事融為一體，就我的觀感而言，是三本書中寫得最好的。但一位搞音樂的年輕人自告奮勇拿了100本去賣，回頭就跟她說，姐姐，沒想到這書比我的專輯還難賣。另一位打工作家和她交流經驗，說賣書難過賣豬肉，她深以為然。
我看到一張張疲憊的臉，個個都昏昏欲睡……總查朱桂花是個重慶女孩，二十歲，很開朗活潑，她想打瞌睡，直叫：“媽媽，媽媽，我的媽媽。”江西女孩冬梅和她年紀一般大，性格相近，笑著說：“你媽媽在家裏，聽不到。”朱桂花說：“我媽媽在家睡得正香，她不知道她女兒有多可憐。”
有一次到了休息時間，包裝部大多數人齊聲趴在台麵上，客戶見了，問是不是工人們得了病。
我跑到衝涼房裏攀上了窗戶，想做一次自由落體運動，那一刻，我的大腦一片空白。媽媽很快追了過來，用力把我拉了下來，她嚇得臉色慘敗。
要說一點期待沒有也是假的。第三本書的出版邀約是疫情正烈之時，共樂社區常常淩晨突擊封閉，許進不許出。有一晚也是這樣，聽說社區要封了，鄔霞拉著大女兒跑去柵門邊，她的當洗碗工的母親還沒有下班歸來。遠遠地母親來了，看見要封鎖，掉頭就走。她擔心第二天出不去，要耽誤上工。她朝鄔霞喊，我不進去，不然上不了班。鄔霞喊，你去哪裏住？沒有睡的地方。媽媽說有的，電影院那裏，她要露宿。就是這時，鄔霞脫口而出，我要賣書了，說不定賣得好。
在家裏，鄔霞的新書《我的吊帶裙》上落滿灰塵，上麵放著大女兒的畫
第三本書雖然還沒拿到版稅，倒是也帶來過一些收入，寶安區文聯有獎勵政策，每一個定居寶安的作者出版成功，都能拿到5000塊獎勵。這是她要告訴我的另一件“趣事”：當時正值她的兩個女兒新學年要開學，因為沒有深圳戶籍，要入學就要辦租賃合同，但房東甚至不和她見麵。一位共樂社區的網格員告訴她，他有辦法，不過需要5000塊。於是，錢還沒捂熱，就又進了別人的腰包。但網格員拿錢不辦事，微信不回電話不接。一位保安聽說後，不屑地說，那個屌毛肯定把錢輸掉了啦。她慌了神，打市長熱線，第二天街道上門了解情況，問事情經過，紙筆記錄。先是她的媽媽說，說著說著她就哭了。然後是鄔霞說，說著說著她也哭了。
“我心裏想，她不應該哭，不應該在他們麵前展現這麽弱的一麵，也沒什麽用。沒想到過了一會兒，我的眼淚也下來了。”鄔霞哈哈笑起來，好一會兒才停歇。我想，這就是發生在鄔霞身上，打工作家和文學的故事。
手中無錢難回家
鄔霞的家在小巷深處，用圍牆圍起來的一棟二層小樓，月租3600元，她和父母，以及兩個女兒住在一起。平心而論，能以這個價位在城中村租到兩層小樓，換得一家團聚，可謂物美價廉。就像她說的，房租不貴，是我們沒錢。
但小樓當然也沒有看上去那麽好，二樓房頂漏風漏雨，又因房間狹小升溫極快，偏偏深圳的夏天既熱且久還有台風，在那裏待下去考驗人體極限。於是，她們一家人都擠在一樓的唯一一間臥室。裏麵硬塞下兩張床，她的父母一張，她和兩個女兒一張，兩個女兒睡床頭，她橫躺在她們腳邊。但一樓也沒有那麽安全，有一天早上，她起床給兩個女兒倒水喝，回到臥室，發現床上一塊石灰，天花板裂了。大女兒向她報告，石灰砸了妹妹的臉。她一看，小女兒頭發縫裏都是石灰。
鄔霞家裏壞了的書櫃，木板已經翹邊
當天下午，物業就帶工人來檢查，承諾維修，同時告訴她，房租要漲了，還續租不？
辛辛苦苦一個月，錢都給了房東。這裏特指鄔霞媽媽的工資，鄔霞沒工作，稿費隻能說聊勝於無，按時交租都要仰賴65歲的母親。
這棟小樓處處可見鄔霞母親李金秀的痕跡。客廳裏四個電風扇，她撿的；存放女兒作家培訓班結業證書、打工文學獲獎證書的櫃子，她撿的；吃飯的茶幾，坐的塑料凳，也是她撿的。鄔霞的T恤、褲子、耳環都可以交給她承包，今年端午節，她撿來一家人吃的粽子。在這個豐裕的社會，人們對舍棄有多麽隨心所欲，李金秀撿回來的東西就有多麽無所不包：她撿過兩隻烏龜，可惜被老鼠拖走了，她又撿回來一隻兔子，每天喂它吃剩飯。
李金秀撿的兔子
進到房間，我瞥見了一本《父權製與資本主義》，正訝異於打工作家對閱讀風尚的敏銳，鄔霞就說，媽媽撿的。
李金秀每天在餐廳洗碗九小時，上午八點到中午十二點半，回家休息，下午五點前返工，晚上六點幹到十點半。她撿垃圾的時間都是放工後的深夜，拉著小推車穿行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沒用的賣掉，有用的帶回家，有時就要撿到淩晨三四點，回家眯上幾小時，新的開工日又開始了。
鄔霞說，母親有時就會很失落，畢竟她已經老了，本不應該再打苦工，都是自己沒用。最近她發現，母親似乎變矮了，她的駝背更嚴重了。李金秀有麵癱，她的嘴歪了，一隻眼睛耷拉著，得用手指才能掰開。吃一口粽子，李金秀崩落了三顆牙。為了能應聘洗碗工，她將頭發染成黑色。李金秀還有焦慮症。
李金秀和鄔霞曾經在同一個工廠打工。鄔霞那時14歲，年紀太小進不了廠，借了旁人的身份證改成20歲；她那時37歲，年紀又太大，於是將年齡改成了27。母女倆相差7歲，人們以為她們是姐妹。
指導工阿利也跟媽媽認識，有一晚媽媽所在的4組不用加班，她對媽媽說：“你來幫你妹妹加班。”媽媽糾正道：“是我女兒。”阿利驚訝道：“天啊！”媽媽問：“我可以來替她加班嗎？”阿利說：“可以。”
從那以後，每逢媽媽不加班，她就來幫我加班，讓我回宿舍休息。
如此又過去二十年。已經衰老了的李金秀從廚房踱過來，端著一碗生地瓜讓我們吃，生地瓜祛了皮，切成小塊，像水果一樣。她的背佝僂著，臉上扯出微笑，一種溫和的強悍性情和深深倦意都刻在眼角。
李金秀用一隻睜開的眼睛看向我。她說，打工一輩子，錢沒掙著，人老了。你看我現在成了個什麽樣子。
李金秀年輕時的照片
1989年，鄔家生活在一個叫潮水村的地方。一對夫妻，兩個女兒，直到世事如潮水將他們衝向遠方。最早來深圳的就是李金秀，農閑時，她用一根扁擔，一頭挑兩個女兒，一頭挑磚，一匹才三分錢。當親戚從深圳拍來電報，告訴她可以進廠時，她毫不猶豫地出發了。走的那天是夜裏，還是小孩子的鄔霞和妹妹睡著了，她不敢叫醒她們，在伸手不見掌的黑夜中踉蹌而出。兩天兩夜的火車，然後來到一個新世界。
李金秀與兩個女兒
在深圳，新世界憑空降臨，舊世界也還未隱退。大片的稻田、魚塘、荒山包圍著工廠，進廠的路是鄉間小道，如今的寶安區政府是稻田一片，而共樂社區，則是荔枝林。李金秀租在廢棄的農民房裏，第一晚點亮煤油燈，一顆死去的老鼠頭在瞪著她。然後就進廠，那時候廠少人多，18-22歲，工廠隻要最年輕的，報名的人還是多，那就考試，李金秀考過26個英文字母，考過一元一次方程組，考過應用題“怎麽幫助犯錯的同事”，雖然她隻是想去工廠剪線頭。晴天雨天，她輾轉在進廠和找廠的路上：四海手袋廠、超旺塑膠廠、愛國製衣廠、致富電子廠……在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無數人想要致富和超旺，而像李金秀這樣的人，能依賴的隻有汗水：白天七毛錢一個鍾，晚上八毛錢。而這也沒有那麽容易。李金秀親眼看到兩個門衛將一個沒戴廠牌的女工按在花圃裏。在四海手袋廠，一個工友，扣除住宿、工衣、各類明目的罰款，第一個月隻領了四毛錢，他去廠外買了一節甘蔗，吃完了工資也完了。超旺塑膠廠沒幾個月就倒閉，暫住證失效，工人們無處可去，又害怕治安隊員巡檢，隻好躲去了一棟高樓的樓頂。在夜晚的高樓，一片漆黑之中，李金秀看見了深圳灣的霓虹閃耀，與自己身處的仿佛兩個世界。
1993年7月16日，李金秀記得好清楚，她進入了日資的高鬆製衣廠。第一個月領到172塊錢，2塊做寄費，150塊寄回家作兩個女兒的學費，她隻留了20塊錢自用。李金秀從不吃早飯。然後，先是鄔霞來了，再是丈夫來了，最後小女兒也來了。一家人都進了廠。得知女兒不想再讀書的那天晚上，她哭了一整晚。
在工廠，鄔霞開始寫作。大姑聽說後，在電話中對李金秀說，她什麽文化，還寫小說，腦子有沒有問題？但李金秀支持女兒，寫作也是為了這個家，誰又想真的當一輩子工人呢？她說，你拚命寫。第一次投稿失敗，她說，你再寫一篇。為了給女兒騰出時間，李金秀幫她洗衣服，旁人問，為什麽不讓你女兒自己洗，她一笑了之。
鄔霞滿18歲這一年，終於受不了離開了高鬆廠。下一個來的是不滿16歲的小女兒，她總是哭著上班，沒幾年也偷偷辭工，不敢告訴媽媽。隻有李金秀一個人留了下來，在高鬆廠，她幹了17年。她聽說，日本老板在本國請1個工人，在深圳可以請19個。這就是高鬆廠的機器一直轟鳴的奧秘。但廉價的勞力總有耗盡的一天，2009年，日本老板將工廠搬去了越南，廠子倒閉了。李金秀這一年52歲，因為常年站在流水線旁，腳底生了厚厚一層繭子，得用剪刀剪掉。和相熟的工友去照相館拍照留念，那時她還不知道未來的日子將更加艱難，她挺直著腰板，臉上竟有些釋然的笑意。隻是當知道因為廠子倒閉，剛交九年的社保不得不斷繳時，她才氣得哭了一會兒。
人生就是難關重重
下了班，我迫不及待地走出廠門，一眼就看到了妹妹。我跑上去緊緊地抱住她，淚水立刻湧了出來，著急地問：“你為什麽要出來？為什麽要出來？”一想到她要跟我一樣做苦工，瞬間覺得天塌地陷。
這天下午，鄔霞的妹妹鄔麗推著嬰兒車來了。她沒坐公交也不打車，頂著37度的濃濃烈日在大馬路上步行了二十分鍾。越是想少曬點太陽，她就走得越快，越是走得越快，喉嚨就越冒煙，而寶寶也曬得越紅。直到她拐進了共樂社區陰涼的小巷裏。
她從嬰兒車的置物架上端出自己燉的蘿卜排骨湯。和媽媽說，我錢也拿不到，氣死了。老板天天都跟你說，好，這周這周，好，明天明天，永遠是這麽講。
鄔家對於到訪者已經見怪不怪，鄔麗轉過頭跟我解釋，疫情中，她在一家創業公司做人事，但疫情中創業很難稱得上一個好主意。那時她剛懷孕，9號去醫院檢查，10號老板就通知，要降薪，降一半。她從人事崗被調去做市場經理，搞銷售，但問題是，公司的創新產品直到倒閉都沒研發出來。從去年拖到今年，即使工資降到離譜，老板也早就發不出了。她被欠了五六萬，老板態度好，欠的錢都認，就是沒有。有了這筆錢，她就可以給大兒子交學費，大兒子上不了公立高中，私立高中一學年就要七萬，去年她已經欠了四萬。今年的交費時間又要到了。
鄔麗說，像她們這樣的，在深圳不能叫打拚，隻能算苦苦掙紮。她的姐姐在旁邊表示同意。
兩姐妹隻相差兩歲。鄔霞愛看書，鄔麗一看書就頭疼；鄔霞土豆絲都切地費勁，鄔麗能做一大桌菜。曾經有一次，鄔麗代替鄔霞去領獎，一位頒獎領導沒認出來，說，鄔霞好像變開朗一點了。小時候，兩姐妹喜歡一起坐在土屋的門檻上唱歌，當14歲的鄔霞要離家遠行，12歲的鄔麗還什麽都不明白，她一邊跑一邊開心的大叫“姐姐要打工嘍！”等到一家人隻剩了她一個，她被寄養在親戚家，父母按時從深圳寄來生活費，她卻因長個兒後沒有新鞋，被抵爛了幾個腳趾蓋。那時候她總是哭，一個人的時候哭，聽到媽媽生病了的時候也哭，她無心學習了，她隻想去深圳。
鄔麗與鄔霞
在深圳，鄔麗很快也進了廠，是一家玻璃廠。第一天，她跟隨人流去工作，又跟隨人流去食堂。午休時她發現自己無處可去了，工人們三兩成群，她不敢上前說話，在廁所裏躲了一個多小時。隻做了兩天，她就決定辭工。鄔霞和媽媽在高鬆廠，爸爸在另一個廠做保安，她決定去找爸爸。她要坐公交車，還坐反了，差點開出深圳，輾轉之餘，等到下車，天已經黑了，她一個人走在僻靜無人的小道上，那時候摩托黨搶劫案頻發，搶錢包搶首飾連工人們買的青菜都搶，她倒不覺得害怕，反而是爸爸大吃一驚。
和姐姐一樣，鄔麗也有著飛揚的想法。姐姐想寫作，她想唱歌。那時候的工廠以及附近的商場，常常舉辦針對打工者的歌唱比賽，有時鄔麗自己報名，有時鄔霞幫她報名，她有一副好嗓子，每每得獎，獎品包括一種保健口服液（可能是商家廣告），以及一隻風鈴。
鄔麗在一家電子廠的流水線上貼標簽，電子廠舉辦了歌唱大賽。那是一個周末的晚上，鄔霞和父母去聽妹妹比賽，說是聽，因為他們進不了廠，隻能站在電子廠的鐵門外。輪到鄔麗唱歌了，她唱了一曲《我不想說》。後來才知道，由於鄔麗唱的太好，負責放音樂的工友以為原聲沒消掉，鄔麗一邊唱，他一邊拚命按遙控器。鐵門外，鄔霞聽到了妹妹的歌聲，她轉頭，發現李金秀淚流滿麵。
兩姐妹都不想當普工了，她們一起去上打字班，要當文員。對於進廠打工的人，有時現實的極限就是一份同樣在工廠，但可以坐辦公室的工作。鄔麗先成功，鄔霞去應聘，老板考她把電腦插頭插到主機上，她不會，插錯了。人生就是難關重重。在當文員的工廠，鄔麗遇見了第一任丈夫，老板的小舅子。鄔霞勸妹妹，不要這麽早結婚，結了婚就沒法唱歌啦。但鄔麗不聽，19歲她就結婚，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兩姐妹的前夫，在鄔家各有簡稱，姐姐的叫“渣男”，妹妹的是“家暴男”。鄔霞的前夫，媒人說他能賺錢，但事實是三十歲生日的時候他因為沒錢餓得下不來床，他嗜賭，輸掉了鄔霞的獎金。他還出軌。最新一個證明他“渣”的例子是，他去學校找大女兒，臨走時向她借了一塊錢，因為他沒錢給電動車充電。現在他重新進廠打螺絲了。而鄔麗的前夫呢，鄔霞說，工友看見他在工廠車間追打自己的妹妹。
如何理解兩姐妹的婚姻？她們是那個時代數以千萬計女工們困境的折射嗎？很遺憾，我並未找到任何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深圳當然是一座離婚率高企的城市，農民工的離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但已有研究大都集中於兩地分居的情形。鄔家兩姐妹當然運氣不佳，不然也不會連逢惡人。但就像鄔霞所說，工廠才是最封閉的地方。轟鳴的車間、永不止歇的流水線、日以繼夜的加班，將她們困於其中。而即使住著十二人一間的擁擠宿舍，孤獨與疲憊也常常難以遏止。在何偉的《甲骨文》裏，深圳女工最愛聽的電台廣播是情感熱線，在李金秀的記憶裏，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工做夢都在叫著男朋友阿強的名字，而高鬆廠的女廁門上確乎有著女工們玩笑般的箴言：“上班匆匆，下班匆匆，不如回家找老公。”1993年，深圳一家玩具廠發生大火，喪生的80多名工人中，隻有兩名男工，其餘都是女工。有時候，她們隻是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
離開工廠後，不像姐姐藏在家裏，鄔麗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隨著深圳“騰籠換鳥”，低端製造業退場，對於鄔麗這樣的廠妹，一個愈發龐雜的就業市場出現了。她去4S店賣過車、搞過人事，因為老板要提拔自己的外甥被換掉；她去一家製造ATM機的公司打過工，在商場站過櫃台，還擺過地攤；她碰到過黑心老板，帶著勞動局的工作人員上門討薪都討不到還差點被打；她賣過保險，第一份保單賣給了姐姐；創業公司變成欠薪公司後，她還試過直播唱歌。如果說她的掙紮不知疲倦，那困境就像氣泡，她總是從一個飄進另一個。她有了新的丈夫，生下了新的孩子，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事，但為了照顧嬰孩，她無法再出去工作。錢錢錢，鄔霞說，妹妹要被逼瘋了。
時光倒退十年前，紀錄片《我的詩篇》攝製組要來拍攝新一代的打工作家鄔霞。那是他們一家人第一次出現在聚光燈下。鄔麗對姐姐說，他們是來拯救我們的嗎？她差點哭了出來，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又覺得好運就要來了。
消失的工廠
沒了工廠，斷指、工傷、職業病、勞動糾紛也不會再有。工廠裏湧現的老板、歌手、作家、詩人等，這些都將不複存在。如果不再需要工人，也就不會再有許立誌筆下流水線上的兵馬俑。
我請鄔霞帶我去看看她曾經的工廠。
走出共樂社區，是一個十字路口，這一邊是犬牙交錯的城中村，另一邊已經高樓林立，有高層公寓、shopping mall，還有大酒店，是最標準的大都市麵貌。小步快走，過了車流轟隆的寬闊馬路，右轉，經過李金秀曾經洗碗的砂鍋粥店，左轉，一條支路斜斜向上，叫鐵仔路。鄔霞說，這就是過去的工廠路。第一次來深圳，她就是沿著這條路去找她的母親。
遠處的高樓是峻業廠曾經的位置，現在成了數字創新港大樓
路兩邊曾經許多工廠。紙品廠、塑膠廠、製衣廠、電子廠等等，穿著天藍色工衣的打工仔打工妹、一輛接一輛的貨櫃車，隨著廠門開啟吞吐往複，想象當年的熱鬧景象，如今的鐵仔路幾乎要用安靜來形容。右手邊的峻業廠早已消失不見，廠房都被鏟平，如今成了朗峻廣場，幾棟全玻璃鋼的異形建築坐落其中，像壘起的俄羅斯方塊，取名數字創新港，看起來就是寫字樓，但不知是尚未啟用還是空置率太高，門前冷冷清清。往前走，塑膠廠也不見了。第一天來深圳時，因為媽媽還未下班，她待在工廠裏的親戚宿舍，如今那成了幾棟高層公寓。再往前，是原來的運通廠，如今又成了一個廣場，高聳著商住一體的建築群，上有巨大的“旺鋪招租”廣告，還有一個孤零零的噴泉。鄔霞說，這條街過去有許多服務打工一族的快餐店，隨著工廠消失，都歇業了。鐵仔路上曾經有一個照相館，放工之後她們常去拍照，離這不遠，還有一個小郵局，當年她就是懷抱稿件去那裏投寄，它們全都消失無蹤。
然後，我們就來到了高鬆廠：低矮的院牆圍起來的，幾棟破敗的黃色小樓。敞開的鐵門上一塊白紙板，手寫“廠房招租”。說實話，聽鄔霞的描述，我原以為高鬆廠是一個如同富士康般的龐然大物，至不濟也應該占地廣闊。沒想到要用不起眼來形容。鐵仔路這一側是一分廠二分廠，另一側是三分廠，老板專門修建了一座過街天橋，但鐵仔路並不寬，過街天橋也就有幾分袖珍。天橋是全封閉的，進出口都在工廠內部，就像一條甬道，上有幾個狹小的窗戶，看起來更像碉堡的射擊孔。這麽設計的原因，是老板擔心工人偷拿車間的成衣，從天橋上扔下去，搞裏應外合。如今，入口處一把大鎖，天橋早已廢棄。
高鬆廠並非空無一人，反而有些滿滿當當。原來的廠房一部分租給了快遞公司，快遞車就停在樓前。還有一部分廠房，也有新的公司入駐。一塊黃色的“深圳市某某有限公司”的廣告牌掛在一樓，缺省處是因為真的被撕掉了。我們走進左側的二車間，那是過去鄔霞上工的地方。這棟樓的外立麵破了一個大洞，簡直可讓小汽車穿行。如今這裏也有一個工廠，我們上到二樓，一個工人拖著推車轟隆隆穿過陰暗的走廊，仿佛來自時光黑洞。鄔霞說，這都是一些隻有一二十人的小廠，再不複往日高鬆廠千人出工的盛況。另一個今非昔比的證據是，工人們都不穿工衣了。
鄔霞過去上工的大樓，如今牆麵破了個大洞
我們繞到廠房背後的宿舍樓。當年排隊打熱水的鍋爐變成了一堆廢銅爛鐵。每一層的陽台上掛滿五顏六色的衣服，確乎沒有工衣。宿舍已經對外出租，樓底停放著好幾輛諸如烤魷魚、烤冷麵的小車。鄔霞說，她原先就住五樓。那時她喜歡穿露肩的吊帶裙，媽媽不讓，她們老是為此爭吵，有次一氣之下，她將所有吊帶裙從五樓扔下去，吊帶裙在空中飛揚，簡直要飛了起來，倒是媽媽，又著急忙慌跑下去撿。
曾經的工廠宿舍樓
站在高鬆廠的遺跡之中，你很難不回憶過往，而一切都煙消雲散，回憶也就如玩笑般失去重量。2008年，鄔霞在深圳《打工文學周刊》創刊號上，發表詩歌《吊帶裙》：一個熨燙成衣的女工，那是她的自述詩。下一年，深圳工人成為美國《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推薦語是這麽寫的：_中國經濟順利實現“保八”，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並帶領世界走向經濟複蘇，這些功勞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_然後又是一年過去，“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在深圳舉辦，千百個競爭作品中，一個普通打工妹驕傲的口號脫穎而出：“深圳，與世界沒有距離。”當時的總結是，這反映了特區勞務工的視野擴大到了世界。他們依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美好生活的夢。
而那段烈火烹油的日子，也被譽為深圳手外科的“黃金年代”。一位深圳的手外科醫生，在出席聯合國勞工問題論壇時，說他10年裏做過大約4000例斷指再植，相當於每天一例。說者神情平靜，聞者無不詫異。當年的珠三角，工廠的機器每年要切斷4萬根手指，深圳的醫生們操作了全中國最多的斷指再植手術：按照手術難度，可分為指尖被削去、手指被卷成數段，又或者雙手十指離斷。
這就是工廠時代的“打工”，工人不是與機器一起工作，而是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你可以形容他們是螺絲是齒輪是機械臂，或者任何冰冷可供驅動之物，機器不知疲倦，他們也要不知疲倦，直到鮮血迸濺，才能回複血肉之軀。在《中國女工》一書中，車間管理者給痛經的女工發不知名的止痛藥片，防止她們離開身邊的機器。疲憊的女工在夜晚尖叫醒來，因為人畢竟不是齒輪不是螺絲不是機械臂，而是會做被機器吞噬的夢。
這也可以理解，為何對一個曾經進廠打工的人，工廠喚起的記憶，都是關於恐懼、無助以及逃離的渴望。從14歲到18歲，一個小孩像大人那麽做工，她哭了兩百多次；深更半夜，所有人都睡了，她在衝涼房換上終於不是工衣的新裙，一個人轉圈；她還試圖跳下五樓的窗戶。我們總要做些什麽拯救自己，於是她開始寫作，午飯後她匆匆跑過甬道般的天橋，淩晨兩點她苦熬著不睡，都是為了寫，每天她要密密麻麻寫滿八頁紙。她寫那些富家千金的故事，寫那些不用做工還有人愛的人生。想象越是貧瘠，渴望也就越是強烈，因為最能激起一個人憤恨的，往往是他自己的命運。
鄔霞試過一切辦法逃離工廠。她去應聘文員，最後當上了倉庫管理員；她購買了《剪報致富秘笈》，將報紙短章剪下寄給收錄的文摘，心心念念以此賺錢；她和妹妹租下商場的櫃台，但商場開張不久，承包方就卷款私逃；最後的希望放在寫作上，她是打工作家了，被介紹去一位散文家的公司上班，第一件事是給散文家刷鞋。她抱著手稿去聯係出版，對方說，要不給你介紹一個大款，至少四十歲。她說，我不漂亮。對方回，你也不醜。
鄔霞買的《剪報致富秘笈》
曆身期間，很難不讓人對命運產生困惑。
越是逃離，她越是發現，在一切變動不居之中，隻有工廠不曾拒絕她。
如果說命運的轉機曾經一度觸手可及，那必是紀錄電影的拍攝了，這場旨在發掘新一代“工人詩歌”的文化運動，恰逢蒸蒸日上三十年後，人們開始回望來時路——驀然間大家發現，連打工人都實現了代際更替，而打工人的孩子們也在寫詩了。
《我的詩篇》榮獲上海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她上了電視，參加了電影節如明星一般走紅毯。
參加電影節的當晚，有人告訴她，她很快就要夢想成真，擁有一份文字工作了。
但熱鬧之後，一切就像從未發生。
夢想顛倒如幻影，真正發生的事是，她的父親病了，試圖殺死自己。
是的，在我拜訪鄔家這幾天，鄔霞的父親鄔發洲一直睡在裏屋的床上。他飽受各種病痛的折磨，而十年前導致他自殺的重度抑鬱依然沒有遠離，他滿頭白發，瘦得隻剩一把骨頭，他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當我們坐在客廳，無論李金秀還是鄔霞，都放低聲音，不想讓他聽見那些過去的事。她們說，鄔發洲是一個溫柔的人，他愛美又愛笑，當李金秀去往深圳，是他在家給兩姐妹編辮子，他能用鵝鐮刀拾掇出頂好的柴，而他穿著雪白的褲子挑糞桶，更是長久留在鄔霞的記憶裏。後來他也來了深圳，因為年紀大了沒有一技之長，隻能當保安或者清潔工，在一個對女工的需求超過男工的就業市場，鄔發洲的工作並不好找，他常常被辭退，有時就隻能待在家裏，他為一家人做飯，是鄔家廚藝最好的人。而疾病欺負窮困的人，去醫院一檢查，身患的疾病突然就高達了九種。當鄔霞一次次失敗，所有人都覺得她該重回工廠時，是她的父親說，你就待在家寫吧。
那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晚上，李金秀說，她突然發現，丈夫不看電視，而是直直看著她。她問，你怎麽一直看著我？丈夫說，夫妻之間，本來就是你看我我看你。第二天早上，鄔發洲告訴妻子，他已經吃了老鼠藥。她們立刻帶他去醫院。麵對醫生，他平靜地說，醫生，說來都好笑，我有糖尿病高血壓膽結石腦梗塞，最近又失眠，非常痛苦。我家裏條件不好，為了不拖累她們，我喝了老鼠藥。
醫生從鄔發洲的胃裏抽出了十多盆黑色的水。病危通知單也下了。他虛弱地叫妻子，金秀，秀。妻子不理。他去扶她的肩，說，不要氣。李金秀哭著吼，不要碰我。
那是一段黑色的記憶，當她們焦急地送父親去醫院的時候，父親悄悄牽了鄔霞的手，對她說，對不起，幺兒。
一家人
這天下午，鄔霞說，要給我找找當年的照片。鄔家什麽都不多，就是照片多。過去三十年，不像別的打工家庭常常天各一方，鄔家人一直在一起。他們都愛拍照，無論窮富逆順，一家人自己珍惜自己。照片證明時光已逝，又如解剖切片般凝固當時當刻，它提示著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可以變成無數碎片，從這個意義上，它對窮人和富人都一視同仁。
鄔霞打開客廳一角的矮櫃，從裏麵拖出幾大包包得嚴嚴實實的袋子。這是李金秀的傑作，包得這麽嚴實，是擔心老鼠的進攻，而隨著袋子被拖出，確實也有幾顆老鼠屎翻了出來。
袋子一層層打開，照片傾倒而出，時光碎片鋪滿茶幾。看見我們翻出了照片，放工回來的李金秀也坐了過來，饒有興致地和我們一起翻檢。
我看見了李金秀年輕時的樣子，和現在判若兩人。她身型苗條，穿一身白色套裝，優雅地坐在草坪上，繁重的勞動還沒有壓垮她眼裏的笑意，背後是深圳蒼翠的棕櫚樹。我還看見了步步生風的鄔發洲，他大步走在工廠的走廊上，確實如鄔霞所說，年輕時的父親有一張秀氣的臉。李金秀說，就是在這個工廠，第一個月，丈夫隻賺了八塊錢。而照片背景裏的那棟工廠宿舍樓，就是她現在洗碗的地方。
我還看見了兩姐妹小時候的樣子，一個七歲，一個五歲，稚氣地站在老家的土屋前。有時候照片也能騙人，父母從深圳寄來照片，他們一人一套牛仔衣，站在高樓大廈前，氣勢勃勃讓人神往，後來才知道，高樓大廈隻是照相館的布景。然後鄔霞自己也來了深圳，她身量還未長開，站在鏡頭前，伸出細瘦的胳膊，就是一個孩子。在那家消失了的照相館，一家人留下許多影像，他們有時是笑著的，有時又一臉嚴肅，鄔發洲有次還拿了把吉他，大概是照相師的創意。1998年、1999年、2000年，他們拍下新年留影，然後是鄔霞18歲生日留念，她已經高過了母親。妹妹也來了，有一張她在工廠當文員時的照片，抓拍了她抬起頭的一瞬間，淡淡的眉眼下，青春的氣息仿佛要逼退鏡頭。
鄔霞一家的老照片，前三張為李金秀、鄔發洲、當文員時的鄔麗，第四張為全家合照，後兩張為青年時的鄔霞
鄔霞翻出了當年高鬆廠包裝部的女工合影，她和母親靠在一起，就在第一排。李金秀說，照片上的女工們後來都散入四麵八方，不知去向。鄔霞記得一個女工，當年自己剪不完線頭，她剪完了就來幫自己，但名字她忘了。合影中有唯一一個男性，是包裝部的經理。鄔霞說，他姓黃，綽號黃狗，因為他總打女工的主意。而他掌握的權力，隻是能指定誰可以多坐一會兒。一個女工逢周末去給他洗蚊帳洗被子，但黃狗早已結婚，女工最後隻是黯然離廠，嫁回了老家的山村。
隨著照片被翻出來的，還有許多其他的東西。有一家人的暫住證、就業證，在不同工廠的工作證，寶安區簽發的臨時工勞動手冊。在李金秀的一張入廠證上，手寫的出生年月，1958年的“5”確乎被小心翼翼改成了“6”。還有一封泛黃的老家來信，1999年2月23日，信裏麵，親戚讓父親放心：你的田土今年我們是種著的，不會讓生產隊收走的，你們也不會餓死的。
鄔霞一家這些年積攢下來的各種證件，前六張為打工時的入場證、暫住證、就業證，最後一張為鄔霞的寫作培訓結業證書和作品獲獎證書
而他們終於也沒有回去四川老家。照片越聚越多，時光在其中飛逝，兩姐妹都長大了，父母也老了。鄔發洲胖了又瘦，一家人為他慶祝60歲的生日，他出院了；皺紋爬滿李金秀的臉，紀錄片攝製組要來家裏拍攝那天，她開心地去燙了頭發；一家人再次合照的時候，鄔家出現了第三代，鄔霞有了兩個女兒，照片裏她們先是嬰孩，然後慢慢長大；鄔麗有了十八歲的大兒子，寒暑假他都去餐廳打工。有一次在商場，鄔麗看見三個男孩在商場餐廳圍爐火鍋，她告訴姐姐，他們和自己的兒子差不多大，但人家條件好，約上同學吃飯，而她的兒子端著蘑菇，地上一滑，跪在地上。
“好多次，我心裏好恨自己。我不是跟他們說一定要成功嗎，為什麽就是成功不了。”李金秀上班去了，照片被重新打包收攏，我和鄔霞坐在客廳，兩個女兒在裏屋玩手機，父親也昏睡著，客廳裏安靜極了。鄔霞說，她不是沒努力過。
隻是寫作不能改變她的命運。至少，打工文學帶不來錢。還是好多年前，在一次打工作家的聚會上，一位聲名赫赫的打工作家就說，他們一個比一個窮，她決定去做生意。那是另一個傳奇故事了，這位曾經被評為深圳“20年20人”的打工作家，棄文從商，生意越做越大，她所有的夢都實現了，代價是因非法集資鋃鐺入獄。但即使認清了這一點，鄔霞又能做什麽呢？她學過烤魷魚、鐵板燒；有人要帶她去香港賣奶粉賺大錢；一個文友讓她貸款十萬理財，還有一個教她辦幾張信用卡來回倒；她試過拉群帶貨，但拉來的文友不僅窮還無聊，在群裏發算命鏈接；她也試過直播唱歌，兩個小時分賬0.7元。
隻剩下寫了。她被介紹去一家公司當寫手，給老板們寫傳記。對方說，知道她是才女，拿到的料都給她寫，人家拿兩萬，她拿一千。一位富裕的文學愛好者，隻圖名不圖利，提議她給自己代寫一本，稿費歸她，鄔霞覺得是個好主意，但文學愛好者人忙事多，好像把這事給忘了。到第三本書出版的時候，出版社讓她簽兩千本簽名本，她自購完10支金色簽字筆，銀行卡裏隻剩100.99元。
還有人給她介紹過商機，和人假結婚，給她五萬，對方能多出一個購房指標。但她社保年限不夠，提議再等等，如今房市下行，這樣的好事也成了昨日黃花。她抱著犧牲的態度去相親一個老頭，和李金秀一個年紀。但老頭沒看上她，說她沒一點精神。老頭還問她，你怎麽就不能繼續打工呢？
“我想過，但還是……好像沒有勇氣再去打工了。”鄔霞淡淡地說。她曾經拚盡一切，就是為了逃離工廠，逃離打工的痛苦，她以為文學可以幫助她，但文學不可以，她失敗了，但她並不後悔。你可以感受到，前半生的打工生涯帶給她的恐懼，從14歲到41歲，那種恐懼像怪獸一般盤踞心底。她經曆過，也看見了打工帶給鄔家每個人的痛苦，她的母親有一雙變形的手，她的父親被扇過耳光，而妹妹在不得不再次打工的時候，對她說，姐，我害怕。一想到工廠，身體裏每一顆細胞都在對她喊，快跑，快跑！後來的歲月，她隻是希望藏得越深越好。工廠都消失了，她的恐懼還沒有消失。
我問她，你的工廠故事都寫完了嗎？
嗯，她點點頭。過去有人勸她，應該繼續去不同的工廠做工，這樣才能豐富她的經曆，擁有更多的素材寫出更好的作品。她知道這是對的，但就是做不到。
她就像進入了一條死胡同，工廠消失了，寫作看不到出路，而零工時代的清潔工、護理工、小時工、外賣員她也通通不要做，她隻是頑固的留在原地。她知道許多人在冷眼看她。為什麽不去打工？不像許許多多曾經的、當下的打工作家一樣？某種意義上，“認清現實”，是這個世界最殘酷的一句話，而我們每個人都要在人生中的某個階段承認這一點，這也是一種能力，不然就無以保持“體麵的退場”。但漫長的前半生之後，鄔霞不想再擁有這種能力了。她看著我，說隻有母親，隻有母親，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評判她。她的眼神誠實得就像一隻困獸。
“這些人都沒有資格來數落我，我拖累了我父母，隻有我媽媽，她才有資格。我沒有吃你的用你的，沒有找你借一分錢，你有什麽資格來說我？我天天在寫稿，哪怕沒掙到一分錢，我也是在努力啊。我不是沒努力過，我不是在好吃懶做。”
她不得不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價。最近媽媽在餐廳扭傷了腰，不能再撿垃圾，餐廳經理隻是說，下次別這樣了。仿佛錯的是她一樣。而大女兒有一次就說，媽媽你去工作吧，不然同學問我你在哪裏上班我怎麽回答？小女兒在一旁出主意，你就說是醫生！但大女兒不依不饒，難道我跟他們說我媽媽是窩囊廢，天天在家裏打電腦。倒是妹妹說，媽媽告訴她，鄔霞出書了，她內心還是驕傲的。
但出書有什麽用呢。她那300萬字的手稿都不知去向。好多年前，她把手稿交給了一個文友，對方告訴她會捐去異地的打工博物館。她想象過自己的手稿陳列在博物館裏的情形，卷起邊的白紙本，密密麻麻的字，她想不知別人看了作何感想。但後來才知道，根本沒有這樣的博物館，文友隻是把她的手稿放在家裏，然後，不見了。
現在，作家鄔霞在參加自考，《係統集成工程管理》，她要當工程師。好厚一本書，她天天看，越看越不會。有了工程師證書，落戶深籍就有了資格。她有兩次考試機會，第一次已經考砸了，大女兒明年就上初中，沒有戶籍隻能上私立中學，她還剩一次機會。
有一晚，鄔霞做了一個夢，她站在鏡子前，而鏡子裏是一個怪物。
一切隻能如此了。人生就是這樣無可逃避，不得解脫。並不是所有的難題都能解決，所有的代價都能償還。在深圳這座特大城市，鄔家人生活了三十年，工廠出現了，工廠又消失了，而那些遺憾、痛苦、不甘、難以痊愈的創痕從未放過他們。隻是時光短暫，一家人還在一起。
9月下旬，鄔發洲又住院了。他說，我真是個大禍害。一家人輪流去照護，李金秀晚上下班了去陪床，鄔霞早上送兩個女兒上學後去接班。鄔麗每天在家做好了飯送來。有一天，鄔霞去樓下接飯，妹妹從陰影裏閃出來放聲大哭。她們安慰彼此。鄔霞收到了《北京文學》發來的稿費615元。在鄔家三十年困窘不安的生活中，這樣的波折也是常有之事。他們總是幸存下來。二十多天後，鄔發洲出院。回到共樂社區，李金秀將瘦小的丈夫放在小推車上，拉著他走向巷子裏的家。鄔霞用舊手機拍下了兩個老人的背影，一個佝僂著，一個蜷縮著。照片如此殘酷，奇怪的是，卻莫名有一點點溫馨，大概是因為，在寸寸消失的光陰中，這是證明一家人真切存在的，新的時光碎片。
? 鄔麗為化名。文中插圖均為作者拍攝。頭圖為AI作圖，封麵來自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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