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拍下北漂日結工的24小時：在厄運中，等一個機會
馬駒橋位於通州和亦莊之間，
橋的一邊，
是京東總部和富士康等大型企業、工廠，
另一邊則是馬駒橋商業街，
北方最大的日結工勞務市場。
無數日結工在這裏蹲活，
180元一天是常見的市場價。
裝卸、搬運、分揀、保潔，甚至故宮保安，
這裏有句俗語：
“有錢不住天通苑，落難必闖馬駒橋。”
他們都把這裏當作最後一根稻草，
相信這裏會有翻身的機會。
朱玲玉為馬駒橋日結工拍攝的肖像照
探訪日結工的真實生活。
以及她的感動、矛盾與篤定。
以下是朱玲玉的自述：
責編：倪楚嬌
朱玲玉在馬駒橋打印招工廣告傳單
5月25日，我在馬駒橋發了一個招工廣告，上麵寫著：招10名日結工，每天10小時，聽他們講故事，由我給他們拍照、錄視頻，年齡不限，薪酬麵談。
那天，我在蹲活的路口發傳單，他們一下子湧上來，一兩分鍾幾十張傳單就被搶完了，有五十多個日結工來加我的微信。
朱玲玉在馬駒橋派發招工廣告
烤過羊肉串，攤子被收了；做過快遞，車第一周就撞壞了；還嚐試偷渡到阿根廷，就差最後一步的時候心裏犯怵了；也賺到過第一桶金，但很快因為開飯店，全賠光了。他越來越沒底氣了，覺得“還沒以前過得瀟灑”。
韓玉發的包內物品：診斷書、抗抑鬱藥、過期未兌的彩票，朱玲玉拍攝
韓玉發打開他的行李箱，給我看他的抑鬱症診斷和抗抑鬱藥，包裏還有張過期了沒去兌的彩票。
牆上投影著街頭的招工廣告，朱玲玉拍攝
我把街頭那些字特別大的招工廣告，用投影儀在他的屋子裏投射出一個窗戶的效果，拍下了照片。因為我感覺，他們在這個逼仄的生活環境裏，唯一可夠的光亮，就是那些明碼標價的體力勞動。
馬駒橋的人大多和韓玉發一樣，有個“大項目”，又天天去彩票店裏買彩票。有人跟我說他昨天有個兩百萬的項目沒有談成。
馬駒橋的日結工在彩票店刮彩票
其實他們可能也隻是在尋求一種社會認同感，在生活已經落魄到這種地步的情況下，還是希望能夠保留一些體麵，靠這種吹噓哄著自己。
韓玉發跟我說，最近活不好找，要麽就是進廠分揀快遞，那個活他也不願意幹，幹了兩天就出來了。即便活難找，我發現這裏的人寧願每天隻吃一頓飯，也不願意接受一個廉價的活。
在馬駒橋街邊的台階上找工作的日結工
他們對於什麽活值得做，心裏是有杆秤的。即便一天沒有活幹，還是要保留最後一絲尊嚴。
我也問過他們，為什麽選擇做日結，而不去找一個相對穩定的長期工作，比如進廠。但他們都不願意，因為覺得在廠裏就好像有根鞭子隨時在抽打著你。
日結工楊景超夫妻，朱玲玉拍攝
在馬駒橋是很難看見夫妻結伴的。所以當我遇見楊景超夫婦的時候，就發現他們身上有差異性，於是提出了拍攝的要求。
我跟著他們坐公交去幹活，下班後他們去超市試吃，基本上把所有的攤位都吃一遍，才能吃飽。吃完之後他們又會覺得很落魄，好像特別需要一個理由來安慰自己，所以就會在路上各種打情罵俏。
楊景超的妻子把摘來的花戴在楊景超頭上
他們家養的那隻小貓是在路邊撿的一隻小奶貓，每天他們自己可能連飯都吃不上，要去超市吃，但是他們每天都會給貓一個饅頭。
他老婆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她因為身體原因幹不了活，所以完全沒有辦法帶來經濟收入。但楊景超就一直讓他老婆陪在身邊，每天跟著他去工地上。
這是片子裏唯一一段帶暖色調的畫麵，我把它放在最中間，就像是洋蔥一樣的調味料。
楊景超夫妻在超市試吃
我其實一直在找女日結工，但女日結工特別難找。馬駒橋的工種大多是體力活，這些工作首先就不會傾向女性，性騷擾之類的問題對她們來說也是隱患。
日結工黃淑芬，朱玲玉拍攝
但最後兩天時間裏，我碰到了黃淑芬，她是我在馬駒橋見到的唯一一個穿西裝的人。我就問她，你怎麽找活還穿得這麽正式，她說是女兒買的。
穿著西裝蹲活的黃淑芬，朱玲玉拍攝
采訪她那天，她隻吃了一頓早飯，是老鄉遞來的一根香腸，剩下小半截還被她扔在了牆角，我看著那個斑駁的牆，按下了快門。
她跟我講了很多在馬駒橋遭遇的事情，包括女性在這裏生存的難處。比如她在馬駒橋已經十幾年，租住的地方經常會遭到一些男日結工的騷擾，有時候心善的房東會把他們趕走。
黃淑芬吃剩的半截香腸，朱玲玉拍攝
在跟她相處的兩天裏，我發現她特別了不起的一點是她脾氣特別火爆。我們在馬駒橋拍攝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一些男人過來調侃她，或者欺負人，她就會立刻把人罵得狗血淋頭。
日結工黃淑芬，朱玲玉拍攝
她跟我說自己的女兒在北京做大律師，有一套價值2000萬的別墅，女兒想把她接走，甚至來馬駒橋跪著求她，她都不願離開。
因為她覺得自己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她給兒子在老家買的房子還在供房貸，要幹到60歲，等還完房貸，讓兒子可以安安心心地娶個媳婦回家，她才能夠休息。
她的話真真假假，我無法確定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但我能夠確定的是，這樣說可以讓她在馬駒橋更安全。
日結工楊海青，朱玲玉拍攝
楊海青背著音響跑步
他說他叫楊海青，來自呼倫貝爾，2018年來到馬駒橋做日結工。他是我在馬駒橋遇到的唯一一個對我不設防的日結工。我問他今天幹活賺了多少錢，他說160塊。我就提出以160的價格雇傭他一天，他很爽快地就答應了。
楊海青在牆上貼的打油詩影評，朱玲玉拍攝
他的夢想是成為成龍那樣的電影明星。他的牆上貼了很多給院線電影寫的各種打油詩影評，我就看到這個人的形象一下子立體起來了。
楊海青展示自己的劇本《霹靂山河狂飆閃電腿》
過去他跑了不少劇組，沒有戲可試的時候就來馬駒橋討個生計。最落魄的時候獻過五次血，他想去上海電影節，但微信餘額隻剩9塊錢。
桌上擺放著母親的遺像，他買了葡萄放在旁邊。他說，母親生前最愛吃葡萄，可惜母親沒有等到他成功就去世了。
去街頭表演的時候，他一定會把劇本貼在地上。每晚他雷打不動地演4個小時，除了喝水都不休息，晚飯隻吃兩塊錢醬香餅。
楊海青用晾衣杆當作棍棒表演武術、表演“金槍鎖喉”
這樣一個有著“瘋魔”般理想的人，似乎在馬駒橋是格格不入的。片子最後那段模仿卓別林的電影台詞，他幾乎一氣嗬成，圍觀的路人都用怪異的眼光審視他，但我在鏡頭後卻一直流眼淚。
日結工楊海青，朱玲玉拍攝
其他日結工會不斷給你提新的要求，比如說你今天要給我買一個什麽東西，這會兒要給我吃個飯，一定要給他好處，他才會一直讓你拍下去，但楊海青是完全沒有提過任何要求的。
楊海青在街頭表演卓別林電影台詞
在我眼裏他本身就是一個電影，我還跟他開玩笑說可能這輩子你要拍的最好的一個電影，就是我給你拍的紀錄片，你就是你自己，不用扮演任何人。
然而，在拍攝這些人的過程中，我的內心不是沒有矛盾的。我不僅是一個記錄者，還是一個雇傭方。
是馬駒橋日結工找活的兩個高峰期
但隨著我在這裏停留的時間越來越長，我發覺馬駒橋有一種讓人下墜的力量，在這裏，你每時每刻都要算計、考量人心。那種環境就像一個黑洞，待久了就會把人吸進去。
楊景超夫妻，朱玲玉拍攝
每個馬駒橋的日結工身上都有自己的矛盾性。楊景超是一個很愛妻子的人，他在以一種非常樸素的善良對待女性，但他也是我遇到過的日結工裏，對我要求最無理的。
但在提出要求之後，他又會解釋自己的行為。他指著蹲活的路口，跟我說，這裏就是一個水池，水都衝沒了，所以裏麵的小蝌蚪都開始互食。
日結工楊景超，朱玲玉拍攝
我覺得他這個表達特別生動和準確。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不用這種法則來生存，你就會被欺負、被羞辱、被剝削。
剪輯的時候，有同行的老師建議我把這些情節都放進片子裏，可以讓主題更有衝突、更尖銳，但我沒有選擇這麽做。因為從媒介角度而言，我是一個掌握了話語工具的人，也是比他們有話語權的人，但他們連解釋自己的機會和渠道都沒有。
朱玲玉鏡頭下的平民詩人
剛入行的時候很多前輩都跟我說，女性幹這行堅持不到30歲，他們建議我轉圖編。
平民詩人李鬆山是一位牧羊人，朱玲玉拍攝
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平民詩人李鬆山。他的詩裏有一句：“我討厭羊，但是我又必須熱愛它。”我還挺喜歡的。
他是個腦癱，左腿左手不協調，說話也有障礙。因為四年級就輟學了，他沒有其他辦法，必須生活在羊群裏麵，每天靠牧羊為生，但他其實真的很討厭放羊。
李鬆山的妻子和兒子，朱玲玉拍攝
他老婆孫麗也會寫：“放下困境，作為一隻羊，奔向一隻羊。”其實她說的就是她作為一個農村女性，和李鬆山一樣，有著羊的命運，她放下自己的困境走向了另外一隻羊，其實就是走向李鬆山，其實還是在同一個空間裏麵，沒有走出去。
朱玲玉拍攝的平民寫詩者和他們的詩。
他們是外賣員、牧羊人、盲人按摩師、油漆工、菜農、地攤小販、鋼鐵廠女工、小鎮無業青年以及農婦。
我們很容易給他們標簽為一個菜農、一個牧羊人，或是一個地攤販子，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他們，一定不會想到這個人在賣給你菜之後，會寫出一首那麽好的詩，他在擺地攤的時候，就算是在這個地攤的貨品上，都可以寫上一首詩。
2020年，朱玲玉在南樓鄉為16位當地女性拍攝肖像，並鼓勵她們書寫自己的女性境遇
我現在回過頭看，他們每一個人，最後都是一顆一顆的像素，像素匯總起來，形成了一個新的整體。
我在整理這幾年的作品集時，把它們集合命名為“言說不可說”，馬駒橋也是這個項目中的一部分。
8年，我還在循著紀實的道路，和我的拍攝對象一樣，好像是時代末班車裏的一群人，都有著相似的落伍和不合時宜，以及做人做事的笨拙。我需要和他們產生關係，才能確認自己的存在。
================================================================
當女性社交賬號顯示為14歲
文 | 魏榮歡
編輯 | 陶若穀
一個14歲女孩的社交賬號
一周之內，「小雨」在交友軟件上遇見了各種各樣的叔叔。
夜裏十一點多收到信息，“看看你的胸呀”，對方年齡顯示50多歲，頭像是一張穿普通T恤的照片。搬出生物課老師推辭，他勸說，“沒事的呀，看看也不會缺什麽。”搬出媽媽推辭，對方沒有理會，直接發來生殖器照片。注冊賬號兩三天，「小雨」就收到108個打招呼，近一半涉及性騷擾，其中一類是像這樣引導拍照。
另一類是提出包養。年齡顯示為32歲的一個叔叔約「小雨」吃飯，“給你點零花錢”。聽說她未滿14歲，說等她過了生日再說。然而，這位叔叔不斷提起另一個未成年網友，形容她“很瘋狂”，讓「小雨」覺得性是正常甚至美好的。
還有一位叔叔會充當“保護者”，以退為進。聽說有人提出包養「小雨」，叫她刪除這些人的聯係方式。先以好意接近，再以人生導師的姿態洗腦——控製，是“保護者”的另一特點。叔叔以擔心「小雨」遇到壞人為由，要求檢查微信通訊錄。大概聊了一周後，他問「小雨」：要不要玩一個養成類遊戲？
屏幕這端的「小雨」沒再回複，巴望實驗盡快結束。自今年6月30日開始，37歲的周雅薇和朋友用AI合成圖片，設置了四個不同的女性形象，分別是性感富婆、個性拽姐、鄰家女孩和未成年女孩「小雨」，後兩位裝束普通，不強調身體曲線。實驗者在社交平台上開通四個賬號，想看看女性的穿著和特質是否和受到的性騷擾有關，試圖反駁“受害者有罪論”。
實驗的開始是隨意的，沒有嚴謹的設計思路，也沒有預想在什麽情況下會停止，隻簡單規定了幾條聊天規則，比如“不主動邀約，隻回應”。尤其是未成年人賬號，要頻繁強調自己是未成年，或初三、初二等相關信息。
「小雨」的資料設定起初是16歲，齊劉海，丸子頭，粉紅色T恤，雙手托腮。賬號由一位19歲女孩運營。第一天48條打招呼，她回複了20條，有一半都是性騷擾，其中一位顯示僅距離自己100米。“鄰居，可能就住在樓上，曾經擦身而過”，「小雨」後來在媒體采訪中描述自己的恐懼，這種恐懼在夢裏變成具象的陌生男子，不停追趕她。第二天，她退出了實驗。
其他三人的性騷擾回複率相對稍低，性感富婆和鄰家女孩在1/6到1/8之間，個性拽姐最少，約為1/8。實驗成員推測，可能是因為拽姐的攻擊性強，會直接拒絕，遇到性暗示也會直接回懟。相比拽姐和富婆，鄰家女孩的反抗較為婉轉，反而會激起對方更露骨的挑逗。
完全在意料之外的是未成年賬號。周雅薇和同伴們開始從自己身上找問題，懷疑這個年齡設置有些曖昧，於是把資料改為14歲——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與不滿14周歲的女性發生性關係需要負刑事責任。
第二位「小雨」交給30歲的潘辰運營。她申請了一個微信號，用來加想進一步聊天的男性。一開始她並沒有完全沉浸角色，隨時分享「小雨」和叔叔們的聊天截圖給周雅薇，跟她討論。直到那位“保護者”叔叔出現，用微信轉賬試探姓名，又提出要看「小雨」的微信通訊錄。潘辰突然覺得要全神貫注進入實驗，以防被發現。她把周雅薇的微信備注改成“媽媽”，嚐試進入一個14歲女孩的世界。
就在這時，50多歲的大叔發來要看胸的信息。話語拉扯中，潘辰版「小雨」不斷提醒對方自己的年齡，“潛意識裏期待這個人就算性騷擾，至少是有點良知”。然而這些都被忽略，生殖器照片徹底撕裂了潘辰的安全感。
年齡下調為14歲後，「小雨」所遭遇的性騷擾並沒有下降，反而增長到50%，超過了前三種人設的總和。像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實驗漸漸走向失控。
“保護者”叔叔提出養成類遊戲的時候，賬號背後已經是第三個「小雨」周雅薇。“你不願意也就算了。”叔叔的言語沒有明顯的攻擊性，但模淩兩可。周雅薇細思極恐，“一個14歲女孩是絕對分辨不出來這是什麽意思”。這遠遠超出預期。周雅薇的男朋友一開始不相信，認為性騷擾隻是少數情況，不斷看到聊天截圖，他不得不相信並變得憤怒，“快點罵他”。
●提出包養的叔叔與「小雨」的部分聊天記錄。講述者供圖
除了罵回去，還能做什麽？實驗成員們感到無力，“即便我們依舊覺得震撼，但事實上也無法完全共情到14歲女孩的感受”。一位看了實驗的網友提出，角色為扮演者提供了緩衝帶，經曆通過轉述，傷害和衝擊再次緩衝遞減，侵害真正發生時，一個女孩的感受要比做實驗的成年人所共情到的深得多。
「女童保護」組織的一份性侵兒童案例的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全年，僅媒體公開報道的案例就有223起，受害人數569人（注：未表明具體人數的案例中，“多人”按3人計，“十幾人”按15人計，“幾十人”“數十人”按30人計），年齡最小的為2歲。這並不是全部，按照國際慣例的算法，1個公開案例背後一般有7個隱形案例。
周雅薇和同伴把她們的實驗經曆放到當時隻有幾百聽眾的播客上，結果引發了近2萬人收聽。評論區裏，很多人分享了自己的經曆——網絡騷擾不局限於交友軟件，有人童年時在QQ上收到過陌生人騷擾，有人在少兒遊戲上遇到性騷擾。還有聽眾回述了來自熟人作案的痛苦回憶，時隔多年，那種痛苦仍在影響現在的生活。而分享經曆的聽眾裏，沒有人尋求過幫助。
一萬個沉默的理由
在播客上跟聽眾探討性騷擾時，周雅薇腦子裏浮現出兒時的一段記憶：在夜晚行駛的轎車裏，四五歲的周雅薇被媽媽的一位男同事抱在懷裏，坐在後排。媽媽坐在一臂距離的副駕駛。叔叔的手撫摸她的肚子和屁股。周雅薇無法分辨那是什麽，覺得“不太舒服”，但最終歸類於一種自己熟知且愉悅的理由，“叔叔好喜歡我”。
“其實在正常社交情況下，孩子不願意，成年人也總會說，叔叔阿姨摸摸你是因為喜歡你。”性教育誌願者齊悅說。她是《性侵害幸存者自助手冊》的中文翻譯者之一。這本由國外一家性侵與性虐待支持機構撰寫的手冊，詳細列舉出多種在遭受侵害後常見的情緒、思維、軀體反應。成年人認為的好意，實際上是沒有尊重孩子身體的自主權，齊悅解釋，“包括孩子在身體接觸或是親密接觸中的意願。”
是什麽原因導致那些女孩選擇沉默？在和實驗組成員、心理谘詢誌願者、性教育機構追問原因的過程裏，每個人都提到的一個回答是：缺少認知。很多女性以為隻有器官插入才算性侵害，實際上，性騷擾、猥褻、強奸行為都屬於性侵害。
周雅薇播客的留言裏，一位聽眾分享自己七八歲被男理發師親臉，被表哥舌吻，19歲的她至今仍不知道這算不算性侵。甘肅農村學校一堂性教育課上，當講到男女生殖係統時，有個女生突然情緒特別激動。她才明白小時候表哥對自己做了什麽。
●資料圖
強烈的羞恥感也是令她們緘口的原因。“我覺得我做了錯事”，第二位「小雨」潘辰回想自己曾經被一個男人騷擾。那時她上初二，沒敢把這事告訴媽媽，覺得自己不該走那條背街小巷，“就像是父母要求我吃飯要把碗端起來，而我沒有，我不想被爸媽發現，因為覺得會被罵。”
這與「你我夥伴」性教育公益項目的調研結論一致：很多孩子在受到性侵後首先會認為是自己做錯了什麽——一定是我沒有保護好自己，一定是我衣服穿得太少，一定是我夜裏很晚不回家，一定是我學習成績不好，一定是我平常跟同學們關係不好……
“這從來不是我的錯。”《性侵害幸存者自助手冊》中文版導言裏，這句話被加粗。手冊的另一位翻譯者陳烈在十餘年誌願服務裏，遇到過許多得不到家長信任的孩子。“你為什麽當時沒有拒絕？為什麽當時不說？”通常家長第一反應是直接數落孩子。
這個話一旦出來傷害就造成了。陳烈說，孩子挺相信自己的感覺，但家長總會說“你想多了”，“你不應該這麽想”。長期這樣，孩子就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斷。陳烈還認為，家長不接受，是因為孩子受到侵害意味著自己失職，這也是一種對他們的控訴。
除了認為做錯事，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係NHS的網站上還列出保持沉默的其他原因：兒童可能受到施虐者的賄賂或威脅，或者被告知他們不會被相信；可能會關心施虐者並擔心給他們帶來麻煩。這是受到性侵害兒童的普遍心理。
而在國內，更普遍的情況是，父母出去打工的農村留守兒童更容易遭受性侵害。今年5月，在重慶走訪鄉村中小學的張耀華發現，幾乎80%以上的孩子都在網絡上接觸到色情信息。
成年商販、包工頭，亦或是奶茶店員和修車工人，這些大人是孩子在社交軟件和短視頻平台上認識的，給他們買零食玩具，帶他們玩，關懷他們像父輩一樣。很多留守兒童因此信任他們，被拉進名為“xx地方”的交友QQ群。群裏時不時會有1-5塊錢的紅包，伴隨著要求孩子拍隱私部位的照片或視頻。
●「小雨」收到的性騷擾信息之一，顯示距離為810米。講述者供圖
孩子們不覺得侵犯了身體權，覺得這隻是拍了一張照片，沒有多嚴重。他們還會介紹其他同學入群。一個12歲女孩就是這樣認識了三十多歲的包工頭懷孕了，女孩家人想要安排他們結婚，解決這樁醜事。而這個女孩也表明願意，認為男方確實對她好。
眼前的現實令張耀華吃驚。他是「你我夥伴」的發起人，專注6-18歲農村孩子性教育已有12年。受人們觀念認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農村兒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發現，更難進入司法程序。
女孩子在描述這些人時，不會喊“叔叔”或“哥哥”，而會說“我一個朋友”。這些“朋友”會在假期帶她去遊樂場，玩娃娃機，喝奶茶。張耀華記得，說起“朋友”，有位女孩鬆弛地趴在桌上，語調中帶著炫耀。旁邊的同伴插嘴說，那些人裏麵有她的男朋友，女孩又立馬否認。
“能看出她享受那樣的生活，分享的時候很快樂。”張耀華說，在學校禁止早戀的大背景下，其實無法回避兩個事實：一是青少年越來越早進入青春期，有一些性需求得不到疏解；二是他們麵臨成長的劇烈變化，可能更需要家人和朋友的支持陪伴，對成年人的那種成熟感會格外著迷。在張耀華的統計中，成績好或差、性格開朗或者孤僻的孩子都有可能遭受性侵害，而且不光是女孩。
做性教育調查的過程中，張耀華發現，男孩遭受性侵害的比例其實是高於女孩的，但家長不願意承認，會覺得更難以啟齒，或認為男孩遭受猥褻並沒有女孩那麽嚴重。
點連成線，再連成麵，形成“支持網絡”
「小雨」的實驗結束後，扮演她的成年人至今仍困在其中。周雅薇還沒有勇氣去注銷賬號，她總是琢磨一位男性的話——他主動說自己有一個四五歲的女兒，所以很喜歡女孩子。“沒有任何騷擾，洗腦也沒有”，她問對方不嫌棄自己是小孩嗎，對方答：“小孩才沒有那麽多功利心，相處簡單。”周雅薇無法想象，14歲女孩究竟會如何思考這類信息。
第二任「小雨」潘辰收到生殖器照片那晚，把抱枕想象成男人的臉瘋狂打。她整晚睡不著覺，回想起23歲在國外看到當地報紙上刊登的性侵害信息，而在國內，大人避而不談性，這也導致她一直以為那是“非常邪惡的話題”。
大家在回避性，但又在想要孩子去正視性。這是張耀華在多年學校性教育中觀察到的。以預防艾滋病為例，很多學校要求他不談性傳播，隻講要預防，“不要在不談性的前提下去談一些跟性教育相關的內容。”
聯合國在2018年7月提出「全麵性教育」的概念。調查研究結論顯示，接受了全麵性教育的學生，在未來的親密關係中，比沒有接觸過性教育課程的人遭受性暴力的可能性低很多。而在聯合國發布的教育綱要中，第一部分就是認知家庭、友誼、愛，知曉尊重、價值觀和人權，這些內容分別在5 -8 歲、9 -12 歲、12 -15 歲和15 -18 歲及以上四個年齡段有不同的內容。
張耀華在設計課程時也遵循了這一綱要。他認為現在很多人把性教育更多的當成是一個“事後救火的工具”，其實應該盡早，前期就讓孩子知道自己是有身體權的，不隻是生殖器官和胸部，你的身體都應該被保護，隻要感覺到不舒服都可以拒絕，還要教孩子怎樣明確拒絕。
建立起整個社會的支持體係才是最關鍵的，陳烈說。她在美國學社工時了解了當地的支持體係。美國《1990年兒童虐待受害者法案》，裏麵明確規定了提倡在對受虐待兒童做調查時，需要多部門合作，其中包括社會工作者、衛生工作者、執法人員、檢察官等等。
為了改進司法係統對兒童虐待及忽視案件的處理，法案還提出管理機構應向法院或司法管理機構提供撥款，以實施多部門參與的信息協調與調查程序。如果在工作中發現孩子受到性侵害，陳烈介紹，他們首先會報告給機構，會有兒童保護機構跟警方上門調查。如果發生在家庭裏，會把這個孩子立刻保護起來。此外，孩子還會得到心理谘詢方麵的支持。不同的資源點連成線再連成麵，形成“支持網絡”。
指責、被嫌棄是受侵害者最容易遇到的問題，如果是熟人甚至家人就更為複雜。這很容易讓他們產生不被理解的孤立感。陳烈在《性侵害幸存者自助手冊》中文版後麵附了一份長達7頁的《如何尋找和識別傾述對象》，期待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幫助。其中一名未成年時受過性侵害女性通過自我剖白，分享了自己越過創傷的經曆和建議——
“我說不清楚我的沉默是為了拯救誰，可能是為了拯救別人，因為覺得這件事已經讓我很痛苦，告訴別人可能會造成更多的痛苦，所以不能說。也好像是為了拯救自己，是害怕說出來也並不會有人相信我。但沉默讓我窒息，真正使我感到解放的，最終仍然是那些聆聽我的人和動物。”
“我當天下午打電話告訴了伴侶，我曾經不止一次，遭遇來自不同人的性侵害。說完之後，我有些自卑地加了一句，‘現在你知道了，我是這樣的人。’對方的聲音很堅定：‘你還是你啊，這又不影響’。”
●資料圖
NHS的網站上列出了一些可能的跡象：孩子可能開始變得好鬥、孤僻、粘人、睡眠困難、經常做噩夢或開始尿床；可能不喜歡或似乎害怕某個特定的人，並試圖避免與他們獨處；可能會做出不當性行為或使用露骨的性語言；可能會出現健康問題，包括生殖區酸痛或性傳播感染，或者可能懷孕；可能難以集中注意力和學習，他們的成績可能開始下降；可能會留下暗示和線索，表明虐待行為正在發生，但沒有直接透露出來。
侵害者往往沒有特定的畫像，有的人性情溫和，溫文爾雅，還表現得非常喜歡孩子。其中不乏一些成功人士，有位曾經猥褻學生的校長，事業成功，平日裏也家庭和睦。在「女童保護」發布的報告裏，熟人作案的案例中，教師、教職工（含培訓老師）作案比例是最高的。
該項目專家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少年兒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軍在工作中就遇到過孩子講哪個老師不要臉，朦朧地描述性行為，父母叫她不要瞎說。她建議家長哪怕再擔心難過，也一定要溫和地去跟孩子聊，把信息問全。
對性侵事件一票否決的考核機製也不夠合理。童小軍提出，目前教育係統對學校的普遍要求是，不能發生任何一例性侵害事件，否則會影響當年整體考評。老師們的工作在這種考評體係裏，直接跟獎金掛鉤，“這種事情摸排不出來的，需要專業的人去通過日常的工作和觀察去發現痕跡，追蹤痕跡，像破案一樣”。
目前國家已經有了相關法律法規，搭建起了大框架，亟待建立包括防侵害在內的一整套工作機製。陳烈回國這兩年，感覺到未成年保護逐漸向國際接軌，比如開始做“強製報告”——如果學校社工、醫生等跟未成年有密切接觸的工作者發現他們遭遇性侵，有義務去向上級報告甚至報警。然而整個網絡裏其它接口沒有跟上，暴露出新的問題。
陳烈相熟的一位中小學班主任最近遇到一件難事。麵對一名被監護人性侵的小孩，究竟該不該報警？如果監護人被控製，街道或民政係統願意為這個孩子托底嗎？如果不願意，孩子還是要被送回監護人家裏。
（應講述者要求，文中周雅薇、潘辰、齊悅、陳烈為化名）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