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業年輕人擠滿青旅：備考、求職，60%是女性
就是他們全部的居住空間。
變成了容納疲憊與落魄的“避風港”。
責編：劉亞萌
小婁，男，89年，住青旅6個月
今年6月，我在網上發布的“北京青旅拒接35歲以上人群”的帖子意外上了熱搜。
小婁在重慶、雲南住過的青旅
我是89年的，其實不滿35歲，但這句年齡限製讓我特別不舒服，我追問原因，老板說“年齡大的人睡上下床容易出事”。
35歲，人的體能正值巔峰，睡上鋪怎麽就危險了？我把這個遭遇發到了網上，很快就獲得海量的討論。
小婁在大理旅行時拍攝的照片
在辭職的頭兩個月裏，我一直都在窮遊，在幾乎沒有積蓄的情況下，我先後去了6個省份，十幾座城市。在青旅裏，我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個來自內蒙古赤峰的大哥騎共享單車騎到了西藏。
玩了兩個月後，我給自己報名了一家北京的編程課，學習前端開發。我的預算有限，在平台上比價之後，我選擇了一家離地鐵口比較近的青旅，十人間，一晚上60多塊。而附近最便宜的酒店一晚上也要200多塊，連鎖酒店的價格更是高達500元一晚。
小婁在北京住的青旅，礦泉水需要吊掛在牆上
我能感覺這家青旅的住客魚龍混雜，有打零工的，有找工作的，也有來玩的學生。有人會在打遊戲的時候外放音，有人會囤積多天不洗的襪子，臭氣熏天。
房間內空間狹小，礦泉水隻能吊在天花板上；沒有保險櫃，我隻能把貴重物品藏在行李箱裏，我有一個1萬多的無人機，所以每天出門都提心吊膽；客廳裏，沒有人聊天，隻有人沉默地抽煙。
這家青旅位於街邊的寫字樓裏，環境比北京的青旅稍好，床也更加舒適，8人間，每天60塊錢。
每天，我都會坐在青旅的大廳裏投遞簡曆，在4個招聘軟件上來回切換。由於投的太多，有時候平台會提示我，今日投遞的簡曆數量已經達到上限，建議明日再來。然而，回複者寥寥。
住青旅的大半年，我對居住環境的要求也下降了，房間裏隻要有扇窗戶就好。一開始，我會覺得有的人素質不行，不講衛生，但後來慢慢就麻木了，苛求環境隻會讓自己更加痛苦。
青旅的生活有很多不確定性，節假日漲價、被迫換床位時常發生。在上海住青旅的途中，我的整個房間被附近的一家酒店包下，作為他們的員工宿舍，我就得按要求打包好自己的東西，轉移房間。
此外，青旅洗衣服都是要收費的，一次5到10元，所以這大半年，我沒用過洗衣機，衣服都是自己手洗的。
其實，每個人都希望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立的房間，沒有噪音，沒人打擾。2019年，我曾在鄭州郊區買了一套期房，但是房子後來“爛尾”了，經常停工，交房時間遙遙無期。而我每個月還要還4000元的房貸。去年，因為經濟狀況吃緊，我申請暫停還貸一年。
過去幾個月裏，我的生活都是靠借貸度過的。我有幾張信用卡，來回倒，手機的備忘錄裏寫著我的各項還款提醒。我每個月的生活費大約在3000元左右，隻吃最便宜的快餐店，店裏吃飯的基本都是外賣騎手、建築工人。
橙子，女，97年，住青旅1個多月
學生時代，我最怕在青旅遇到長住的人，想不到現在自己竟成了青旅的“釘子戶”。
我研究生是在日本讀的，專業是平麵設計。經過認真的權衡，我決定畢業後回國，但當時已是3月份，我已經錯過了兩輪校招，雖然手裏還攥著一個應屆生的身份，但能找的隻有一些小公司，一直沒有心儀的offer。
今年9月初，一家位於上海的知名公司聯係到我，希望能有一個簡單的麵試，所以我就預定了上海靜安寺附近的一家青旅，一開始隻訂了幾天，因為覺得拿到offer後就可以租房了。但沒想到，我遭遇了求職陷阱。
不同的訂票軟件價格差異很大，最高可以差40塊錢。每次，我都會延訂一周，這也是我給自己設定的找工作的小周期。
這次住青旅的體驗和我想象中的還是挺不一樣的。以前我在日本住青旅，經常有人主動跟我聊天，和我在社交媒體上互關，雖然我日語沒有那麽好，但還是會交到朋友。
但來上海以後，我發現大家的邊界感都很強，幾乎是把青旅住成了膠囊房。住了一個多月了，我隻交到了一個朋友。
還有一個問題是，青旅沒有地方儲存貴重物品。我的床下隻有一個很小的帶鎖的櫃子，有點像鞋櫃，沒辦法把行李箱和書包整個塞進去，所以剛來上海的前10天，我每天都背著一個很重的書包走來走去，裏麵裝著我值錢的家當。
有人說，青旅裏的每一張床都有它自己的生物鍾，大家入睡、起床、起夜的時間都不一樣。但我對這一點反而沒有太大意見，我是一個心比較大的人，既然隻花這麽點錢住青旅，我也不奢求一個完全安靜的環境。
其實，我也考慮過多花點錢去住酒店，但想了想，酒店反而更容易讓人抑鬱。
石頭在西藏自駕
石頭，男，80後，自由設計師，住青旅4年
2019年，我辭去了工作，成為了一名數字遊民。過去4年裏，我住的青旅不下20家，住過嘈雜的十幾人間，也住過相對舒適的4人間，但總體上我都挺滿意。
想起我剛開始工作那會兒，也就是05、06年，國內大部分的青旅還是大學宿舍的樣子，高低床，男女混住，十幾個人共用一個廁所。對比下來，如今的青旅真是好太多了，洗手間會幹濕分離，甚至有很大的晾曬台，還有台球、酒吧、桌遊活動，有的晚上還有樂隊表演。
上海青旅的酒吧
有人覺得青旅不夠私密，空間太小，也許是我流浪習慣了，我總覺得什麽樣的環境我都能住。
今年5月，我自駕經過西藏的一個無人區，當時住的驛站是個部隊駐紮地，房子是工棚改造的，房間裏的門不能上鎖，也沒有洗手間，被子很髒，我都沒敢脫衣服，蓋著被子湊合了一夜。
在我看來，住青旅是一種生活態度，讓我心境上更開放、更包容。青旅就像一個小小的社會，能夠看到人間百態，有旅行的，有求職的，有自律上進的，也有混吃等死的，但每個人都能在青旅裏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一條曾經報道的住青旅的女孩月亮
小黃，青旅店長
我從事青旅行業兩年時間，因為是店長，平時需要在前台服務客人的需求。
今年起，我明顯感覺到青旅的長住客人多了起來，也許是就業環境更難了，大家在青旅過渡中轉的時間也拉長了。在非節假日，求職備考和旅行的客人比例差不多能達到1：1。其中，有60%以上的客人都是女性。
我所在的青旅位於上海的陸家嘴金融圈，附近有上千家金融公司，是一個很適合上班的地方。
這位客人是一位自由職業者，平時會接各種各樣的零工，疫情期間還做過直播。他說比起租房，自己更喜歡青旅的氛圍，包容、開放，日常能認識形形色色，甚至是臥虎藏龍的人。大廳裏，他有一個固定的座位，他經常會坐在那裏打電話、聊工作。
長住客的行李通常很多，但房間內，每個人的櫃子能放下兩件20寸的行李，這個空間肯定是不夠的。我們有專門的倉庫，可以寄存大件行李，這位住了6年的客人就有6個30寸的箱子。
青旅的公共空間
青旅的氛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以前，我們說起青旅，想到的是旅行、背包客，是理想主義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談天說地，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客人來到青旅求職、考編、考研，又或是出於經濟原因節省房租，現實的壓力改變了他們的心態，大家普遍更加社恐和封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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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時間裏的「刑二代」
文 | 李曉芳
編輯 | 王一然
視頻剪輯 | 沙子涵
劉青水悶頭往家走。這兒是天津近郊，城市改造後建起回遷房，路上有些荒涼。從山西老家到天津後，他在這裏待了十多年，一直和小區的居民沒多少交往。他說，這兒的鄰居都是一個村子出來的，會抱團，瞧不上外地人。
隻有到家後，聊起案子，他的表情生動起來——足夠久的時間和財富積累可能將人生一些不如意消磨幹淨，但按劉青水的說法，即便是在人生最頂峰的時期，他開廠、買房買車，家庭和睦，心裏那根刺也仍然沒有拔除。
將近半人高，摞得整整齊齊的申訴材料濃縮出故事的原貌：1960年，他的父親因犯投毒罪入獄，被判槍決。18年後，他開始嚐試為父親申冤，又花了9年時間，在1987年成功為父親拿到了一紙無罪判決書。而如今他還在申訴，是想為當年的錯判要一個道歉和國家賠償。
過去一個多月，好幾家媒體報道了他的案子。有老家的人看到新聞誇他堅持，讚同他該爭取國家賠償，和他一起討論案件裏可能存在的問題。劉青水挺高興，將那些語音一條又一條地重播出來。
劉青水頭發已經白了大半，微微駝背，法令紋撇下來，顯得愁苦，但精神很好，看不出今年67歲的樣子。隻是一米七的身高，體重不足120斤，他說都是這兩年跑案子累的。
2021年，劉青水找到當年作出父親死亡判決的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地方法院，正式申請國家賠償，被駁回；又上訴到中級法院，也被駁回。他繼續向山西省高院賠償委員會申訴，訴求再次被駁回。
講到這，劉青水聲音突然拔高，臉上皺紋因激動擠作一團。“我心裏放不過它，你錯判了就得賠償對吧？”他反複強調，“我心裏放不下。”
在他看來，這是一家人命運改變的開端。一紙薄脆泛黃的判決書記載著緣由：1960年，劉青水的父親31歲，萬榮縣當地法院調查，劉青水父親任職公社大隊食堂事務長期間，經濟手續混亂、賬目不清。因為在整風運動期間被舉報撤職，而心懷不滿，在當年3月往生產隊食堂水缸裏投毒，導致5名社員中毒，幸虧搶救及時，無人傷亡。
父親被捕後12天，劉青水的爺爺一口氣沒上來，去世了。4個月後，法院以反革命投毒罪判處劉青水父親死刑。那時，劉青水4歲，家裏最大的姐姐不過10歲。一家人到公社食堂吃飯，還沒走到門口就會被人指點嗬斥，疑心他們是否要往食物裏投毒。村裏待不下去，母親和奶奶一度隻能帶著劉青水四姐弟暫別故鄉。沒有食物時，還曾沿街乞討。
劉青水從小就知道，父親的案子對於家庭來說是個“恥辱”。他至今記得，父親被執行槍決後，按照當地習俗，棺材不能進家門。他被舅舅抱著，看到母親和奶奶哭作一團，父親的遺體被匆匆抬走，埋在離村子幾十公裏遠的荒地。
兩個姐姐到了說親的年紀，先後訂了三次婚，又被退了三次婚，都是對方聽到父親的案子，轉頭就反悔了。
後來，劉青水就再也沒哭過了。初中畢業後，因為政審不過關，他成績優異卻也沒法上高中，隻能到生產隊幹活掙錢，“我媽媽掙的工分太少了，弟弟還要上學，以後還要結婚。”某種意義上，他需要擔起這個家庭裏“父親”的角色。
十六七歲開始，他在農業社種地，成天拉土拉糞。雙腳陷在泥地裏時，他想，“我這輩子完了，將來沒有前途了。”但他一直還記得母親時不時告訴他，父親是被冤枉的，“長大後要替父親申冤。”
轉機出現在1978年，環境鬆動，他還能想起在報紙上看到的那句話，“重在看個人表現。”那年他22歲，已經是村裏一名熟練的木匠，人人都誇他手巧。他有點遺憾，離開校園太久，他沒動過參加高考的念頭。而弟弟初中畢業後留在學校工作，一直保持著學習的習慣，參加了中專考試。弟弟考的分數挺高，卻遲遲沒收到錄取通知書。
劉青水決定上縣裏教育局問問。正是這一舉動，敲開了命運的一絲縫隙。當時，劉青水所在的村子已經劃歸到山西臨猗縣，教育局接待了他，派人到村裏審查情況，並到萬榮縣人民法院抄寫了一份判決書。
這些經曆他已經講過一遍又一遍，時間讓他麻木，語氣平靜，但在講到那封判決書時，他第一次提高了音量。他說，看著工作人員將判決書放進弟弟的檔案袋，他心髒劇烈跳動得仿佛要從喉嚨裏蹦出來。
之前一家人從沒看過父親的判決書，過程怎樣，牽涉人員有多少，一概不知，“想找證據都不知道從哪下手。”他抱著檔案袋出門，騎著自行車狂奔了十幾公裏，小心翼翼地找了個僻靜地方，仔細揭開檔案袋封口，第一次完整了解到18年前，那樁舊案的來龍去脈。
兩個月後，弟弟被補錄進一所衛校。他和母親也正式提出申訴。他在申訴書裏一一分析了毒藥、案發時間、中毒人員等證人證據上存在的疑點，洋洋灑灑寫了好幾大頁。
1981年，父親去世21年後，山西臨猗縣法院出具了複查改判報告，提到經實地複查核實，劉青水父親一案證據不力，定案依據缺乏說服力，“擬撤銷原判，對被告宣告無罪。”改判報告轉到運城市中級法院等待批示，又卡住不動了。
劉青水能做的就是不斷寫信，1987年，運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給臨猗縣人民法院出具批複文件，對被告撤銷原判、宣告無罪，撤銷山西省高院1960年度的執行令。父親去世27年後，一家人最終收到了無罪判決書。
但劉青水覺得，“人都死了，隻給一份改判的判決書，就什麽都沒發生過了嗎？”他要求有個道歉，起碼得在全村人麵前宣告父親無罪，“我總不能天天帶著判決書，見一個人給他看一遍。”
他自己拿了主意，在1988年2月，過春節那會兒，掏錢請了當地最有名的劇團，讓演員在台上唱《竇娥冤》之類的曲目，將全村人都引到台下。村幹部在台上拿著判決書，一字一句地當眾讀出來。
拿到無罪判決書後，他還模糊地意識到，一家人應得到一份賠償，“自古以來說人命關天，不可能一份判決書就把錯誤消了。”但法院對賠償一事始終沒有明確回複。在這期間，有同鄉拉他去天津做買賣。劉青水說，他沒有一刻忘了父親的案子，改判後也一直希望上訴要求正式賠償。隻是在法院陸續碰壁，找了幾個律師都說沒辦法賠償，他無計可施，“確實泄氣了一段時間。”
日漸順遂的生活也將心裏的刺磨得圓鈍。他在天津幹得不錯，開了個食品廠，最巔峰時期，廠裏雇了100多名工人。1991年就買了一輛小汽車。舊照片裏，他穿著時髦的呢子大衣，頭發用發蠟梳得整整齊齊，眼睛神采奕奕。
掙了錢後，他在村裏給學校捐課桌，捐錢修路。一年幹旱無水，他出錢給村裏打了一口水井，村裏特地給他造了一塊牌匾，黑色底上描著，“贈給劉青水同誌”，中間是四個方方正正的金字，“興水利民”。牌匾至今保存在家裏閣樓上。他不再是那個被取笑的，認為自己沒有未來的孩子。父親案子的陰影似乎一度消失在他的生活裏。
但這都是過去的輝煌了。村子正日漸衰落，青壯年紛紛離家。知道當年案子的人也老的老，死的死，當初舉報父親的婦女主任半年後因為難產去世了，母親在1997年也去世了，法院調查的工作人員要麽早已經調走退休，要麽已經八九十歲，話都說不利索。
劉青水也老了，和照片裏意氣風發的青年相比，整個人縮水了一大圈。他的事業在1997年前後也走起了下坡路，勉強又撐了十來年，到後來掙的不如賠的多，最終徹底關掉了食品廠。
很難得出一個具體的時間節點，但廠子關閉後，劉青水的時間多了起來，更能集中處理父親案子的賠償問題。兩個姐姐支持他，但她們已經有自己的家庭，沒法做更多事。弟弟從衛校畢業後在醫院工作，會給他經費支持，和他一塊討論找律師、案例等問題，但對外代言，奔波申訴，幾乎都由劉青水一人包辦，“他要忙工作，不像我。”
他說心裏的刺沒有拔出來，“腦子一閑下來就想這個事。”
五年前，他在老家碰到自己過去的班主任張老師，張老師後來去了縣裏紀委監察委員會工作。他又提起賠償的問題，張老師很支持他，動筆替他寫了一份申訴信。信件寄往各個法院，沒有回應。一直到2019年，他去上訪，一位接待人員告訴他：你可以上訴，先準備好案件材料去立案。劉青水很懊悔，“我們一直不知道要立案，我一普通老百姓誰經過這事兒。”
立案必須有1960年最初的判決書原件或複印件。劉青水所在的村子經曆了行政區域劃分的改變，有兩年時間，劉青水就在兩個村裏不斷奔波，“找這個法院調檔案，又被踢到另一個法院。”
到了2021年初，在當年複查案件的法官的幫助下，劉青水才在臨猗縣人民法院拿到相關卷宗，隨後向當年作出判決的萬榮縣人民法院申請國家賠償。
但一路訴至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三次上訴皆被駁回。法院駁回的理由是一樣的：經審查，《國家賠償法》於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不溯及既往。本案中，侵權行為發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故不適用《國家賠償法》的規定。
劉青水不能接受，“我們一家過去受的傷害不算了嗎？”
劉青水的代理律師曾鳴介紹，“1954年憲法，包括民法通則對類似案件有一個宏觀上的規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務過程當中，給公民造成損害的，應當進行賠償。但1995年之前，沒有具體的量化標準，比如被關押了三年五年是怎麽賠償，被判了死刑又該怎麽賠償？”
曾鳴表示，“該不該賠償這個問題我認為沒有爭議，如何賠償是不是能有更好的方式，比如參照當年的人均工資等等。”
劉青水至今遺憾，因為父親案子的影響，當年他隻能到農業社幹活，而不能上高中。他的同學裏，許多人後來考了大學，有人去了醫院工作，有人在學校當上了校長，混得最好的一個，成了市級幹部。
過去還在做買賣時，他覺得自己也不差，“他們不小看我。”這些事業有成的老同學們拉了個微信群，把他也拉進去了。可現在呢，老同學們也退休了，還能被人尊敬地喊著這總那總，退休工資每月能領一萬多元。免不了產生對比，如今，他隻是一個在家帶孩子的老頭，每月退休金隻有一百來塊。“但我當時成績比他們都好。”他很久不在微信群裏說話了。
妻子一直不太支持他。從2018年重新開始申訴後，他前前後後在案子上也花了十幾萬，其中有被騙的，他找“媒體”報道，對方告訴他得先交錢。還有各種人情來往，劉青水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托人辦事，得請吃個飯啊。”妻子認為，官司打來打去，隻會是同一個被駁回的結果，根本不會有回報。劉青水也不辯駁，隻是不怎麽和妻子說申訴的事了。
三個孩子倒是不阻止他申訴，他們從小就聽父親講過爺爺的案子。但劉青水也不敢和孩子們要錢打官司，“他們有自己的家庭。”他隻能偶爾打零工，或者靠弟弟借些錢，一年一年地堅持著提出申訴，要求賠償和道歉。
他對父親其實沒有更多記憶了，“他去世的時候我才4歲。”家裏也沒有遺物，父親死前隻留下一張照片，是和大姐的合影，文革時期，唯一的照片也被燒了，“我和弟弟就不記得父親的模樣。”劉青水對父親的印象隻有那樁“冤案”，他聽老人說父親當年被綁在廣場的柱子上，公開槍決；他聽母親反複訴說父親的冤屈；2011年他為父親重新立墓碑，寫在碑上的也隻有那樁案子。
有人跟他說過，算了吧。他頭一扭，嘴巴抿起，“我放不下。”他曾經以為，過去的人老的老，死的死，父親的案子似乎也會被慢慢淡忘。但前幾年回到老家，村裏一個青年人和他閑聊，隨口提了父親的案子。他不能接受，“年輕人怎麽會知道，肯定是他家裏人跟他說的。”沒人在他麵前說過不是，但背地裏呢？他不敢想象。他認為，隻有成功獲得國家賠償，再次替父親證明無罪，事情才能最終被解決。
他還在準備繼續上訴。劉青水沒有什麽愛好，同一個小區的老頭常會聚在一起嘮嗑、下象棋，他不想融入，也覺得沒意思。他把為父親追討賠償當作自己晚年最大的目標和事業，“我這一輩子就為這個家庭奉獻，以前忙著掙錢，不能閑下來，我沒有父親，閑下來就沒錢了。現在這事就是最大的事。”
他想過，如果上訴成功，拿到了賠償，就在村裏搭個舞台，把當年為父親唱《竇娥冤》的劇團請回來。他會請他們重新編寫一個劇目，將他這40多年為父申冤的經曆全寫進去，“就為唱聲勢嘛，讓大家都知道，你看我父親確實是冤枉了，國家還給我賠償道歉了。”他微微眯起眼睛想象，頓了片刻，客廳的時鍾在發出嘀嗒嘀嗒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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