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35歲+,別人失業,他們留學
撰稿|鄭欽 編輯|方遠
出品|鳳凰網 x 烽火數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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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歲環衛工消失在清晨街頭
文 | 解亦鴻
剪輯 | 沙子涵
編輯 | 陶若穀
那一年肖小玲62歲,耿彬霞58歲
曲江大道最南端300米處,人行道上的銀色長椅空出來了一把。常坐在這裏休息的環衛工不在了。不是因為懶,恰恰相反,多數工友都知道,她是個幹活利索的大姐,因為路掃得幹淨,沒有煙頭,常常受到表揚,“耿彬霞這個人,工作忙得很,總能瞅見她兩個女兒坐在長椅上,等她下班。”一次晚班,大女兒去看母親,長椅上放著一碗白麵條,母親就那麽蹲在邊上吃。晚上九點多,她還在等待環衛檢查。
西安人都知道,曲江大道是一條迎賓示範路,大唐不夜城、大雁塔等知名景點都在附近。道路連接二環和三環,雙向各有四條快車道,主輔路各兩條。近20名環衛工在這裏上班,每人負責清掃六個路燈之間的距離。
為了整潔,環衛工具不能擺在街邊,角落裏也不行,要藏在行人倚坐的銀色長椅下麵。長椅上寫著“曲江新區保潔工具箱”,每一百多米就有一把,可以讓行人坐下休息,還設有帶鎖的櫃子,給環衛工儲物。
每天早晨6點,“耿彬霞”從長椅裏掏出苕帚,開始清掃。她動作麻利,再小的煙頭也塞進簸箕裏。長椅裏頭,還藏了她沿街撿來的可回收垃圾,紙箱子、塑料瓶子,塞不下的就藏到灌木叢後頭。公司有規定,不能在工作時間收集廢品,但許多環衛工都和她一樣,悄悄收。有一回,一個工友把她攢的廢紙箱子拿走賣了,她氣得跑去跟對方理論,兩人打起來,砸壞了一部手機。
2023年4月22日,西安下雨。她和每天一樣4點多起床,熬稀飯。半小時後,丈夫也起了,兩人在同一條馬路上掃地,吃過早飯,套上橙色的環衛服離開城中村。騎小電摩,拐九道彎,路過兩處漢朝遺址和十多個公寓小區,停在曲江大道。
到得越早,路越好掃,這是環衛工的常識。六點,城市尚未蘇醒,曲江大道偶爾有一兩輛車經過。半小時後,人行道上開始有外賣騎手穿行,車流聲逐漸蓋過蟋蟀扇動翅膀的聲音。七點過後,這條路熱鬧起來,送孩子上學的家長騎著小電摩跑在人行道上,上班族從地下通道裏冒出來,到公交站台等車。
環衛工的一天裏,掃第一趟是最關鍵的。這時候路上什麽都有。煙頭、餅幹袋、塑料袋、紙箱子、啤酒瓶子……上級檢查如果發現白垃圾、煙頭,每個扣50塊錢。
車禍就發生在早上6點43分。一輛小轎車沿曲江大道輔路由北向南行駛,至區民政局南側300米處,撞倒了工作中橫穿馬路的“耿彬霞”,行車記錄儀顯示,幾秒鍾之內,另一輛緊隨其後的小轎車又將她碾壓而過。老宋接到公司領導的電話,趕到現場,妻子已經被送往醫院。司法鑒定顯示,巨大鈍性外力一次性作用損傷了心肺等重要器官,導致她短時間內死亡。
車禍前一天,老宋和妻子度過了一個相對輕鬆的工作日。下午兩點就按時回家了,沒有加班電話打來,他們都覺得幸運——曲江大道每周會有兩三次,臨下班前通知道路衛生檢查,環衛工會因此多幹兩個、三個或五個小時,時間不固定,檢查結束才能下班。那天回家後,妻子洗衣做飯,天黑前便上床休息。第二天,要上到晚上10點,中間有四五個小時午休。
●她負責清掃的區域。圖/解亦鴻
事故的消息傳開了,環衛工一個傳一個說:“耿彬霞死了。”隔天,打掃相鄰路段的劉姐從新的傳聞中得知,她叫肖小玲,64歲,早已超過招工限製年齡,找過繼出去的妹妹耿彬霞借了身份證,才獲得這份工作。
4月22日,真正的耿彬霞度過了完全不同的一天。那是個周六,她不用送孫女上幼兒園,有親戚來西安買車,耿彬霞去了三橋,跟著逛了一天車城,晚上九點多才回家。她已經五年沒有工作,跟子女一家六口同住,也不介意花子女的錢,每天就帶帶孫女,拾掇些花花草草。
肖小玲的性格和耿彬霞截然相反。剛從老家到西安時,她也是幫忙帶孫輩。等娃一上幼兒園,肖小玲就從女兒家搬了出去,自己住進城中村,找了個班兒上。她給的理由是,“你娃跑太快了,俄(我)追不上。”
帶外孫子的三年,肖小玲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卻沒跟女兒要過一分錢。在女兒肖華眼裏,母親過於要強,不願意看別人臉色生活。四個孩子都已獨立,足夠贍養她在農村度過晚年,或是跟子女同住。但老太太執意要自己打工。她常說,“俄老了之後,給你們錢,讓你們花俄的錢給俄買東西。”
兩姊妹生活習慣也不一樣。耿彬霞愛買超市裏現成的麵條,不想做飯了,就讓兒子從外頭買點回來吃。肖小玲為了省錢,都是親自和麵擀麵。肖華有次加班回來吃她留的飯,覺得鹹,喊她下次少放點鹽。肖小玲聽了不高興,第二天幹脆不給女兒留飯,讓她自己上外頭吃去。
她也不像耿彬霞,樂於在幼兒園門口跟別的家長嘮家常。2021年春天,肖小玲打電話給妹妹訴苦,“找不來活,人家都嫌我年齡太大了。”那一年肖小玲62歲,耿彬霞58歲。
肖小玲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雁塔區等駕坡村當環衛工。2021年,在第十四屆全運會契機之下,西安市完成了32個城中村(棚戶區)征收,市政府工作報告顯示,這個數據創下曆年之最。等駕坡村啟動拆遷後,肖小玲沒了工作。
耿彬霞勸她別幹了,但肖小玲隔天又打來,還是那句話,“人家嫌我年齡太大。”耿彬霞問她,要不要來家裏同住?肖小玲拒絕了,過了一陣才開口:“你可不可以把身份證借給姐?”
耿彬霞知道,姐姐是個要強的人,很少找自己幫忙。何況這也不是什麽難事,她平常不怎麽出門,根本用不著身份證。通話第二天,身份證、銀行卡就做了交接。一個月後,肖小玲打來電話,說找了個活做,姊妹倆再沒聊過這件事。
長椅上的自尊
曲江大道7公裏外的棚戶區,房東老羅從租客那裏聽說,老宋他媳婦走了。這是曲江大道附近僅剩的一處城中村。隨著三兆村、等駕坡村的拆遷,大量環衛工、建築工人湧入趙家灣新村租住。老羅趁別的村子拆遷,把家裏的平房加蓋了兩層。肖小玲和老宋就租住在樓上。不到10平米的小屋,除去一張床,屋裏堆滿了肖小玲工作間隙撿來的廢品。
老羅和“老宋他媳婦”鮮有交集,隻在清晨起夜時碰見她準備出門,總是天還沒亮,頭一個走,“天黑了才最後一個回來。”屋子現在空著,老羅有些發愁——人死了,沒人願意租。附近建築工地又剛完工,之前的工人都走了,老羅的客源少了好多。她想起三年前一個環衛工,也是車禍走的,傳聞賠了七位數。老羅好奇,“老宋他媳婦這事,賠了多少錢?”
兩年前,肖華也到這裏看過母親,覺得實在不像樣子,喊她趕緊把廢品扔了,回家住。肖小玲堅決不同意,跟女兒吵了一架:“俄以後不讓你到俄這來了。”說到做到,自那以後,她不許女兒們去出租屋,約見麵就說:“長椅上等俄。”
肖華吵不過老太太,跟妹妹下班後騎上電動車,就坐在曲江新區的保潔長椅上,看媽媽掃地,等著。有一天下雨,她買了份三汁燜鍋,打著傘,跟母親坐在長椅上邊吃邊聊。肖華打趣:“媽,咱就吃頓燜鍋,還得淋場小雨。”肖小玲嘴硬:“那你回去。”
肖華自嘲跟老太太就是坐長椅的關係。一次公司發了點獎金,她想跟母親分享喜悅,買了兩杯奶茶,坐在長椅上一塊兒喝。但在更多時刻,母女之間仍會爭吵,話頭總是停在“別幹了,來家裏住,我養你”。肖小玲怎麽都不樂意,女兒問原因,“她覺得能掙錢,才活得更有底氣。”
在女婿眼裏,丈母娘古怪得很,分明都在西安生活,她寧可搬去十公裏外的棚戶區,也不願意跟子女住到一塊,平時也不怎麽聯係。肖華能理解一部分母親執拗背後的自尊,隻是偶爾還會旁敲側擊,勸她辭職回家。車禍發生前一個月,肖華給老太太轉發了一條短視頻,一個90多歲的奶奶對著鏡頭說,“人一輩子不過三萬天,停下來享受生活,去看看大海。”肖小玲隻回複了一個齜牙笑的表情。說服的效果並不理想。
相比之下,老宋更懂得享受農村的生活,飯菜比城裏香,而且朋友多,可以打麻將,“閉眼摸兩下就能知道這牌是啥”。老宋好賭,有時在牌桌上待一天,把肖小玲一天的工錢全賠進去。肖小玲不斷跟子女哭訴。近幾年,她終於把老宋喊來西安,一起做環衛工掙錢,城裏頭沒牌可打,矛盾才算解決。
四個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大兒子在陝北開貨車,小兒子在江蘇打工,隻有肖華跟妹妹在西安工作生活,兩人會約著一起帶老太太下館子吃飯。但肖小玲不常赴約。她總跟女兒們說,跟人約好了時間,要去打工。
除去環衛工,她還在曲江大道的潼關肉夾饃店裏兼職刷碗,給附近一處公寓樓的業主做保潔,同時打三份工。在肉夾饃店裏,肖小玲不用再自稱“耿彬霞”,店員們都叫她肖姐。
晚上六點半,小店進入營業高峰時段,肖姐就在後廚洗碗,前台服務員若是忙不過來,她就出來幫忙端端盤子。老板娘炒菜掌勺,和肖姐在後廚並肩站在一起。老板娘喜歡讓她幫忙嚐嚐鹹淡,肖姐總說:“美得很!”
這家店有十幾塊一盤的餃子,大碗的米線、麵條,便宜,分量足,開業六年,附近建築工地裏的工人、小區保安、環衛工都成為店裏的常客。老板娘注意到,很少見環衛工搭夥來吃飯,“建築工人、保安都經常三三兩兩地來店裏,環衛工總是一個一個來。”肖姐解釋過,公司有規定,兩個穿橙色環衛服的人不能站在一起聊天。
在這個不用隱瞞姓名和年齡的工作環境,肖姐也更樂意聊起自己的心事。她常誇二女兒長得漂亮,但遲遲不結婚,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咋想的。和多數打工母親一樣,孩子一天不結婚,她心裏就一天不踏實,想再掙點錢。也提起自己年輕時的往事,彬縣煤礦多,她是礦上開絞車的工人,還評過勞模。
4月22日,有環衛工來店裏吃飯,說出車禍了,叫耿彬霞。老板娘知道,“耿彬霞”就是肖姐。疫情最反複的那段時間,飯店經常突然接到停業通知。肖姐每天都在這條路打掃衛生,老板娘就把店鋪鑰匙給了她,封在家裏的時候,拜托她來店裏給花草澆水,把積在店門口的快遞收進屋裏。
後來疫情緩和,餐廳恢複營業,老板娘卻突然接到肖姐電話,“她跟我道歉,說自己紅碼了,最近不能來店裏幫忙,還擔心因為自己紅碼,影響(店裏)生意。”老板娘覺得奇怪,曲江大道上都是綠碼,肖姐怎麽紅的?
隔天,肖姐又打來電話,說用了妹妹的身份證,妹妹住的蓮湖區有疫情。她讓老板娘別擔心,老板娘也沒跟別人說過肖姐的秘密。
●肖小玲租住的城中村。圖/解亦鴻
“查無此人”
今年6月,肖小玲所在的環衛公司辭退了一批年齡超過60歲的員工。61歲的張梅在這裏工作了6年,丈夫和她在同一家公司,去年因超齡被辭退,轉行做了小區保安,每月工資少了1000塊。張梅覺得自己是老員工,而且剛過60歲,或許不會這麽快被開除。
52歲的環衛工宋豫芳是相對年輕的麵孔。十年前她從河南來西安打工,跟丈夫一起在城中村擺地攤,去年趕上城中村拆遷,生意做不下去,才來的曲江大道。環衛工比做買賣辛苦不少,可家裏還有個剛上初二的小兒子,她現在更想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曲江大道上,環衛工年齡普遍超過50歲。年齡越小越有機會當上領班,年齡大的也想著,多幹一年是一年,“兒子還沒結婚,多掙一點是一點。”幾乎每個人都在為即將到來的秋天發愁,這是一年中落葉最多的季節,晴天掃個四五趟都不算多,遇上刮風下雨,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停下休息。
肖小玲去世後,公司找了個臨時工掃她這300多米,每天七點半上班,比正式工晚一個半小時。工友裏,沒人願意替肖小玲掃這段路,覺得不吉利,害怕。
肖華最後一次跟母親通話,是在出事前一周。她給母親發了條信息,“興慶公園的花開了”,肖小玲隔了一小時回了語音,“我看到啦。”老太太最喜歡花,以前在老家村子裏,肖小玲會在屋前種滿十樣錦,一簇花開出不同的顏色。
年輕時,肖小玲也是村子裏的時髦姑娘,穿複古馬蹄鞋,微喇牛仔褲,還去城裏燙了頭,其他姑娘見了都要仔細研究,肖小玲的大波浪是怎麽燙出來的。老了之後,她把頭發剪短,越來越不愛打扮。肖華曾給媽媽買了件呢子大衣,肖小玲喜歡得不行,但不舍得穿。回老家時,她會提前把呢子大衣寄放到鄰居家,托對方幫忙保管,還埋怨肖華:“你可真是給我買了個累贅。”
年初回了趟村,肖小玲跟鄰居坐在門前聊天。一個老太太說起前陣子坐飛機去旅行,跟坐車一樣,沒什麽感覺,另一個老太太說,坐飛機跟坐車可不一樣,起飛時震動轟鳴,緊張得不行。肖小玲在一旁沉默,接不上話。肖華怕媽媽自卑,說要帶她坐飛機去旅行,去三亞看海。肖小玲說不去,亂花錢。
在礦上工作的那些年,肖小玲和前任丈夫組建了村裏少有的雙職工家庭。作為村裏的富裕階層,肖小玲的日子過得紅火體麵。回到家裏,她常喊子女們幫忙擦皮鞋,第二天踩著鋥亮的鞋去上班。丈夫在礦上遇難後,肖小玲也辭了工作。就在家裏頭待著,和麵,做飯,種田。三個姐姐嫁去了別的村子,肖小玲留在鹹陽彬縣照顧父母和妹妹耿彬霞,又找了第二任丈夫老宋,入贅到肖家。
她漸漸不愛穿鮮豔的衣服,隻是堅持給衣服做裝飾,毛衣領口上,時常有她親自縫的珠子,給樸素的毛衣添個花領子。車禍那天,肖小玲在雨衣和橙色的環衛服的袖口裏,戴著一串銀手鐲,頭上別了一對耳環。
在相鄰路段掃地的劉姐覺得,“耿彬霞”這大姐性子肯定急得很,她自己是不敢在早晨7點半之前上汽車道的。曲江大道主路和輔路之間,設有綠化隔離帶,每10米種一棵槐樹。環衛工平時需要穿越輔路的快車道,去綠化帶裏清撿白垃圾、枯樹枝。
過馬路時,劉姐通常在人行道上朝車開來的方向張望很久,左肩別一個閃爍紅藍光線的肩章,再向馬路對麵穿行。她覺得“耿彬霞”一定是忘了別肩章,或是因為那天下雨,橙色環衛服的反光帶藏在了雨衣裏頭。
肇事車輛行車記錄儀顯示,肖小玲死在了返回人行道的路上。她負責的區域,隻有一名環衛工清掃,沒有人知道她出事前到底經曆了什麽。劉姐和工友猜測,槐樹的枯樹枝被雨水打落,好多就掉在綠化帶的草地裏,“她可能剛剛撿完枯樹枝。”
●曲江大道的下雨天。圖/解亦鴻
(文中肖華、張梅、宋豫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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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星新聞|一個代駕司機之死:
熬夜接7單後,他猝死在兒子出生前一周
2022年9月3日早上8時許,隨著陣陣啼哭聲傳出,廣西容縣縣底鎮上都村的村民知道:大著肚子的阿蘭“生產了”。
遺憾的是,孩子的父親再也看不到這一幕。“男孩還是女孩?取名了嗎?”在街上,碰到正給阿蘭買雞肉和排骨煲湯的黃瑞容,村民會關切地問。黃瑞容淡淡地說:“生了,是個男孩,叫阿泉。”此刻的黃瑞容無法像第一個孫子在2019年到來時那麽快樂。因為阿泉出生的前一周,黃瑞容的兒子——也就是阿泉的父親吳慶成,剛剛去世。
吳慶成是一名代駕司機,2022年8月25日早上6點5分,他騎著折疊電動車,從位於東莞市謝崗鎮某玩具廠返程、尋單途中,在莞長路顏屋路段倒地、猝死,年僅36歲。猝死近8個小時後,吳慶成還處於登錄狀態的代駕賬號還能於當天下午13時56分37秒接到來自滴滴平台的派單。遺憾的是,這次,他沒有辦法再接單。
吳慶成
此後,吳慶成家人以“提供勞務者受害責任糾紛”為由,將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北京)網絡平台技術有限公司、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東莞珺豪汽車服務有限公司等四被告起訴至法院,索賠約282萬元。
今年10月12日上午,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公開開庭審理此案,紅星新聞記者旁聽了案件的整個過程,二審目前尚未宣判。
熬夜接7單,代駕司機猝死
吳慶成是廣西容縣縣底鎮上都村村民。今年10月16日,吳慶成的妹妹吳英(化名)告訴紅星新聞,早前哥哥一直在家養豬,共養了400多頭豬,後來由於豬肉市場波動大而虧了錢。
“2020年,我哥就出來打工了,先在廣州的戶外幫別人裝空調,我們擔心不安全,勸他不做這行。”吳英介紹說,2021年,哥哥來到東莞市長安鎮,和他表弟黃文全一起跑代駕。
此後,吳慶成專職跑代駕,而代駕主要服務酒後用車群體,夜間的需求較大。因此,吳慶成白天休息,晚上7點多出來接單。每天在飯店、KTV以及大排檔的門口,吳慶成登錄滴滴代駕的賬號係統後,騎著折疊單車尋單。“哥哥當時已超過35歲了,加上隻有中專學曆,工作不好找。”吳英說,盡管代駕比較辛苦,但收入還行,“他很勤快,一個月下來,也能掙7千至8千元。”
吳慶成生前在工作中
吳慶成家人提供的資料顯示,吳慶成平時由東莞珺豪汽車服務有限公司管理,工號為880130,上崗時間為2021年10月29日,截至2022年8月25日猝死,他上崗不足一年,但已代駕927次。
據了解,滴滴代駕的等級由低到高分別是青銅、白銀、黃金、鉑金、鑽石。事發前,吳慶成的等級已是“黃金”。哥哥去世後,吳英從他手機生成的訂單中打印並梳理案發前哥哥接單的情況。
吳英提供給紅星新聞的訂單顯示,事發前一天的2022年8月24日,吳慶成於當晚8時40分(確認上車時間)在東莞市上南路接到第一單,從這裏出發,代駕9公裏,於當晚9時11分將客人送抵東莞市馬蘭路某百貨,共花約半個小時……8月25日淩晨3點34分,他接到的最後一單是從東莞某酒店開往謝崗某玩具廠,行程18公裏,當天淩晨4點27分送抵。
吳慶成生前使用的折疊自行車
訂單顯示,從2022年8月24日晚8時40分開始接單到8月25日早上6點5分猝死倒地,吳慶成共接了7單代駕。“訂單顯示的隻是上車確認和抵達的時間,事實上,從接單到目的地,還有一個過程,所以實際工作時間更長。”吳英告訴紅星新聞:“通常晚上7點多,我哥就出門了,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八點,甚至更晚才回。”
“哪怕從2022年8月24日晚8點出門算起,到第二天6點5分猝死,我哥實際熬夜工作長達10個小時。”吳英說,訂單還顯示,前一天,即8月24日,他結束訂單的時間為淩晨4點44分。
東莞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顯示,吳慶成死亡原因為猝死。
吳慶成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
記者了解到,代駕平台為代駕司機提供意外傷害保險服務。據吳英介紹,在每一單的代駕中,平台會從費用中扣除一些費用以投保。該保險承擔代駕司機因意外傷害事故導致的身故、殘疾、醫療保險責任,但“猝死”不在其列。
是否因勞動強度過大致猝死等成一審焦點
今年6月27日,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出具的(2023)粵1972民初4453號《民事判決書》(以下簡稱《一審判決書》)顯示,該院經審理認定,死者吳慶成與被告外企德科公司之間為勞務合同關係,被告外企德科公司雇傭死者吳慶成做代駕司機,使用滴滴代駕業務APP進行接單。外企德科公司與珺豪公司係服務合同關係,即外企德科公司委托珺豪公司招募司機、管理以及培訓司機等。一審判決書同時確認,從2022年8月24日晚8時到8月25日早上吳慶成死亡時,他一共跑了7單代駕。
吳慶成猝死前接到的7個訂單
不過,此案在審理過程中存在不少爭議——
首先是吳慶成當時是否處於提供勞務時間的狀態?
原告吳慶成的家人認為,吳慶成死亡時正處於為被告外企德科公司提供勞務的時間,理由是:吳慶成死亡前後手機一直處在代駕接單狀態;吳慶成死亡時穿著代駕的工衣。外企德科公司則認為,吳慶成手機處於接單狀態以及穿著工衣不代表吳慶成在提供勞務,其主張“代駕司機提供勞務的時間應當從接單開始至接單結束,期間未接單的時間不應記作勞務狀態”。吳慶成的家屬則認為,吳慶成沒有退出滴滴代駕登錄係統,也就是其還在尋單或等待平台派單的工作狀態,這應屬於提供勞務的時間。
對此,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認為,由於沒有證據顯示雙方約定上班期間的計算方法,鑒於代駕司機工作性質的特殊性,作為用人單位應當對代駕司機的工作時間計算方法進行約定,但其未能進行約定的,應承擔不利後果,結合吳慶成死亡時手機一直處於接單狀態以及穿著工衣的情況,本院認定吳慶成死亡時應當處於提供勞務的時間。
其次是吳慶成猝死的原因,是否因勞動強度過大而導致?
吳慶成的家人認為,從2022年8月24日晚20時許至吳慶成死亡時,他連續接了7單,連續工作導致其精神疲憊。此外,外企德科公司對吳有業績考核,不合格就開除且不能自由上下線,有罰款開除風險。外企德科對此不認可,其認為,每單結束到下單開始期間,吳慶成綜合起來有3個小時可以休息,且吳慶成可自主選擇接單,公司並未有考核業績的製度。
吳英給紅星新聞提供了其哥哥從事代駕的相關資料以及案發前其哥哥的工作狀態顯示,諸如雙方簽的《勞務服務協議》顯示,“甲方(外企德科)有權根據經營需要以及乙方(代駕司機)的能力和表現,調整乙方的勞務工作內容及勞務報酬”。
被告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網絡公司則在一審答辯中稱,其非本案適格被告。原因是有兩點:首先,本案中,原告沒有有效證據證明兩被告(滴滴出行公司、滴滴出行網絡公司)與吳慶成以及代駕業務之間存在任何關係,故要求其承擔本案責任無事實依據;其次,“滴滴出行APP”是綜合出行平台,不同業務由不同主體運營,而其隻是為網約車用戶及網約車服務公司提供信息技術服務,與案涉代駕業務無關。
一審駁回原告訴訟請求,二審尚未宣判
黃文全是吳慶成表弟,也是一名代駕司機。和吳慶成一樣,他也和外企德科簽訂《滴滴代駕司機勞務服務協議》,平時日常管理由東莞珺豪負責管理、培訓和考核等。10月16日,黃文全告訴紅星新聞:“比如訂單來了,90秒之內必須接,如果不接導致消單會被扣分,這可能引發個人賬號被凍結,之後需要去公司培訓、參與拉新等活動,才能解封賬號繼續接單代駕。”
一審法院表示,對於吳慶成猝死原因,原告方應負有舉證責任,原告主張吳慶成死亡前連續工作導致精神疲憊,但未能直接提供證據證實。法院考慮到吳慶成死亡前最後一單結束時間至吳慶成死亡時有一個半小時,且吳慶成在每單結束至下單開始之間均有休息時間,故本院無法采信原告該主張,不認定吳慶成死亡前屬於高強度工作。
據此,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3年6月27日一審判決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
吳英則認為,在工作和休息時間的認定上,一審法院認定不準確,因其隻將正式接單代駕到訂單行程結束計為工作時間,事實上,代駕司機前往代駕目的地以及抵達目的地後,通過走路或騎著電動自行車返程、尋找新訂單等過程,也應當被認定為工作時間,而不應當認定為“休息時間”。
由於對一審判決不服,吳英委托律師提起上訴。2023年10月12日,二審已在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但尚未宣判。
紅星新聞記者 韋星
編輯 張尋 責編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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