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父親和他的農民兒子
1
2023年3月，我回鄉祭祖。族人不論之前是否親近，皆鄭重其事，提早備齊三牲酒禮支持我。我尚在途中，便接到親戚電話，“我們曉得你這幾年不快活，肯回來讓叔伯嬸娘看看，我們歡喜，尤其八十多歲的田爺爺，問了好幾次。”
村裏人都知道，田爺爺曾是顯赫的將軍之子，後來家道中落，和大多數人一樣，成了貧苦農民。他大半輩子都在做苦力，兒時我見他打井、修河堤、挑重擔，總是喜笑顏開、毫無怨言。偶爾有人當眾提及田爺爺出生於南京，曾被蔣宋美齡抱過，他也不曾停下手中的活計，隻是怡然自若道：“是有那麽回事，大人都喜歡抱小孩嘛。”
田爺爺與我的祖父、姑奶奶是幾十年的老友。我祖父一輩子深居簡出，與村裏人並不親近，平日裏也極少串門。我從小便知，若是在家裏和學校都找不到祖父，那他一定是在田爺爺家，兩位老人或談笑風生，或拉二胡，或看書。有時祖父什麽也不做，隻是在田爺爺家的竹椅上小憩片刻便回。
村裏人都說我祖父是“冷麵少爺”，即便作為他最疼愛的孫輩，我也少見他開笑臉。隻有在田爺爺家，我才感覺祖父是一個“有人味的可愛老頭”。為此我問過祖父：“田爺爺家是否有什麽法寶？”
祖父的回答意味深長，“謂賢者之交誼，平淡如水，不尚虛華。”怕我聽不懂，又補充道，“與君子打交道，勿用設防，不耗心神。”
後來，祖父預感自己時日無多，還特意交代我：“田爺爺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朋友，我不願你有事去煩他，攪擾了我們的清涼。”祖父去世後，我一見到田爺爺就忍不住想哭，他總會刻意彎腰緊握我的手說：“我不擔心你，幾好的苗子，不用擔心的。田爺爺是沒本事的人，隻能對你說幾句沒用的話。”
自從我去鎮上讀初中後，我和田爺爺見得更少了。後來上大學，我們在村裏遇見過一次，田爺爺笑容滿麵，對我看了又看，“我說過的，你比我們這些老家夥要強多了，這是你爺爺的福氣。”
這幾年，我的姑奶奶總是會想起一些舊友。時至今日，她仍叮囑我：“回村的話，替我去看看你田爺爺。”
這次回鄉，得知田爺爺在等，快到村口時，我便將車停在路旁，決定步行進村。前來接我的鄉親中有人調侃：“是不是沒有開豪車，怕村裏人笑話？放心，就算騎電動車，你也是挺好的。”隻有一些老人明白我的想法，他們說：“是該如此，我們領你一同步行回村，車子待會來開。”
那日陰雨連綿，春寒水涼，當我冒著冷風著走到老槽門口時，田爺爺已站在路旁等候了，他沒有打傘，花白的頭發上掛滿了小水珠，見到我時，趕忙緊握我的雙手道：“後生可畏，故人風範猶存，你們幾個年輕人身上的魅力真是令人——著迷啊！”
我知曉田爺爺在誇我時，興許也是想起另外兩位一百多年前的年輕人了：他的父親田先生，以及我曾祖父德秀公。他們在意氣風發的年紀，舍家為國，視死如歸，不易其心。身上的魅力，不知令多少同輩與晚輩著迷。
2
一百多年前，我們村就有蔡、田兩大姓，他們一同從外麵搬遷至此，一向井水不犯河水，輕易不幹涉對方家族內部事務。
田先生生於一個落魄地主之家，他勉強上了三年私塾後，家裏再無力負擔。田氏族人不如蔡氏重視教育，所以即便他天資過人，亦無人出資提攜。對於田先生無書可讀的境遇，蔡氏族人隻有惋惜。好在田先生從小便意誌堅定，篤誌好學，雖無法繼續入私塾，卻不放棄求知，他借書自學，向人求教。
當時，村裏最有學問的人是我的曾祖父，他是國內首批新學師範生，畢業後放棄清政府安排的公職，回鄉當了一年郎中，家中有海量藏書。對於前來借書和求教的田先生，盡管曾祖父年長其十幾歲，卻是禮遇有加，有問必答，非大人對待孩童的態度。
後來，曾祖父外出參軍、革命，對田先生仍多有記掛，常吩咐家人，但凡田先生前來借書，孤本亦不吝，而在此之前，曾祖父的書是概不外借的。每逢曾祖父還鄉，他必贈予田先生各類書籍，還會推掉宴請，專門與田先生交談半日，為其答疑解惑。田先生亦視曾祖父為師長，舉止謙恭有禮。
那時節，曾祖父是闊少爺，在家中萬事不愁；而田先生則要幹農活，隻能忙裏偷閑看書。相傳，有次他上山砍柴，左手拿書，右手握刀，注意力全在書本上，一不留神，腳底打滑從山上滾了下去。他身上傷痕無數，書卻被他捧在懷裏，除了封麵皺了點，完好無損。
有大人笑話田先生：“難不成幾張紙比命還重要？”
田先生不假思索道：“我思慮甚少，隻記掛還有幾篇文章未曾讀完，所謂‘朝聞道，夕可死矣'，道從何來？又去何處？存於書，傳於人，幾張紙有時確實比命還重要，幾千年華夏文明皆存於書。”
彼時，田先生隻有十一歲。
一年後，田先生因穎悟絕倫，文采斐然，被一所私立學堂聘為教書先生。當眾人誇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終於可以扔掉鋤頭、柴刀時，田先生也沒有暈頭轉向，“萬般皆平等，讀書不負人，才是對的，我沒覺得扔掉鋤頭、柴刀便算一朝得勢。我的鋤頭和柴刀暫放家中，那是耕夫的立命之本。”
為避免固步自封，田先生白天教書，晚上仍挑燈夜讀。
不同於我曾祖父年輕時的叛逆不羈，與父母爭得麵紅耳赤，田先生性情溫和內斂，對母親畢恭畢敬。他父親去世後，母親靠紡線養活他們兄弟三人，所以即便他誌存高遠，也是商量著與母親說：“孩兒二十歲之前，哪兒也不去，就守在您身邊。待我二十歲以後，還望您允許我去外麵走一圈，若我尚有一口氣在，定當歸來侍奉母親大人。”
老太太是明理之人，對自己兒子說：“我的崽不是籠子裏的雞鴨，早上放，晚上關。他是天上的老鷹，展翅便能飛，穩當有力，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累了回家。”她對兒子唯一的要求便是要成家，“你今天成家，明天就能走。娘要你有個家，哪天娘不在了，至少你屋裏還有人，回來有熱飯吃。萬一你在外邊有個啥，還有人出來找你。娘怕到時候老了走不動，找不到兒子，一個人幹著急，連個商量的人都沒有。至於兄弟，以後各有各的家，你不過是個客人，客人能住多久？你那個先生德秀哪裏都好，就是家不成樣。他在外麵受傷，還不是家裏的女人去找？”
此時，田先生十九歲，他應允母親的請求，說家成業就並無不妥，“我本就一耕夫，不至於好高騖遠，不求女方綽約多姿，端莊穩重我便有五分歡喜，初見時再多一分惦念，便是十分美好，相看兩不厭，自然久長。有合適人家，您出麵讓媒人幫著張羅即可。”
很快，離村子十來裏路的地方，有一戶肖姓的人家願與田家結親。肖家女子讀書不多，卻是端莊本分的農家姑娘，對田先生也是一見傾心。
鄉村裏，曆來不乏好事者，見人好事將近，便會鬼鬼祟祟地活動，有人跑去肖家挑撥，“有些年頭了，田家依舊清貧，那誰掙得那點錢，大多補貼家用了。更何況讀過書的人總是不安分，他與那德秀少爺一樣，怕是要去外麵大鬧天宮的，弄不好命就丟了。家裏的女人不用說，你看李聰明（我的大婆婆）有多苦。說不定田家是想找個不用付工錢的傭人，照顧那一大家子，這樣田家郎在外麵省心省力。”
之後，肖家女真的去拜訪了我的大婆婆，倒不是因挑撥之人的話起了作用，而是她想問嫁給那樣的男子到底有多苦？要怎麽做才能幫襯自家夫君？
大婆婆作為過來人，告訴肖家女：“你一開口，我就知道與我當年一樣，太晚了。既然你問起，該說的話，我也得走個過場說幾句。你得問他一句話，是否喜歡你？他說不喜歡，你莫再有想頭。他們那種人就算用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違心哄你半句。若是不甘心，你再問問自己，值得嗎？有些事自己想通了就不苦，不通則痛。至於幫襯，我一想到德秀，便感覺他處處需要幫襯，出門了，瘦了，鞋子破了，受傷了……”
後來，肖家女嫁入田家，隻問了丈夫一句話：“你喜歡我麽？”
田先生回答：“喜歡！看一眼，便多一眼喜歡；不看的時候，心裏滿是喜歡。”
田先生一生不苟言笑，卻在新婚時酸掉了來客的大牙，“讀書人，冷不丁的肉麻。”
“說出的話，酸也好，甜也罷，該是要作數。”
“那是自然。”
此後，田肖氏接過了丈夫身上的擔子，侍奉婆婆，照顧弟妹，屋裏屋外地忙活。而田先生決意去漢口報考黃埔軍校（漢口設有招生點），之後行軍打仗，生死難料，田先生提出暫不孕育子女，田夫人未有怨言，“你說的，我都會照做。”
那天，送田先生到村口，田夫人不願再往前走，也不肯回，“再往前幾步，我怕停不下來；轉身回去，心裏又舍不得。我就在這站一會兒，就當你快回來了，等等就好。”
本來已經消失在她視野裏的田先生，突然又走了回來，“夫人，我剛出門片刻，現在回來了。不過等下還要出門，日子稍久一點，但我會時刻記得轉身回來。”
3
田先生二十歲那年順利考取了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當年黃埔招生相當嚴格，分為初試、複試、總試，要考國文、幾何、代數等科目，且對外形外貌有要求，據說胡宗南就曾因身高隻有一米六而被拒之門外，後來由廖仲愷特批參加考試。
田先生入學時，黃埔軍校分為步兵、炮兵、工兵、經理（後勤）、政治，一共五科，其中步兵科最為耀眼，將星如雲，後來國共兩黨的名將多出自於步兵科。據說校長蔣介石最為喜歡黃埔四期，罵四期“妖孽（搗蛋鬼）多”，他的學生都知道，這位校長越是喜歡罵得越凶。而田先生因為在學校表現出眾，蔣介石還親自為其改了名。
田先生畢業後，深得蔣介石信任，被編入警衛團，其前身為黃埔軍校衛兵隊，負責蔣介石的貼身護衛任務，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警衛團，是嫡係中的嫡係。1931年，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被迫第二次宣布下野，其警衛部隊被改編，田先生所屬第2師被編為88師，該師為德械師，裝備精良，田先生任學兵大隊隊附，半年後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深造，隨後任教員，並負責編寫軍事方麵的教材。
自上次離家，田先生有近六年未曾回鄉，雖說時有書信寄回，田夫人視若珍寶，但在其他人看來，“不過幾張穩住她當牛做馬的廢紙，到底又是一個李聰明。”
考慮到夫人讀書不多，田先生寫回來的信多為大白話，比如：“你從來都不是糟糠之妻，而是我相伴一生的佳人。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操練，空閑時看書，偶爾與人對談，但總有停下來的時刻。唯對你的倩影，始終思之如狂，不分晝夜。人間別離苦，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若是山河破碎，民眾流離失所，美好的情感亦會隨之消亡。”
後來特殊年代，田夫人遭到批判，她被揪到台上悔罪，造反派將這封信公之於眾時，田夫人被打出鼻血，嘴角卻仍有笑意。當造反派將信件揉成一團時，田夫人就像瘋了一樣，將這封信奪過來，吞了下去，“這下安心了。”
田夫人說自己相信丈夫寫的每一個字。自從過門後，她便與我的大婆婆成了好友，大婆婆豔羨，“我也相信德秀的每一個字，他們重名節，守信義，說的話無論肉麻，或戲謔都作數，可德秀不曾對我說，原以為他不會說，如今看來是不對我說。”——那時候，我的曾祖父已在四川與小婆婆定情，並回鄉熱熱鬧鬧地操辦了婚禮，很快育有子女，此時大婆婆已年近五十，孑然一身，三十幾年的等待終究換來一場空。
村裏人都認為田先生是老蔣的學生，算“天子門生”，在“禦林軍”當差，以後肯定比德秀的官還要大，他在外麵找的老婆指不定也是年輕漂亮，穿著高跟皮鞋。
田夫人見過我的小婆婆張婉英，盡管她比張婉英還要小幾歲，未有生育，但因常年在鄉間勞作，她皮膚黝黑，全無妝容，穿著老布鞋，看上去還顯老十幾歲。但田夫人始終篤定，“他說在外麵見過的所有時興（美好），都會帶我一起去感受。”
盡管如此，在得知田先生要回來的那一刻，田夫人還是哭得不能自已，她對著鏡子照了又照，對旁邊要好的人說：“還是該借點雪花膏來抹一下。老人家都說了燒筍殼會長麻子，我沒聽進去，現在臉上斑斑點點，再去抓中藥調理也來不及了。”
大婆婆最是理解田夫人，“平日篤定他是說一不二的男子，但到了那一刻，終究是怕承受不了失落，先大哭一場，再去麵對或許能忍住眼淚，女人有女人的倔強。”
得知村裏“又一個在革命後當了官的人衣錦還鄉”，眾人更是紮堆評頭論足，說他不到三十歲便在蔣光頭底下當中校長官，管著一千多號扛槍帶炮的人，以後指定是一方諸侯，可比縣太爺要神氣多了。回來還不得騎高頭大馬，機槍開道，閑雜人等肅靜回避，兩旁扛槍的小兵一路小跑護衛，後排跟幾台馬車，有幾個漂亮的姨太太。
於是，搶著給田家幹活的人，來了一撥又一撥，還有人專門在田家院子打下幾個馬樁，怕到時候隊伍浩浩蕩蕩，軍馬沒地兒拴，“風水輪流轉，現在輪到田家人風光了。”諷刺的是，後來田家被抄家，批鬥田夫人最厲害的，也是這一批人。
對於田先生回鄉，眾人翹首以盼。然而到了那一天，村口出現的僅兩個人，兩匹馬，未有威風凜凜的陣仗，也不見英姿颯爽的長官。年輕的田先生著長衫，腳上穿著田夫人納的布鞋，其隨從一身便服，腰間連配槍都沒有。二人進村便下馬，向長者行禮問好，哪怕是一群仰著脖子搖搖擺擺走過的鴨子，亦駐足相讓。
田先生的兄弟對其過於謙卑的行為心生不滿，抱怨道：“從前咱家沒落了，平日難免對人點頭哈腰。現在手裏有兵有槍，還畏手畏腳的，我就有點想不通了。”田先生當即駁斥：“想不通，就在家好好種地。但凡我聽到有誰敢仗勢欺人，絕不姑息。我們家從前隻不過是艱難度日，家教還在，禮數還有，怎麽說成點頭哈腰？”
田先生進屋後第一件事便是向母親下跪請安。而見自己夫人時，田先生眼神溫柔，俏皮話一大堆。見田夫人麵帶羞澀，扭轉頭望向另一方，雙手不停地拍打衣服上的灰塵，田先生笑著說：“蠻好的，我家夫人蠻好的，再好的也沒見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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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回鄉，田先生欲將母親和妻子接去南京。同時還打算選幾個鄉中的可塑之才送去軍中培養，而自家胞弟、堂兄弟等，田先生一個沒帶。
去南京前，田夫人特意與我的大婆婆告別，讓她以後一個人少去村口等人。大婆婆像是釋然了，“我等我的兒女們（小婆婆所生）回，所幸村裏隻有一個李聰明。”
而田老太太安土重遷，不願前往南京，她囑咐兒子：“隻要你不辜負自己媳婦就是大孝子。我給你看了相，你是有福之人，但你的福不在官運上，在這個女子身上。”
田先生不再勉強，“古人雲：‘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我亦如此，日後自當革故鼎新，但不離故土，不見異物而遷。”
田老太太哽咽道：“人老了，離開故土就是遭罪。可你還年輕，走過舊途，還有前路，就算一時被困，也該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女人在身邊，家就不遠，我當娘的自然也就放心，不會羈絆自己的崽，你不用顧及我。哪天你回來，見著娘成了一個墳堆，千萬要記住了，腳下的黃土，是娘給你鋪的路，要往前走。”
後來有人想起這段對話，說老太太那會兒身上多少帶點“通靈”，預知了兒子的命運。
田先生回南京後不久，便受到蔣介石的親自接見，調航空委員會，任中校副團長，1936年又調任航空特務旅，升上校團長，負責空軍地麵警備。
到南京後，田夫人才知道圍繞在丈夫身邊的“時興”有多少。後來她回憶起自己第一次去南京的感受時，忍不住發笑，“南京中山路是柏油馬路，不像村裏的路坑坑窪窪，兩旁參天的梧桐樹好看又遮陰，每走幾步，就能看一團團一簇簇的花，小樹叢裏還會‘長’出許多電線杆，路上車多人多，店鋪也是數不過來；坐車到長江邊，我忍不住大喊，‘那是海，南海觀音住的地方，護佑著那一排排的翻船。'他小聲（田先生）糾正我，那是長江，很長的河，流了好久，流去好遠；秦淮河看起來又不像河，男女在一塊喝茶，抽大煙，說笑，日子過得沒一點意思，後來我才曉得那裏還曾是胭脂地，他是（田先生）不會去的，愛去‘花牌樓’那邊買書。”
田先生的房子位於南京東郊的湯山，一幢三層的小洋樓，本來有一個保姆，但田夫人不習慣過被人伺候的日子，便將保姆辭退了。以前田先生忙於公務極少回家，但自從夫人來了以後，無論是在辦公室或是機場，乃至總統府辦公，他都會回家。
即便到了南京，田夫人仍是村姑的打扮，愛穿粗布衣裳，而田先生不曾說她半句。軍官之間常有酒會一類的應酬，田先生不愛參加，有次是宋美齡組織的舞會，他才帶著田夫人一起赴約。軍官太太們個個粉妝玉琢，爭奇鬥豔，唯獨田夫人素麵朝天，在田先生身邊坐立不安。田先生柔聲說道：“舞會很短，一下就結束了，走馬觀花看一眼就行了，而我們一生很長，細水長流，我知道夫人美在哪裏。”
田先生身材高大，長相帥氣，一身戎裝更顯氣質。期間，有些打扮時尚的女人過來邀請田先生跳舞，都被他拒絕，他還拉著夫人的手介紹道：“這是我太太。”
田夫人以為他不會跳舞，便安慰道：“沒關係的，我也不會。”直到一個軍官太太過來問田夫人，“我可以跟田團長跳支舞嗎？”田夫人問田先生，“你會跳嗎？”田先生說，“略懂一點。”那位太太則告訴田夫人，“嫂夫人，田團長是他們這些弟兄裏，舞跳得最好的，在黃埔就會了。”田夫人勸田先生，“既然會跳，就不要駁人家麵子，我也想看你跳舞。”田先生才答應與那位女士跳一段。
一曲終了，掌聲響起，田夫人才發現丈夫早已脫胎換骨，不是村裏那個砍柴郎了，之前她坐汽車，見當兵的給田先生敬禮，也隻當是丈夫當了官，管著幾個人，沒有如此強烈的感覺，那晚她低頭感慨，“原來隻有我什麽都不會，紮在女人堆裏，才發現不是滋味。”
田先生聽後，拉她的手一直沒放開過，之後再沒和外人跳舞。
在南京待久了，田夫人發現國民黨軍官有姨太太是再正常不過了的事，拋妻棄子再娶的也不少，還有人將結發妻子一槍崩了的。不少人勸說田先生找個摩登有知識的姨太太，都被田先生冷臉拒絕。田夫人也曾表態，若丈夫再找個年輕漂亮的，她不會有意見，“黃臉婆是有點拿不出手。”
田先生回道：“我心裏隻有家國天下。除此以外，就是你了。我一直戎馬倥傯，本想著等時局安穩一點，再生兒育女。現在想來，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實屬不該。”
1937年7月7日，田夫人產下一子，即後來的田爺爺。不巧的是，當時田先生因公務在身，未能趕回。7月8日，田先生被緊急召回，不是因為喜得貴子，而是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傳到了南京。次日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中國軍民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戰端一開，則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不久，我的曾祖父寫信給田先生，開頭變成了：“XX兄鈞鑒，鄙人垂老，有事相求……”而他所求之事並非為了個人，而是呼籲國民黨將領積極整軍備戰。自1931年“9·18事變”開始，曾祖父便憂心“法西斯猖狂無度”，而他年過五十，兒女成群，“欲卸甲歸田，頤養天年，無奈日軍狼子野心，侵占華夏領土，中日之戰無可避免。我雖年邁，仍有舍身報國之決心。”至抗戰全麵爆發，曾祖父仍在四川籌集兵員、物資等支援前線抗日。
田先生雖儒雅，到底是血性軍人，他給我曾祖父回信：“先生無憂，學生身死為國殤。”
此後，田先生一直堅守在機場。
5
1937年8月15日，日軍飛機首次空襲南京，使南京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中國空軍起飛迎戰。這些飛行員皆自告奮勇，沒有一人是抓壯丁抓來的。
田先生甚是喜歡這些飛行員，這些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有的曾是中央軍校的學生，有的來自清華大學，有的留過洋，個個青春洋溢，多才多藝，明朗可愛。做飛行員需極強的接受能力，還必須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他們在航校學習的專業科目包括空軍戰術、飛行學、航空機械學、航空兵器學、航空儀表學、氣象學、照相學、轟炸學、偵查術，數學、物理、化學、力學等。有些學生在航校受訓一年左右便順利畢業，升空抵禦外辱。
用田先生的話來說，“若在和平時期，他們是才俊，是美男子，是藝術家，是科學家，是學者，是政府要員……無論去哪裏、做什麽，皆為佼佼者，他人之榜樣。我一個從鄉裏來的砍柴郎，對其多有羨慕，自愧不如，相形見絀，青年們太耀眼了。而國難當頭，他們自告奮勇進入航校，成為飛行員，明知九死一生，卻毅然升空。”
這些飛行員多出自於鍾鼎之家，書香之族，知曉何為生死，何為富貴，更知道何為家國，就如他們的校訓所說——“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於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南京空中保衛戰持續了4個多月，這一百多天是田先生“一生中痛入骨髓之記憶。”
田先生是以“惜兵”出名的，淞滬會戰與日軍作戰的中央軍便是他的老部隊，整個德械師差不多全部打光，他本就痛心疾首，想將自己補充進去，被蔣介石拒絕了。
自從值守機場，田先生一顆心便懸在了空中，幾十年都沒放下，“說兒行千裏母擔憂，這些娃娃算不上遠行，升空作戰，有時就在頭頂，咫尺之間，重回跑道隻需幾分鍾，卻回不來了。”
每次飛行員起飛前，田先生都會朝他們大聲喊：“要回來啊，你們千萬要回來——”
而飛行員總是回頭一笑，如藍天般清澈，他們當中曾有人對田先生說：“我們每打下一架敵機，國人便少一次轟炸，哪怕同歸於盡，也要讓日本侵略者在空中有所忌憚。我們中國還有人能飛上來，且死戰不退。即便不能回來，無非是換一個時空守護。”
“聽起來，他們是去學堂讀書，唱歌，歡喜耍鬧。等到下學時，一個個跑著回家。”
據日本海軍中佐阿部信夫的記載，僅8月15號一天，中國戰機被擊落至少9架，日軍也有5架被擊毀。9月19號，日軍再次轟炸南京，除了軍事目標，還全麵轟炸了平民區，包括學校，車站，碼頭等。千年古城在日軍的轟炸下淪為一片廢墟，濃煙滾滾，到處屍橫遍野。在這一天，中國有33名飛行員再也沒能返回機場。
抗戰不到一年，中國六百多名飛行員幾乎全部戰死。整個抗戰期間，共計一千七百多名飛行員，最後所剩無幾，平均年齡不到23歲。其中包括南開大學創辦人張伯苓先生的四子張錫祜，大法官沈家彝的兒子，清華才子沈崇誨，林徽因的胞弟林恒，《巨流河》作者齊邦媛的初戀張大飛，以及在武漢鏖戰感動千萬國人的陳懷民，其親屬在祭奠時留下文字記錄。
聽聞兒子殉國，張伯苓哭著為兒子叫好，“死得好！死得好！吾出身水師，今老矣，每以不能殺敵報國為恨。而今吾兒為國捐軀，可無遺憾了！”而此前張錫祜給父母的信中寫道，“兒雖不敏，不能奉雙親以終老，然已不敢為我中華民族之罪人，遺臭萬年，有辱我張氏門庭，此次出發，非比往常內戰，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林徽因也在《哭三弟恒》中寫道，“你相信今後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你的前頭，比自己要緊。那不朽中國的曆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後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隻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麽給自己……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同安慰。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陳懷民犧牲，他的女友知道消息，穿著他送的旗袍跳入了長江，他妹妹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陳難”，陳懷民父親說道，“懷民之死，頗得其所，惜其為國，盡力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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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夫人產子後，田先生隻回過一次家，見兒子在熟睡中，他不忍吵醒，守在床邊，目不轉睛地看了一會。接著電話響起，他交代了幾句話，便又匆匆走了。
轟炸聲時常響起，田夫人日夜擔驚受怕，好不容易睡下了，卻總是夢見田先生血肉模糊。別人聽到警報聲都是往防空洞躲，她卻聽著像“報喪”，說家裏得有人守。
得知大校場機場、中央大學等地相繼被炸，而田先生音訊全無，電話線也斷了，田夫人不想兒子未能見著父親一麵便接到噩耗，在9月19號這一天，她再也受不了熬煎，抱著孩子“發癲一樣”出去打聽田先生的消息，沒想到碰到了大轟炸。
日軍飛機上的炸彈下雨一樣落下，並伴有掃射的聲音，瓦片、木板跟著就碎了。田夫人當時走在一段鐵路邊，突然爆炸聲此起彼伏，情急之下，她趕忙鑽到火車底，剛護著孩子趴下，炸彈便在四周開花，一隻血淋淋的斷手飛到了她麵前，手上的玉鐲子完好無損，人命卻沒了。田夫人看著懷裏的孩子，嚇得直打哆嗦。
田夫人在火車下躲了一整天，好不容易碰上幾個當兵的路過，她終於被帶到了機場。當時已是半夜，田先生仍站立在機場的跑道旁，像是保持警戒，一言不發。見夫人兒子來了，他抱起孩子抽泣道：“皓月當空，孩子們保家衛國，去了。”
那一晚，田先生照鄉裏的規矩，朝著夜空喊魂，“孩子們，回來啊，你們要回來……”喊到最後田夫人也哭了，回應了一聲，“我們回來了。”田先生仍癡癡道，“天上的還沒回來呢。那個教我英語的孩子，那個會吹口琴的孩子，那個練過武的孩子……一個團的人怎麽就等不來一架飛機。飛機飛走了，人得回家，是不是這個理？”
後來，田先生在給我曾祖父的信中寫道：“藍天下，青年勇士們無一畏死，熠熠生輝。”
至12月12日，中國損失戰機二百多架。南京最後犧牲的一位飛行員叫樂以琴，生於富商家庭，犧牲時年僅23歲，他曾說：“我決以鮮血灑出一道長城，放在祖國江南的天野。”他父親收到撫恤金後，創辦學校，讓當地學生免費接受教育。
南京失陷後，田先生隨航空特務旅撤往武漢。1938年4月29日，日軍為給天皇祝壽獻禮，出動27架戰鬥機，18架轟炸機空襲武漢。近百萬人望見中國飛行員與日機鏖戰。陳懷民及其戰友擊落日機21架，其中戰鬥機11架，轟炸機10架。
之後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日軍又對重慶、成都、廣州等地進行了轟炸，達幾百次之多。有次，日機囂張至極，直接轟炸機場，一向溫文爾雅的田先生也忍不住罵娘了，親自跑出去端起機槍對天掃射，配合地麵部隊的防空炮，擊落了一架敵機。
中國軍民一直苦戰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歡慶，重慶街頭萬人空巷，敲鑼打鼓，鞭炮聲一直未停。而田先生依舊坐在機場的跑道上，望向天空。這時有士兵報告，說有個女人鬧著要進機場，接她的未婚夫回家。
田先生問那位女士：“你未婚夫是哪個？”
女士喃喃道：“他是飛行員，應該要降落了。”
田先生這才知道，這位女士的未婚夫早在兩年前就殉國了，而女士卻不管不顧，非要進去打掃機場，“他要降落了，地麵有些不平，小石子硌著飛機，回家的路可不能顛簸。”
7
田夫人在武漢淪陷之前，一個人帶著孩子逃難回了老家。在南京住過幾年洋樓的她，回鄉第二天便卷起袖子幹活，毫無架子。當別人問起南京的“時興”，她才邊幹活邊笑著聊幾句。
抗戰勝利後，田先生晉升為少將，任軍官訓練團團主任，教授軍事戰略戰術。消息傳回家鄉，鄉鄰皆向田家道賀，可田夫人依然風輕雲淡，“什麽官不官的，他平安就好。我見過打仗，都是當官的衝在前頭，當兵的也是爹媽生的，他們保家衛國，當官的怎能耀武揚威？”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田先生看清了形勢，他寫信回來告訴家人，“一擔穀一斤的肉（一擔穀子的價錢買一斤肉）可買給老人小孩吃，一擔穀一丘的田（一擔穀子的價錢買一丘田），千萬不要買。”
家裏有人回信：“你就一個兒子，怎麽就不給他置辦點田地？”
田先生來信強調：“那你就是害了他，不多說了。”
盡管田先生早早地預料到了內戰的結果，但他忠於當年的選擇，有人勸降，被他拒絕了，他說：“人各有誌，各有堅持，不必勉強。”也正因為如此，他說自己未曾說過過共產黨半句不好，還多誇讚。有次，田先生得知我的姑奶奶是進步青年，正積極申請加入共產黨，他說，“忠於理想是對的，我與素貞（我的姑奶奶）其實是一樣的，不同的是，或許共產黨能比我們做得更好。”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卻仍有不少官員借機斂財，在船上托運汽車，黃金等物品。當時去台灣的船票與金圓券一樣，一天一個價，有人單靠倒賣船票就得到了一箱金條。而此時田先生任空軍地麵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謀長，本可大發橫財，然而他盡忠職守，不徇私情，堅守到最後，從未想過要派人去鄉下接母親、妻兒。
蔣介石從機場撤離後，田先生也跟著到了台灣。在他看來，使命已經完成，念著母親妻兒在大陸，他應該回家了。有同僚勸他，回去的話怕是連命都沒了，反正大陸的老婆老了，兒子隻有一個，還不如在台灣找一個年輕漂亮的，生一堆孩子。
田先生沒有理會，趁著有一架飛機要回大陸接某個要員，他踏上了回家的路。飛機降落後，飛行員告訴田先生，隻有半天時間，到時候會準時飛回台灣。田先生讓他不要等了，“台灣是我們的國土，但那裏不是我的家，我答應妻子，要回的。”
等他再進家門時，田夫人哭著問他：“你還回來做麽子？往台灣那邊才能活啊。”
田先生緊緊抱住她，“你是我舍不掉的人，我一直想和這麽好看的女士共舞一曲，要不然會終身遺憾。”說著，他領著她跳了一段舞。
田先生回鄉這年，田爺爺十二歲，“雖不是第一次見他，卻是第一次認識他，因為有這一次的相見，我再也沒忘記過他的模樣。”
多年後田爺爺對此有過糾結，“僅從他個人遭遇來看，我當然希望他不要回來，人在極端條件下，是應該自私的。可是作為兒子，我真的好滿足能見到他，且有一年時間的陪伴，又是千金不換的。”
回鄉後，田先生在中學當起了國文教師。除了教書，他就是陪伴夫人和孩子。他在家時總是搶著做飯，每天還會給夫人梳頭，田夫人有些不好意思，說自己有白頭發了，田先生就輕撫她的發絲道：“是啊，這些事本來在南京就該我來做的，是我夢寐以求想做的事，等了好久啊。”後來，田夫人回想起這段往事，經常自言自語：“那哪裏是拿槍的手哦。”
夫妻二人關係篤深，至今仍有田先生的學生記得，有次田先生正在上課，突然發笑，回過神來後立馬向學生道歉，“諸位見諒，我想夫人了。”在那位如今也已80歲高齡的老人的記憶裏，那也是田先生在課堂上唯一失態的一次。
田先生對兒子雖然嚴格，卻從不打罵，即便他犯了錯，也是悉心教導，“有些錯，是要犯一次才曉得那是錯，無妨。”以至於田爺爺私下疑慮，“父親真是端著機槍打日本兵的長官嗎？”
一年後，曾做過國民黨高官的田先生被押往東北勞改農場。臨走前，他回頭對田夫人喊：“夫人莫哭，我現在雙手不得空（被綁），沒法給你擦眼淚，對不住啊，我都還沒看夠你。”
對兒子，田先生交代：“要攢勁（努力）讀書，不求富貴，但求心安。我沒能留下什麽，在想箱子裏放了幾塊手帕，以後你母親哭的時候，要記得替我給她擦眼淚，要輕輕地啊。”
田先生被帶走後，村裏的一些人認為他這麽大一個官，家裏一定藏了不少金子，於是將當年剛滿十三歲的田爺爺捆了，不信撬不出來。田爺爺被二十幾個人五花大綁，往死裏打，疼得哇哇叫。如今的田爺爺向我做被捆綁的動作時，臉上仍能看到驚恐與痛苦，他說當時他母親在一旁看著，天都喊了下來：“唉喲，我有呢，把我崽放了，我帶你們去。”她將那幫人帶到一棵柚子樹下，低頭說金子就埋在下麵，那些人貪婪地挖了一會兒，發現梆硬的土，不像是埋過東西的地兒，反手就給了她一耳光，“金子呢？”
田夫人哭著喊：“唉喲，我哪有金子，就隻有一個他（田先生）送我的金戒指。我讓你們過來挖金子，是想讓孩子透一下氣。”
那些人聽了火冒三丈，便將田夫人“吊半邊豬”，用繩子綁一隻手，一隻腳再吊起來，連扇耳光，用竹簽刺她的乳房。田夫人說：“鬥我，就放過孩子好嗎？”
8
那兩年，田夫人總被打得鼻青臉腫，血淋淋的。
田爺爺緊握手帕，“爹爹讓我給母親擦眼淚，哪想到要用來擦血。”田夫人讓兒子將手帕收起來，“我沒事，手帕要收好了，娘沒哭。”
田先生被關押的頭幾年，還能與家裏通信，他每次寫信都會告誡兒子要讀書。田爺爺滿是無奈，“我是想讀書啊，可那會兒已經沒什麽能讀的書了，都被那幫人抄走燒了。”當時一家人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每次隻能抓一把碎米煮粥，鍋裏的米湯能清晰地照出人的大腦袋。為了省給兒子吃，田夫人隻抿幾口就說飽了，後來她餓得渾身浮腫，比挨打的時候還難看。
講到這裏，田爺爺還回頭望著床上病了好幾年的妻子道：“後來我成家了，她（田奶奶）說娘不能這麽熬，便單獨抓一把米用小小鍋給娘煮一把稠的，哄著娘吃了，那個小小鍋如今還在呢。逢年過節，我們才能吃一頓白米飯，碎米不夠，就等飯熟了再蒸一次，看著就多了，這就是‘再蒸飯’。如今她（田奶奶）一年四季都在床上，我八十多了，不要兒女攏場（參與），給她端屎端尿心裏樂意。”
“另外，我要說啊，除了她（田奶奶），你爺爺（我的祖父）當我娘也是親娘一樣，經常過來打招呼（照顧）。最苦的還是我爹，從不抽煙的他，寫信回來讓我們寄一點煙葉過去，我們寄過去後，包裹和信件被打了回來，之後就杳無音信了，直到後來，他過身（去世）的消息傳來我們才曉得。”
田先生未曾與解放軍有過正麵衝突，算不上大戰犯，被關押時，本來隻要寫份悔過書就能得到釋放，可他因拒絕公開悔過，一直在勞改農場被關押到1961年。那年特赦，田先生的名字也在名單上，可惜他卻在被釋放前死在了農場。他的屍體被草草處理掉，不知所蹤。田夫人得知消息，難過得嘔血，她剃光頭發，捧著手帕哭喊：“那雙溫柔手僵了，我要祭奠他。”
按鄉裏的規矩，祭祀時需要準備滿滿一碗米飯，壘成墳墓狀。田夫人四處求人借米，想祭奠完了就還回去，卻依然沒能湊齊——那是連草根樹皮都要搶著挖的年頭，哪還有大米。就算有一抓，別人也擔心有借無還。最後，田夫人隻借到了半個蘿卜，那主人還反複叮囑她：“千萬不要吃了啊，皮也要留著。”
幾年後，田夫人也走了，臨終前她說：“你沒有落地，那我就飛萬裏來找你。”
講到這裏，田爺爺顫抖地翻開桌上田先生所著之書，“我讀書不多，看不懂我爸爸寫的東西，不知道是該難過，還是羞愧。說來，我隻在土改時受了難，不像你爺爺，經常被當成‘臭老九’揪上台。可你知道嗎？當有人為我慶幸沒有讀書而躲過後來的劫難時，我有多難過？我寧願自己讀了書，天天挨打。那是知識分子最後的擔當，他們的存在，才能讓人看見時代的荒唐。”
抗戰勝利後，田先生曾出版了幾部著作，其中一本由白崇禧題寫書名，國民黨陸軍中將王俊，學者陸侃如（其妻為馮沅君，馮友蘭胞妹，中國第一位一級女教授）等人作序。田先生雖為軍人，因學問出眾，國民黨諸將包括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尊稱其為“田先生”。為了讓中國不再飽受外辱之苦，他著書告誡中國軍人當學文習武，心憂天下，愛國守節，他在自序中寫道：“然則軍人安可以糾糾自足，而不折節讀書。致貽‘不學無術’之譏乎？故必進而明於進退奇正之方，深於仁義廉恥之道，上有體國之念，下懷救民之心，博通古籍，尚友古人，此又我有誌軍人，所當自勉者也……”
田爺爺問我：“我父親是愚忠，我們村裏人，包括我都覺得他愚忠，你說對嗎？”
我捧著那本書認真閱讀了幾頁，然後鄭重地對田爺爺說：“田先生不是愚忠，要不然他不會回鄉。那一年短暫的時光，可能才是他此生最想要的。至於他說的每一個字，您都照做了。”
這麽多年以來，田爺爺頂著“將軍兒子”的名頭，在鄉間做著苦力，但他秉承父親的教育，從未憤憤不平，也沒有與人發生過糾紛，“我拉板車，砌河堤，去工地，心裏想著的是我不能給父親丟臉。我不好吃懶做，我不和人起衝突，不怨天尤人，就是苦，也要堂堂正正，萬不能做小人。”
再往後，歲月跌跌撞撞，到了我父親這一輩，我們村一共考出了四個大學生，我家有兩個，田爺爺的兒子也是其中之一。田爺爺說：“我們兩家都沒丟先人的臉，都是憑一口氣，憑自己的真本事體麵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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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文盲」
文 | 周航
編輯 | 王一然
視頻剪輯 | 沙子涵
一個慈祥的老太太是怎麽樣的，陶錦芳就是怎樣的。85歲的她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喜歡笑，笑起來時歪過頭，像小女孩一樣害羞地捂臉，指縫悄悄露出眼睛。
這樣一位家人口中總是樂嗬嗬的老太太，卻一直有一件心事——年輕時，她做過兩年半老師——現在提起來她總是感到心酸，但同時，她不允許它被忽視。
去年5月，老伴去世，陶錦芳罕見跟孩子生了氣。孩子們專門請人給父親撰寫了碑誌，用大兒子話說，“寫得非常漂亮”，洋洋灑灑一千多字，“蓋棺定論”了父親86年的人生。
其中，43年教師生涯占了500字；用針灸醫治鄉親，晚年畫畫也有上百字。而關於結伴一生的妻子陶錦芳，文章隻有30字。接著便以數百字筆墨，概述了六個子女和孫輩的學習和工作履曆。
“那我呢？”
陶錦芳覺得自己似乎成了不重要的一個配角。碑文裏稱她陶孺人，古代指大夫妻子，後來用來尊稱婦女，“尤為可褒者，公與德配夫人陶孺人，伉儷情深，夫婦同心，以身垂範，教子猶嚴”。她也不喜歡這個稱呼，好像自己隻是一個家庭婦女，“我多少也念了幾年書。”
大兒子李含茂今年67歲了，他體會到了母親的情緒，也感到愧疚，而且他才意識到，直到現在，母親也沒有放下半個多世紀前的遭遇。
1957年，19歲的陶錦芳從靖遠師範學校一年製畢業，先後在中堡、營房灘兩所小學任教，成為那裏罕見的女老師。但老師隻當了兩年半。1959年底，“反右”之風刮到黃土高坡，丈夫是營房灘學校校長，被打成右派，她也受牽連，一起被趕回老家，自此終日跟土地和灶台打交道。
後來，丈夫“平反”了，改革開放後恢複公辦教師身份。陶錦芳也希望能做回教師。上世紀90年代，她來到蘭州帶孫子，也放不下這件事，一年總要跑上幾次，多則十多趟。從土路到水泥路再到柏油馬路，從教育局到信訪辦再到法院，縣政府從兩三層的矮房子搬到後來的高樓，幾個孩子的車也不知道換了多少輛，始終沒得到想要的結果。
直到十三年前，老伴腦梗，她不再那麽頻繁跑。以前，車一開進靖遠縣，她就感到暈眩，血壓也高。現在，每天兩粒降壓藥減到了一粒，聊起這件事血壓不會那麽高，不過一旁的兒女聽著，覺得她語氣還是顯著激動。
●周末，陶錦芳和弟弟妹妹一起打麻將。周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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