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712）

在人間丨杭州新東方關停後，更“隱秘”的家教市場

張潔瓊 劉禹鑠 在人間living 2023-08-28 23:00 Posted on 北京

 

 

撰文｜卜弗 劉禹鑠  編輯｜燕青

出品｜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8月7日，在杭州新東方某校區上課的李悠，收到了老師在微信群裏發出的公告，通知線下課程轉為線上，在機構的一個網絡平台上進行。

這天，距離網紅“鐵頭懲惡揚善”舉報新東方杭州校區過去了三天，被舉報的原因是該校區暑期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舉報當天，該校區拉閘關電，所有師生被遣散回家，隨後，整個杭州的新東方校區全部關停。

今年9月，李悠即將在杭州西湖區一所高中念新高一。在這個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媽媽給她在新東方報了六門學科的補習班，除了語、數、英之外，還有三門自選科目，她每天早上八點一直到傍晚五點都在杭州新東方某校區補課，連續十天，一天上六、七節課，目的是在進高中之前提前熟悉每一門學科。

每門課的花費是4800元，不包括接送、中午吃飯、補習教材等其他成本，一個假期的補習成本接近三萬元。

“其實我們家庭是會有一點小負擔，但這個支出可能是必要的。”李悠告訴鳳凰網，事實上，像這樣補課的情況很普遍，李悠身邊的同學幾乎都在培訓機構進行課外補習，其中大部分都在新東方。即便是線下校區被舉報關停，同學們仍然能夠通過各種方法進行學科類補課，其中，請“家教”成為了更多人的選擇。

舉報過後，培訓機構關停，但在家長和學生的補課需求仍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學科類培訓將以怎樣的形式存在？又是哪些身份替代了機構老師的授課角色？鳳凰網多方訪談中介機構、家教從業老師和學生，試圖還原舉報風波後更隱秘的家教市場。

一對一家教的主要師源來自高校的碩士生、博士生。

左峰是杭州某教育自媒體經營者。“雙減”政策出台後，他總在後台收到家長求助信息，請他推薦好的補課老師，“校內校外的補課都取消了，家長苦惱於找不到好老師，很焦慮。”

他說，家長焦慮得“很具體”，比如全國一卷的數學，有幾道大題學校老師沒有能力輔導，這意味著孩子高分無望，“有家長為了讓孩子突破120分，願意請1000到2000元一節課的老師來教。”

很多家長請不到在職老師，轉而請一對一家教。左峰很快意識到那些在985、211院校專修數學的碩士和博士是輔導學生的最佳人選——他們專業能力不差，收費也不如機構老師昂貴。他聯係的博士生們也表示，願意把家教當作副業，“他們已經在體製內找到一份相對閑適的科研工作，但收入差強人意，很多博士生一個月收入隻有三千元，做一份家教的兼職能明顯提高他們的收入。”

於是，他開始在網上發帖招募名校博士生，然後將他們的聯係方式發給有相應需求的家長。他為此注冊了一個教育科技公司，1V1的名校博士授課很快變成了公司的主營業務之一。

為了規避風險，左峰有一些原則，他隻對接高中生和大學生的補課需求，前者為了高考取得高分，後者則是為了不掛科，他隻做“牽線搭橋”的聯絡人，負責交換聯係方式，不介入課時收費和後續課程安排，課時費固定且公開透明，150～180元每小時，“這樣就規避了違反任何規定的可能”。

他找來的老師有不少是清華、北大、複旦、交大、浙大五所大學在讀博士。但他發現，名校博士的身份並不是吸引家長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學曆，家長更看重教學經驗，博士生帶過的學生越多，做家教的時間越長，家長就越傾向於選擇他/她，課時費也更高。“有兼職教學五六年的，從研究生一直做家教，做到讀博，一節課課時費可以拿到五百元。”

他表示，杭州新東方被舉報之前，相對其他城市，杭州的打擊力度沒有那麽大，業內的普遍共識是“高中補課不算違規”。“但新東方（被舉報）之後，很多機構也不敢補了。”

為了尋找經營的合法途徑，左峰盡量不做任何實際收費和課程的介入。家長和老師之間都是一次性買賣。上一節課給一節課的費用。就連家長願不願意繼續選擇跟這位老師合作，他也不插手。左峰還考慮將線下教學都轉到線上，找了老師錄製視頻課程。

他看好“一對一家教”。這種形式會讓學生和老師之間建立的聯係更加緊密，超出原來通過教學機構建立的短期師生關係，有的大學生家教甚至會將學生一直帶到考大學，考進他所在的大學，成為很緊密的朋友。教學內容也不僅僅是應試知識，或許還能幫學生打開一個新的世界。

此外，培訓機構通常要抽取大量費用，家長在機構中沒有選擇老師的權利，而機構老師也總是使用同一套教案教學。“這樣情形下，一對一家教能夠針對性教學，為什麽家長還要迷戀大型機構和在職老師的保障呢？”他說。

他接觸過一些雙減後從教學機構離職的老師，發現他們習慣了講機構給定的資料和內容，反而在跟學生和家長一對一的溝通中不太適應。有不少家長對機構不太滿意，轉而選擇了聘請家教，“可以說，這正是兩種互補的方式。”

一對一家教另一個主要的師源是師範類應屆畢業生。

李敏稱自己在杭州一家“托管機構”做英語老師。機構位於杭州市中心的一個居民小區內，學生都是附近小區的居民。盡管這家機構主營業務就是高中階段的學科培訓，但她還是回避“教培機構”的稱呼。

根據現階段教育部門的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得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高中階段則參照執行。規定中的“參照”一詞，因各地執行標準不同，的確給了一些學科培訓機構存活空間。例如李敏所在的機構，就已經經營了多年，她認為，高中階段不屬於義務教育階段，這給她的工作提供了一定“合法性”。

暑假時，這家機構有過百名來補課的高中學生，近五十位老師。老師和學生之間是一對一上課，機構會準備部分教案給老師，也有老師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學生的具體狀況來教學，比如，李敏會在每個學生第一次見麵時，詢問他們的弱項是聽力、閱讀、完形，還是寫作。

實際上，李敏今年剛剛從大學的師範類專業畢業，她的目標是去公立學校當老師，考事業編。為了準備考編，她需要一份時間充裕且自由的工作。在招聘網站上刷了幾次後，發現性價比最高的還是機構老師，她找到離家最近的一家，投遞了簡曆，參加了一輪筆試、一輪麵試，不算費力地獲得了這份工作。

她發現，這家機構生源穩定，暑假時她一周七天被排滿課。

機構和家教老師五五或四六分成，學生交費五百元一節課，到老師手裏是兩百多元。“在家教行業，500元一節課能找到師範專業畢業、工作經驗三年以內的老師，工作經驗超過五年的師範專業老師，課時費就要至少800元。如果是在公立學校有過任職經曆的老師，課時費大約在1200～2000元之間。”李敏說。

一位家教行業的從業者告訴鳳凰網，在校外課時費跟老師所冒的風險成正比，有公職的老師一旦在外麵授課被舉報，會被開除公職，此外，有事業編製的老師在江浙一帶剛入職就能拿到十五萬元左右的年薪，“他們不願冒風險。”

李敏清楚，“托管機構”就職顯然不是一條有前景的路。為了順利考編，她以兼職的身份為機構工作，不繳社保，以保留自己的應屆生身份。

今年畢業季，李敏和她的同學都在為就業情況發愁。家教的工作緩解了她的焦慮，她知道考中事業編的概率非常小，進體製“百裏挑一”，而考社工、公務員，難度也不亞於事業編。她一度後悔大學選了英語專業，英語專業考編的競爭是最激烈的。

家教的工作緩解了她的焦慮，像是找到了一個臨時的落腳地，雖然她不知道要停泊多久。她覺得能不能繼續做下去不由自己決定了，“我喜歡教東西，但給我們的機會不多……以後不知道還有沒有這個機會了。”

以個人為單位的家教中介在“雙減”推行之後成為一種“灰色職業”。

暑假回到老家杭州，在讀研一的付奇就做起了家教中介。

起初她隻是想趁著假期做家教賺錢，打聽了一圈發現，做一對一家教起步就要給中介交500元，還未必能對接上合適的家長。即便對接上了，也不過120元一節課，遠不如做中介來的劃算。家長也要額外給中介交介紹費。

鑒於做家教中介零成本、無門檻，付奇開始在微博和小紅書發帖，招攬起了一群想做家教的大學生。大學生們進了她的微信群群，每天都會收到她在群裏發出十多條家教需求信息：

杭州家教編號xxxx

六年級數學，要求女大學生（理科科目有獲得競賽獎的），

80/小時，九月初開始，一周2-3次課。

周內晚上五點以後和周末下午輔導，長期輔導

地點：杭州市xx區xx街

信息注明了家長的要求。由付奇上線的中介機構發來，付奇沒有家長的資源，隻能作為代理。通常這些招募要求不會寫很複雜，因此一個家長會收到很多份簡曆，他們會來回挑選。

“杭州家長很挑剔。”付奇感覺得到。她經常看到很優秀的簡曆，經驗豐富、學曆也不錯，但仍舊未必會被選中。“很多家長隻是一時興起。”

對那些有大學學曆的年輕人來說，家教行業就是他們的“三和人才市場”。找付奇介紹工作的，有剛畢業來杭州找工作沒錢租房的，也有從廣東漂到浙江的。

兩個月過去，付奇總共建了三個群，積累起五百多個大學生家教。成功促成二十多單，賺了兩千元。“收入還算可觀，畢竟隻是動動手指牽個線搭個橋。”付奇說，他並不期待能長久呆下去，隻是作為一種賺錢的臨時工作。

“我心理壓力很大，覺得自己是在做客服的工作。”付奇感覺到，家長和家教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他們想用最低廉的價格找到大學生家教，在他的群裏，想找三十元、五十元一個小時的老師的需求訊息比比皆是。“可做家教相比在便利店、餐飲店打工投入回報比又好很多，所以你又得忍受。”

幾天前，就在暑假快要結束前，付奇收到幾條招募信息，有剛經曆了新東方關停的家長，準備趕在開學前給孩子再找一位家教補習。那位家長還特意增加了一條補充要求：希望是新東方的老師。這位家長給出了較為“慷慨”的薪酬：260元/2小時。

李悠還記得，初三時，不少同學選擇不上晚自習，晚上五點下課就離開學校，六點坐在培訓機構門口等待著學科補習開班，補習時間起碼需要兩個小時，等到補習課上完，還要回家寫作業、自主複習。

“那時候，初中班主任問我們，明明‘雙減’了，怎麽你們每天早讀的時間還這麽累，同學回答，因為下課以後還要去培訓機構補課，周末也要去。”李悠坦言，補課至今，效果基本上沒在李悠的成績上顯現出來，但她認為，補課並不是追求成績有質的飛躍，而是為了在其他人都在進步的情況下，成績不至於變差。

“心理安慰的作用要比學習知識更大。”李悠說，這樣的補習方式，從小學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

新東方杭州校區關停後，因為授課方式變化，她感覺有些焦慮，媽媽則對孩子從機構“重返家庭”表現出了無奈。

“既能‘托管’孩子又能督促課程學習的機構關停，但現實是，家長還要工作，孩子又不能沒人照顧，雪上加霜。”李悠媽媽向鳳凰網坦言，孩子的未來無可避免要走國內高考這條路徑，假期讓孩子上補習班對她和孩子而言都是最好的選擇。

“以前也和現在一樣，大家都是偷偷的……之前說‘雙減’，大家都不能（在校外機構）上課，但其實所有人周末都會去上課的。” 李悠媽媽說，培訓機構為了規避“學科類培訓”，會掛上“素質培訓中心”的名頭，李悠在線上線下都接觸過新東方的學科類培訓課程。這些培訓課程在哪裏開班很容易能打聽到，一方麵是通過同學家長了解，另一方麵，以學生家長的名義直接找培訓機構詢問，對方也會和盤托出學科類培訓課程內容。

網絡上，舉報新東方事件引起了激烈爭論。幾乎所有家長身份的留言都傾向於表示，“學科類補課”是一種剛性需求。一位家長在浙江省政務留言平台說，周圍的學生都是私下組班或一對一補課，查處了新東方，更多的學生將轉為“地下補課”，“不是補課才卷，是因為卷才補課。”

另一方麵，雖然沒有具體而準確的數據統計，但受訪中介、家教老師都表示，前來谘詢家教的家長更多了。

“下了課沒有機構可去，隻能回家，家長為了營造學習氛圍會請一對一的家教；另一麵是補習機構老師流出，演變成了另一種家教。”一名從事兼職家教的大學生表示，她從半年前開始帶一名成績在班級中偏下的初一學生，每周上3小時，一個月收入2000元。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告訴鳳凰網，雙減的出發點是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目標偏移”的狀況——把“校內、外減負”等同於學科類培訓機構“清零”，以示“雙減”收到了成效。

“但家長和學生的學科類培訓需求依然普遍存在，這個時候就要去考慮疏導培訓需求。”他認為，疏導需求首先要做的正是改革中高考製度，“用單一分數、本地區的排名來錄取學生，家長必然有提高孩子分數的需求。一旦家長覺得學生在學校上課無法取得期望的分數，必然會尋找校外培訓機構。這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現實。”

這項改革不僅應包含入學評價製度改革、建立多元評價體係，還應該破除把學校分為“三、六、九等”的做法，不斷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消除家長對中考之後“普職分流”、高中分級、大學分級的焦慮。

“我們有示範性高中、超級高中、重點高中、普通高中的分別，高考之後有985、211、雙一流、一本二本的劃分。家長當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高的分數、進入更好的高中學習，進入更好的大學、接受更好的教育，今後從事更好的職業，這是一個升學競爭的思維鏈條。”

熊丙奇坦言，這一鏈條存在，家長的焦慮就存在，改革任重而道遠。

在現階段，如果雙減要求高中階段參照義務教育執行雙減，那麽是否也要參照義務教育階段讓高中校內教育“提質增效”？具體而言，是通過教師輪崗、提供課後服務、假期托管等方式，平衡每所學校獲得的教育資源發展。“但均衡發展，又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在改革還在進行之中的背景下，無法疏導家長的需求，舉報、關停就意味著原本透明公開的補課機構進行的教學活動將轉到“不見光”的地下，他認為，“這會產生更多更嚴重的問題。”

監管之外，機構的合法資質、教師水平、收費標準、學生的安全問題都無法得到保障，退費糾紛會更多、更難。

補課需求長期存在，如何能讓監管真正成為家長和學生“減負”的推手？熊丙奇表示，目前， 全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與服務綜合平台正式上線，在建立統一監管平台後，可以適當調整對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監管政策，讓符合條件、有合法資質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為部分有需求的學生提供差異化學科類培訓，以此治理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把培訓納入到監管體係之中。

*應受訪人要求，本文出現的人名均為化名
 

==============================================================

用「腦機接口」治療抑鬱症：一位90後年輕人的豪賭

Original 小晝 極晝工作室 2023-09-26 21:03 Posted on 北京

 

 

 

文 | 殷盛琳

編輯 | 王珊瑚

 

 

做腦機接口手術是我的一場豪賭

最早知道瑞金醫院的腦機接口項目是幾年前，那個時候還是初代（注：第一代神經調控技術），據我所知有病友去做過了，但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也在猶豫。當時我已經做了12次電擊治療，每次治療效果隻能維持一兩天，很痛苦。

2021年年末，我遇到另一個病友，他是強迫症引發的抑鬱症，是通過腦機接口治好的，不過是在華西醫院做的手術。我本來準備也去華西，但那邊說瑞金醫院做得更好，而且是專門針對抑鬱症的，有臨床招募的項目，我就選擇了瑞金醫院。

腦機接口項目有一定的篩選標準，需要你是難治性抑鬱症。基本上你吃過市麵上所有治療抑鬱症的藥，都沒有效果，而且患病史要達到兩年以上。醫院需要你提供很多證明，確診病曆之類的，並且要觀察你當時的症狀，看你是否有造假，有的人會謊報病情的。

我患病16年，幾乎算是“神農嚐百草”，嚐試過各種藥物。最嚴重的一次，被人家給坑了，吃到進醫院差點死掉，直接體驗到瀕死的感覺，後來索性也撐過去了。

16年裏，我的人生也被改變了。如果不是因為抑鬱，我可能也能考個好大學，但現實裏隻能去讀高職，學了五年的汽修專業。

畢業之後，大部分學生都改行了，沒什麽人去從事這個行業。為了應付家人，我先在餐館裏工作了一兩個月。他們說畢業一定要去工作，我老媽那個時候盯著我去人才市場的。但在餐館，我每天都感覺快要休克了，實在逃不掉。還要被經理罵，我都快哭了，一句話說不出來。

後來辭職，我就去家裏的店裏呆著。那會兒我家在景區裏麵開絲綢店之類的，我就躺在小倉庫裏麵，拿一把椅子。讓我去麵對客人說什麽“歡迎光臨，這裏有新款，還挺適合你的”這樣簡單的話，對我來說好像是外星人在學地球話一樣艱難。話卡在嘴邊，吐不出來，一定說出來的時候就是顫抖，口吃結巴。

我內心不想跟任何人打交道。有時候熟人看到我要打招呼，我內心想，我出來上廁所而已，你不要跟我打招呼。

當時做（接受腦機接口手術）這個決定，我幾乎沒有顧慮。因為當時我已經決定要自殺了。16年，你看不到任何希望，時間太長了。有沒有希望我其實已經不在意了，我隻知道那個當下非常痛苦，壓抑得太久，選擇自殺是死路也是生路。

既然橫豎都是死，我不如賭一把，去試一下人體實驗。

腦機接口的手術分兩步進行。第一步在腦袋頭骨兩邊各鑽一個洞，就像裝修大隊那種鑽孔的機器一樣，鑽出洞來，然後再把電極條埋進去。打了麻藥仍然能感覺到疼痛，太痛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痛到直接要吐出來。

第二步是在胸腔裏裝一個腦起搏器的核心裝置。我是躺在移動的床位上被移到手術室的，把你五花大綁地固定起來，感覺自己就像一隻任人宰割的豬一樣。然後全麻，眼睛一閉一睜之後，我就開始嘔吐了。頭上還有之前立體定向儀做腦部麻醉的血，要把（嵌入腦袋的）螺絲拆掉。

手術結束了。我沒有真正見到“腦機接口”的裝置實物，隻是之前在新聞上看到過它的樣子。但它已經在我的身體裏了。

上吐下瀉的生理反應結束，設備開機，效果很好。像中了彩票一樣，我感覺“自己”終於回來了。

●吳曉天 講述者供圖

 

“鴕鳥”與“嬰兒”

但效果沒能持續多久。出院當天，我其實就感覺效果在衰減了，但我想是不是心理作用？接下來的幾天，效果越來越差，最後好像手術白做了一樣。後麵，我又去了一趟上海，醫生給我做了調控，當時感覺好了一點，但回去之後又不行了。

前一個月裏，一直這樣反反複複，我真的內心非常痛苦。因為疫情，我也不能隨時去上海。後麵醫院給我寄了一套遠程設備，直接投到電視上醫生可以遠程調控。

我跟醫生建議說，不如模擬一下神經調控的環境，找到它的規律，讓它自動調控，比如幾點到幾點之間，是這個靶點程序組，其他時間是另外的靶點組。醫生剛開始其實並不認同這個觀點，這個想法太大膽了，以前沒有過這樣的例子。

醫生讓我嚐試一秒開機一秒關機，以及兩個靶點組的程序切換，太可怕了那個感覺，相當於一秒天堂，一秒地獄。就像《黑鏡》裏的虛擬人意識上傳到服務器，被遊客折磨一樣。

直到去年4月21號，醫生調成定時切換模式。但我的生活不是定時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要出門辦事，但正好切換成“休息”模式了，我怎麽辦？有時候淩晨切換模式時，我已經睡著了，被切換的時候突然醒過來。早上8、9點自動切換成“工作”模式，因為那個時候要做核酸，是（醫生）根據檢測時間來設置的。

瑞金醫院的孫伯民醫生比較開明，他們後來給了我自主切換的權限。現在我手機裏有個專門的App，可以完成模式切換。

目前App裏有4個程序，我一般隻用前2個。3、4是在前麵兩個的基礎上進行的微調，靶點位置有偏移，但是效果其實並不理想，感覺不是很舒服。一定要在點位上麵，稍微移動一點點都不行。

也不能一直在同一個模式下麵，如果一直處於同一個狀態，時間久了會產生疲勞感，一種麻木的感覺。尤其是工作模式，是需要一定的緩衝的。休息模式相當於給大腦喘息的時間。

人都是貪心的，剛做完手術那段時間，一直都是工作模式。一開始感覺很好，後來衰減，直到最後沒有感覺。就像每次有困意的時候強行喝咖啡把自己弄醒，最後就像提線木偶一樣的感覺。

後麵，我會根據自己的生活或工作狀態來調控兩種模式。程序一，也就“休息模式”下，其實是處於鴕鳥狀態。你把頭埋在沙土裏麵，杜絕一切信息，在這種狀態下，我連手機都不想看，隻想休息。程序二，“工作模式”下，有時候會變成像嬰兒一樣的，感受直接，很開心。

隨著使用時間的增長，我的兩個模式的感受越來越穩定，不需要頻繁切換。如果有時候太累，也會讓“鴕鳥”加一下班，在白天切換成休息模式一兩個小時，觀察情況，再切換回來，OK，又滿血複活了。這種時候，休息模式對我來說，就像王者榮耀裏的“回城”補狀態，而且是坐大喬（王者英雄）的電梯回去的。

現在我工作比較自由，做民宿運營，是我家裏麵的產業，不用去坐班。一般來說，我是看早晨民宿的情況，如果客人那邊有急事的話，比如早晨7點多他遇到什麽事情要谘詢我，我就要提前切換成工作模式，如果沒什麽急事，我一般會在9點左右切換。晚上一般淩晨1點左右切回休息模式，看自己心情。

但無論怎麽切換模式，都不能關閉。不然會回到真正的抑鬱狀態。

我會很注意腦起搏器的電量。一般來說，讓電量保持在90%以上是比較穩妥的。我最近很忙，每天都會充一次電。腦起搏器和手機裏的App是通過藍牙連接的，就算是在飛行模式下，照樣可以運行。

但手機的卡頓會影響App的打開。有一次我的手機電量降到了10%以下，係統突然卡頓了，我想切換模式但打不開App，那個時候是真的有點恐懼，還好後麵調整回來了。現在我的手機會保持至少60%以上的電量。

還有一次比較驚險，是我第一次感染新冠的時候，燒到40.6度，然後腦起搏器忽然充不進去電了，我趕緊去谘詢醫療器械的廠商，他們給我的回複是，這款腦起搏器是非常先進的器械，有過熱保護機製。

腦起搏器的充電器上有電量提示，三個進度條一樣的點，如果往前進，就說明在充電，如果是常亮就是沒有在充電。有時候它會發出滴滴滴的警報聲，那是我胸腔裏的機器偏移了位置，電沒有充進去。

機器裝在身體裏，平時是沒有什麽感覺的，隻有當側著身子，尤其是肉比較多的情況下，去擠壓它，傷口才會感到疼痛。我喜歡側臥，有時候剛剛卡在那個位置，會感覺到。

其他一切正常。可以劇烈運動，當然也可以遊泳。除了核磁共振檢查時，隻能做1.5T，不能做3T。

至於什麽是因技術而產生的快樂，什麽是我真實的情緒，我覺得並不重要。另外，我覺得工作模式下的我，就是真實的我自己。我的同學們也有這種感受，他們覺得我現在的狀態和他們第一次認識我的時候差不多。那會兒我的抑鬱還不嚴重。

●為吳曉天實施手術的瑞金醫院。圖：澎湃影像

 

握住一塊橡皮泥

剛做完手術的時候，對於它的作用，我是持懷疑態度的。因為之前我不管用什麽療法，頂多維持三個月。腦機接口能帶給我多長時間的效果，我不知道，會下意識地想，會不會沒有效果？會不會不行？

一周過去了，然後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等三個月的時限過去之後，我特別興奮，就像通過了某種考核，試用期轉正了。以前像是在用手握住一把沙子，無論怎麽用力，它馬上就全部流下去了，我不知道原因。這次做手術，給我的感受是把一塊橡皮泥握在手裏，有了實感。怎麽都跑不掉。

至於腦機接口帶來的改變會不會也在某天突然消失，我現在會調整自己的心態，不去想這麽遠的事情。哪天地球爆炸了也說不定，為什麽要想那麽多呢？在全球範圍內，那麽多人裝了這個東西了，癲癇、帕金森病人，也沒看見哪個新聞講，機器突然失效的，對不對？頂多哪天忽然出故障，但這種概率是非常小的。

●瑞士洛桑，癱瘓人士借助腦機接口恢複行走。

很多人說，做這項手術，裝這個東西隻是讓你變得開心。當然不是，抑鬱症不是簡單的開心或不開心這樣簡單，它是生命力整個的衰弱。腦機接口對於我的抑鬱狀態有改善。

最明顯的變化是食欲。以前經常覺得自己不怎麽餓，沒有吃東西的欲望，吃東西對我來說隻是填飽肚子的行為，會覺得麻煩，吃什麽都是一樣的。連上廁所我都覺得麻煩。

但是現在，隻要一切換到工作模式，瞬間就會感覺到饑餓。身體的感受力比以前更敏銳。我做手術之後，身材都變形了，感覺是“副作用”，本來可以去做明星的顏值（笑），現在胖得像隻豬。我身高1米83，體重現在87公斤，沒辦法，是幸福導致的，快樂這個東西，沒辦法的。

我目前在蘇州運營民宿。之前抑鬱狀態時，基本遇到什麽問題我都找我老爸，每次去民宿裏打掃衛生，我都要喝很多咖啡，再喝紅牛，然後再抽煙，再喝水，需要一係列類似興奮劑一樣的東西才能保持狀態。在線上接待顧客，我隻能機械式的回複，一定打字，不敢打電話的。現在我算是應對自如了，而且很享受這個過程。遇到難纏的客人，我也沒什麽好怕的，可以直接麵對衝突。

在患有抑鬱症的16年裏，唱歌是我緩解痛苦的方式，給我很多力量。做完腦機接口手術後，我感覺唱功明顯提升了，醫生說很多病人在做完手術後音量會提升，確實是這樣的，那是對聲帶肌肉控製能力的提升。

唱歌是有序的，是可以預知、可以控製的，永遠屬於你自己的一個存在，所以它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財富。

我現在自己在外麵住，雖然偏一點，但是一個環境比較好的小區，人車分流，而且遠離我的父母。說實話，我父母至今都沒有辦法理解我這個病，包括我裝了腦機接口以後，他們不了解這個技術，也不知道具體是做什麽的。

我記得簽手術同意書的當天，醫生會正常告知風險，說最嚴重的會是死亡，其次是成為植物人，或者沒辦法掌控身體一些器官的機能。我媽當時就哭了，哭著說，我不要聽，幾乎都要跪著求我不要做。我猶豫了5秒鍾，然後簽了字。

長痛不如短痛。我感覺自己無路可走，因為我不甘心，我有一種執念，為什麽我就要這樣沉淪下去？為什麽我不可以快樂起來？為什麽這麽簡單的事情我都做不到？

許多人做完手術之後，就消失了，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隱私。他覺得這個東西，相當於半機器人對不對？包括網友，很多人去調侃，說這是賽博朋克半機器人。我願意出來說這麽多，是覺得總要有一個人去做這個事情，讓抑鬱症患者們知道，是有這樣一種可能性的。

這個（公開表達）事情無非是影響以後擇偶的問題，結婚之類的，我不考慮這個事情了。

如果能夠穿越時空，重新回到2021年年末，就算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事，我依然會去選擇做這個手術。

 

編者注：

吳曉天完成的這項手術，是首次用具有腦機接口功能的腦起搏器，多靶點聯合刺激治療抑鬱症。項目主導者孫伯民醫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盡量簡單地解釋這一過程：“人的大腦中，神經聚集，形成神經核團。有些神經核團控製人的運動功能，有些管理情緒。所以我們想，植入腦起搏器後，電極刺激和情緒相關的神經核團，或許就能夠改善抑鬱症。”

孫伯民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研究初期，項目麵對很多爭議，“瑞金醫院倫理委員會很重視這項臨床研究，也很謹慎。前後不斷補充材料花了一年時間，反複論證研究，最後才得以通過。”

這項技術並非沒有風險。根據陸軍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國家藥物臨床試驗機構的研究，侵入式技術需要通過手術把電極植入大腦皮層，可能會對病人產生許多損害。比如植入物的排異反應，改變情感和個性等長期傷害。

另外，電極也有時效期。最長2～3年就會因為神經膠質細胞等包裹，不能持續記錄神經細胞的放電信號，信號質量逐步下降，電極性能也會慢慢失效。病人可能會因此遭受二次傷害。

清華大學智能法治研究院也梳理過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人類身份、自主性、大腦數據隱私等。

比如，它可能會侵犯我們思考自由的權利，“在過去，思想在本質上被認為是私有的，其他任何人都無法訪問。然而，技術手段改變了這一局麵。”

它也可能衝擊人格尊嚴的權利。“研究表明，一位使用大腦刺激治療抑鬱症長達7年的患者，在焦點小組中表示對自身身份倍感困惑，開始懷疑他與他人交往方式是自主決定的，還是由所佩戴設備所決定。這種自我身份的混亂會帶來許多困擾，進而引發更深層次的情緒問題。”

 

 

 

 

所有跟帖： 

• 原來外星文明早在地球留下人種！？ -FormatRun58- ♂ (214 bytes) () 10/06/2023 postreply 21:0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