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伊拉克人，曾被子彈打穿腹部，來中國生活九年，很有安全感
這是《自拍》第410個口述故事
我叫王立軒，原名Ahmed Mohammed Jaber Alkalthoom，1994年出生於伊拉克一個富裕家庭。2014年，我和兩個妹妹跟隨父母來到中國，至今已在中國待了九年多。
2020年，我接受新華社采訪時拍的vlog截圖。
在我小時候，伊拉克是個很富饒的國家。我爺爺是個生意人，生意做得很大。他有四個老婆，兩個伊拉克人、一個敘利亞人、一個埃及人。在打仗之前，這種情況在我們那非常普遍——隻要你公平對待每一個老婆就可以。
爺爺家有一棟很大的花園別墅，大概800多平。一到周末，家族所有人，包括兒孫上下幾輩都會聚到爺爺家的大別墅裏，經常能有一群十幾個孩子在一起玩。大家會一起過古爾邦節，孩子們都才幾歲大，待在一起特別開心，感覺很幸福。
那時的伊拉克在阿拉伯國家裏地位很高。無論你去到任何阿拉伯國家，隻要說自己是伊拉克人，大家就會非常尊敬你。因為我們有石油，我們的國家非常富有，政府會每個月給公民發工資，看病就醫免費，上學受教育免費，大家都活得非常有安全感。
我父親是個石油工程師，媽媽高中輟學就嫁給他，後來有了我和兩個妹妹。從2003年開始，伊拉克局勢日益動蕩，在戰爭的硝煙四處彌散、愈演愈烈之際，爸媽決定帶著9歲的我和兩個妹妹躲去敘利亞。
小時候在伊拉克，我和媽媽妹妹的合照，中間照片是我爺爺。
敘利亞的人民對躲避戰亂的我們特別熱情友好。他們國家離我們很近，也能聽到我們打仗的聲音，所以很同情我們的遭遇。剛到敘利亞我們需要租房住，房東就把自己的房子空出來讓給我們，自己去跟親戚們一起住，還給我們減免了前三個月的房租。
我們前後在敘利亞待了十年。一開始的兩年多，爸爸一直找不到自己專業對口的穩定工作，家裏經濟狀況也捉襟見肘。後來陸陸續續地，伊拉克那邊親友們都跑到了敘利亞，爸爸也跟之前的人脈重新建立了聯係，才終於又做回了老本行的石油工程師，家裏經濟狀況也好了一些。
敘利亞的安穩日子過了幾年後，2011年開始，敘利亞百姓和政府開始起衝突，之後升級打仗，打得特別慘烈。
我們一家人努力在戰火的夾縫中維持生活。當時爸爸還在工作，媽媽負責照顧家人，我已經在敘利亞上大學，兩個妹妹也在讀書。
少年時在敘利亞跟媽媽和妹妹們的合影，我是中間的黑皮膚男孩。
因為國家小，大人都不會和孩子們分開。我們小學、中學都是七、八點上學，然後十二點半或一點就放學回家了，也不會在學校做作業，或者跑去外地上學。包括結婚以後，我們習俗上也是在別墅加蓋一層，讓孩子們都住在一起。
但戰爭會讓無數家庭被迫麵臨分離的境地。2012年的一天，媽媽聽到外頭槍聲還離我們很遠，就讓我出門買點大餅子吃。我在餅店門口排隊等著買餅的時候，來了個人在旁邊發了個火箭筒，把對麵的坦克直接打爆了。打爆之後對麵的人也出來了，一直在打我所在的位置。
我就近躲了起來。過了半小時後，我以為沒啥事了就出來了，結果一出來就中槍了。子彈從我腰部後麵進，從肚子前麵出，打出了個對穿的血洞。我當時完全感覺不到疼，但腳軟站不住，然後整個人直接倒下了。
後來我被送到了醫院。因為戰亂頻繁，醫院人滿為患。醫院的人說，如果警察來了，他們會以為你是“那邊的人”，“那邊的人”來了，又會以為你是警察的人，不管怎樣，你都會死。於是我被迫躲回家裏慢慢養傷。
我和兩個妹妹在敘利亞時的照片。
這件事之後，我們一家下定決心，要找一個和平的國家生活。我有個姨父之前在敘利亞待了六年，他的女兒，也就是我的表妹嫁給了一個中國人。之後他們舉家搬到了中國寧夏，在寧夏國際語言學校教阿拉伯語。
因為打仗的原因，親友已經四散得滿世界都是了。家人們有的去了俄羅斯，有的去了迪拜，有的去了越南，還有的去了埃及。大家關係都非常好，都很歡迎我們去找他們，但我非常喜歡中國。
我從小就喜歡看李小龍，也喜歡成龍的電影。我還看過一個埃及人在中國拍的電影，就是拍一個埃及人在中國怎麽生活。我對電影裏大家相處的感覺，那種人跟人之間友善的笑容記憶非常深刻。所以我從小就對中國有巨大的好奇。
於是我們迅速作決定，通過姨父介紹來中國。當時敘利亞打仗打得很慘，我們先去了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然後發現飛機沒有航班，隻能安排個車先去黎巴嫩。在黎巴嫩待了一段時間，等中國簽證下來之後，再從黎巴嫩到埃及轉機，終於來到了中國。
來中國之後全家人的合影。
2014年，爸爸媽媽帶著我和兩個妹妹，一行五人來到了寧夏。姨父努力幫我們融入中國的生活：爸爸會電工，會修理各種電器類的東西，可以靠這個掙錢，媽媽也可以在學校廚房做事，幫吃不慣中餐的留學生和阿拉伯老師做阿拉伯飯。媽媽對一切接受度都很高，在她心裏，隻要不跟孩子們分開，就怎麽都可以。姨父說我可以去他學校當老師，教阿拉伯語，妹妹們可以在學校學漢語。
我們就這麽摸索著在中國待了下來。因為人生地不熟，也完全不會講中文，再加上從小在戰火中長大，還中過槍經曆過九死一生，我其實內心非常沒有安全感，不知道有什麽能保護自己。
來中國之前我在敘利亞的大學念書，差兩年就可以大學畢業了。到中國之後，我內心其實也想跟妹妹們一樣繼續上學，但大家剛到中國，家裏開銷非常大，收入也不穩定，根本供不起三個孩子念書。
妹妹們來中國後在學校學中文。
那時候父母加起來一個月掙5000多塊，妹妹一年上學就要一萬六，倆妹妹加起來三萬多。一年三萬多的學費，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是非常貴的。我記得特別清楚，2014年我們來中國後第一次過古爾邦節，按照習俗都會宰羊，我們跟姨父一家一起去買了一隻羊，才花了450塊。
一萬多能買30多頭羊！所以如果我再要求去念書，父母就完全負擔不起了，而且兩個妹妹學習都特別好，一直拿第一名那種，就花錢感覺特別值。所以我更不能給父母增加壓力，必須自己出來掙錢養家。
於是我開始在寧夏國際語言學校教阿拉伯語，一教就是三年。在那期間，我跟一個學阿拉伯語的中國女孩在一起了6個月。因為完全不會中文，所以我們一直用阿拉伯語交流，那個女孩的阿拉伯語也越來越好了。但6個月後，她一個老鄉找到我，問我你跟這個女的是不是有關係？後來從他那得知，她其實一年前就結婚了，朋友圈還曬過婚禮和結婚證照片。
在寧夏國際語言學校教阿拉伯語。
我大受打擊，後來連續三個月，我真的天天在哭，哭得很慘。那時候我也很年輕，什麽都不懂，情緒非常激動。我當時是想跟她結婚的，甚至帶她見過父母。後來就這樣分開了，感覺不可思議。
這件事之後，我開始覺得必須要學好漢語。中文那麽難，我要怎麽才能學好呢？我姨父的兒子，也就是我表弟，從小跟著父母和姐姐來到中國，在中國念書，當時已經念到寧夏大學，學習成績特別好。有一回我們一起玩，我看到他跟中國朋友說話聊天都非常溜，跟中國人沒有什麽差別，我突然意識到這個事情還是有希望的。
後來我就發現，作為外國人，隻要你願意講中文，中國人是會對你非常熱情的。比如我跟人說“你好”，中國朋友就會超級熱情地發自內心的回應我一連串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更覺得自己一定要好好學這門語言。
我在寧夏國際語言學校當阿語老師，兼任留學生班的班主任。
從那之後三個月時間，我閉門不出，什麽都不幹，專心學漢語，用的是《HSK標準教程》。這個教材裏麵大概有1200個漢字，內容大概就是“你叫什麽名字？”“你多大了？”“這個怎麽說？”“這是什麽意思”這類最基礎的交流語言。然後在這些基礎上，再慢慢開始跟人交流，一直到今天為止。
2017年初，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人生職業轉折的第一個契機。有一天我在學校裏穿得特別帥，西裝筆挺，胡子剪得很好看，看起來像是中東富豪坐擁好幾千萬的感覺，其實那會兒我口袋空空，一毛沒有。那天遇到一個美女搭訕，問我要我微信。
那時候我漢語還很一般，隻會非常簡單的交流。我就問她：為什麽要加我微信？她說我們要去做模特。我說模特是幹嘛的？她說模特就是上舞台，走兩步，回來我就可以給你500塊。
我早期當模特的照片。
哇塞，這時候的500塊對我來說已經太多了，畢竟一隻羊才賣450元！於是她就帶我去做模特。後來她又跟我聯係說兩周之後再去外地，我又問“外地”是什麽意思？她說去外地就是去別的城市。
那是我來中國第一次去外地，還坐了火車，去了內蒙古臨河。去那邊我以為也是做模特，結果到了內蒙古之後來了一輛車接我們，然後車越開越遠，開到沙漠深處，最後連手機都沒信號了。
我當時心想，完了，我被綁架了，哪有模特在沙漠裏麵工作的，我的腰子馬上就沒有了。
帶著焦慮的心情，車子一路開到了拍攝現場。工作人員叫我去換衣服，我說沙漠裏怎麽做模特？然後我就看見離車子稍微有點距離的地方聚集了好多人，各種燈光，各種“開機Action”之類亂七八糟的，才發現他們是在沙漠裏拍電影。
當時特別開心。然後我就拍了人生第一部電影，角色是個毒販，導演覺得我演的還可以，就開始給我推薦其他導演。後來大家互相推薦來推薦去，我又得到了不少新角色。
早期給商家當活動模特的照片。
我也會發朋友圈，號召朋友幫我轉發，希望能得到更多工作機會。寧夏的朋友們對我特別好，我非常喜歡拍電影，所以就跟他們說：我可以不要錢，隻要能給我一個好角色。後來在大家幫助下，我機會越來越多，角色也越來越好了。
按照中國法律規定，外國人在中國如果沒有工作就需要回國。2017年5月，因為學校發展，我父母失業了，隨後他們簽證就出了問題，不得不離開中國去了土耳其。那時候我大妹妹因為學習成績特別好，她已經到上海外國語大學讀本科。而我在中國三年，交到了很多朋友，也有了相對穩定的收入，考慮到如果跟他們一起走，又要去一個新的國家，又麵臨語言不通的問題，那我們全家都會很可憐，所以我決定留在中國。
我們家人四散在外，大家都很不容易，一切隻能靠自己。父母家人在一起就像一支隊伍一樣。爸爸媽媽這麽多年，領著我們三個小屁孩，從我十來歲開始，從伊拉克到敘利亞，到中國，又去土耳其，他們受了很多苦。所以在我心裏，隻要爸爸媽媽還有兩個妹妹過得好，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的父母去土耳其後的合影。
所以我跟他們說，你們去土耳其，我在這邊至少有朋友能幫我，以後我來負責你們在土耳其的生活費。所以直到現在，我每個月堅持至少給父母和小妹妹那邊打3000塊，給在上海念書的大妹妹打1500塊，收入好的時候會再給多一些。
父母和小妹妹去了土耳其之後，我也從學校離職自己開了一家公司，開始做廣告、拍電影，然後又接觸互聯網，接觸抖音帶貨，做自媒體。
到目前為止，我陸續參與拍攝了32部電影，因工作需要去過新疆、內蒙古、四川、重慶、江蘇、廣東、東北等各個地方。
我（右）早期拍電影的照片。
其實我公司在電影裏發展還不錯，但後來有兩部電影投資沒錢了。那時候我公司還帶了十幾個兄弟，投資方不給錢，但我肯定要自己給兄弟們發工資，所以經濟上遇到很大困境。
我把該給兄弟們的工資結清後，還欠了朋友5萬塊，從那以後，我就希望能做一些比較有把握的事情，不想再做電影這種了。
當時我身邊有一些朋友是企業老板，他們特別喜歡我樂觀的個性。有一次我就問他們：“你們能不能給兄弟我一個機會，簡單跟我說一下你們是怎麽賺錢的？你看你們一個個這麽高的檔次，你們肯定也不希望你們好兄弟像我這樣，大家差異太大了都沒辦法溝通，我跟你們在一起，隻能嘻嘻哈哈喝一杯，沒有別的。”
2018年5月回伊拉克辦新護照，家人們也從土耳其回來短暫團聚。
然後他們就告訴我，說他們以前做銷售，就找到一個品牌，再找更多人一起賣。不光是做批發，還可以線上線下一起跑，後來跑通了有了客戶，然後就可以開始做自己的品牌。
我又問他，你第一年怎麽做，第二年怎麽做，第三年怎麽樣。他們就告訴我，第一年賺多少，第二年又虧多少，後來發生了什麽，然後慢慢越來越好。我就覺得特別有意思，後來就開始做各種帶貨。
2020年初疫情爆發的時候，遠在土耳其的父母非常擔心我的安危。他們從外網看到一些信息，覺得中國疫情很嚴重，很不安全，馬上要餓死了，所以給我訂了機票讓我馬上跟他們團聚。
我當時剛從外麵回來，買了一些菜。我就覺得很不對勁。我給爸媽看我買了菜，我可以出門，一切正常。我也發了一些視頻給他們，最後他們終於相信我一切安好。
為了讓外麵世界知道中國真實情況，我自費拍微電影《飛過矮牆的靴子》。
我覺得很難受，父母在國外接觸了很多造謠的信息，給他們嚇得不輕。他們給我發那些造謠中國的短片，我一看裏麵不是在喊“加油”嗎？但下麵翻譯寫的卻是“我們餓死了，救命”，然後說大家隻能在家餓死。
於是我決定拍一部微電影，給大家看看中國其實很安全。我拍做防疫工作的工作人員，拍小區的一些場景，讓大家知道中國防疫工作做得很好，小區樓下就能買到需要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中國人非常團結。然後把這些剪輯成了微電影，名叫《真相》（又名《飛過矮牆的靴子》）。
這個微電影大概花了六七萬塊，是完全自費的，我也沒有考慮過回報的問題。後來，我們又收集了30多個住在中國各地的外國人的視頻。我們把這些視頻發到國外社交媒體上，媽媽看到這些視頻之後，終於放下心來讓我留在了中國。
拍攝《飛過矮牆的靴子》後接受新華社采訪。
2020年5月，我開始跟兩個朋友合夥，做了一個內蒙古牛肉幹品牌，我負責直播賣貨。內蒙古牛肉幹在全中國都很有名，而且這個東西在伊拉克是沒有的，它有自己的曆史文化背景。
一開始我在抖音直播間裏賣了兩個月，沒有任何人買。那時候不管有人沒人，我每天堅持直播四小時，一直說一樣的話術。第三個月，我終於賣出去500塊。我非常高興，覺得這件事終於看到希望了。為了慶祝一下，我花錢請朋友去KTV慶祝，倒花了1500塊。
從那以後，直播間的流量漸漸有了氣色，第一年我們就做了2000多萬流水，其實正經賣貨賺錢也就大半年時間。
掙錢之後的第一件事，我給家人在土耳其買了個房子，再買了台車，一共花了大概30萬，那是我這些年來最開心的時刻。當時我爸在土耳其騎自行車摔傷了膝蓋，我看著特別難受，剛好當時直播成績還不錯，就直接給他們買了房和車。
家人在土耳其聚餐的照片，他們開心是我最大的追求。
後來因為平台不允許外國人直播，我還一度把自己打扮成新疆人。其實我在中國這麽多年了，真的沒把自己當外人。我是外國人，但我不是外人。我就跟大家說我是新疆人，然後直播間朋友說你新疆人去內蒙古賣什麽牛肉幹，我就說那你內蒙古人難道就不能去新疆賣羊肉串嗎？
那時候直播間其實很有意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特別快樂。牛肉幹回購率也很好，大家都特別愛吃，甚至有人一個月回購兩三次，或者買去當禮物送給朋友。
但後來因為牛肉幹銷量太大，我們一個合夥人開始把豬肉幹當成牛肉幹賣。當時我賣了一天，第二天就發現了不對勁。那個合夥人說是因為工廠的產量已經顧不上了，需要先用豬肉幹頂一頂。為此我們大吵一架。考慮到這個合夥人有誠信問題，雖然我一天就能有十幾萬流水，但還是果斷結束了合作。
之後我跟另一個兄弟又一起做過一個《三國演義》的賬號，我扮演關羽。那個直播間我們投資了100多萬，光裝修搭建就花了兩個月。後來直播了大概15天，已經有19000多人在看，算非常成功了。但還是因為不允許外國人直播的規則，這個直播間也沒能順利做下去。
我做《三國演義》直播間時的照片。
去年開始，我和另一個中國朋友重新合夥創業，做了一家新的牛肉幹品牌，我們給它起名“龍幫”。龍代表中國，幫是互相幫助很友好的意思。
我跟這個朋友是在當阿拉伯語老師的時候相識的。當時他未婚妻想學阿拉伯語，但因為錯過了報名時間沒法入學，於是我答應晚上7:00-9:00可以給她免費補習。他當時特別感動，我們就這麽熟絡了起來。後來他跟未婚妻分手了，但我跟他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絡，關係也越來越好。他知道我遇到很多事情，也幫我解決了很多簽證上的麻煩。
於是我們就開始一邊合作一邊學習，可以說他改變了我的一切。現在我們合夥的牛肉幹生意也是他在負責日常運營，我們在內蒙古和重慶都有工廠，同時我也在運營自己的個人抖音賬號“老王在中國”，用視頻分享各地的中國美食。
這是我和朋友合夥的龍幫公司大樓介紹圖，目前有14000平米的工廠。
做現在這個賬號一開始是因為直播政策發生了變化，外國人粉絲達到50萬以上就可以報備做直播了。所以我們想看什麽內容能快速漲粉到50萬，然後結合我自己的特點和喜好來設計的方向。我兄弟發現我特別能吃，而且對美食的評價用詞有時候還挺有意思，臉皮比較厚，喜歡和大家嘻嘻哈哈，所以最終選擇了這個內容方向。
當時我們就試拍了一條牛肉麵的內容，第一個視頻就爆了。這個賬號我做了三個月，從零開始到現在積累了100多萬粉絲。我們計劃是每個城市待十幾天，然後就換新的城市尋覓新的美食。我們試過直播了一場，最高人數達到9000多，其實很不錯了。但我們目前計劃先把流量做好，把視頻內容做好，所以一直在堅持拍視頻。
之前幾年，因為工作需要，我一直在努力工作。我妹妹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念書到現在，我也沒有去學校看過她，互相隻有電話聯係。如今我情況漸漸穩定下來，我也希望今年過年能接父母來中國團聚。
2022年，一個特別信任的朋友介紹我進了《萬裏歸途》的劇組，最後我出演了卡馬爾的角色，這也是幾年來我久違的電影角色。我在劇組隻待了15天，剛好拍的都是戰爭很慘烈的環境，很嚇人，有時候會突然恍惚覺得自己不是在拍電影，而是回到了伊拉克。
拍《萬裏歸途》時的照片。
我看過一部電影，裏麵設定是有一座橋，橋的這邊打仗特別慘，非常痛苦，那一邊卻在唱歌、跳舞、喝酒。對我來說，離開伊拉克、離開敘利亞，我現在就是已經從橋的這頭走到了那頭，所以不管怎麽樣，就算吃一個饅頭，我都會覺得很樂觀很幸福。
直到今天，不論是牛肉幹的生意，還是抖音賬號視頻，我其實都還處於投入階段，並沒有開始真正盈利。但一路走來，我見到了太多不一樣的風景，學到了很多，感受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美食。大家對我都很包容，很有耐心，這讓我可能成長速度也比別人稍微快一些。所有一切，都讓我覺得特別開心。
這就是和平給人帶來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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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為了孩子赴港讀研
文 | 殷盛琳 蔡嘉麗
編輯 | 王珊瑚
視頻剪輯 | 沙子涵
一堂佛學課
2022年春天，香港珠海學院Zoom在線課堂上，四十多位學生將攝像頭對準自己。除了零星幾張年輕的麵孔，大多數是中年人。
愛米33歲，坐標深圳，是這屆應用佛學文學碩士課程的修讀者之一。不過，她暫時無心顧及課堂內容，正慌張地將攝像頭上調，確保隻露出脖子以上——畫麵之外，她正抱著剛出生沒多久的小兒子哺乳。
疫情仍在蔓延，愛米大部分時候在南山區的家裏進入課堂。她在線上讀研期間完成了二胎生產。整個過程銜接緊湊：上學期懷孕，下學期哺乳，孩子在寒假前後出生。
屏幕裏的教授滔滔不絕。話題有時是佛教的起源與發展，有時又延展到禪修，正念或者改變佛學發展的某個關鍵人物。與其說是課堂，倒更像是老師一個人的獨角戲。
愛米聽得打瞌睡。她選中這個學校、這門專業的目標非常清晰：用最少的成本拿到香港身份。
這也是許多中產家長的路徑——通過申請全日製的香港“水碩”項目，拿到身份，他們的小孩就有資格參加香港DSE（又稱香港高考）考試，或者參加華僑生聯考，避開內地激烈的教育競爭。在一些中介的宣傳中，這種方式被稱為“合理合規的高考移民”。
愛米的大兒子剛5歲，她已經在深圳南山區買好了還不錯的學區房，即便如此，她仍然擔心孩子無法在激烈的內卷環境中勝出。去香港拿身份成為這個家庭規避風險的方式，“給孩子提供一個教育出口的保底方案”。
她找在香港做生意或求學過的朋友“取經”，“我不看專業，我也不看學校，我想要一個課業壓力很輕鬆的，因為我太忙了，我又要顧事業又要顧娃對不對？”問了一圈，才找到珠海學院這所“寶藏學校”。
至於佛學，是她篩選過後的選項：中文授課項目，不要求英語成績，學費隻需要十萬多港幣。另外，佛學對她也有特殊的吸引力，“有很多優秀的企業家，他們都是信佛的。包括喬布斯、馬斯克這些厲害的人，他們每天都會定時冥想。佛學在一定程度上讓這些企業家們的心靈得到放鬆。”
珠海學院的佛學課程一共修讀10門課，分兩個學期上完。每門課有三個大作業，包括小組選題匯報、3000字的主題論文以及800字的讀書筆記。愛米記得自己讀過《六祖壇經》，稻盛和夫的《佛法》以及曹德旺的《心若菩提》。如果不是因為需要完成作業，她可能永遠不會翻開這些書。
“那會兒我肚子老大了，天天在那兒寫得我腰都疼”。後來，丈夫星佳幹脆幫她寫作業：他在Youtube上找了幾個讀書博主的視頻，用軟件語音轉文字，再把大家的觀點糅合在一起。
佛學已經算“香港水碩”裏有含金量的課程了，愛米說，最水的那種甚至沒有作業，每周周末花一天的時間去香港上課，一個學期隻需要交一篇論文，還是小組合作形式。
愛米的佛學課同學有在金融領域深耕的職場人，小提琴老師，穿僧袍的出家人，或者實現財務自由後尋找精神寄托的富人。她時常覺得自己的目的有些說不出口——在神聖的佛學氛圍裏，“感覺好像我們一旦有一些歪心思，（就）是不夠虔誠”。
直到快畢業，建立學生們的專屬群聊，她才發現了好幾個隱藏“盟友”。其中有位從孩子出生起就開始考察北京城幼兒園的海澱媽媽。愛米最初發現端倪，是在攝像頭下的課堂裏，看到過她的兩個小孩圍過來。對方暴露了母親身份。後來她們線上聊過幾次，那位媽媽說，之前選了七八所幼兒園，帶著孩子一一去麵試。愛米覺得對方遠比自己焦慮。
2022年秋天，愛米從珠海學院畢業，順利拿到了香港身份的“入場券”。如果一切順利，7年之後，她的孩子們隨時可以跳出同齡人的高考遊戲，轉身開啟通關更容易、在線競爭人數更少的“新副本”。
●香港巴士印著副學士課程的廣告，這也是在內地考不上大學的一批學生熱衷的項目，可以作為香港本科的“入門磚”。圖/殷盛琳
從北京、深圳、杭州到香港
8月初，我在深圳南山區見到了愛米夫婦。他們的新公司開在寫字樓的60層，透過巨大的玻璃窗，可以俯瞰這座城市最富庶的區域。五年前，他們剛來深圳，住在喧鬧的龍華區，那裏聚集了大量城中村。憑借房地產的餘溫，他們迅速積累起屬於小家庭的財富。
現在，他們轉做身份規劃生意。愛米生完二胎後就著手開始接單，出於一個前房地產谘詢公司創業者的嗅覺，她覺得這或許是新的風口。事實確實如此，僅2022年，她就簽了差不多100組家庭的訂單。
寫字樓裏，他們和其他創業公司共享辦公區域。平時用來做谘詢直播的小辦公室隻有幾平米，綠色的幕布和打光燈立在角落。空間較大的會客室擺放著茶具，他們一般在那裏接待谘詢客戶。在直播間，在會客室，各地家長的教育焦慮流動其中。
直播連線的家長大部分來自一線城市或者省會，主要分為兩類，一種是未雨綢繆，小孩還在讀幼兒園或小學時就提前規劃，想在孩子高考前拿到香港永居身份。另一種比較急迫，孩子讀到中學，發現沒有應試教育的天分，家長轉而想拿香港臨時身份讓小孩去考DSE。
他們的問題都是相似的：怎麽才能獲得香港身份？需要多少錢？能不能在不耽誤現有工作的情況下辦成這件事？有位湖北媽媽接通了連線，她和愛人都在體製內工作，不清楚能不能走這條路。愛米說，“我隻能告訴大家，有些父母非常毅然決然，為了孩子，為了下一代，辭掉了體製內的工作。”
一年多以來，愛米遇到過許多奇怪的客戶。有人要求她簽署保密協議，擔心周邊的人知道他有錢，更擔心別人知道他想帶著錢往外走，從而懷疑財產的來路；有來自上海的博士媽媽委托她們辦理優才計劃，但堅決不告訴其他家長，害怕她們成為自己申請路上的競爭者。還有一位客戶在深圳著名中學做了多年的語文老師，把許多學生送往世界各國的頂級名校，自己的小孩卻平庸無奇。這位父親動了自己去香港讀研，為小孩拿身份的念頭。
在家長們眼裏，香港不僅代表捷徑，也代表“精英圈子”。孩子如果能考入香港的名校或從中學就在這裏站穩腳跟，會擁有認識更多精英同齡人的機會。他們相信圈層的力量，相信人以群分。
愛米的客戶裏有一些全職媽媽。在愛米的描述中，留學拿身份這事，對她們而言也是一次逃離。她們在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建立起社交網絡，組織打匹克球，相約爬山、出海，“她們覺得前所未有的開心”。
陳冰原本也是這樣想的，但赴港讀研的代價遠比她想象中大。
和許多內地家長一樣，她也為7歲兒子和6歲女兒的教育問題感到焦慮。所以當有朋友向她介紹了香港讀研拿身份這條“捷徑”後，陳冰幾乎沒有猶豫，馬上開始了谘詢和申請。愛米向她推薦了自己的學校和專業。
但2022年秋季入學時，學校要求一定要到港念書，不再有線上授課。陳冰有點懵，她長居杭州，原本以為，自己也可以像愛米一樣，遠程讀完碩士課程。但現在，如果想繼續計劃，她必須從服務了十幾年的公司裸辭。在那之前，她是這所氛圍輕鬆的外企裏的資深IT工程師。
她遲遲沒能做出決定。原本9月1日就要報到，她向學校請了一個月的假，也是最長時限。如果10月1日還沒到校，會被判定為掛科。她沒辦法，買了10月1日杭州飛香港的機票，同時買了兩天後的回程票。結果到那裏才發現，自己回不去了。老師很直白地告訴她，如果翹課太多，可能無法順利畢業。陳冰反複權衡，最終還是向公司遞交了辭職申請。
陳冰真正回過神來，是在香港生活了半個月，有次坐大巴車從屯門去往市中心，沿途經過跨海大橋，她看著空空茫茫的海麵，才意識到自己正進入全新的生活。
人到中年，突然被拋向未知，她整個人顯得有些失重。碩士課程都在晚上，她一般到中午才起床，再從長租酒店晃悠到屯門公路的校園裏。課堂上，她是拿著電腦坐在教室最後麵角落的那種學生，盡量避免和老師有任何眼神交流。
到了陳冰這一屆，佛學課程擴招到50多人。大家不再像愛米一樣對自己的目的諱莫如深，陳冰說，同班同學裏，大多數都是為了小孩教育才過來讀書的家長，基本都在40歲左右。有位接近50歲的家長，孩子已經在讀高中。年紀最大的是一位60多歲的大哥，已經退休了，是少數真正喜歡佛學、沒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同學。
●陳冰的畢業典禮 講述者供圖
今年7月，陳冰順利畢業。畢業典禮上，陳冰的丈夫和兒女也來了——4月份，在同一所外企工作十幾年的丈夫被裁員，拿到了一筆豐厚的賠償金。在杭州，丈夫再次投出去的簡曆都沒有回音，他們決定幹脆到香港重新開始。兒子和女兒也做起小小“港漂”，在暑假進行了插班考試。
在愛米接觸的客戶裏，像陳冰這樣讀研之後最終選擇留在香港的家長並不少見，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做出了相同決定。
和陳冰一家見麵是在香港上環的咖啡廳。她穿一件藍白條紋的T恤衫，戴著框架眼鏡，沒有化妝，如果在路上遇見她，你會以為是本地最普通不過的居民。不過，在狹小的咖啡廳裏，這個家庭的普通話倒是引人注意，旁邊的顧客不時打量他們。一口粵語的本地服務員努力地在和兩個小孩溝通。
落地窗外，香港上環的街道顯得有些沉寂，行人寥寥。過去兩年裏，香港流失了14萬勞動人口。上環所在的中西區算是香港的富人區，也是移民最嚴重的區域之一。
疫情期間，香港一些辦學質量並不高的私立院校麵臨虧損，招不滿本地學生。招生辦會主動與內地留學中介尋求合作，為課程招攬生源，甚至降低錄取門檻。
但現在，招生處“太傲嬌了”。愛米說，隨著留學拿身份的家長湧入香港，1000多個、2000多個人競爭幾十個名額的情況並不少見，學校再也不必為生源發愁。一些課程的學費暗搓搓上漲，招生標準水漲船高，之前對語言沒要求的中文授課項目，也開始要求雅思成績。
“深港媽咪”：移民中介的自我修養
在虛構的身份裏，Vivi是一個6歲孩子的媽媽，為了孩子的教育，通過申請優才計劃拿到了香港身份。“雞娃不如雞自己，家裏有娃的，咱們一起聊聊吧”，她在社交平台上的簡介裏介紹自己。賬號頭像是精心設計後的形象：一頭利落的短發，穿剪裁得體的套裝，妝容精致。
現實裏，她是深圳一家身份中介公司的內容運營，臉色暗沉，有長時間工作帶來的疲憊感。她服務的這家公司已經成立了17年，打出的宣傳語是，“全球每3位香港優才獲批者，就有1位來自XX”。
事實上，“水碩”留學隻是香港身份生意版圖裏的一個邊角，由此延伸的增值服務已經發展為相對成熟的產業鏈：小孩擇校、租房、菲傭、保險、醫療，每一個在港生活的細節都是市場。
入職兩年多，Vivi已經算是小組裏除了領導外最資深的員工了，她見證了公司在政策風口上迅速擴張的過程。
這門生意真正的“爆火”，是從2022年10月開始的。當時，港府宣布取消優才計劃的年度配額，限時兩年。2022年12月底，又啟動了“高才計劃”，隻要滿足前一年的年薪在250萬港元以上，或者在全球百強的名校獲得學士學位，都可以通過高才計劃，獲得香港身份。
她們的業務隨即開始暴增，公司規模迅速擴張。Vivi說，去年3月，公司還隻租了一層半的樓，到了今年夏天，已經占據了寫字樓裏的整整五層。為了應對噌噌上漲的單量，公司新招了很多員工。Vivi的工資也迅速攀升：每談下一筆訂單，她就能拿到相應比例的分成。
她前幾年的工作經曆有些倒黴，做過自媒體，為一些情感大號寫原創文章，但不論怎麽寫，都賺不到太多錢，後來換到在線教育行業，薪水漲了沒多久，行業就垮了。
現在，她終於幸運地趕上了風口期。因為不知道這樣的政策窗口會持續多久，所以她拚命努力，是組裏的“卷王”，想趁現在多攢下一些錢。
Vivi具體的工作，是通過做內容去觸達客戶，引流拉新，然後把顧客對接給谘詢，由她們負責簽單。她會根據各個平台算法的不同，做不一樣的內容。在知乎這樣的平台，她會發偏解釋類的文章，在小紅書或者微信公眾號，就得靠“經營人設”，“你是什麽樣的人，就會吸引什麽樣的人”。
在她眼裏，這群家長充滿焦慮，孩子是他們的軟肋，也是他們做一切決定的理由。在和難纏的中產家長打交道時，她一般會從家人身上找靈感。姐姐的小孩成績不好，中考落榜了，要麵臨“分流”。她旁觀她們做母親，在補習班和各種教育政策裏掙紮，已經感受到窒息。
這個深漂多年的80後即將40歲，仍然單身，尚未進入婚姻。她對成立家庭的興趣逐漸寡淡，現在，她最大的願望是多賺點錢，好好享受生活。
她旁觀著中產階級的教育焦慮，盡力在燃燒的火堆上加把柴。她運營的微信公眾號上，文章標題常常是這樣的：《高考人數直逼1300萬，一張香港身份證能解決中產焦慮嗎？》如果有可能，她希望這火堆永遠不要熄滅，這樣她才能賺到更多錢。
夜幕低垂的深圳街頭，Vivi擠進人流，她得搭乘晚班地鐵回家，省下錢來還房貸。
●截至今年2月28日，8325名內地申請者獲批“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占整體獲批數目近95%。中新社李誌華攝
更大的成功
出人意料地，這群為小孩尋找教育捷徑的中產家長，擁有大致相似的人生路徑——出生在並不發達的小城市或者縣城，是古早一批的“小鎮做題家”。他們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在大城市立足，並靠時代紅利與運氣積累了不錯的財富。孩子是他們人到中年後的 “人生試卷”，沒人願意得低分。
愛米在前二十年多的人生裏，是一個標準的小鎮女孩成長模版。
她在寧夏一個小縣城裏長大，成績在班級裏穩居前十。她記得當時教育不公平的現象就已經存在，2009年，高考結束後，她們翻閱成績單，發現排名前列的學生都不認識，屬於“空降”學霸。
“但其實我也是彎道超車的，因為我是少數民族，所以我加分。”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同宿舍的山東同學錄取分數比她足足高出100分。
當時她並不知道，進入大學隻是遊戲的開始而非終章，同學們的出路也因為出身與資源的不同而千差萬別。在同學開始用上蘋果手機的時候，她還在用老舊的諾基亞，在同學們享受青春時，她在勤工儉學。讓她感觸最深的，是讀大三、大四的時候，一些同學在準備出國留學，討論去北歐還是美國。她哪個都不敢想，早早就決定直接就業，補貼家用。
畢業時，她做了最保守的決定：回老家省會銀川，進入一家國企。入職後她發現，跟她同批的同事裏，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靠關係進去的。包括星佳，她後來的丈夫，也是父母花了錢，找了關係塞進去的。
愛米講話時，丈夫星佳斜靠在沙發上，他穿一雙黑色涼鞋，用慵懶的語氣談論起他們這五年的創業經曆，像在追溯一場美夢。他感激深圳，這座逐夢之城從不排外，給每個人機會。
從一所二本大學畢業後，他被父母安排進銀川一家通訊國企，和愛米成為同事。但他並不滿足於國企的安穩，在那裏混了一年多，就瞞著父母辭了職。他開始接連的創業，做過微商，賣過麵膜，開VR體驗館，都失敗了，賠了二三十萬。最後他總結失敗的原因，銀川不存在真正的創業者。在這裏想把一門生意做起來，靠的是人脈邏輯而不是市場邏輯。
他決定離開銀川，去一線城市闖一闖。他和愛米篩選了一圈，決定來到深圳，這是對年輕異鄉人最友好的一線城市。
之後的五年，他們趕上了時代的新風口，迅速積累起家庭的資產。愛米在2019年房地產回暖時創業，做房產銷售，她記得當時誇張的情景，幾乎每天都有房子在成交，日薪近5000塊。他們在南山區買了三套房，又在北京、杭州等城市置辦了房產。這也是許多中產家庭的積累財富的路徑。
為什麽還是焦慮？愛米的感受是，中產沒辦法把很多資源直接傳承給下一代。“他可能在公務員體係裏當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但沒辦法把職位傳給他人。孩子必須經曆中考，再經曆高考，考到一個本科，或者一個研究生，才有資格去報考他那個職位。”
中產家庭有財富，但似乎也沒什麽機會能讓資產穩定地保值增值。而墜落卻隨時可能發生：房價會下跌，P2P會暴雷，中年企業精英隨時麵臨裁員。最穩妥的方式仍然是，把小孩也培養成精英，才不至於輕易掉落階層。“孩子沒考到高中，被分流了，是藍領，你就是掉落階層了，對吧？你但凡想找個體麵一點的工作，起碼是個研究生。”
事實上，他們的中介生意也迎合了這樣的焦慮。為中產家庭提供解決方案，或者說，提供人生階段的GPS。“我們要確定性”，愛米說。
見麵時，愛米戴一副珍珠耳環，脖頸與手腕上是梵克雅寶的成套飾品。她穿著質地華貴的職業套裝，紮著低馬尾，慣常的中產媽媽打扮。但星佳說，他們仍然有更大的物質需求沒有滿足。
星佳的偶像是羅伯特清崎，《窮爸爸，富爸爸》係列書的作者。“他們夫妻兩個都已經六七十歲了，依然活躍在twitter，寫文章發表一些觀點，宣傳說不要相信任何國家，靠不住，要靠自己賺錢，不要相信現在的教育係統。”
星佳說，這五年，他們經曆的這些和真正“厲害”的人比起來，簡直乏善可陳。他們身邊很多客戶做外貿，碰上行業風口，兩年時間賺了幾千萬。也有人早年在深圳灣買了房子，1500萬隨即漲到了4000萬。“對不對？是不是？人家住著豪宅，看一看海景，看看對麵的香港。”
他們渴望著更大的成功。
而那些沒從銀川縣城走出來的同學們，大部分仍然生活在那兒。許多人連高中沒考上就去工作了，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做小生意，開店，或者幹脆進入體製內。
他們承認，如果孩子處在和自己一樣的環境裏，如今的高考競爭壓力要更大。小輩們想要走出縣城，走出銀川，一定是更困難的闖關。星佳感歎，“階層必然是越來越固定的。你隻能把他們玩的遊戲規則推翻，重新搞一個新的遊戲。”
●深圳蛇口碼頭，許多家長從這裏坐輪渡，可以直接抵達香港上環。圖/殷盛琳
內地與香港之間：一位插班生的肖像
在香港，這場“新的遊戲”中，西瑤每周最期待的是周末。像逃難一樣遠離壓抑的課堂與逼仄的公寓，西瑤和媽媽會一起去聖安德烈堂聽免費的粵語課。
這座位於沙尖咀彌敦道一處斜坡上的老教堂，已經有100多年的曆史，每一次，她們需要走過長長的台階，才能抵達門前。
殷紅色磚牆與彩色玻璃築造起西瑤的小小巢穴。在這裏，絕大多數學員是共享同一種語境、擁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內地客，同樣的異鄉人。教課的本地老師是確鑿無疑的溫和派，不必擔心會受到排斥與冷臉。坐在一群相似的人中間，她感覺到安全。
西瑤16歲，梳著馬尾，瘦削高挑。她是典型的那種在公立教育體係裏長大的小孩，做事沉穩，擁有一顆“老靈魂”。她說自己除了偶爾追星之外，不怎麽像個當代年輕人。
今年年初，經曆插班生筆試、麵試後，她從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學校的國際部，轉學香港，入讀香港一所排名不錯的“一等”學校，暑假開學後即將升入中四。
如同許多家長規劃的那樣，她在這座國際化大都市裏求學，走在一條避開激烈高考競爭的捷徑上。但這背後的代價是什麽，卻很少有人追問。
她身處熱鬧的校園，卻像在孤島。有香港同學會當著她的麵說壞話，她一麵生氣，一麵又覺得這群香港同齡人好幼稚，“在《甄嬛傳》裏感覺（他們）活不過第三集”。
西瑤說，她後麵越來越覺得乏味，也沒有興趣主動融入他們。“我不知道該怎麽跟他們交流，不知道怎麽開啟話題，因為語言不同，確實有點不知所措的感覺。”她在香港最好的朋友，是一個有內地背景的女孩，兩個人在孤島上抱團取暖。
李寧起初以為香港學校沒有社團活動，因為女兒放學後總是很快回家。後來她才知道，是女兒刻意避開了那些需要待在“集體”的時刻。
李寧是那種讓人挑不出錯來的媽媽，做事風格和發型一樣的幹淨利落。她和丈夫在東北的小縣城長大，高考給了他們去往城市的機會。畢業後，1999年，他們來到北京，在此工作與生活。
在做母親這事上，她絕對兢兢業業。過去16年裏，女兒西瑤是家庭的軸心。李寧說，從幼兒園、小學到中學，女兒在哪裏讀書，這個家就跟著遷徙到那附近租房。去香港前的最後一站，在北京海澱區，西瑤中考考入了人大附中西山學校的國際部。
從拿到香港身份，到抵達遙遠的南方小島開始新生活，李寧和女兒隻用了3個月。篩選學校的坐標係與在北京沒什麽本質差別：必須是第一等級的學校，升學率必須要高。
李寧對移居香港的選擇有後知後覺的慶幸：西瑤參加香港插班生考試時，還沒有多少人報名，但從今年5、6月份開始，這條“捷徑”的競爭壓力驟增，“（一所）學校所有年級加起來也就二三十個名額，然後有幾百個孩子去參加考試”，她補充說，“幾乎都是內地的孩子。”
在香港，她們租住的房子在40層，隻有45平方米，仍在西瑤就讀的學校附近。
李寧記得，剛到香港的頭一個月，她有點崩潰，西瑤幾乎每天回來都要跟她掉眼淚。她隱約感覺到，除了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女兒還麵對著急於自我證明的壓力。“她入學之後，香港同學也會竊竊私語，大家對內地來的學生的刻板印象就是肯定學習很好”，李寧說，女兒害怕如果自己表現平平，會被同學們暗地嘲諷，覺得她不過如此。
連她自己也處在封閉的狀態裏，極少社交，每天除了去買菜，準備女兒的飯菜之外，她大部分時間縮在公寓，體重迅速攀升。但看到女兒情緒低落，她強迫自己主動像蝸牛一樣伸出觸角，帶著女兒一起努力融入龐大的城市。
在茶餐廳，李寧用蹩腳的粵語點菜，用行動鼓勵女兒，“open一點”，不要怕出糗。
沒人提起過後悔，李寧說，她們彼此都知道，海澱已經回不去了。“我們到香港，跟（北京）學校辦退學的時候，就問過學校能不能保留學籍，學校一口回絕了，說不可能。”辦理退學手續後，西瑤在原班級的名額迅速被新的同學取代了。
香港的教育並沒有想象中輕鬆。一位2013年到香港讀研，並留居多年的福建媽媽說，“精英教育在哪裏都很卷，香港一樣非常非常的卷。”她說，在香港，小孩讀中班，4 歲左右就需要提前為小學麵試做準備了。她並不覺得孩子們來到香港就可以避開競爭，“可能在應試上的教育競爭少一點，但是你要麵對香港國際化的競爭，多元環境的競爭。”
●香港補習班，也是一門火爆的生意。圖/殷盛琳
在香港，西瑤看到了以前沒見過的世界，“打網球，認識不同的人，聽他們的故事。”但是她總感覺很孤獨。她說，在北京，大家總是會強調集體榮譽感這個東西，一個班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但在香港，行政班隻是大家在一起上課，同學和同學之間不太會有很深刻的聯係。
她現在隻想快點結束這場“鬧劇”，通過DSE考試，考入港大。有時候，她想到留在人大附的那些同學們，至少有同窗情誼，而自己高中三年隻是工具化的“進身之階”而非一種青春體驗，還是會覺得有點遺憾。
中三學年結束後，西瑤和其他香港學生一樣，提前進行了DSE科目的選擇，類似於內地的文理分科。她選擇了熱門的經濟和會計學。
這個短暫的假期裏，她在北京798和一位網友見了麵。對方做設計工作，60多歲，沒有小孩，養兩隻狗。平時愛自己畫畫。西瑤覺得這位阿姨特別瀟灑，在過著她理想中的生活。她對藝術很感興趣，想從事和電影或劇場相關的工作。
但她覺得目前來說，那隻是一種夢想。如果本科去讀香港藝術院校，似乎有點浪費了。她還是會先選擇讀名校，讀最熱門的科目。
●街邊蔬菜店，內地家長們聽不懂粵語，一般會直接付大額現金，讓對方找零。圖/殷盛琳
香港，作為退路與起點
這個夏天，是陳冰一家在香港新的開始。她們在上環租了套40多平米的老房子，月租16500元，兩室一廳，一家四口在7月搬了進去。為了節省費用，許多家具她是通過淘寶網購，郵寄到了香港。和杭州一百多平米的住處比，這裏顯得異常擁擠。丈夫和自己的工作都還沒有著落，兩個小孩占據他們全部的生活。
安頓下來後，她就開始焦慮起孩子的插班問題。她發了100多封郵件，投了3、40封簡曆。最後兩個小孩被中西區一家小學錄取了，這裏是香港的“富人區”，反而成為競爭較小的區域——孩子們最大的競爭對手，仍然是內地生，離關口越近的區域競爭越激烈。
雖然來到香港，但許多家長仍然帶著內卷、競爭式的慣性對待教育。陳冰也不例外。她想給孩子們報補習班，在香港的街道上逡巡。去一家補習班詢問時，有年輕的香港本地老師皺著眉頭應對她的連環提問，最後勸她，再仔細考量一下，是否真的有報班的必要，不要那麽焦慮。
●陳冰一家租住社區附近，這片區域房租昂貴。圖/殷盛琳
陳冰還在學習如何讓自己放鬆下來。在之前工作的企業，或者說，過去這些年經受的教育與生活，讓她成為“模式化”的人。陳冰說，她之前和孩子們去參加香港的親子活動，發現自己畫東西規規整整，眼鏡就是畫圓圈，嘴巴就是一條弧線。
但小朋友做出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他們用貼紙在板子上貼滿各種亮晶晶的東西，很有創造性。“如果一直在教育體製下，他可能這個東西慢慢就被磨掉了，我們小時候也是這樣奇思妙想的，但就是會慢慢變成統一的模版，可惜了。”她希望孩子們可以保留這樣的想象力，不要變成一顆螺絲，也不要變成一具模版。
星佳對小家庭的下一個規劃是去日本養老。無論是深圳還是香港，似乎都無法滿足他對生活的期待。“我們現在（深圳）住的房子有180多平，在香港住房成本要高五六倍，生活水平是跟不上的，就感覺去到香港還是有點階層掉落的感覺。”
另外，他想在同時持有深圳身份、香港身份的基礎上，再拿一個海外綠卡，“隨時可以走”。
香港對他和愛米來說似乎隻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選擇。他說自己掌握不了香港未來會變成什麽樣子，那對他來說也並不重要。“我管它好還是壞，我都是受益者。”他對政策的風吹草動非常敏銳，在下任何判斷之前要關注政策的傾向性。“實際上（有人）經常會講，要不惜一切代價去做，什麽叫不惜一切代價？誰是那個代價？我不想成為那個代價。”他笑起來，眼鏡在午後陽光的折射下晃動。“我想成為代價之後，享受勝利果實的人”，他接著說。
至於小孩的教育，香港也隻是一個備選項。愛米說，目前看來，6歲的大兒子性格爭強好勝，喜歡集體，和公立學校的風格還算適配。如果他真的是個學霸，在國內參加中考高考也沒問題。如果兒子不喜歡刷題，也可以去讀深圳好的私立學校，未來申請海外的大學，或者去香港讀書，避開中考分流。
另外，兒子目前對國際象棋特別癡迷，他們打算等他再大一些，給他找世界一流的國際象棋教練，如果兒子真的有天賦，也可以去打比賽，上SAT課程，去申請美高，進而衝擊藤校。“這幾條路都給他鋪好，每條路都可以走”，愛米說。
在這個9月，他們的100個客戶即將抵達香港，開始碩士課程。
每位家長都祈禱香港的政策不要有變化——起碼在自己的孩子結束DSE考試前，不要有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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