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卜弗 劉禹鑠 編輯｜燕青
出品｜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8月7日，在杭州新東方某校區上課的李悠，收到了老師在微信群裏發出的公告，通知線下課程轉為線上，在機構的一個網絡平台上進行。
這天，距離網紅“鐵頭懲惡揚善”舉報新東方杭州校區過去了三天，被舉報的原因是該校區暑期違規開展學科類培訓。舉報當天，該校區拉閘關電，所有師生被遣散回家，隨後，整個杭州的新東方校區全部關停。
今年9月，李悠即將在杭州西湖區一所高中念新高一。在這個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媽媽給她在新東方報了六門學科的補習班，除了語、數、英之外，還有三門自選科目，她每天早上八點一直到傍晚五點都在杭州新東方某校區補課，連續十天，一天上六、七節課，目的是在進高中之前提前熟悉每一門學科。
每門課的花費是4800元，不包括接送、中午吃飯、補習教材等其他成本，一個假期的補習成本接近三萬元。
“其實我們家庭是會有一點小負擔，但這個支出可能是必要的。”李悠告訴鳳凰網，事實上，像這樣補課的情況很普遍，李悠身邊的同學幾乎都在培訓機構進行課外補習，其中大部分都在新東方。即便是線下校區被舉報關停，同學們仍然能夠通過各種方法進行學科類補課，其中，請“家教”成為了更多人的選擇。
舉報過後，培訓機構關停，但在家長和學生的補課需求仍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學科類培訓將以怎樣的形式存在？又是哪些身份替代了機構老師的授課角色？鳳凰網多方訪談中介機構、家教從業老師和學生，試圖還原舉報風波後更隱秘的家教市場。
左峰是杭州某教育自媒體經營者。“雙減”政策出台後，他總在後台收到家長求助信息，請他推薦好的補課老師，“校內校外的補課都取消了，家長苦惱於找不到好老師，很焦慮。”
他說，家長焦慮得“很具體”，比如全國一卷的數學，有幾道大題學校老師沒有能力輔導，這意味著孩子高分無望，“有家長為了讓孩子突破120分，願意請1000到2000元一節課的老師來教。”
很多家長請不到在職老師，轉而請一對一家教。左峰很快意識到那些在985、211院校專修數學的碩士和博士是輔導學生的最佳人選——他們專業能力不差，收費也不如機構老師昂貴。他聯係的博士生們也表示，願意把家教當作副業，“他們已經在體製內找到一份相對閑適的科研工作，但收入差強人意，很多博士生一個月收入隻有三千元，做一份家教的兼職能明顯提高他們的收入。”
於是，他開始在網上發帖招募名校博士生，然後將他們的聯係方式發給有相應需求的家長。他為此注冊了一個教育科技公司，1V1的名校博士授課很快變成了公司的主營業務之一。
為了規避風險，左峰有一些原則，他隻對接高中生和大學生的補課需求，前者為了高考取得高分，後者則是為了不掛科，他隻做“牽線搭橋”的聯絡人，負責交換聯係方式，不介入課時收費和後續課程安排，課時費固定且公開透明，150～180元每小時，“這樣就規避了違反任何規定的可能”。
他找來的老師有不少是清華、北大、複旦、交大、浙大五所大學在讀博士。但他發現，名校博士的身份並不是吸引家長的最主要因素，比起學曆，家長更看重教學經驗，博士生帶過的學生越多，做家教的時間越長，家長就越傾向於選擇他/她，課時費也更高。“有兼職教學五六年的，從研究生一直做家教，做到讀博，一節課課時費可以拿到五百元。”
他表示，杭州新東方被舉報之前，相對其他城市，杭州的打擊力度沒有那麽大，業內的普遍共識是“高中補課不算違規”。“但新東方（被舉報）之後，很多機構也不敢補了。”
為了尋找經營的合法途徑，左峰盡量不做任何實際收費和課程的介入。家長和老師之間都是一次性買賣。上一節課給一節課的費用。就連家長願不願意繼續選擇跟這位老師合作，他也不插手。左峰還考慮將線下教學都轉到線上，找了老師錄製視頻課程。
他看好“一對一家教”。這種形式會讓學生和老師之間建立的聯係更加緊密，超出原來通過教學機構建立的短期師生關係，有的大學生家教甚至會將學生一直帶到考大學，考進他所在的大學，成為很緊密的朋友。教學內容也不僅僅是應試知識，或許還能幫學生打開一個新的世界。
此外，培訓機構通常要抽取大量費用，家長在機構中沒有選擇老師的權利，而機構老師也總是使用同一套教案教學。“這樣情形下，一對一家教能夠針對性教學，為什麽家長還要迷戀大型機構和在職老師的保障呢？”他說。
他接觸過一些雙減後從教學機構離職的老師，發現他們習慣了講機構給定的資料和內容，反而在跟學生和家長一對一的溝通中不太適應。有不少家長對機構不太滿意，轉而選擇了聘請家教，“可以說，這正是兩種互補的方式。”
李敏稱自己在杭州一家“托管機構”做英語老師。機構位於杭州市中心的一個居民小區內，學生都是附近小區的居民。盡管這家機構主營業務就是高中階段的學科培訓，但她還是回避“教培機構”的稱呼。
根據現階段教育部門的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得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高中階段則參照執行。規定中的“參照”一詞，因各地執行標準不同，的確給了一些學科培訓機構存活空間。例如李敏所在的機構，就已經經營了多年，她認為，高中階段不屬於義務教育階段，這給她的工作提供了一定“合法性”。
暑假時，這家機構有過百名來補課的高中學生，近五十位老師。老師和學生之間是一對一上課，機構會準備部分教案給老師，也有老師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學生的具體狀況來教學，比如，李敏會在每個學生第一次見麵時，詢問他們的弱項是聽力、閱讀、完形，還是寫作。
實際上，李敏今年剛剛從大學的師範類專業畢業，她的目標是去公立學校當老師，考事業編。為了準備考編，她需要一份時間充裕且自由的工作。在招聘網站上刷了幾次後，發現性價比最高的還是機構老師，她找到離家最近的一家，投遞了簡曆，參加了一輪筆試、一輪麵試，不算費力地獲得了這份工作。
她發現，這家機構生源穩定，暑假時她一周七天被排滿課。
機構和家教老師五五或四六分成，學生交費五百元一節課，到老師手裏是兩百多元。“在家教行業，500元一節課能找到師範專業畢業、工作經驗三年以內的老師，工作經驗超過五年的師範專業老師，課時費就要至少800元。如果是在公立學校有過任職經曆的老師，課時費大約在1200～2000元之間。”李敏說。
一位家教行業的從業者告訴鳳凰網，在校外課時費跟老師所冒的風險成正比，有公職的老師一旦在外麵授課被舉報，會被開除公職，此外，有事業編製的老師在江浙一帶剛入職就能拿到十五萬元左右的年薪，“他們不願冒風險。”
李敏清楚，“托管機構”就職顯然不是一條有前景的路。為了順利考編，她以兼職的身份為機構工作，不繳社保，以保留自己的應屆生身份。
今年畢業季，李敏和她的同學都在為就業情況發愁。家教的工作緩解了她的焦慮，她知道考中事業編的概率非常小，進體製“百裏挑一”，而考社工、公務員，難度也不亞於事業編。她一度後悔大學選了英語專業，英語專業考編的競爭是最激烈的。
家教的工作緩解了她的焦慮，像是找到了一個臨時的落腳地，雖然她不知道要停泊多久。她覺得能不能繼續做下去不由自己決定了，“我喜歡教東西，但給我們的機會不多……以後不知道還有沒有這個機會了。”
以個人為單位的家教中介在“雙減”推行之後成為一種“灰色職業”。
暑假回到老家杭州，在讀研一的付奇就做起了家教中介。
起初她隻是想趁著假期做家教賺錢，打聽了一圈發現，做一對一家教起步就要給中介交500元，還未必能對接上合適的家長。即便對接上了，也不過120元一節課，遠不如做中介來的劃算。家長也要額外給中介交介紹費。
鑒於做家教中介零成本、無門檻，付奇開始在微博和小紅書發帖，招攬起了一群想做家教的大學生。大學生們進了她的微信群群，每天都會收到她在群裏發出十多條家教需求信息：
六年級數學，要求女大學生（理科科目有獲得競賽獎的），
信息注明了家長的要求。由付奇上線的中介機構發來，付奇沒有家長的資源，隻能作為代理。通常這些招募要求不會寫很複雜，因此一個家長會收到很多份簡曆，他們會來回挑選。
“杭州家長很挑剔。”付奇感覺得到。她經常看到很優秀的簡曆，經驗豐富、學曆也不錯，但仍舊未必會被選中。“很多家長隻是一時興起。”
對那些有大學學曆的年輕人來說，家教行業就是他們的“三和人才市場”。找付奇介紹工作的，有剛畢業來杭州找工作沒錢租房的，也有從廣東漂到浙江的。
兩個月過去，付奇總共建了三個群，積累起五百多個大學生家教。成功促成二十多單，賺了兩千元。“收入還算可觀，畢竟隻是動動手指牽個線搭個橋。”付奇說，他並不期待能長久呆下去，隻是作為一種賺錢的臨時工作。
“我心理壓力很大，覺得自己是在做客服的工作。”付奇感覺到，家長和家教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他們想用最低廉的價格找到大學生家教，在他的群裏，想找三十元、五十元一個小時的老師的需求訊息比比皆是。“可做家教相比在便利店、餐飲店打工投入回報比又好很多，所以你又得忍受。”
幾天前，就在暑假快要結束前，付奇收到幾條招募信息，有剛經曆了新東方關停的家長，準備趕在開學前給孩子再找一位家教補習。那位家長還特意增加了一條補充要求：希望是新東方的老師。這位家長給出了較為“慷慨”的薪酬：260元/2小時。
李悠還記得，初三時，不少同學選擇不上晚自習，晚上五點下課就離開學校，六點坐在培訓機構門口等待著學科補習開班，補習時間起碼需要兩個小時，等到補習課上完，還要回家寫作業、自主複習。
“那時候，初中班主任問我們，明明‘雙減’了，怎麽你們每天早讀的時間還這麽累，同學回答，因為下課以後還要去培訓機構補課，周末也要去。”李悠坦言，補課至今，效果基本上沒在李悠的成績上顯現出來，但她認為，補課並不是追求成績有質的飛躍，而是為了在其他人都在進步的情況下，成績不至於變差。
“心理安慰的作用要比學習知識更大。”李悠說，這樣的補習方式，從小學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
新東方杭州校區關停後，因為授課方式變化，她感覺有些焦慮，媽媽則對孩子從機構“重返家庭”表現出了無奈。
“既能‘托管’孩子又能督促課程學習的機構關停，但現實是，家長還要工作，孩子又不能沒人照顧，雪上加霜。”李悠媽媽向鳳凰網坦言，孩子的未來無可避免要走國內高考這條路徑，假期讓孩子上補習班對她和孩子而言都是最好的選擇。
“以前也和現在一樣，大家都是偷偷的……之前說‘雙減’，大家都不能（在校外機構）上課，但其實所有人周末都會去上課的。” 李悠媽媽說，培訓機構為了規避“學科類培訓”，會掛上“素質培訓中心”的名頭，李悠在線上線下都接觸過新東方的學科類培訓課程。這些培訓課程在哪裏開班很容易能打聽到，一方麵是通過同學家長了解，另一方麵，以學生家長的名義直接找培訓機構詢問，對方也會和盤托出學科類培訓課程內容。
網絡上，舉報新東方事件引起了激烈爭論。幾乎所有家長身份的留言都傾向於表示，“學科類補課”是一種剛性需求。一位家長在浙江省政務留言平台說，周圍的學生都是私下組班或一對一補課，查處了新東方，更多的學生將轉為“地下補課”，“不是補課才卷，是因為卷才補課。”
另一方麵，雖然沒有具體而準確的數據統計，但受訪中介、家教老師都表示，前來谘詢家教的家長更多了。
“下了課沒有機構可去，隻能回家，家長為了營造學習氛圍會請一對一的家教；另一麵是補習機構老師流出，演變成了另一種家教。”一名從事兼職家教的大學生表示，她從半年前開始帶一名成績在班級中偏下的初一學生，每周上3小時，一個月收入2000元。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告訴鳳凰網，雙減的出發點是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目標偏移”的狀況——把“校內、外減負”等同於學科類培訓機構“清零”，以示“雙減”收到了成效。
“但家長和學生的學科類培訓需求依然普遍存在，這個時候就要去考慮疏導培訓需求。”他認為，疏導需求首先要做的正是改革中高考製度，“用單一分數、本地區的排名來錄取學生，家長必然有提高孩子分數的需求。一旦家長覺得學生在學校上課無法取得期望的分數，必然會尋找校外培訓機構。這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現實。”
這項改革不僅應包含入學評價製度改革、建立多元評價體係，還應該破除把學校分為“三、六、九等”的做法，不斷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消除家長對中考之後“普職分流”、高中分級、大學分級的焦慮。
“我們有示範性高中、超級高中、重點高中、普通高中的分別，高考之後有985、211、雙一流、一本二本的劃分。家長當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高的分數、進入更好的高中學習，進入更好的大學、接受更好的教育，今後從事更好的職業，這是一個升學競爭的思維鏈條。”
熊丙奇坦言，這一鏈條存在，家長的焦慮就存在，改革任重而道遠。
在現階段，如果雙減要求高中階段參照義務教育執行雙減，那麽是否也要參照義務教育階段讓高中校內教育“提質增效”？具體而言，是通過教師輪崗、提供課後服務、假期托管等方式，平衡每所學校獲得的教育資源發展。“但均衡發展，又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在改革還在進行之中的背景下，無法疏導家長的需求，舉報、關停就意味著原本透明公開的補課機構進行的教學活動將轉到“不見光”的地下，他認為，“這會產生更多更嚴重的問題。”
監管之外，機構的合法資質、教師水平、收費標準、學生的安全問題都無法得到保障，退費糾紛會更多、更難。
補課需求長期存在，如何能讓監管真正成為家長和學生“減負”的推手？熊丙奇表示，目前， 全國校外教育培訓監管與服務綜合平台正式上線，在建立統一監管平台後，可以適當調整對學科類培訓機構的監管政策，讓符合條件、有合法資質的學科類培訓機構，為部分有需求的學生提供差異化學科類培訓，以此治理隱形、變異學科類培訓，把培訓納入到監管體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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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之言 編輯｜周褶褶
出品｜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年初，周寧帶4歲的兒子去三亞度假，一千多每晚的酒店，住了快20天。她教兒子取自助餐，帶他參加泳池泡泡party、星光篝火晚會。兒子坐在沙灘上挖沙子，看著湧來的海浪一寸寸浸深了沙子的顏色，咧嘴大笑。
8個月過後，周寧徹底失去了揮霍的底氣。“我隻能指著10塊錢的繪本說，寶寶你看，這就是大海。”
周寧今年40歲。她不是那種喜歡冒險的人，從幼兒園到研究生，學校距離她家隻有幾公裏的距離。這些點連起來，成了她前半生的“舒適圈”。周寧的夫家是做生意的，得益於時代浪潮，他們實現了階層躍升：從普通工薪階層，躍到了身家千萬。用她自己的話說，順風順水，沒經受過什麽挫折。
過去四年裏，她陸續將共計1150萬，投進了一家財富管理公司的理財產品。其中100萬，是她患癌的婆婆用來治病的錢。
周寧說，自己像是著魔了，手裏有點閑錢就要投進去。“我隻想看著那個數字越滾越大。”
賬戶上持續增長的數字帶給她安全感，好像她不需要做什麽，金錢就能源源不斷入賬。她也承認，比起金錢本身，那個數字所指向的“中產夢”更讓她踏實。
所謂的“中產夢”究竟指向什麽？最後一次訪談，周寧終於說出了她的答案：選擇權。它意味著你有底氣選擇不一樣的生活。
但現在，周寧的夢破滅了。今年夏天，她買的理財產品爆雷，1150萬的積蓄、安穩舒適的生活、她的“中產夢”都隨之消失了。她4歲的兒子不理解這一切，像往常一樣拿著汽車玩具滿屋子跑。但周寧最難過的，是孩子的人生可能在爆雷那一刻，也發生了不可逆的轉變。
理財產品剛爆雷時，我連續幾個晚上睡不著。我拿著手機刷啊刷，眼睛困得不行了，還是挺著。4歲的兒子在我身邊安穩地呼吸。他不知道，媽媽投資理財產品可能無法兌付了，一共1150萬。
之前，我給兒子選了一家國際幼兒園，一個月7000塊。我考察了七八家，沒有比這家更貴的了。我計劃未來送他出國讀書。爆雷後，由於沒有流動資金，我先生的生意啟動不了，沒事做，就在家帶孩子。
每個月光是車貸、房貸就要3萬塊。全家指望著我那點工資，算上年終獎不到1萬塊，遠遠不夠。我負擔不起孩子學費了，不得不換成公立幼兒園，一個月2000塊。
我40歲了，從來沒體驗過拿著簡曆到處應聘這種事。我生活在一座二線城市，父母工作穩定。從幼兒園到研究生，學校都在我家附近，生活半徑隻有那幾公裏。周圍都是知根知底的人，我就沒遇見過“壞人”。畢業後，我憑職工子女的身份，順利進入國企工作。車子、房子，父母一早都安排好了。我身邊有辭掉國企工作去經商的人，我理解不了。我的生活這麽舒適，沒必要再去折騰。
我沒經曆過社會的錘煉，對人沒什麽防備心。父母又尊重我，什麽事都我說了算。
剛參加工作時，我們要在工地實習。老師傅指點說，新來的要有眼力見，端茶倒水、勤下工地。我偏不，我躲在辦公室看雜誌，怕曬黑啊。端茶倒水？我自己喝飽了就行。那些和我同一批進單位的同事現在都成我的領導了。
我以前對金錢沒什麽欲望，買衣服都是商場最常見的牌子，奢侈品對我來說非常遙遠，那都是時裝雜誌上才能看到的。認識我先生之後，發生了一些轉變。我公婆做生意，家底殷實，我先生也有生意項目。在一起後，他送我幾萬的高檔包，帶我出國旅遊，日本、韓國、德國、法國、英國都去過。
人見過世麵了，消費水平高了，欲望也生長了，需要更好的經濟條件支撐這一切。家裏有了閑錢，我就想看看有沒有什麽投資渠道。
2019年，一個剛從銀行離職的朋友找到我，說她現在供職於一家財富管理公司，向我詳細介紹了這家公司的理財產品。其中一款產品的年化利率是10%，比我在銀行買的4%高太多了。
我也是第一次聽說“差額補足合同”這個詞。意思是，購買的產品如果出現損失，差額補足方會承擔足額償還的義務。或許是想打消我的疑慮，她說這家財富管理公司沒發生過一起未兌付的情況，而且公司背靠大集團，後者經營了二十幾年，實力雄厚。
我上網搜索了相關信息，確實如她所說。這家公司在一座高檔的寫字樓裏，簽約時需要確認投資人的身份，確保資金來源合法，看起來非常正規。我先生知道這件事，但他從來不幹涉我。
我第一筆買了100萬定融性質的理財產品，這基本是我們當時手裏全部的現金。一年後，這筆錢如期兌付，100萬變成了110萬。
直到後來我才知道，2018年有過P2P爆雷這回事，網友總結這叫“你惦記別人的利息，別人想要你的本金”。但我從來不關心這些。
事不關己的時候，別人的悲劇永遠隻是新聞標題裏的幾個字。
第一筆兌付很順利，我放心了。我先生的生意又賺了一些錢，我繼續追加。期間，我賣了一套房子，買了300萬的信托產品。
賺錢後我像是著了魔，手裏有點閑錢就整到一起投進去。我就想看著那個數字越滾越大。
“瘋魔”到哪種程度？我先生生意上要用的錢，我都掐點兒計算他用錢的時間，先買3個月的短期產品，到期後取出來再給他。隻要不耽誤生意，哪怕吃個短期利息，我也不能浪費一分一厘。
甚至，我的消費習慣也跟著改變了。什麽品牌包、衣服，毫無興趣。當時隻有一個想法，錢可以生錢。除了必要的生活開支，我幾乎把家裏所有的錢都投進理財了。哪怕交個水電費，我都先去APP上領幾毛錢的紅包。
後來我又賣了一套400萬的房子。最早掛的是498萬，無人問津，一路降價，400萬出頭成交的。我還挺高興的，轉頭就把這筆錢也投進去了。現在回想，要是當初沒賣出去該多好。
我總共投進去了1150萬。四年間，我在這家公司買的理財產品沒有發生過虧損，連大的波動都沒有，偶爾到期兌付延遲了兩三天。一切看起來太完美了，絲毫沒有裂縫。
賬戶上持續增長的數字好像蠱惑了我的心，讓我很有安全感。它持續不斷送來收益，我都把它當成“工資”了——到點兒了，給我打一筆錢，躺贏的感覺。
更誘惑我的是，它意味著我的流動資產達到了千萬。我是普通工薪家庭長大的，手裏從來沒有掌握過這麽多的財富。它帶來一種暗示，我已經實現了階層躍升。這讓我對未來有了更多設想，我不用每天勤勤懇懇地上班了，我可以做全職媽媽，把時間花在孩子的教育上，我還能學習英語、舞蹈。我甚至和同事透露這個工作我幹不了太長時間了。
當你的手裏有一千萬，定期吐給你一大筆利息時，你還想每天按時按點地上班，看領導臉色，就為了賺那幾千塊錢嗎？
但我現在才明白，數字隻是數字，它就是一個空虛的東西。
爆雷前，我已經想“收手”了。這家公司的產品年化利率從10%一路降到了6%。雖然是同時期銀行存款的兩倍，但和我先生的生意相比，這些利息算不上什麽。我計劃收回本金就把錢投在他的生意裏。無奈，晚了一步。
6月的一天，我叔叔打電話提醒我，他買的另一家公司的理財產品沒有按期兌付。“出問題了”，他說。我天真地安慰他，或許過幾天就到賬了。
7月16號，我投的一筆400萬短期理財產品也沒有兌付。我不停地上網查信息，谘詢理財顧問，依舊沒覺察到危險。直到第T+7天到了，還是沒有兌付，我才徹底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此時網絡上流傳著一些負麵信息，我甚至聽說這家公司的信托產品也“出事”了。各路消息虛虛實實。有網友很悲觀，說要做好接受最糟糕結果的準備。不，我接受不了。房子塌了，廢磚廢瓦總得剩吧？
我算了下，從2019年開始理財到爆雷前，總共收益加起來也就七八十萬。為了這點錢，我損失了一千萬。
我陷入了嚴重的失眠，每天隻睡一兩個小時。正睡著就醒了，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刷手機，看看錯過了什麽消息。大部分信息都沒用，但我還是忍不住。睡眠不足，頭疼，我沒想過吃助眠藥或者去看醫生，我已經沒有力氣管這些了。我也不想告訴家人我的感受，我哪兒還有臉麵訴苦呢？
最開始，我沒敢和家人提這碼事，想觀望下事情的進展。我甚至找我爸借了10萬塊錢生活費，拖幾天再說。唉，瞞得了今天瞞不了明天，家裏的流動資金全買了理財，我先生早晚也是需要用錢的。有天晚上等兒子睡著，我向他攤牌了。
以前，我把孩子哄睡後，就和他一起看看電影，點個燒烤、喝點酒。這一個多月來，我們兩個各自拿著手機，聊的話題也都是怎麽安排接下來的生活。前一段我們還商量，等過了旺季，帶孩子去日本或者新加坡住上一段時間。現在誰都不提了。
我先生的生意不得不停工了。他是做農業方麵的項目，手頭沒有錢，沒法雇工人、租機器，今年秋收我們家“顆粒無收”。他這一個多月瘦了10斤。
7月應該到期兌付的那筆錢裏，有100萬是患癌的婆婆借給我的，她不知道我是用來買理財的。她原本要去上海看病，我答應7月20號還給她。我意識到錢可能等不到了，隻好打電話說了實話，但不敢說得那麽嚴重。婆婆嘴上沒埋怨，但不知道她心裏能不能接受。為了湊齊治療費，她把家裏僅存的一套閑置房產掛出去了。
我最愧疚的是孩子。等9月開學，他隻能去上普通幼兒園，一個班30個小朋友。之前選的那家國際幼兒園一個班12個學生，有外教。當時好不容易托園長才報名的。我不能跟園長說實話，找了個借口，說想讓孩子再休息一段。
不隻是學費差了5000塊。那家國際幼兒園離我家遠，開車要半小時。當時計劃做全職媽媽，遠近無所謂。現在我哪兒敢丟了工作啊？我沒有那麽多時間接送他。
之前家裏還雇著育兒嫂，每個月6000塊。後來換成不住家的阿姨，每個月4000塊。這件事發生後，我辭了阿姨，換成家政小時工，每周來三次，1.5小時才40塊錢。
幸好我之前給孩子報了幾個興趣班，遊泳班、早教班、樂高班、繪本班，都充了一些課時，總共花了快5萬塊錢。遊泳課是最貴的，一節課100多，我充了2萬塊。這些課夠他上一段時間了，之後有沒有錢對付，到時候再看吧。
我看到有的家庭破產了，孩子正在國際學校上學，交不起學費，隻能退學回老家，那孩子得多痛苦啊。
事情發生後，我先生沒有責備我一句，但我在家抬不起頭了。以前，家裏什麽事都是我拿主意。他覺得夏天不熱，不用裝空調。我認為得裝，不跟他打招呼，約著工人就來裝了。他的東西占地方，我都會說一嘴。
現在不了。洗完衣服也不會指揮他去晾一下，我自己默默起身就做了。
過去我婆婆做飯，我會幫忙打下手，跟她天南海北地嘮。現在她在廚房忙活，我不好意思進去，就在客廳幹點活兒。他們可能也能感覺到我在回避。
我聽說一位理財顧問的老公已經提離婚了。我先生在我最低穀的時候，還來安慰我，患難見真情吧。但我不想做任何決策了，我對自己的判斷力失去了信心，我害怕再給家庭造成什麽傷害。
我叔叔和我的遭遇一樣。他更慘，買了3200萬定融產品，全部爆雷。
我叔叔是生意人，是在商場上曆練出來的人，也放鬆了警惕。他輕信於理財顧問的描述——這家公司如何正規，行業頭部如何靠譜。而且，7%的年化利率在現在的大環境裏，相當可觀。
他的家底能為這件事兜底，但虧了3200萬，誰不難受啊？這些錢也是他一步步打拚出來的。除了我，他沒跟任何人說這件事。他有一定的威望，有“人設”，要是和別人說他買理財爆雷了，大家會怎麽議論他？
我不在乎麵子，我不是靠別人的評價活著的。但出事之後，我也沒向任何人傾訴。我說了，你能幫我解決問題嗎？
我也沒掉過一滴眼淚。人悲傷到一定程度，不會哭天搶地了。我隻有氣憤，氣憤這家公司看起來很靠譜，為什麽會發生這種事兒，這麽大的金融企業，信用在哪裏？也氣自己沒有做出正確的判斷。
我就想看看他們能把這件事做到啥地步，最後能還我多少錢，咋就把我的錢弄沒的？國家金融監管機構能不能查出來結果，相關責任人會不會受到懲罰？我就等著最後的結果。
我昨天在閑魚上賣了一個星巴克的咖啡杯，全新的，原價198的，60塊成交，反正能掙點是點。
我先生以前喜歡買手辦，漫威、海賊王、DC，整個展示櫃全擺滿了。後來買的放不下，堆在那，也不拆開。這件事發生後，再沒見過他買這些東西。
之前他送我的包，我在爆雷前就掛閑魚了。我們2015年前後在歐洲買的那些款早就過時了，什麽Prada、LV、香奈兒，都是兩三萬塊買的，現在三四千也賣不出去。現在想想，我不是真心實意地喜歡那些東西。它們多了之後，你知道它們就是那麽回事。
至於節省消費，真的省不了多少。我網購的全是孩子吃的、穿的、用的。過兩天天涼了，你不得給孩子買秋裝、買鞋嗎？況且，我買理財之後已經不亂花錢了，錢不都投進去了麽……
我嚐試找兼職，想看看有沒有什麽辦法彌補。我跟一位有同樣爆雷經曆的單親媽媽聊了聊。她今年6月剛辭職，打算拿著理財產品裏的1000萬帶著孩子移民加拿大，買兩套房子，一套住一套租。她的語言考試已經通過了，正準備辦移民手續呢，就爆雷了。她現在想嚐試一下電商帶貨，賣點土特產之類的，建議我一起做。
可我現在一點心情都沒有。我好幾天沒洗臉了，早上起來一直躺著，躺到快遲到了，隨便換身衣服去上班。先生也叮囑我，還是先幹好本職工作，其他都是杯水車薪。我有天看了一篇寫“中年失業”的文章，慶幸我還有一份工作。最起碼，我有穩定的工資，也有一個安放自己的位置。以前我有點事兒就請假，現在不會了。關鍵是請假扣錢，一天扣100多塊錢。
都說中產階級是最怕階級滑落的。我以前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但凡考慮過這一點，我都不會放鬆警惕。中產意味著什麽？意味著一種安全感，我可以選擇不上班，不關注商品的價格，去任何我想去的城市旅遊。
說到底，它帶來了選擇權，你有底氣選擇不一樣的生活。
就像我孩子對柳樹、榆樹的毛絮過敏，可我們家這邊都是這種樹。你說再有錢，也不可能把全城的樹都改造了吧？但你起碼能把孩子送到適合他體質的環境裏成長。現在我沒有這個資格了。
這件事也會影響我以後對孩子的教育。我會讓他對可能發生的風險，多一些警惕。人家說，人掙不到認知以外的錢。我現在終於有了真切的體會。
我以前沒吃過虧，還有點小聰明，覺得自己做啥事都做得挺漂亮的。這件事讓我開始質疑自己。前幾天，有陌生人加我好友，問了我一些事情。我回複了之後，突然懷疑，是不是騙子？
最近，大量信息都在提示我，風險不是今天突然“爆”的，“雷”在過去就埋下了。但我沒有收到提醒，我自己也沒當回事。真正的問題都被掩蓋了。
我隻跟一個朋友傾訴了。他六七年前因為遭遇詐騙也是損失了幾千萬，我很想知道他是怎麽走過來的。他跟我說，既然已經發生了，你隻能麵對它，解決它。
麵對，我必須得麵對。我現在全部的精力都用來複盤、反思，整理這一地雞毛的生活。可我依然寄希望於這件事能得到良好的解決。不然，最後隻有時間能撫平我。等若幹年過去了，就過去了。
以前擁有財富的時候不懂得珍惜，覺得很容易就擁有了。一個不小心失去了，再費一千個小心也掙不回來。不隻是財富，人生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吧。
孩子和家人是我現在最大的支撐。我孩子喜歡小汽車，家裏有幾百輛汽車玩具，大的小的，各式各樣，我還給他買過那種能在街上開的“小賓利”。看著他還和過去一樣簡單快樂，調皮的時候滿屋子跑著叫“媽媽、媽媽”，就覺得即便經曆了下墜，也有這份情感在托著自己，心裏有個底了。
*應受訪對象要求，周寧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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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8月28日，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簡稱UNC）。
這是開學第二周的第一天，當地時間下午1點剛過，槍響打破了校園的寧靜。
被發現時，死者嚴資傑已經倒在血泊中。他38歲，UNC文理學院應用物理科學係副教授。
槍聲來自 Caudill Lab 實驗室大樓，有學生試圖從樓裏翻窗逃跑。校園內，數十輛閃爍著應急燈的警車駛入，武裝警察開始搜查校園。人們雙臂高舉、排成一列，神情緊張，從建築物裏走出來。
槍聲響後的90分鍾，距離事發地一英裏處，警方逮捕了一名身著黑衣的嫌疑人——
◎ 8月29日，齊太磊第一次出庭 ｜ 圖源：AP News
據美媒（紐約時報）稱，死者嚴資傑是嫌疑人齊太磊的導師。這起槍擊事件迅速在全美掀起熱議：
最初，一些 IP 定位顯示在美國的網友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曆猜測，這可能是一起因“華人導師壓榨學生”而導致的命案。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寫道：
但事實上，從目前多方取得的信息來看，嚴資傑與這些網友猜想中的形象有出入。
在熟悉的人眼中，嚴資傑個子高高瘦瘦、性格溫和，是個有幽默感的人。
UNC應用物理科學係係主任丁格曼斯（Theo Dingemans）回憶，說話總是輕聲細語的嚴，是“一位出色的聆聽者”，“是我見過最善良的人之一。”
2005年，嚴資傑22歲，在華中科技大學取得了計算機和材料工程的本科雙學位後，前往美國東部的倫斯勒理工學院（RPI）繼續深造。
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的道格·克裏希教授（Prof. Douglas B. Chrisey），時任RPI材料科學與工程係教授，是嚴資傑的導師。他在一封書麵陳述中回複鳳凰網，RPI那時沒有導師願意收嚴資傑為學生，是學院硬把他“塞”給了自己。沒想到，這名全校公認的“有史以來英語水平最差的學生”成為了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學生——碩博期內，嚴資傑發表了17篇高水平論文，拿到了博士學位。
克裏希教授回憶，嚴資傑總是“帶著燦爛的笑容”和“令人驚歎”的實驗報告，敲開他辦公室的門。他發現，這位學生表麵上是個安靜的人，“但一旦把話匣子打開，願意和你聊他生活裏的一切”。
克裏希教授和他保持著一種“輕鬆融洽的師生關係”，“他會認真對待我的批判性建議。在他的職業生涯後期，他會挑戰我的建議，我們因此產生了更多的學術互動。”
讀博期間，嚴資傑曾回過北京。一名自稱是其本科同學的網友“黃滾”回憶，與本科同學聚餐時，嚴資傑曾向他們訴說，遇到克裏希教授是件幸事——“有的學生找了華人導師，特別‘卷’……而他的導師克裏希教授已經有了終身教職，所以沒給他多大壓力，他的學業很輕鬆。”
在美國，“終身教職”是教授、講師們追求的“終極目標”。一旦拿到，教授們的聘期可以延續到退休，在職期間沒有考核、解聘的壓力，不僅能實現穩定的經濟收入，還能享受終身津貼。
UNC方麵向鳳凰網表示，2019年入校擔任助理教授的嚴資傑，已經在今年1月獲得了終身教職。而據美國高等學校人力資源專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終身教職的平均年齡為49歲——相比之下，嚴資傑可以說是年輕有為。
“像所有從事實驗研究的教授一樣，嚴也很難吸引優秀的博士研究生到他的實驗室工作。”克裏希教授認為，他們專業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通常不具備獨立研究能力，需要導師大量的幫助和指導。
2022年1月，齊太磊來到UNC攻讀博士，加入嚴資傑的研究小組，成為該小組的三名博士研究生之一。
◎ 嚴資傑（左二）生前和齊太磊（右三）在實驗室合影丨圖源：UNC官網
在嚴資傑指導下，過去一年裏，齊太磊共發布了兩篇論文，其中一篇被SCI收錄，一篇被SCIE收錄，並且齊太磊均為第一作者，嚴資傑是通訊作者。
如果一篇論文有多位作者署名，第一作者往往被認為是對研究貢獻度最高的成員，主導了大部分實驗工作，而通訊作者則是課題的總負責人，提供研究指導、實驗場所、經費等物質資源。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重要期刊上發布論文，是博士生畢業的重要標準；對教授而言，第一作者的身份是申請經費、職位晉升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當今的學術圈裏，教授搶學生第一作者身份的案例並不罕見，但嚴資傑並沒有這麽做。
嚴資傑在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後時的指導教授諾伯特·舍爾（Norbert Scherer）表示：“他非常擅長與研究小組中的其他人互動，並指導年輕人、學生和其他博士後研究員”。
克裏希教授也認為，嚴資傑曾經常幫助實驗室的其他學生，並且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會得到什麽回報。
但這樣一位導師，發現自己的學生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變化。
克裏希教授在社交媒體撰文說，就在槍擊事件前不久，嚴資傑提及，自己的一名博士生出現了心理問題，“有妄想症狀”。“他已經和學生溝通，希望他能先盡快畢業，保持心態穩定。”克裏希教授說，嚴資傑表示當時已經向係裏反映了該情況。
“科研的確很辛苦。研究生、博士生們都會感覺壓力很大，經常因為實驗失敗、論文被拒而苦惱。當然，我希望像嚴的學生一樣的人，能得到他們需要的幫助。”
克裏希教授並未明確指出，那位被心理問題困擾的博士生是誰。但齊太磊在社交媒體上的表達似乎證實了一些猜測。
2022年7月17日，齊太磊在推特上發文：“我覺得人們侵犯了我的隱私。工作時，我覺得我隻是在向我的老板展示我在工作，而非是因為興趣工作，這貶低了我工作的意義，太惡心了。”
10月31日，他發文：“不管是說我懶惰，還是說我工作很努力，他們都在試圖侵犯我的隱私。我懷疑他們隻是想向導師打我的小報告，以此來控製我。” 而後他又在這條推文的評論區留言：“但是很奇怪，當我和我的導師說起這件事時，他說沒有人和他說過我的壞話。所以這些人窺探我的隱私隻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偷窺欲嗎？”
今年7月31日，他在推特上發起了交友公告：“我想交些新朋友。我是一名博士二年級學生，對納米粒子合成、光捕捉、自組裝、光譜分析和機器學習感興趣。在日常瑣事方麵有點呆，非常熱衷於討論研究。如果想交朋友，請聯係我”。
不過，從推文時間線來看，即便與同學相處不融洽，齊太磊也從未想過放棄學術生涯。
今年5月，他還在推特上分享著自己的學術進展和思考，7月30日，他和導師共同發表了關於《金屬納米顆粒的光學結合》的論文，8月1日，他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詢問，“怎麽才能找到博士後崗位”。
1990年左右，齊太磊出生於河南省新鄉市封丘縣大沙村，家裏房子十分破舊，一到下雨天，雨水漏得遍地都是。齊太磊和弟弟住一個房間，房間裏有兩張床、兩張小桌子、一盞掛在木棍上的簡易電風扇。
據大河網報道，齊父患有肝病，身體虛弱，齊母一邊照顧一家老小，一邊種地。家裏的六畝地是全家人唯一的生活來源。
九派新聞報道，槍擊事件發生後，大沙村村民回憶，齊太磊自小性格內向，不打人、不搗蛋，時常幫助腿腳不好的母親下田幹活兒。
按公開的履曆推斷，齊太磊的學子路似乎走得比普通人更艱難一些。他的學術生涯裏填滿了複讀、延遲畢業，以及百折不撓。
他複讀了不止一年，終於在2010年高考放榜時，以624分的成績考上了武漢大學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比他小兩歲的弟弟和他同一屆高考，考了同分，在封丘縣的高考理科成績中並列第四。
在公開發布的照片裏，兄弟二人笑著向鏡頭展示著通知書。分頭去兩地念書時，當地政府前來相送，稱他們是“家鄉之光”、“全村驕傲”。
◎ 齊太磊和弟弟向鏡頭展示錄取通知 ｜ 圖源：大河網
齊太磊的領英（LinkedIn）頁麵顯示，大學期間，他主修物理、輔修工商管理，本科延畢一年拿到了雙學位。2015年，他到蘇州新材料研究所和南方科技大學做了近四年的科研助理，直到2019年才遠走美國，到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攻讀材料科學的碩士學位。
在美國讀書不到半年，新冠疫情爆發，中美之間往返航班機票價格飛漲，齊太磊的母親和父親在此期間先後過世，他沒能回老家參加父母的葬禮。
2021年年底，他又比同學推遲了幾個月才研究生碩士畢業。畢業後，他拿到了UNC的全額獎學金，進入嚴資傑研究小組攻讀博士學位。
這是一所全美排名第五的公立大學，QS排名前100，曾誕生9位諾貝爾獎得主。
資料顯示，美國博士崗位競爭格外激烈，就算順利進入了課題組，還可能麵對極高的淘汰率。一篇發布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論文顯示，2019年，不同領域博士的流失率在36%到51%之間。
據此，有中國網友在社交媒體上做出一係列猜測。如自媒體人九邊認為，“齊太磊的推文我過了一下，感覺壓力實在是太大了，可能是有一些做科研的天賦的，但是不高”，更要命的是，“人年齡一大，心就開始不在狀態了”。
也有人說，齊太磊和導師嚴資傑“年齡差不多”但“地位差很多”，二人朝夕相處，容易“嫉妒或心理不平衡”。
除了齊太磊在推特上的密集吐槽（目前賬號已被封禁），截至鳳凰網發稿，尚無更明確的證據表明，他在美讀博科研期間，究竟經曆了如何的“精神煉獄”。
正是這樣一位典型的中國“寒門貴子”，最終向自己的導師舉起了槍。
受害人嚴資傑並不是一個“完美受害者”。其導師克裏希發文聲稱：在過去幾個月裏，嚴資傑一直在準備和老婆的離婚官司。2022年6月，他曾被前妻和丈母娘指控“掐脖傷害他人”(Assult by strangulation)，在當地縣治安官辦公室的網站上留下了記錄。
然而，嚴資傑在逮捕不久後就恢複了人身自由，網絡上沒有審判記錄顯示其罪名成立。與此同時，嚴資傑的丈母娘先後兩次因“企圖傷害”和“違反家暴禁令”受到指控。
這則消息披露後，“導師剝削論”又回歸輿論焦點。有網友推測，也許是嚴資傑私生活的一地雞毛讓他精神緊張，於是工作時化身冷血導師，無情壓榨齊太磊。
但這一推測又受到其他網友的質疑：如果他真的是這樣的冷血導師，齊太磊怎能在短短的一年半時間裏以第一作者的身份發表兩篇高質量論文？
◎ 學生用十字繡緬懷嚴資傑 ｜ 圖源：小紅書用戶櫻柯柯柯柯柯
受害原因尚不明了，但美國警方可以證實的是，嚴資傑死於一把9毫米口徑手槍。
據紐約時報報道，齊太磊被逮捕時，警方沒有找到他行凶的槍支，也仍然不確定他是通過何種途徑獲得的槍支。這是今年美國發生的第49起校園槍擊事件。
根據美國聯邦法律和北卡羅萊納州地方法律，持學生簽證的齊太磊沒有權利購買槍支。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今年3月起，在北卡羅來納州購買槍支變得更容易了。當月，州政府投票通過了修改槍支相關條例，購買手槍不再需要治安官頒發的“持槍證”，還允許本州的持槍者向居住在本州的親朋好友贈送槍支，前提是持槍者判斷對方能夠合法地擁有、使用槍支。
Lexipol是一家專門為公共安全部門提供谘詢服務的公司，它的一項報告指出，大多數美國校園槍擊案凶手都是霸淩行為的受害者，許多槍手都曾被嘲笑、貶低，甚至被排斥，以至於人們認為複仇或報複成為他們行動的強大動力。
另有論文指出，引發美國校園槍擊事件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校園霸淩（87%），二是不按照醫囑服用精神藥物或者精神藥物的副作用(12%)。大多數校園槍擊案凶手聲稱或留下證據表明他們是嚴重和長期欺淩的受害者，經曆過羞辱感，有過自殺或報複的想法。其中，有75%患有精神疾病的學生沒有接受心理健康服務。
在愈發寬鬆的槍支政策下，獲得一支手槍似乎不是一件難事。學校方麵，也並不能阻止存在心理問題的學生購買槍支。
直到子彈的爆破聲響徹UNC的天空，沒有任何官方機構知道齊太磊非法持有了一支槍。
當地時間8月31日，UNC校園中心的大草坪上，聚集了超過六百名學生，他們正在舉行槍支安全集會，譴責齊太磊的暴行。當天，校園裏標誌性的鍾樓為已故的嚴資傑教授而鳴。
一天前，嚴資傑的家人、UNC的教師和近5000名學生舉著蠟燭為他守夜。當一位院長站在人群前言辭激烈地譴責著凶手時，嚴資傑的大女兒坐在第一排止不住地哭泣。
兩天前，齊太磊身著橙色囚服，短暫出庭。當翻譯告訴他，他最高或將麵臨死刑判決時，他隻是輕輕點了點頭。
9月18日，這名親手殺死導師的博士生，將第二次出庭。
*實習生劉禹鑠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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