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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被選中為我們學校心理中心的谘詢師助理的時候，我內心是無比快樂的。那會兒我剛看完一個劇，改編自一本小說，男主是一位外表優雅、風度翩翩的心理醫生，暗地裏也是個作案手法高超的連環殺手。我一度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一直想親身體驗一下在心理谘詢機構工作的感覺。
中心有兩位負責人，都是在編老師，知名院校的心理學博士畢業，也是《心理健康》必修課的主講老師。這門課在大一開設，所有專業的學生都要修。不需要授課的時候，她們就在心理中心坐班，管理辦公室的大事小情。
之前一直以為學生給學校幹活就是白幹，第一天來上班後，我才知道做谘詢師助理是給發錢的，拿工資就意味著工作不會太閑，我每天都有幹不完的工作，包括但不限於：接待來訪者、收集整理來訪者資料、複印病曆、對接谘詢師、跟進谘詢、對接學院輔導員、對接校內外醫院精神科、網站維護、視頻剪輯、公眾號運營、會議記錄、海報設計、各類心理活動和科普宣傳、財務報銷、谘詢費核發、打掃谘詢室衛生、養花、訂飯……總之就是一堆碎事兒。
北京話裏有個詞叫“催巴兒”，我感覺它能簡明扼要地概括做助理的自己：什麽都得會一點，但什麽又都不精通，就像酥皮點心一樣，看起來精致漂亮，稍微一捏就碎成渣渣了。不過，中心的工作氛圍比較好，第一天幹不完的工作，我們會自動順延到第二天，從來不會被罵或被指責。
我還有兩個搭檔，其中一個負責跟進幾位谘詢師，這樣就能cover掉工作日所有時段的谘詢。大家共用一本工作筆記，就留在工位上，每人都要寫明在自己負責的時段裏做了什麽事，以及還有什麽事項是待做的——這是中心的強製性規定，為的是盡可能在“翻舊賬”的時候有跡可循。此外，每日的工作文件也必須建立單獨的文件夾，按日期分類放置，無論當天的事項是否做完，結束工作後都要上傳係統留檔。我們會配備統一的公用手機及微信號，工作時間不允許用個人微信聯係任何來訪者和谘詢師。
麵試的時候雖然說了幾句洋文，但是來中國的留學生，不出意外都能嘰裏呱啦講中文，時不時還能蹦出個“我去”“臥槽”，一般來說，幾乎沒有那種雞同鴨講的局麵。所以說，這個助理工作沒啥門檻，就是活兒細，得按規章製度辦事。
有意思的是，一旦別人知道你幹著這份工作，就會自動把你腦補成一個穩重、靠譜、值得信賴的人。我也確實在這份工作之外承受了太多不該承受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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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谘詢全部設在工作日，上午3個時段，下午3個時段，每個時段40分鍾左右，每個時段會固定排給1個來訪者，常規情況是每周1次，每學期最多8次，也就是說，一位來訪者在2個月左右就會結束自己的谘詢。我們的谘詢是免費的，中心會外聘谘詢師，按小時計費，費用由學校出。
每學期預約谘詢的學生人數不少，很多人一開學就預約了，但也往往要2、3個月之後才能排到。受限於谘詢師人數和場地，我們2個谘詢室即使是同時不停歇運轉，每天最多也就能安排12位來訪者，每學期末依舊會有安排不上的學生，隻能後麵給他們安排一次評估，順延到下個學期。等待的這個過程，不少學生就放棄了。
學生那邊遠水不解近渴，谘詢師這邊意見也很大——有時候來訪者情況不太樂觀，僅僅8次的谘詢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即便申請延長谘詢，最多也就多出1到2次，學生無奈，就隻能去校外機構。
我們的免費手冊上印著北京市各大醫院相關科室的簡介和聯係方式，但是絕大部分都需要自費。微信各種群裏經常會有一些患病校友的募捐鏈接，大多是腫瘤，或是一些慢性病。盡管很多學生負擔不起精神疾病的治療費用，但幾乎沒人會因精神疾病募捐，或許還是害怕被人知道，被人詬病無病呻吟。
接待來訪者和安排谘詢是我們身為助理的“頭等大事”。學院路這邊的高校都設有心理中心，校園裏一切有需求的人都可以來求助。各個學校的預約流程都差不多，同學們隻需登入係統，填寫一些基本情況，當然，也可以在上班時間給中心的座機打電話，值班助理接聽後會把需求信息登記在係統裏，再分配給時段合適的心理谘詢師。
來訪者永遠是我們工作的最優先，比如，我正在給谘詢師做谘詢費表格時——這種細活兒很容易出錯——若突然有來訪者敲門，我是一定要放下手裏的事情的。除非來了兩個來訪者，我們才會讓其中後進來的那個“等一下”。久而久之，隻要一有人敲門，我就會條件反射地坐直身體，注意力“唰”地集中到門那裏，確保那道縫隙被拉開的瞬間，讓門外的人首先能看到我專注平和、麵帶微笑的大臉。對於來訪者而言，這會讓他們感到自己是被重視的，我們也能第一時間看清楚他們是怎樣的狀態。有時候，我也會懷疑這樣做是不是為預防那些手裏拿著致命凶器的絕望者，畢竟電影裏都這麽演，就像DC漫畫裏的Joker，上一秒，他乖乖坐在一邊，下一秒，“砰”，警察局就炸了。
辦公室的屋子設計得精巧，視野最開闊的地方是我們助理所坐的位置，等候區在我們正對麵，可以360度無死角關注來訪者的一舉一動。來訪者通常會在谘詢正式開始前的5到10分鍾過來登記，簽到之後待在等候區，然後自行去往相應的谘詢室。等谘詢結束，再出來登記，然後就可以離開了。
等候區日常會擺上一些餅幹糖果之類的小零食，就像去海底撈等位的時候的樣子。大家在外麵的時候，會很自然地想吃就吃，但在這裏，一些來訪者在拿零食前會先問一句：“我可以吃嗎？”等我回答“當然可以”後，他們才會吃，甚至，他們還會問：“我可以再吃一個嗎？”
大部分來訪者都顯得小心翼翼，我也知道他們的內心正在劇烈波動，他們不會在谘詢室以外的地方表露出來，可能是想保持某種形象，可能是不希望把無助的一麵展示給不相關的人。我見過一個梳高馬尾，背雙肩包的女孩，她會坐在等候區背單詞，背一會兒，就歎氣，然後吧嗒吧嗒掉眼淚，明明我們桌子上就有抽紙，她卻還是用自己包裏帶的，然後把用過的紙捏成一團握在手心。
中心在學校裏的位置本來就相對偏僻，平時走廊也沒什麽人，我們工作分工到位，基本不需要溝通，大多數來訪者也都安安靜靜，所以，這裏大部分時間都極靜。
但也偶有例外。我遇到過一個女孩子，她留著可愛的“公主切”，會蹦蹦跳跳地卡著步點進門，像森林裏的小兔子。她的標誌性動作是左手抱個椰子，一看就是順路從學校的小超市買的，價簽還沒撕下來。最初我覺得她對於谘詢就像鬧著玩兒一樣，隨性得很，總是不按常理出牌，過了約定的谘詢開始時間，谘詢師就會給我們發微信問來訪者到底是個什麽情況，幾乎每次我都要給她打電話問她人到哪裏了。
直到後來有一次，她的谘詢師去跟負責人報告，說她的情況已經比較嚴重了。
“每次還抱著一個椰子來，說了沒幾句就開始哭。”谘詢師講到這裏，還看了我一眼，“你有印象吧？”
“有，但是她每次來都特開心……”我其實已經非常心虛了，因為聽完谘詢師的敘述，我立刻察覺到，她可能是在假裝開心。
“你聽說過‘陽光型抑鬱’嗎？”谘詢師問。
我搖搖頭。
中心負責人見我一副傻了吧唧的樣子，就見縫插針地給我科普，還說：“這種類型在學生中還挺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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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中心也會有些計劃外的訪客，他們臉上通常會擺著一種“隻是單純過來問問”的表情。比如會有沒預約的博士生過來唉聲歎氣，講一下自己被導師為難、出力又不能順利畢業的事，把茶幾上的紙巾抽走幾張，說完，又走了。我的搭檔們也會遇到這類莫名其妙的情況，但我們隻是偶爾互相講一講，並不會記到本子上，因為人不預約，我們就無法跟進。
一天，一位外表儒雅的中年男士走進我們辦公室，敲開門就問：“你們負責老師是哪位？”
他很高，有點發福，往屋裏一杵就讓人感覺很窒息，他臉上沒有多餘表情，一對眼睛不怒自威，渾身散發著教育精英的氣息，一看就覺得不會是那種會輕易向別人低頭或者求助的人。
我們負責人不認識他，問他是哪位。中年男士回答說，“XX學院的教授，想給女兒谘詢”。負責人說，“不能代替預約，得要本人過來”。那位教授又繼續講，說自己的女兒就是這所學校裏的學生，但是休學了，因為重度抑鬱，要經常吃藥。他說這情況令他感覺不可思議，好端端的一個人，為什麽會得這個病？為什麽得了這個病就不能上學了？他又說，問了很多人才找到這裏，剛才差點迷路。
我想，這種最基礎的常識，這位教授完全可以問女兒的醫生，或者自己上網搜索，但他骨子裏可能自帶“追尋真理”的基因，凡事都要多方求證。
我們的負責人跟他講，是否能上學，取決於病人的病情，自己都沒見到他女兒，也沒辦法評估，如果他女兒已經去看過醫生，他倒是可以和醫生進一步溝通。但那位教授並不肯罷休，他裏外裏描述了一通女兒的狀況，說女兒現在隻能在家裏待著，經常哭；他跟我們的負責人一個來回一個來回地反複拉扯，不斷歎氣，訴說自己教育的失敗，給人的感覺是在講一件非常丟人的事情。
到最後，我們連他女兒在哪個院係都不知道。
有時候，學校各個院係的輔導員也會打來電話，講述一些他們處理不來的複雜情況，像什麽學生想探望服刑的父親學校沒批假的、爸媽趁女兒上研究生偷偷生二寶的、年過半百的爸爸領小三回家的……我發現很神奇，學生似乎天生會“反向篩選”——如果他們主動找輔導員，可能也就是上述類型的問題；如果他們主動找中心，則基本會是些傷害性比較大的問題，比如暴力、霸淩，或者倫理引發的一些事件。
接輔導員們電話的時候，如果負責人不在，我們助理就會先記錄再轉交。記錄的時候，我時常有“這種問題輔導員也會處理不了嗎”的疑惑。後來，谘詢師們說，因為很多學生在成為輔導員之前，可能一步都沒有離開過學校，而且他們大多出自比較穩定的家庭，崗位招新時也是按這個標準篩的，所以，很多問題他們處理不了，很正常。
想想，谘詢師說的不無道理。按要求，輔導員每個學年都要和所負責的每一個學生談一次話，還會拿著一個印著校徽的統一格式的小本子記錄。我和我的輔導員那次的單獨談話特別尬，她問我：“為什麽XXX先叫我‘狗’，又叫我‘爸爸’？”我說這麽叫是因為好玩兒。她就說這麽叫感覺很奇怪，以後不要叫了，“女孩子要注意語言美”。
大多數輔導員並不會強烈建議那些跟他們傾訴的學生來心理中心做谘詢，但會勸他們“休息一陣”——因為每個學期，心理中心都會給學校提交各院係的“谘詢情況單”，如果哪個院係“出問題”的學生太多，可能領導和老師的麵子上也不太好看——所以這些獨自麵對著雞零狗碎的學生們，都會殊途同歸地“回家”。有時候，輔導員們會在自己職權範圍內給學生批一小段假，但如果學生要休學，就超出了他們的職權範圍，他們便會建議學生們去三甲或專科醫院，因為我們心理中心也是沒辦法開具符合休學規定的診斷證明的。
表麵上，學校裏的各個部門通力協作，實際上，大家更像是同坐一個大課堂裏的學生，一個學生犯了錯，其他同學都不願意拆穿，會選擇包庇下去。當某個部門的工作出了一點問題，他們首先會選擇自己解決，盡量不要讓別的部門知道，哪怕不專業會辦壞事，他們也覺得求助實在過於“燙嘴”。但心理中心不一樣，我們通常會盡量把事情往複雜化考慮，一旦谘詢師們發現來訪者們存在一些難以處理的狀況，就會立刻上報，中心就要馬上討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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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是督導時間——中心負責人解釋，天天聽別人吐槽，傾聽者內心也會壓力繁重，谘詢師也會有心理問題，所以會請一些外聘專家過來。這也是“交流情報”的時間，上一周別的高校發生了什麽大事，這天我們就能知道了。
一次，一個外聘專家氣定神閑地來到中心，一邊在我這裏登記簽到，一邊講述著她不久前的離奇經曆：“在樓梯間遇到一個開窗正要往下跳的姑娘，順手就給救下來了。”
她講話的語氣格外平靜，而我被驚得眼珠都快要瞪出來、下巴都快要掉地上了。她輕飄飄掃了我一眼，然後對屋裏其他人道：“這個助理小姑娘是新來的吧？”
後來，我就基本上習慣了。有時候，一個谘詢師說：“我那個來訪者已經休學了，因為情況太嚴重。”另一個便接：“呀，這種情況，我這邊也有一個。”或者就是，誰突然來一句：“X大昨天夜裏跳了一個。”
有些高校對於學生輕生的事，甚至做到能事後不走漏任何風聲（當然，我們學校裏的墜樓事件也差不多是這個待遇）。這些死亡的年輕人的事，能否被眾人知曉，取決於許多因素，比如墜樓的時間和地點。大多數時候，他們會在深夜結束自己的生命，除了巡邏的安保人員，幾乎沒人會目睹第一現場。谘詢師說，這種情況普遍處理得很快，警方和醫務人員過來瞧過，學校的人就可以處理了。
在高校裏，有人怪誕，有人陰暗，有的人離經叛道，有的人高傲偏執。他們往往最容易成為這個世界上掙紮於生死邊緣的人。我開始曾希望自己能為他們做一些事情，但實際也不知道能做什麽。
我未入職心理中心時，曾以為從事心理這行的人就像保護神，隻要求助者有需求，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出手。然而，這裏並不是保護神聚集地，每一個人都是如此普通又微小的存在。曾有個谘詢師和我說，學心理的人大抵分兩種，一種是真正出於興趣，另一種是希望能依靠所學的知識來“療愈”自己。她就屬於第二種——她是雙生子裏的姐姐，從小一直被教育要“讓著妹妹”，對這種不公，她一直耿耿於懷。
辦公室就這麽些人，工作久了，慢慢就會變熟，話題幾乎也是百無禁忌。
一天無聊時，我扯了一段塑料繩，開始捆工位上的玩偶，正巧有個沒大我幾歲的谘詢師姐姐過來簽到，便讚歎說我的手法好專業。我扒拉出手機裏的漫畫截圖，跟她講，隻是在照葫蘆畫瓢而已。在這類題材的大多數作品裏，Dom（控製方）和Sub（順從方）都比較掛相，我追的那部漫畫裏的Sub就長得乖巧軟糯，谘詢師姐姐看了一眼，就誇“他好可愛”。
她請我考慮，要不要成為她的研究對象。我沒有猶豫，直接拒絕了。她就自己圓了場子：“你做助理的話，我就不能研究你了。”是的，心理中心規定，做助理的就隻能做助理，如果有助理想去做心理谘詢，那就不能再幹這份工作，等谘詢結束，才可以接著回來做助理。
當然，我拒絕的原因，更多是因為覺得太別扭了。她要是單純的“同擔”也還行，如果搞研究的話，多多少少會讓人有些介意自己在某份研究報告或者論文裏現身。
不過，之後我們還是會經常聊些相關的事情，甚至會互相分享一些大尺度漫畫圖。
作為北京本地人，周五我媽會來接我回家，我時常在路上玩手機，會玩著玩著突然笑起來嗎，我媽會問我聊什麽呢這麽開心，我說你可能猜不到，我在和我們谘詢師聊小黃圖呢。
我媽馬上就回說，她早就看出來了，我們那一屋子人都不是正常人，“一個屋裏出不來兩種人”。
谘詢師姐姐說，她之前的一個來訪者會用繩子綁住身體的一部分，然後不停DIY，又常為自己的性癖感到苦惱。
“他過來（心理中心）是想找一個克製自己的辦法嗎？”
“不是，他來這的原因，是他很糾結，他怕以後隻能依靠這種方式感到興奮，怕未來的妻子不接受或者笑話他，也害怕其他人會覺得他很奇怪。很大概率，他還是會和同齡人一樣結婚生子的。”
她問我：“你會怎麽看待他們呢？”
我問她，為什麽要問我呢？她答，因為我和她的來訪者是同齡人。
於是，我回答：“我覺得沒什麽，這有什麽好奇怪的。”
其實，我有個同學就跟女朋友在外麵開房，專門玩這種遊戲，雖然是你情我願，但是後來被家裏發現了，就被罵成丟了全家人的臉。那個同學是個很溫柔的男生，父母都是體製內的，我倆一開始也不是特別熟，因為一起追美漫慢慢熟了點。後來，在家庭施壓下，他確診了抑鬱，不得不休學一年，再見麵的時候，他開玩笑地喊我“學姐”。我有時會想，如果家長沒有撞破他的事，他的結局會不會很不一樣？
我們每個人大都有一些私密的癖好，通常隻分享給自己的同好。即使我和導師關係再好，我也不會什麽都給她分享。如果親密度可以打分，年齡就會成為一大扣分項。我以前覺得，如果“外行”能分等級，我應該是最頂級的那一個，因為我有很多東西理解不了。但和上一輩人對話的時候，我也發現，一些我能接受的東西，在他們眼裏往往是難以破除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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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去心理谘詢中心後，也會有些同學來找我打聽情況，比如陸怡。她是我大學期間的好友，我倆同係同班，宿舍同一層。我倆興趣愛好相似，追過的很多劇，刷過的很多番，看過的很多文，如今都幾乎無法再從正常途徑訪問。輔導員說我是三觀跟著五官跑，陸怡說我宿舍一屋子掛的海報，上麵的人看起來都不像好人。我不知道陸怡怎麽看到那些海報的，可能是宿舍大檢查的時候？宿管阿姨是我心中的女神，她們對每個人都很好，隻管收違規電器，而輔導員，則總試圖挖出大家的腦子來看一看。
陸怡說，是安安托她來問我是不是在心理中心上班。她倆是在一門專業選修課上結識的，剛好在同一個作業組。我們念的專業屬於商科，90%的課都是大課，通常是一個係或者兩個係的人一起上課，隨機分作業組的時候，不同專業不同班的也會被分到一起。我和安安也算點頭之交，或者說“宿舍廁所”情誼吧——我們仨的宿舍在同一層，本科是四人間，每個屋有獨立的廁所，但人有三急，總有不夠用的時候。
之後，安安又自己來開門見山問我：“如果情況不好，會告訴家長和輔導員嗎？”
我回答說：“如果評估完，結果確實不好，是會通知的。”
安安問過我之後，也沒有來預約谘詢。但她會時不時找我一起說說話，她先開口，有時候在課間的教室，有時候在宿舍走廊盡頭的水房，有時候是在晚上一起壓操場。我們就這麽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
安安申請了助學貸款，成績又很好（從她開始念書時就是如此），每年還有獎學金可以拿。不過她幾乎不怎麽去食堂吃飯，而是經常自己在宿舍裏煮東西吃。她桌上有一片區域專門用來擺案板、刀和各種調味料。學生宿舍用不了正常功率的家用電器，一插上就會跳閘，隻能用低功率的，用完也要認真藏好，否則趕上宿舍大檢查就會被沒收，所以，煮東西會熟得很慢，而且容量有限，一次隻能做一人食。有一次，安安喊我去她宿舍吃餃子，我以為是買的速凍水餃，沒承想居然是現包的。她自己調餡兒，自己擀皮，自己包，我嚐了一個，特好吃。安安說，她覺得學校食堂的餃子不好吃，還貴。
安安也不去學校的公共澡堂洗澡，總覺得那是一件暴露隱私的事情，她在宿舍裏裝了洗澡神器，一端接在水龍頭上，另一端放在裝熱水的桶裏，還可以調節水溫。
安安跟我說，她非常介意我們心理中心的“報告製度”——上報流程大抵如下：谘詢師要對來訪者的情況進行評估，如果情況確實非常不好，那麽就會上報中心負責人，負責人再通知來訪者的輔導員，輔導員認為有必要的話，就會和來訪者的家長溝通；當然，倘若來訪者是教職員工，那就會通知他們的所在部門——總之，在學校的規定裏，通知的環節是必須的。
而來訪者“情況不好”，主要分兩種。一種是在谘詢中，發現TA有比較嚴重的危機，可能有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他人的傾向，那麽谘詢師就會上報，谘詢也會繼續，畢竟，來谘詢的人多少都不會太“陽光”。另一種就比較複雜，來谘詢的人麵臨的問題千奇百怪，遠超常人想象，不僅有考試考不好、工作找不到、父母催婚、戀人分手，也包括各種時政問題，已經超出了心理領域範疇。這類問題經常會讓谘詢師們頭疼，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麽往下進行，通常會直接中止谘詢——這跟谘詢師的水平高低無關，僅關乎問題本身。
有些來訪者相當介意谘詢師將自己的“情況不好”進行上報——確實跟打小報告似的。這些工作流程，別人問到我，我都如實說。因為就算他們不問，來谘詢的時候，也會現場填一張《告知書》並且簽字，谘詢涉及到的操作流程，《告知書》上都會寫。來訪者們必須填上一個緊急聯係人，不能是自己，大多數人都會填室友，所以TA做過心理谘詢的事，除了心理中心全員，也有一定可能性被告知給與這件事不相關的人。
安安說，她已經在醫院看過病了，她在心理中心的公眾號上的預約流程裏看到，如果有就診經曆，就要帶著病曆過來。她問我是不是看過很多病曆？我說，我確實會去複印病曆。
我們中心要求，此前有過就診經曆的來訪者，必須要把病曆複印留檔，以備谘詢師查看，如果和在醫院做的治療衝突了，還需要來訪者同醫生溝通。谘詢師也會有判斷，倘若他們覺得衝突，會要求來訪者去醫院補開可以在學校心理中心谘詢的證明。有的來訪者會隱瞞實情，不過，一般藏不了多久，最後要麽去補開證明，要麽終止谘詢。
“那你會看別人的病曆嗎？”安安又問。
真實情況是，我隻會留意病曆複印時擺得正不正，能不能把所有內容都照進去。我腦子不好使，成績常年徘徊在年級倒10，永恒的獎學金絕緣體，怎麽可能有過目不忘的本事？每天事情又雜又多，根本不可能成天看別人病曆玩。如果我閑下來，隻會玩手機。但我肯定不能這麽說，否則安安會覺得我是在騙她，所以我說：“我複印完，就直接拿給谘詢師看了。”
“所以，如果你們那裏的老師覺得有必要，還是會告訴輔導員的，對吧？”
我說：“嗯。”
我不知道安安平時和輔導員處得怎麽樣，但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是同一位輔導員——基本上，一個院係，每個年級隻會設一位輔導員，大一就確定下來了，會一直陪伴學生到畢業。期間，輔導員會慢慢知曉每個學生的一些事情，隻要你不是特別優秀或者特別差勁，也沒犯什麽大事，輔導員對你的認識就會停留在知道長相和名字以及平時和誰玩的這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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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夏天的一個下午，一個學姐從宿舍樓高層一躍而下，墜落地點是樓下自行車棚，車棚周圍當時有許多胡亂擺放的自行車，來來往往的學生更是不少。
我那個周末回了趟家，一般情況下，外麵進學校的臨時車輛是能直接開到宿舍樓下的，但那天學校門口聚了很多人，走得還巨慢，我媽想上廁所，實在受不了，就連人帶東西直接將我扔在校門口了。我背著換洗衣服和床單被罩，像頂了個烏龜殼，周圍人嘀嘀咕咕，基本都傳到我耳朵裏了——他們說，有人跳樓了，人已經拉走了。
大多數情況下，警車和救護車進入學校僅會亮燈，不會鳴笛。走到宿舍樓下，我看見了醒目的紅藍雙色燈。現場極其慘烈，有同學在一旁形容當時的場景，“一部分掛在車上，一部分掉在地上”，我頓覺頭皮發麻，原來回到現場，僅需隻言片語。
輔導員很快介入，陸怡這時候突然站了出來。因為學習不好，我平時幾乎不會跟老師battle，甚至巴不得他們忘記我這個人。但總有人會為了一些事情去“硬剛”。我至今都記得輔導員義正詞嚴地對陸怡說教：“你想幹嘛呀？你們想幹嘛呀？事鬧得越大，你們越高興是嘛？這是什麽好事啊？鬧得人盡皆知，你們臉上有光是嗎？你還是不是咱學校的學生啊？”
“臉上有沒有光”，是輔導員對這場慘劇的形容。我們被強製刪除了發在社交媒體上的相關言論，各班班長在班級群裏一直勸大家閉嘴，別議論了。但我們當時一身反骨，許多人對輔導員“出了事就壓輿論”的做法不滿，結果就是，上邊抓人刪帖，下邊討論繼續。
陸怡爸爸是一家出版社的編輯，她打小就顯露出了出色的文學功底，能看能寫，連磕cp的立場都是萬分堅定。所以她的受眾也分兩派，一撥愛她，一撥每每“光速出警”。陸怡從來不在意，她罵別人時嘴上也毫不留情。她人不壞，正直，有種俠女般的快意恩仇。
可這次，她慘敗在輔導員的嘴皮子下，刪除了朋友圈裏義憤填膺的檄文。
小道消息私底下仍舊像風一樣到處流竄，跳樓的女生是我們同學院的學姐，宿舍樓在我那棟對麵。那位學姐住5層，但她又往上爬了3層，從8層的樓梯間一躍而下。
我心裏默算：8層，一層樓大概3米，宿舍樓的一層還要再高一些，那8層樓，大概就是比24米還要多。
班裏沒人認識這個學姐。在大學裏，大家頂多知道高一級的學長學姐的名字，再多了，就屬於陌生人了。
事情發生後，學姐的媽媽在墜亡地點聲嘶力竭地吼了好幾個小時，宿舍樓本來就是幾棟圍在一起，吼一聲能顫三顫。她一邊哭，一邊斷斷續續地講著事情經過、女兒墜樓的慘狀及全家人的心碎絕望，這一下子，學姐的事兒就變得人盡皆知。
這次事件以一次年級大會終了，院長親自發言。他在台上誠摯地代表學院做了反思，並且讓同學們有不開心的事情，隨時去找老師們談心，還囑托我們留意身邊的同學。他還打出感情牌，說負責處理此事的輔導員懷孕了，心力交瘁，經常夜不能寐，出現了先兆流產的情況。
後來回想，領導們的講話，似乎是在翻來覆去、有意無意diss那些“傳播”此事的學生。他們說，輔導員本來和這件事沒太大關係，為了和各位湊熱鬧的同學溝通，才導致的先兆流產；他們說，在宿舍樓下悲泣的學姐媽媽是在擾亂秩序，本已讓校方極為頭疼，我們卻在聲援這種行為。總之，我們這些信謠傳謠的“熊學生”，既損害了學校麵子，又給輔導員添了麻煩。
校方雖沒直說，但是話裏話外也都沒有放過墜樓的學姐，他們說她“想不開”，最後的最後，以“一人墜樓，全屋保研”為這件事情徹底劃下句號。
於是，那天，唯剩一個失意的年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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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中心絕大部分時候都是按部就班地接待來訪者，唯一一次打亂節奏的，是新生心理測評。
每年9月新生入學，學校會對新生做心理測評，網上做問卷，評估分數，然後根據分數篩出可能有潛在心理危機的學生，挨個評估。每年新生成千上萬，雖說可以篩出談話名單，但是當長長的excel表單出來後，每個助理看過去的第一反應都是大呼救命。
這些表麵上活蹦亂跳的大學生，實際上並不是100%健康的人。心理中心2個谘詢室還要兼顧日常谘詢，就算天天連軸轉也不可能騰出來。因此我們必須得和學校借用其他場地，比如那些閑置的會議室。這個過程十分艱辛，跟學校行政部門打交道是一種殘忍的內耗——有審批權的部門通常和我們中心同級，因此，我們大概率會被晾著。在我們第N次跑腿被“你們自己解決困難”懟回來後，中心的負責人決定親自出馬一戰。後來，我們助理也摸出了門道——得選擇直擊對方部門的大BOSS。
10個谘詢師每個人都被分了1張名單，大家幾乎全員“加班”。一般初篩訪談時間會比較短，20分鍾左右，中間不休息，一個接一個，一天談完20到30個人。就這樣，也得用1個星期才能篩完。
初篩結束，我們會得到一份“高危名單”。彼時作為小助理的我，並不懂上級領導“催名單”有什麽用——他們非心理學專業出身，也不找學生們談心，隻是一個勁兒地催。當壓力給到心理中心後，大家為了趕進度，隻能速戰速決，縮短訪談時間。
用10年都未必能了解一個人，更何況就10分鍾？
剛入學時，我也參加過心理測評，在學校機房做了一份長問卷，一題一題，答完一題才能跳出下一題。題目年年會更新，我答的那版已經不記得了。我沒有問題，但陸怡說她被輔導員叫走“單獨談話”了——時隔2年後，我才覺得有些詫異：因為我經手的測評裏，被篩出來有潛在心理危機的學生，應該是先要被專業的谘詢師評估的。
等到了春季學期，最忙的事莫過於“團體谘詢”。這個活動會進行好幾周，由同一個谘詢師全程跟，每次2個小時，一次能帶大概10個人。期間我們助理就是工具人，主要負責簽到和拍照。
第一次，我被分到了“正念冥想組”。說實話，這種活動挺受歡迎，不愁“客源”。雖然主打“體驗”，但是來的人基本或多或少都有些問題。
團體谘詢都安排在晚上，所以人往往會紮堆。我管完簽到就能回辦公室歇著，然後一個人在辦公室“看家”，陸怡會時常過來找我。心理中心裏有很多負責人采買來的零食——在別的辦公室，公款買零食可走不了報銷流程——同許多影視劇裏的場景類似，谘詢師經常抓一把糖果給來訪者吃。陸怡每次來都從櫃子裏拿，一點不把自己當外人，我也讓她吃，因為很多零食都快過期了——一般，來訪者們的心情通常不太好，擺出來的零食，經常是走的時候啥樣，下次上班的時候還啥樣。
陸怡可喜歡窩在等候區的沙發裏，一次，她沒話找話：“她們不覺得你也有病嗎？”
“有病不見得就幹不了這行。”我說。實際上，我有個搭檔就是輕度抑鬱。
“安安來谘詢了嗎？”她突然又問。
再去中心上班時，我說了安安的情況。
“她是你的室友嗎？”負責人問。
“不是，但是我倆在同一個係。”
“她有沒有來預約谘詢？”
“沒有”。
負責人說如果她來，盡量把她排給別的助理和谘詢師。
但安安一直也沒來。
8
我們有一門課叫《風險管理》，期末考試不劃重點，考一整本書，而且是全英文原版教材，考試時間又極其魔幻，夾在考試周最中間，早上8點開考。這意味著留給考前突擊的時間會非常短暫，如果一個學期沒怎麽聽課又想靠瞬時記憶飄過及格線，大概率得刷夜。
學霸在寢室裏鳳毛麟角，大家大概率都主打陪伴式擺爛，考前晚上10點，我們宿舍才開始互相檢查背題。宿舍門隔音還可以，一關門幾乎聽不到什麽聲兒，如果透過門還能傳進來聲音，那外麵的動靜就相當大了。考試周大家一般都在宿舍裏背書，除了大四的學姐們外出實習回來會趕在澡堂11點關門前成群結隊有說有笑去洗澡，鬧上一陣子，也就安靜了。
那天門外傳來喧囂，我們估計也是學姐們，想著忍忍算了。直到一個室友去外麵接熱水衝咖啡，端著杯子拉開門，又突然退了回來，對我們說：“927（宿舍）的人和輔導員都在屋門口哎！”說完，她就把杯子放下，要去看看能不能幫上什麽忙。
室友出去了好一陣兒，也沒回來。宿舍走廊雖然長，但沒有拐彎，不會讓人迷路，從一頭走到另一頭，即便是一邊玩手機一邊龜速行進，2分鍾也就到頭了。如果是突發疾病，120上來抬人，也壓根不用學生上手，同宿舍去一個人就足夠了。
終於，那個室友回來了，神色疲憊，說：“安安坐在窗戶上，你們知道嗎？”“她要跳樓，說是自己複習不完了。”
我們一屋子人頓時都精神了，也想要衝出去看看情況。
“別去了，剛給勸下來了，輔導員說沒關係的人別去927了。”室友說，她其實看到一半就想走，但是覺得中途離開太過於冷血，所以一直等到安安被勸了下來。
我們問：“然後呢？”
“輔導員說讓927的人今天晚上多看著她點。”
我們還想多問點什麽，室友說安安一直在哭，沒人敢說話，然後她回到桌前：“不去學習嗎？”那語氣跟輔導員一模一樣。
第二天早晨去考場的路上，我遇到了安安，她除了眼睛有些腫，和平時沒什麽不同。卷子如預期中的一樣不好答，但是剛剛開考沒一會兒，教《風險管理》的老師突然進來跟我們說，這次期末考試會算上平時分，大家安心答卷。
“平時分+卷麵分”是大學考試裏的常態，基本三七，偶爾四六，犯不著由任課老師在期末考試當天來考場特意強調一遍。考試10點結束，9點就有人開始提前交卷，我堅持答到了最後。很多內容都隻有一點點印象，最後的幾道論述題，我坐在座位上瘋狂編廢話。特別神奇的是，卷子上還有一道題，是問對《風險管理》課程的評價和感悟……
收卷鈴響，安安已經不在座位上了。後來，這門課全係沒人不及格。
安安考前一夜的舉動在年級小範圍內流傳了一陣，竟然有人讚歎她“勇敢”，說這次大家都能及格，大部分是她的功勞。不過，沒人在朋友圈或者是社交網絡上提這事，話題局限於927宿舍的人和輔導員，大家和安安照舊相處。也有人諷刺說安安是故意的——因為她最後從窗戶上下來了。這話我之前也聽了不少，類似什麽“那個寢室剩下的3個女生能保研，還得謝謝那個跳樓的室友”。
可當它發生在你熟悉的人身上時，真的不一樣。
之後，安安開始在朋友圈曬手腕上的傷口，一刀一刀，劃得又密又亂。927宿舍其他3個女生驚惶不已，她們不知道安安是什麽時候自殘的——宿舍都是上床下桌，許多人會在床上掛床簾，簾子一拉，私密性就很好，安安想做點什麽，輕而易舉。她們更怕的是，安安哪天會一個想不開就爬出窗子。輔導員給她們仨也隻交代了“多關注一下室友”，但她們實在力不從心，這也不是學生所必須承擔的事情。她們再次去找了輔導員，輔導員又去找了安安。
期末之後就是暑假，安安本來準備留京實習的，但最後她回家了。從那以後，她手腕上的傷就沒好過，舊傷剛好，就添新的，她隔一段時間會po個圖，像養成習慣了。927宿舍的人也似乎慢慢習慣了，畢竟安安已經在按時就醫了，她確診了抑鬱症，藥隻能在北醫三院開。所以，安安每次說去北醫三院，室友們心裏就會感到踏實。
陸怡跟我說，當年她被篩出來後，輔導員不僅找了她，還會經常聯係她家長，現在安安不再來找我，可能是對我缺乏信任。我和她再沒有私下裏聊過了，隻偶爾見麵打個招呼。除了去心理中心上班，我也不在學校長待，甚至宿管阿姨都以為我休學了。
9
大四因為事情太多，安安中斷了治療，再者，她父母始終覺得女兒沒病，每當安安自掏腰包去北醫三院看病，他們還會怪她浪費錢。中心負責人指派我去帶新人，學妹和我當年差不多大，也是看什麽都覺得新鮮，總是教三步忘兩步。
後來，又有一個學院跳了一個男生，也是因為期末考試沒複習好。他是夜裏從1號教學樓最高的露台上跳的，清晨5點晨跑的學生出門時，保安已經用大皮管子把血跡都衝掉了。一個人沒了，隻需要短短幾個小時，就可以一點痕跡都沒有了。
墜樓男生不是心理中心的來訪者，我們也沒什麽能做的。坐在辦公室裏的我們，隻是能比其他學生更早知曉這些噩耗而已。那個學院沒開年級會，也沒領導出來說對不起。
“再說了，那是學校，怎麽會出那種事情呢？”有人這麽說。
大部分失意的年輕人，都沒有辦法被看見。人們會自動把校園設定成美好的象牙塔，不允許它出現任何問題，出了，就一定是管理人員的疏忽。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場事故是單方麵原因，當失意者們經曆掙紮時，看熱鬧的、端水的、幫倒忙的其實都是故意的，大家權衡利弊、做出決定。校園裏有諸多失意者，並不能自然地說出“請幫幫我吧”，即使他們求助，離能夠得到的幫助，亦有一段距離。
3年助理生涯結束，中心給了我一份告別禮物——有谘詢師簽名的賀卡，有拚裝玩具，還有一頓飯。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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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說：“造人是危險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處於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從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給他籌備好了，還保不定她會成為何等樣的人物。”
在我看來，每一個媽媽即便自己可以生而平凡，但隻要為了孩子，她們就要像神一樣無所不能。因為工作勞累和家人病逝的打擊，我曾患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一般是以重度抑鬱的形式開始發作），從2019年經北京安定醫院的規範治療康複後，一直在抑鬱症互助平台“渡過”上做青少年抑鬱症陪伴幫扶工作。在陪伴這些孩子和母親們的過程中，我發現像神一樣的她們也會無力自拔。那些困在自己患抑鬱症孩子情緒裏的媽媽，仿佛就是跌入了與抑鬱情緒苦苦纏鬥的修羅場。
去年的年末，趙梅輾轉幾個人聯係到我。我們最初的相識開始於線上，她絮絮叨叨描述了一大堆女兒安安的反常跡象，最後說著說著，竟不自覺地哭了起來。我隱隱感覺到一位中年母親的無奈、無解和恐懼。
1
在女兒安安9歲時，趙梅就發現了她的異樣。有一次，趙梅帶她和另外兩個同學去公園玩兒了一整天，安安全程沒有和同學說話。當時趙梅還心存僥幸，覺得這隻是安安的個性問題，沒往其他方麵想。
又過了兩年，趙梅有一天發現安安的胳膊上有一道兒一道兒的血印子，應該是用圓規劃的。起初，趙梅並沒覺得這是一件嚴重到需要幹預的事兒，畢竟以前她也聽別的家長說過類似的情況。她想，這可能是安安在學校受了委屈又不好說而已，過了這個勁兒就好了。
但漸漸地，她發現安安開始情緒失控，晚上寫不完作業就要大吵大鬧，還會對著她咆哮，之後又會跑到自己房間裏莫名其妙地大哭。趙梅問安安為什麽哭，安安說：“我一點兒鬥誌都沒有，我一點兒力量都沒有！我特別想學習，以前特別愛學習，但是我現在為什麽沒有動力了？我學不下去啦！”
安安從小成績一直不錯，趙梅為此還挺驕傲，覺得自己教育有方。聽女兒這麽說，她覺得可能是小女孩因為升學壓力，情緒受到了影響。因此，等到安安次日早晨又因為沒寫完作業大吵大叫時，趙梅便怨她沒上進心，存心拖延和找理由：“今日事，今日畢！昨天晚上該寫完的作業寫不完，還不是你自己的錯？你想賴誰？”
持續的對抗之後，安安竟然開始時不時地離家出走。為此，趙梅報過幾次警，後來把警察都嚇到了——調取的監控錄像顯示，安安一路小跑從大興黃村一直跑到了亦莊，而且還是深夜，旁邊就是呼嘯而過的大貨車。趙梅想想都後怕，要是路上遇到壞人可怎麽辦？
接下來兩年，趙梅自己的工作越來越忙，而安安身上離奇的事兒越來越多：冬天上學隻穿半截袖，問她為什麽這樣？她就說“燥熱”；在家裏，她隻喝冰鎮的可樂或者雪碧，哪怕是數九寒冬，也會在陽台的跑步機上不停歇地跑上1個多小時……
好在，縱然如此，安安的成績似乎也沒受太多影響，去年6月小升初，成績還挺不錯。趙梅起初稍微鬆了一口氣，想著馬上臨近安安13歲生日，往後上了初中課程緊沒時間玩，便給女兒報了一個去南方的旅行團，讓她放鬆放鬆。趙梅自己工作忙，便托旅行團裏另一位相熟的朋友照看安安，那位朋友也帶著13歲的女兒，一路上，看朋友反饋，安安和她們母女倆吃住一起，相處甚歡。
趙梅原以為出門旅遊一趟，安安的情緒會有所好轉，沒想到，玩了一周回來後，安安對趙梅的怨憤反而變本加厲，開始無休無止地埋怨：“別人的媽媽怎麽那麽溫柔，別人的媽媽怎麽就懂得多，而你連PPT都不會做！”
趙梅心裏不悅，但念及女兒可能是到了青春期，也就不計較了。
然而，安安漸漸從埋怨升級為挑釁，進而直接開始動手打趙梅了。13歲的她已經長到1米65，遺傳了父親的大骨架，站在身高隻有1米60的趙梅麵前時，讓趙梅特別有壓迫感。趙梅看著女兒就會後背發涼——那種恐懼是真實的，趙梅知道，安安再也不是曾經的乖乖女了。
趙梅也暗暗後悔自己曾經的管教方式：比如在女兒幾歲的時候，因為偷懶不上進，她便用戒尺狠狠懲罰；又比如女兒上小學時，她下班回家發現花了幾千元報的網課，女兒根本沒聽，而是在摸魚玩遊戲，便氣得一巴掌從安安後腦勺打了過去——那應該是她下手最重的一次。
但作為單親媽媽，趙梅說自己隻能通過不斷逼迫女兒報各種補習班來緩解焦慮。她把將安安培養成為學霸看作是自己生活的全部意義。在家中，她嚴格規定安安洗手、上廁所和看電視的時間。安安就像一個不停旋轉的陀螺，背後是趙梅嚴厲的規定。
趙梅也想不起自己曾經打了安安幾次，這些鞭打是否又成為安安心中永遠無法磨滅的創傷。也許，這些創傷真的會像一些心理谘詢師所解讀的那樣，逐漸演化成積怨，進而引發後續躁狂的發作。
“您知道世間有一種恐懼嗎？就是一個人怒視著你，你知道她要打你，但是你不知道她會在哪一秒，會一個巴掌或者一記拳頭打過來，而且你還不能躲，因為一躲開，飛腿就會過來，我怕了，我真怕了……”趙梅哽咽著說道。
雖然聽慣了青春期的孩子打家長的事，但聽著趙梅的描述，我還是忍不住多問了一句：“您女兒再怎麽著也才13歲，您要真還手呢？她隻敢打你嗎？她敢打她爸爸嗎？”
誰知我拋出了這個話題之後，她哭得更厲害了。
趙梅和丈夫李明相識於北京辦奧運會那年，談了好幾年才走到一起。趙梅好不容易懷上安安之後，李明也曾在日記本上寫道：“我終於有女兒了，我要爭口氣讓她們母女過上好生活。”但還是應了那句老話，“彩雲易散琉璃脆”，曾經的海誓山盟也經不起生活的考驗。
安安剛出生時，沒日沒夜地哭鬧並且吐奶，趙梅白天上班，隻能讓家裏老人幫忙看女兒。晚上睡覺時，她還要時時拍打安安，安安才能睡著。那時候李明說是在單位做項目，應酬多，在家時間少，其實他在家也從不照看孩子。有時夜裏趙梅疲憊不堪地起來給安安喂奶，看見李明要麽是嘴裏叼著煙卷在打遊戲，要麽就是在呼呼酣睡，讓她氣不打一處來。積怨多了，爭吵也頻繁起來，最終，兩人在安安2歲半的時候選擇了離婚。
離婚後，趙梅就一個人帶孩子，如今憑借著在金融行業打拚近20年的資曆，薪水不菲，即使是一個人掙錢養家，母女倆基本的生活還是有保障的。
在父母爭吵聲中成長起來的安安，小時候就是個沉默寡言的女孩，但她記憶力超級好，大段的文章可以倒背如流，趙梅對此還曾引以為豪。因為和爸爸分開得早，安安對李明的印象也不深，在她4歲那年李明去世後，她基本上再也不提爸爸了。時光淡沒了趙梅的記憶，如果非要她回憶李明如何帶女兒的場景，那就是李明教安安玩遊戲的畫麵——當時，安安才2歲多，李明在遊戲機上玩，安安用稚嫩的小手在平板電腦上玩。後來安安上初中沒幾個月就休學了，休學之後她也迷上了網絡遊戲，也許這就是爸爸打小給她種的“草”吧。
趙梅喘了一口氣繼續說：“我聽說有些孩子因為躁狂敢打媽媽，不敢打爸爸，但如果是單親家庭，家裏隻有媽媽呢？挨打的隻能是我。我真沒想到，十多年含辛茹苦地養育她，換來的卻是她的怨恨，是她對我的拳打腳踢！”
2
我問起安安後續的就醫經曆，趙梅慨歎一聲：“這真是一本難念的經。”
2022年10月下旬，趙梅和安安在點外賣和喝冰鎮飲料的事情上再次爆發了激烈的衝突。暴怒的安安掀翻餐桌，杯盤碗箸散落一地。趙梅第一次意識到，應該送安安去醫院，尋求專業的幫助。但那時安安剛上初中，課程很緊，母女倆不斷升級的衝突經常導致彼此怒目相向，一天也說不了幾句話，安安不可能跟她一起去醫院。
無奈，趙梅獨自帶著安安抓傷她胳膊的照片和安安打她時的錄音，找到了北京友誼醫院的一位精神科專家。看了趙梅帶去的資料，專家先是批評她不帶孩子來麵診，然後表示，憑自己的經驗判斷，“這個孩子應該是雙相（躁鬱症），一定要吃藥！”隨後，就給安安開了3種藥——鹽酸丁螺環酮，利培酮口服液，寧神安腦膠囊。
專家強調：“吃藥的作用就相當於是說把孩子的大腦保護起來，再有什麽應激事件就不會再傷害她的大腦，否則後麵的發作會越來越頻繁，程度會越來越嚴重，總之，一定要吃藥。”
趙梅問，如果女兒不吃藥怎麽辦？專家說：“那就‘暗服’。”
為了騙女兒吃藥，趙梅把藥研磨成粉，再放在黃色的膠囊裏，跟安安說這是維生素，但是天生敏感的安安怎麽也不吃。趙梅又把利培酮口服液摻在安安愛喝的橙汁裏麵，但是安安瞬間就嗅出了異味。精心準備的“暗服計劃”徹底失敗了，趙梅沮喪至極。
那段時間，趙梅在網上查了不少資料，她覺得安安那些表現似乎真是專家所說的躁鬱症。據說這種病如果前期不積極幹預，後期會更加嚴重。然而，無論趙梅如何軟硬兼施，安安始終不同意去看醫生，她倔強地認為：“我沒病，病的是你，你才該吃藥！”
安安發作時家裏的一片狼藉（作者供圖）
又過了1個月，趙梅再次帶著安安發作時打砸家用物品的照片和發作時大吼大叫的錄音，來到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掛抑鬱症門診號，可醫生說：“隻有把孩子帶過來做一係列的檢查，我們才能給她下結論。”
趙梅不甘心，又聽人說可以去回龍觀醫院試試，於是又去回龍觀醫院掛了個普通的精神科大夫的號。那位醫生人很好，告訴趙梅應該掛“青少年門診”的號，建議趙梅把自己的號退了，臨了還說：“孩子這種情況，應該要住院治療，但是很多孩子不願意住，住幾天就哭著喊著要回去，得看家長是不是有決心讓孩子在醫院持續住上一個療程。”
聽醫生的建議，趙梅趕緊去掛專家號，恰好那天有人退號，她幸運地掛上了一個“青少年門診”的特需號。
W專家先問她，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學？
“能，而且成績還不錯。”趙梅如實回答。的確，哪怕是安安在家打鬧摔東西的那段時間，她的成績依然還不錯，初一開學還能排進了全班前10名，可惜沒多久因為作息顛倒，就去不了學校了。
“孩子是不是隻和你發生衝突、不和別人發生衝突？”W專家問。
“對，就是不和別人發生衝突，老師說她在學校除了不愛說話之外，也看不出任何異常。”趙梅回答。
“第一，孩子不用住院，第二，也不用吃藥。”W專家肯定地說，這種情況吃藥根本不解決問題，“就是吃藥，能把你這個媽吃沒了嗎？”
顯然，W專家是在暗示，趙梅母女的親子關係才是問題的症結所在。“這句話相當犀利，就是說親子關係不好，是媽媽導致的。孩子打你，罵你，發脾氣，都是在提醒你該改變親子關係了。”趙梅後來是問了其他家長，才解讀出專家這句話的言外之意。
雖然W專家說話難聽，但那天看完病，趙梅卻開開心心地回了家。因為她從專家那裏得到的答案，正好和她內心潛意識期待的結果不謀而合——她不想讓安安住院，也不想讓她吃藥。得到專家的確認之後，趙梅早就忘記了被諷刺的尷尬，內心反而有了一點平靜和喜悅。
那天在等特需號時，趙梅結識了一位同樣給孩子問診的家長張斌。回家後，張斌通過微信聯係趙梅，詢問安安的情況，同時也把自己兒子強強的病情跟趙梅描述了一番。
強強17歲時，重度抑鬱初次發作，在此後近1年的時間裏先後住了3次醫院。剛開始，強強吃的是抗抑鬱藥舍曲林，但吃完就開始“躁”了。這時醫生說：“真是對不起，估計是抗抑鬱藥導致轉躁，吃錯藥了，再給你換一種藥吧。”可換服藥一段時間後，強強的病情並沒好轉，張斌便怯怯地再次去問醫生是什麽情況，那醫生倒是謙虛，平靜地說：“您家孩子是難治性抑鬱症，在我這裏看不好，您還是找找別的醫生吧。”
於是，張斌找了另外一個醫生，給孩子又開了其他的藥，吃一段時間，還是沒成效。
無奈之下，張斌就又找了一個心理谘詢師，對方告訴他：“如果想找我谘詢，就把所有的藥都停掉，不要再吃藥了。”張斌救子心切，就把強強所有的藥都停了，帶著兒子開始接受心理谘詢。但事與願違，從這以後，強強的病非但不見好，反而更嚴重了，本來計劃休學半年，但是後來延長到1年、2年，再到3年，最後病情完全失控了。
沒有辦法，張斌就又讓兒子開始吃藥，結果病情還是控製不了，他再帶著兒子去安定醫院住院，住了一段時間，還是不好。再後來，他聽說河北燕郊有個台灣精神科專家坐診的民營醫院，名氣很大，他排了長隊，終於托人讓強強住了進去，結果半年花了30多萬，兒子還是不好。
等張斌掛回龍觀醫院那個趙梅找的W專家，W專家告訴張斌：“燕郊的民營醫院用了一個藥，氯氮平，這個藥都很多年沒有醫生用了，而且藥物依賴性很強，怎麽敢隨便上這種藥呢？”
這話把沒有專業藥理知識的張斌說得雲裏霧裏，他還是隱約地感覺到，這是吃錯了藥呀。
強強吃了5年的藥，前後花了40多萬元，公立和民營精神科醫院都住過了，但現在卻並沒有好轉。張斌和趙梅溝通的重點就是：“重要的事情跟你說3遍：就是千萬不能吃藥，千萬不能吃藥，千萬不能吃藥！”最後，他還補上了一句：“如果說你家孩子住院吃藥，就不要和我聯係了，如果說你住院吃藥後悔了，可以再跟我聯係。”
張斌這番話的中心思想，是說藥根本就不能沾，隻要沾上藥，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吃了藥根本停不下來，這些藥根本治不好抑鬱症，而且越治越嚴重。他很後悔地對趙梅說：“我現在寧可我的孩子像你的孩子一樣又打又罵，也不想要一個吃了藥之後就變傻、很多功能都退失了的孩子。”
因為張斌反複地強調這些，趙梅也被抗抑鬱藥嚇住了，心裏更加懼怕給安安用藥了。
趙梅和別人交流被安安抓傷的胳膊（作者供圖）
隨著安安病情的發展，她開始在家裏砸東西，目光所及之處，沒有不砸的物件。她仍會時不時地打罵趙梅，最嚴重的時候能連續打1個多小時，把趙梅身上抓得全是傷。趙梅的雙臂上現在還能清晰地看到一道道抓痕，外人都難以想象親生女兒能把媽媽抓成這樣。
趙梅真想把安安送到醫院去，但她根本不去看醫生。趙梅隻能又走上了代替女兒尋醫問藥的路。
趙梅又去了回龍觀醫院去找W專家，然而，這次對方聽了趙梅的描述之後，回答和上次說的不一樣了。W專家強調，安安不用住院，不用吃藥，但需要接受心理治療。她還說，如果不接受心理治療，肯定是好不了的——可是趙梅能來接受心理治療，安安根本來不了醫院呀，能來又何必需要趙梅來代診？
唉，此路還是不通！
安安對趙梅的打罵還在升級，沒辦法，趙梅第三次掛了W專家的號，跟她詳細描述了最新的情況——作為一個單親媽媽，每天麵對這樣一個孩子，不出門不說話，唯一的溝通方式就是通過打罵媽媽來發泄憤怒，趙梅實在想不通。
W專家等她描述完後，見怪不怪地說：“你倆已經陷入一個死局了，看來必須住院了，而且最少要住3個月！”
趙梅更加茫然了。張斌拉她進過一個的家長藥物討論群，她看到群裏很多都是孩子不能堅持吃藥導致病情反複或者吃藥也沒好的例子。麵對這些活生生的例子，即便那麽多專家都跟她說讓她帶孩子去住院吃藥，她還是恐懼去選擇那條路，再說，讓安安主動就醫根本不可能，除非強製送醫。
3
人總是先有感覺而後有認知，趙梅無法擺脫這些先入為主的對於抑鬱症治療的成見，迷茫中，她退而求其次，去求助心理谘詢師——也許心理谘詢師可以治好孩子的病呢？
趙梅把網上能約到的“心理專家”都請到家裏麵，其中不乏北大、北師大心理係畢業的心理谘詢師。這些心理谘詢師倒是盡力，她們嚐試著讓安安說出幼年的創傷。她們常掛在嘴邊的都是那句話“童年的創傷需要一輩子治愈”，她們小心翼翼地和安安打招呼，問起她小時候發生的往事，希望通過這些蛛絲馬跡去分析造成她情緒波動的誘因，進而提供解決方案。
但麵對這些心理谘詢專家，安安的反應就是緘默，無聲地抗拒，逼著這些谘詢師忍不住尷尬，無趣地告退。
一籌莫展時，趙梅偶然聽到大興的一位家長說，在北京南邊有一個心理矯正機構，類似於戒網癮學校。趙梅又心動了，因為這個學校有一個貼心的“送醫”服務，讓她覺得找到了救命稻草。到學校考察並交了費用之後，校方果然派了一男一女兩位穿迷彩服的教官來家裏接安安了。趙梅沒見過這陣勢，眼看兩位教官進到安安的房間，不知說了點啥，就真的把安安帶到了安定醫院。
趙梅通過黃牛掛了一個安定醫院的特需號，那位主任醫師很有耐心地和安安聊了半個小時，據在場教官的描述，整個過程安安異常安靜，問的問題也都回答。最後主任醫師給的建議是：“這個姑娘是青少年情緒波動，不算情感障礙，做心理谘詢就可以解決問題。”
聽完醫生的話，趙梅又一次陷入了迷茫：青少年抑鬱診治到底有沒有標準？怎麽一個醫生一個說法呢？怎麽一個醫生前後的說法也會不一樣呢？
趙梅想，如果不送醫的話，就可以考慮讓她去那個矯正機構。學校提供一對一的心理谘詢，除此之外，學員們每天要整齊劃一地列隊出操練習，類似於半軍事化管理，讓這些少男少女在白天消耗過多的能量，晚上能不拿手機好好睡覺。
趙梅真的就這樣做了。但學校的心理谘詢師給安安做心理輔導時，隻要到了討論環節，安安小時候超前學習的各種知識就都會派上用場，比如她小時候接受過係統的國學訓練，一次聊起“孝道”，她旁征博引，竟能駁得谘詢師啞口無言。後來，谘詢師告訴趙梅，很多有情緒問題的孩子本身也是早慧的孩子，雖然有情緒問題，但思維係統仍完全正常運轉，某些時候會表現出極強的思辨能力。
安安在矯正機構待了不到1個月，天天央求趙梅接她回家，並保證離開學校回家就一定回原來的中學去上課。學校的老師勸趙梅不要這麽快答應，但趙梅耐不住女兒的央求，也是想看看“矯正”的效果，就把安安接回了家。
回家之後，安安依照約定，還真去學校上了3天課，但是之後她就又“躺平”了，死活不去上課了。趙梅求班主任上門來叫她，可安安連門也不給開，更別說去上學了。
本來安安和趙梅說好，回家之後晚上10點交手機，可是3天後，安安又開始拿著手機熬夜，回到了過去那種晝夜顛倒的生活。這次去矯正機構的嚐試就像是把一顆石子扔到水裏，僅僅起了點漣漪而已，安安的狀況短暫改觀後又回到了老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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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中，趙梅開始尋找第三條路——聽別的家長說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要加強學習，繼續成長。家庭教育專家都說：“隻要父母好了，孩子一定會好。隻要父母狀態改變了，提升了，發自於內心地去愛孩子，那麽散發出的能量和力量就會不一樣，進而就能感動孩子，孩子自然能從這個困局裏走出來。”
抱著試試看的心理，趙梅在各個心理平台買了很多課，也聽了很多的課。有一次，聽一個廣州心理機構的家庭教育課，對方的銷售信誓旦旦地說，機構網課的老師都是哈佛大學同級別大學畢業的心理學專家，保證1個月解決孩子的心理問題。趙梅迷迷糊糊就交了12800元，聽了2次課，感覺實在沒有什麽用。可當她想退款的時候，對方就開始扯皮了，說可以無限循環續聽，退款沒門。
趙梅臨時抱佛腳學的那點家庭教育知識在和安安的相處中根本用不上，因為平時安安都是自己反鎖屋門，根本不跟她交流，母女倆偶爾說句話，可能還會引起軒然大波——有一次，趙梅看著安安從冰箱裏拿出來冰鎮可樂扭開瓶蓋就要喝，善意勸阻說“能不能喝常溫的？”安安立馬怒目圓睜，一腳就又把書架踹倒了。
趙梅也疑惑起來，她感覺即便自己改變得很好，好像也感動不了安安，因為安安不接受她的任何示好、任何愛意、任何包容。趙梅向家庭教育專家求助，那些老師就會指責她“沒有堅定的信念”。所謂的堅定的信念就是：第一要相信自己，第二要相信孩子，相信孩子根本就沒有病，TA隻是心靈受到了傷害，如果家長相信孩子，孩子就一定能好，如果家長堅信自己能成長，就能影響孩子……
“都是一大堆車軲轆話，一堆無法證偽的廢話。”趙梅最後總結道。
嚐試過了住院吃藥，接受心理谘詢和家長學習、成長、改變自己，趙梅內心猶豫，又彷徨糾結——哪條路也走不通，每條路都有無法突破的障礙，但每條路似乎都很有希望。趙梅自嘲得了選擇障礙症。
“走不通的時候，我甚至有過破罐破摔的念頭，逼急了，自己也不想活了。可安安還小，我又如何忍心扔下她？最後每次又逼迫自己重新拾起信心。”趙梅幽幽地說。
趙梅還是不甘心，又掛了安定醫院的專家號，那天排隊的時間特別長，到晚上才能看上。在等待期間，趙梅聽見急診室那邊傳來特別大的喊叫的聲音，她出於好奇，就想去看看來急診的病人會是什麽樣子。
她看到1個穿著黑衣服的女孩，被5個保安架起來——2個保安各抱著女孩的一條腿，另外2個保安各抱一條胳膊兒，還有1個保安按住她的身體。保安們把這個女孩兒從車上抬到急診室的椅子上之後，眼看這個女孩兒一直在大喊大叫，還有誇張的肢體抓狂動作，隻好用膠帶把女孩的手臂捆在椅子兩邊的架子上，把她的雙腿也捆在椅子腿上。女孩不能動了，但是她的喊叫依然沒有停歇。
女孩的媽媽在旁邊，特別著急地在等著丈夫過來拿就診卡辦手續。可能因為特別慌亂，女孩的爸爸像無頭蒼蠅醫院不知所措，被妻子罵了後，一副敢怒不敢言的窘態。趙梅是個利索人，她看不下去了，就幫他掛號，幫他交費，然後幫他們跟醫生交涉。
後來，趙梅了解到，這個叫真真的女孩兒已經服用抗抑鬱藥舍曲林3年了，中間狀態有所好轉時，便沒有經過醫生複診就擅自停了藥。停藥不到3個月，真真突然間就又成了這種瘋狂狀態，在家裏鬧完就跑到大街上喊著要自殺，她媽媽隻好強行找人把她帶到安定醫院來掛了急診。
趙梅問在場的醫生：“真真已經吃了3年藥，為什麽一停藥就這麽嚴重？”醫生謹慎地回答：“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不好下判斷，隻能先通過住院觀察。”趙梅又問醫生像這種情況下要住院住多長時間，醫生說：“至少住1個半月，之後吃藥維持治療，至少要吃1年或者是2年，也可能3年。”
趙梅聽完後，內心也開始崩潰了——要是安安也像真真這樣呢？她對西藥更進一步加深了恐懼。
大家和醫生交流過程中，真真一直在那邊喊鬧，她媽媽嚇得也跟著哭，在場的醫生和護士倒是泰然自若，人家見到這種情況真是太多了。護士後來拿了地西泮針劑準備給真真打針，但醫生說：“必須等她平靜之後才能給她打，如果不平靜打會非常危險。”
真真媽就在那裏一直摁著女兒，安慰她，趙梅也試著去安慰真真。等到真真稍微安靜一了點兒，趙梅趕快去叫護士，護士過來之後，很麻利地給真真屁股上打了鎮靜劑。大約過了5分鍾，真真從特別癲狂的狀態慢慢進入一個特別安靜的狀態，再後來就進入一個萎靡的狀態，像一個有氣無力的小貓，昏昏入睡。
過了2個多月，趙梅聽真真媽說，孩子在醫院住了1個半月，“按精分（精神分裂）來治療的，實際上那個診斷上沒有寫精分，好像是寫的是雙相情感障礙（躁鬱症）”。聽真真媽說，真真在醫院吃了很多藥，還進行了無抽搐電擊（MECT），總之，基本上能用的治療方法應該都用上了。出院前，醫生給真真開了3種治療躁鬱症的藥，要求吃1年到2年，絕對不能停藥。
在目睹了真真的看病過程後，趙梅感慨良多。她意識到至少真真的父母是一起來醫院的，而她是單親媽媽，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獨自麵對。此外，即使如願讓安安住院，安安也需要接受長期的治療，可能需要服藥1年甚至到3年。如果停藥後出現複發，趙梅覺得自己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
所以，她還是在猶豫要不要送安安就醫。
5
很多人會說，如果孩子病得比較嚴重，果斷送醫也許更好吧？總不能看著急症發作而不幹預吧？實在不行，按照精神衛生法的規定，用110加120來強製送醫也行呀。
趙梅表示自己也很無奈，在安安不自願就醫的情況下，她遲遲沒有送女兒住院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怕使用警察和120等方式，會對孩子造成極大的心理傷害。她對此難以承受，擔心母女之間本就不和諧的關係，若再加上這樣的積怨，即使病症得到了控製，安安對她的仇恨也可能會日益加深。再者，按醫生的邏輯，安安出院後還需要持續1到3年的藥物治療，僵持不下的母女關係，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
“每個人都說我太糾結了，考慮的問題太多了。麵對別人的問題，人們都是清醒的，可是一旦問題降臨到自己身上，困難就是困局，這些問題沒有人替我準確解答。”
另外，趙梅說自己的報警經曆也耐人尋味。
在安安生病的過程裏，趙梅共報過10次警，有時是因為安安離家出走，有時是因為安安打她太嚴重被逼的，有時則是考慮把安安送到醫院而報警。接警的警察絕大多數都非常有愛心，非常負責。趙梅以前沒有接觸過警察，但這些特別為一般人服務的警察，讓她真正體驗到了人間真情，這是她之前從未有過的體驗。
其中，有一位臨時被借調到派出所的刑警，小時候的經曆和安安類似，報案那天，他在趙梅家陪著安安一整天，陪她在小區裏散步、一起吃飯，還答應帶她去歡樂穀遊樂場玩過山車，還加了孩子的微信，說隨時可以約他。另一位警察也曾陪安安看了2個小時的電影，看完後還開車帶安安去兜風。還有一位派出所所長來到趙梅家時，在安安的書法桌子上看到了她寫的作品，因為他也喜歡書法，很快就和安安找到了共同語言，他的女兒和安安年齡相仿，後來這姑娘還給安安寫了一封長信，寫得特別真誠和用心，足足寫了3頁紙，還送了電影票和毛絨玩具、紀念幣。
結果，現在安安變得特別喜歡警察，如果有什麽事情，都會主動打110，叫警察來。
“她不是怕警察，反而覺得警察更有職業素養，有溫情，理解她，更有同理心。”
趙梅說，有一天安安又跟她鬧，她把小區的保安叫過來了，安安就跟那個保安說：“你去報警吧！”那個保安說：“為什麽讓我報警？”安安說：“警察比你們這些保安有職業素養！”
當然，每次報警，最後沒有把安安帶到醫院也有其他原因——安安在外人麵前的表演太有迷惑性了。警察來時，安安靜若處子，來趙梅家的警察，沒有一個同意強行把安安送到醫院的，反而都覺得是趙梅這個當媽媽的特別執拗，不講理：“孩子就跟你鬧兩下兒，你就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哪有你這樣當媽媽的？”
趙梅知道他們的好心，但是他們沒有目睹安安發作時的躁狂狀態，不理解她的絕望和窘迫。
6
我和趙梅從去年年底結識，到現在過去半年了，關於她為安安尋醫問藥過程中的艱辛和波折，也許隻有深陷其中的家長們才能彼此感同身受。困在情緒裏的何止是患抑鬱症的青少年們，他們的家長們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北京的各大醫院抑鬱症門診，有太多為兒女治病而心力交瘁的父母。以趙梅為安安代診為例，她去過的北京精神專科醫院可真不少——天壇醫院去了2次，北京回龍觀去了5次，大興區精衛去了3次，北大六院去了3次，安定醫院去了6次，海澱心理康複醫院去了3次，跑矯正機構6個來回……趙梅沒有細算為了女兒總共跑了多少距離，起碼也跑了上千公裏了吧。
與這種頻繁去醫院形成對比的是，大多數家長還是覺得藥物治療不完美。但這是現在最主流的治療方式，服用藥片的成本，比起心理谘詢的費用還是小了很多——心理谘詢費用，一次一小時起碼600到800元，進階一點甚至上千元。
當然，精神科特需專家的掛號費也不便宜，一次起碼也要500到800元。我聽過太多外地家長來北京幫孩子看病的故事，一位從黑龍江來北京為兒子看病的媽媽，看一次病的路費住宿費就3000多，一個專家號就是500元，麵診時，主任醫師也許5分鍾就給他們打發了，複診的結果也許就隻是增加半片鹽酸舍曲林。看著後麵排著長隊候診的病友，這位媽媽還想多問一句，醫生就已經喊出：“下一個！”
“看病太難了！都說什麽高血壓、糖尿病是富貴病，其實青少年抑鬱症才是傷錢的富貴病。”趙梅感歎道。
的確，多少家庭都是舉全家之力來為自己的孩子治病，很多父母委屈自己哪怕幾年都不添新衣服，但隻要孩子提出要求，他們就會竭盡全力去滿足。
“你說，我們這過的是什麽日子呀？”趙梅抱怨道。
安安在學校的催促中，又辦了休學半年的手續。今年5月末，麵對在家無休無止鬧騰的女兒，趙梅又下決心把她送到河北唐山的一家網癮學校——此前那家北京那家矯正機構的老師，因為不滿趙梅太早接安安回家，直接刪了她的微信，趙梅想再送安安去，也是自討沒趣。
“總之走一步看一步，我也不知道前麵是什麽了，起碼她在網癮學校放下了手機，能按時睡覺。”
趙梅的父母也都90歲了，最近母親又臥床不起，親戚們都忙著照顧老人，趙梅也每周排著班去照顧母親。白天她又要忙於工作，能做的就是到飯點兒了給安安訂上外賣，保證她不餓著，其他的，顧不上了。
和親戚聊起安安的事，親戚們還諷刺趙梅優柔寡斷。趙梅愁悶至極，和母親聊起安安，老人說：“過去日子那麽難，我帶你們四個，不都好好的嗎？怎麽現在連一個閨女都帶不好？”
趙梅隻能閉嘴不提。
而跟她一直斷續聯係的張斌，兒子已經因為休學錯過了考大學的機會。張斌也徹底沒有過高的期望了，每周一次去社區醫院裏給兒子做按摩，每天陪孩子在小區裏走5000步，麵對著一個比自己還高半頭的兒子天天待在家裏，他也是一籌莫展。
青少年抑鬱症的識別和治療目前仍是全世界範圍內的一大難題。加上信息不對稱，使得家長們陷入了人人自危的局麵。
在我和趙梅初識的時候，一部名為《困在心緒裏的兒子》的美國電影正在中國熱映。影片講述的是一位父親，因無法理解兒子的抑鬱而一步步走向困境，最終在槍響之後宣告故事終結。很多家長看完電影後表示：“後勁太大了，讓人一直回憶電影中的各種細節，為每個角色而難過，卻又無法在任何一個人身上宣泄自己的憤怒和悲傷。影片中似乎所有的人都有錯，但又好像誰都沒有錯，他們都陷入了親情的迷宮中。”
然而，電影終究隻是一個虛構的故事，現實中的家長們卻需要苦苦探尋為孩子擺脫抑鬱困擾的道路。趙梅，這位困在心緒裏的媽媽還在原地踏步，無法走出這個困境。她看著孩子的情緒一天天惡化，感到非常焦慮和無助。而趙梅的故事隻是千萬個困在心緒裏的媽媽中的一個縮影，這樣的故事每天、每時、每刻都在我們身邊發生。我們不知道何時能夠找到這個謎題的答案。
（本文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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