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GAP的年輕人，去海底撈當服務員
在海底撈打工，也不能和所有的煩惱說拜拜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湧向海底撈。以前，吸引他們的是學生卡打折，而現在，則是打工。
一
體麵的選擇
當一個人身上隻剩四百塊錢，在求職方麵，他不會有很多選擇。創業半年虧三十萬的城哥，就是被海底撈招聘上“包吃包住”四個字吸引的。
人生也不知道是從什麽時候開始搞砸的。在過去的小十年間，城哥做過媒體，也回老家搞過養殖，但如今一切重啟時，他已經住進了海底撈的員工宿舍裏。
宿舍是群租房，離上班的地方不遠。不到十平米的房間裏放了八張床，上下鋪，有點像大學宿舍的感覺。
但年過三十的城哥早已失去了大學時的睡眠。一間宿舍八個人，每人都身處不同的崗位，作息很難統一。幾乎每天晚上，城哥都會被更晚回來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裏兩三點，他才能正式入睡。
在健康證還沒有辦下來的那幾天裏，城哥總是坐在宿舍裏無所事事。
他每天的盼頭就是吃飯。午餐是上午十點半，晚餐是下午三點半，和顧客的用餐時間錯開。飯是專門的員工餐師傅做，葷菜不多，但管飽。
海底撈提供的員工早餐，花樣很多，可以自選
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幾乎可以沒有開銷，每個月有工資，錢還能攢下來。城哥最初的設想就是如此，攢點錢，然後去尋找下一個更合適的工作。
某種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撈上班”當作一場Work Holiday，一種臨時的過渡體驗，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後，一切終究回到正確的軌道上。
嬛嬛曾是“別人家的孩子”，從小到大學習都很好，畢業一兩年就進入了頭部大廠。然而在她眼裏，這份外界看起來高薪而體麵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線上洗大腸一樣，令人作嘔。
每天早上八九點，嬛嬛和形色匆匆的上班族們一起擠地鐵。既不知道自己是怎麽擠進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擠出來的。唯一的感覺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擠爆。
工作裏和客戶無止境的拉扯讓嬛嬛感到疲憊，而另一邊，老家的父母還在電話中催她考公。她終於厭倦了自己一直正確的人生，掀翻了牌桌。
之後的一年裏，嬛嬛幹過直播、擺過地攤、做過促銷和客服......這個“好孩子”幾乎是報複性地體驗了所有軌道之外的生活。不過，沒體驗過餐飲是她一個小小的缺憾。
於是，她想到了海底撈——一個足夠穩妥的選擇。
這是一家幾乎遍布中國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員笑盈盈的麵孔和周到服務堪稱業界標杆。洗手池前的香水、護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鍋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燈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條。
海底撈經典的四宮格火鍋，0元清水鍋讓很多人嚐試到DIY鍋底的樂趣
兩年前大學畢業後，小周成了一名沒編製的小學老師，家長看她年輕，對她的態度就像使喚丫鬟。半夜三更拋過來一道數學題，小周就得從床上爬起來給孩子講，從這角度來看，做老師和做服務員好像也沒什麽區別。
無奈地被拋下也好，主動地跳出也罷，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越來越多高學曆的年輕人來到海底撈。
嬛嬛一組麵試的十個人裏，有一半都是大學生。負責麵試的店長明顯不關心他們大學的等級，隻會給所有人平等地蓋上戳，“在上學”或是“已畢業”。
二
海底撈的秘密
當一個人的身份從顧客轉變成海底撈員工，意味著，有些秘密要掩蓋不住了。
小鴻上一次以顧客身份來吃海底撈，還是去年年底。
那次他帶著女朋友，想有個不被打擾的二人世界。店員貼心地把他們帶到了餐廳裏一個不起眼的位置，卻也始終沒忘記，要在第一時間趕過來，把他們倆杯裏的飲料盛滿。
等穿上海底撈工作服後，小鴻才明白事情沒那麽簡單：“盡量不讓客人倒水”是一項員工必須完成的KPI。
倘若一名服務員“放任”顧客自己倒水，這一幕將被天花板上的監控記為證據，員工可能會麵臨處罰。
小鴻在海底撈的崗位是收台。一般來講，客人結賬離開後，5分鍾內，他就要上前把桌麵收拾幹淨：藍色毛巾擦殘渣，黃色毛巾擦油漬，白色幹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麵，最後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
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個清理過程不能超過十分鍾。如果不幸超時，小鴻就會收到一張“黃卡”，這意味著懲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罰款。
在海底撈，服務員會盡力滿足顧客的各種需求
他來海底撈打工的初衷就是學習。今年25歲的小鴻，算上實習已經在IT行業裏做了四五年。雖然月薪接近兩萬，但他卻總是惶恐，因為擺在程序員麵前，“35歲”是道逃不開的詛咒。
擔心鐮刀落在自己身上，小鴻想換個賽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飲正是他看好的下一個方向。
“都說餐飲很累，海底撈又是行業裏出的名的壓力大，”抱著觀摩學習打心態，小鴻在海底撈體驗了一個月，每天上班10小時，除了收桌子，傳菜、洗碗都要做。
有些餐廳對服務質量的要求精確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內，必須有服務員接待”；還有一些崗位工資也是計件的，傳一盤菜4毛，收一個轉移箱也是四毛，多勞多得。
因此，對於服務員而言，時間就是金錢。每走快一步，就意味著為自己掙得了更豐厚的報酬。所以坐在海底撈裏，你能見到的所有服務員都是腳步匆匆。
小周最開始並不理解這一點，直到她的大步走被貼上了“懶散”標簽。餐廳經理提醒她，在海底撈，小步快走才是標準姿態。
對於高學曆的年輕人來說，海底撈就如同一所社會大學，流水線般的標準服務將重新教會他們待人接物的準則。
嬛嬛在前台站了半個月後，對服務員的“眼力”要求深有體會。看到小孩，要主動贈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動拿來坐墊；看到孕婦，要主動提供話梅、介紹營養菜品......要是等顧客說出來才行動，一切都太晚了。
六一前一天，嬛嬛工作的餐廳為顧客準備的驚喜花束
與此同時，海底撈將員工分為四個等級：初級、中級、高級、擔當，不同級別的員工擁有不同的自由度。
一個前廳的“擔當”，可以獨立安排自己的任務，可以自行判斷給顧客送什麽禮物，也可以協調同級間的工作，而不再需要聽命於組長。
為此，許多入職兩三個月的人，無論年紀、學曆，都在手機上申請成為擔當、並接受考核。
也就是說，在海底撈的江湖裏，不管你是什麽背景，“階級”躍升的通道永遠開放。
三
江湖再見
包吃包住、五險一金、團隊氛圍和諧，海底撈的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們對於穩定工作的設想，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高學曆的年輕人來海底撈，大多隻是短暫過渡。
和小鴻一起進入海底撈的女生，幹兩天就走了。他自己也在日複一日的收台、清盤子中，喪失了工作的意義感。
每天都有人提出離職，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動性成為了海底撈無法撕去的標簽。年輕人來到海底撈隻是為了攢錢、為了生存，但人生總該有些生存之外的東西，小鴻這樣想著。一個月以後，他也告別了這裏。
海底撈的醬料台，提供近20種口味選擇 / 視覺中國
來到海底撈後，身體上的累在蔓延，這是一種疼痛、酸軟、乏力的感覺。
曉涵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過去三個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賜。
她發現自己總是能被奇怪的東西撞到，可能是軲轆快滾出火星子的推車，可能是桌椅不長眼的棱角，也可能是兩三百斤的男顧客。
帶著腿上的淤青回家，媽媽都忍不住問她：“孩子啊，你是去前線打仗了嗎？”
熬過這些身體上的考驗後，真正的挑戰才剛剛開始。這些跳下軌道的年輕人，是否願意真的拋棄學曆與閱曆之別、將自己融入進來？
很長一段時間裏，城哥在海底撈十分痛苦。
他所在的那個門店，就如同一個真實的江湖，“派係”林立。北京來的跟北京來的玩，四川的跟四川的玩，來自貴州的他融不進其中的任何一個“幫派"。
有一次城哥忘了上交手機，工作中被同事無意間摸到了，幾天後，他因此被通報批評，罰了八十塊錢。而舉報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罰款變為獎金進了對方腰包。
雖然轉行了，但城哥還保持著睡前讀書的習慣，但在堆滿襪子鞋子、橫躺著八個男人的狹小空間裏，他卻被舍友嘲諷“裝文化人，假正經”。城哥笑了笑，沒說話。
兩個月一到，城哥拿了七千多塊錢，迅速離開了海底撈。同宿舍的人刪除了他的好友，再沒有過聯係，而城哥也再沒吃過海底撈。
五月份，嬛嬛趕上了一次海底撈內部員工的小團建
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線，而對於那些渴望在工作中追尋更多價值的年輕人來說，海底撈並不是一個完美的選擇。於是兩三個月一到，他們將自己拋向更廣闊天地裏。
而對於另一部分人來說，人生本身就是意義，活著是一場漫長的體驗。從這個角度來說，短暫的海底撈體驗為他們的人生增添了色彩。
紅色的燈牌永遠閃爍在商場最頂樓，不論白天還是黑夜，你到來，它就會跟你say hi。
作者 水兒12 | 內容編輯 百憂解 | 微信編輯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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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丨回扣高達50%，反腐風暴能否終結醫療暴利時代？
撰文｜徐楊 編輯｜周褶褶
出品｜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新一輪“醫療反腐風暴”正在席卷全國。
*實習生肖奕佳、高孜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
1.《醫藥反腐風暴》，財新，2023-8-14
2.《醫療反腐風暴進行時：13省公布舉報方式，年度醫保飛檢啟動》，南方都市報，2023-8-15
3.《宜賓市第一人民醫院原黨委委員、副院長楊利 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廉潔宜賓，2023-7-6
4.《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財政部 國家衛生健康委 國家醫保局 國家中醫藥局 關於深化公立醫院薪酬製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官網，2021-7-6
5.《反腐倡廉成果充分表明中國反對腐敗決心堅定不移》，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7-2-13
6. Fu, H., Lai, Y.*, Li, Y., Zhu, Y., Yip, W. (2023). Understanding medical corruption in China: a mixed-methods study.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czad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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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萬人小區決定推倒重建
文 | 周航
編輯 | 王一然
視頻剪輯 | 沙子涵
房子老了，跟人一樣，什麽毛病都出來了。成都武侯區，說起自家小區，中央花園二期的業主們能滔滔不絕地說上一下午，問題不帶重樣的：光今年，小區已經著了兩次火，三月那次，7棟一單元，二樓空調外機著了起來，等微型消防車趕到撲滅，火勢蔓延到其他樓層乃至單元，燒掉了好幾台空調。
有時起火還有意外收獲。一個業主做著社區網格員，她說，前幾年20棟一次失火，消防隊進去房間後，發現了很多瓶瓶罐罐，“才發現裏麵是製毒的。”小區曾經製毒販毒的還不止一家，僅裁判文書網就記錄了多起案件。
這個令人頭疼的小區位於成都西南市區2.5環，上世紀90年代末建成，是四川第一批商品房。業委會副主任伍大明就是第一批業主，當時他拿到一筆30萬獎金，在這裏買下一套最大的240平方戶型，每平米綜合大概1000元，而在當時，“普遍工資隻有兩三百”。
曾經的富人區早已成了眾人嫌棄的“貧民窟”。現在，光從外觀就能看出它的殘破：成捆的電線粗得像晾衣杆，在空中橫七豎八地穿過；黃牆皮脫落成白的，白牆皮又脫落成灰的；所有頂部都是燒炭似的黑，像有一場大火從天而降過。
在這個擁有72棟樓3300多戶的巨大小區，你永遠感受不到安靜：位於航線下，吃一個冰激淩工夫，頭頂兩架飛機轟鳴掠過；路破得幾乎沒有平地，電動車騎過咣當咣當的；空調水打在彩鋼板上，咚咚咚，響得像甩出麻將牌一樣。至於真正的麻將聲，總是伴隨著喧鬧的人聲，從小區各個角落的茶室裏傳出。
小區裏許多車庫改造成了商鋪，光超市就有19家，理發店不比超市少，餐飲、按摩、珠寶、手機店，生活所需一應俱全，但對一些業主來說，嘈雜的環境也成了煩惱來源。小區門口的超市老板指著對麵樓說，前幾年，自行車在這停不了兩天就會被偷，“這兩年還好一點”。網格員業主則說起一件幾年前的聽聞，“有女生被堵到家門口捅了兩刀。”
●小區裏到處纏繞的電線。周航 攝
●某一樓業主家裏前段時間地磚開裂。周航 攝
這些甚至都不是人們最擔心的。“最大的還是（建築）安全問題。”小區業委會副主任伍大明說，小區當初是本地鎮上開發商建造，質量差，2008年地震後，很多房子更是裂了縫。一些房子幾經易主，伍大明展現的照片裏，有的甚至敲掉了承重牆。
一對夫妻說，不知道為什麽，每隔半個月20天，窗框就會突然搖晃一陣。退休前他們在攀枝花煤炭工作，對放炮聲音再熟悉不過，形容這搖晃聲 “就像放炮一樣響”；另一個靠近馬路的業主則說：“後邊過貨車，很明顯床在動。”
7月一個午後，陳阿姨帶我走進隔壁樓一樓人家，這裏前不久剛剛開裂，五六塊地磚翹了起來，幅度最大估摸有十公分。而在樓棟外圍，裂開的地基下方顯得空蕩蕩的。許多老舊小區如今都在加裝電梯，陳阿姨說，中央花園二期也有業主發起過，但勘探時候說，地基不允許，就沒了下文。
陳阿姨說，小區房子是空心預製板加磚混結構，釘釘子一下就進去了，甚至用不上錘子，而自己單位分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的房子“釘子彎了都打不進去”。
70多歲的陳阿姨現在是小區“自拆自建”的誌願者，跟她一樣，許多人都渴望著小區的改變。她說起一個老人時有些哽咽，老人老伴癱瘓了一直在家，下不來樓，來業委會簽字的時候說，“我存的錢到期了，我不存了，你們趕快拆。”
除了老小區的殘破，讓中央花園二期與眾不同的，正是業主們一直在推動整個小區的重建，不是拆遷、不是改造，而是原地拆除，建成全新的電梯樓。
伍大明是第一個提出這個想法的人。那是五年前，2018年5月，他在業主群提了一嘴，能不能重建整個小區，“不要大家出一分錢”。
小區已經12年沒有業委會了，“因為太爛了”，當時趙濤和幾個熱心的年輕人成立業委會籌備小組，業主群也是新建的，聽到徹底重建，隻覺得“天方夜譚”。“就覺得是個老頭吹牛什麽。”
但伍大明是認真的。他一個同學親戚在成都跑地產項目，他問“我們這麽破的小區能不能重建”，對方覺得可以試試。後來他跟市裏投促局一個處長聊，也得到類似回複，所以起了念頭。
過了兩三個月，聽伍大明當麵說完，趙濤覺得確實可能有戲。趙濤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征求政府支持，專門給區裏和街道征求意見，而得到的回複也讓人欣喜。
2018年12月，成都武侯區委辦公室在網上留言板回複：“如業主都願意改造重建，街道將會同相關部門、企業推動該小區改造重建工作”。
同月，晉陽街道辦事處蓋了章回複：“對中央花園二期的舊城改造，需由95%以上小區業主簽字自願參加在現有規劃條件下的舊城改造。”
●易阿姨住在兒子家，為小區的事坐339路公交車來往。周航 攝
在業主們設想中，小區將原地重建，麵積1:1置換，不用掏錢，隻要容積率從2.0提升到3.5——至少在當時，大家覺得這沒有什麽太難的——他們說聯係的央企也表達了合作意向。
小區有72棟多層住房以及13棟別墅。業委會開始發動業主們的力量，他們招募誌願者，分成十多個組，負責不同樓棟，每個組有小組長，每個樓棟有樓長。
一個小區地產中介主動做了誌願者，利用自己工作便利，征集了“百來個簽名”。他說，誰都算的過來賬，跟周邊兩三萬的新房價格比，這個老舊小區隻有八九千，要是能重建成新的，“兩輩子都賺不到這個錢”。
陳阿姨也是那時候成了誌願者，那天她買菜回家，路過業委會辦公室，看到裏麵聚集了很多人，一聽是要簽字重建小區，立刻就說要幫忙，從此一直幫到了現在。
當時人們遇到最大的難題是找不到業主。小區3300多戶，業委會、黨支部、房產中介都估算，“至少50%以上租出去”。業委會和誌願者隻能私下找物業、社區“偷偷要一些”。
簽了半年，還剩兩三百戶業主聯係不上。陳阿姨跟另外兩個老人堅持到最後，承擔起了又一次的上樓工作。她們年齡相仿，加起來超過200歲。那陣子，每天吃完晚飯，陳阿姨就等在樓下，看到人要進樓就問哪個房的，要是沒簽的，在樓下就把事情說了。沒在樓下等到的就上樓，“哪戶燈亮起了敲哪扇門”，每天都忙到九十點。後來實在爬不動了，樓層高的，隻能叫年輕誌願者上去，而年輕的誌願者其實也快五十歲了。
最讓陳阿姨難受的是碰到罵人的，“理解不了你們怎麽這麽積極，沒有好處這麽拚命幹嘛”，這時候隻能忍著，等對方說完再溝通，最多的業主要聊四五次才打消各種疑慮，按下那個寶貴的手印。
就這樣一戶戶地積攢，到2019年份8月，誌願者找到了絕大部分業主，最終把比例推到了96%。剩下4%各有訴求，比如有車庫的，“要求補償車庫”，還有的商鋪，“要一賠三”。
這時候就輪到伍大明出馬了，在整個小區重建裏，他扮演著決策者的角色，他寫了報告，連帶一疊厚厚的簽字材料，寄了出去。2019年12月，時任武侯區委書記回複，“就納入危舊房改造開展論證”。
但最後論證結果讓業主們失落。“你們小區不屬於棚戶區，屬於商品化住房，現在政策上不能支持。”伍大明說。
就這樣，因為沒有政策支持，重建的事擱置了。
自上而下
伍大明對政策有著異於常人的敏銳度。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大學生，他退休前在內江市中小企業局下屬基金公司工作。很快，他從新政策裏看到了新希望。
2020年4月，成都《城市有機更新實施辦法》發布，列明了三種城市更新形式：保護傳承、優化改造和拆舊建新。
文件出來後，伍大明和趙濤登門拜訪武侯區公園城市局，希望爭取“拆舊建新”。他們都記得，當時主管副局長手頭正在看這份文件，“說我們也正在學習”。
據他們回憶，這次副局長態度熱情許多，說新上任的區委書記非常關注小區重建的事，曾召多部門討論過。這讓伍大明更有信心，他開始又一輪寫信，寄給省、市、區，就連街道，雖然沒有決策權，也會寄一份同樣的，“表示尊重”。
信沒有回複，但2021年11月，時任武侯區區委書記陳麟直接來了小區，並且在短短三個月內來了三次，最後一次是2022年大年初一，同時到訪的還有武侯區區長、街道書記。
在這之前，2021年11月，成都入選住建部第一批城市更新試點城市，是四川唯一一座入選城市，武侯區則成為了成都的先行試點區，一切似乎為新的政策空間打開了窗口。
伍大明等人回憶，會上書記說，區裏其實很重視中央花園二期這一片，區委書記還曾多次暗訪，認可小區種種問題非重建不可解決，但對政府來說，沒有那麽多錢拆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房子還拆不過來”。
區委書記正式提出了“自拆自建”——“修房子的錢居民自己出，公建配套政府來出錢做”，並規劃了四步走戰略：第一步小區業主達成意願，第二步區裏出規劃，第三步爭取市裏政策支持，第四步開始籌錢。政府還對接了銀行，居民可以申請低息貸款支付重建費用。
有自上而下推動，事情明顯進展更快。陳阿姨參加了街道書記在小區開的座談會，書記展望小區未來，“分成4個小區，要修幼兒園、學校、醫院、養老機構”，現在提起陳阿姨語氣依舊非常興奮，“回來真的好幾天睡不著”。
第二天，她就來到業委會要幫忙，之前的老夥伴黃阿姨、易阿姨也都迅速投入了新的簽字工作。不少業主為了表達支持，紛紛送來西瓜、水，乃至風扇、空調。
但這次事情要難得多得多。陳阿姨說，兩個月簽了1200多戶，“簽不動了”，越來越慢，原因也很簡單，“上次不出錢，這次要出錢。”
按照區委書記的謀劃，每戶將保留原來套內麵積，因為公攤麵積大，總的建築麵積將增加10%，按照房本麵積算，即1:1.1置換。建房成本由居民承擔，業委會測算，每平米大概4000元。
如今，中央花園二期住著很多外鄉來的打工人，買下這套“老破小”已經掏空了家底，背著貸款，許多人一聽要花錢就拒絕了。
質疑聲也多了起來，有擔心房子爛尾的，還有質疑業委會從中牟利的。陳阿姨說，有次一個男人醉醺醺來到業委會辦公室，進來就一通罵，說“你們無利不起早，一個月拿大家4000多塊錢，你們還要分房子，一個人幾套”。
麵對大家反對，業委會隻能調整方案——爭取政府支持，小區總建築麵積增加20%，再由開發商把多出來的麵積賣了，可以覆蓋成本，居民就不用再出錢，“相當於大家把多出來的麵積換算成了錢”。
伍大明說，這個方案目前政府沒有明確回複，“不這樣推不下去”。其實他一開始心裏就清楚，對這麽大的小區來說，“出錢肯定是不好搞的”，但當時必須先答應下來，“不然就沒機會了”。
隻要不出錢，事情就好辦了。那個夏天，誌願者打了三輪電話，反複介紹新版方案，到了2022年8月份，同意率超過80%。
這時候，伍大明又想到，業委會成立後，從物業收回了六成停車費，他們將其中一大部分拿出來，直接發放給業主，每平米3塊，但要求本人拿著房產證領取。這種方式很有效找到了聯係不上的業主，原來有顧慮的，趁著領錢，再當麵講解政策，也轉而簽下名字，最後簽字率抬到了95%。
剩下的5%，伍大明用了新方式，公開貼出告示，讓反對者主動提出意見，不然默認同意。
最後有3位業主打來電話表示了反對。伍大明一一記下他們的房號，具體的反對意見沒去問，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將新報告寄給各級領導，“沒有政府支持是做不成的。”
反對者
住在60多棟的獨居女人就是三個明確反對者之一。7月下旬，她在家裏接待了我的來訪。屋子看起來很久沒人收拾了，幾乎沒地方落座，鋼製沙發上堆滿了雜物，椅子上也蒙了層膩物，整個房子散發著一股濃厚的酸臭味，而女人在房間裏也戴著口罩。
這套50多平米的住房，算小區最小戶型，是她唯一的住宅。1996年，她不到30歲，想著女兒要回四川讀書，花了5萬全款買了這套房子，說起這她就很後悔，要是當時在打工的深圳買個小房子，已經不知道漲到多少了。
她有太多理由反對了。不說別的，她語氣高昂地說，自己妹妹家旁邊一個小區，拆遷十多年了，直到現在還沒建起來，現在自己搞重建，到時候爛尾了誰來負責，“我到哪裏去住？”
房子位於三樓，這是她最滿意的一點。一樓二樓潮濕，她這裏能曬到太陽，走起來也不累。
她對小區也有不滿，“自行車丟了9輛了”，她很早就離婚了，女兒在北京也好多年沒有回來，現在幾乎不出門，一天三餐靠外賣解決，搬家對她來說太累了。
在她看來，重建是“業委會想從裏麵搞錢”。就連小區發放公共收益，她也不滿，為什麽按照麵積來呢？收垃圾就是每戶均攤的，雖然不多，一個月8塊錢。
但也不是完全沒可能讓她同意。她說，1.5萬的收購價不行，如果2萬一平米，直接給到她一百萬，她也許就點頭了，“但誰敢保證能拿出一百萬？”
住在60多棟的獨居女人就是三個明確反對者之一。7月下旬，她在家裏接待了我的來訪。屋子看起來很久沒人收拾了，幾乎沒地方落座，鋼製沙發上堆滿了雜物，椅子上也蒙了層膩物，整個房子散發著一股濃厚的酸臭味，而女人在房間裏也戴著口罩。
這套50多平米的住房，算小區最小戶型，是她唯一的住宅。1996年，她不到30歲，想著女兒要回四川讀書，花了5萬全款買了這套房子，說起這她就很後悔，要是當時在打工的深圳買個小房子，已經不知道漲到多少了。
她有太多理由反對了。不說別的，她語氣高昂地說，自己妹妹家旁邊一個小區，拆遷十多年了，直到現在還沒建起來，現在自己搞重建，到時候爛尾了誰來負責，“我到哪裏去住？”
房子位於三樓，這是她最滿意的一點。一樓二樓潮濕，她這裏能曬到太陽，走起來也不累。
她對小區也有不滿，“自行車丟了9輛了”，她很早就離婚了，女兒在北京也好多年沒有回來，現在幾乎不出門，一天三餐靠外賣解決，搬家對她來說太累了。
在她看來，重建是“業委會想從裏麵搞錢”。就連小區發放公共收益，她也不滿，為什麽按照麵積來呢？收垃圾就是每戶均攤的，雖然不多，一個月8塊錢。
但也不是完全沒可能讓她同意。她說，1.5萬的收購價不行，如果2萬一平米，直接給到她一百萬，她也許就點頭了，“但誰敢保證能拿出一百萬？”
最後的機會
眼下，對伍大明來說，最重要並不是消除每個疑慮，而是盡力爭取到最大的政府支持。在他看來，隻要政府正式出麵搭建平台，許多問題，包括三個明確的反對者的要求，都會迎刃而解。
說起沒有開過群眾大會，老人顯得有些無奈，不止一次，業委會貼出公告，要在黨支部辦公室公開征求意見，但“每次就二三十個人過來”。
而像安置費、能不能保留河邊位置一類的問題，遠沒到可以敲定的程度。“如果研究細節其實是搞不成的。”伍大明說，事情要一步步做，今年6月，最新報告已經寄送給了各級領導，申請政府專項規劃，“今年政府有個比較明確的東西就算很可以了。”
很多目光盯著中央花園二期的探索。上海交通大學住房與城鄉建設研究中心主任陳傑說，如果這個小區能做成，“應該是一個曆史性的開創了。”“中國民間自治的力量比較薄弱，這方麵的訓練也比較少。”陳傑說，在城市拆遷中，利益訴求非常複雜，成都這個案例如果居民自發達成了合意，那會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據陳傑了解，國內隻有一個自拆自建成功案例，發生在南京虎踞路，一棟有著26戶居民被鑒定為C級危房的住宅，從籌劃到拆遷，用了8年時間，最終於2022年翻建完工。
跟中央花園不同的是，它體量小得多，形成共識相對容易，另一點，它並沒有增加容積率，是在原地、原麵積、原高度新建了建築。
“（提升容積率）一個是規劃紅線的問題，第二個涉及到公平性。”陳傑說，容積率涉及到公共服務配套等一係列問題，如果提升容積率是可行的，那政府為了公平起見，應該做出公開政策，“明確哪些小區可以提升容積率”，如果隻是特事特辦，“那意義相對就有限了。”
不可忽略的時代背景是，中國大城市已經走過“大拆大建”的年代，大規模棚改成為過去時，如今更多是基於“舊底片”改造和重塑。成都也不例外，前述43號文件明確，“保護傳承和優化改造為主，拆舊建新為輔”。
●中央花園二期小區，河邊的別墅與老樓。周航 攝
2021年8月，住建部專門發布《關於在實施城市更新行動中防止大拆大建問題的通知》，第一條便是“嚴格控製大規模拆除”——除違法建築和經專業機構鑒定為危房且無修繕保留價值的建築外，不大規模、成片集中拆除現狀建築，原則上城市更新單元（片區）或項目內拆除建築麵積不應大於現狀總建築麵積的20%。
對伍大明來說，他們要做的就是擠進這百分之二十，為什麽是他們，原因很簡單，“其他人沒有爭取”。他提到當時區委書記開會，附近多個老舊社區業委會代表都參加了，但除了他們沒人說話。
74歲的伍大明已經沒多少頭發，性子看起來慢悠悠的，聲音低沉沙啞，不靠近聽很難聽清。在旁人看來，伍大明為小區付出了很多。之前，有著高級經濟師職稱的他還在企業兼職貼補家用，這些年忙小區的事，也沒再做了。
和伍大明一樣，業委會主任趙濤性格說話語氣一直都很平和，有誌願者最佩服他們“怎麽說都不會生氣”。趙濤今年49歲了，五年前剛任職時，兒子隻有2歲，最先掌握的詞匯之一，就是“業主”，“電話一響就說業主來電話了。” 家裏人不支持他做業委會主任，他隻能瞞著，到了自己辦的廣告公司，偷偷忙小區的事。
現在，他們能做的就是等待政府回應。不是所有人都那麽有信心，有人提到去年區委書記換了人，擔心新領導的態度；有人說，如果今年再做不成，自己就要搬走了。一些人等不了，覺得沒希望，這幾個月又開始裝修。掛牌售賣的房子也有幾十家，中介說，總有人著急用錢，而買家中也不乏想搏一下重建的。還有人則永遠都等不到了，趙濤說，一個60多歲業主，半年前因為癌症去世了，他曾為聯係開發商積極奔波過。
很多人都把這次看作最後的機會。“這次如果失敗，可能再也搞不成了。”今年74歲的易阿姨說，“我們年齡大了，以後沒得勁了。”
這些為這件事奔忙了5年的老人幾乎都說，“這是為大家，也是為自己”，其實也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兒女們。
退休前，陳阿姨跟丈夫都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們都是工作中的佼佼者。她有兩個兒子，隻上了大專，都在外麵租房住。她有些愧疚，以前孩子跟著他們在山溝溝裏讀書，如果在城市裏或許會不一樣。現在的這套240平米房子是他們擁有的最大資產，如果能換成兩套新房，那會讓兩個兒子都有自己的房子。
“我兒子說‘媽如果你們這要改變了，我都要回來住’，說‘如果不改變，以後我就把這個房子賣了’。”另一個50多歲的誌願者說，“（如果）我孫子以後結婚都住在這，（那他會說）這是我奶奶給我留的，心裏有個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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