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親一起做門衛
1
1995年的夏天，12歲的我考上了縣重點中學，消息很快傳遍了父親老李所在的印刷廠。我考上重點中學這事本不值得誇耀，但有“同行”襯托，那就不一樣了——廠裏別的家屬子弟都沒考上，這讓老李覺得臉上有光，那個夏天，他在廠家屬院裏走路時會故意放慢速度，腰杆挺直，耳朵豎起，等待別人上前和他寒暄，朝他祝賀。
見老李高興，我想，這次他應該不會再找理由拒絕我了吧——讀小學時我就有一個夢想，玩遍縣城裏所有的電子遊戲廳，但這個夢想一直未能實現，因為每次我找老李要零花錢，他都“很巧”剛花完錢買了菜，買了米，買了衛生紙……這次要錢，老李也不缺理由，他說自己得了心髒病，而且越來越嚴重。
8月，老李從省城看病回來，家裏已是債台高築。母親楊玉蘭本在鄉下繭站上班，1個多月前，她請假帶老李去成都看病，回來後，她繼續在家照顧老李。老李是印刷廠紙箱車間的一線工人，不能去上班，終日躺在床上，家裏的收入自然銳減。看著一臉病容的老李，望著愁眉苦臉的楊玉蘭，我早忘了要錢的事。
缺錢對於我們家來說是像吃飯睡覺一樣的常態，已經拮據慣了的父母也從不為錢的事吵架。但這次，背著外債的他們，臉上寫滿壓力和憂愁，隻有說到我即將要去讀重點初中時，家裏氣氛才會輕鬆下來。楊玉蘭笑著問我：“你看書預習了嗎？考入縣一中的都是尖子生，不好好準備，怕是剛一開學就要掉隊。”
日子要繼續，我要讀初中，家人要吃飯，買房看病借的錢要還。楊玉蘭急著要回繭站上班，老李剛能下床走路就去找廠領導，要求重返崗位。他的身體無法再幹重活了，想讓廠裏給他安排個輕鬆點的工作，工資低點也行，於是主動給廠裏寫了承諾書：“本人帶病工作時身體出了問題與工廠無關，是自願行為。”
廠裏也不是沒有輕鬆的崗位，比如在廠機關坐辦公室。但老李知道，印刷廠總共不到兩百名職工，除開生產一線的工人，廠機關各科室裏已經人滿為患，比如駕駛班攏共八個人，會開車的司機隻有四個，剩下的都是“管理人員”。
廠長讓老李回家等通知，於是他成了“待業中年”。
晚上在家，老李盤算著，不能讓楊玉蘭一人掙錢養家，他也要出去找事做——頭一年，我們縣城已有國企改革，工人大批下崗，那些下崗工人有的擺路邊攤賣小吃，有的去餐館當服務員，還有的去私企打工——但這些工作顯然都不適合已經48歲、有嚴重心髒病的他。
半夜，我起床如廁，發現老李坐在牆角的一個小凳上，背對著我，肩膀一聳一聳的，好像是在哭泣。我眼睛濕了，走過去摸摸他的肩膀。老李轉過頭，眼露欣喜——原來他一手拿著皮鞋，一手握住刷子，正在用塗了鞋油的刷子擦皮鞋。
“你看我刷得好不好？原來擦皮鞋這麽簡單。我想好了，明天我就去擺攤刷皮鞋。”
我質疑道：“擦皮鞋也是體力活兒啊，你身體受得了嗎？”
“沒事。大不了擦一次，歇一會兒，再繼續。”老李又說，“隻能這樣了，難道這世上還存在一種隻用坐著、什麽都不做的工作嗎？”
第二天，還沒等到老李出去擺攤，他理想中的“好工作”就真的被盼來了——印刷廠門衛室有一個老頭要退休了，空了一個缺，廠長問老李：“願意幹門衛嗎？”老李說：“求之不得啊。”
老李要去當門衛了，他笑著對我說：“你也知道我這病，不知道哪一天人就沒了。我不在了，你媽一個人很難供你讀書。醫生說我這病氣不得，想我活久點，就不要惹我生氣。我爭取活到你考上大學的那一天。”
他的話聽得我直冒冷汗，仿佛我一不小心就會成為謀殺犯。
2
印刷廠的工廠區和家屬區連成了一片，工人和家屬共計三百餘人，全從一個大門進出。我曾在周末騎自行車逛遍了縣城所有的工廠、學校、機關，每到一處大門，我就徑直騎入。這時，總有表情嚴厲的門衛攔住我，問我“做什麽？”我也不答，轉身離開。
我目的已達到，那就是觀察各種各樣的門衛。大部分門衛盡職盡責，陌生人根本混不進去，我隻有一次趁一個門衛上廁所，進了一家罐頭廠——其實那個門衛也挺負責的，他守門時一直盯著大門，連去上廁所都是小跑。
順利通過門衛關卡後，我如入無人之境，徑直騎過廠區，到了工廠辦公樓。我從容地停下自行車，走進辦公樓，每個辦公室的門上都掛了標識牌。我發現官越大，辦公室隱藏得就越深，比如，廠長辦公室都在走廊最深的盡頭。通過半掩的門，我發現無論是廠長還是科長，都無一例外在看報或打瞌睡。
很顯然，整個工廠，工作最認真的無疑是守大門的門衛。如果將縣城的這些單位比作一個個堡壘，門衛無疑是堡壘的第一道防線。然而，諷刺的是，守這第一道防線的，竟多是老弱病殘。
印刷廠也不例外，門衛崗設置了兩個保安，除了老李，還有老劉——劉叔的眼睛高度近視，戴的鏡片一層裹著一層，一圈圍著一圈，據說有上千度，幾乎就是殘疾人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劉叔怎麽能勝任門衛工作呢？畢竟這個工作是要防止廠外的人混進來，我懷疑，若有一個人進廠，劉叔會看成是兩個並排行走的雙胞胎。
事實證明，我想多了，很多時候劉叔並不看廠門口，而是看他最愛的《足球報》。他常倚靠在門衛室的藤椅上，雙手將報紙貼在臉上，神情享受。我猜，劉叔可能練成了聽音識人的功夫，像《射雕英雄傳》裏的瞎子柯震惡，不用看也知道來者何人。
印刷廠的門分為大門和小門，小門挨著門衛室，隻過行人和非機動車。大門過機動車，平時關閉，有車要通過時，門衛才離開門衛室，跑去手動推開兩扇鐵門，放車通行。
老李和劉叔每天各上12小時的班，白班，夜班，隔幾天換一次。夜班從晚上8點上到第二天早上8點，對於一個剛從死亡線上回來、仍靠吃藥維持生命的心髒病人來說，無疑是項艱難的挑戰。
老李剛上夜班的那個晚上，我把鬧鍾調到半夜1點，醒來後我便出門去看老李——楊玉蘭去鄉下前偷偷交待我：“你爸第一天上夜班，半夜你一定要去看看他犯不犯病。”我問她，如果老李犯病了呢？楊玉蘭說：“那你就送他去醫院。以後，老李就不上班了。”
9月，天氣開始轉涼，我穿了一件厚外套出了家門。我想，對工作一向一絲不苟的老李此刻肯定坐在門衛室裏，眼睛瞪得像貓頭鷹一樣，一動不動地監視著大門。可走到廠門口，我才發現他早已把進出車輛的大門和行人通行的小門都關上了，小門沒有鎖，人可以推開，而他已經斜躺在門衛室的椅子上睡著了。他的頭向後懸空仰著，嘴巴微微張開，嘴角還流著口水。我悄悄走到他旁邊，坐在另一張椅子上。
這時，一個人從廠外回來，推開了小門，鐵門發出“吱呀”的聲響，老李一驚，睜開了眼睛。他往外望了一眼，確定推門的是廠裏的職工，便沒再管。等那人走了，他出去關上了小門。
老李發現了我，問我為什麽半夜跑來？我說：“看你犯病沒。”他有點感動，說我真的長大了。我說是楊玉蘭叫我來的。老李說：“不管誰讓你來的，你能來，真不錯。”我說，我不來，楊玉蘭回家會打我的。
我問老李，為什麽不讓小門一直開著，這樣進出的人就不會吵著他睡覺了。老李略帶嚴肅地說：“如果門開著，小偷溜進廠，我也不知道了。”
老李當門衛之前，印刷廠發生過一起盜竊案——有人趁門衛去上廁所，將車間裏的設備偷運出了廠。廠裏追究責任，分管保衛科的副廠長罵保衛科科長，科長罵門衛，門衛無人可罵，隻得罵天。因為抓不到小偷，最後門衛賠了一個月工資才算了事。後來，保衛科科長一拍腦袋，想出妙計：門衛若去上廁所，得先鎖住大門，待方便完後再來開鎖。從此，隻要廠大門被鎖，進出大門的人和車隻得乖乖地聚在門口等待。從來沒有誰如廁，能引起這麽多人如此深切的牽掛。門衛在廁所裏也不急，他感覺此刻蹲著的自己，擁有最大的權力：“就是天王老子來了，也得等我。”
我問：“這一會兒就進出一個人，你睡得著嗎？”
老李精神一振，興奮地說：“今天我才發現我的一項天賦——很多人半夜一被吵醒就很難入睡，可我今晚被吵醒了幾次，都很快再次入睡。原來我天生就是做保安的料！兒子，希望我這個天賦能遺傳給你。”
我連忙擺手：“不，我不要這個天賦，我可不想當保安。”
老李當然明白我的意思——雖然勞動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在部分人眼裏，門衛低人一等。有些外廠來送貨的司機，還沒到大門口，就不停按喇叭催促，老李要是跑慢了，對方便吼他：“耳朵聾了嗎？”有時老李分了神，沒注意到喇叭聲，待他反應過來要去開門時，司機已罵罵咧咧地下了車，粗暴地將鐵門“嘭”的一聲砸開。
老李說他是開玩笑的：“你當然不會當保安了，你將是我們李家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
3
楊玉蘭在繭站上班，平常家裏隻有我和老李兩個人。我讀初中後，中午、晚上要回家吃飯，輪到老李上白班時，他就要抽空回家做兩餐飯——可門崗不能缺人，於是我一放學便飛蹬自行車，去接替老李的工作，變成印刷廠的“臨時門衛”。我的門衛職業生涯就是從13歲開始的，每日中午、傍晚的吃飯時間各上崗一次，每次半小時。
我從未想到，有一天我和老李都當了門衛，我們成了“門衛世家”。
門衛的職責之一是防止廠外的人進入廠內，那就需要認識廠裏的三百餘號人。這對我來說不難，我在廠裏長大，廠裏哪隻母狗和公狗是一對我都能準確分辨，更何況是人。有時遇到陌生人要進廠，我便像哲學家一樣對他進行人生終極拷問：“你是誰？到哪裏去？幹什麽？”一開始我害羞膽怯，在門衛室裏正襟危坐，但我漸漸發現，過往行人來去匆匆，沒有誰會刻意停下腳步看一眼坐在門衛室裏的翩翩少年，即使有人留意到了我，也隻是微微一笑：“小李，幫你爸守門呀？”我就點點頭。
當然，這種招呼隻限於我當門衛的初期。後來，跟我打招呼的人漸漸變少，畢竟，一打招呼就得微笑，一微笑就得舒展臉部肌肉，每天那麽多人進出大門，若門衛都微笑招呼，怕是會麵癱。
家屬區的小孩們上學放學也從大門過。他們看到平日裏一起玩耍的同伴竟然當起了門衛，無不驚訝感歎。我的好友唐遊和餘力經過大門時，唐遊先說：“喲，你在這裏幹什麽？”我說我在掙錢養活自己。餘力說：“哇塞，我們廠什麽時候招童工了？還是個兒童保安呢！”我不好意思地笑，說道：“小屁孩們，趕緊回家，別影響叔叔工作，我要防止小偷進廠。”餘力說：“還防小偷呢，我看你唯一能防的是廠外的螞蟻爬進廠裏。”
中午放學，我騎車到門衛處，一般是12點25分，老李瞟一眼手表，便急匆匆地小跑回家。我家就在家屬區的單元樓上住，老李跑過3個車間，1個消防水池，繞過2棟大樓，再爬1層樓梯，就到家了。
沿途工友喊道：“老李，慢點兒！別又犯心髒病了。”
老李笑笑不語，他慢不下來——雖然他早上上班前已買了菜，洗淨切好；雖然12點05分的時候他趁上廁所跑回家揭開煤爐子，接水，蒸上了米飯；雖然他已經盤算好炒菜每一步最省時的方法——但時間還是很緊，連炒菜帶吃飯，不能超過40分鍾，不然去換我時，我就會沉下臉埋怨：“咋這麽久？”
所以，每當他喘籲籲跑回門衛室，總是會看一眼手表，說：“1點12分，還行。快回去！”或說：“1點過5分，還早，回去吧。”或說：“1點18分了，時間晚了，你要吃快點！”
有一次他來接替我時，說粉蒸肉沒蒸好，讓我將就吃點泡菜下飯。我不滿，問他為什麽不早點把肉蒸起？他說上廁所耽擱了，跑回家太匆忙，沒注意就把蒸肉的水倒多了。我氣呼呼地回到家，粉蒸肉果然沒蒸好，我就用筷子刨開表麵的肉，希望下麵是我愛吃的南瓜。我想著南瓜易蒸熟，用來下飯也不錯——但粉蒸肉下麵竟然是土豆，是老李喜歡吃的土豆！我放下筷子，眼淚就湧了上來。
1994年家裏買房，次年老李生病，這些事撞到一起，家裏欠了1萬多元的外債。父母要還債，於是製定了嚴格的“節約製度”，包括每隔3天才能吃一頓肉。那時中學男生流行追足球明星，追球隊，買自己喜歡球隊的球服。山寨球服50元一套，父母自然也不會給我買。上課時，班裏的男孩有的穿著黃色的四川全興，有的穿著紅色的曼聯，有的穿著白色的皇家馬德裏，隻有我沒有球服，我坐在教室裏，恨不得找個洞鑽下去。沒錢買球服，我也認了，但每隔3天吃一回肉是我平日唯一的念想。可今天，連肉也吃不成了。
那天下午，我沒有吃飯就去上學了，經過大門時，老李驚訝地問：“今天吃這麽快？”
我沉下臉，沒有理他。
可放學回家見到老李，我的氣就消了。因為他又使出了“絕招”——他摸著胸口說：“粉蒸肉蒸好了，你可以吃了。”
老李得心髒病後，每次隻要他一摸胸口，再配合一個難受的表情，我就知道我肯定又做了什麽惹他生氣的事了。哪怕是小事，也已經升級為人命關天的大事。不管他說什麽，我都要態度良好，否則，我就成了謀殺犯。
4
與老李相比，我做門衛的時段，工作更清閑，畢竟中午晚上工人都要回家屬樓吃飯，門口過往行人較少，我不用一直盯著門口，隻需要豎起耳朵留意過往汽車的喇叭聲。
有的司機很親切，輕點喇叭，喊道：“小弟弟，開下門，謝謝！”我便快步上前開門。有司機狂按喇叭，尖著嗓子吼道：“守門的！搞快開門！”我就無動於衷，等他下車走來門衛室，我才“恍然大悟”：“有車啊！剛才沒聽到。”然後慢騰騰地起身，不急不忙地拉開椅子，把門衛室桌上的書報整理好，在司機急不可耐的眼神中，再去開門。
雖然做門衛有過不開心，但大部分時間我還是樂意去幫老李守門的。少年時代，老李的門衛室就像一個寶藏，對我有致命的吸引力——那裏有各種報紙和雜誌，是我的快樂源泉。
每日，騎著永久自行車的郵遞員會在印刷廠門衛室前停下，我會目不轉睛地盯著他自行車後輪支架上馱著的綠色郵袋。那時候廠裏各科室、車間、家屬區的居民訂閱的報紙、雜誌都要先送到門衛室，門衛收檢、標記後，再等人來取。這些讀物被取走之前，我可以先睹為快。老李常叮囑我：“看可以，但看之前把手洗幹淨，而且不能折疊，損壞讀物，因為那是別人的東西。”
在物資匱乏的年代，有閑錢常買這些不能當飯吃的報刊的家庭不多。我家經濟條件不好，但我絕對是廠裏讀過最多報紙的孩子。我一邊看著報，一邊不由自主地唱歌：“我是如此平凡，卻又如此幸運，我要說聲謝謝你，在我當門衛的每一天。”
我也不是一開始就愛讀報。車間、科室訂閱的報紙多是《人民日報》《四川日報》《參考消息》，而我最愛看的鄭淵潔童話卻沒人訂閱。老李說，反正閑著也是閑著，倒不如讀一下這些報紙：“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比如這張報紙——”我問他報紙美在哪裏？他翻開《人民日報》的文學副刊，指著那上麵的散文、詩歌說：“這些文字多美啊。”我想，讀報總比呆坐好，便真的讀了起來。
幾天後，我對老李說，我也發現了美。他驚喜道：“把你的美給我分享一下呢？”我拿來一張《四川日報》，興奮地指向體育版麵中的四川全興足球隊的比賽新聞。老李無可奈何：“學生還是少關心這些吧，影響學習！”
報紙看得多了，我也漸漸認同裏麵的觀點。有時候讀完一篇報道，甚至還會仰天沉思。能想象嗎？一個13歲的少年，每天在門衛室裏思考我國的東西部差距如何縮小，農村貧困人口怎樣脫貧奔小康……
當我喜歡上讀報以後，我就不催促父親快點做飯、吃飯了，甚至勸他不要急：“你慢點，小心身體，我可以多守一會兒。”但每當我看報看得正興起，廠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會過來拿走報紙。這就好像饑餓的人正在享受一頓美食，卻突然被人硬生生地把碗端走了。我不能說什麽，畢竟這些報紙不屬於我。
後來我發現了規律：工作人員每天12點40分左右過來拿報紙，而我每天12點10分接替父親上班，我可以在這半個小時裏盡量多讀一些感興趣的內容。慢慢地，我加快了閱讀速度，先一目十行讀完《參考消息》的中國新聞版麵，接著讀《四川日報》的足球新聞，最後再看《人民日報》文學副刊的散文。一直到高中畢業，離開縣城前，我幾乎每天都讀這些報紙。
現在想來，日複一日的閱讀影響了我的一生。它對我後來的高考語文作文有幫助，給我工作後寫各種報告總結打下了基礎。人到中年後，我又自然而然地愛上了寫作。而這顆寫作的種子，萌芽於印刷廠的門衛室。
5
廠裏有個小孩叫陳斌，一次，他和我爭論“李尋歡和楊過誰更厲害”，他爭不過我，便罵道：“你和你爸都是看門狗！”
周圍的小夥伴都安靜了，齊刷刷地看著我。我感到極大的侮辱，氣得嘴唇抖動，雙手握緊拳頭。大家都以為我要動手，紛紛露出了期待的眼神，等著看一場免費的武打片，我卻隻用右手指向陳斌，惡狠狠地說：“你等著，有種別走！”
他摩拳擦掌，一臉不屑：“我沒說要走啊。”
我說完就喘著粗氣走了，我不會再回去找他，這是我懲罰他的方法：讓他幹等。我不想就做門衛的事和任何小孩發生爭執。
當天晚上，老李看我沒吃晚飯，情緒低落，就問了我幾次，我便把這事告訴了他。
老李說：“我們本來就是看門的啊！世界上看門的又不隻有我們兩人，邊防戰士守衛邊疆，看的是國門；郭靖和黃蓉守衛襄陽，看的是城門；我們兩人看的是廠大門，守衛的是全廠三百人的財產安全。我們和解放軍戰士、郭靖和黃蓉一樣，都是英雄呢。”
聽他這麽說，我心情好了點，又問他：“既然是英雄，他為什麽還要嘲笑我們？”
老李又說，這世界上總有一些人為了獲得優越感而去嘲笑弱者：“這令人難過。”但如果我們自己先學會自嘲，那就沒有人能傷害我們了：“自卑隻會讓人越來越弱，自嘲讓我們越來越強。”
從此，陳斌隻要一從廠門過，我就伸手攔他：“把書包打開，我懷疑你偷了廠裏的東西。”
“你憑什麽？”
“憑我是守護全廠三百人財產安全的門衛，憑印刷廠保安條例第二十五條。”這是一部我胡編的、根本不存在的條例，“你可以拒絕檢查，但你將承擔法律後果。”
最後，他隻得打開書包讓我檢查。
陳斌可不想讓我天天看他的書包，特別是他書包裏的那些不可描述的漫畫。幾天後，他來到門衛室，嚴肅地對我說：“我想了想，我認為你和你爸是我們廠的英雄，你們守護了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
我立即笑著和他握手言和。
工人們的收入不高，很少有人舍得花錢給自己訂報，但不少人會給自己的孩子訂學習輔導類的雜誌。陳斌的父親從印刷廠辭職下海了，在菜市場賣魚，收入頗高，陳斌他媽立誌讓兒子將來成為作家，給他訂了好幾種雜誌。每次雜誌一到，陳斌從大門路過，我就提醒他：“你的書到了。”陳斌像是沒聽見，仍埋頭向前，我跑上前將書遞給他：“你的書！”他回頭瞟了一眼《作文通訊》，用手擋住，尷尬地笑道：“不急，你先看幾天，我再來拿。”
我說我已看過一遍了，他說：“一遍怎麽夠呢？多看幾遍，才能吃透書裏的內容。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後來我才知道，陳斌這麽好心是有原因的——他每次將雜誌拿回家，他媽就會立馬讓他摘抄範文、仿寫作文，這讓他頭痛不已。
那天，已經走遠的陳斌又跑回來，悄悄提醒我：“不要把《作文通訊》交給我媽，我再強調一遍！這個雜誌是用我的名字訂閱的，你如果交給她，要負法律責任！”
6
我上初二後，因為迷戀電子遊戲，再加上對英語一直未能入門，導致嚴重偏科。等到1998年的中考，我沒能考上重點中學，而是進入了一所較差的高中。禍不單行，才高一，我就得了一場大病。學業不佳，身體也不好，16歲的我決定退學。父母也沒有多說什麽，他們同意我的決定。
那是一段難熬的日子。身體康複後，每天除了給老李送飯，我幾乎都不出門。我每天在家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沒事找事做，把一個個蜂窩煤從陽台搬到廚房的煤爐子旁，把家裏的衣服一件件拿出來折疊整理，用抹布擦洗家具的每一個角落……就是為了消磨時間。
我也不再去接替老李當門衛了，我怕進出的小夥伴看到我，問我為什麽最近沒有去學校。我退學的事，父母從來沒對外人說起。
就這樣過了差不多一個月，12月的一個晚上，老李說他通宵夜班，讓我陪他，因為他最近感覺心髒不好，怕夜裏犯病。
當了3年臨時門衛，我還從來沒有陪老李值過通宵夜班。天氣已經很涼，晚上12點過，我和老李坐在值班室裏，就靠個燒炭圓的小煤爐取暖。我和老李幾乎沒有說話。這幾年隨著我進入青春期，和老李的溝通越來越少，退學後，我心情不好，就更不想和人說話了。老李開口，讓我先斜躺在椅子上睡覺，說他睡不著。我閉上了眼睛，其實我也沒睡著。
不知過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被一陣“哐當”聲吵醒——原來是老李在開小門。再一看，是陳斌和他爸要出廠。他爸騎一個拉貨的三輪車，後麵裝滿了幾個桶和盆。盆裏的水在蕩漾，密密麻麻的魚擠在水裏。
陳斌在後麵使勁推著三輪車，他爸一邊騎一邊抱怨：“我叫你在家睡覺，明天去讀書！”
陳斌也很氣憤地說：“我說了，我不想讀書了，我就想跟你去賣魚。”
“賣魚有什麽好的？”
陳斌指了指坐在門衛室的我說：“你看，李翔都跟他爸學當門衛了，子承父業有什麽不好？”
我想解釋一下，但很快，陳斌就和他爸走遠了。
我看了一下老李的手表，才3點過，問：“這麽早就要去賣魚？”
“是啊，不然怎麽能賺到錢？”老李說，陳家父子要去菜市場占攤位——陳叔為了省錢，沒有租市場裏的固定攤位，隻能每天早上去搶位置好的移動地攤。又說，陳斌最近經常和他爸一大早去出攤。
以前，我挺羨慕陳斌，家裏經濟條件好，他爸經常給他零花錢。可原來這些都是他爸這麽辛苦換來的。陳斌的學習成績一直不好，中考考了一個更差的職高，他一直說他不想讀書了，原來是想去賣魚。他終究沒有活成他母親希望的那樣，成為一個作家。
醒了後，不知不覺，我竟然和老李說了很多話。後來剛要閉眼休息，卻看到一個胖胖的身影騎著自行車過來了。是趙大娘，她穿著環衛工人的衣服，把掃帚別在自行車後麵的坐板上。
那是4點過。老李幫趙大娘打開小門，趙大娘對老李微笑示謝。老李說，她每天早上都是這個點去掃街，因為環衛工人要在6點半之前完成所有街道的清掃工作。
趙大娘的女兒跟我在同一所高中讀高三。老李說，趙大娘曾說，她自己工作辛苦點沒事，隻要女兒考上一所專科學校，她就心滿意足了，“這樣女兒就不用像我這麽辛苦了”。
接著，我跟著老李巡邏。他鎖住大門，持一個手電筒，走過各個廠區，家屬樓區，用電筒照射各個區域，看有沒有異常情況。回來後，4點半了，接下來，老李就停不下來了：有一早出門的出租車司機黃叔，有推車賣早餐張阿姨夫婦，還有去街頭撿垃圾的趙老頭……那幾年國營印刷廠改革，效益不好，很多工人都下了崗，他們艱難地自謀生路。每出去一個人，老李就把這人的故事講給我聽，我跟他們同住一個廠家屬院這麽多年，才知道原來每個人都有那麽多故事，都在努力地活著。
天漸漸亮了，東方的天空出現一片紅霞，又是一個晴天。我感歎原來這麽多人都過得很辛苦，老李問：“然後呢？”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老李要我說什麽。
老李說：“大部分人都活得很辛苦，但即使這樣，你發現沒有，今天早上出門的每個人的臉上都沒有愁苦。有人的臉上是希望，有人是自信，還有人是認真。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特點，在任何時刻都不灰心喪氣，隻要明天比今天過得好，那怕隻是好一點點，我們就充滿力量。”
老李的話讓我陷入了思考，我回去之後翻來覆去，再也睡不著。
7
幾天後，我告訴老李，我要繼續讀書，我計劃明年9月重新讀高一。
我知道要想重返學校，最大的“攔路虎”就是我初中一直沒有學懂的英語。不過，想想廠裏那些辛苦的人，我學習的苦又算得了什麽？我開始起早貪黑，從初一英語課本的第一個單詞背起，每天看中央電視台教育頻道的初中英語課堂，用大半年的時間在家自學初中英語。
1999年9月，拿著醫院開的病已痊愈的證明，老李帶著我回到高中。班主任兌現了他一年前的承諾，幫我辦妥了入學手續，插班到了高一一個新班級。重新開始正常上學了，我的門衛工作也恢複了。從那時起，我除了每天在門衛室看報紙，還會趁四下無人的時候背單詞，做數學題。
2002年8月高考成績出來，我如願考上了理想中的大學。老李也在那月退了休（他年輕時在高海拔大山上當過伐木工人，可以提前5年退休）。就這樣，我和老李同時告別了門衛工作。
大學畢業後10多年，我搬過幾次家，每到一個新小區，我最先混熟的人總是小區的門衛。我總在晚飯後的散步時間不知不覺走到門衛室，給裏麵的人發一支煙，笑著喊一聲“師傅”，和他毫無障礙地閑聊起來。我知道，門衛是這個世界上最平易近人，最沒有架子的人了。
談到門衛工作，我總是滔滔不絕，對方會忍不住問：“你咋如此熟悉門衛？”
我說：“我從初中就開始當門衛了，我是‘門衛世家’。要不，我跟你談談往事？”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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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風村養殖戶一家的命運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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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是在這個雞場附近出生的。”2009年，站在廢棄的舊屋門前，桂霞對6歲的女兒增欣說。
幾間舊屋經過幾十年風霜的磨蝕，屋頂大多已經坍塌，有些牆體也崩裂掉落了大半，就像被雷電劈開的老朽的樹，地上都是散落的紅磚塊和灰瓦片碎片，踩上去會發出“叭叭”的脆響。
桂霞來這裏，是要揀些完好的磚塊運回去，建新的雞舍和豬舍。這些曾當作雞舍的舊屋，是他們一家在幾年前廢棄的。他們曾在這裏養了上千隻雞，桂霞常在清晨5點多，天地還渾濁不清的時候就起床幹活了。她能見到雄雞伸長脖頸，使盡力氣啼鳴，宣告新的一日來臨。
女兒增欣就出生在雞舍附近的舊磚瓦屋裏，是在隔壁村的接生婆的幫助下生出來的，現在已經像這山村裏活脫的小野兔。而11歲的兒子增豪已是家裏的半個勞力了，跟妹妹來這裏玩耍不同，他拉上了村裏三二個同齡的小孩，一起幫著桂霞搬運磚塊。
幹這類重體力活時，身為一家之主的董義昌幾乎總是缺席的，桂霞一直是中堅力量。對於兩個孩子來說，這並沒有什麽不尋常的，他們早就習慣了。小增欣隻知道，爸爸的手腳不太好，常常是在後麵指揮。她並不知道爸爸從前是麻風病人，把時間再往前挪四五十年，那一排倒塌的舊屋，其實是爸爸和病友們的宿舍。
董義昌就在從前隔離治病的麻風村為自己安了家。年複一年，塵埃在舊屋上覆上去，一層又一層，好像所有人都忘了這個地方是怎麽來的。
話說回來，增欣出生的那年也不太平，非典爆發，恐慌的人們把商店和藥店裏的醋和板藍根搶購一空，又迅速戒食任何可能傳染病毒的禽類。雞肉被清出餐桌，雞就跌成了白菜價。到了5月，疫情逐漸平息，雞終於被確認是無辜的，董義昌看準時機，立馬進了1萬多隻雞仔，拚數量、拚苦幹、拚運氣，順利迎上雞市重新飄紅，賺了1萬多塊。
那年年底，增欣的出生再一次確認了這一年對於董義昌一家的非凡意義。董義昌的快樂洋溢到了給女兒起的名字上，“欣”字既寓意著欣喜，又傳達了對“欣欣向榮”的期盼。增欣滿月時，董義昌在村中地堂擺開五圍酒，叫妻子桂霞劏了七八隻新鮮肥美的雞，做成了化州人最愛的白切雞端上酒席，請親友們吃了個痛快。董義昌向來聲量大，喜歡熱鬧和排場，可他並不沾酒，就喜歡和朋友待在一起，一塊吃好吃的，一道吹水侃大山。
桂霞是從外麵來的健康女人。1992年她搬來跟董義昌一塊住時，兩人全部值錢的家當就是一台18寸的黑白電視機，一輛鳳凰牌的舊單車和雞場裏的幾百隻雞。那時無人看好他們，連政府補貼的一點生活費也被院長“回收”了，不少村民等看董義昌的笑話。
一年後，兒子增豪出生了，董義昌想著一家人平安就好，即使賺了點錢也要耐住性子，再悶聲多賺點奶粉錢。這可快把他憋壞了。現在女兒滿月，他終於有機會高調慶祝一番了——他已經45歲了，在人生走了近半程之際，竟如尋常人家一樣兒女雙全，縱然以前再抱怨上天不公，如今看來，命運待他原也不薄。
2
董義昌一家生活的這條村叫做茶根村，是粵西小城化州市的一個麻風村。化州市在地圖上狀如坐獅，茶根就坐落在獅子屁股位置的同慶鎮。董義昌20歲那年從近百公裏外的獅子口文樓鎮跋山涉水來到了這裏。
小增欣對爸爸的過往並不知情，她隻知道，從小爸爸就很寵她。每次她和哥哥鬧別扭，哥哥把她弄哭了，爸爸總是會罵哥哥。有時她會故意去惹哥哥，打哥哥一下，等哥哥用力打回來，她就“哇”地一聲哭出來。爸爸看到了就瞪眼罵哥哥。她表麵裝無辜，心裏卻覺得爽。
小增欣真是天生的鬼靈精怪，小時無論是跟媽媽爸爸還是跟爺爺一起睡，都要抓著大人的耳朵才睡得踏實。那時爺爺也住在這個村裏，和另一個年紀相仿的歐爺爺住在一起。爺爺是附近有名的獸醫，總有法子讓生病的牛好起來，他會根據病牛不同的症狀，拿不同的草藥給人家，交代叫牛吃下，那些牛歪著嘴巴不停地嚼啊嚼，慢慢地，就又能起身走路幹活了。
爺爺時常要踩單車去附近的村子給牛看病，他出門時，增欣便鬧著要一起去。爺爺騎的是老式的雙杆直筒車，車子高，拐彎不太靈活，爺爺生怕小小個的孫女從車上摔下來，或是小腳丫不小心伸進車軲轆裏，便用背馱著她。遠遠看去，就像背上馱著一個包裹。
增欣是爺爺和媽媽帶大的，在她的記憶裏，很少有爺爺和爸爸在一起畫麵，他們父子間的關係似乎很寡淡。爺爺用木頭給她和哥哥各雕了一個小葫蘆，還和媽媽一起給他們做了狗牙項鏈——每次家裏劏狗吃，媽媽就會把狗牙保存起來，時長日久，積累得多了，就給了她和哥哥一人做了一條項鏈。增欣的那條要更精致一些，每顆牙齒都是仔細打磨光滑的。爺爺和媽媽相信這項鏈能為她驅邪，庇護她健康平安長大。
媽媽還會用狗尾巴草給她編織各種各樣的小動物，兔子呀、狗呀。她覺得媽媽好厲害，喜歡像一塊磁石一樣貼著媽媽。可是她覺得媽媽更疼哥哥一點，因為每次他們惹爸媽生氣了，爸爸總是打哥哥，而媽媽就打她。她生氣地問媽媽：“為什麽不打哥哥？”但即便媽媽打了她，她還是最喜歡媽媽，要跟哥哥爭寵。
桂霞在小廚房裏做飯時，增欣就跟她窩在裏麵，看她炒菜，偶爾做個小幫手幫忙端個菜。對增欣來說，最大的樂趣是吃上炒熟的第一口熱菜——不過要是有好看的電視時，她就不去廚房了，而是直接爬到董義昌圓碌碌的肚皮上去。
董義昌靠在他一人獨享的竹躺椅上，日日如是。他雙腳不便，半躺著看電視對他來說是最舒服的姿勢。隻有小增欣敢躺到他身上去，她知道爸爸寵她，自己有和爸爸用一樣的姿勢看電視的特權。
桂霞也喜歡看電視，但她要等忙完手頭各樣的活計——煮雞食、喂雞、洗碗、洗衣服……然後才能和家人一起坐下來看一會兒。晚上8、9點鍾，忙完雞場的事，一家四口遲遲吃了晚飯，便擠在7、8平米的小客廳裏，圍坐在那台黑白小電視前。隻有珠江台和廣東衛視二個以粵語為主的台，並沒什麽好挑揀的，每晚看到10點多沒有節目了，便熄燈齊齊睡覺去了。
董義昌最疼增欣，可她偏偏最愛和董義昌拌嘴，父女倆都是一樣的急性子。
有一次，小增欣和董義昌拌嘴，董義昌一氣之下便脫口而出：“你不要進這個家”。增欣聽著也惱了，便氣鼓鼓地跑開了，躲去和村裏小夥伴常躲的小山溝裏，在村裏電視室後麵。待了大概半個多小時，氣慢慢消了，就想要回家去了，但又拉不下麵子來，她靈機一動，假裝不經意間從家門口經過，正好媽媽和哥哥在廚房煮雞蛋，瞥見這個“離家出走”的小淘氣鬼回來了，便喊她進來吃雞蛋。
小增欣嘟起小嘴說：“我才不要進這個家”。
他們便笑著說：“這是廚房，不是家”。增欣這才走了進去，董義昌也當作什麽都沒發生過，一家人便圍坐在一起剝熱雞蛋吃。
3
這樣完整的家庭在茶根村是罕見的。小增欣知道，這裏的村民大多單身寡佬過活，他們大多跟爸爸一樣，手腳不太方便，有的手有點勾，有的走路有些跛，但從小就見慣了，她並不覺得有什麽特別的。她想，自己是幸運的，有一家人熱熱鬧鬧的，還有疼愛她的爺爺和爸媽。
村裏還有幾個跟增欣年齡相仿的小孩，幸好如此，她的童年才不寂寞。其中一個是她表哥，隻比她大1歲，是她小舅的兒子。小舅和舅母出去打工了，便把他放在這村裏，讓增欣的外公外婆幫忙帶著——從增欣有記憶起，外公外婆也是在這裏住。
除了表哥，小增欣還有最好的兩個朋友，梅梅和鈴鈴，梅梅家裏有五姊妹，爸媽都外出打工去了，就把孩子們都放在爺爺這裏；鈴鈴和她哥哥，則是被托養在奶奶這頭。
這幾個山窩裏長大的小孩都是慣愛玩的，漫山遍野都是他們的遊樂場。小增欣這隻山野裏靈脫的小兔子，充滿了好奇和熱情的探究欲。她常常和梅梅、鈴鈴結伴去後山，在路上摘野果子吃，有時也和哥哥、表哥一起到山裏廢棄的魚塘抓螃蟹。
最多時候，是一群小孩一起去掏蜂窩——一根棍子捆著塑料袋，裏麵塞些柴草，點起火來靠近蜂窩，把蜜蜂統統趕走了，便取了蜂蛹回家炒了吃。大人們也趁勢得了好處，吃到了這又香又嘎嘣脆的蜂蛹，都覺得實在好味，有時看到了有蜂窩，也會幫孩子們撿回來。
為了這屢試不爽的野外的美食，這群孩子個個都膽兒大，就算偶爾被一兩隻蜂蟄一下也不要緊，忍個幾日，等紅腫消散了，也就過去了。山裏雜草多，常常要有一人拿著棍子在前麵“開路”，有一回是梅梅的弟弟宴宴走在前麵，不巧一個好大個的蜂窩就藏在腳邊的草叢裏，他沒看見，拿棍子一打，成群的蜜蜂就飛出來了，把他蟄得渾身都傷痕累累。這次之後，大人們就嚴禁他們再去掏蜂窩了。增欣和小夥伴們隻好重新找樂子。
那時有教會義工在村裏駐紮服務，他們生活考究，住的那裏像個西式小花園一樣，一排低矮的圍牆，榕樹、棕櫚、鐵樹、月季栽種其中，還有連片的小草地，長著菠蘿蜜、木瓜等果樹。對於增欣來說，這是個神秘又好玩的地方，孩子們便常常偷偷爬過矮牆，在那邊玩捉迷藏。
小孩的嘻哈聲是最惹人注意的，義工很快就發現了他們，微笑著跟他們打招呼，告訴他們不能爬牆，那熟了的木瓜倒是可以給他們吃。他們便自己去摘了木瓜吃，但仍趁義工不在時偷偷爬牆玩遊戲。
有一日，他們發現村裏小賣部出現了一種叫“超Q麵”的新奇食物，也不知是誰先買了一包，大家一起分著吃，一邊吃一邊大呼“真是太好吃了！”從此便上了癮。增欣忍不住偷偷去媽媽兜裏拿錢，去小賣部買了麵，大方地跟小夥伴們一起分吃，大家都好高興——她和哥哥是村裏唯一有父母常在身邊的孩子，要搞到錢也更容易，自那之後，她便覺得自己有“讓大家吃上好吃的”的責任，繼續偷錢。
她每次都能找到媽媽的錢藏在哪裏，可那時她還沒認字學數，紙幣上的數字對她來說沒有意義，總之，每次都是抽出一張，無論是1塊、5塊還是20塊，也不管是綠色的、紅色的還是藍色的，拿到了就趕緊跑。拿1塊、5角的，媽媽可能發現不了，但要拿了20塊的，媽媽肯定就知道了——這時就要拿削竹子狠狠打她了，媽媽平時是那麽溫柔，可是生氣起來，打人一點也不手軟。
增欣被媽媽打了幾次，每次都誠心道歉，察言觀色地低聲求饒，但過後好像不長記性，仍舊去偷。因為隻有她有錢買麵，能跟小夥伴一起分吃，這樣多有麵子啊。就像玩一個冒險遊戲，贏了有犒賞，就是難免還要挨點皮肉之苦。
不過，相比偷錢，更讓媽媽和爸爸氣惱的是，開小賣部的那個阿伯，跟他們家關係並不好——有一回媽媽跟阿伯在菜地裏因為用水起了爭執，阿伯竟舀了水就要往媽媽身上潑，幸好沒潑到，增欣那次也在，看到了，便在一旁笑起來，笑他手腳笨拙——但到買零食這件事，她是真的沒辦法啊，這麽好吃的東西，獨獨是這阿伯家才有，又讓她和朋友這麽開心，隻能暫時忘卻恩怨了。
爸媽無可奈何，直接去外頭給增欣扛了一箱“超Q麵”回來，這下供應充足，她再不用去偷錢了。她跟哥哥每日大量地吃，滿足了嘴癮，但卻發起燒來。爺爺和媽媽找來了蟑螂，又帶她去平時玩耍的沙地裏一起挖沙蟲，挖了幾條捉回來洗淨了，用兩樣蟲子煲水給她喝。小增欣覺得十分新鮮——這可是生病的小孩才有的待遇，於是一碗朱紅色的液體，“咕嚕咕嚕”便灌下去了。
不久後，她看到家人在家門口圍成一個圈，爸爸蹲在那裏流淚。她問媽媽：“爸爸在做什麽？”這一問，惹得媽媽也哭了起來。媽媽告訴她，爺爺走了。聽到這話，她懵懵懂懂的，但看到爸媽都在哭，也跟著哭了起來。
從那之後，她再也見不到爺爺了。
4
對於小增欣來說，她還有屬於自己的“個人遊樂場”，那就是她家的雞場。
有一陣子，她的樂趣就是張開雙臂追著一群雞仔跑，就像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一樣。她在家中最小，可在那些雞仔麵前，她儼然就是一隻龐然大物。後來被爸爸看見了，她被訓斥了一頓，知道了把雞仔趕在一堆可能會互相踩死，就不再玩了。
有一回，她看到有一隻雞死了，已經長了蟲子，爸媽都沒發現。她便自作主張，回去捧了一罐殺蟲劑，對著蟲子一陣狂噴。這下可闖禍了，那些雄壯的雞看到有蟲子，爭先恐後搶過來吃，結果都中毒死了。
再長大一點點，她開始想要有自己的雞仔。她看動畫片裏別人都有一隻自己的小動物，她也想擁有。雞場那一大群的雞是爸媽的，她得自己單獨養幾隻，親手來照顧它們——村裏來過一個老太太，是一個村民的親戚，她走路時，身後就跟著一隻雞，她走到哪兒，雞就跟到哪兒。那隻雞有點禿，身子就像抹了一層黃土，但它可活潑了，走路時抬頭挺胸的。增欣看到了，暗暗說：哇，好好玩。養雞仔的念頭更強烈了。
有一日，雞場裏有隻雞仔生病了，小小的身子總是不自覺往一邊倒。她聽到爸爸說，如果它的情況沒好轉，就得扔掉了。她心想，這雞仔還活著呢，怎麽能不要呢？於是趁爸媽沒注意，就偷偷把它捉走了，藏到了哥哥放書的箱子裏。箱子裏的書不算多，幹脆墊在下麵，對雞仔來說空間也充足。
放好雞仔，增欣像藏了寶貝似的，生怕被人發現，把箱子蓋得嚴嚴實實，沒想到過兩日揭開蓋子看，雞仔已經死了，身子僵作一團。她才想起忘了給它喂食了，闖禍了，她又不敢去碰那雞仔，便把箱子又蓋上了。之後她每過一段時間就跑去打開蓋子看，直到有一日，箱子裏隻剩下小雞的骨架，她才把它清理出來埋掉。
雞場裏還有很多故事——比如，媽媽是負責雞的溫飽，爸爸要負責雞的健康。
媽媽似乎每天都有幹不完的活，她要照顧幾千隻的雞，冬天時還要上山去砍柴，回來燒火給雞仔保溫。因為爸爸手腳不太方便，家裏最累最髒最繁重的活都是她一個人做。而爸爸常常是在一旁“指揮”的人，他知道什麽時候要給雞打疫苗，雞生病了要怎麽處理，什麽時候要給雞仔保溫。
她記得有一回，爸爸買了一批疫苗回來，疫苗是要低溫冷藏的，他提醒媽媽給雞打，但媽媽太忙給忘了，等到想起來時，疫苗在室溫下已經放得太久，冇用了。為此，爸爸很生氣，他嗬斥媽媽。媽媽心裏很委屈，也知道是自己疏忽了，便一邊哭，一邊繼續幹活。
還有一次，不知道因為什麽事，爸爸跟媽媽又起了爭執。媽媽回去收拾了行李想要走，增欣看到了，趕緊拉住了媽媽，叫她不要走。
5
被女兒拉住時，桂霞已是個年過40歲的中年女人了。
31歲那年，她因不堪忍受家暴，從廣西柳州的山區裏逃了出來。她下決心斬斷過去，最終在這個麻風村裏安了家。隻有她自己知道，一個從外地來的女人，土地是別人的，語言是別人的，在這異鄉的麻風村生活下來需要承受多少的壓力，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氣。
年輕時候可以不顧一切，可以跑開很遠，但被女兒拉住的一瞬間，她想明白了，有些東西她終其一生也逃不掉了。自己是一個從窮困山區出來的無根女人，到哪裏不都是一樣的？一樣要靠自己，一樣要結婚，一樣要生兒育女，一樣是不識字的，隻能日日出賣苦力。
看看這可愛又可憐巴巴的女兒，看看雞場裏嘰嘰喳喳的雞，看看這個家。這些都是她用勤懇的雙手日夜辛勞創造出來的。生活被折斷、被摧毀太容易了，但要重新開始，卻是那樣艱難，哪怕把一切豁出去。
她決定不走了。
董義昌養了這麽多年的雞，已經琢磨出一套適合自己家庭和地利的“養雞經濟學”：中秋前養2、3千隻中雞，養個45天，過了最嬌嫩的日子，打過3、4樣疫苗，就賣給樂得簡單好養的散養戶，由他們繼續養大。養過一批，雞舍消了毒，再進一批，再賣出去，如此循環往複，時間短，成本低，資金周轉快。
中秋後，中雞就沒人要了。普通農戶養雞都是要赴重要時節的，他們都等著養到來年2月初年例的時候，劏了擺上祭台。年例是粵西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跟春節同樣重要，雞是必不可少的。董義昌也要“趕趟”，把那些三黃雞養到肉色吃起來不錯，最少180日。
中秋過後，董義昌便開始專心養大雞，等著春節年例前外人來收購。他做了這麽多年雞場，信譽不錯，到了賣雞的時節，單靠固定的熟客便能帶走大部分雞。但仍然有些挑挑揀揀被剩下的雞——有些發育較慢、長得細隻和跛腳的雞，就要董義昌載去外麵賣了。
這時，增欣便常常鬧著要跟爸爸一起去。董義昌請了村民阿輝做司機，租來一輛電動車，用一些大個的鴨籠把雞裝好，帶著增欣坐在後麵，一起去外麵的農村走街串巷。董義昌有些手指不完整，一隻手不太能用力，阿輝一隻腳走路有點瘸，但手是好的，收縮自如。於是阿輝負責抓雞，董義昌收錢，增欣則在一旁幫忙看雞。
等到增欣開始會算數了，便在一旁幫忙數錢。董義昌看她乖巧又懂事，便常常給她散紙（零碎錢），讓她去附近的店鋪買好吃的。增欣最喜歡買彩色的泡泡糖和“老鼠屎”，泡泡糖吃得又久又有味道，“老鼠屎”則又酸又甜，都是她愛的味道——小孩子真是最容易知足了，滿足了口腹就會快樂，覺得得了世界上最好的東西。
等上到二年級時，增欣已經能認很多字了。村裏有個醫療室，桌子上有一些雜誌，她便去拿起來看。那是一些跟麻風病有關的雜誌，上麵不僅會普及麻風病的知識，也會講一些麻風病人的悲慘經曆。那時的寒暑假，也會有大學生誌願者過來村裏了，增欣終於意識到，自己出生的這個村子，好像跟別的地方有些不同。
但她沒有去問爸爸——之前她偷錢買“超Q麵”時，董義昌對她說，他的手這樣，是因為小時候偷東西被人家砍了。
6
關於自己的過去，董義昌從未跟女兒說過。
和女兒一樣，他也是在一間破舊的磚瓦屋裏出生的。那是一個叫那訓村的小山寨，在人們吃大鍋飯、趕走麻風病人的1958年，他鑽出母腹來到人間。
那訓是化州縣海拔最高的地方，雲霧縈繞，山海連綿，一直連到了廣西那頭。兩地山嶺邊界模糊，風來雨去，男來女往，村裏有許多人與廣西那邊通婚，他的父母就是其中的一對。
在董義昌幼時的記憶裏，舊屋中隻有他、奶奶和叔叔。在趕麻風病人的運動中，他患病的爸爸被趕到公社的舊屋裏，和其他麻風病人住在一堆。家裏的大人們把董義昌保護起來，再不讓他跟他爸爸見麵。於是爸爸成了他成長中被隱藏起來的人，連同記憶和模樣都隱藏起來了。
媽媽呢？媽媽跑了，因為爸爸的病讓她害怕，她就離了婚，跑回廣西老家去了。董義昌不諳世事時，當然不知這一切是怎麽回事，他不知道大人們心中有很多的怕：怕麻風，怕被人咒說是地主惡霸，怕冇臉麵在外頭行走，後來他才知道，他們還怕他叔叔娶不到老婆。
那時，奶奶每周都被叫去開會，提高思想覺悟，重新改造自己。他聽奶奶說，爺爺先後有過3個老婆（他奶奶是最小的一房），他們家有一些田地，又雇長工，還開了酒廠。後來土改複查，鑒於爺爺家沒有請奴婢，從地主改評為富農，酒廠、土地、房產自然一概變作了公家的財產。他本來還有個從黃埔軍校畢業、解放前在廣西當縣長的伯父，但伯父選擇抱著大石頭沉入家鄉的河裏。
最後，這個家隻留得一間破落落的舊屋，還有孤零零的祖孫三人。
董義昌上學時，發現有個女人常在他放學的時候等著跟他說話。女人告訴他，她是他媽媽。可是他隻是感到害怕，想要躲開。後來那女人去的次數多了，又常常給他吃的，他才不再排斥，漸漸接受了她——原來他真的是有一個媽媽，一個不在身邊的媽媽。
等再長大一點，許多事情就漸漸明晰起來，可一旦明白過來，便會感到疼痛，便會知道難過。媽媽告訴董義昌，當年她本想帶他一起走的，可是他奶奶不肯，她隻好一個人狠下心走了。
聽媽媽講，董義昌才知，原來爸媽都是舊社會有錢人家的仔女，是解放後才締結姻緣的。爸爸曾在解放前，那盲婚啞嫁的年月裏，娶過一個比他大4歲的大老婆，因為婚前沒見過麵，婚後爸爸嫌她年紀大，又生得醜樣，解放後便休了她，又娶了他媽媽。
他也聽奶奶說過，跟抗戰時做國民黨軍官的伯父不同，他爸爸是追隨共產黨打遊擊戰的。解放後，他爸爸做了國營橡膠農場的負責人，後來土改鬥地主，職位就丟了。生了董義昌沒二年，他就患了麻風病。
董義昌知道爸媽都是高文化（媽媽那時甚至讀到了高中）後，便暗暗下決心，自己以後要讀到大學，像祖輩一樣出人頭地。家裏雖沒落了，奶奶和叔叔仍是咬緊牙支持他讀書。他也爭氣，順利讀完了五年級，升上了初中，誰知剛上初中沒兩個月，就查出了和爸爸一樣的病，學業從此中斷，大學夢也離他而去。
沒了書讀的董義昌在生產隊牽牛，一次在田間和一個小孩起了爭執，小孩便脫口而出：“麻風仔！”他又氣又委屈，急哭了起來，在田間幹活的堂伯父看到了，覺得不平，便鼓動他：“打他打他！”董義昌便動手打了那個小孩，小孩的媽媽看到了，拿著扁擔站了出來，要打董義昌。身材高大的堂伯父一下子搶過了女人的扁擔，和她扭打起來。活脫脫一出人間鬧劇。
奶奶那時年歲已大，做不了田間農活，靠叔叔和他牽牛的工分，實在難以滿足一家人的三餐溫飽。那時城裏還沒煤氣，都是靠燒柴煮飯，為了多賺點錢補貼家用，董義昌在牽牛之餘跟人上山砍柴，每天天還蒙蒙亮時，便挑著幾十斤的柴進城，賣給城裏的教師、醫生和職工。雖然那時麻風站會派氨苯碸給他吃，但這樣的重活幹了幾年，他的手還是出現了變形，右腳也變得有些腫大。此時他爸爸已從公社遷去了茶根村隔離治療了多年，從家信中得知兒子得病後，便回信叫董義昌來茶根住院治療。
於是在1978年，20歲的董義昌也到茶根來了。
命運讓董義昌父子迎來了遲來的重逢，可對他們來說，這樣的重逢了無希望，無人高興得起來。來到這陌生的山旮旯地方，本來就心煩，初來乍到的董義昌看到麻風村裏的人常常一言不合就吵鬧，動不動就打起來，更加煩躁。他爸爸的性格也陰晴不定，常常聽信了其他村民的讒言，不分青紅皂白便打他一頓。
在董義昌看來，父親對他隻有威嚴，沒有愛。可這位老父親到了生命的最後10年，卻見到了不可思議的事情：一個外來的健康女人，與他的兒子建立了家庭。孫子增豪和孫女增欣相繼出生後，這位被長時間隱藏起來的老人，幹涸的心迎來了遲來的愛的甘霖。他轉變了態度，開始幫兒子兒媳照顧孫輩，對孩子們極盡慈愛和保護，直到孫女5歲那年，他離開人世。
7
爺爺去世沒多久，有個滿頭銀發的老婦人來了。從爸爸口裏，增欣得知這是她的奶奶，就是“爸爸的媽媽”。
自從董義昌來了茶根村後，母親跟他已有20多年沒有見麵了，畢竟前夫也在這裏，她不好過來。這些小增欣都是不知道的，她隻是感到有趣，好像奶奶突然就從天而降了。從那之後，奶奶幾乎每年都會來，多數時候都是拿了東西過來，稍微坐坐就走了。
看奶奶帶來的東西，似乎她的生活比較好，直到增欣和哥哥去廣西探望過她後，才知道奶奶在那邊有個“二爺”，還有好幾個兒女。等到增欣再長大一些，就慢慢猜測到奶奶當年離開爺爺的原因了。
去廣西，都是桂霞帶著兩個孩子一起去，董義昌從未去過。雖然他後來加進了家族的微信群，與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們保持著聯絡，但無論他們怎麽喊他去，他始終邁不出這一步。在他心裏，他這個大哥終究是“不一樣”的，能知道彼此的存在，遠遠問候一聲就夠了。
增欣就想，有些事情真是難以解釋——奶奶和媽媽都是廣西人，奶奶當年因為爺爺得了麻風病跑回了廣西，而媽媽即使知道這個村子跟麻風病的關係，卻還是從廣西跑來了這裏，和爸爸走在一起了。
可是，媽媽和爸爸是怎麽走到一起的呢？這些他們從未跟她說過。她猜想：爸爸行動不太方便，不太可能跑去廣西，應該是媽媽來這裏打工認識的吧。
爺爺去世那年，增欣已經在鄰村讀幼兒園了，過了2年，便上了小學。媽媽從義工那裏拿回了一個舊書包，讓她背著去上學——義工那裏總有一些閑置的舊物，可以讓村民拿去用，幾年前哥哥要去廣州慈幼中心那邊上學，媽媽就去提回來了一個壞了拉杆的行李箱。
增欣讀幼兒園時，媽媽總是每日踩單車送她去學校，放學時校車把她送回家裏。小學沒有校車，離家卻更遠了，媽媽仍舊很忙，沒時間送她上下學，於是增欣便開始和梅梅他們結伴走路去學校。年紀小，步伐短，土路也不好走，每天單是上學路上就要花去2個多小時。所以，每日清晨雞場裏的公雞剛開始鳴叫時，她便在媽媽的叫喚聲中迷迷糊糊起來了。
增欣小時候讀書的獎狀（作者供圖）
後來，梅梅他們有了單車，就踩單車去學校了。有時增欣也鬧著要媽媽踩車送她去上學，但很多時候，她隻能一個人走路去。那時進出村子的路還是土路，清晨站在路口向前望去，烏蒙蒙的一片，大地都還沒蘇醒過來。她獨自拿著一盞手電筒，走在坎坷不平的灰暗上，那麽漫長的路途，幾乎不見一人，有時還是難免心驚。
誰都知道這樣上學很為難一個7歲的小孩。董義昌和桂霞就跟一個有點疏的親戚商量好了，平時讓增欣在那邊借宿，周末再回家。增欣去了別人家住，親戚兩公婆對她倒是不錯，可家中的兩個小孩卻不跟她一起玩，還聯合起來排斥她。增欣心裏難過，卻又不好說什麽，隻是放學後就不太願意往親戚家去，有時先去同學家玩了一陣，拖到天晚些了，才不得不回去。
幸而這段寄人籬下的時間不算太長，有個親戚送了增欣一輛閑置的單車，她特別開心——終於可以和梅梅一起踩車上下學了。隔日，她和媽媽淩晨3點鍾就起來了，在公共電視室門前的空地上練習踩單車。媽媽在一旁打著手電筒給她照路，一直練到了早上5點多，差不多該去上學時候，她已能自己踩著車在空地上兜圈了。
踩單車的感覺真是美妙，就像突然插上了翅膀的鳥兒，迎著風快樂翱翔。“啊，我學會了，我終於學會了！”增欣一邊踩著單車一邊暢想著，一個不注意，連人帶車一起栽進了邊上的池塘。
媽媽和梅梅趕緊把增欣連人帶車拉了出來。但這一摔，她自己踩單車去學校的願望便破滅了。她哭喪著說：“我冇識啊。”梅梅見狀，自告奮勇載了她一起去上學。兩三日後，增欣克服了懼怕，和梅梅一起踩單車去學校了。
茶根麻風村公共電視室前的空地，增欣小時候就在這裏學踩單車（作者供圖）
8
有段時間，細心的桂霞發現增欣讀書似乎不太上心，平素少言的她，便給女兒講起了自己的故事。
桂霞出生在廣西柳州的一個窮僻山村，她在家中排行老二，出生時大姐已經在讀書了。等她到了該上學的年紀，兩個弟弟相繼出生，她讀書的事情，她讀書的願望，便成了家裏最無關要緊的事情。家裏每餐都是稀粥水，可就算米粒再少，兩個弟弟分到的總是最多的，大姐分食物時自然不忘往自己碗裏多添一點，桂霞能分到的，就隻有一碗粥水了。
等到兩個弟弟先後上了學，桂霞還沒開始讀書。她好像被藏在了時間後麵、家庭後麵的一個影子，是做盡家務的奴婢，駛盡田地的耕牛。她在父母麵前絕食抗議，然而沒什麽用，幾日的堅持，也打不動鐵石心腸的父母的心。
到許多年以後，等到她在茶根村紮下了根，父母、姊弟們要靠她生活了，她才做回了他們的女兒和姊妹。她在麻風村住下不久，她大姐便把父母也帶來這個村裏，在這裏租屋住。
這一回，增欣聽明白了媽媽話裏的意思——自己有機會讀書，該好好珍惜。可她又好生氣，覺得這一切對媽媽好不公平。
那時，班裏的同學並不知增欣家的情況。有一次放學，她和一個同學一起從校園裏走出來，同學的母親看到她，便熱情地她家在哪裏。增欣便邊說邊指給她看，從哪個哪個村下去。那個女人順著增欣說的地點推斷下去，眼神突然起了變化，說：“那不就是瘋人院嗎？”
增欣不明白這個阿姨為什麽會說這樣的話，她能感到這是在說自己的壞話，瞬時覺得尷尬、不舒服，心裏很希望這女人快點從眼前消失，真是不想再見到她了。增欣也會聽到茶根附近的外村人眼神閃爍地說這裏是“生風院”，但卻常來這裏打牌賭錢。他們既閑話，又來這兒撈便宜，真是太討厭了。
好在，在計劃生育抓得緊張的年月裏，每次有計生幹部要下村清查，很多頂著大肚子的農村婦女就跑來茶根，找了空屋住下，時長日久，還和相熟的村民一起煲食，她們和她們生出的孩子都相安無事，之後附近村的人便知道，這個病沒什麽的。
但若讓時間退回到20多年前，董義昌也並不指望桂霞會願意在這個地方留下來。當時桂霞還是譚寶珍，一個從廣西來的壯族女人。譚寶珍是她的原名，跟她熟悉的人都叫她“malang”。
90年代打工潮興起，貧困農村和山區的年輕人翻過一座座大山，扒上一趟趟的火車，像潮水一般湧向廣東。那時茶根的許多村民都治好病出院了，留下來的人也都老了，耕不動田了，大片閑置的土地便承包給附近村的村民。有個頗有野心的老板一口氣承包了幾十畝田地做果園，需要雇工來栽果苗，桂霞跟著大姐、兩個弟弟還有幾個老鄉，一群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跑來打這份短工。
那時董義昌就在果園附近養雞，和其他村民養個十幾、二十隻雞耍耍度日不同，他用以前廢棄的舊屋認認真真搞好雞舍，一趟養個上千隻，是村裏名副其實的養雞大戶。靠著勤勞肯幹，他抱回了村裏的第一台黑白電視機，還有一輛鳳凰牌單車。業務做大後，他甚至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專門雇人搭他和上百隻雞去外頭農村賣。
桂霞的姐姐來廣東打工的時間更早一些，精明的她很快就認識了董義昌。晚上沒事做時，她便帶著弟弟妹妹一起去董義昌的房間看電視。次數多了，彼此便漸漸熟悉起來。
開始時，大家不過像朋友一樣往來，並沒有多想。那時董義昌還和另外一個女人住一起，那個女人是貴州人，同樣二十多歲，黝黑結實，也是來這邊打工的，被老板拖延了工資，隻好耐著性子在這裏磨著。一個外來的女人在山邊單獨住，未免害怕，便搬去跟董義昌住到了一塊，一起搭夥吃飯。
這個女人心裏怎麽想，董義昌是知道的，對於他來說，這樣的交易他並不吃虧，對於手腳殘缺的他來說，有個異性能彼此相伴一程也是好的。本來日久生情，董義昌對這個女人有了更多的想法，希望她能留下來一起生活，但幾個月後，女人收到拖欠工資後，還是走了。
9
貴州女人離開後，董義昌就向桂霞慢慢靠近。
他看桂霞勤勞踏實，一身衣著始終樸素，做事不挑不揀，像是顧家的女人。她身份證上的民族寫的是壯族，但從未見過她穿民族服飾。他知道她在廣西有老公、有孩子，也知道那男人不僅酗酒，還經常打她罵她。她的家婆也是個厲害角色，家裏的母雞生了蛋，直接拿去了墟鎮上賣，也不會讓她吃一個——這些過往，桂霞對董義昌一點沒有隱瞞，董義昌也不在意，他自嘲：“你自己是什麽身份，你還在意這些？”
是什麽時候彼此開始有了心思？對他來說，或許是桂霞幫他洗衣服開始的，“男人嘛，比較懶，我洗了澡就把衣服泡在那裏，她看到了就幫我洗，我有什麽好吃的就給她吃”。雖說都是“窮山僻壤”，可廣東的山不過就是一些低矮的小山坡罷了，跟廣西那些真正大山相比，小巫見大巫。桂霞來茶根時，老家那邊還沒有通電。
幾個月後，果苗栽好了，工資到手了，大姐和兩個老鄉都走了，桂霞卻決定要留下來，和董義昌同吃同住。大弟弟知道她打算跟董義昌一起生活時，並不讚成。他和小弟弟都想不通，二姐在廣西老家有丈夫，兒子都七八歲了，為啥要在這裏跟一個患過麻風病、手腳不太好的男人在一起？
兄弟倆來到了董義昌家裏，用董義昌聽不懂的廣西話跟桂霞說話，聰明的董義昌從他們的語調神情中看出來，他們是來喊她回去。桂霞沒有答應，她雖然話不多，看來老實柔和，但關鍵時候她知道自己抓主意。
桂霞看中了董義昌的靈活肯幹，活潑開朗。那時董義昌雖然38歲了，手腳也不太好，但模樣並不差，他的五官線條輪廓分明，精神頭也好，眼裏有一股不甘的拚勁。茶根村的村民中，就他一人養這麽多隻雞，家中還有電視機和單車，生活過得一點不含糊。這樣的生活，比她在廣西陰冷山區裏還未通電、令她感到壓抑窒息的家，要好多了。
董義昌確實跟茶根的多數村民不太一樣。他雖然困在山中，心和眼睛卻一直是往外走的。早10年，改革開放，百業待興，到處都是機會，他跟著別人合夥，跑去廣西販雞回化州當地賣，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那時他真是年輕啊，巴不得有機會跑出這麻風村，跑到外麵的世界去望望瞧瞧，去闖去蕩去冒險。
當時跟他合夥的，是他姐夫的侄子。這個姐姐與他同父異母，是他“大娘”生的。在姐姐家的餐桌上，他與那個侄子初次見麵，就談妥了一起販雞的事情。他肯信人，知道侄子沒本錢，便把囊中所有的積蓄（幾百塊錢）掏了出來——既然逮住機會，他便決心賭一把。
這個侄子的妻子是廣西柳州本地人，當時柳州政府大力扶持養雞業，那邊雞多又便宜，侄媳熟門熟路，知道哪裏可以收購雞。他們夫婦前一天晚上坐火車從化州出發，第二天清早抵達柳州，收購百十隻雞後，晚上就坐火車返回，董義昌則負責在化州將這些收購到的雞賣出去。他在一個朋友的飯店門前賣，常常有熟客來收購。
跟侄子合作了大約一年時間，一天早上，董義昌像往常一樣，清晨5點多在飯店門口等侄子運雞來，等了一個早上也沒有等到。接下來幾天，也音訊人影全無。1987年，沒有電話都不常見，聯係不上對方，董義昌感到十分蹊蹺，遂決定坐車到侄子家裏去瞧瞧。到了地方，侄子正在家裏起新屋，看到董義昌追到家裏來，隻好厚著臉皮，帶著歉意對董義昌說，他要蓋新房，錢先借他挪用一下。
董義昌又氣又恨，怎奈是親戚，不好直接撕破臉皮，錢又在人家手裏抓著，隻好忍氣吞聲，要侄子算清賬目，寫個欠條。一算賬，每人竟有幾千塊收入。他心裏歎息，這個侄子實在太過目光短淺，要是他們繼續合夥，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再做個一年半載，起兩棟房子的錢都有了。結果，密密跟了兩三年，董義昌才要回了屬於自己的那份辛苦錢。
不再販雞後，他得知叔叔一家在山區的田地太瘦，耕田收成無多，生活不好過，就叫了阿叔阿嬸一家來茶根耕了幾年田，養了幾年蠶。他阿叔年輕時是個靚仔，很招女孩喜歡，但人家知道他家是富農，都避之不及，他快到30歲才結了婚，討了個廣西老婆，是個啞巴。
董義昌跟阿叔阿嬸齊心養大了堂弟堂妹，供他們讀了幾年書。但務農終究賺不到什麽錢，叔叔一家後來還是回老家去了。叔叔走了，董義昌便給在茶根承包鴨場的老板打工，做了大約兩三年，有了一些積蓄，便決定自己出來單幹。他把這些錢幾乎都投入了用來養雞，就這樣養了有一兩年，桂霞便來這邊打工了。
10
桂霞留下來了，村裏就有了流言，說是她大姐讓她留下來騙錢的。這些話傳到董義昌父親的耳裏，他衝進兒子屋裏說：“你最好讓她走，不然我就砍死你。”
在遭遇四麵嘲諷之時，父親竟對自己說出這樣的話，董義昌心裏驟然升起火苗，但他最終還是強壓住了，他缺少跟父親吵架的底氣——他又如何能保證桂霞不會跑，如何知道她不是騙自己的呢？
父親雖粗暴蠻橫，但他的憂慮卻也不無道理——當年，董義昌的親媽，不就是因為這個病拋棄了他嗎？他怎麽能相信會有外麵的健康女人自願跑來這裏住下，真心要跟他的兒子好？
說桂霞騙錢的話在耳邊吹得多了，董義昌內心也難免生疑慮，但他轉念一想，“騙就騙吧，她要真騙我也認了”——這個女人手腳利索勤快，力氣大，是一向做慣了苦力活的，她要真的住下來，可以幫自己不少忙，而自己大部分錢都存在銀行，即便她真的要卷錢跑路，實在也拿不了多少，留一點警惕，帶眼識人就是了。
他們的事在村裏來回飛了幾遭，經人翻來覆去地議論，炒得比夏天的日頭還赤熱。村民中有眼紅妒嫉的，有暗中操盤的，有起哄的，有盼著董義昌出醜的，也有做冷眼看客的……獨獨有一個女人，站出來旗幟鮮明地說：“他要娶了健康人，對我們有什麽壞處呢，這樣我們麻風病人臉上都有光彩啊。”
如此猝然被卷入風暴的中心，是桂霞沒想到的。她充耳不聞，安安靜靜地在茶根住了下來。有一回，大姐來找她借錢，怕董義昌多想，她都沒借。董義昌心下欣喜，知道她待自己是有真心的。至於那些流言，是別人捏造也好，弄假成真也罷，他並不想細究了，最要緊的是，桂霞留下來了。
在兩人在一起許久以後，抱定桂霞是不會走的了，董義昌才忍不住問她，她最初住下來，是不是大姐教唆的？桂霞隻是笑笑，沒有作答。
桂霞再沒有回過廣西的那個家，那個男人知道她在廣東這頭，也從來不曾來追過，兩人的心早就分崩離析了。因為和丈夫沒有正式離婚，桂霞和董義昌也沒法打結婚證，但他們並未在意，就這樣做事實夫妻生活著。他們也沒有什麽結婚儀式，沒有“三金”，沒有信物，董義昌甚至不用費心去想這一層。這與他們長久以來在貧窮中養成的習慣有關，生活如此粗糙，棱角清楚，容不下想象，唯有腳踏實地走下去。
不久桂霞便懷孕了。看到她日漸隆起的肚子，又有村民又坐不住了，拉上三兩個人，直接去院長那裏開鬧。他們憤憤不平地對院長說：“他可以結婚生仔，我們也要揾老婆。”
他們這麽一鬧騰，院長跟著著急起來。那幾年，村裏人來人往多了起來，經常能看到性工作者出入，院長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今村民們要個個真想娶老婆，那就真叫他頭疼了。
院長找到董義昌，神色凝重地對他說：“村民對你找老婆這件事有意見啊，要是村裏人人都找老婆，我也難辦啊——哪裏有那麽多房子住？你們要在這裏生活可以，但我不能給你生活費了，你得自力更生才行。”談話後，院長便停了董義昌一個月幾百塊錢的生活費——這筆錢是國家專門用於補助身體有殘疾、謀生不易的麻風康複者的。
這讓董義昌氣憤又心涼——窩在這裏的人，誰不是受過許多的苦，可到頭來非但不能彼此理解同情，還要“鬼打鬼，互相殘殺”？他向來不是個能忍氣吞聲的人，可為了桂霞能順利住下去，他也隻好忍著。
因為做生意的需要，董義昌接觸來往的人比以前更多了，附近宏道村的書記也成了他的朋友。相鄰的村子本來就容易因土地、水源起衝突，茶根村人少，村民又都患過麻風，年老身殘，是個“弱勢村”，於是院長每年都要包個紅包給宏道村的書記，以示友好往來。宏道村的書記聽聞董義昌因娶老婆而被停了生活費，心裏也為之抱不平，在一次假日問候時，就跟院長交涉，放言說如果不給董義昌生活費，以後有什麽事別找他。
逼於宏道村書記的壓力，院長又重新給董義昌發生活費了。
11
1998年，兒子增豪出生。5年後，又添了女兒增欣。
那幾年，正是計劃生育抓得最嚴的時候，附近農村超生的孕婦跑來茶根這裏躲避，在廢棄屋裏過夜，董義昌和桂霞的孩子也在這山窩裏悄悄出生。因為董義昌和桂霞沒有打結婚證，為了給孩子上戶口，董義昌托了親戚找關係幫忙，才順利給孩子上了戶口。那時桂霞在這裏已經生活多年，於是也給她上了戶口，讓她從此改名換姓，在這異鄉的土地一點點紮下根來。
兩個孩子相繼出生後，董義昌和桂霞的壓力更大了，為了養活一家人，他們能做的隻有養更多的雞，賣更多的雞。後來在女兒剛好上幼兒園的2008年，董義昌又一次賺了個痛快。那時北京辦奧運，他看準市場利好，3000多隻雞仔耐心喂養180多天，養做大雞，一趟賺了6萬多。
跟2003年那次一樣，董義昌識抓時機，又敢出手，再湊上一點運氣，賭贏了。但一半多的功勞是妻子桂霞的，畢竟，日常養雞的壓力都壓在桂霞肩膀上。
就在養雞大賺這年，董義昌去街市上買東西，遇到有影像鋪剛剛開張，店員熱情地向來往的行人做推銷。董義昌聽到了，心想：一家人還從來沒拍過全家福，當年他和桂霞結婚時，也是連個合影紀念都沒有，這回倒是個好機會。於是他回家把桂霞和兩個孩子一起叫來，在工作人員的熱情推薦下，帶妻子補拍了婚紗照。化妝師給他和桂霞都化了妝，又穿上了婚紗和禮服，給他們拍完，又和兩個孩子一起拍了全家福，寄給了他在廣西的媽媽、阿叔和堂弟。
那張鑲了相框的大幅婚紗照，後來就一直掛在他們房間的牆上，相框的邊沿早已褪色，相紙已經快脫離了框架。
董義昌和桂霞2008年在影像鋪補拍的婚紗照（作者供圖，為保護桂霞隱私，照片做了模糊處理）
也是那年，董義昌曾打工過的那個鴨場，老板承包了更多的土地，他們一家住的小房子和養雞的地方，都進了被征收的範圍——村民們在村裏找地養雞，不需要出錢，土地承包出去，麻風院多少能有些收入，在這種情況下，董義昌隻能在村裏另找一處荒棄的房舍，重新落腳。
幸好茶根村不缺土地，他們一家就搬遷去了村子的東北角。沒想到過了年，禽流感來勢洶湧，不僅迅速傳播全國，還出現了多個人傳染禽流感致死的案例，雞價應聲下跌。董義昌不禁想起了2005年，那一年，禽流感還沒傳到廣東，雞市行情就已經十分慘淡。
他憂心忡忡，看著電視新聞，飯菜難以下咽——這樣下去，今年注定血本無歸了。養雞成本已經越來越高，按這形勢，恐非長遠之計。女兒眼看就要上小學，兒子的學費雖然有教會慈善組織承擔，但以後再往上讀書，也是要錢的。他手腳不方便，妻子沒什麽文化，想出去工作，基本不太可能。董義昌想來想去，覺得養豬是個不錯的選擇——在養殖行業混了這麽多年，就算換了一種牲畜，原先累積的很多經驗仍舊能用，照樣是要三餐好生照料，保證它們的健康，這些都是他和妻子力所能及的。
跟桂霞過日子十來年時間，桂霞持家，買豬肉都是買便宜的腩肉，排骨從來不舍得買。有時董義昌買一些貴點的肉回來吃，她雖不埋怨，但繃著臉，一臉不開心。平時買衣服，桂霞也總是挑便宜的買，一條褲子超過50元她就不願意看了。有一次，她和董義昌出去，董義昌看中了一雙小300塊的鞋子，說給她買一雙，她死活不同意。董義昌看她臉色難看，隻好訕訕作罷。
既然如此，董義昌就將這些多年賺來的、省吃儉用積存下來的錢，全部都投擲到養豬中去了。他請來附近村的水泥匠幫忙，慢慢地起豬舍，這樣工錢不會太高，他就可以一邊繼續賺錢一邊投入使用。3、4個月後，有部分豬舍能用了，他便按朋友介紹的，從廣西博白進了70多隻豬仔。
也起了一些新的雞舍，畢竟養了這麽多年雞，完全舍掉太可惜，隻是養的規模數量比之前縮小了許多。為了節省材料成本，桂霞就帶著兒子增豪去了之前做雞舍的廢棄舊屋拾磚頭。
那天，增欣也跟著媽媽去了。正是在那裏，桂霞對她說，你就是在這個雞場附近出生的。
董義昌家2017年養的豬，當時三大排的豬舍養的滿滿當當（作者供圖）
12
2011年，600多平米的新豬舍終於起好了。這3棟赤朱色的長條形建築，屹立在茶根的土地上，光鮮又顯眼。豬舍通風透氣，陽光充足，水泥地麵平整涼爽。豬居住的環境，甚至比董義昌一家住的舊屋還要好——舊屋的地麵是用水泥粗砂馬虎抹成的，凹凸不平。
左排豬舍旁邊是一個魚塘，右排豬舍下連有一個沼氣池，這樣一來，豬屎既可喂魚又能用來生產做飯用的沼氣。豬舍裏的設備也一應俱全，有直接供豬飲水的水管，還有供剛出生的豬仔用的保溫箱，冬日寒冷時候一插電，就能供熱了。
雞的生活環境也得到改善——新雞舍裏安裝了保溫燈，剛出生的雞仔不用再靠柴火巷取暖了。
2年時間，先後總共投入了50多萬，花光了所有積蓄，還跟親友借了7萬多塊。這龐大的工程顯示出了董義昌老驥伏櫪的雄心壯誌，對年過半百他來說，造這敞亮的豬舍就是在造一個夢，在茶根村裏，沒人敢像他這樣去想、去做。
丈夫野心勃勃，日常工作的重擔照舊又壓到了桂霞身上，她隻是勤勤懇懇地埋頭做事。這就是伴隨二三百頭嗷嗷叫的豬仔們而來的新生活、新挑戰，這勤勞的一家子——特別是桂霞的那雙手——創造出來的一切。
豬肚子餓或者不安分時，它們發出的聲音大而刺耳，遠超一群雞；這些肥胖的動物也帶來了特別的氣味，屎尿味和體味混雜，刺鼻難聞。董義昌一家住的房子就對著豬舍，不過三四米遠，幸好山區空曠，空氣流通，味道也就不顯得那麽嗆人。人是能適應環境的，時長日久，豬舍裏飄蕩出的味道漸漸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氣味表明那些豬正健康地活著，正蓬勃地生長，讓人感到踏實。它們生猛、熱鬧，自在地吃喝拉撒，就是生活的希望。
豬舍正式建好這一年，對於這一家子來說，確實是個好年景。這一年豬價好，200多頭豬被桂霞照料得肥碩又健康。精明的飼料商看在眼裏，認為這對齊心勤勉的夫婦實在可以作為廣告宣傳的案例，就送來了一塊牌子，上麵寫著“XX科學養豬示範戶”，釘在豬舍外牆麵顯眼的位置上，之後又特別給董義昌安排了技術專家，有什麽飼養上的問題都可以隨時幫忙——還有實實在在的物質獎勵，第一次是送來了一台洗衣機，第二次則搬來了一台2米高的三開門大冰箱。這個飼料商常常在其他養豬戶麵前誇董義昌：“你們看昌叔，雖然身體有殘疾，但養豬養得那樣好。”
桂霞看起來似乎也很滿足，隻要董義昌不說她，不跟她吵架，每日她臉上總有笑容。雖然活兒那麽多，她總能不慌不忙，提著一桶桶的飼料去喂豬、喂雞，清洗豬舍，煮菜做飯、洗衣……有時天熱，她額頭、臉上、脖子上都是汗，衣裳貼著後背，可她仍然那麽開心。忙完了，偶爾偷點時間，便去跟關係比較好的村民聊天，也總是臉上掛著笑，小小的眼睛彎成了兩道月牙。
增欣還是和以前一樣喜歡黏著桂霞，雖然知道媽媽忙，可還是要跟她待一起。媽媽雖然打過她，可平時總是溫柔的、讓人親近的，跟她在一起很放鬆，沒有什麽壓力。從前增欣還是小大點的時候，媽媽有時會逗她，笑著說她不是親生的，是大水衝來的，自己在河邊洗衣服的時候，洗著洗著就聽到有嬰兒的哭聲，就把她撿回來了。後來增欣長大了一點，就變作她去逗媽媽了，常常能把媽媽逗得哈哈大笑。可有一回玩過頭了，她叫媽媽閉上眼睛，說要給媽媽一個驚喜，見媽媽滿是期待地閉上了眼睛後，她就抓起一把豬飼料往媽媽口裏放。媽媽這次沒有笑，而是十分生氣，一直不理睬她，就算她連忙給媽媽賠不是，媽媽也是到第二天才消了氣。
又有一回，增欣看見媽媽喂剛出生豬仔吃奶粉，便去偷豬仔的奶粉來吃，被哥哥看到了，便去媽媽跟前告狀。媽媽說，想吃就吃，那些豬仔很快就不用吃了。哥哥聽了，便大勺大勺舀奶粉吃，這下輪到增欣不開心了，她都是一次吃一點，哥哥這一攪和，奶粉很快就沒了。
兄妹倆既爭寵又爭吃，常常因為一點小事拌嘴。他們都喜歡吃雞心，劏雞時，桂霞便把小小的雞心切開，一人分一半。那時增豪從廣州慈善組織的學校放假回來，增欣看到媽媽對哥哥好，就覺得是哥哥搶走了媽媽對自己的愛，會嘟起小嘴。她也羨慕哥哥在廣州的生活，那裏的生活是新鮮的，跟在山窩裏的生活是不一樣的色彩。
13
增豪在廣州慈幼中心的小學畢業了。本來隻要成績不太差，不出什麽大的幺蛾子，他就可以在那邊至少免費就讀到初中畢業。那是一個專門為解決麻風康複者子女就學問題而設立的項目，他們在廣州一個城中村租下了一塊地，供小孩子們食宿，又出錢把他們送到附近的學校就讀。但增豪太調皮了，經常玩遊戲，成績越來越差，他們覺得著實管教不來，就讓家長帶回去教。無奈之下，董義昌隻好讓兒子回化州讀書。
兒子免費就讀的名額空了出來，董義昌想著女兒讀書成績好，去廣州讀書又是學費食宿全免，便申請換女兒過去，慈幼中心那邊同意了。增欣得知自己能去大城市讀書，高興壞了，這可是她早就神往已久、日盼夜想的呢。
因為異地入學，廣州那邊的學校不同意增欣直接升上三年級，她隻好從一年級重新讀起。增欣臨走前，桂霞給女兒煮了滿滿一袋的雞蛋，讓她帶去學校吃。這是增欣第一次離家這麽遠，有一輛大巴車專門來接她去學校，車上有20多個孩子。有個小孩也是像她一樣第一次出遠門，車子還沒開出多遠，便兀自在車上哭了起來。車上的工作人員看到了，便安慰那個小孩：不用傷心，假期還會回來的，不是說去讀書了就不回家了。增欣本來心裏也有些難受，聽著大人這麽說，覺得有道理，“還會回來的，不用太傷感”，心中對於未知遠方的欣喜和期盼，又占據了上風。
路途遙遠，她感到有點餓了，便拿出雞蛋，剝了一個吃了起來。就在她吃得津津有味時，不知哪個男生突然大聲說，是誰在吃雞蛋，好臭啊。其他人也應和，是啊，好臭。車上驟然躁動起來，增欣嚇得趕緊把雞蛋收進書包裏藏了起來。她很狐疑，我的雞蛋真的臭嗎？但別人都說臭啊，想想自己也不想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還是決心不再吃了。
這個小插曲很快被拋到了腦後。窗外變幻的景象吸引著她，車子在經過一座有鋼索的大橋。她驚訝地睜大了眼睛，橋那麽大，像隻巨型的蜘蛛，而車上的她則像隻小螞蟻。這是以前在電視裏看到的景象啊：到處都是高聳入雲的高樓大廈，像一塊塊堆積起來的積木一樣。她一邊看，一邊讚歎著，原來大城市是這樣的。
夜幕逐漸拉了下來，大橋上、路邊、大樓的燈光相繼點起，車燈拉出長長的閃閃的光，就像看萬花筒一樣，讓人眩目、驚喜、心跳加速。這是在山裏長大的女孩從未見過的世界，增欣已經勇敢地邁開了步伐。
晚上七八點鍾，終於到了慈幼中心。增欣卻一點也不知疲憊，這裏，就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呀！它真可愛，就像一個小學校，有自習室、操場和籃球場，還有沙地，沙地上有滑梯。小花園裏種著花花草草，還有芒果和葡萄（後來水果成熟了，她和其他小孩子去摘來吃，發現實在太酸啦，怪不得不見人摘呢）。她還看見了羊和孔雀，她和其他孩子都喜歡跑去看它們，可是後來等到有重要節日時，一些羊就被宰殺了吃了。那隻孔雀一直養著，它會開屏，可是不太好看，因為屏是殘缺的。
增欣把媽媽給她的那袋雞蛋藏在了宿舍的抽屜裏，兩三日後再打開時，一陣臭味撲麵而來，實在非扔掉不可了。去學校時，她把雞蛋帶在身上，經過一座橋時，她便猛地把雞蛋往橋下投下去，濺起一大片水花。她望了一眼，快步走向學校，心裏刺痛——這是她第一次扔掉這麽多寶貴的食物，那是媽媽特意給她煮的雞蛋。
在化州那邊時，上學就像在玩一樣。在大城市的學校裏讀書，有月測，要學習評比，壓力隨之而至，增欣看著同學們個個都很努力，想想自己好不容易逮著機會來這裏，知道要收心好好學了。課餘、吃飯和周末時間，增欣都是在慈幼中心度過的。10個女孩子住一個套間，裏麵有宿舍，還有客廳和廚房，一個負責管理的姐姐跟她們住一起。
這裏還有各樣的活動，每年有隆重的院慶，年節也有相應的安排，複活節時，孩子們會一起塗彩蛋。每逢父親節和母親節，姐姐還會提醒孩子們叫打電話回家。
“爸爸，父親節快樂！”聽到女兒如鈴聲一般清脆的聲音，就像一杯好茶下肚，一身清爽。
董義昌感到很欣慰，女兒長大了。
14
寒暑假，慈幼中心會包車送孩子們回當地的車站。爸爸在車站就見到了的，可是，增欣好想媽媽呀。到了村口，望見媽媽的影子在那裏，她就大聲喊“媽媽！”。桂霞聽見了，抬起頭來望著女兒，露出了笑容，笑著笑著，眼眶就紅了。
增欣感到自己雖然離家遠了，可跟媽媽卻比之前更親近了。相反，她三四歲時躺到爸爸肚皮上那時候倒不覺得害怕，但長大了，卻能感到爸爸身上的威嚴了，不太願意靠近了。她一回來，爸爸就要問她成績，還會一臉嚴肅地提醒她：“一定要讀好書，讀不好就不要讀了。”
增欣成績向來都很好，讓董義昌在親友麵前臉上有光。家中客廳兼臥室的牆上，現在還貼著她讀小學一二年級時的獎狀。女兒是董義昌的驕傲，但他不會在臉上表露這一點，他很擔心增欣會像她哥哥一樣，讀著讀著就無心讀書了，那句提醒的話是在給女兒打預防針。聰明的增欣當然知道爸爸的想法——要讀夠書，來日才有出頭天。董義昌曾跟增欣說過，自己小時候沒讀多少書就出來砍柴了，增欣猜到，爸爸那時是有了麻風病，才沒有讀書了。
增欣沒有辜負爸爸的期望，她好玩又開朗愛笑，很快就跟同學們打成了一片。讀到二年級時，她開始在班裏擔任課代表。到了三四年級，她當起了班長，有時是老師選的，有時是她毛遂自薦——她這點有些像爸爸，膽子大，愛表現，樂於“管人”。班裏沒人知道她家的情況，再沒有碰到被人說她來自“瘋人院”的尷尬和不快。
在廣州見過了那些光鮮靚麗，再回山村裏，見到家裏低矮的磚瓦屋，聞到豬舍裏的味道，聽到雞的撲騰叫鳴，增欣才真正懂得爸媽的不易。她去廣州讀小學的那年，是家裏養豬最賺的一年。第二年放假回到家裏，她看到爸媽神情慌張，說是禽流感又來了。晚上一家人等雞回籠後，便抓雞打疫苗，爸爸還叫了幾個朋友來幫忙，連續忙活幾夜，人才鬆了一口氣。
這次，家裏的雞躲過了一劫，但之後的2013到2015年，豬價持續下跌，家裏賺得越來越少。越過2015年，豬價稍有些回升，可到了2017年，竟又跌得厲害。豬市如股市，價格浮浮沉沉叫人心焦。董義昌終於意識到，養牲畜都一樣，許多事情自己是控製不了的，即便好生照料，好生侍候，仍然可能撞個鼻青臉腫。
養豬大計不如預期，家裏又出了狀況——桂霞病了。
一向做著家裏最粗重辛苦的活兒、似乎永遠不知疲倦的桂霞，感到身體越來越差，開始時是一隻手突然使不出力氣，後來是整個身子都發力困難——過去提桶水、扛個百多斤的東西都是易事，但現在竟感到十分費勁。她才51歲，這顯然不是自然衰老的表現，她的身體裏似乎在發生著一些難以體察、但迅猛的變化。
2017年年初，董義昌帶著桂霞去了化州市人民醫院看病，卻查不出什麽結果來，回來後去找老中醫抓些中藥煲了吃，也不見好轉。好好一個人，能扛下所有重擔，如今卻好像被廢了武功一般，實在叫人費解。怕是這個病會傳染，董義昌像以前人們對待麻風病人的方式一樣，給桂霞分了飯菜和碗筷，但增欣假期回家時，照樣和媽媽一起睡。家裏地方小，董義昌也不好說什麽。
增欣知道媽媽生病了，也看出了爸爸的異常，但她沒有出聲，一切就像不可輕易觸碰的傷口一樣。她會默默主動去做很多事，炒菜做飯，喂豬，給媽媽喂飯，說一些逗她開心的話……她心想，自己多做一些，媽媽多休息一陣子，也許就會逐漸好起來了。
可是桂霞並沒有好起來。
到了那年6月，董義昌決定帶桂霞去更好的茂名市人民醫院檢查。臨床經驗豐富的門診女醫生看到桂霞的體態模樣，還沒做檢查，便下了論斷：“是漸凍症，症狀已經很明顯了。”
檢查結果出來，診斷書上寫的是：肌萎縮側索硬化（ALS）。等於戳下了紅頭印章，坐實了醫生的診斷。這是一種運動神經元病，會讓患者逐漸喪失身體所有的運動機能，行動能力、開口說話的能力、咀嚼食物的能力、呼吸的能力……最終都會一一喪失。
醫生悄聲對董義昌說：“你老婆這個病是醫不好的了，你回去好好給足營養，好生照顧她，或許可以延長壽命。”
董義昌整個人都懵了。漸凍症，這是他從未聽過的。可這3個字充滿了殺傷力，就像一封家庭命運的宣判書，以前人家常說麻風無藥可醫，可這個病才是真正的絕症啊！桂霞從未享過一天福，兒女還沒成家……還有他自己，沒了妻子，自己該怎麽辦呢？
但真實窘迫的狀況也讓董義昌沒法想得更多了：1萬多塊的住院賬單等著他支付，扣除醫保，個人還要支付4、5千塊。可眼下，他連這幾千塊現金也拿不出來。幸好開車載他們來醫院的朋友平日跟桂霞關係不錯，及時解囊，先行墊付了。
15
我是在董義昌拿到那張診斷書後的1個月，第一次來到茶根村，見到了這個幾乎就要被現實壓垮的男人。他艱難地提著那隻有風濕痛的瘸腿走在雨後的泥土路上，一步一腳印，緩慢又紮實，留下了許多深凹的印跡。
他告訴我，他向妻子隱瞞了病情，也不打算跟女兒和兒子說。
“兒子明年要高考了，不能跟他說，跟他說了怕影響到他。”“女兒是最愛媽媽的，更加不能跟她說，如果她知道媽媽有這個病，她說不讀書了怎麽辦。”董義昌一個人喃喃自語，堅信這樣子是對家裏所有人是最好的。
我在那間低矮的磚瓦屋裏見到了桂霞。她十分清瘦，臉部表情有點木訥，我跟她打招呼，她便對著我微笑，我嚐試跟她說話，卻發現這個病已經影響了她的發音。她聲音沙啞，吐字不清，已難以聽清她在說什麽了。後來我看見她挪動著腳到門口，用已經有點變形的雙手努力提起一桶水，可沒一會兒，她就露出無奈的笑，放下了。
有誰能比她更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呢？她不過是自己一個人默默承受罷了。我能看出她的不甘，不願意成為家裏的拖累——過去20年裏，她一直是家裏最有力氣、最能幹、承擔最多的那一員，現在哪怕還能幫忙幹一點也是好的。
等到增欣放假回來，董義昌對於檢查結果果真一字不提。他惦記著女兒的學習，這次考試，增欣的成績跌到了第四名，老師在評語欄上寫道：“成績依然不錯，但精神不夠集中，上課有時會分神。”董義昌關切地問是怎麽回事，增欣回答：“爸爸，我今年不知道為什麽，好煩好躁，成績是降了。”
董義昌不禁暗想，女兒是最愛媽媽的，可能媽媽有病，女兒有心靈感應吧。可是父女倆誰也不願再多說什麽，關於學習，關於媽媽的病。沉默，代替了一切。沉默，也說明了一切。隻待時間顯露出殘酷的真相。
有一天，增欣在收拾房間時看到了一張檢查單，上麵有媽媽病症的診斷。她也從未聽說過這種病，於是上網查，搜索結果先跳出了“霍金”，她才知道，原來這個坐在椅子上的科學家得的就是這病。她也知道，這個病是治不好的了。
媽媽，會像霍金一樣走不了路嗎？
媽媽，會說不了話嗎？
媽媽，會死掉嗎？
增欣不敢繼續細想下去。難過的時候、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她就一個人悄悄抹淚。董義昌一樣憂慮重重：明年女兒小學畢業，今年（2017）廣州教育局出台了新的政策，不是廣州當地戶口的學生，若沒有家庭在廣州的居住證明，無法再在廣州當地公立學校就讀，那就意味著，增欣就要從廣州回來了，後麵一切讀書的費用就要自己承擔了；而兒子明年則要高考了，如果考上大學了，又是要錢。
“老婆要死了，這個家就散了。”他對我說，“她是這個家的支柱。”
我聽得心裏直往下沉。那時整個中國可查的漸凍症公益組織，僅在北京有一家，我幫忙聯係上了，那邊說可以為需要的病人提供呼吸機，但申請條件是要先去醫院做進一步檢查，有醫院提供相關證明，證明身體狀況需要使用才行。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董義昌，並請那個公益組織的負責人把我們拉入一個漸凍人的家屬群。在群裏，大家經常相互鼓勵，也會分享照護的經驗，隔三岔五，便有人在群裏發訃告。
後來，董義昌跟我說，他按照一個醫生的建議，給妻子買了一款中藥製劑吃。我悶住沒有吭聲——我了解到有一些可以推遲病情的治療藥物，可是那些藥都很貴，也沒有入醫保，不是他們家能夠負擔得起的。
董義昌要一個人照顧妻子和自己，還要照顧幾百頭豬，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他原來右腳就有些跛，歲數大了，左腳又添了風濕關節炎，常常酸痛無力，走起路來更加不便。要長期這樣下去，他自己的身子也會垮掉，但一家人還要靠他呢！
思來想去，他找到附近村的朋友黃老師來幫忙。雙方講好，工資一個月1000多塊，再多一點，他也實在給不起。黃老師是退休民辦教師，平日清閑冇事常來串門，彼此早是老相識，自然清楚他家的情況，也願意接受這樣的工錢。
董義昌把一切盼望賭在豬舍那400多頭豬身上。他日日夜夜盼著豬價回暖，怎奈豬價仍是叫人捉摸不定。熬過了漫長的2017年，等到了第二年4月，卻又等來了4頭母豬和30多頭商品豬的暴斃。一夜之間，幾萬塊打了水漂，這一年，注定又要蝕本了。他懷疑是一直使用的進口疫苗摻假，可那些打疫苗的瓶子早已扔掉，死無對證了。
“一黑起來，頭頭都黑的，運氣好差。”所有的糟心事都在董義昌心頭堆成山堆，無處消解。
16
須臾之間，來到了2018年的6月，增豪參加完高考，增欣也小學畢業了。增欣內心充滿難過和不舍，這個曾叫她歡欣的大城市，如今要她走了，她心中有點憤憤不平，可最後也隻能收拾行囊回老家。
董義昌像往時女兒放假回家一樣，和朋友一起開車去化州車站接她。接上女兒後，他們又趕往肉菜市場——董義昌想著，女兒畢業了，得買點好吃的回去慶祝一番。沒想到，到了市場，遇上一個一直賴債不還的老客。好幾年前董義昌大規模養雞時候，那人大大方方把雞捉走了之後便沒有了下文，董義昌去追了幾次錢，對方硬是不認賬。後來董義昌才聽說，此人早是臭名遠揚、人人喊打的街溜子。
那天董義昌看著那個人頭發梳得齊整，一身西裝加皮鞋，好似十分得誌，不由得心中火苗直往外竄，想著自己近年諸事不順，正好找個活該的人來出氣，便指著他破口大罵：“你這個騙子，你這個不得好死的。欠債不還，你算什麽東西？！”增欣和爸爸的朋友在一旁看得心驚，趕緊買好了菜，把他拉上了車。
回到家裏，增欣看到爸爸對媽媽卻是十分溫柔。
桂霞有次撐著竹竿從床邊邁步，腳底發軟，一頭栽到地上，從那之後，基本就不能走路了。她起不來床後，董義昌便給她換尿布，喂飯。再後來，桂霞連吞咽都變得十分困難，隻能吃一些近似於流質的食物，董義昌就用殘缺不全的雙手抱著菜刀，慢慢將菜切碎，倒入滾好的粥裏麵，慢慢地熬，直到米和菜都熬成爛泥。粥熬好了，他便去喂豬，喂完豬回來，粥差不多就可以喝了。他舀一碗出來，用匙羹試試溫度剛好，便端著到妻子床邊，一匙羹一匙羹地喂她。他變得對妻子格外溫柔，無論壓力再大、再辛苦、再難受，他再不會對妻子發脾氣了，連大聲說話都沒有了。
這些增欣都看在眼裏。她有時會聽到爸爸悄聲跟朋友說：我老婆好慘，一輩子都那麽辛苦，現在還有這種病。增欣隱約感覺到，爸爸對媽媽心裏有愧疚感——他覺得是自己以前讓妻子幹太多活了，把妻子壓垮了。
增豪的高考成績出來了，隻有200多分，連公立的大專院校也沒考上。有民辦的大專學校老師找上他，叫他去讀。他和爸爸算了一下賬，“一年要三四萬紙”，不是他們這樣的家庭給得起的，更何況投這麽多錢進去，浸個3年，出來也很難找到什麽好的工作。最後，增豪主動說：“我不讀了，我出去打工。”
董義昌想讓兒子留在家裏，繼續發展家裏的養豬業，但增豪不願意。對於化州的大多數年輕人來說，留在家鄉，繼承父業，是最不得已的選擇。這座粵西小城處處散發著草莽氣，至今大部分地區仍是鄉村，路上常常能見到成片的稻穀和青菜，果樹和山林。“化州橘紅”聞名全國，龍眼、荔枝、波羅蜜、黃皮、肉雞、生豬亦是這裏的核心產業。但留守在鄉村的大多是中老年人，當地的年輕人大多不喜歡務農，覺得又苦又累，向天要飯，得看運氣，很難賺到什麽錢。增豪也抱有相似的想法——年輕人嘛，要逃離家庭，逃離父母的管製，去大城市裏拚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夢。
增豪最終去了惠州，在一家親戚開的超市做收銀員。這和董義昌的期望相去甚遠——他當初希望兒子能讀到大學，以後能有出頭天，再不濟，也能和自己一起做養豬的行當。可眼前的現實都和自己想的相悖，也隻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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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18年的8月，遼寧出現了第一例非洲豬瘟。沒有上市的疫苗，也沒有治療的藥物。之後，瘟疫便以野火燎原之勢在全國各地的豬場蔓延開來。豬瘟所到之處，幾乎沒有一頭豬能逃脫死亡，沒有一個養殖戶可以幸免的。
董義昌在電視裏看新聞，觸目驚心，他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和本地養豬的同行談及此事時，大家眉眼間都充滿了憂慮。可擔心也無用，豬還是得繼續養。幾年了，從豬舍到豬苗，投入那麽多成本，不可能舍掉不做。再說，不做這些，還有什麽出路呢？
什麽時候養豬能賺到錢呢？隻能問天了。
但每月的支出卻是清清楚楚的，偷不了也減不得，不算人力成本，僅飼料費一樣，每月就要幾萬塊——隻能先跟飼料商賒賬，等賣了豬再一點點還。
增欣9月就要讀初中了，董義昌決定先賣掉幾頭豬來給女兒交學費。初中雖屬於九年義務教育，不要學費，但學校收費名目繁多，增欣因為小學在廣州就讀，學籍外遷，回來就變作了半個外地人，首先就要先交4000元才能遷回學籍，資料費、空調費什麽的還要另交。
擔心影響到女兒的學習，就算壓力再大，董義昌也不會在女兒麵前流露出什麽情緒，他隻能向朋友吐苦水。有一回他在跟人傾訴時，被回家的增欣聽到了。
聰明的增欣其實什麽都知道，關於媽媽的病，關於家裏的經濟狀況。家裏困難重重，學校卻不斷伸手向家長要錢。為了更方便收錢，學校、老師甚至跟部分學生家長勾結，起了個聽來頗為“正當”的名稱——家委會，讓這些“家委”名正言順向家長們收割。
有一次“家委”又伸手了，說要請班主任吃飯，最低交300塊。每次交這些錢，都要先新建一個微信群，董義昌因為不熟悉手機操作，一直進不去。有個“家委”看他沒在群裏，便直接加了他微信，發來消息：“你是不是還沒交錢？”
女兒在學校，董義昌不敢得罪這些人，老實地回答：“還沒有。”
“你這個混賬，你是不是不想交？” 不知是對方怕他不想交錢，還是真的要為難他，發來的語音，竟直接爆了粗口。
平白無故突然被這樣辱罵，董義昌怎麽咽得下這口氣？他終於爆發了：“你這個lata（爛鞋子），你榨家長的血汗錢去捧大腳，去捧學校，我今晚把你上網，把你上網……”
大約半個小時後，那邊又打來電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是低保家庭，不要你的。”
上了初中後，增欣向學校提交了貧困家庭申請，這些學校和班主任肯定都是知道的。她平時住校，每月回家一次。她很想念廣州的生活和氛圍，在學習上壓力也很大，回到家裏又要照顧躺在床上的媽媽，心情自然好不起來。偶爾回家遇上哥哥回來，彼此之間也很少有話說。哥哥不會主動跟爸爸聊在外麵的工作和生活，在飯桌上，爸爸問一句，他就答一句。
但增欣會看到哥哥在床榻邊跟媽媽說話，會像過去一樣跟媽媽吐苦水，講自己在外漂泊工作的委屈和不易——超市的工資才一千多塊，住集體宿舍，後來他在征得親戚同意後，在超市裏開攤位，賣自己製作的綠豆餅，每日一站就是十多個小時，常常流鼻血。雖然媽媽說話的聲音已是渾濁不清，可是哥哥篤信媽媽愛他，會心疼他。
增欣想起哥哥小時就喜歡美食，沒出去外麵工作時，就常常在家裏做吃的。他最常做的一道菜是大蔥爆大腸，也不知是他真的很喜歡做這道菜，還是材料預算受限。可從依稀聽來的話裏、從哥哥的模樣判斷，他在外麵過得並不好。
家裏的氣氛變得異常沉悶壓抑，每個人都被拽進一股巨大的、看不見盡頭的陰雲下，透不過氣。在這山窩裏，山頭若連日陰雲壓頂，那就意味著不久後暴風雨就要來了——他們常常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吵起來，爸爸跟女兒吵，女兒跟兒子吵，兒子跟爸爸吵……總之，每個人都像敏感的炸彈，別人隻要輕輕一碰，就會爆炸。爆炸是連鎖的，隻要一個炸，所有人就會持續劈裏啪啦，在整個屋子裏炸開來，最後大家都遍體鱗傷。
這樣的爆炸在家裏已經炸過好幾次，每個人都像在黑夜裏摸索，不知這樣的日子什麽時候是盡頭。唯有桂霞，躺在床邊，始終是家裏最安靜的一個。這時桂霞的手腳身子都已經動不了了，臉也有一邊癱瘓了，像一樁木頭一樣任人擺布。她不會說話了，可就算兩年前還能勉強吐出一兩句簡單的話時，她也不曾對家人發過脾氣，不曾跟人說她疼、她痛苦、她絕望。這才真叫人心疼。
有一次，增欣放假回家，照例端著飯到床前喂媽媽，一邊喂飯，一邊不由地想：媽媽的心裏究竟在想什麽啊？從前媽媽即便不開心的時候，也都是一個人慢慢消化。她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的笑容都是對著別人的。
“你想死嗎？”當這句話突然從口裏闖了出來，連增欣自己都嚇了一跳。
增欣看到，媽媽哭了，眼淚順著她的眼角滴落，把枕頭沾濕了。這是媽媽生病這幾年來，第一次見到她哭。她無言，她不識字，可是她什麽都知道，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命運的樣子。
“沒事的。”增欣後悔了，趕緊幫媽媽擦幹了眼淚。
18
舊年養豬蝕本了，但豬舍裏的豬卻不少反多。陸續有母豬生豬仔，到了2019年，大大小小的豬加起來，竟達到了520多頭。董義昌的朋友不隻一次勸他不要養那麽多，成本高，風險也高。但董義昌哪裏肯聽，他心頭壓著許多大石，桂霞醫病要錢，增欣讀書要錢，他煲中藥治風濕關節炎要錢，哪裏都要用到錢，不養多點豬，哪裏來的錢呢？
因為上一年的豬瘟，豬價一路飛漲，豬肉最誇張的時候漲到了40塊一斤，比幾年前最低穀時翻了幾倍。化州始終沒有病豬出現，這讓董義昌更加想要搏一搏——如果自己這幾百頭豬能幸存下來，自己就翻身了。他心中總有一種賭徒般的幻想，畢竟他在女兒出生那年，嚐到過那種逆勢下注的狂喜。
董義昌在喂豬 （作者供圖）
這年的6月大暑天，連著好幾日都在下雨。一天董義昌在喂豬時，突然發現有豬開始發燒、咳嗽、起紅疹子、沒有食欲。他心中一驚——這不是跟那些染上豬瘟的豬的情況是相似的嗎？他安慰自己，也許是豬流感，喂它吃藥，但豬的症狀並沒有改善，而且很快越來越多的豬也開始出現類似症狀……不出幾日，已經有上百頭豬感染了。
董義昌知道豬已經不能留了，隻能雇人運出去外麵處理掉，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一個朋友帶了人，開了鏟土機進來，在荒無人煙的山嶺，挖了幾條長長的深坑，把那些染疫的豬運過去、倒進去、填埋起來。實在是慘烈壯觀。
1個月後，董義昌的豬舍裏，隻有3頭母豬沒有染病，活了下來。原來滿滿當當、哼哼嚷嚷、熱熱鬧鬧的三大排豬舍，現在空空蕩蕩。
他清楚記得，母豬有48頭，後備母豬有5、6頭，公豬有2頭，200斤以上的豬有200多頭。那些豬按照當時的市值，大概值120萬，但這一切都已經埋入地下，化為虛無，還讓他欠下了30多萬的飼料錢。
這一年，無數養豬戶像董義昌一樣，血本無歸。在茶根村附近方圓十幾公裏，幾乎所有的豬都死光了。
飼料商每隔一段時間就打電話來追債，每次都得到失望的回複，便常常發脾氣。董義昌無奈地說：“我去哪裏找錢來還你呢？如果是我賣了豬卷錢跑路，那是一回事，可現在是天災人禍的事啊。”
按照當時的政策，因豬瘟致死的豬，每隻可拿到幾百塊的補償。畜牧部門有來做過損失登記，但董義昌一分錢沒拿到，他的同行朋友，也沒聽說有拿到錢的。養殖戶們都心知肚明，死的豬實在太多了，沒有經過確診的豬，是沒法拿到錢的。隻有個別買了商業保險的養豬戶拿到了一點賠償，每頭豬賠了二三百塊，聊勝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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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義昌腳上的風濕炎愈發嚴重了，想走遠一點的路都費力。他問了老中醫，對方說醫不好了，隻能靠煲中藥控製病情。一劑中藥40多塊，煲2次，喝1天，每次開藥至少要連續拆6劑回來。錢，又是要錢，想想就頭痛。
桂霞的情況也更糟糕了，她身子輕薄如紙，連翻身也翻不了了。給她吃的粥，要煮得像漿糊一樣爛。桂霞臥床不起後，平日裏都是在茶根常駐的義工梅姐來幫她衝涼。9月22日那天早上9點多，梅姐像往常一樣過來給桂霞衝了涼，替她換上一身幹淨的衣裳，又把她抱回床上。如果是往日，董義昌會在一旁提醒梅姐，要把妻子身子兩旁的被子墊高。但這天他疏忽了，因為早上附近的魚塘在撈魚，看到妻子安頓下來，他便想走過去湊熱鬧。走到半路時，他才突然想起忘了給妻子墊高被子了，趕緊折返，然而等他顛著腳一瘸一拐回到床前時，卻看到了妻子身子側翻，被被子掩住了口鼻。
桂霞已經停止了呼吸，她的生命結束在了53歲。自確診後，她再沒有去醫院做過任何檢查，至死也沒有用上呼吸機。可是，這一家人已經盡力了。
董義昌當下便大聲痛哭起來。過去兩三年來，雖然他早已在心裏演繹了無數遍這注定來臨的結局，可當這一刻來臨時，他依然覺得天旋地轉。命運積累下的疲累、委屈、難過、痛苦，在此刻一擁而入，山洪猛灌，大雨傾盆，頂柱衝垮，心下轟然倒塌。
稍稍平靜下來後，董義昌打電話將妻子的死訊告訴了女兒和兒子，又通知了叔叔、堂弟、堂妹等親戚。接到消息時，增欣正在上課，她趕忙收拾東西，搭公交車，一路哭著回來了。進家看到爸爸哭得地動山搖，她反而冷靜了下來，不再哭了。她走到了媽媽身邊，輕輕地拉起了媽媽的手，已經沒有餘溫了。
已經塌了的董義昌看到女兒眼淚一滴不落，禁不住說她：“你怎麽那麽冷漠？”
增欣沒有出聲，董義昌並不知道，16歲的女兒，在妻子生病的幾年裏，已經被迫迅速地長大，學會了扛下所有超出她年齡和經曆的重量和艱辛。她看著悲痛欲絕的父親，拉起長眠的母親的冰冷的手時，已經變做大人了。她告訴自己：“爸爸那麽傷心，我要扛住，不能倒下。”她又努力安慰自己：這對媽媽來說是好的，她終於可以真正好好地休息了。
增豪第二天早上才從東莞趕回來，哭得特別傷心。增欣看到了哥哥的遺憾。
桂霞去世後，認識她的人——不管丈夫，女兒，兒子，還是親人，朋友——既憐憫又痛惜，也無一例外地，對這個勤勤懇懇的女人肅然起敬。
桂霞的大姐沒有來，她從微信給董義昌轉來了500塊的紅包。桂霞留在廣西的那個兒子也來了，這是董義昌最後一次見到他——他高中畢業後，跑來廣東打工，曾來過茶根來尋母親，那時他們母子已有10餘年沒見麵，桂霞跟董義昌說，她想拿2000塊錢給她兒子買個手機，剩下的做路費。董義昌說，錢是你辛辛苦苦賺來的，你要給多少就給多少。
董義昌的堂弟堂妹也都悉數來了，他們早年曾受阿哥的照顧，在茶根村附近長大讀書，如今自然不能缺席。堂弟說，大嫂人這麽好，要給她買一副好一點的棺材。最後，他們一起挑了一副3000多塊的實木棺材，伴著她長眠。
親友們一起守了3天靈，叫了道士為桂霞超度，叫來了一支有嗩呐的樂隊，繞著村裏公共電視室前的空地走了好多圈，花掉了2萬多紙，把她風風光光地下葬，埋在了他們家房屋後頭的小土丘上。那塊小墓地，是請了風水先生來看過的。
2019年是多麽殘忍的一年啊，豬死了，人也死了。豬舍空蕩蕩，房間也空蕩蕩，心裏更是空蕩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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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關近了，債主又開始打電話來追債了，除了飼料費，董義昌也欠了賣獸藥的兩三萬。兩個多月前幫桂霞料理後事，盡管堂弟堂妹等親戚一個個都是兩三千地給，村民也隨了份子，但還是欠下了七八千。沒錢還，隻能賠笑臉，說好話。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桂霞走了，董義昌的命也丟了一半。白發像野草一樣從黑發叢中一根根抽生出來，腳也幾乎沒法行路了。義工幫他找來一隻半舊的電動輪椅，兩千塊錢，叫他出一半。他坐在電動輪椅上出門，去飼料間倒飼料，再靠輪椅提著飼料去豬舍，好生照料喂養最後那3頭小母豬。這是他唯一能做的了。他像個迷路的小孩，不知如何是好，繼續照顧這些豬，是出於習慣和本能。
有一日，飼料商人親自到了，得知拿錢無望後，提出用豬舍抵債。對方步步緊逼，董義昌讓步了，經過協商，董義昌同意把400平米的豬舍和3畝多的魚塘租賃給對方使用，每年按2萬元抵扣欠款。
叫董義昌意外的是，雖然養豬虧大空，養豬的人卻一點不見少——仍然陸續有外村人來茶根租地養豬，這裏的山區空曠，地廣人稀，租金便宜，確實是再理想不過的選址了。來這裏養豬的有一些附近村的老養豬戶，因為原來養豬的地方被劃為禁養區（2019年政府出台文件，禁止水源地附近養豬），便搬來了這裏，其中有個姓梁的老板，和董義昌因養豬相識多年，是董義昌幫忙牽線引到茶根村的。還有一些人是因為新冠疫情沒了生計，錢包癟了，看著豬價一路狂飆，便想著趁勢賭一把，興許能賺點快錢來養家糊口。
董義昌在一旁冷眼旁觀：“中國人就是這樣，什麽覺得好，就蜂擁上。”
增欣已上初二，平時仍住校。她有個室友，似乎有抑鬱症，常常一個人哭。增欣看到，也常常跟著哭。媽媽去世後，她把滿腔心事藏在心裏，沒有跟任何同學說，連最好的朋友也不曾透露半句。她想，大家很快就要上高中，學習壓力都那麽大，誰會願意去聽你說那麽不開心的事呢？
她感到自己變得比過去敏感了，多愁善感了，好像有點像媽媽了。以前她總是大大咧咧的，現在隻要周圍有一點風吹草動，便會想到很多。有時同學不經意間的一句話，一個舉動，她便會想，她是不是不喜歡我？是不是對我有意見？可她在班裏人緣還是那麽好，她是同學眼裏的開心果，她像媽媽一樣，總是對人笑，還喜歡逗人笑。
增欣有時夜裏做夢會夢見媽媽，夢見的都是從前的事，媽媽一邊背著幼時的自己，一邊在幹活。醒來時就哭起來，她所有的眼淚都攢到了媽媽去世後的一年，慢慢地釋放她所有的痛苦、委屈和悲傷。
媽媽走後，開始增欣和爸爸還是會因生活瑣事而爭吵，有時不開心了，就幹脆躲起來不見人。董義昌後來想通了，女兒現在是青春叛逆期，可能過段時間就好了。果然，一年多之後，增欣和他又漸漸親近起來，常常打電話問他身體怎樣，要他照顧好自己。他感到欣慰，那個熟悉的孝順的女兒又回來了。
增欣已經習慣了在化州的學習和生活，不再常常哭了，她逐漸接受了媽媽離開的事實。增豪仍是在外麵打工，很少回來，跟父親的聯係也很少。董義昌隻知道他又換了一份工作，在東莞一家做光纖的工廠上班。有一次放假回來，增豪鼓勵妹妹，好好讀書，如果考上化州一中，就送她一部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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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過去了，從豬瘟裏僥幸存活的3頭小母豬，和她們的女兒們不斷繁衍生息，讓董義昌又有了大小豬70多頭。可在2021年4月，豬瘟又似一陣看不見的狂風刮來，所有的豬，這一次全軍覆沒。
2018年，化州生豬存欄是171萬，到了2021年，隻剩下80多萬。1董義昌的70多頭豬，也從統計數據上消失了。他家的豬舍第一次如此徹底地空蕩靜寂，幹幹淨淨，連豬殘留的氣息也清淺了，不再有刺鼻的感覺，像一片被荒棄的廢墟。
這年8月，中考成績公布，增欣順利考上了化州當地最好的高中化州一中，她開心地把錄取通知書發給了哥哥看，增豪果真兌現承諾，給她買了一部手機。董義昌既喜又憂，喜的是女兒如此叫他驕傲，憂的是學費又不知去哪裏拿。他已徹底破產了，還欠了人家幾萬塊的債務。可女兒讀高中每學期的學費、資料費、住宿費，各種名目的費用加起來要1萬多塊，真叫人愁啊。
他承包了3個魚塘，但養魚也賺不到什麽錢，不虧就算好了。他每月的民政補貼和殘疾金加起來是1000多塊，就算自己不吃不喝，也不夠給女兒讀書啊。在公益組織漢達的牽線下，一位巴西女企業家決定每月資助200元，幫助增欣繼續完成學業。可上學這個窟窿，仍然無法補上。
董義昌心中還有宏願——他在農村老家還有自己的土地，跟堂弟的連在一塊，堂弟準備要起新屋，他想自己也不能輸人家，何況兒子以後年紀大了也要落葉歸根呀。在老家起新屋，不是董義昌個人的情結，很多老輩，即便常年在外地打工，也會用辛苦積存的錢在老家起一棟新房子，向鄉人同儕表明自己已經在外麵闖出有一片天。他們大多也是隻能在春節、年例、清明等重要回來短暫住一陣，與家鄉保持著微薄的聯係，其他時候，房子都是等著落灰。
可他哪裏有錢呢？隻好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
一次跟增豪打電話時，董義昌問兒子現在有多少存款，提出想在老家起新屋。沒想到增豪回答說，沒多少錢，聽口氣，也不想在老家起屋。董義昌聽得火氣直竄，罵增豪在外花錢太大手大腳，不知節省。增豪十分憋屈，自己在外麵本來就工資不高又辛苦，卻被爸爸這樣劈頭蓋臉罵，一氣之下便掛了電話。董義昌也氣兒子不聽話、不爭氣，卻拉不下臉打再打回去，隻好叫了增欣和親戚幫忙打電話，但增豪通通不接，就像人間蒸發了一般。
那一兩年，董義昌也常常催婚，甚至聽了附近村裏媒人婆的話，想要給增豪安排相親對象，希望兒子能早日成家，把這個家傳承下去。在他看來，父傳子，子傳孫，香火代代延續，自古來都是如此，他看到電視上說周潤發結婚沒有生仔，心裏並不讚同，覺得還是要有後代才好。
增豪卻被催得十分心煩，他那時打工的那家光纖廠，疫情期間訂單量大減，常常發不出工資，自己的工作生活都尚未穩定有著落，他並不想那麽早結婚，更不想要爸爸塞給他的相親對象。這兩樁事堆在心上，讓增豪避之不及，到了年底，他便幹脆沒有回家，2022年的春節，是董義昌和增欣父女二人一起過的。
22
到了2022年，在茶根村的養豬戶猛增到了11戶，是以前沒有過的，在村裏不時能聽到豬舍中豬群嗷嗷嗷的尖叫。但這繁榮隻是假象，這兩年來，在這裏養豬的人，沒有一戶是賺錢的。市場供求關係變了，豬價又在斷崖式下降，而最拿命的豬瘟，人類還沒有研發出疫苗。
為了預防豬瘟，養豬戶們費盡心機，想盡辦法，他們將豬舍用密孔大網罩實，夜晚在豬舍邊上拉電，早晝用消毒液徹底噴灑豬舍兩次……總之，種種防止老鼠、蒼蠅進入豬舍傳播豬瘟的手段，全用上了。這樣的物理阻斷手段，在人類自身應對疫病時也用過，常常是人力物力消耗巨大，效果卻未必如預期。茶根的一排排豬舍又清了空，一場歡喜一場空，那些投入幾十萬來這裏想撈錢的人，都打了水漂，隻有梁老板嚐到了甜頭。
這種痛心隻有董義昌這樣的老養豬戶才懂得。回想幾年前豬養得好那時候，許多飼料商爭著給他供貨，現在就算他再養豬，也無人敢給他賒賬了。思及人生境遇如此，不禁有凜冬蕭肅的寒意。
可不養豬還能做什麽呢？如今他已是頭發半白、要靠電動輪椅出行的老人了。真是頭疼喲。
董義昌家的豬舍，自2019年豬瘟後豬舍都封上了防蚊網 (作者供圖）
這年5月父親節，增豪突然在微信上出現了，他給董義昌發了個會說話的紅包，500塊，捎帶了一句“父親節快樂”。
6月初，增欣在學校突然接到了爸爸的電話。董義昌興奮地對她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哥揾到了份好工。”
原來，前麵那家光纖廠倒閉了，增豪在親戚的介紹下進了一家玩具廠，在那裏學做機器維修，每個月有5000塊工資，比之前要多許多了。正是這時候，梁老板的豬仔出生了，他主動提出賒20隻豬仔給董義昌，共計是1萬5千塊。
要說養豬要有的天時地利人和，梁老板都趕上了：2018年，他在老家的豬舍被劃為禁養區，他隻好一次性將幾百頭豬悉數賣掉，那時遇上好市，賺了小3百萬；停養的一年，又正好躲過豬瘟；後來搬來茶根養豬，賣豬時也總有好價錢。
這梁老板還有3個女兒，都是名牌大學畢業，有的還去香港讀了研究生，畢業後都在廣州上海等大城市工作。難得的是，梁老板有錢卻不勢利，待朋友仗義，他想幫助董義昌繼續養豬，不僅送來豬仔，還做人頭擔保，這樣才有飼料商願意給董義昌賒賬供應飼料。20隻小豬，一個月飼料費也要6、7千。梁老板說，等董義昌後麵賺錢了再慢慢還就好。
為了女兒讀書，董義昌領下了這份好心好意，決定還是要繼續搏一搏。之前是一頭黑、頭頭黑，但好運來時也可能是一個連著一個，至少不是一直在泥水裏行路。如今又有豬可養，有事情可做，董義昌也就不再那麽容易想起過往的傷心事，不再日日焦灼不安，人又逐漸有了精神氣，生活又有了新的盼頭。
23
去年11月，我與董義昌父女在茶根村又一次見了麵。
我本來跟增欣約好，在她每月一次的“雙休日”回家時間過去，沒想到去時剛好遇上茂名地區連日出現新冠病例，差點就被封在去化州的路上，幸好遇上一個熟門路的網約車司機，才把我順利載到了村裏。增欣是第二天早上從學校回來的，化州的公交已經停運，也是約了順風車才回到了村裏。
5年前見到她時，她才14歲，那時桂霞還在，再見麵時，我已幾乎認不出她，用化州當地話說，她已經是“大個女”了。她現在是班裏的心理委員，同學心中的“開心果”。有時感到學習壓力大，感到活著辛苦的時候，她會想起媽媽，一想到媽媽的一生，她就覺得自己已經是幸運的了，不該有太多的抱怨。
與她小時相比，茶根村已經發生了很多的變化。現在山裏再也沒有以前那麽多的野果子吃了。小時候常常有蟬飛入電視室裏，她和村民們都會去捉了烤著吃，但長大後，這樣的場景不見了。
這裏還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麻風村大部分的土地已經被政府征收了，正在改建成化州精神病院，推土機已經開進村裏動工，大片的黃土開始裸露出來，展露出蠻荒的氣息。一切的場景，不禁讓人想象：63年前，麻風病院是如何在這裏拔地而起的？以後的人們將會如何稱呼這裏、如何描述住在這裏的人？他們能否還它以公正的表述嗎，還是依然帶著高高在上的嘻笑和嘲諷？這個麻風村還會被人記得嗎，抑或是，它會被一遍遍覆蓋，不可辨識，直至被遺忘？增欣這個從這裏走出去的女孩，又將如何去回憶她出生的這個地方呢？
正在被改造成精神病院的茶根麻風村 （作者供圖）
在增欣小時候，這裏還有100多名村民，如今隻剩下50多人了。幼時跟她一起玩耍的同伴們都早已散落各處，那幾個曾寄養在茶根村的孩子，因家庭貧困，大多讀了初中便早早出去打工了，跟增欣最要好的兩個女孩——鈴鈴在讀小學時就被媽媽領回家了，至今早已斷了聯絡；而大幾歲的梅梅，自從出了這山村去外地讀書後，聯係也越來越少，雖有彼此的QQ，但也幾乎從不搭話，她考上湛江的大學的消息，還是增欣從爸爸那裏聽來的。跟增欣年齡相仿的表哥，也曾去廣州慈幼中心讀書，後來回了這邊讀高中，沒了監督，成績一路下滑，早早去外麵混社會了。
和幼時玩伴們偶爾的聯絡，便是玩網絡遊戲。學校規定是不能帶手機的，增欣隻能在回家的時候用一下，有時上線，看到梅梅和表哥在玩遊戲，便加入去。他們玩的還是《王者榮耀》，這是她以前在廣州那邊開始玩的。偶爾難得和表哥聊一聊天，就發現彼此生活經曆已相去甚遠，不如直接打遊戲自在。但她記得有一次，表哥跟她說：“好好讀書。”
桂霞去世後，董義昌收斂了自己急躁的脾氣，增欣也漸漸學會了跟爸爸溝通，不再當他是權威，不再遇到矛盾就躲開。現在父女倆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親近。增欣覺察出了爸爸這些年的變化，現在他再不會跟增欣說“成績不好就不要讀”了，這是增欣跟他耐心溝通和解釋的結果，他漸漸聽進去了，開始改口說：“盡力就好，放鬆就好，我們是什麽料子就是什麽料子。”
“他有好多朋友，地位好高好高 ，他很聽朋友的話，但不太聽我們親人的，這是我不太爽的一點。”增欣說著，撅起了小嘴，看出是有點生氣了。
但至少，董義昌在大事上開始聽取女兒的想法了。去年年底，增欣在爸爸怒氣漸消後，耐心跟他講，叔叔能起新屋，是他20多年打工積存了錢，而哥哥才工作不過幾年，就要他拿錢出來去老家蓋房，不免有些要求過高；再者，她也覺得在老家起新屋也沒什麽必要，他們離那邊太遠了，一年不過回去一兩次，起了浪費錢；她還提出，不如起做出租屋，租給別人，自己還能收點租金——但這點，董義昌是怎麽也不讚成，“怎麽能租給別人呢？”
增欣覺得爸爸對自己的意見“好像有點聽進去了”，後來我去找董義昌證實，他表現出有些不滿的樣子：“不理他們啦。”他還是不太能理解兒女們的世界，不能理解現在這個世代的劇烈變化，但他正在嚐試了解。
“等增欣以後讀書出來賺錢了，去城市買屋。”過了一會兒，他自己說道。
24
那日中午我在他們家吃飯，飯菜都是增欣做的。
“下次那個老板的女兒叫你去，你要去，知唔知啊？”飯桌上，董義昌對增欣說。
“不想去，他們沒叫你，就是歧視。”增欣堅定地說。
“阿爸老大了，歧視（我）沒緊要，最緊要是你好。”
我在一旁猜測，董義昌口中的“老板”，應該指的是梁老板。
增欣隻在家裏待了兩天半，本來說封控學校不讓回去，後來又說重點班的學生要先回去。那日一早她匆匆走了，離家時一臉緊繃，對爸爸的叮囑顯得有些不耐煩，明顯是不想回到封閉在校園裏兩點一線的生活。她坐上了村裏人那輛曾載她和爸爸出去賣雞的摩托車，還不忘回過頭來跟我招手說再見。
增欣走後，我想起昨天餐桌上的對話，問董義昌：“為什麽增欣會說人家是歧視呢？”
“人家沒歧視。”董義昌說，那天梁老板女兒的男朋友也去了，那些年輕人從來沒見過他，“我都沒想去。”
“女兒脾氣好火爆，但心是好的。”他有點尷尬地笑了，“有什麽好吃的，我留給她吃，她會說，‘唔行，爸爸，我們要一齊食’。”
董義昌家環境 （作者供圖）
增欣去了學校後，煮飯的任務就落在我頭上。董義昌會在一旁指揮，什麽時候加菜，什麽時候放油，煮湯一定要加兩個雞蛋——這是他家雞產的蛋，在這個老人看來，我是個可憐的城市人，吃不到新鮮的雞肉和雞蛋，硬是要我在這邊時多吃一些。作為30年的老養雞戶，他對自己養雞的技術頗有信心，堅信自己在山裏養的雞天然無汙染，就算已多年不靠賣雞揾食，他也仍然堅持每年養百幾十隻雞，等著節日或者親友來訪時，好劏了擺上餐桌。
“你說增欣能不能考上大學呢？不敢給她壓力。”吃完晚飯，聊天時，他不隻一次地問我。“女兒同我講，‘爸爸，我想讀華師大，你話點樣？’”說這句話時，他甚至模擬了女兒的聲音，聲音聲調都極像，“我話，‘這些爸爸無法給到你意見，你要自己抓主意。’”
他說，他最近剛下重本買回了一頭年輕力壯、精力旺盛的種豬，那頭褐色的公豬花去了他3600元，其中3000塊是跟朋友借的。6月份養的那20隻豬仔長得很快，已經成了青年母豬。幾天前，他拉著那隻種豬給其中19隻母豬配了種——之前豬瘟肆虐的時候，他買過豬精回來直接給母豬打，但這次想來想去，還是覺得自己買種豬來配種更妥當，自己看得見，質量也更可控。現在還不知受孕成功率，但肉眼可見，已有幾隻母豬肚子微鼓。
母豬的孕期一般平均為114天，他對這些數字熟爛於心。作為養殖戶，天然要對數字敏感，豬價、飼料費、養豬周期、母豬孕期、豬仔賣出窗口期，無一不和數字有關。不出意外的話，等到2023年元旦前後，豬仔們就要出生了，就等到時賣豬仔了賺本錢了。運氣好的話，一頭母豬最多能生17到18隻，少的話也有3、4隻。還要寄望開年豬市有好價，豬肉價上漲，豬仔也能賣出好價錢，要是豬肉白菜價，豬仔也沒人要了。
“沒辦法，年紀大了，一身病，揾不到食。”董義昌渾濁又宏亮的聲音裏混著歎息和不甘。
他又提起了2019年，說那年如果不是豬瘟，可能自己現在已經有樓有車了。這樣的話若能安慰到他自己，也是好的。他65歲了，在這本應安享晚年的年紀，還在為生計、為女兒讀書的費用而煩愁。他抱怨生活，抱怨命運，抱怨運氣不佳，卻從未為支持女兒讀書而抱怨過。女兒讀書時需要多少錢，他從來都是爽快地給，大多時候還會給多一些，總是生怕她不夠用。增欣這天回學校後急著用錢，找他要20元，他一下便轉了50塊過去。
他頭發上又多了很多叢白發絲。他曾幾乎被擊垮，但如今他又活過來了，隻是歲月究竟不饒人呐。
我想起了他的微信名，“流浪者”，簽名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他的手機來電鈴聲是《上海灘》，每次有電話來，怨深深、恨長長的歌聲便驟然響起：愛你恨你，問君知否，似大江一去不還……
“你看我的頭像，後生時候多靚仔。”他指的是自己的微信頭像，那是十多年前一家人去影像鋪拍的照片，身穿的是和桂霞拍婚紗照時的白色禮服。提起亡妻，他的歎息又重了一些，“在世沒過過一日好日子。”
如今每天吃完晚飯，他就一人躺在躺椅上看電視，從前這個時候，是一家四口人一起看，“不看電視幹嘛呢？望勾勾。”
聊了會天，董義昌從房間出來，開始煮粥，準備喂雞，他哼著羅大佑的《童年》，所有的憂慮好像一下子融化在歌聲裏了。我跟他道別，在夜色中往回走，又忍不住回頭回望了幾次。那泥濘的路上，是他的輪椅碾過的一道道清晰又模糊的平行線，通向未知的方向，在茫茫的夜色裏，仿佛和遙遠的地平線交匯在了一起。
董義昌養雞，開保溫燈給雞仔保溫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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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茶根之後不久，疫情封控政策就放開了。董義昌和增欣跟茶根村的村民們一樣，在年底結束前都相繼感染了新冠，但最後都平安地迎來了兔年春節。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回來了，化州重新填滿了在平時失去的1/3人口，農村那些空蕩蕩的新樓房重新住滿了人，四處是熱鬧的鞭炮聲，好像一場遲來的狂歡，隻是有人再也等不到了。
增豪在過年前3天回到了茶根，董義昌這時才知道，兒子轉到玩具廠工作後並不順利，到年底前3個多月，廠方一直以發不出工資為由拖延發薪。疫情3年，這是增豪打過工的工廠中，第二家麵臨倒閉的了，他決定不做工人了，年後去朋友介紹的飯店學做廚師。在外兜兜轉轉，受夠了做打工仔的苦，知道這種生活不可繼續，不如就做自己喜歡的。
增豪看到增欣學校發來的開學繳費信息，便問妹妹學費是多少，最後拿了4000塊出來。正月裏，兄妹倆和從小一起在村裏長大的表哥一起，到姑媽那裏去看望外公。外婆已經在前年去世了，也葬在了茶根村，就在離桂霞墓地不遠的另一處小土坡上。之後，外公便跟她姑媽一起搬出去了。
這個春節，茶根村裏除了增欣兄妹，還有另外一個年輕人——那個當年一起去後山去掏蜂窩、被蜜蜂群而攻之的男孩宴宴，梅梅的弟弟。2018年夏天，我在茶根村也偶遇過他，他那時在爺爺家過暑假，黝黑清瘦，溫和寡言。他說前路迷茫，不知讀書出來後要做什麽。那年冬天，我還給他和增欣寄去了幾本書。
宴宴從年底回到茶根，再也沒有出去過。小時增豪常常和他玩在一堆，知道他回來了便去找他，結果，叫他出門他不要，喚他一起玩遊戲，他也不搭理。他不願踏出房門一步，不知經曆了什麽。他從小在爺爺這裏長大，前兩年才讀完中專。增欣猜他是讀中專時被同學欺淩了，聽說他現在每日都是白天睡覺，晚上起來，餓了就舀一碗粥吃。董義昌也在村裏看到過宴宴，有一次碰到宴宴時，他還忍不住說了他幾句：“年輕人要拚搏，不能一直待在這裏。”
董義昌家豬舍的豬，今年7月初剛生的豬仔 （作者供圖)
豬舍的豬仔在春節那幾日出生了，快40隻，董義昌將它們精心養了90多日就賣了出去，賣了1萬多塊。這是自2019年豬瘟以來，他最大的一筆收入了。
到了5月初，村裏一個養豬場又出了豬瘟。董義昌的豬也沒能僥幸逃過，死了10多頭母豬、1頭黑色的種公豬和10多隻豬仔，最後隻剩下了4隻母豬平安無事。養豬2年多，隔壁一對夫妻已經欠下了30多萬的債務，他們是2020年看著養豬形勢大好入局養豬的，今年春節後，男的就跟人去陽江打井了。
董義昌想了想，還是咬牙又買回了1隻用來繁育的母豬。保險起見，這次不敢再買公豬了，直接買了豬精給母豬受精。到了6月中旬，有3隻母豬相繼生了豬仔，總共有20多隻。原來他想要低成本養豬，隻賣豬仔，然而現在豬仔的價格也隨著下沉，竟沒人要了。他隻好自己留著養大。
董義昌家豬場的豬，這是今年豬瘟後幸存下來的豬 (作者供圖）
茶根村有2個養豬戶的豬舍被劃入了精神病院的用地範圍，被拆掉了，賠了十幾萬，連當年起豬舍一半的成本都不夠。這樣，村裏的養豬戶從9家減少到了7家，比最高峰期時少了4家。
董義昌的豬場沒有受到影響，但兒子女兒都勸他不要再養了。不過董義昌沒想過要退場，這幾年，他一點點在還債，那個大窟窿已經越填越小，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增欣高二的期末考試成績出來了，成績依然很好，在全年級前30名。但她十分惋惜沒能考進年級最好的班級——那個班是隻要前20名，學校會給配備最好的教育資源和老師。“之前還比較放鬆，下年再努力一點，應該能考得更好一點。”她笑著說，笑起來時，小眼睛彎成了兩道月牙。
好在，在我撰稿時，學校又做了調整，全級前30名都進入了重點班。她的暑假隻放了兩周，便回學校上課了，接下來就是高三。再過一年就是高考了，順利的話，便是讀大學，那意味著需要更多的錢，也意味著擺脫了無數試卷和排名的新生活。
這也是董義昌堅持繼續養豬的重要理由：“再搏一搏，看看到年底豬價會不會升上來。”他必須繼續為女兒讀書賺學費。對他來說，這也是一種人生態度——隻要不放棄，就沒有輸。
（本文人物除了董義昌外均為化名）
引用：
1數據引用 自化州市統計局2018年和2021年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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