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非洲，失意大學生的就業天堂
■ 圖源茉茉。
在非洲，跟茉茉一樣的中國人有近15萬，他們分散在中方同非方合作建設的20多個工業園裏，這些工業園裏的中國企業超過3500家。為了安全，很多在非洲的中國公司都會要求員工出入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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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丨90後為獨居老人整理遺物，揭開孤獨死的殘酷真相
西卡第一次打量自己的人生：萬一離開這個世界，自己能留下什麽？她想了很久，好像除了物品，什麽也留不下。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物品和生命的聯結。
“因為他過世了，他用過的所有東西難道就變成垃圾了嗎？我覺得不應該那樣去對待一個人。他的物品可能代表著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我們的關係和聯結，代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時刻，難道有些東西不值得留下來嗎？”在西卡籌辦的遺物展上，一位參展觀眾對人死後燒掉遺物的習俗感到不解。
西卡，90後，上海的一名整理谘詢師。遺物整理是她的業務之一。這個對多數人而言仍很陌生的工作，被她這樣描述：就像平日一樣，正常地吃過早飯，正常地出門，去一個正常的家裏，這個家不久前有人過世，但跟旁邊鄰居的家門也沒什麽區別，你正常地進門、打招呼，然後就開始整理東西。
“觀念是我們遇到的最大的困境”，西卡深知，中國人傳統的生死觀無法一下改變。遺物被視為不吉的背後，是對死亡的避忌。
人們總是以金錢去衡量物品的價值，不值錢的東西難免被遺棄，甚至銷毀。值得玩味的是，西卡在每一家的遺物裏都整理出了錢，一個破破爛爛的袋子可能就裝著幾千元，“就像逝者留下的一個trick（詭計），你要是不用心整理我的東西，不好意思，這個錢可能就被你扔了” 。
而在西卡眼裏，逝者留下的可能不是錢，而是一份情誼，一個念想，是帶著溫度的生命痕跡。
雖然整理的是死者的人生，但常常指向跟生者有關的話題，比如養老、親子關係、弱勢群體（孤老、心智障礙者）等等。正如直麵死亡，是為了在終有一死的短暫人生裏，更好地活著。
西卡出生於某國企職工家庭，從小作為“別人家的孩子”長大，保送上海外國語大學，畢業後從一家知名會計事務所的稅務師，跨行轉入BAT大廠做廣告策劃。身邊的親友都不理解，為什麽放著體麵的班不上，要去做家政保潔？
但對西卡來說，這是一個已經醞釀多年的決定。
2014年，西卡第一次打量自己的人生：萬一離開這個世界，自己能留下什麽？她想了很久，好像除了物品，什麽也留不下。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物品和生命的聯結。也是她第一次意識到從小接受的教育隻告訴她如何變優秀，卻唯獨沒有教過她該如何認真對待生命。
這讓她困惑於自己工作的價值，自覺“讀了這麽多年書”，隻成為了龐大機器上一顆“可有可無”的螺絲釘，在日複一日的忙碌中越來越不快樂。她不想變成“社畜”，但不知道未來的路要怎麽走，“人生的意義在哪裏”。
2016年，西卡讀了日本整理專家近藤麻理惠寫的《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西卡一下被擊中了，她恍然覺得自己活這麽大，好像很多時間都浪費在不太喜歡的事情上，比如滿足他人的期待，追求世俗的成功，在女性規訓中不自覺地受限……當她試著給自己做整理後，發現整個人的狀態、心境和思維模式都在發生變化，“可能真的是有魔法吧”。
一次健康危機後，西卡開始自學、實踐，並於2019年辭職創業，成立了自己的家居整理團隊，不過，她更想做的是遺物整理。在日本，普通的遺物整理是作為整理行業的一個分支，另一種則涉及孤獨死、自殺等非正常死亡現場的特殊清掃，二者均屬於成熟職業。但在國內，當時家居整理的概念尚未普及，遺物整理更是挑戰禁忌的空白領域，她隻能從最容易被接受的開始做起，“先讓公司活下來，再慢慢推進”。
2020年春天，“求路無門”的西卡終於等來一個契機。
那年清明節前，西卡在網上看到了一篇題為《武漢遺物》的報道，裏麵記錄了幾位在武漢疫情期間逝去的人和留下的遺物。最打動西卡的是一位78歲的老先生，被送進金銀潭醫院時，已病重到不能下床走動，離世後，護士在他包裏發現了一遝很厚的手抄五線譜，約30來張，都是他自己作的詞曲。
看完後，西卡便有了誌願為這些家庭整理遺物的念頭。在紀錄片導演周軼君的支持下，她聯係了近百個家庭，最終三家同意，其一便是那位“五線譜爺爺”。他熱愛音樂，有小提琴、薩克斯、大小號、古箏、琵琶、二胡等近十樣樂器，生前心心念念想在小區裏組個樂隊，總在老伴出去買菜時在家盡情奏樂唱歌，但隻要遇到下雨天，就會放下樂器，拿著傘等候在老伴下車的公交站。
第二個家庭失去的是一位59歲的父親，確診入院兩個月後去世，他的兒子希望重新調整書房的物品，將父親的遺物更多地展示出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當西卡將家中屬於父親的物品全部清出，依次鋪在地上時，他的兒子才發現，父親的個人物品最少，連愛好的書法都隻用水貼練習，沒留下一點痕跡。在一些零散的手稿中，父親抄寫了很多詩詞，兒子感到很遺憾，從來沒有問過他喜歡誰的詩詞、有什麽特別的感受，“沒法再去跟他互動了。”
整理中途，兒子在父親的一堆遺物旁邊坐了下來，靜靜地待了一會兒。對他而言，這不僅是物品整理，也是心理整理的過程。他不想扔掉父親的任何一樣東西，也不願注銷那個用了近30年的手機號，怕之後忍不住給父親打電話，聽到卻是一個陌生的聲音。
西卡認為，遺物整理就像在生與死之間搭一座溝通的橋，讓逝者得以紀念，生者得以慰藉。在武漢的嚐試也讓她意識到，照搬國外的理論經驗或用一套模式化的流程是行不通的，“因為每個家庭太不一樣了，需求也不一樣。”
從武漢回來後，西卡將遺物整理正式納入公司業務，目前有三位固定成員，汪悅是最早加入的兼職。她是一名民商事律師，五年前與西卡在徒步旅行中認識，對遺物整理有強烈的興趣。2021年7月，他們終於接到第一個委托。
一位無兒無女的八旬孤寡老人，生前通過遺贈扶養協議將價值千萬的房子等遺產，全部贈給照顧他十餘年的護工小翠。老人去世後，小翠輾轉找到季晨所在的公證處辦理接受遺贈公證事宜。
作為公證員，季晨需確認遺贈扶養協議的有效性，還要核查老人的法定繼承人中是否存在“雙缺人”，即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遺產必留份權利人，但小翠對老人的近親屬情況一無所知。另外，老人的遺產種類繁多，按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新規，小翠作為遺產保管人不得不承擔起臨時“遺產管理人”的職責：清理遺產並製作遺產清單。為了尋找老人近親屬的線索，同時保證遺產清單的客觀準確，季晨提示小翠需要委托第三方專業人員來清點老人的遺物。
季晨想到了西卡。2019年，兩人在首屆安寧療護大會上相識，常常交流遺物整理相關話題。“其實我們的工作就需要遺物整理，隻是之前不太重視，這是法治的進步”，季晨說，過去遇到需要清點遺產的案子，都是公證員自己去做，但做得比較粗略，“拿攝像機一掃，房間一看沒啥，這杯子不值錢，走了。”有時因時間有限，他們會快速“翻箱倒櫃”，翻完了也不一定放回原位，他對此也感到很遺憾，覺得不夠尊重物主。
在季晨看來，遺物整理分化成一種職業是社會發展的需要，“過去的財產傳承很簡單，一個人去世後房子給子女，也沒有什麽承載精神內容的物品，因為以前沒有手機電腦，可能就一點日記照片。”如今人們的財富類型繁雜，一個不起眼的舊杯子，也許就是有上百年曆史的古董。
與之相應，立法也改變了，“以前的立法隻盯住財產”，現行《民法典》新增人格權編，個人對自己的器官、健康、去世後的遺體和隱私信息等有自我決定權，“以遺囑的方式，對去世後除財產以外的涉及到人格的事物做出提前的安排，（包括）精神和肉體、殯葬儀式。”
而在繼承編裏，除了“製作遺產清單”的新規外，遺產繼承第二順序的兄弟姐妹若先於死者去世，其子女亦可代位繼承。但逝者早年離開原生鄉源，與血親之間中斷聯係數年的情況並不少見，這時往往需要去尋找繼承人。
季晨一年承辦的超200例繼承案件中，隻有在遺贈、繼承人下落不明、無人繼承、遺囑信托、保障弱勢繼承人群體合法權益等特殊情形下，才會針對性地委托專業整理人員參與遺產的清點，“估計不超過5件”。上述遺贈扶養案，便是民法典施行後第一個委托的案例。
逝世老人名叫唐啟忠，出身於民國一名門望族，在曆史動蕩中經曆抄家、坐牢、被判死刑等磨難，家族逐漸沒落，兄弟姐妹分散各地，均已離世。季晨不僅要從遺物中尋找小翠履行了扶養義務的證據，還要尋找唐啟忠血親的線索。因此，西卡的整理工作是關鍵的第一步。
2021年8月，西卡等三人走進唐啟忠的家，一套位於上海內環的老舊兩居室，家具仍是上世紀的樣式，燈泡也快壞了。順著昏暗的光線，她們看到藏書上千的書房裏，“黑壓壓”的四個書櫃，櫃頂、地上也堆滿了，一捆一捆碼得整齊，還按類別寫了標簽，本人的學術著作也夾雜其中。
現場三人各有分工，西卡負責翻找整理，汪悅負責在電腦上記錄，另一人則負責拍照錄像，以防產生糾紛。西卡沒有放過任何一個角落，很多信件、日記、照片藏在縫隙裏或夾在書頁中。兩天後，她們整理出一份長達54頁的遺物清單。
其中，200多封的信件引起了季晨的注意。他發現有個人的來信最頻繁，共有63封，來自唐啟忠在北京居住的胞弟唐啟生。他抽出尤其厚的一封，足有12頁，寫於1997年，掃一眼看到“我的這個孩子是‘孤獨症’（或名‘自閉症’）”，頓時腦袋“嗡”了一下。他知道唐啟生已在2011年去世，但不知道他有孩子且患有自閉症，而妻子早已病故。
十年過去，信中那個叫“小明”的孩子如今在哪兒？他還活著嗎？季晨迫切想要知道小明的下落，不僅事關遺產繼承，更因為他接觸過不少來做遺囑監護的自閉症家長，他們無不擔心自己離世後，“長不大的孩子”無人照料難以生活。
他和西卡當晚又回到唐啟忠的書房，翻出小明的出生照和一份唐啟生病故家中的“情況說明”，得知在其去世後小明被送進了北京郊區一所敬老院。季晨輾轉聯係上這家敬老院，通過視頻通話，他終於看到了33歲的小明——不是想象中“骨瘦如柴”“病懨懨”的淒慘模樣，而是“長得高高大大，胖胖的，比較惹人愛” ，不禁悲喜交加。
小明有每月四五千元的殘疾人福利補貼，父親還留下十萬餘存款和一套60平的房子，不屬於“雙缺人”。而唐啟忠的其他侄輩均無異議，其遺產便由小翠全部繼承。至此，季晨的工作已經結束。
但在職責之外，他和西卡都想再做點什麽：季晨聯係到北京的孤獨症公益組織去定期探望小明，這是十年來小明第一次有人探望；公益組織還成立了用於改善小明生活的基金，小翠也加入了月捐，給小明買衣服；西卡和朋友則用小明父親寫的63封信辦了一個遺物展，讓更多人關注小明們的處境。
“我們挖掘了一個被遺忘十年的人，從我們手裏轉接到另外一批人去幫助那個人，這個工作太有意義了，所有人參與了都很開心，這種興奮、喜悅一直存在。”季晨說，不是每個案子都會有這麽圓滿的結果，之後委托給西卡的幾個案子，有的是找不到繼承人，有的是幾個繼承人之間有分歧，“大家各懷心思，互不信任。”
西卡也覺得第一單是一個人性向善的案子，可遇不可求。西卡說，文字資料的整理非常耗時間，收費也會更高，有些案子的直係親屬不想多花錢，就讓她全扔了，隻留下值錢的東西。但當她和小翠溝通此事時，對方欣然接受，說老先生生前大部分時光都在書房中度過，書是他的珍愛之物，確實應該好好整理。西卡聽了很感動，“她真的有站在逝者的角度去考慮”。
如果說家居整理遵循的是生活邏輯，遺物整理遵循的則是生命邏輯。“遺物是一個人一生的寫照，就像一麵鏡子一樣”，西卡一直覺得，“物品是會說話的” 。在對待遺物上，她和小夥伴更多了一份敬畏和“福爾摩斯”的細心，更注意物品上的一些提示和線索。
整理唐啟忠的遺物時，西卡冥冥中感覺老先生在指引她。他把所有書籍分類歸置，所有證件放在同一個抽屜，所有掉落的牙齒都保存在一個空藥瓶裏，並記下每顆牙掉落的時間。他會在重視的物品上做標注，寫著“內有照片，請勿卷折”的白紙包著一張工作集體照，妻子的遺像被安放在抽屜的一個紙盒裏，盒上寫著“親愛的XX（妻子名字）走好”。他甚至還保留了一個巧克力包裝盒，背麵寫著“XX（同上）遺物”。
汪悅則發現，唐啟忠是一個喜歡戴帽子的老克勒。他足足有12頂帽子，照片裏的他一直是金絲眼鏡、洋帽加一件深色風衣的打扮。他還是一個“有知識、很好學”的學者，出版了自己的書，藏書中有英文、俄文、法文。他有寫日記的習慣，早年寫在日記本上，隨著身體越來越不好，就在日曆上寫，片言隻語記下當天比較重要的事，字也漸漸開始抖。
“遺物整理注定我們接觸的物品主人不會跟我們有任何交集”，汪悅說，但通過物品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認識這個人，“很奇妙”。
汪悅參與了幾個案子發現，無論什麽學曆工作、拮據或富有，這些老人都有一個共性，就是不喜歡扔東西，囤著沒用的購物袋、鞋拔子、超市宣傳頁、居委發的通知、各種水電煤賬單和醫療單據，像唐啟忠家裏光臉盆就有十幾個。這大概是某種年代的烙印。
另一個共性是老年人的性生活，西卡說“這是一個需要被正視的問題”。她在有的老人家裏發現了性用品，而且放的位置非常隱蔽，“他們都會藏一藏” 。團隊裏的小姑娘看到會很驚訝，有種微妙的怪異感，西卡一開始也不好意思向委托人匯報，意外得到對方坦然的回應後，反倒覺得自己“有點狹隘了”。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就很好理解，就是你也會變老的，老年人他也年輕過，也有欲望，他和你沒什麽不一樣，為什麽、憑什麽他過了60歲，就要變成一個沒有性別的人？我覺得這是一種對人性的不尊重。”西卡認為，子女需要去直麵父母真實的人生，才能更好地和他們相處。
她原來對母親有種囿於“媽媽”這個身份的苛刻，覺得“你是我媽，就應該包容我、遷就我”，但做了整理師後，她開始把母親當作一個更完整的人去理解，“其實她也不過就是一個小女孩長大了而已”。由此帶來的改變是，她和母親的交流變得通暢了許多，“什麽都敢聊”。她鼓勵母親去追求未竟的夢想，50多歲的人生“也可以是一個新的開始”。母親也開始慢慢接納她的事業，退休後拾掇老房子開書法工作室，還主動讓她過來幫忙“斷舍離”。
做遺物整理也讓西卡變得更加包容，不會輕易評判他人，“每個人都有難言之隱，每個家庭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去年九月，一位獨居上海的外籍商人，因在外地的親戚聯係不上他，拜托一位上海的朋友上門，才被發現死在了自住房裏。他唯一的孩子幼時隨前妻移民國外，沒有聯係，對他的情況也不了解，經由律師把重要財產證件保管到銀行後，便通過網絡找到西卡，遠程委托她全權處理父親的遺物。
這是第一個不經由公證處也不涉及財產繼承的個人委托。在季晨看來，能找到公證處的還不算孤獨死，“沒有找到我那才是最孤獨的。孤獨在哪裏？他的願想無法得到平安的落地” 。
汪悅回憶，她們去整理時，冰箱裏很多食物都過期、腐爛發臭了，還有疫情時政府發的物資。她們要從開不了機的電腦裏刻錄的數據和所有的中英文紙質文件中，搜尋重要的財產線索，“一張也不能落”。8本滿滿的名片夾，厚厚的個人簡曆……光鮮的工作成就，映照出家庭生活的黯淡。
他留存了曆年給孩子支付學費、撫養費的匯款賬單，甚至有次跟孩子去旅遊時的住宿單據都還留著。除此之外，似乎找不到兩人之間更多的交流，但思念仍有跡可循。他在一個筆記本記下的理財賬戶，密碼隻有四個字的提示：孩子生日。西卡特意截圖發郵件給委托人，提醒她重點看一下，但沒有收到任何反饋。
汪悅記得，當時西卡總希望委托人把一些有紀念價值的物品留下來，但對方覺得沒有太大必要，讓她該扔的扔掉，該捐的捐掉，能賣的就賣掉。西卡感到有些失落和遺憾，“可能這就是它們命中的命運吧。”
不過，有時一張廢紙也可能會被視若珍寶。在一次男士遺物的整理中，西卡翻到一張便利貼，字寫得龍飛鳳舞，也不是財產相關的信息，很容易被扔掉，但上麵寫的一個地名引起了西卡的注意，她突然想到之前聽一個家屬提過，他們小時候在那個城市一起長大，便拍照發給了那個家屬，對方特別驚喜，連用了幾個感歎號。原來這是多年前他們兄弟姐妹在各自的家裏看同一個節目時寫下的經曆，還打電話互相分享過。“她說，這是他留給我的一個念想，你能幫我留下來，真是太好了，太感謝你了。”西卡沒想到，一個小小的紙片，也能觸發一段這麽寶貴的回憶，“就會覺得遺物真的沒有大家想象的這麽冰冷。”
有些逝者貼身用的東西，委托人不想留存，西卡覺得“就這樣丟掉於心不忍”，就會向家屬申請捐給自己。如今她收集了不少別人的遺物，眼鏡、拐杖、票據等，還有一本唐啟生寫的書，是她當時特地從舊書網上買來收藏的。這些物品可能都會在她日後舉辦的遺物展上出現，告訴大家“普通人的物品也值得被凝視”。
一個人的離世，對其他人意味著什麽？盡管經曆過幾位至親的離世，這個疑問至今纏在汪悅心頭。
最早離開她的，是她的爺爺。高二有一天汪悅放學回家，看到爺爺躺在床上，臉上蓋著一遝厚厚的黃紙，她掀起一角看他，“跟睡著了一樣。”她不懂這遝黃紙有何意義，隻覺得這個行為很隨意，“原來一個人死亡是這麽簡單的一件事” 。她獨自躲到廁所哭，明白這意味著永遠地失去。
汪悅大學畢業第二年，奶奶獨自在家摔了一跤，第一個發現的父親破門而入時，人已經沒了。當時母親接到父親的電話，對方一直嚎啕大哭，問什麽也不回應，她一開始還以為是弟弟，根本沒想到丈夫會哭成這樣。聽到母親的描述，汪悅一下想起了爺爺去世時父親的狀態，當時操辦後事的父親一直紅著眼，但仍克製著情緒，“他失去父親時還很隱忍，但失去母親時他就像個孩子一樣。”
去年，汪悅陪西卡去錄製一個死亡話題的節目，聊到寵物殯葬，養了兩隻貓的汪悅當場“哭得人都快沒了”，她完全沒法想象她的貓有一天會離開她。其實高二經曆爺爺去世後，她無數次設想過如果父母離世她該怎麽辦，本以為早已有所準備，那天才意識到，原來自己對死亡仍存在逃避，“可怕的是你從來沒有想過它，它就發生了” 。
汪悅記得北京清華長庚醫院疼痛科主任路桂軍說過，國內的死亡教育是欠缺的，“我們不知道怎麽麵對自己的情緒，或者說麵對死亡。”路桂軍一直深耕安寧療護、生死教育領域，曾在2021年清明節給自己認認真真辦了場葬禮，到了親人訣別環節，他一個活生生的人躺在冰棺裏，感受到妻兒撫摸他的臉的手在顫抖，一下就“受不了了”，立即叫停了葬禮和拍攝。這一幕也深深觸動了汪悅。
在汪悅看來，思考死亡最大的作用，不是探尋死亡，而是回看活著的意義。怎樣活，才對得起隨時麵臨的死亡？她想在原則之下“隨心所欲”地活著，不留遺憾，想做什麽就去做，不再等人作陪，開始享受一個人旅遊、看電影、吃美食、散步。為此慶幸的是，在2020年那個元旦，她獨自去台灣看了五月天的跨年演唱會，圓了一個心願。
“想做的事要早點去做，因為你不知道意外哪天會來。”西卡說，經曆過疫情的人對此感受更為深刻，去年春天，她身邊一些朋友、委托人因為一時沒有陪伴家人，而沒能見到最後一麵，“一生就錯過了” 。
季晨發現，疫情加重了人們的死亡焦慮，更多年輕人開始考慮生死問題，當他們困在一個空間裏出不了門，“他思考什麽？就思考人生。”
3月21日發布的《2022中華遺囑庫白皮書》顯示，立遺囑人群越來越年輕化，其中不乏“80後”“90後”，乃至“00後”（ 2020年至2022年共有357人）。許多人不再把立遺囑看成是人生終點要做的事情，而是一次對過往和未來的重新審視。
季晨觀察到，相較於年輕人和老年人，中年人更為“回避死亡”，不敢參加葬禮，忌諱探望病人。但這些年他親曆了很多“迷茫的死亡”，也參加過不少葬禮，早已視如平常，“每一次去收拾別人的後事，都是對自己的一個警告，一個提示，一種減少死亡恐懼的安慰劑。”
他至今沒寫遺囑，隻把財產密碼告訴了家人。“可能是覺得還沒到時候，每個人都有求生欲，比較自信自己不會死。”其次，他也不是很在意死後怎麽葬、物品怎麽處置，還跟家人開玩笑說，等他死後火化，晚上悄悄去百年大學裏找棵樹，刨個坑把骨灰埋了，“回歸大地，又融為了這個星球的一部分。”
他對身後事的不在意，更多是覺得，“活在當下最重要。”
對多數老人而言，與死亡相關的抉擇，總逃不開一些觀點的束縛，亦或親屬間的拉鋸。
季晨給老人講意定監護中的醫療事務代理時，有些人聽不懂“創傷性治療”“安寧療護”，隻能用上海話翻譯為“一腳去”，意思是一覺睡過去，“蹬腿蹬得爽快點”，減少痛苦；有些人甚至把“安寧療護”理解為安樂死，“經常跟監護人說，拜托你跟醫生講打一針，讓我死掉就行了，我說你不要害人家。”
大部分老人都希望死後盡可能不給監護人帶來麻煩，讓其順利繼承財產和執行遺囑。所以即便不強製，他們都會在季晨的建議下做“生前資料的準備”，提前把財產和家庭成員的線索、親屬關係證明、人事檔案等資料，記錄和保管在一個容易找到的地方。
這種準備屬於“生前整理”的一部分。“生前整理”指一個人提前對自己的物品和財產進行整理、安排歸宿，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以減輕親屬的負擔。西卡介紹，在日本，許多人都會做“生前整理”，相關的筆記本隨處可買，人們可以按照表格登記物品、資產、醫療、人際關係等方麵的內容，包括葬禮的期望。
“立遺囑還是會給人一點沉重的感覺，但生前整理筆記就像中間的一個過渡，可以是一個嚐試的開始”。但抱著這個觀點的西卡，也不好主動問別人要不要做生前整理——“這不咒人家嘛？太冒犯了。”她覺得中國人的生死觀，像一張巨大的網罩在大家頭上，很難突破。她原來有個家居整理的老客戶，得知她做遺物整理後，就明確表示介意，不願再來了。
生前整理比遺物整理更難落地。截至目前，約有十個人找西卡谘詢過生前整理，最終一個也沒成。在西卡看來，遺物整理會有一些剛需，如租房、賣房。但做生前整理首先要有一個強大的內心，“因為你整理的是自己的一輩子，不是別人的”。其次要有足夠的財力和時間，可能還涉及財產公證等法律問題，一些人一聽這些，“哇，好麻煩，那我就先拖一拖吧。”
這些老人的出發點是想梳理自己的人生，把一些財產和物品送給子女，但這動作一出來，往往招來不好的聯想：“你現在就給我啥意思？是不是有事瞞著我？”或是子女不能理解，覺得不吉利，老人也會在意周圍人的眼光；還有的老人，子女不止一個，想法也不一樣，萬一中間再起衝突，想想還是算了，“別惹事了”。“他們背負了太多的責任感”，西卡說。
這種觀念帶來的壓力，可能也會壓在子女頭上。西卡曾碰到一個95後小夥，他父親已經被下三次病危通知了，西卡勸他，都到這個節骨眼了，別把精力都花在痛苦的醫療上，好好跟爸爸聊聊天，了解一下他的財產債務情況。“但他就覺得不行，我要是開口問了，是不是就咒我爸爸死了？”
唯一的“例外”，是一個100多歲的老太太，“太開明了，說自己活夠了。”老太太一生從事服裝生意，衣著精致時尚，人也迸發著生命力，講起自己的那些漂亮衣服，臉上都神采奕奕。但她的身體已無法承擔長時間的生前整理工作，兩人約定，未來一天有緣分，西卡再來幫她做遺物整理，她也很樂意展出自己珍藏的服飾。
盡管成單率低，西卡對行業未來依然保持樂觀。不久前，國內一家知名的生前契約公司找到西卡談合作，希望做一個關於生前整理的長期項目。她覺得，至少自己在做“一個往前走的事兒”。她還打算研究一下數字遺產的整理，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更為複雜，比如逝者的社交賬號能否被繼承？家人有沒有權限查看？
上述白皮書顯示，自2017年起，越來越多中青年人群立遺囑時會考慮“虛擬財產”，截至2022年年底，中華遺囑庫共計收到458份遺囑內容涉及“虛擬財產”，包括QQ、微信、支付寶、虛擬貨幣、網絡遊戲賬號等。
由於“現在很多資產、權益都已經網絡化、數字化”，汪悅也考慮過，如果自己在父母之前去世，留給他們的東西如果不提前整理，他們可能無從下手。她決定先從整理照片開始，結果把自己嚇一跳，電腦和兩部手機裏共有一萬五千多張照片，她刪了一晚上，還有一萬出頭，後麵刪到來氣了，索性備份後一下全刪了。
西卡設想，如果一個人生前委托別人整理數字資產，也未嚐不可。但這或許是一個更具挑戰的漫長探索。
文中季晨、唐啟忠、唐啟生為化名，部分案例故事來自公開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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