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跟錢有仇的人。
有錢的時候，我變著法子地禍害它；沒錢的時候，它就往死糟蹋我。
反正，我倆想和平共處，基本不太可能了。
1
我與改革開放同齡，“他”比我出生早幾個月，得算是“大哥”。
在學生時代，我對錢真沒什麽概念，畢竟我是個熊孩子的時候，“我大哥”也是個孩子，那時的人有錢沒錢都一樣活。我和幾個小夥伴，不管誰從自己媽身上克扣點零花錢，哥幾個就能舒服地過幾天；偶爾真窮急眼了，我就帶大家跑我爸單位偷點破銅爛鐵換點錢——隻要眼神足夠好、時機拿捏到位、跑得足夠快，駐守他們單位的解放軍叔叔肯定不能對熊孩子動槍，而建築工地的看門老頭，那可真能放狗攆。
1997年，香港回歸了，“我們哥倆”也都成年了。區別隻是，“我大哥”已經在祖國大地遍地開花了，而我淪陷於高考後，迷失在“我大哥”成年後帶來的燈紅酒綠之中。
當上帝為我關上了“學習”這扇門、捎帶著狠狠地夾了我的頭之後，我就徹底暴露了學渣的嘴臉。我在一所二流大學裏攪得雞飛狗跳，抖了點機靈賺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跟我那個好得連內褲都能輪流穿的鐵哥們，狼狽為奸地合作撈金，在學校裏作死了3年多，終於被頒發了一紙“肄業證”。
真正把自己惡心到極點之時，我又拍著腦瓜子坐上了去歐洲的航班。
那一年是2000年，我也算是個小財主了，但因為平時跟錢有仇各種作死，交完出國費用和機票錢後，兜裏僅剩的那4萬多塊人民幣換成英鎊後，壓根就沒有那種沉甸甸的“暴發戶”感覺了。
我的初衷是，既然出國的錢都是自己賺的，那自己就再賺點學費，重讀個本科，權當給已經被我氣得半死的老爺子一個“安慰獎”。但當我撅著屁股在資本主義的水池旁奮戰了一星期，拿到人生中第一次靠勞動賺來的100多塊錢時，我意識到，按照這個賺錢速度，我得至少10年才能賺夠這裏大學的學費——還得不吃不喝，更不能泡妞。
沒辦法，自己選的路，自己跟爹媽吹出去的牛X，咬牙硬挺也得兌現。於是，我在繼續撅屁股打工的同時，也開始尋找發橫財的路子。路子沒找到，我倒是機緣巧合地混上了份“白領”工作。
按照當地移民局的規定，我們這幫“貪小便宜吃大虧”的華人留學生（其實通過正經中介出國也真想繼續深造的，都直接去大學讀預科了，可我不是大學肄業還想圖便宜嘛），必須得在語言學校混夠出勤率才能得到來年的留學簽證。相對於語言學校裏那些被中介忽悠來打工賺錢的華人，多少也算半個大學生的我，是真正的“矬子中的大個”。正為管理這些根本聽不懂英文的中國人而焦頭爛額的土著校長，直接給我開出了份合同，聘請我當“二狗子翻譯官”，負責安排新生的衣食住行，還代表學校跟幾乎遍布國內各大中城市的中介們聯係。
我和那位土著校長是如何狼狽為奸的，不是本文的重點，反正我也不是那麽有節操的人，而且那活兒我幹不幹，都影響不到人家源源不斷的生源。至少，我對得起學校裏那20多位華人兄弟姐妹，因為我幫他們爭取到了個福利——不用上課也能拿到學校開具的出勤率證明。
當然了，校長作為資本家多黑啊，給我那份“白領”工作的同時，我還得每周蹬兩回單程20多公裏自行車越野，去她家的鄉間豪宅教她那6歲多的小兒子中文——她老公就是做亞洲貿易發家的，早已意識到東方巨龍崛起後會說中文的重要性。
我當時真沒好意思告訴人家，我不光英文是塑料的，中文也基本就是紙糊的，讓我一個小學時在體育班裏都墊底的學渣去教孩子中文，那不純粹誤人子弟嗎？但反正我教得好不好，他們也聽不懂，這不就是正宗的“糊弄洋鬼子”嗎？
2
自從走進那棟自帶室內泳池、室外網球場的豪宅，比富豪家庭的奢華更讓我意外的是，校長家那3個孩子的教養——其實我也聽說過，老外的紳士風度是刻在骨子裏的，正如他們天天掛在嘴邊的“Sorry”。就算你走大街上踩他腳，他還會主動跟你說“Sorry”，那隻是一種形式與習慣上的尊重，未必是尊重你，而是尊重他自己，更避免了急赤白臉地跟你大打出手——人家是啥身份啊？
更讓我驚掉下巴的是我的“學生”——那個6歲半、長得還沒有剪草機扶手高的小屁孩，居然滿頭大汗地雙手舉著剪草機扶手在自家大院裏剪草，他10多歲的姐姐，禮貌地跟我打完招呼後，就躺在幾十米開外的草坪上曬太陽，還不時地催促弟弟趕緊幹活……
說實話，第一次走進那種豪宅，我連自己的腳該擱哪兒都不知道，進門想脫鞋吧，又沒穿襪子。於是我幹脆假裝熱心腸地跑院子裏幫小男孩剪草，卻被校長笑著攔住：“那是他的工作，他工作我給錢，但你要是幫忙了，他可不付你工資哈……”
好吧，當時我就理解了，這資本家可是真黑啊，連親兒子都不放過，咱都不論“雇傭童工”這事是否涉嫌違法，單單那轟鳴著的柴油剪草機，她就不怕傷到自家兒子？
那天我隻是去認個門，既然不方便進屋，幹脆就坐在草坪的長椅上跟校長聊天。小男孩注意到了我，一溜煙地跑了過來，伸出髒兮兮的小手，居然像個成人般地跟我握手：“你好中國人，我叫Tommy，媽媽跟我說你要來了，但是我一會兒得去學校……”
我當然求之不得了——至少得等我穿雙襪子再來吧？
小男孩跟我打完招呼，又轉向了媽媽：“媽媽，晚上學校有活動，我得在市中心吃飯，你給我5塊錢吃飯唄？”
校長從錢包裏摸出張20遞給他：“你也可以請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謝謝媽媽。”小男孩接過錢轉身就要回去接著剪草，卻被媽媽拎著胳膊拽了回來，“應該帶給我什麽，不許忘了哈。”
“知道，找零和發票。”
當時我的世界就坍塌了：就這種土豪家庭，給兒子20塊錢吃飯還得把找零和收據一起上交？這是後媽吧？ 我親媽雖然沒她那麽有錢，但哪次給完我錢，還帶往回要的？
我是個肚子裏藏不住事的人，反正閑來無事還得沒話找話，索性直接問道：“Tommy平時沒有零花錢嗎？”
校長一愣，隨即弄明白了我的意思。她笑著解釋，作為孩子的媽媽，她隻負責他成長中必需的衣食住行，既然晚餐他不在家吃，那就給他錢到外麵吃——但是，吃飯的錢就是吃飯的錢，吃完了自然就得還回來——至於他平時需要的零花錢，那就得自己賺。比如，收拾房間、洗襪子內褲，當然也包括做家務、剪草，實在缺錢就去鄰居家敲門問問人家需不需要剪草；至於孩子的零花錢怎麽用，他既然是自己賺的，家長又怎麽會幹預呢？
她說的，我還真經曆過，我也遇到過鄰居的小屁孩拖著剪草機、來敲門要求幫忙剪草的事，但統統都被我當成“沒事找事”給攆走了，我自己一個一身力氣沒地方使的人，怎麽可能請個小屁孩來剪草呢？
最尷尬的是，她居然反問我：“你小時候，你媽媽不是這樣教育你的嗎？”
“是，當然是了……”回答的時候，我自己都感覺臊得慌。
晚上給我媽打電話的時候，還說起這事，我媽說：“少跟我來這套，那是國外，人家有錢，孩子不用讀書。你不幹家務活學習還那個熊樣，我要再讓你幹點活兒，你不得直接輟學了？”
其實我覺著，我媽說的也有些道理，反正她說的後半部分完全正確，我確實都已經“那個熊樣”了。
3
學校那份工作，我隻幹了不到3個月，就主動辭職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眼見著太多人被中介給忽悠來，我真的不忍心去賺那種昧良心的錢了。真正的理由是，每天來回蹬40公裏自行車玩越野，實在太辛苦了——當地考駕照排隊至少半年，通過率極低，我幹脆買了台二手本田CBR400摩托車，雖然價格貴得實在肉疼，但騎那種肌肉怪獸不需要駕照，因為它比警車跑得快。
我本就是體育生出身，運動神經相當發達，搞明白離合油門刹車，加栽了幾個跟頭之後，摩托車騎得自然很不錯。很快，我被一位一起玩摩托的哥們介紹給一個華人黑幫，幹起了“送快遞”的業務。
那份時不時需要跟警車拚速度、比車技以及沒事就在賭場裏看場子的工作，工資自然很高。我也曾經斟酌過法律風險的問題，但當我看到停在車庫裏那4輛排量全在1000cc以上的杜卡迪和川崎之後，就徹底放棄抵抗了——我需要錢，更癡迷這種超級肌肉怪獸，反正我也不可能知道貨箱裏裝的到底是什麽，可能是毒品，也可能是槍支，還可能是偽造票據，管他呢。
賭場的老板是個香港人，生意和野心都很大，他似乎在布局什麽，但對包括我在內的5位“外賣員”絕不吝嗇——除了有倆隨身帶槍的越南人天天看著我們不讓出賭場大門、每天必須接受格鬥培訓之外，剩下的完全就是五星酒店待遇。
5個“外賣員”之中，我想我還算幸運的，至少我還有合法身份，或者還有點“賺錢讀書”的奔頭。剩下的哥幾個，基本是被更黑心的中介騙來，從出了機場就沒有合法身份了，原本就是家裏債台高築送出國打工的他們，在資本主義最黑暗的角落裏掙紮幾年後，又因各有所長被老板選中，則幹脆把它當成了事業，拿命拚幾年，要是將來還有機會活著，那就拿著錢回國，該幹嘛幹嘛唄。
於是，一夥已經被生活給折磨得聽天由命的Mafia（黑手黨）分子，賺著別人打工幾倍的工資，卻一分錢都花不出去、更寄不回家。偶爾遇上賭場休息日，在老板的貼身保鏢兼保安主管兼格鬥教練的黑哥帶領下，再加上兩位越南退役軍人的監督，我們連酒吧都沒時間去，直奔夜總會和脫衣舞俱樂部，揮舞著鈔票來刺激那已經麻木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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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讓我決心脫離Mafia的，是2003年春節後，一位朝夕相處的兄弟，在一次華人黑幫間的械鬥中不幸被流彈擊中後腦——其實他和另外一個幸存的兄弟隻是去坐漁船去北愛爾蘭幫老板送貨的，倆人交了差等漁船返回時，就去貝爾法斯特的唐人街吃飯泡桑拿。在那裏，他們遇到了曾經一起打黑工的哥們，對方也不是啥正經人，眼見這哥倆身上都帶“家夥”了，恰巧給老板辦事又需要幫手，便把他倆一起拉去助陣了。他倆其實都沒參與鬥毆，但架不住有個二傻子被揍急眼了，學著電影中的警察“對天鳴槍示警”……
昨天還在一起喝酒吹牛的兄弟就這麽沒了，沒有人能聯係上他家人，更沒人敢出麵去警察局認領屍體。那一夜，我跟黑哥喝到半夜後，睜著眼睛躺到了天亮。我自己也知道，這哥們的今天可能就是我的明天，但上了賊船還想全身而退，根本不可能了。
起床洗漱的時候，黑哥推門進來了。他明顯也一晚沒睡，開門見山地說：“兄弟，我知道你跟我們不是一個路子人，快走吧！”黑哥一句英語不會，自從我來到這裏，他總喜歡把我帶在身邊，我倆的私交自然很好，但私自放我走這種事，老板要是知道了，雖然不至於弄死他，但他也不能少遭罪了。我當然不能那麽幹。
他又幫我出了個主意，那就是他馬上安排我出門送貨，而我離開這座城市後把摩托車停在某家老板旗下的中餐館附近，留下鑰匙就直接跑路，權當被警察追甚至被抓了。車上有GPS定位，而車和貨都在，老板也不至於太過分。就算老板真要找我，也隻能讓黑哥去找，至於能不能找到，那不還是黑哥說的算嗎？
大恩不言謝。黑哥立即幫我往身上纏現金，同時叮囑我，從宿舍坐電梯下到地下停車場，即使沒有安檢設備，但還是監控無死角，所以身上的緊身騎行服不能塞得太臃腫，否則瞞不過那倆比狗更忠心的越南人。
盡管天天睡在錢堆上，每周還都會掀開床板往下放點現金，但對錢早已麻木的我，從來不會去數數床板下到底有多少錢。我猜，十幾萬、二十萬得有了。黑哥說的也確實很有道理，我本就很壯，胳膊粗腿粗屁股大的，騎行服那玩意又實在太緊身，為了避免露出破綻，我隻能挑大票的用膠帶往身上纏。
那時，我才真正意識到那香港老板的心機有多深——天天像貔貅那樣養著我們，每次發工資獎金都全部是現金，而鈔票麵額最大也隻是50塊——他當然不怕我們跑，也不怕我們被警察抓後供出他來，反正錢我們也拿不走，誰又能舍得那筆打工半輩子都賺不來的大額現金呢？
這真的就是“金錢的奴隸”吧？
看著屬於自己的錢，大部分卻無法拿走，這種感覺真是讓人心痛。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這些錢從一開始就不屬於我，隻是老板在我房間暫時存放，作為我們賣命的獎勵，同時也是讓我們即使被警察抓住也不會出賣他的誘餌。
太多事想通了，反而就灑脫了。當我跨上摩托車時，一個越南仔還在盯賊般地盯著我，但在走私行家黑哥的親自指點下，他還是沒看出什麽破綻。黑哥借著幫我檢查裝備的機會，狠狠地捏了我手腕：“兄弟，你去哪兒都不要告訴我，更不要聯係我，咱哥倆有緣的話，國內見！”
那天老天爺都為我的浪子回頭而動容，從出了車庫開始，就一直在下暴雨，我順利得連警察的臨時測速點都沒遇到，頂著暴雨一路騎到了80公裏外的城市。在那家熟悉的中餐館附近，我停好了車，又鑽進了一家商店，當我在更衣室裏脫下那身昂貴的騎行服時，才發現除了身上纏著的5萬多塊錢，連護照和內褲都沒了。
我攔了輛出租車，又奔波了200多公裏，回到了那座熟悉的城市。即使在這裏有很多華人朋友，但我不想給他們帶去一身騷——香港老板要是真找我的話，一定會從華人圈裏找消息。想著這些，我便又指揮著出租車出了城，直奔那棟20公裏開外的豪宅——即使我去中國大使館確實能申請補發護照，但裏麵的簽證，還是得請那位跟移民局很熟的校長幫忙補辦。
給我開門的居然還是Tommy。他已經長高了不少，至少應該比剪草機的扶手高了。小家夥看到我很興奮，拽著胳膊把我拉進屋的同時，居然用並不是很流利、但發音很標準的中文問我：“老師，媽媽不在，我打電話？”
看著那個已經忘記我名字的小家夥，再回想起自己和那幾位兄弟在這兩年裏經曆的人間煉獄，我終於明白了，她媽媽做的是對的，從小讓他懂得靠勞動去賺錢，學會怎樣去合理分配自己賺來的錢——這種有錢人家的孩子，無論如何都不會像他這位濫竽充數的二貨中文老師那樣，去跟錢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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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是2003年，我25歲，卻感覺自己又回到了18歲，除了惡補幾乎忘幹淨了的英語，我還參加了2次雅思考試，結果都因為口語實在太爛，始終和大學要求的7分差了1分。但我實在不想再等1年了，幹脆偽造了雅思成績開始給各所大學投入學申請，別說英聯邦國家了，我連美加澳甚至南非都投了。
事實證明，老外大學負責招生那幫死心眼，可是真的會去網站上核實雅思成績的，即使海外有幾所能接受雅思6分的大學，但等到我辦完簽證，也隻能等到明年入學了。
好在，在那位語言學校校長的引薦下，我得到了南部一所相當不錯的大學的麵試機會，更讓我驚喜的是，當我因申請資料上2年空白經曆而不得不坦誠自己是“Mafia”時，其中一位女麵試官居然問我：“如果我們拒絕了你，你是不是還會回去當Mafia？”
我搖頭，而旁邊那位老頭則說：“9月份，學校見。”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6月8日，因為那是一個改變我一生的日子。
因為居無定所，我根本沒有行李，500塊買的八手雷諾兩廂車就是我的家。麵試完，從學校出來，我就買了份當地報紙和地圖，開始找房子。坐在咖啡廳裏，當我用塑料英語打電話時，那語氣把隔壁桌一位跟老外聊天的華人女孩給逗得飲料撒了一桌子，她實在看不過眼了，幹脆搶過手機幫我打起了電話，更發現我連方向都沒搞明白，便熱心地帶我去看房子。
路過一家加油站加油時，她忽然指著櫥窗上貼的招聘告示問我：“你不是要找工作嗎？進去問問唄？”
當時我就慫了，自從來到這個國家後，除了混Mafia的哥們，我的朋友們都是在餐館後廚洗盤子的，加油站那種“高尚職業”哪是我這種人可以覬覦的？
女孩像看個怪物似的看著我：“挺大的個子，長得還凶巴巴的，怎麽這麽慫啊？就是找個工作，行就行，不行拉倒唄？再說了，在這裏讀書的，每個人都打工，你怕什麽啊？”
那天的一切都太順利了，我都感覺人生要開掛了。加油站就是需要個幹活的，我的英語也基本夠用，更讓我開心的是，我不但恢複到了正常人的生活，也徹底遠離了曾經的那個圈子。而我曾經的老板，絕對想不到去大學校園裏找我。
後來當我重新坐回大學課堂時才發現，我那幫土著同學們，無論家庭貧富都在打工。跟他們接觸得多了之後，我更搞明白了，他們就跟那小Tommy一樣，從小就在家裏幹家務賺零花錢，而等他們滿18歲之後，就必須離家，即使需要在家裏住，也得給家裏交房租。
更氣人的是，因為配合著寫論文，我有一位住在半地下室的“同居室友”，他在一家快餐店打工，每次下班後總會帶回來一大堆過了“保鮮期”的漢堡薯條炸雞，然後大方地跟我分享。我跟他廝混了快一年、聞著漢堡味就想吐時，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發現，這貨居然是個正兒八經的富二代，家裏簡直比我當年那位校長更土豪，因為他爹是個住古堡的保險大亨。
我想，難怪老外之間的親情都很淡，原來他們的爹媽，都是“後”的。
6
很多年後，我和那位當年幫我找房子的女孩一起，帶著我們4歲的女兒回國了。
在飛機上，媳婦還多次叮囑我，說是不能因為回國改變了女兒那些已經養成的好習慣。
她說得很有道理。在女兒的正麵培養方麵，她才是主力。她深知我不太正經，更擔心女兒“像爸爸一樣”。她的英語比我強太多了。自從懷孕後，她接受了老外的係統的“準父母培訓”，看了太多育兒書籍和節目，從理論上將自己武裝成了“育兒專家”。
女人的細膩和母愛的天性，使得她們在培養孩子方麵無微不至。但是，每天跟一個連話都聽不明白的小屁孩念經，我真的看不慣。但除了敢怒不敢言，我也就頂多趁媳婦不在的時候，偷偷給小丫頭找點事兒添點堵，還必須確保她安全、我更安全的時機。
其實，老外育兒的核心理念，我認為就是一句話——就把孩子當豬養。
千言萬語，不如他們自己經曆的，比如，幹家務活也是遊戲的一種，尤其還有冰淇淋、棒棒糖等“勞動報酬”時，在這個教與學的過程中，什麽智商、情商、財商、左右腦開發、親子關係，統統一步到位了，哪還需要家長給他們念經？
當然，這個過程中，父母的分工合作也很重要，所以才有了“母愛在前方建大棚，父愛在後麵搞破壞”。
回到家那天晚上，按照媳婦指示，為了防止我媽的“隔輩親慣孩子”，我跟我爸聊到了很晚。我就跟他說老外那些“後爸後媽”帶孩子的奇葩事，老頭居然完全表示理解，並拍著胸脯對我說：“人家的理念確實先進，明早我就做你媽工作。”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還在屋裏睡覺，就聽到我媽在客廳裏咆哮：“想你都別想，以前咱沒那條件，現在條件好了，這小家夥我心疼都來不及，還想讓她幹活？”
我媽當然知道誰是罪魁禍首，接著就破門而入，對我就是劈裏啪啦的一通大嘴*****：“你個小兔崽子，一天天就不學好，禍害完你媽，就琢磨著禍害我孫女是不？”
我也挺委屈：“媽，這不也是想給孩子灌輸點財務意識嘛？”
老太太才不慣我毛病呢：“少跟我來這套，你缺胳膊還是少腿了？用你來告訴我怎麽帶孩子？”
事實證明，在強大的母愛作用下，別說我媽了，連我媳婦也變了卦，更給自己找了個理由開脫——國內和國外不一樣，孩子的壓力大，咱得換換思維了。
在媳婦的嚴防死守、更在雙方老人對我的絕不留情之下，我始終沒找到合適的機會對小家夥上手教育，直到小丫頭已經上小學後，她媽因公去美國進修那半年，終於輪到我們爺倆在家大眼瞪小眼了。
我在國外混了10多年，照顧小丫頭的生活起居倒也沒什麽問題，但小家夥開學第一天就給我出了點難題——假期被她奶奶梳了一頭“髒辮”的發型，肯定不能頂著去學校，原本頭天晚上我都幫她弄開了，但睡了一宿之後，第二天早上那頭發就沒法看了。
我自己的頭發就沒超過1厘米，當時就迷糊了，眼見著上學要遲到了，給我急得連吸塵器都用上了，也始終沒法把那雞窩般的頭發給捋順，幹脆就弄根皮筋給捆上就送去學校了。
然後，老師在家長群裏直接把我當成了負麵典型一頓批評，還各種配圖說明，連遠在加州的媳婦都被驚動了，打電話過來一頓臭罵：“你還能幹點啥，給她洗洗頭，再吹幹了就行了。”
小丫頭估計在學校也沒少挨批評，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打開熱水洗澡了，連自己的內衣內褲都抱進浴室了，出來後一臉嫌棄地對我說：“爸，以後我頭發就不麻煩你了，我自己能弄。”
我算看明白了，這小家夥根本啥都會，就是故意折騰我呢！
如此天賜良機，我又怎麽可能錯過，便立即裝出一副可憐狀：“丫頭，你這段時間省著點看書哈，你媽回來之前，你就沒有新書看了。”
小丫頭是個書蟲，當然不幹了，知道我沒安好心，便警惕地看著我，我繼續忽悠：“你媽不在家，爸爸得照顧你就沒法工作了，不工作就沒法賺錢給你買書了，你不就得省著看了嗎？”
“那我自己照顧自己，你就出門工作賺錢唄？”
眼見小家夥已經中招，我便繼續忽悠：“我倒是有個更好的主意，爸爸負責做飯，其他的家務活你都幫我幹了，然後爸爸按照你的工作給你開工資，這樣爸爸也能賺錢了，你也能去買你自己想要的書了，行不？”
耶！小丫頭高興得跳起來跟我擊掌，為防止她爸不靠譜，還特意回屋立了個字據，不時地開門露個腦袋問我工作內容和相關價格，比如：洗襪子5毛，收拾屋子1塊，掃地1塊，拖地2塊，幫爸爸收拾屋子*2……
半個多小時後，小家夥居然拿出了一份兒童版的“勞動合同”，上麵用中英文外加拚音三種語言才湊齊了每項工作內容和價格。另外，她還像模像樣地在後麵留下了“簽字欄”，她給自己畫了個滑冰女孩的簡筆畫，還標注了“滑冰小仙女”，更貼心地給我畫了個豬頭當作簽名。
這份“兒童版勞動合同”實在太有意思了，我立即拍照發了個朋友圈，配上文字：這小家夥要是能把這筆賬記明白了，她的數學語文老師都可以下崗了，而我又恢複到大爺般的幸福生活了！
然後，我手機就成熱線電話了，除了閨女奶奶和姥姥排著隊罵我，連她媽的視頻通話都擠不進來了，幹脆在我朋友圈下評論：你給我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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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小屁孩做家務確實很費勁，她的“戰果”經常讓人目瞪口呆，甚至弄得一地狼藉——有時會把我的茶台弄翻好幾次，甚至筆記本電腦通電時冒煙，火星四濺。然而，每次我收拾殘局時，內心都感到欣慰，無論如何，有個貼身丫鬟的感覺實在太棒了。小家夥從不抱怨，任勞任怨，關鍵還沒有她媽那麽多牢騷。
小家夥最開心的事，就是晚上睡覺前拿著“合同”來找我算賬，一筆一筆地算著她當天的勞動收入。其實，這對一個一年級的小屁孩來說難度挺大的，但不管她算得對不對，我都按照結果付款——數學那玩意有老師教，我又瞎操什麽心？
事實證明，這份“拚音字母版勞動合同”實在太有效了，小丫頭的數學和語文，壓根就不需要我給她“打雞血”。當她再發現算錯賬、寫錯別字或者拚錯字母就要被“扣工資”時，連寫作業都很少出現錯誤了。
更讓我開心的是，某天我臨時有事沒來得及回家做飯，去學校接她放學便要帶她去吃最喜歡的必勝客，小家夥倒是拉著我上了車：“必勝客太貴了，咱倆回家煮麵條吧……”
當時我都傻眼了，我可從來沒跟她說過吃飯還得省錢啊。
小丫頭忙活了倆禮拜，終於攢夠100多塊錢，盼到了周末，就趕緊拉我去書店，更讓我感動得差點掉眼淚的是，她居然自己去奶茶店花30塊買了2杯果汁，屁顛屁顛地抱回來。
“爸爸，以前都是你請我，現在我自己賺錢了，我請你喝！”
唉我去，當時連我自己，都痛恨我這個資本家的黑心了。
她媽去美國的半年，我和小家夥在家過得那叫一個開心，如果不是因為她實在太小不能碰菜刀和煤氣灶，小丫頭為了趁她媽回來前多賺零花錢，都要跟我搶菜刀做飯了。
有個哥們來我家時逗她：“你想不想媽媽啊？”
小丫頭當然想媽媽了，每次給媽媽打電話都至少得嘮上半小時，但自己思來想去，歎了口氣：“唉，想是想，但她要是回來了，我就沒機會賺錢買書了。”
待得她媽拎著行李箱進門時，女兒還沒放學，看到被收拾得一塵不染的客廳後，又直奔我書房進行檢查。當她發現連煙灰缸都被擦拭得煥然一新之時，直接被氣得咬牙切齒地撲向我拳打腳踢：“她才6歲，你也真能下得去手！”
然而，當她看到小家夥的房間已經不是她曾經追著屁股各種收拾的造型時，自己又樂出了聲：“我看你得給她漲點工資了，畢竟，這小丫鬟以後得伺候倆人了……”
事實證明，幹家務活這招，簡直不能再好使了，因為小家夥已經有了勞動的意識，也在並不繁重的勞動中鍛煉了雙手的平衡（這點非常重要，尤其初高中時，他們每天使用的隻有右手），更從勞動中懂得了學好數理化的重要性——當然，還有怎樣“花錢”。即使數目並不大，但對小屁孩來說，那也不是小數，尤其那錢是她自己賺來的，而不是爹媽直接給的，她又怎麽可能不懂得如何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呢？
慢慢地，小破孩自己賺錢買的書越來越少了，因為她學會了去書店裏看完再回家，即使買回家的書，也不再全部是小說了，更多的是財經類、曆史類、名人自傳了，用她的話來解釋，那就是——她得防著她爸那個大忽悠再克扣她工資。
女兒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帶她跑了趟拉薩，我隻負責開車，小家夥就像個小大人似的抱著手機查地圖、安排著路線、景點和酒店，停車買東西都一本正經地跟人家砍價，還不時地皺著眉頭歎氣：“唉，這家夥怎麽就那麽敗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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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變故，女兒初一的時候，我和她媽還是離婚了。鑒於她媽有正經工作，而我破產後居無定所，女兒也跟著媽媽生活，直到她初三參加中考前，因為成績的嚴重下滑，我才把她接到我身邊。
女兒上高一時，在學校惹了點禍，害得我也躺著中了槍，又被她媽和老師各種誤會後，把她強行接走了。好在，當誤會消除時，她媽也清楚，至少在高考之前，被我各種忽悠著長大的女兒，還是得跟我混。
當我又租了個房子把女兒接出來後，她居然塞給我一張銀行卡：“爸，我知道你和華子叔叔在幹點事缺錢，租房子又花了不少錢，這裏麵是我的私房錢，我趁回我媽家時，給偷出來了。”
“小破孩，學點啥不好，學會偷東西了？”
“切，那本來就是我的錢，你從小給我開的工資，我也花了不少，剩下的都在裏麵，還有我每年的壓歲錢也在裏麵。”女兒嬉皮笑臉，“我媽肯定知道，要不她也不可能給我機會下手。”
這小家夥真是我親生的，她也不知道銀行卡裏到底有多少錢，當她用手機查詢後，自己都有點不敢相信，結結巴巴地告訴我：“裏麵，好像有8萬多……”
我肯定不能要這筆錢，這8萬多對我來說也是杯水車薪，便告訴她留著自己上大學用，而她卻一本正經地說道：“這是你閨女人生中的第一筆天使投資，你是在懷疑你自己的能力，還是在質疑我的眼光？”
我當然不吃她這套了，隨手給她一巴掌：“小屁孩，懂得還不少呢，天使投資都知道？不過這套對我不好使，想忽悠你爸，你還差點火候。”
女兒幹脆又換了個角度接著忽悠：“你說這8萬塊讓我讀大學也不夠啊，你不都說了嘛，現在大學生不值錢，我得讀研。萬一我要像你和我媽那樣出國讀書，那就更不夠了，現在不得提前投點資，然後讓你埋頭苦幹幫我賺學費，我這算趁火打個劫，你用不著不好意思……”
看著小家夥那嬉皮笑臉的表情，我的眼角卻已經濕潤了。無論如何我都沒想到，在這個連我自己都對自己失望的時刻，隻有這個真正的“小天使”，還在無條件地信任我。更讓我淚目的是，在我那東拚西湊的各種套路下，小家夥不僅長成了我希望她長成的模樣，簡直比我想象中的更棒。
她爹跟錢當了半輩子仇人，而她才高一，不僅懂得了合理支配自己手中的資金，甚至通過讀書連“天使投資”的概念都已經了解到了。
無論她的將來怎樣，至少，我的傷疤，不會成為她未來的痛，她也不可能再跟錢結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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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8日，過完年回來的第二周。深夜，我躺在床上有一種不真實感，像一個剛做完截肢手術的病人，難以相信自己竟然失去了身體的一部分，曾經那理所當然的安全感破碎得如此突然。我努力讓自己盡快睡去，仿佛一覺醒來，事情就會有所轉機。
但通常來說，造成了巨大痛苦或是無邊喜悅的事物，它們產生的影響都不是一瞬間，而是會像雨水滲入泥土，細長而緩慢。
高佑東、王泓、李銘和我，是去年同期校招進入這家公司的應屆畢業生，985碩士。我們的大部門屬於售前相關，每年需要不定期出國際差，部門按照產品劃分了幾個組，我們4個又被分到一組。入職前我們就通過新員工群加上了微信，入職後，我們又一起進行了幾個月的集中培訓，了解了產品、工作流程、專業技術等方麵的內容，之後便是上手具體項目。
我報到的時間稍晚一些，所以遇到問題就詢問他們，每次都能得到認真細致的回複。我們都是比較直爽的性子，一來二去，關係就處得非常好，下班或者周末，會一起約著去吃飯、打牌。
除了項目推進比較緊急時需要加班，會很累，工作氛圍倒一直比較和諧。我們小組一共有10多人，業務方向整體來說偏技術，工作是項目製，每個人負責不同的項目，同事關係比較簡單。組長是個身形魁梧的中年人，內裏卻有一種與外形頗具反差的活力感——他的微信頭像是隻小奶貓，說話很幽默，總是麵帶微笑，每天早上來和晚上走的時候，都會跟我們打招呼。
年前，我們轉了正，也都接手了不同的項目。我和王泓主要負責歐美地區的項目，李銘負責中東某國的項目，高佑東則負責印尼的項目——他比較辛苦，任務量大，前方缺人，一周內就要出國，簽證這兩天就要下來了，他也在準備買機票了。
我們也都期待著各自即將來臨的異國之旅，還給我們的4人小群命名——“環遊世界小分隊”。
“巴厘島的風景可不錯，到時候多拍點照片發群裏，我們雲共享一波。”
“南美洲的熱帶雨林也很絕啊。”
“去歐洲的可以給我們代購。”
“就要四散在世界各地了，到時候記得帶點紀念品回來。”
“中東帶啥呢？”
“帶瓶沙子回來吧。”
……
一場場未知的冒險在我們的腦海裏徐徐展開，我們仿佛那佇立甲板的船長，腳下是即將遠航的船，眼前是海天相接的未來，正等著我們去尋找、去探索。
但當天下午，組長突然叫我們4人到會議室開會。組長很少不提前通知就開會，我們也沒覺得有什麽異常，以為就是交代出差事宜，按往常一樣，帶了電腦和紙筆準備做會議記錄。
來到會議室，組長已經在等著了。見我們來了，他並沒有像往常一樣先說明會議主題，而是開始講起公司未來的戰略主線和部門現狀這些像PPT裏背景介紹似的東西，一般來說，關鍵問題都會藏在這些煙霧彈後麵，我們也就不太走心地聽著。
然後，組長講到，部門今年的考核指標變了，不再考核出差率，近期公司也不會安排我們出差了，所以辦理簽證的事可以停下了。聽到這裏，我們依然沒覺得有什麽大問題——事後想來，也許組長是想努力傳達得更委婉一些，故而會議進程推進得非常緩慢，仿佛這樣就可以讓後續的結論顯得不那麽突兀。
終於，他進到了壓軸戲——公司下達了裁員指標，組裏決定保可以創造價值的老員工，我們4個新人可以“自謀出路”了，從現在起，給1個月的時間，找下家。
事情來得如此突然，仿佛當頭一棒，我們甚至來不及反應。
“昨天下午接到的消息，我想了一個晚上該怎麽跟你們說。但事情已經是這樣了，早說晚說都一樣，也沒必要遮遮掩掩了。”組長一直掛在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似乎是為了表達得更加清楚，他還拿我們舉了例子，“公司不會耽誤大家去外麵找機會，比如佑東，如果你有了別的麵試，可以說一聲不來上班，我都會給大家批假的。”
說完，組長掃視著我們，仿佛在觀察我們的反應。空氣極度安靜，我們低著頭。高佑東懸在手中的筆有一絲顫抖。我們要被裁掉了——曾經看到過的裁員橋段，居然真實地發生在了自己身上，比傳聞中的“35歲”提前了整整10年，就在此時此刻、在這個平常的下午，讓人如此措手不及，就像剛出巢的鳥，還沒開始飛，就被斷了一翼——沒有應屆生身份，也沒有工作經驗，後麵的路該怎麽走？
我已經開始設想自己好不容易抽到的好牌要被打爛的樣子。會議室裏開著空調，新風機嗡嗡作響，我覺得很熱，很憋悶，也很煩躁。組長還在說著什麽，我已經不想聽了。
“大家還有別的問題嗎？”最後，組長問道。
問題？問題可太多了，不解、氣憤、不甘心……快要從腦子裏溢出來。有一瞬間，我甚至想站起來質問：憑什麽！
但刀已磨好，羊也已經拎出來了，問什麽問題有用嗎？無論如何，至少，我要保持一個成年人的體麵，不要狼狽不堪。我什麽都沒問，隻是靜靜地盯著敞在桌子上的空白的本子，甚至還強擠出一絲微笑，搖了搖頭說：“暫時沒有。”
“下班一起吃個飯吧。”走出會議室時我說，他們默契地點了點頭。
2
晚上，我們打車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常去的燒烤店。上車後，我又忿忿地說起裁員的事，也突然回想起來，最近確實聽到了公司準備在年後精簡人員的傳聞。當時總覺得裁員離我們很遠，畢竟不管從統計學角度還是從人道主義講，裁員一般不會落到應屆畢業生頭上。今天開會後我甚至向其他部門一些熟識的同事打聽了，發現好像隻有我們部門準備砍掉應屆生，而且隻有我們組是所有應屆生一鍋端。
司機通過後視鏡看了我們一眼，沒有說話，但仿佛若有所思，大概這座城市裏，聽到過最多故事的就是出租車司機了吧。
燒烤店在一條繁華的商業街上，吃飯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然而今時不同往日，我們心情複雜，走在人群中，仿佛也體會到了“熱鬧都是他們的，我什麽都沒有”的感覺。
進了店裏，入座點單，前麵一桌的男生們正在喝酒侃大山，左麵是一對帶著小孩的夫妻，店員小夥忙得不亦樂乎，笑容明朗地為我們拿來菜單。大家看起來都好幸福，我不禁對這種簡單的快樂心生羨慕，就像肚子疼，平時沒事的時候，你甚至都不會注意到它，然而一旦疼起來，你就會抱著肚子懷念曾經的平靜。
“怎麽會這樣？難道是我們哪做得不好嗎？”我們猜測道。
顯然不是。我們無論學曆還是表現，都算新員工裏較好的——我和李銘是同一所南方C9（九校聯盟，是中國首個頂尖大學間的高校聯盟）高校的碩士生，高佑東和王泓也都是985碩士；新員工集中培訓時，我們的成績名列前茅，平時考評也沒有任何問題。
去年疫情下，公司整體的效益也非常好，按理不應該擴招嘛？無論怎麽猜測，我們都想不明白為什麽會被裁員——
“我隱約記得，組長之前好像提到過今年會有人員優化，要末位淘汰。”
“那也不應該把新員工算裏麵啊。我們剛培訓完，項目都沒怎麽上手，拿什麽跟別人比？”
“我記得誰跟我說過來著，新員工有一年‘保護期’。”
“有什麽用，又沒有明文規定，想幹掉你，這都不作數。”
“唉，校招的時候拿了幾個其他大廠的offer，覺得這邊可能壓力小點，就選了這裏，結果落得這種下場。”
“誰不是呢？我是想著這邊可以出國玩，結果玩沒玩成，飯碗都丟了。”
“我們點兒也太背了吧。”高佑東低聲說道，“我是不是該收拾收拾把房子退租了。”
“難道真的沒有轉機了嗎？”我不甘心，依然抱有一絲幻想。
“沒了吧，都說這麽明白了。”
氣憤、失望、不安、茫然揉作一團，但最強烈的情緒，是驚訝和難以置信。剛步入社會的我們低估了職場的殘酷，作為大機器上微不足道的零件，公司卸掉我們輕而易舉，是沒有情麵可言的，甚至與我們做了什麽無關，更不需要告知原因，我們隻是裁員名單上的一個名字，或者說是一個代號。
被迫接受現實後，我們開始分析自己的現狀——非常不容樂觀。出路有兩條：一是重新找工作，二是爭取公司內部轉崗，但都很難。先不說最近幾年就業大環境不好，我們如今失去了應屆生身份，又缺乏工作經驗，在就業市場上毫無競爭力可言，而且我們都屬於跨專業過來的，拋下了化學、能源、材料、機械的老本行，新行業又沒摸透。況且2月也不是求職季，隻給1個月“緩衝”，想找到好工作基本很難，一旦工作履曆斷檔，後麵的牌就容易越打越爛。另一方麵，公司內部轉崗也因為裁員競爭空前激烈，我們需要跟一些有多年工作經驗的老員工角逐。
雖然我們說好要“化悲憤為食欲”，但一桌子烤串依然剩下一半多。沉默開始在我們之間蔓延。於是我們結賬，走出燒烤店。
時間已經很晚了，路上行人散了不少，三三兩兩地走著。2月的晚上，風吹過，大街上很冷，我裹了裹衣服，隻想趕緊回家躺著。
王泓點了一支煙，這是我第一次見他抽煙，問道：“你居然抽煙？”
他默默地點了點頭。
高佑東看了他一眼，衝著徐徐飄散的煙圈說道：“壓力大啊。”
我們叫了車，走到十字路口，看著擦肩而過的車流緩緩駛入夜色。雖然月亮很圓，路燈很亮，但遠處的天看起來依舊很黑，仿佛一個無形的鍾罩扣在頭頂，讓人心情壓抑。
3
第二天，我們手頭上的項目全部被移交給了同事，之前需要加班才能完成的工作，一瞬間消失了。這無所事事讓我們放棄了最後一絲幻想，意識到事情確實沒有轉機了，必須要開始找出路了。
時隔半年，我再次打開招聘網站，仿佛又回到了那被焦慮掌控的畢業季，寫論文和找工作擠到一起，每天焦頭爛額。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時至少是統一作戰，有學校的資源做後備，現在裁員突襲，我們就像被打懵的遊兵散將，在大雨裏踩著泥濘的小路，隻想盡快找一處茅舍暫避風雨。
我基本隻能從自己的專業出發，簡曆就靠寥寥的在校實習撐著，而招聘網站上動輒要求有3到4年的工作經驗。我回頭看著自己這段僅有半年的、與專業不相關、還主要是培訓的“工作經曆”，內心猶豫要不要把它塞進簡曆。鼠標順著列表劃了半天，終於找到幾個還算沾邊的行研崗位，才勉強算是把簡曆投出去。
投了一圈後，我們決定還是盡可能地爭取內部轉崗，這樣至少履曆不會斷檔。原來對征途大海的暢想此刻隻能按下去了：高佑東因家庭需要，轉向了國內崗；李銘和王泓則是國內崗和常駐海外都可以接受；我還抱著可以海外短期出差的希冀。
我們翻看了公司內網，發現能投的崗位很少，而且我們組的產品從全公司範圍來說體量較小，相應的人員需求就少，這意味著幾個月來費時費力參與的培訓對轉崗的幫助不大，真是雪上加霜。
等待的日子，時間仿佛被無限拉長。每天晚上回到家，一些屬於過去的東西都在提醒著我認清現實，比如：陸續抵達的快遞，是我為出國準備的各種必需品，倚在牆角的兩個最大號的行李箱，還有躺在桌子上的房地產宣傳冊——1個月前，我甚至考慮要在這個城市定居下來。可是，一切計劃中應當出現的，都憑空消失了，仿佛你原本安寧坐在一輛疾馳的列車上，突然一個急刹，你就順著慣性飛出去。沒人會管你掉到哪裏，你的計劃、未來都一文不值。
去到辦公室，同事們照舊在熱絡地相互打招呼，我們卻怎麽也笑不出來，隻能枯坐在工位上刷招聘軟件或者玩手機。淨水器的位置在我們工位的正前方，大家接水時都要途經我們，組長也會經過，他有時會看我們一眼，有時不會，但無論他看或不看，那尷尬的感覺都令人如坐針氈。我手機裏刷著視頻，偶爾迎麵對上他的目光，那一刻真是抬也不是，放也不是，隻能趕緊再低下頭，假裝沒看見。
我們斷斷續續了解到一些關於此次大裁員的原因：一個是公司層麵“降本增效”，另一個是因為疫情結束——我們部門剛成立沒幾年，因為業務特點，疫情期間人員需求反而增加了，頭幾年業績不錯，如今疫情結束，部門功能弱化，根據公司總體業務規劃，需要進行人員精簡，加之我們組負責的產品去年業績一般，所以部門內的裁員指標，我們組要承擔一大半。
從組內考慮，組長選擇裁新人是相當劃算的，需要的賠償還少，據說當時上級曾提道：“也許，他們以後不比別人差，但我沒時間給他們成長了。”
“那23屆還沒入職的新員工準備怎麽辦呢？公司花了近半年的時間培訓我們，結果還沒有發揮價值就走了，又換一波新人，裁員跟招聘是分兩條線的嗎？這不是資源浪費嗎？”我聽一個負責培訓的同事在討論他準備帶的新人，便問道。
“23屆的招之前不知道部門要精簡人員，往年都可以提前入職，但現在要求他們7月後才能入職，可能也會嚐試勸退吧。另外，後麵可能會卡實習轉正。”同事回複道，“這麽多年，沒見過這麽大規模的裁員，疫情的時候都沒怎麽裁，可能就是你們運氣差吧，唉。”
5天過去，果不其然，很多內部轉崗接收的都是有經驗可以直接上手工作的老員工。我們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屬於缺乏經驗的新人，位置尷尬，除了王泓接到了個黨建部門HR應付差事的電話外，我們顆粒無收，整個過程隻能用“被動”二字來形容。如今的我們是傍晚菜市場剩下的菜，任人挑挑揀揀，毫無還手之力。
那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氣氛很壓抑。
“要失業了咋整？”高佑東說，“要不我去公司樓頂拉個條幅喊個話吧，‘校招生入職不足一年慘遭裁員’。”
“太坑了，我到現在都還有點沒緩過來，整個事情實在太突然了，這幾天快把一輩子的髒話都罵完了。”李銘說。
“現在啥工作經驗都沒有，內部轉不了的話，靠學校那點實習經曆，我甚至不知道出去能幹啥。”我點開招聘app，看了眼空空如也的消息框，“哦，不對，我還可以去送外賣，這個不需要經驗。”
空氣一度陷入沉默，吐槽並沒有讓我們感覺好受一些，工作還是得繼續找。
4
令我們感到慰藉的是，一些同事很是同情我們，積極地幫我們尋找信息和資源。為了增加機會，我們也進一步擴大了投簡曆的範圍，終於，在過了1周左右後，內部轉崗有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高佑東接到了公司天津處和濟南處的麵試；王泓和李銘開始了一個美洲處的麵試；我獲悉歐洲某國有用人需求。
但過程總是不遂人願——高佑東麵完後被告知，要等轉崗部門裏有離職意願的員工走後空出位置，他才有機會過去，這一等可能就遙遙無期；王泓和李銘麵的甚至是同一個崗位，隻有一個名額；而我還在等早就約好、但卻遲遲沒有動靜的麵試。
當我們再一次陷入困局時，組長突然給我們群發了一條消息：部門幫我們推薦了一個產品線的崗位，明天會有那邊的接口人來麵談。消息來得有點突然，我們不敢抱太大希望，但總歸是又多了個機會。
第二天，離下班僅剩1個小時了，那個產品線崗位的接口人也沒來，我在小群裏發了句：“快下班了，今天產品線這個（崗位）大概是沒了。”
他們附和道：“估計是。”
沒想到，10分鍾後，我第一個接到了電話。我馬上在群裏說：“說曹操曹操到，電話來了，我先行一步，回來信息共享。”
我趕到約好的會議室。這個產品線崗位確實是需要出海外短期差的性質，與我的期望匹配，接口人對我的背景也表示滿意，唯一的問題是他們負責的產品與我之前負責過的不同，這意味著涉及產品的所有基礎知識都需要我重新學。既然對方部門願意培養新人，我肯定得努力拿下。
整個麵試過程非常順利，那邊看起來比較缺人，接口人直接承諾可以盡快轉崗。出會議室的時候，我還有點不敢相信——轉機來得如此突然，這算是已經安全著陸了嗎？一想到接口人給出的爽快承諾，我便安慰自己：應該是妥了吧。
接著，他們3個也依次被叫過去麵談。由於當時我們也在其他麵試流程中，故而並沒有馬上確定意向，接口人說給我們一個周末的時間考慮，周一給出答複。
周一很快便到了，雖然高佑東不想出差，但無奈國內崗位沒有空缺，他便決定不等了；王泓和李銘麵的美洲處崗位分別進行到了二麵和三麵，但遲遲沒有確定結果，李銘決定主動放棄；我也跟歐洲處崗位的HR明確了，不再等待。
高佑東、李銘和我決定去那個產品線的崗位。對於美洲處的崗位，王泓想再等一等——畢竟李銘退出，少了一個競爭者，他又有相關國家的項目培訓經驗，所以最後，他順理成章地獲得了這個名額。得知結果後的第三天，他就提了轉崗申請，然後搬走換了辦公室。
得悉我們確定去產品線的崗位後，對方部門發來一份表格，要我們填寫基本信息，並讓我們耐心等待。雖然對方還沒有明確給到調崗通知，但看到王泓的轉崗流程如此迅速和順利，我們3個都放下了懷疑，好似這場風波就這樣有驚無險地結束了，聽說新崗位所在部門業績更好，我們甚至還慶幸“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接下來安心等待就好。同事們得知消息後，紛紛祝賀我們有了一個好去處。
我們依舊待在辦公室裏無所事事，但是不像之前那般慌張了，心安理得地把這段閑暇用來休息。新崗位工作性質與之前的類似，我感覺我生活的列車重新步入了正軌，開始前進，曾被遺棄的看世界的計劃又重見了天日，快樂和希望一並都回來了。
可2周過去了，我們除了拿到一些技術資料，做了點學習，並沒有其他實質性的進展。每次詢問對方接口人，得到的都是同樣的回複：快了，耐心等待。
我逐漸生出一絲不安，對高佑東和李銘說：“這都快半個月了，夜長夢多啊，不會突然不要我們了吧？”
“應該不會，那邊領導都承諾了。”高佑東回複道。
那就等吧。我強壓下心中的不安，畢竟，我們現在也做不了什麽，也改變不了什麽。
5
3月初，麵試完的第三周，周一早上我來到辦公室，發現高佑東不在。他一向來得很早，難道是請假了？
不一會兒，高佑東發來消息說：“今天請了病假去醫院做檢查。”
我以為就是常規體檢，便回複道：“趁著空閑，去做個檢查也挺好。”
周二，高佑東依然沒來，我才奇怪：“什麽檢查，做一天還做不完？”
他回道：“出了點問題，需要做手術然後住院，請了半個月假。”
我很驚訝，安慰道：“身體最重要，公司這邊正好沒事，你趕的時間不錯，安心養病，有啥事隨時通知你。”
周三，我找到部門HR，詢問轉產品線崗的事為什麽等了這麽長時間還沒消息。她告訴我對方部門確實是有需求的，隻是名額還需要時間協調，你們耐心等待。聽完，我放心了不少，向他們轉述了這個消息，並問候了高佑東，讓他安心養病。
周五早上，部門HR突然問起高佑東“在不在公司”？他回複“在醫院”後，HR便沒有消息了。我猜是轉崗的事，等了這麽久，也該要開始了，心裏的石頭可算快落地了。我感到一陣輕鬆，在工位上直了直背、伸了伸腰，接下來一整天時間，我都密切關注著通訊軟件和郵箱，生怕錯過什麽。
可從早上一直等到下班，都沒有接到任何消息。
下班後，我跟李銘一起往外走。出門後，他突然把我叫到樓梯轉角，說：“雖然部門HR讓我低調，但還是跟你說一下吧——就在剛才，她讓我提了調動申請，意思是那邊名額是一個一個放出來的，應該不會讓我們一起過去。”
我當時還沒反應過來，回到家後，越想越不對勁——名額有先後就有先後唄，為什麽要李銘“低調”呢？是要對誰“低調”呢？那顯然是對我、對高佑東低調啊！不安在我內心裏開始蔓延起來——難道可能有人轉不過去嗎？想到這，我愈發坐立不安——高佑東那邊早上說完，也一直沒有後續，現在什麽情況，要不要問一問呢？
我正猶豫的時候，高佑東卻打來了電話：“忙著呢嗎？跟你說個事，部門HR剛告訴我，我們仨可能沒辦法同時過去，讓我心裏有個數。最多有兩個名額，李銘應該已經在轉了，也就是說，我們倆至少有一個要出局了。”
“什麽？！之前不是說名額充裕嗎？”我感覺自己的血壓在飆升，拿著手機的手在顫抖，不安的預感變成了現實，心頭瞬間湧上一陣窒息感，就像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把頭探到水麵，剛喘了口氣，又被硬生生地摁了下去。
“對啊，聽到這個消息，我簡直要被氣死。今天是我做完手術的第二天，不能坐著，隻能躺和站。接到通知，我馬上就出來給你打電話，現在正站在病房門口。”
“名額不夠，為什麽不早說呢？浪費這麽長時間幹等著。”我的窒息感變成了憤怒，感覺自己像案板上的肉，毫無主動權，“拒了其他機會，就等來這麽個結果！”
3選2，他倆都有接到HR的通知，就我杳無音信，這不明擺著不要我了？這麽想著，巨大的悲傷一下襲來。我準備去問一下那邊的接口人，無論什麽結果，我必須知道確定的答案。我在線上給對方留了言，對方很快回複了，說稍後給我打電話。
等待的空檔，眼前仿佛有一座大廈在搖搖欲墜，這種時候最為熬人，你感覺它快要倒了，但又不知在哪一刻倒，如果它轟然倒下，至少可以讓人認清現實。我甚至想了很多次電話打來後得到被拒絕的消息的場景。良久，我又想，既然都不要我，那我至少要知道是為什麽，於是拿出紙筆，開始羅列一會兒準備問的問題。雖然我一遍遍地告訴自己要冷靜，生氣也沒用，事已至此，何必自我為難呢，但手中的筆卻依然止不住地抖，心跳加速，字坨成一團，淩亂地散落在紙上。
1小時後，手機響起。我心裏一沉，如鯁在喉，深吸了一口氣，拿起來看著那個綠色的接聽鍵，一邊用盡力氣安撫快要噴薄而出的情緒，一邊對自己說：冷靜、冷靜、冷靜。
頓了幾秒後，按了接聽，沒想到從對麵傳來的聲音，語氣居然很輕鬆：“你這邊問題不大，名額是一個一個放出來的，耐心等待吧。本來我是想讓你第一個轉的，但由於部門內部各方麵原因，女生就排後麵了。”
我這邊問題不大？反轉來得過於突然，我將信將疑，手裏還拿著剛剛寫好的問題，補充問了一句：“那我們3個是都沒有問題嗎？”
“不好說。”對方留下一句，就掛了。
煎熬等待了1小時，通話過程不到1分鍾。但至少，事情看起來又出現了一絲轉機。我心情緩和些，又催促高佑東也去問一下，但他問完的反饋是對方回複得略顯敷衍，沒有什麽明確結論。
周日下午，我跟王泓一起去醫院探望高佑東。出電梯的時候，高佑東來接我們，我差點沒認出來——他看起來氣色非常不好，穿著深藍色條紋睡衣，手術的傷口還在愈合中，走路隻能弓著背。見我們來了，他笑著擺了擺手。想著他一邊生著病，一邊工作上還出了變故，肯定身心俱疲，我不禁感到非常難過，不知道該說些什麽。
“我們來找你嘮嘮嗑。”把水果放到病房後，王泓先說道。
高佑東帶我們去到病房外的大廳，那裏的人很少，有一整麵落地窗，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樓下的噴泉，池裏有兩隻黑天鵝，還有兩個天鵝雕塑立在水麵。
“做完手術不能坐著，除了躺著，就是出來動一動，我每天早上和傍晚都來這裏看那兩隻天鵝，經常有人來喂它們。”高佑東說。
我們站在窗邊看著天鵝從這頭遊到那頭，再從那頭遊回來，夕陽的餘暉開始灑落在水池裏。看了一會兒後，我們切入正題：“這波操作真的是絕了，一直吊著這麽長時間，最後給個這種回複。”
“現在什麽承諾都不靠譜了。如果後麵還是沒有明確進展的話，就必須開始兩手準備了，再找找內部外部的其他機會。”我對高佑東說，經過這來來回回的波折，我已經不敢隨便相信對方的口頭說辭了。
“現在就剩咱倆了，一起吃過這麽多頓飯了，大家都是兄弟，相信我們誰出局，另一個人都會感到遺憾。”高佑東對我說。
“唉，是的啊。”我歎了口氣，一邊感動於有這些共患難的朋友，一邊又有種深深的無力感。
我們一直閑聊到窗外的路燈次第亮起。臨走的時候，高佑東說道：“我爸在醫院照顧我，出了這事我都沒跟他說。我爸媽以我為傲呢，培養了這麽多年，終於工作了，不想讓他們擔心，也不敢跟他們說。今天你們來，我非常高興，終於有人跟我嘮嘮這些事了。”
“你高興，我們就高興，你好好養病，能讓你高興一些，我們今天就來對了。”我和王泓回複他。
6
李銘提完轉崗申請，流程也走得很快，3天左右，他的崗位名稱就變了。我和高佑東依然在等待，所幸部門內已經有一些員工通過轉崗和離職消化掉了部分裁員名額，之前的1個月期限便可以順理成章地往後拖延一下。我又去產品線和部門HR那邊問了一下，他們的回複都是：會接收我，但還是需要繼續等。
轉眼來到3月中旬。一天，高佑東突然問我：“在嗎？”
高佑東一向說話直接，有事說事，突然以“在嗎”開頭，讓我有種不好的預感。
果然，他說組長找他談了話，現在隻剩下我和他沒有轉崗走，所以必須出一個人來背上個月的考核低分，組長選擇了他。
我們部門內確實每個月都有按比例背行政考核低分的潛規則，考核結果對個人評級和績效都有影響，但以往沒有這麽嚴格。高佑東說他跟組長申辯，說背低分會影響他在公司內部的調崗，組長卻回複說“不影響”，並解釋說之前也有別人背鍋。
“這是要趕我走的節奏了。”高佑東說道，“我真的要準備在外麵找工作了。剛動完手術，刀口還疼著，坐都不能坐，還要準備找工作和麵試。”
我不知道該怎麽安慰他，畢竟我這邊也是懸而未決。
高佑東出院了，但依然需要臥床養病，他就又請了半個月的假。期間，他一直在關注著外麵的工作，但匹配的崗位非常少，唯有銷售類崗位最缺人，也不需要相關背景——但念了好多年的書，拿著985碩士的牌，甚至手裏有多篇論文，最後卻去當銷售嗎？不知道這算不算“孔乙己的長衫”，但不甘心是真的。他麵試了幾個與原專業相關的崗位，但反響都不太好，對方都覺得他缺乏工作經驗，其中有一個需要到當地線下麵試，他養病不方便，就拒絕了。
部門HR那邊問我有沒有催產品線轉崗的進度，我說在催了，但那邊說需要調走一個人才有空位置接收我，時間上實在不受控。於是HR就建議我再找找別的，萬一這個黃了，好有個備選項。我歎了口氣，嘴上說著“好的”，實際上心力交瘁——熬鷹大概也就這樣了吧，每天一根弦繃著，拖著，起起伏伏，直到變得鬆垮無力，各種情緒都逐漸消耗殆盡，連氣憤都所剩無幾了。
4月初，我終於在公司裏見到了高佑東。組裏隻剩下我倆還占著位置的編外人員，說不尷尬是假的。幾個剛出差回來的同事早就聽說了我們的事，都以為我們都轉崗走了，一進門，看到我倆還坐在工位上，也隻能訕訕地笑一笑。
高佑東回公司第三天，就迎來了又一個低分考評——組長說他3月份請假太多。我們之前還在慶幸，他手術做得很是時候，轉崗空檔期可以安心養病，如今這卻變成了落井後丟下來的一塊巨石。組長這次給的考核評價非常言簡意賅，隻有4個字：能力不符。
看到評語後，高佑東氣到冷笑出來：“考評結果會上傳到主管處，是離職的談判籌碼，有個認識的學長，在這邊離職前被給了3個月的低分。”
“要裁員就說裁員，跟能力有什麽關係？臨走還要給扣個鍋。”我憤憤地說道。
我想到之前組長誇高佑東做事穩重又靠譜，想到組長每天臉上掛著的微笑，感到非常震驚和難以置信，難道這才是職場的真相嗎？
“一點情麵都不講了嗎？現在每天還在見麵啊，這還沒等人走，茶就涼了。”我替高佑東感到難過，低評級都已經夠狠了，為什麽評語還要寫得這麽冷漠和犀利呢？我對高佑東說：“佑東，你非常優秀，這絕對不是你的問題，主要是運氣不好。”
“我現在已經對公司沒有一點留戀了，給我賠償，我立馬就走。”說完，他在工位上歎氣。
組長剛好路過，對他說了句：“別有情緒。”然後帶著一如既往的微笑，揚著臉，仿佛無事發生。
我問高佑東後續有什麽計劃。
“我這種情況，大廠已經不好進了，隻能投一些小公司了。目前手頭有個還可以接受的offer，是化學的老本行，兜兜轉轉又回去了。”
“公司大也是當螺絲釘，隻要各方麵合適，小公司也不錯的。”我說。
“主要也沒有選擇啊，工作真的太難找了，已經在準備考編了，一開始覺得它工資低，但如今看來穩定還是很重要的，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突然幹掉你。累了，不想卷了。現在是筆試已經過了，麵試也麵完了，就等出結果了。”
7
4月中旬，產品線的崗位名額依然還沒有空出來，但對方明確表示會接收我，還派我提前到上海出差學習。之後，我終於知道了為什麽這次的調崗如此費勁——每個部門的人員數是按業績來分的，一般是固定的，產品線近幾年業績好，預計可以擴充人員，2月那邊正好缺人，便直接答應接收我們3個，但沒想到公司這波裁員規模這麽大，後麵又有了更合適的人插隊，所以名額就緊張了起來。
4月下旬，HR找高佑東談話，拿了1個半月的賠償後，他正式簽了離職。
辦手續的過程還需要幾天。高佑東每天早上先去醫院換藥，再來公司。臨離職的前兩天，上午他來得很晚，路過時，我問：“你咋才來？”
“哇，醫院今天人賊多。”他回複道，很自然地衝我笑了笑，語氣裏帶有一絲輕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努力控製自己的情緒，但看到他略帶輕鬆的樣子，我一瞬間仿佛回到了幾個月前——今天也隻是普通的一天，高佑東打了一個普通的招呼，互相吐槽完早高峰的地鐵很擠後，我們來到工位打開電腦，一切都在安穩有序地進行著。
高佑東走的前一天，我們幾個一起吃了個飯：
“剛考完的事業編結果出了，就要1個，我排第二。”
“啊就差一點，這也太可惜了吧。”
“還是運氣不到位啊，上半年還有幾個崗位可以再考一下，我準備再試試。大不了就先去新公司過渡一下，走一步看一步吧。”
“經過這件事，發現給資本家打工是真的不靠譜，怪不得都說‘宇宙的盡頭是考編’。”
“我有同學也準備要離職了，他們公司末位淘汰製，壓力太大了。”
“我的一些同學也在吐槽工作累，每天晚上10點才下班，回家倒頭就睡，幾乎沒有個人時間。”
“你們都還在，隻有我走了。”末了，高佑東說道。
我想起曾經那些參加培訓、下館子、打遊戲的日子，如今一晃，居然到了離別的時候，不禁十分傷感。
“唉，主要是運氣差了點，沒關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沒錯，佑東，此去，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王泓端起酒杯說道。
5月初，我終於成功提了轉崗申請。搬走前，看到他們3個曾經坐過的位置空空如也，仿佛無人來過，隻剩被遺落的名牌執拗地貼在屏風上，仿佛在等著什麽。回想去年，聽到組裏說下一屆還會再招4個新人時，我還在疑惑這塊的工位看起來有點不夠了，人來了坐哪呢？去別的辦公室嗎？如今看來，原來是坐我這兒。
我就是小醜本身了，我不禁苦笑了一下。
打開我們組的群，發現也就少了我們4個應屆生，之前聽說被約談的一個老員工並沒有離開的跡象。別的組，被裁的人有老有新，而我們組負責的產品相對更複雜，需要時間沉澱，大概是老員工都裁不動，隻能拿新人開刀。總要有人走，不是我們，就是別人，現在隻能是我們。
公司這次大裁員逐漸接近尾聲，我們整個部門都大出血，我打開一個工作群，原來有100多人，如今唯剩80幾個。
熬了2個多月，終於有了結局，但怎麽能算是結局呢？今天的結局不過是明天的開始——王泓轉崗到美洲處，預計未來幾年都會待在國外，他重啟了辦理簽證的流程；我和李銘轉到產品線的崗位，從頭開始學習另一個產品，這邊年輕人少，工作壓力更大一些；高佑東又考了幾個事業編的崗位，其中一個過了，便馬上準備簽約了。
一切塵埃落定後，我問自己：如果注定要經曆這件事，是在26歲時好呢，還是在36歲時好呢？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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