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8年秋，我升入研三，一條腿邁進就業市場。
宿舍裏住著四個人，全都是翻譯專業的學生。一個是大姐姐，廣西某高校的在編教師，讀研的目的在於可以留在教學崗而不用轉去行政崗，完全不用擔心就業問題；小文也來自廣西，畢業就考研，是定向研究生，就業的首要條件，就是工作地必須是廣西，雖然選擇較少，但也減輕了一些壓力。
隻有我和雪對工作選擇有些糾結——我來自四川農村，讀書一路走來中規中矩，從未踏錯一步，直到研究生即將畢業，為了不成為別人嚼舌根的素材，我找工作的首要要求是能夠“迅速落實”，附加條件是“最好能體麵一點”；雪生於雲南玉溪，多才多藝，個性率直，為了擺脫本科專業石油工程的限製，她考研跨專業讀了翻譯，就業方向主要突出一個“有錢又有閑”。
招聘季有著“金九銀十”“金三銀四”的說法，但很明顯，在這樣的黃金時段，我和雪不僅毫無經驗，而且各自困頓局限。
2018年上半年，研二下學期，我和雪一起在一家商務谘詢公司實習。公司的主營業務是承接活動，然後分包給不同的供應商，其中最重要的一塊，就是根據甲方的需求和報價匹配不同的口筆譯服務。公司老板——同時也是我們的校外導師——開玩笑說自己就是個中間商。
4月份，我第一次去“跟同傳”——主辦方通常會通過中介公司來招募活動現場的同聲傳譯員，而我作為中介公司的一員，需要待在現場的同傳箱旁邊，確保箱子前麵沒有人阻礙譯員的視線，若設備出現問題時，也好第一時間尋找維護人員——這項工作更多的是象征意義，實際作用並不大。
我的帶教老師告訴我，這次活動非常盛大，是新書記的首次亮相，沒有“萬一”可以發生，“一定要找到全川最出色的同傳譯員，務必要從xxx幾個譯員裏麵約，請她們一定空出時間”。在活動現場，老師帶我熟悉工作的步驟，那是我第一次離開校園真正進入到同傳的工作中，也是第一次接觸到真實的同傳設備。要知道，作為一名翻譯專業的學生，坐在那個箱子裏做同傳，是平生兩個終極目標之一（另一個則是進入外交部工作）。
那場活動很順利，譯員很優秀，設備也沒有故障。我站在場地的後麵，舉目遙望最前麵的舞台，心裏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不管是麵前這個同傳箱，還是台前那個插著鮮花的發言席，中間那幾十米的距離，未必近過一條銀河，我窮盡這一生也不見得能抵達。
這是實習期間一件看似極小的事情，卻對我後來擇業和生活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高昂的生活成本和縹緲不定的職業未來，讓我和雪都堅定地想要逃離成都，所以在和公司老板溝通後，也就都沒有繼續留下。我們生怕錯過就業機會，9月的招聘季一開始，都主動出擊了。
英語翻譯是一個純文科專業，也是一個沒有人引路就幾乎不會有對口工作機會的專業。身在成都，各大高校翻譯專業的學生能夠去西博會、科博會、糖酒會參加各種實踐，但粗淺的實踐經曆在職業發展方向上是不夠看的。
川內口筆譯的圈子裏，頂尖的人物也隻有那幾個，各種新聞裏麵抱著本子坐在大佬後麵的人幾乎不會有新麵孔，而如果去專業的翻譯公司，則永遠有趕不完的“急件”，聽前輩說，連續好多天睡在辦公室也是常有的事。
如果不做翻譯本專業的事，我們就業的最優解就是當老師，最好是能進一所普通的高校，其次是去初高中當老師，再其次的，都隻能算是將就了。
由於對就業市場缺乏了解和未來職業規劃不足，在高校招聘會上，我們三個待業青年轉了幾場招聘會，除了以“來都來了”的無奈心態塞出幾張簡曆外，隻收獲了對宿舍大姐的無限羨慕和“高校真的是進不去，隻能考慮職業院校了”的認知。
還算好的是，那時碩士學曆貶值不算嚴重。2018年年末，我們仨都已經找到了“騎驢找馬”的那頭“驢”：小文簽了廣西的一家銀行，成就了從師範到翻譯再到金融的互不相幹三連跳，而我回家鄉的小縣城找了一份體製內的工作，先就業，再尋找合適的機會讀博，繼續為了進高校努力；雪則簽了家鄉同省不同市的一所私立高中，在穩定的收入和穩定的假期之外能有時間出去走走看看。
2019年的夏天，我們結束了在成都一環路上三年的安眠，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
2
我是通過“人才引進”渠道入職的，入職前聽說會去一個黨校性質的單位。本科是師範的我還在暗喜，好歹是自己擅長的，上手應該很快。奈何事與願違，我最後卻被分去了“四大辦”（縣委辦、縣政府辦、人大辦和政協辦）中最忙的那一辦，還是去的那一辦中最忙的文秘科，由此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加班。
我正式入職是在2019年的7月底，8月下旬，當地就遭遇了強降雨和隨之而來的山洪、泥石流等一係列自然災害。辦公室專門配備了一個巨大的老年機作為值班手機，保證續航夠久、聲音夠大、信號夠好，還配備了一推就亮的手電筒，簡直是值班停電必備。
輪到我值班的那天中午，我剛去食堂，電話就瘋狂響起——由於暴雨，某個景區的道路中斷，滯留在避暑勝地的遊客們無法離開。山洪和泥石流把通信也中斷了，遊客的家人無法聯係身處災區的遊客，隻能撥打政府電話。我的工作就是接聽這些電話，一一向來電者解釋現場情況並報平安。大多數人聽完我的解釋和安置措施後，都表示放心，還順帶關心地說：“那你們也要注意安全啊。”但也有一部分人，劈頭蓋臉就是一頓責問：
“你們為什麽不派車進去？”
“路斷了，你們為什麽不派直升機接人？”
“你們怎麽還杵著不動，我要投訴你們不作為！”
……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吼得頭暈目眩，但還是要耐著性子解釋：
“路斷了，車輛目前還進不去，但是應急、消防和醫療已經帶著物資裝備徒步進去了，衛星電話也背進去了，但是隻支持向外麵報平安。”
“山區氣候條件複雜，山高坡陡，不具備直升機進入和降落條件的。”
“沒有杵著不動，遊客都已經妥善安置在村民家中了，降雨還在持續，通信和電力在搶修但是也沒有那麽快。”
……
每一次對話都讓我感到筋疲力盡，因為我總是想解釋每一句疑問、反駁每一個指責。同事張萌坐我對麵，看出了我的疲憊，讓我先休息一下，接過電話開始新一輪的解答。她情緒穩定，態度從容，耐心地等對方說完，收下所有激動的情緒和暴躁的語言，然後再邏輯清晰、輕言細語地解釋。這讓我歎為觀止。
事後，我忍不住問她：“你怎麽可以做到如此淡定和冷靜？”
她說：“你不要把你自己當成你自己就可以了。”
張萌大我七歲，這已經是她上班的第十個年頭了，從業務部門到借調上級部門，再回到縣級核心部門，波折的經曆讓她工作時呈現出一種與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樣的嚴肅和淡漠。那時候的我還不明白什麽是“不把自己當自己”。我覺得自己能理解遊客家屬焦急擔憂的心情，因為我也擔心聯係不上自己的家人。但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麽他們知道情況後，還要指責政府不擔當、不作為，仿佛不指責一下就沒有行使一個公民的權利。
另一個同事說：“你要習慣。”
然而那一刻我還不能習慣，於是就和雪吐槽。她的“哈哈哈”占了對話框的兩行，然後說：“毒舌大王也有被摁住的一天啊。”
被摁住的不僅是我的毒舌，還有一個跳脫的靈魂。我收起所有的吊帶裙和短褲，快速買了幾件襯衣和西褲，娃娃裝也不能穿了，幸好平常的短袖、牛仔褲還可以。
有一天，我們開職工會，其中一個環節是三個新進同事發言。排在前麵的兩位講得清清楚楚，從“加強理論學習”到“提升業務能力”，邏輯連貫，重點突出。輪到我時，我念著自己寫的一篇就職後迷茫困惑的“疼痛文學”，感覺像是被架在火上烤。領導在總結時說：“我們新進的同事們都在積極熱情地進行角色轉換，XX同誌結合自身崗位勤練本領，XX同誌多方位學習積極要求進步。”接著，他非常善良地從我亂七八糟的心路曆程裏，挑出了一句還算勉強能訴諸於口的話：“XX同誌認真進行了關於工作意義的思考。”然後繼續講了下去，我一邊聽著，一邊尷尬到用腳趾扣出三室一廳。
現在，我能隨隨便便寫出一份還不算太差的發言稿，改著抒情散文一樣的“點位材料”（上級領導到基層調研，一般會先確定調研點位，每個點位需要準備對應的匯報材料），回想當時的自己，是多麽的與眾不同，多麽的不合時宜，但那時的我確實在進行一場關於意義的思考——我頻繁地思考這份工作的意義，做這些事情的意義，以及我存在的意義。
辦公室的“辦”字，除了辦事，還有辦文、辦會。
在準備會議時，我們需要收集各部門的材料，反複檢查校對後才能送印。然而，各部門幾乎都不能按時報送，因此常常隻能在下班後開始改材料。改完後，辦公室的打印機經常出現故障，不能機器裝訂的部分需要手動裝訂，訂書機總是“哢嚓哢嚓”地響到半夜。
剛開始裝訂時，我不熟練，邊按訂書機邊和張萌聊天：“你看這兩個釘子距離不對，又要摳出來重新訂。”
張萌說：“生在府辦的訂書機都是倒了八輩子的黴！誒，你是不是後悔學翻譯了，應該讀裝訂專業的。”
“就目前這個水平，有裝訂專業也畢不了業。”我邊回答邊用指甲摳，一不小心就被劃拉開一道小口子。
她邊找創可貼邊說：“小說少看點，滴血結契也沒用，不會讓你訂得更快的。”又眨眨眼補充：“我試過。”
材料反複修改、校對也是我不理解的。一個簡單的通知，一句話能寫清楚的，非要寫三行，最終成文基本是“為統籌XX，推進XX，加強XX，提升XX，促進XX，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長句短句也有講究，太長不行，會影響閱讀，短句就要力爭達到頓挫有力，從擬稿到校對再到修改，前前後後要經曆四五個人。
我忍不住批判：“這不是勞神費力做些沒有意義的事嗎？”
張萌挑著眉回答我：“你換個思路，一句話占兩行，你會認真讀嗎？某個企業發的微博滿篇錯字，你還會買他們家東西嗎？你敢信嗎？你在這個位置，放鬆了一分，下麵的就敢放鬆十分。你覺得這些沒有意義，是因為你還沒有見過出問題。”
她給我舉了個例子：“之前有個上報的材料，說是局長把過關就沒仔細看，結果本該是‘元’的單位被寫成了‘萬元’。領導看到了就問：‘你們在挖金礦嗎，還是說群眾來問，你要自己掏腰包補？’還有搞錯開會地點的，去開會的人跑了半個城沒找到地方……”
“那後來怎麽樣了呢？”
“審稿子那一路的人都挨罵。哦，當然，那個局也挨了通報批評。”
張萌講的道理，我理解但仍然不讚同。我還是困在意義的怪圈裏不得自洽，依舊懷疑自己日複一日重複做的事情。
3
2020年初，新冠爆發。大年初一的下午，我收到單位通知，取消春節休假，全員到崗。初二早上七點多，我爸將我和一大包臘肉、香腸一並打包送回了縣城，兩個月的無休模式正式開始，“意義”這個廣泛又深刻的哲學問題被我暫時擱置。
一切防疫工作都還在摸索階段，加之返鄉過年的人多，每天增加的感染人數就是懸在我們頭上的利劍，不知道什麽時候落下來，血又會濺在周圍多少人頭上。身在中樞部門，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和科長一起去“跟會”，記清楚哪個部門抽調多少人去支援哪一項工作，哪個部門要去哪裏幹什麽，然後當天把紀要寫出來並迅速印發。一周後，我就自己獨立查政策、寫提綱、跟會、發紀要了。
機關食堂那時已不再提供堂食，都是用簡單的紙盒裝起來，讓各單位領回。因為物資和人力都有限，菜湯和飯都泡在一起，飯菜變得又少又難吃。這時候，那些臘肉香腸就派上了用場。上班時，帶一碗切好的香腸，中午去值班室用微波爐打熱，油滋滋的香味飄滿整個走廊，端著碗挨個辦公室送，每人也就能分到一兩塊。
有個同事用碎肉末拌飯，邊吃邊說：“講真的，這東西在家我也就喂狗了。”
坐他對麵的大哥哈哈大笑說：“可不就是喂你這哈皮狗！”
臘肉和香腸也很快就吃完了，我又發明了一個新菜：泡麵泡榨菜下飯。
食物的匱乏在那個特殊的時期裏根本算不上困難，真正束手無策的是醫療物資的匱乏。小縣城的醫療水平落後，幾乎沒有任何自救能力，如果有人感染，就隻能請求上級支援。上級醫療機構資源也非常有限，每一處的情況都無比緊急。本地也沒有任何醫療行業的支持，與醫療物資不足相對的，是醫療體係高負荷的運轉，連基本保障都是問題。
當時我大姨媽來了十天還沒有停的跡象，不得不請了兩小時假去醫院。剛踏進門，就趕上兩個醫生在吵架。
甲醫生問乙醫生：“你剛開會的時候，說有些人節約點不要戴兩個口罩，你不就是說我嗎？我戴倆也是我自己的！”
乙醫生說：“對，我就是說你！你的也是你之前領了放辦公室的，我不信你現在還買得到！”
甲說：“你管我買不買得到，跟你說我感冒了、感冒了，到時候傳染病人，你負責？你來確定要不要拉去隔離？”
乙說：“不想被抽調就直說，扯什麽隔離！”
在她們的吵架內容從口罩升級到抽調的時候，來了個可能是領導的醫生，把她們其中一個扯走了。我站在婦科門口不知所措，旁邊一個阿姨反戴著口罩，鼻子的一半露在外麵，戳了戳我說：“快跟那個走，這個不看病的。”
吵架很凶的甲醫生其實很溫和，她說我就是沒有休息好導致的，放寬心，順便還吐槽了幾句說：“婦產科病房裏還躺著幾個產婦，已經管不過來了，我不能再被抽走了。”
從醫院回來，我碰到一個同事，他也剛從卡點回來。我們一起把口罩繩扯斷丟進醫療垃圾桶，然後仔仔細細地洗手噴酒精，再進辦公室。那時酒精和口罩都買不到了，大家都很節省，靠著一個潔癖同事的前期囤貨，過了差不多一周。
那時我隻知道每個人做的每一件事最後變成一個具體的“今日新增：0”，就是目前工作所有的意義。工作中的“我”不是自己這一個個體，而是巨大機器中的一個零件。當我理解這一點的時候，就不再思考所謂的“意義”了。
通過“人才引進”渠道到機關單位的人，單位能給的極限就是事業編製。
有個很形象的說法是，公務員是古時候的“官”，事業人員是古時候的“吏”。這麽一說，好像考公務員都是為了當官，但就拋開前途發展不講，實際上兩者的工資待遇確實也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不少事業人員在“專技崗”，做著專業的事情，精進著專業的能力，工作也單純得多，不管是技能水平還是職級職稱，都有著一套已經成熟的體係，時間到了就考證考級，升職加薪也按部就班。而“人才引進”的事業編大多在行政管理崗，縣級以下能晉升的職位非常有限，一個縣的副科級事業管理崗，數都能數出來，正科級更是沒幾個。但每個崗位日常做的工作是差不多的，甚至我們還要因為“人才引進”這樣虛無的光環被增加更多的任務、被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知道自己走到這樣的困局和自己擇業時候準備不充分有關係，也和單薄無力的家庭有關係。我父母和關係親近的親戚，接觸過最大的“官”不過是鄉鎮黨委書記，我母親曾有機會競選村支書，到底因為怕麻煩退出了。我在對“公家人”了解不充分、利弊不清楚的狀態下盲目進入體製內，也沒有具體的規劃和目標，真是一件非常不可取的事。我苦惱於自己的無知和莽撞，也終於認識到身份確實是一個桎梏，於是又開始考公務員。
之所以說“又”，是因為2016年我去考過一次公務員，裸考。然後在6月的一天，接到一個座機電話，說我報考的崗位有人放棄了麵試，我遞補，問我去不去。年少無知的我那時幾乎沒有猶豫就拒絕了，甚至帶點得意的口吻說：“我就不來了，考上研究生了。”都沒有問一句可不可以在職，或者留職去讀研。對麵的工作人員稍微頓了頓，回答我說：“那好吧。”
那個崗位是機構改革前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機改後的市場監督管理局，時隔七年之後的2023年，他們放出來的招考名額僅一個，且對專業的要求是“藥事管理、藥學、中藥製藥”和“工業工程、質量管理工程、知識產權”。
如今，那個崗位，作為研究生的我已經不能報考了，能報考的，這兩年來我也沒有考上。
4
2020年年中，我結束了一段倉促開始的戀愛，戀愛時間不長，但確實傷筋動骨。幾個月後，我被上級部門點名借調，沒有拒絕的餘地。而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也樂意能換一個環境。
借調單位的工作壓力很大，省級主管部門每月都會下分數排名，於我而言就是一場場心靈的審判——成績好不會有表揚，差一點的時候，領導就要去更大的領導麵前“剖析原因、檢視問題”。領導自己扛了雷，回辦公室還要安慰大家說沒關係：“客觀原因是存在的，不要有太大心理壓力。”領導越是體諒，我們經辦人員就越是愧疚，越是努力工作——雖然也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有同等的回報。
除了排名之外，我覺得這個工作一切都很好：不會沒有周末，不會一周五天有三天加班到半夜十點，也沒有值班。那是我工作後最輕鬆的一段時間，我能去逛逛博物館，甚至趁著疫情不嚴重的時候出去玩了一趟。
2021年年底，我借調滿一年後，借調單位的領導決意推薦我去另一個單位——原因很簡單，我沒什麽“背景”，而自身能力又不足以讓借調單位打破限製——通過“人才引進”進體製的人，需在原單位服務5年，因此，領導覺得我去另一個單位借調之後再調動過來是最好的選擇。
不得不說，領導是位很善良的人，但是我在努力了一步之後就放棄了——在這個話語權很重的單位我尚且無法突破規則調動，去另一個單位之後，麵對的將是長達三年的借調和一個更加不可控的未來。放棄是一個雙輸的決定，領導之前的努力和推薦都付諸東流，我也不得不回到各方麵條件都艱苦的原單位。但那一刻的我，並沒有選擇的餘地。
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前同事都以為借調即離開，而我卻在盛大的告別之後返回。借調單位的領導認可我工作，也顧全我的麵子，在回到原單位之前給我評了優秀，回去後又再發文推薦另一個具有實際作用的評優。可是體製內的規則就是，借調的人就不再參與原單位的各項評選，所以他的推薦並沒有實質的作用，但是我仍然很感激這一份認同和支持。
回到原單位後，工作的變化並未給我帶來很多困擾，真正困擾我的是“人才”“研究生”的帽子，和一句句的“你是研究生，你們聰明，學得快、幹得好，一定沒問題的”“多幹一點是鍛煉，多加班是認可”……類似的句式是一個個凸起，讓人躺不平又碾不爛。
在加不完的班和熬不完的夜之間，有個新同事程程來問我：“如果我辭職的話，要賠多少錢？”
程程也是“人才引進”來的，但是來了後無法適應偏遠地區的枯燥生活，加之男朋友在成都，她值班、加班頻繁，兩人一個月都見不到一麵。
在仔細翻看了合同後，我們得出結論：需要賠四萬多元的違約金。
程程說，她已經想明白了，既不能繼續忍耐眼前枯燥無望、毫無意義的生活，也沒辦法想象以後夫妻分居兩地奔波的日子，“就當這一年白幹，也一定要走”。
因為她還在試用期，所以辭職流程進行順利。就在她離職前，地震了。我們這裏屬於地震帶，時不時會有小震，一般大家都不會很緊張，震感最強的地方通常都在朋友圈。可是那天的地震超過了六級，晃了好久都沒有停，文件櫃倒下來砸爛了電腦，桌上的盆栽摔下來碎了一地，飲水機倒在地上水淌成窪，堆得高高的文件散落下來又覆蓋一層。我背貼在牆角瑟瑟發抖，眼睜睜看著麵前的白牆在搖動中拉出一條裂痕。晃動停止後，我迅速從樓裏麵撤出，樓很堅固，據說可以抗八級地震，可是天花板不怎麽堅固，到處都是摔下來的吊頂和玻璃，一地狼藉。
撤出來後，程程渾身冰冷、手腳發抖地站在我旁邊，回過神來後第一件事就是堅定地說要趕緊走，於是在一個月內辦完剩下的手續，火速離開了。
不走的人又開啟夜以繼日的模式。連續一周，所有人在睡三四個小時和通宵之間反複橫跳。睡眠不足的後果就是脾氣暴躁。母親打電話跟我說：“要好好吃飯，注意休息，有時間還是要鍛煉一下，你都胖了好多……”我聽完突然就爆發了，我知道她是擔憂和關心，但還是很崩潰，不僅是為長起來的二十斤體重，也是為一種幾乎無法自主的生活：“是我不想休息嗎？是我不去鍛煉嗎？如果不是你們一直絮絮叨叨說，回來離家近多好，我才不會回來，上這種沒日沒夜狗屁倒灶的班！”
其實事實不是我說的這樣，我回來是因為自己知道在成都生活會很辛苦，就是逃避。我不願意承認自己沒能力又懶惰，才導致這樣一個進退維穀亂七八糟的現在。可是在這樣到處都不順的生活裏，好像又必須找個人責怪才能達到內心的平衡。
母親說：“要不是讓你回來上班，疫情你就失業了，說不定飯都吃不上。”她一直引以為傲的事情就是引導我回來在體製內上班，即使每個月工資就兩千，但勝在穩定，且多少還有點體麵。
“疫情餓死多少人？今天這兒地震，明天那兒轉移，不是防水就是防火，真是受夠了！”
母親回答我：“你周圍誰不是這樣的？人家都能堅持就你不能？”
我說不下去了，直接掛斷了電話，轉過身就看到分管領導在喊我去“跟會”。我一秒鍾就整理好了情緒，捏著錄音筆就進了會場。
那段時間，我晚上睡覺時都會穿好衣服，頭頂放著一個巨大的布娃娃，床頭櫃上放一個應急包，裝著水、食物和充電寶。加完班離開時，我會和同事互相說一下自己住在哪裏，也許我們內心想的都是：如果不幸被埋了，希望別人能找到我們，給予救援。四川人“搖一搖”都不會跑是真的，但是說不害怕是假的。真正不害怕的人，是那些住在樓不會塌、山不會垮的地方的人。
偶爾我也會想，如果當初留在成都，我的人生會不會不一樣？但我知道，其實無論在哪裏，我可能擁有的都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生，大概也都不會有什麽非常厲害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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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我是一個謹慎克製到有點故步自封的人，那雪則和我完全不同。她勇敢又熱烈，清醒又直率，熱愛旅遊，喜歡嚐試，凡事更看重體驗的過程而非一個需要被定義的結果。
2019年夏天，雪回到老家雲南，當了一名高中英語教師。對於這份工作，她提得不多，私立高中雖然有著還不錯的工資待遇，但也有避不開的教學壓力，這份工作雪隻做了三個月就辭職了。
雪是一個通透且果斷的人，這和她的聰明分不開，也少不了她本科時代暗黑的歲月教給她的真理——快樂最重要。
雪家高考成績很好，有很多好大學、好專業可以選擇。然而由於家族淵源和所謂的“可以安排工作”的蠱惑，她聽從了家人建議，來了四川，讀了個純工科的石油專業。這對於一個愛美愛動的女孩子來說多少有點殘酷，但是雪憑借著自己的聰明和努力，學業一直完成得很好。但是人如果不能發自內心地認同自己的專業，對未來沒有任何期待，生活就會空曠無望。有段時間，雪睡不著覺，通宵看電影，瘋狂掉頭發，直至全剃了。她後來回憶說：“那個時候我，說不定就在抑鬱症的邊緣了。”
本科畢業後，雪參加校招，稀裏糊塗去了川東北的一個項目。那裏山高水遠，除了同事，出門見不到什麽人煙，上班就上班，下班就回宿舍。雪說，想花錢都花不出去，在管道上爬上爬下，手上的繭子一層又一層。
雪決定辭職，哪怕這是所有人眼中高薪、穩定，甚至可以說世襲的工作，“可是自己不快樂，沒有盼頭，一切毫無意義”。但石油專業性太強了，就算從這一處離職，也還是會被圈進另一個項目裏去。於是雪考研，是她喜歡的一個絕對不理科的專業——翻譯。
相較於每天坐在電腦前的筆譯，雪其實更擅長做口譯，每一場交傳和陪同都完成得毫無壓力。研二那年，雪還申請了去孔子學院當老師，幾輪麵試之後把目的地定在了巴基斯坦。可是最後還是沒有去成，雪一邊羨慕班上一個男生成功去了尼泊爾，一邊聽說巴基斯坦不太平，也就歇了出去的計劃。
從私立高中離職後，雪很快就入職了一所民辦高校。這所高校簡直就是我們普通碩士找工作的心儀之選：教學任務不重，科研要求也不高，周圍的教師都是年輕人，活力滿滿又包容性極強。雪是這麽說的，“體驗感很不錯”。
那時這所高校在迎接評估，就出了個鼓勵學校老師去讀博的政策，國內、國外不限，工資照發，學費報銷，隻是簽合同約束教師博士畢業後要返校繼續任教。這種情況當然不隻發生在這一所高校，“卷學曆”越發流行，有經濟實力人的往歐美卷，稍微差一點的往東南亞卷，國內的博士也越來越難考。大家紮堆申請讀博，連東南亞的學校申請要求也越來越高，畢業也很困難。
到了2021年，雪說她還沒有想清楚申請什麽專業，對讀博也沒有什麽很強烈的想法——畢竟，如果讀自己不感興趣的博士，那是一件要錢還要命的事。雪當年的碩士導師是一位美麗、聰明且非常年輕的女老師，不到四十歲就成為川大教授。但在讀博期間，她也會睡不著覺，大把掉頭發，夜半驚醒後，哭到不能自已。
讀博可以緩一緩，但職稱還是要評的，這關乎工資和待遇。雪所在的高校評職稱有兩種路徑，要麽任課老師之外再當班主任，要麽去支教。學校並不承認老師自行聯係的支教學校，又無法向教師提供支教途徑，很久以後，雪才意識到，所謂的選擇就是強迫教學崗的老師去當班主任，兼職做學生管理，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壓榨。
2021年底，疫情仍然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各個產業急劇萎縮，雪所在的這所民辦高校，某校董投資的地產行業被攔腰斬斷，直接導致學校資金流銳減。學校當然不會垮掉，但是鼓勵老師去讀博的一係列政策全部取消。但此時雪已經深刻認識到，在高校當老師必須要讀博，不然要不了五年就會被淘汰，到時三十多歲的年齡在就業市場已經沒有任何優勢了。因此她還是決意申請讀博，即便學費要自己掏。
6
2022年10月，雪和我說，夢到我結婚沒有喊她。我們就戀愛和婚姻吐槽幾句之後，她突然說，自己在這所高校任教三年後，終於還是辭職了。
雪說，她也很糾結，但是現實實在是艱難，連考上博的老師都有被辭退的了，學校連讀完返回的協議都不屑於跟老師簽。雪覺得留下實在是搖搖欲墜：“如果不讀博，安逸的生活最多持續到四十歲，然後呢？回到市場再就業然後被年輕人毒打嗎？”
她申請了馬來西亞理科大學英語教育的博士，因為疫情，隻能先開始上網課，按計劃要在2023年的3月才能出國去讀第二學期。自費讀博是一件非常燒錢的事情，幾年前，東南亞的博士一年學費約為8萬人民幣，現在已經漲到12萬了，即便隻是上網課也是如此。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如果順利，1年就能畢業了——但是我們都知道，幾乎沒有人能做到——而國內讀博至少需要3年，通常都要5年左右才能畢業。
辭職後的雪沒有收入，隻能花之前的積蓄，還要為之後的出國打算，因此焦慮也不可避免。與此同時，她的學習壓力也不小，跨專業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是在專業的人麵前，難免會被歧視——比如讓你打雜，不讓你接觸不到核心理論，美其名曰“學習”；也可能是無意間說一句：“哦，你們沒學過這個你不知道，所以你要多讀文獻。”這是一件比較傷人但是又無法宣之於口的事情，隻能通過加倍的努力和適當的忽略來得以自洽。
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是一所優秀的高校，2021年世界大學排名142，亞洲排到34。這也意味著畢業難度很大——博士畢業率還不到10%。導師對學生的要求也非常苛刻，沒有時間給人適應，需要學生直接出成果。雪本科學的是石油工程，研究生是偏實踐的翻譯，對於純學術理論的東西自然要弱一些。即使她非常努力做出來的成果，導師看了隻是說“這是碩士的水平”，更深入的指導就沒有了。這就陷入了一個怪圈，深度不夠很容易理解，如何到達應有的深度又不知道。
讀博前，雪就想得非常清楚，如果讀博期間能找到一個公立高校，能夠報銷學費，她就會堅持讀完，否則，她依靠自己的力量就隻能完成這半年的博士學習。這是一個非常可惜的決定，相當於前期的投入都白費了。然而，金錢和精力的投入隻能到這裏。年齡、經濟和精力都是成本，對投入和產出的簡單測算不難明白：以最快的速度1年畢業，學費和生活費（包括其他未知的支出）可能需要20萬。但畢業後能不能進高校是未知，工資也很難預測，如果需要負債才能讀完，那就業後至少2年內也不會輕鬆。若是不能按期畢業，沉沒成本就更高。
我們好像都被逼著進入了另一條與自己期待完全相悖的路，想要讀博的我，每天困於上班和加班，其餘的時間隻想躺著，不看書不進步；試圖穩定的雪，一直在跳槽，沒有讀博計劃卻被逼著去讀博，讀不完的理論，寫不完的報告，被困在一方不得解脫。
雪是一個果斷的人。半年之後，她退學了，一則她覺得自己確實不適合讀博，二則經濟壓力實在大，這個年紀也不好再向家裏伸手了。她決定還是要找一份穩定的工作。要進入體製內，也走“人才引進”的路子。
我非常支持她的這個選擇——4年前，這個偏遠的縣碩士還不多，我們這群碩士還被叫做“人才”，到現在選調生裏麵的碩士都已經很多了。學曆貶值，人才濟濟的當下，如果不能在還能用這個學曆的時候用起來，以後想用也用不上了。
雪先是去了廣西一個縣區麵試，順利通過。但同時雲南的一個縣級高中也在招人，雪也去了，也被錄取。兩個地方的條件差別不大，一時難以抉擇，她客觀地分析了兩份工作的利弊和發展前途，分析了高中未來10年可能麵臨的職業瓶頸——以我們現有的經驗來看，學曆的內卷是必然，但是卷到碩士都不能當老師還是不太可能。另外，對於教師這一職業來說，更重要的還是教學能力，科研能力雖很重要，但並不是首要。對於她來說，基於實踐的科研總好過憑空構架的理論研究。
最後，雪決定了去雲南那所高中任教。對未來的規劃也比較清晰了：買一個房子，存一點錢，遇到那個合適的人就在一起也不是不可以。雪調侃說，自己頭發一如既往地少，包包一如既往的空，“但是還好的是，兜兜轉轉間，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匹馬”。
回頭看看，宿舍的大姐如願留在了教學崗，成了學校裏那個出名的“穿漢服的英語老師”，小文在柳州買了房結了婚，正在計劃迎接新生命的到來。與我一起入職的兩個同事，一個成家立業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一個受不了分管領導的遷怒大吵一架後辭職離去。
而我還在掙紮，“馬”遙遙無期，當下騎的這個“驢”也跌跌撞撞。
7
研究生班上有一個同學考上博士後在朋友圈分享喜悅。我和雪聊天，她說：“我知道你會來找我，因為我知道你真的很想讀博。”
是的，我仍然很想讀博，我仍然沒有放棄4年前那個“騎驢找馬”的想法，我總要去讀個博，去做做學術，也許還能去當下老師，即便這個願望已經非常難去實現了。
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夢到宿舍裏的人一起去上課，課上談了上古神話之類的內容，我覺得很有意思，就想著去找課表來看看，然後再決定考哪個方向的博。夢裏的我很開心，希望滿滿，然而，當著手計劃時，我在夢裏也清醒地意識到，沒有時間了。
的確，如今的我，幾乎沒有時間安排給感興趣的專業了，也沒有時間再去浪費和嚐試了。在看到念研究生的大學開始招民族學、哲學、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博士生時，我整個人都心動了。與此同時，我的碩導很快也可以招博士生了，我仿佛看到了一片光明的前途——但就像玻璃罐子裏的蒼蠅一樣，前途光明，一條路也沒有。
我今年29歲，雪32歲。我們努力克製對年齡的關注，常常告訴自己說，50歲也要這麽酷。然而實際上，在公務員係統中，30歲之後很難有單位借調了，35歲之後更難有調動。在就業市場上，40歲之後要找自己理想的工作就更加困難。我們刻意忽略的東西，就業市場和用人單位都記得清清楚楚。
激動之後是冰冷的現實，我是膽小的保守派，是習慣給自己留後路的人，沒有任何破釜沉舟的勇氣。玻璃罐裏的這隻蒼蠅，決定再觀望一下。
人生真是一條一往無前的河，涉足了這一條，就是放棄了另一個選擇。“孔乙己的長衫”被大眾喊響之前，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更精準的詞形容當下的自己。我4歲上學前班，25歲研究生畢業，漫長的21年，鑄成了一個虛無又堅固的架子，眼看著自己被架起來，然後放不下。
小文的夢想是當老師，我想去當另一個李子柒，雪想要做一個奶茶店員。然而我們都沒有去，我們隻是在各自的圍城裏，活成了一個個麵目模糊的甲乙丙丁。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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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的我，確診為罕見的腺樣囊性癌
一
2016年的冬天並不是很冷，那個時候，我在昆明一中上高二。
每天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除了學習還是學習，吃過中午飯，做了一會兒題，大家都趴在課桌上休息。我當時感覺耳朵後麵不舒服，摸了一下才發現長了個包塊。
後桌的同學幫我看過之後，說沒什麽，也不紅，我也沒在意，想著過兩天可能就消散了。幾日過去，腫塊並沒有消下去，摸上去還有些硬。
周末，剛好趕上學校放月假，我回家跟爸媽說了這個事，媽媽讓我下午去市醫院掛個號，看看能不能開點什麽藥擦一下。
那天，我一個人去的醫院，醫生說可能是腮腺炎，先輸幾天液，再吃點藥。連續輸了三天液後，還是那樣，包塊還在，我也沒有覺得哪裏不舒服，就回學校上課了。
2017年春節剛過完，新學期開始，班裏的氛圍似乎一下子緊張了起來。班主任時常提醒我們，千萬不可鬆懈下來，再過幾個月，等高三的那幫人考完試，我們便是準高三的學生了。
我成績還可以，又在重點班，爸媽也完全不擔心我的學習，隻讓我保持平穩就行。
耳後長包塊這個事，我又去了幾個醫院看，都沒看出什麽，一直當做腮腺炎來治療。
一直到2017年7月份，我媽說要不去大醫院看看，都這麽久了，如果是腮腺炎的話也早治好了。我想著去看看也好，總這麽腫著也不是個事，高三本來就緊張忙碌，到時候三天兩頭去輸液也耽誤上課。
7月24日那天，我和我媽一大早就來了昆醫附一院。當時醫生看了後說要住院治療，診斷是腮腺結節、腮腺腫物。
主治醫生告訴我，目前看不出是個什麽東西，需要手術後做了病檢才能確診。我的手術被安排在7月28日下午，那是我第一次做手術，內心肯定會有點緊張，我也沒想到就這小小的一個包塊也要做手術。
好在手術時間並不長，接下來就是等待診斷結果。那幾日，我爸和我媽都沒上班，請了假過來陪我。
大概兩三日後，主治醫生說病檢結果出來了，他叫我爸去辦公室談接下來的治療方案。談完後，我爸並沒有沒告訴我病檢結果是什麽，隻是說還要再做一次手術，要把裏麵的腫物清除幹淨。
那天過後，我能感覺到我爸和我媽有一些細微的變化，尤其我媽，她跟我說話時都是輕聲細語的。我爸還說，這幾天我想吃什麽都可以，他去買。
我也沒多想，隻當他們是心疼我做這麽多次手術。
8月4日上午，我再次進入手術室，這次做的是腫瘤根治切除術，連帶整個右麵部神經都被切除。
手術大概下午一點左右做完，那天我回病房時，來了好多親戚，我媽說大家聽說我做手術後都挺掛念的，就過來看看。
我已經記不清當時做完手術的感覺了，大概晚上九點多，我做手術的那個位置出血，浸濕了包紮的紗布。我媽都被嚇到了，忙出去叫醫生。
醫生檢查完，說是術後傷口出血，我又再次被送到手術室止血，從住院那天開始算，短短幾日的時間，我經曆了三次手術。
這次住院一共28天，出院那日，主治醫生建議我去腫瘤醫院做放療，三個月後定期來複查。
因為當時手術切掉了右邊的麵部神經，以至於我的右半邊臉麻木，甚至沒有感覺，我以為剛做完手術都會這樣，後麵會慢慢恢複，可一直到現在，我的臉都不會動，就算用手掐都沒有痛感。
二
我那時不知道放療是什麽意思，想著已經做了手術，包塊也切除了，怎麽還要去放療。好奇心使然，我在網上搜索什麽病需要放療。大概瀏覽了一些信息後，我心底有了答案，但還是不敢確定。
晚飯後，我媽跟往常一樣收拾著碗筷，我思慮了半晌，問她，“你們為什麽不告訴我當時的病檢結果。”
她放下手中的活，愣了一下，“結果你不是知道了嗎，就是個腫物，現在做完手術也沒事了。”
她的語氣雲淡風輕，我聽不出有什麽，可我隻想證實到底那個結果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沒事為什麽還要去做放療，你們不告訴我也行，後麵的放療我不去做了。”
我爸坐在一旁，低頭不語，我媽也坐了下來，許久之後，我爸才說：“是腺樣囊性癌。”
心底的答案得到了證實，說不難過是假的，我多希望他們能罵我一頓，說那隻是個普通的病，做完放療後也就好了。
我緩了一會兒，仰起臉看著我爸，“我其實已經猜到了，那個醫生當時有沒有告訴你得了這個病後麵還能活多久。”
在我爸剛要開口時，我媽打斷了他，她起身坐到離我最近的位置，“沒什麽的，醫生說，隻要後麵好好配合治療，還是有治愈的可能性，你不要多想。”
她說到最後，我已經感覺到了她聲音裏的顫抖和哽咽。那天晚上，家裏的氛圍還挺沉重的，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麽，就是接受不了自己得癌症這個事實，我才19歲，怎麽會得這個病呢。
隔天，我爸到學校幫我請了長假，我的同學已經進入了第一輪複習，我卻得了這個怪病，現在還搞得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
那幾日，我一直躺在家中，不願出門半步，我爸和我媽也沒說什麽，一直小心翼翼地照顧著我的情緒。
身體恢複一些後，爸媽又帶我到腫瘤醫院做放療。除了周末，每天都要去做一次。從我做手術到現在，他們輪流請假來照顧我，耽誤了不少工作。這次放療，我讓他們不要再三天兩頭請假了，我自己一個人去也行。
那時，放療還未納入醫保，做一次的費用大概是三千二百塊錢，我一共做了32次，花費十多萬，加上前麵住院做手術，前前後後用了二十來萬，家裏也欠下了外債。
我爸媽說，花錢不重要，隻要我身體能恢複就行。
我的右麵部一直沒恢複，兩邊臉不對稱，照鏡子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奇怪。很多人會擔心自己有抬頭紋，我不用擔心，因為我的一邊麵部動不了，也就不存在抬頭紋這種東西。
剛開始那會兒，我會害怕別人的目光，總覺得我的臉這麽奇怪，他們肯定會盯著看，後來，我幹脆出門時戴個口罩。
三
第一次複查，我又來到了昆醫附一院，檢查報告出來後，我拿給當初的主治醫生看。我還是沒忍住問出了心中的疑慮，“這種類型的癌症嚴不嚴重，患病之後還能活多久。”
主治醫生看完我的報告，說我目前一切指標都正常，證明恢複得還不錯。
他沒正麵回答我的問題，隻說讓我不要亂想，目前最好就是放鬆心情，配合治療。
回去後，我爸問我結果如何，我如實告訴了他。
他當時挺高興的，說要好好地做一桌菜。我在廚房裏給他打下手，心裏因為想著生病的事而一片茫然。
猶豫了許久，我轉頭問我爸，“我這個病其實挺嚴重的，對不對？”
他一愣，神情一下子嚴肅了起來，“是不是今天醫生跟你說了什麽，你別聽他的，這次複查不是好好的嗎？”
“爸，”我停頓了一會兒，“我是個成年人了，我隻想知道知道真實的情況，如果可以的話，在餘下的時間裏，我會好好規劃一下，至少不讓自己留下太多遺憾。”
他歎了口氣，有些無奈地走過來揉了揉我的頭發，“當時你的主治醫生說，像這樣的病例，他們收治過的，最長的生命周期是兩年。”
“噢。”我點了點頭，隨即用比較輕快的語氣轉移了話題，“我媽有沒有說幾點回來？”
“應該快回來了，你打個電話問問。”
那天晚上，我一直沒睡著。第二天，我跟我爸媽說不想再去學校了，直接辦理退學。
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很難，可我現在又能怎麽辦呢，一輪複習已經過了大半，生病之後我便沒去過學校。我知道可以休學，可看看自己現在的樣子，就算考上了又能如何。如果真的隻剩下兩年的時間，我更希望能過得開心一些。或者說，我隻想平靜地等待著那一天的到來。
我爸媽當時不同意，說可以休學在家，等好一點了再回去上課。
我堅持要退學，他們也沒再說什麽。我最後一次踏進校園的時候，很感慨，有不舍，可我終究還是要走的。
那天，班主任和教務處的老師都勸我好好治療，學籍可以先幫我保留，等身體康複了隨時可以回來上課。臨走前，我沒去教室裏收東西，是我爸去的。我害怕同學們看到我的樣子露出異樣的目光，更害怕他們因為同情而圍著我說一些依依不舍的話語。
那天之後，爸媽什麽都依著我，還轉了一筆錢在我的銀行卡裏，讓我想去哪裏玩就去，有什麽想吃的就買。我知道他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餘下的時間裏，隻要我開心就行。
我的第一站是西藏，那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以前總想著等高考完了一定要去一次。現在可以提前去了，可我卻開心不起來。
後來，我陸陸續續去了很多地方，也對生病這個事看淡了一些。
每三個月一次的複查結果都挺好的，如果不照鏡子的話，我會覺得自己與常人無異，也仿佛從未生過這個病一樣。
想去的地方都去過了，想玩的也玩了，閑下來時，我總會有一種落寞的感覺，還會控製不住地亂想。
本想著出去找一份工作，也不指望能掙多少錢，隻要有事情做。我爸媽說讓我好好待在家就行，一個是我的身體還在恢複中，隨時都可能會去醫院。另外一個是工作不好找，我的身體也做不了什麽，如果去幹苦力的話身體根本吃不消。
他們說的是事實，但天天這樣閑著也不是個辦法，思來想去，我決定去開網約車。做這個相對自由一些，我若是身體不舒服了也可以隨時“停工”。
做好決定後，我跟我爸媽商量了具體的事宜。首先我得擁有一輛車，可買車的錢不是一筆小數目，家裏這個時候拿不出這麽多錢。
最後，爸媽幫我付了三萬多，餘下的每月定期還貸。
從那天開始，我成為了一個網約車司機，每日輾轉於昆明的每一個角落。
開網約車送完乘客回家的路上｜作者圖
四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年多，我覺得挺充實的，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錢，每個月賺的還了車貸以後還有一點剩餘。
在我以為一切向好時，病魔又接踵而來。
2022年2月份，我在老家尋甸過完了年，那天，我獨自一人開車返回昆明。路途中，我的眼睛出現了重影，總是把前麵的一輛車看成兩輛。
我以為是眼睛出了問題，到了昆明後，匆匆忙忙地趕去紅會醫院看。醫生檢查完說眼睛倒是沒什麽問題，都是正常的。最後，他開了個CT檢查單，讓我去做完再看。
CT報告出來後，醫生說我腦袋裏長了一個花生大的東西，因為這個東西壓迫了視神經，所以才會出現視物重影的現象。
我拿著報告單，再次回到昆醫附一院，找到了我之前的主治醫生。他告訴我現在的情況有些棘手，考慮是當初的腺樣囊性癌轉移所致，需要做手術。
我沒想到是這樣的結果，隻是機械性地詢問他是不是要住院，什麽時候安排手術。
他眉頭緊鎖，一直盯著我的報告單，過了許久才說道：“這個手術的難度有點大，我們目前可能做不了，出於安全考慮，我還是建議你去華西醫院看看，他們那兒條件會好一點。”
當時從醫院出來，我情緒極其低落，不知道回去該怎麽跟我爸媽說，總覺得這一次我的生命可能真的走到了盡頭，很無奈，卻又改變不了什麽。
這幾年，我的複查結果一直良好，昆醫附一院的，也正是因為這個，他們為我提供了每年一次免費體檢項目。
爸媽覺得我比較幸運，也堅信我會一直健康下去。
現在這樣的情況，我實在無法開口，伴隨著過高的希望而來的是極度的失望，甚至是絕望。不用說他們，我自己何嚐不是這樣。
不知在什麽地方看過這樣一句話：上帝經常會讓人一無所有，在深陷無望時給你一點甜頭，又在你沉迷其中時收回。
以前隻是感慨這句話的寓意深刻，不曾想有朝一日自己會身臨其境。
爸媽最後還是知道了我的病情，這一次，我們將再次與病魔抗爭。
因為華西醫院太遠，來回舟車勞頓，我還是決定先在昆明的醫院看，實在不行再去華西。
我們接連去了昆華醫院和腫瘤醫院，得到的答案不變，都建議轉華西醫院。在腫瘤醫院剛準備走的時候，那個醫生叫住了我，他讓我可以去三博腦科醫院（昆明的一個私立醫院）看看，這段時間有個北京的專家在那兒坐診，如果他也做不了的話就隻能去華西醫院了。
當天下午我就來到了這個醫院，掛號用了300塊錢，那個專家看完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可以做。
聽到他如此堅定地說出這句話時，我的心仿佛一下子放了下來，竟有一絲喜悅，或許是因為這一路走來太苦了，苦到哪怕是一絲絲的甜頭都足以讓我沉迷其中。
2022年2月16日那天，我辦理了入院手續，入院後做了一係列檢查，結果不止顱內有癌腫轉移，連蝶竇和篩竇也都有轉移。
一周後，我做了額顳聯合顳枕開路中後顱窩腫瘤切除術，當天早上08：30進入手術室，一直到晚上23：30才從手術室出來，手術取掉了一塊顱骨。
術後我就轉去了ICU，一直到第四天才醒過來。記得我當時醒過來的時候，手被她們用約束帶固定在病床兩側，根本動不了，我當時的感受就是，比坐牢還難受。
一周後，我從ICU轉入了普通病房，手術後取出的腫物標本為進一步確診，被送到了北京首都醫科大學三博腦科醫院做病檢，最後的病檢結果是中後顱窩腺樣囊性癌。
我在醫院一共住了28天，3月18日那天出的院。出院那日，醫生交代一個月後再過來，還要再做蝶竇，篩竇切除術。因為我的身體情況不允許，所以隻能先回家休養一個月再做。
第二次的手術沒有第一次複雜，但從進手術室到出來也用了將近七個小時，術後，我又轉到了ICU。我是真的不喜歡這裏麵的環境，好在這次隻在裏麵待了兩天。
這次又住了19天的院，有時候我會想，別人二十多歲前程似錦，而我的二十歲卻仿若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再也無法成為曾經夢想成為的那個人了。年少時，我也曾滿腔熱血，躊躇滿誌，而今，我的心氣漸漸被疾病磨平，屬於我青春的詩和遠方，就快消逝了。
出院還是跟以往一樣，放療，複查。
我生病的這幾年裏，爸媽似乎老了許多。從前，我總覺得他們是我最大的依靠，不管我有什麽事，他們都能替我擔著。可現在，他們老去的不隻是身體，還有思維的敏捷度。
當媽媽讓我教她如何在手機上打車，健康碼和行程卡過期如何重新申報，網上購物如何看物流信息時，我總有一種無力感，他們到了需要我的年紀，而我卻隻能看著自己的身體每況愈下。
回家後的一周裏，我再次陷入情緒低穀，整晚睡不著覺。
那天夜裏，我橫豎睡不著，本想出去喝點水。客廳的窗簾沒拉，光線並不是很暗，我仔細看了一下。
我爸坐在沙發上，半個身子匿在陰影裏，指尖還有一根未燃盡的煙。他一直盯著前方，動也不動，仿若被抽走了靈魂一般。
聽到我開門的聲音，他忙將手裏的煙按滅，接著問我，“你起來幹嘛？”
“我想喝水。”
他催我喝完趕緊睡覺，隨後也起身回了房間。
五
2023年2月份，距離上次手術不到一年，我的右眼出現了角膜炎，去醫院檢查後是角膜穿孔。醫生說得做手術縫合，如果不做的話整個眼睛都會潰爛。這次手術後，我的右眼徹底失明，看不到任何東西。
5月，我到腫瘤醫院複查，結果並不樂觀，癌腫又再次轉移到顱內，肺上也有轉移。
我本以為要再次進行手術，可醫生說這次不做手術了，因為不具備手術指征，做手術的意義不大。最後的治療方案是化療，一共要做6次，每次間隔21天。
第一次化療是在6月5日那天，因為化療藥物會對血管壁有較強的刺激性，一般都是選擇深靜脈置管。PICC置管保留的時間比較長，但考慮到後續的護理，我選擇了鎖骨下靜脈置管，這樣的不好之處就是每次去做化療都要重新穿刺一次。
化療是真的難受，藥物順著血管流進身體，疼痛感極為明顯，什麽都吃不下，就算吃進去也馬上就吐了出來。
隔壁病床住了一個67歲的阿姨，同樣是在做化療，看上去沒有一點精氣神。
那天，她問我幾歲了，我如實告訴了她。她突然來了一句，“年輕真好，身體扛得住，恢複也快。”
我有些哭笑不得，好嗎，一點都不好，她羨慕我年輕，其實我更羨慕她到了這樣的年紀才得這個病，至少她擁有了那麽多年的健康。
第二次化療，胃裏依舊翻江倒海，吃什麽吐什麽，喝口水都吐。整個身體像是散架了一樣，痛苦不堪。
這一次，隔壁床做化療的是一個小姑娘，比我小兩歲，她直接在床旁準備了一個大瓶的礦泉水，吐完漱口以後再接著吃。我因為吐得難受，索性不吃東西。
經過了一天的相處，我們漸漸熟悉起來，她說：“你還是要吃點的，不吃不行，我已經做了好幾次化療了，就算吃進去吐出來我也要吃。”
這三日的化療，我們像是許久未見的老友一般，聊了很多，更多的還是對生命的感慨。有時候，總覺得在聊天的過程中會減少一點痛苦。
我不知道這樣的苦難還要持續多久，但我依舊期待明天冉冉升起的太陽。
口述 | 李遠
撰文｜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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