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最愛演戲的夫妻,都在直播間賣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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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鍾藝璿
編輯 | 辛野
運營 | 圈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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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突發被查!1天帶貨2億狂賺400萬,ta背後藏著哪些套路?》,運營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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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汙染的訪談數據:當寫論文遭遇“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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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宇 魏曉涵
編輯 | 王一然
隱秘而微小的騙局
如果不是點開豆瓣小組的帖子“吃瓜”,小賀不會意外發現,自己也成了那個被騙的人。去年年底,她看到有人講述“招募訪談被騙”:發帖人掛出了五個微信截圖,是同一個人假扮的——他們說話的語氣、聲音以及對同一個問題的觀點都非常相似。
“怎麽她截圖的微信我也見過?”小賀意識到不對勁。她在歐洲讀社科專業的博士,就在一兩個月前,為了完成一篇研究平台勞工的論文,在豆瓣和小紅書上發布了招募信息,想找一些合適的研究對象。
學生接觸的圈子有限,加上之前疫情,線上招募變得普遍。小賀進展順利,大概是因為80塊一個人的訪談費,陸陸續續有十多個人找到她,表達了意願。
被掛的“騙子”是其中一個訪談對象推薦的同事,那個訪談對象聲稱做過數據標注工作,對方“很真誠、很有禮貌”,對於這份專業工作中的一些細節也都答上了,比如如何在平台上接任務、工作有哪些具體步驟,還主動提出推薦自己的同事。
●招募訪談小組裏的避雷帖
小賀從沒想過在學術訪談中,存在被騙的可能性。她決定找對方核實一下。“可以提供一下工作證明嗎?用於存檔保存。”對方發來的不是工作證照片,而是一張網上下載的2D電子名牌,然後馬上就撤回了。小賀質問:“為什麽你推薦的人被曝光是‘騙子’?我們受騙的學生準備投訴報警了。”對方拿不出更多證據,也不再回消息。
小賀頓時有點崩潰。耗時三個月收集的20個數據還在她電腦裏,其中有5個可能是作廢的,作廢的還有500塊左右的訪談費和介紹費。更讓她耿耿於懷的是,浪費了原本寶貴的訪談時間和數據,以及情感上的信任。
對她來說,那是一段特殊的時期。因為簽證她不能回國呆太久。前期進入田野觀察就花了很久,留給線上招募采訪的時間就很緊張。一天要密集地完成三四個訪談,中間沒有太多休息間隔。直到她回過頭重新聽當時訪談的錄音,發現確實有三個人的聲音似乎一模一樣,時間倉促,她那時甚至沒有意識到,“騙子”介紹的另一個受訪者也偽裝身份和她訪談了兩次。
後來仔細回想起來,也不是完全沒有漏洞。但小賀都一一幫他們合理化了——“溝通費勁可能是因為對方普通話不太好,所以語言表達不通暢”;一個自稱四十歲的女性微信頭像是柴犬,有點奇怪,但轉念一想,“還挺潮的”;至於那些很“真”的工作細節,她後來意識到,在網上都可以搜到。
小賀發現很多人也遇到類似的狀況,學生們遭遇的騙局涉及許多領域——有人假扮HR,有人假扮虛擬主播受眾,有人偽裝紅綠色盲,甚至還有男性裝作孩子媽媽。小賀後來發現,有一個招募對象以沒空為理由推遲訪談的同時,在接受另一個訪談,她覺得這並非偶然,“應該是一個團夥”。
“陳子玲”們
嘉嘉在豆瓣一個招募訪談者的小組做管理員,她曾在“騙子”的群裏臥底過,準確來說,是兩個“薅羊毛”的群。群裏從早到晚不斷共享著各種“薅羊毛的信息”,銀行APP下載抽獎、小程序做任務領紅包、關注公眾號參與抽獎,也包含有償訪談的鏈接。他們在群裏交流偽裝的經驗,比如怎樣“拿網圖”蒙混過關。
也有人聊起生活,“帶孩子太難了”,或者吐槽自己的學校;還有一些人看起來文化水平不高,“說話沒有邏輯,道理也講不通”。她試著偷偷拿小號去提醒招募者,信息反饋到了群裏。“要抓臥底了,是誰這麽不要臉揭露我們?”後來群也解散了。
嘉嘉是在去年意外發現,有人會為了“薅羊毛”,偽造身份接受有償訪談。她住在廣州,疫情期間公司停工,失業後想搞點錢花。她在抖音上看到有償訪談,接受了幾個和自己經曆相關的,其中一個學生聊起遇到了“騙子”,還給了介紹費。
嘉嘉初中畢業就沒再讀書了,老家的女孩子基本都很早就輟學不讀。“覺得讀太多書沒用,嫁人就好了。”她初中畢業之後就四處打工,服務員、超市銷售員,什麽都做過。在廣州40度的高溫下,嘉嘉做過找路人掃碼的兼職,最後被老板扣了三分之二薪水,還被拉黑了。她痛恨被騙,想幫這些學生。
她在豆瓣小組裏看到了許多被騙的帖子,積極給組長出謀劃策,後來自己做起了管理員,不厭其煩地一遍遍提醒、私信招募者,也搜集被騙的信息,再把“騙子”掛出來。
打過交道的“騙子”不少,嘉嘉覺得他們總是很著急。有人嫌棄半小時訪談時間太長,有人甚至還沒等學生確認身份,就一個電話主動打過去。在校生琥珀的確遇到過,她在豆瓣小組招募外語虛擬主播的觀眾——突然有一天在幾分鍾之內,微信彈出很多加好友的信息。她覺得很奇怪,“有這麽巧嗎?”
這些賬號有微妙的相似性,一些頭像都是紫色紅色的花,分辨率不高,昵稱也沒什麽特別的;有些人在朋友圈發兼職信息,和她之前采訪過的觀眾完全不同。她甚至看到有人朋友圈發了自己小孩的照片,再點進去就被屏蔽了。有男生順著招募信息找來,當時她招的是女觀眾,對方反問她,“你把我當女的不行嗎?”
嘉嘉打交道最多的是一個叫“陳子玲”的人。有段時間,她反複出現在每個招募訪談的帖子裏,有很多個賬號和身份:離異的女人、不同年級和學科的教師、沈陽的外賣員、南昌的快遞員、某校的大學生、八年周刊記者等等。
她像幽靈一樣變幻莫測。如果索要身份證明,她也能有所應對,要麽提供信息打碼的網圖,要麽以隱私問題不方便為由含混過去,甚至要求在證件上比手勢拍照,她也能滿足。
嘉嘉猜測這個名字背後可能是一個團體,如果嚐試聯係這些賬號,他們都會在收到私信後將人拉黑。她隻能在避雷貼裏列一個長長的名單,都是疑似陳子玲小號的昵稱,小號不斷更名,這個名單也越來越長。這些賬號的IP歸屬地大多來自同省,反複給同一個證書P圖以自證身份,轉賬時顯示的名稱最後總有一個“玲”。
●某位訪談者用同一個工牌P圖 ,扮演多重身份。講述者供圖
嘉嘉覺得,大多數“騙子”的破綻不難發覺,比如遇到專業信息,回答就變得簡略模糊。不少人一度卡在驗證身份一環——一旦提出類似要求,就再不回複了。讓她覺得艱難的是,大多數人對“騙局”完全沒有意識。
即使提醒過在歐洲讀書的小賀,對方還是被騙了幾百塊,嘉嘉覺得這些大學生“清澈愚蠢”,“你在學校裏學的都是什麽東西?都跟你講了你還不聽勸。”
但小賀有些為難,她更擔心索要身份證明,好像把訪談對象給推遠了。她相信,陌生人之間的信任是訪談的基礎,她會在自己的主頁發一些生活日常,分享自己的經曆給對方信任感。
“不好意思”的心態成了被抓住的軟肋。在南方一所大學讀本科的小螺,懷疑過一個網上訪談對象的身份,但沒有當場說出口。“中途質疑對方太尷尬了”,她安慰自己,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組,不缺自己這一篇稿子,也把訪談的內容交上去了。
小螺是特意來豆瓣找訪談對象的,她曾經線下招募過快遞員和外賣員,“那是我人生中做過最痛苦的一次(訪談招募)。”和學校的郵政快遞員聯絡了一個月,對方隻是口頭答應;在學校門口的外賣櫃蹲守過,挨個跟外賣小哥說,每次都被拒絕。
要麽就牽扯到人情。“各種關係介紹來介紹去,太可怕了。”線上把訪談簡化成金錢關係讓她覺得舒服多了。自由,也能突破人際圈找到更多樣的群體。
盡管第一次線上招募之後留了個心眼,第二次為畢業論文找人,小螺還是遇到了三個“騙子”。有人編造自己的工作地點,有人從網上下載了一張PPT偽裝自己的工作文件,被她通過網上識圖搜了出來。還有一個人說不出細節,她試圖中斷訪談,反而被對方攻擊,“你不要臉,浪費我的時間。”她一度有點懷疑自己:我是不是誤會別人了,有點過分?
很多學生心軟最後就給錢了;也有學生發現了破綻,但沒有停下,“當時比較急,就湊合一下,訪談費也沒多少錢。”
網絡時代,辨別變得更難了
被騙之後,在歐洲讀書的小賀偶然和一個德國的博士聊起,才知道對方也曾在訪談中遇到過偽裝身份的人,國外的研究者通過社交平台發布招募帖很常見。“國外也會給受訪者提供一些像購物券之類的補償,二三十歐。我給每小時80的訪談費,在國內對以體力工作為主的人來說,比他們很多人的時薪都要高了。”
她和一個受騙者聊過,能不能讓“騙子”受到懲罰?結論是無解的,這是一個再隱秘而微小不過的地帶,最後涉及到的隻有幾十上百的訪談費、一些時間和有風險的數據,“沒有證據,同意訪談,相當於雙方自願的選擇,更加沒法報案。”
在她就讀的國家,有相對完備的學術審查流程——幾乎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倫理審查委員會,國家有更大的數據隱私保護機構。“在你正式訪談之前,至少需要2~3個月的流程,才能拿到審批開始研究,如果涉及到敏感群體,學校會更嚴格,需要半年甚至更久。涉及到的問題非常細致,比如怎樣和你的受訪者溝通、怎麽呈現知情同意等等。”
這樣的倫理要求更多是在保護被訪者。至於實際的數據是否被汙染,“基本默認了你所有數據是真實的”,隻有在研究被質疑的時候,需要拿出證據來證明真實性。
據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副教授陳陽介紹,在學術界,爭議性事件一般會要求研究者將田野筆記交給由學者組成的獨立第三方機構審查,目前國內沒有類似的審查製度。在她的經驗裏,期刊在審核階段一般會相信作者的數據是真實可靠的,將關注重點放在訪談的結論和理論價值。
小賀的社科訪談大多是定性研究,“當你采訪到十幾個人,數據相對飽和,如果有兩三個虛假的,不會影響你大方向上的判斷。”但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幸運,有人提到自己在給畢業論文查重的時候,才發現被騙了——對方說的內容和知乎上的一大段文字一模一樣,隻能緊急調整。小賀的辦法是,用一種更溫和的方式,讓對方提供工作頁麵和身份證明,她還是小心翼翼的,害怕破壞關係。
“作為一個陌生人,研究者其實是沒有資格(要求對方提供身份證明)的,對方覺得冒犯是可以理解的。”陳陽也這樣認為。在她的經驗裏,過往在線下當“騙子”是很難的,“比如想研究深圳的出租車司機,去城中村就有很多合適的人。這種情況下偽裝就很難了,因為有周圍環境的要求。”
“生活在智能手機裏,通過網上認識研究對象,也是常態,我們要接受這些。”在網絡時代,陳陽覺得對研究者的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個成熟的研究者,無論線上線下,都不能對訪談對象百分百信任。盡量線下見,多問具體的、小的問題,這樣采訪對象就很難作假。”
嘉嘉明顯覺得,現在想要搜索和尋找“騙子”,難度更大了。剛過去的畢業季,原本是小組發帖、組員增加的高峰期,卻沒有了去年那樣的熱鬧景象。他們從相對封閉的豆瓣小組更多地轉移到了小紅書這樣的開放式社區裏,“刷到被騙的人可能已經過去三天了。”
“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民族誌中的(數據)捏造行為,就有很多的爭議,真偽是存疑的。”陳陽說。“作為研究者,要做到努力去甄別這樣的騙子。如果是無效訪談,我就不做了,這個數據就不寫到論文裏邊去了,就可以放棄,另外要培育自己這種甄別的能力。”
管理員嘉嘉的訪談“黑名單”越來越長,似乎沒有盡頭。反騙帖沒有發揮太大的功能。如果不遇到騙局,大概沒人覺得自己會是那個倒黴蛋,至於那些提醒的私信,許多都石沉大海,有時甚至會遭受魯莽的對待,“我被騙是我自己的事”。而當他們發現自己真的被騙來傾訴時,“騙子”早已披上新的馬甲,重回網絡世界,成為又一個論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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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跳樓男人砸中後,一個女孩的遺忘與開始
文 | 魏芙蓉
編輯 | 王珊瑚
視頻剪輯 | 沙子涵
被意外選中的普通女孩
被那樁意外選中之前,孟春彥對生活最大的期待不過是按部就班——不錯過每一趟進廠的班車,確保負責的機台在每個程序上準確無誤,然後在月初收獲準時入賬的幾千塊工資。
她在上海一家半導體工廠當操作工。工廠每天生產出大量的矽片,她推著小車將它們送上機台,輸入特定程序,待加工完成後再運送到下一個環節。不需要費腦,鮮少有交流,人人都被白色的防塵服和口罩捂得嚴嚴實實,像巨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幾個月前,她身處的還是講台而不是操作台。還在大學念師範專業的時候,身邊人就說她是當老師的料,她看起來溫柔恬靜,磨課時卻有股較真勁。
孟春彥自己多少也抱著這樣的想法。2020年畢業後她首先去了浙江義烏的一家教培機構當英語老師,談不上表現突出,但至少兢兢業業。幹了一年多,雙減政策來了,孟春彥這樣的年輕教師成為最早被裁的一批。
為尋求一個安穩的庇護所,她和很多人一樣加入到考編大軍,在老家一邊當代課老師一邊備考,最後還是失利了。傷心過,但很快就接受了現實。當時情況下,一個普通人首先得考慮生存。代課老師的工資半年發一次,她跟朋友打趣,“好久不知道錢的滋味了!”
她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來到上海。她的好朋友,一位同樣在“雙減”中失去工作並選擇進廠的老師,向她發來邀約,“國家在大力發展半導體行業,很有前景”。
即便這份工作孟春彥也費了些心思才爭取到。按照朋友先前所叮囑的:不能說自己是本科生,別人怕你幹不久;也不能說自己文科生,專業不對口。孟春彥索性帶著高中畢業證去參加麵試,順利通過,稍不如意的是,這讓她比廠裏大專學曆的員工要少拿700塊月工資。
操作工的任務比她想象中辛苦。早八點到晚八點連軸轉,一周內白班夜班接替倒。五人間的宿舍裏,孟春彥每天早上五點半就要起床排隊洗漱,等候進廠班車;到晚上十點被送回宿舍,多說幾句話都覺得費力氣。
剛開始她有些不適應。上班時哈欠連天,扛不住了才去角落裏眯會兒。休息時躺在宿舍也迷迷糊糊,是白天還是晚上?該上白班還是夜班?總要反應好一會兒。最初介紹她來上海的朋友,在連續的夜班中難以支撐,也不被家人理解,“一個大學生進廠當操作工,對不起四年讀的書。”朋友沒等到轉正就離開了。
孟春彥不怕辛苦,也不覺得丟臉。比起之前費力費腦、又掙不到錢的經曆,現在這份工作她感覺幸福多了。他們家庭微信群的名稱,“越努力越優秀”,之前媽媽起的,孟春彥來上海後改成了“越努力越幸運”。她告訴媽媽自己真的好幸運,工作穩定,身邊有朋友陪伴,隻要熬到4月26日轉正,一個月六七千元的工資比之前翻了幾番。
輾轉於工廠和宿舍的間隙,她不忘給自己安排些“省錢又省心”的活動,比如去宿舍區對麵的商場逛逛,她很少消費,通常是去書店坐坐,抽一本書打發等待班車的時間。她最愛看職場溝通和女性成長類的書,畢業三年,她始終苦惱自己搞不懂人情世故。
如果天氣不錯,她還會去附近的公園曬曬太陽。在恒溫恒亮的操作間裏待上一整天,人會變得異常渴望陽光。三四月份的上海,她挑一片草地躺下,讓全身都沐浴在暖洋洋的陽光裏。
4月23日,對孟春彥來說原本也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天。這天她上夜班,下午五點多,距離班車到達還有不到兩小時,她走進商場。工作日,一樓的環形大堂幾乎看不到其他顧客,按照她的習慣,隻要穿過大堂直往前走,就能到達位於一樓角落的書店。
●孟春彥常去的書店。魏芙蓉 攝
根據後來流傳網絡的視頻,此刻,大堂五樓,一名紅衣男子翻越了樓層護欄,扒在欄杆外側,幾個身穿製服的工作人員圍在跟前勸說,還有更多的工作人員從低層狂奔前來增援。
意外幾乎是一瞬間發生的。男子摘掉帽子一扔,隨後鬆開雙手,直直從五樓墜落。商場內爆發出人們尖叫聲,緊接著是一聲震耳的巨響,“砰——”,當路人的視頻鏡頭掃到一樓,一紅一黑兩個身影,醒目地倒在地板上。
其中黑色身影是孟春彥。
●孟春彥被跳樓男子砸中。圖源網絡
命運的玩笑
一千公裏外的天津,孟春彥的媽媽王文利正在一家藥廠的流水線上分揀藥品。第二天淩晨2:00她剛下夜班,手機上顯示一連串的未接電話。電話接通,她22歲的兒子、孟春彥的弟弟急得大哭:“孟春彥出事了!”王文利聽完腿都軟了,買了最近的一趟火車票往上海趕。
孟春彥一家生活在河南焦作的農村,過去十幾年,這一家似乎總是被噩運光顧。孟春彥還在上小學時,爺爺奶奶相繼中風癱瘓,爸爸是獨子,此後留在老家照看了老人。後來外婆得了乳腺癌,媽媽王文利也不得不中斷打工回鄉。
在這樣的家庭長大,孟春彥從小就懂得體諒父母。很少提要求,身上常年穿的都是媽媽手工做的衣裳。考上重點高中那年,她主動提出要放棄學業去打工掙錢,被爸媽嚴詞拒絕。
一直以來,恬淡而知足不僅是孟春彥、也是這一家人的生活之道。媽媽王文利回憶說,那些年即便是幾個老人相繼臥床、經濟最困難的階段,他們也沒覺得日子苦。被病痛折磨了這麽多年,他們更看重的是“一家人身體健康,都能好好的”,至於錢,“能攢多少是多少”。
2015年母親病情好轉,王文利離家去到天津一家藥廠打工,孩子爸則繼續留守老家,一邊照顧老人,一邊就近打零工,每天賺六七十塊的力氣錢。兩口子裏外配合,先是供孟春彥讀完了大學,到今年小兒子大學畢業,可以說這家人終於要熬過捉襟見肘的日子。
這場意外把這個家一下子打回穀底。
比家人先趕到醫院的是好朋友劉靜。事發當天下午6點多,護士在急救床前用孟春彥的手機通知了劉靜。劉靜是孟春彥的大學室友,也是她在上海聯係最緊密的朋友,當初孟春彥就是跟隨劉靜先後腳進的廠。
劉靜的第一反應是詐騙,“不然也太倒黴了吧”。直到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聲音,是孟春彥虛弱、帶著哭腔呼喊:“靜靜,我被砸傷了。”
當時他們相距50多公裏,劉靜租住在上海嘉定區的郊區,孟春彥則在閔行的郊區,平時買瓶飲料都要琢磨價格的劉靜,二話不說打車趕來。現場視頻這時已經在網絡上傳開,雖然畫麵模糊,但劉靜一眼就認出了那件黑色外套,孟春彥衣服不多,來來回回穿的就那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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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那次會麵,劉靜至今感到後怕。她們的經曆如此相似,畢業後一塊去浙江做輔導老師,因為雙減先後被裁,當年孟春彥回到老家考編,她則來上海想繼續當教培老師,最後證明隻是徒勞,她很快接受了家人安排的相親倉促結婚,進廠是後來又一個無奈的選擇。
劉靜在上海打拚時間雖然不長,卻足以認識到命運的殘酷和無常,在她看來,今天這場意外雖然選中了孟春彥,稍有偏差可能就是自己,是他們每一個普通人。她也開始自責當時給孟春彥的提議。那天她在醫院留守整晚沒有離開。
根據醫院診斷情況,這次撞擊造成孟春彥枕骨、頸椎和鎖骨多處骨折,頸部脊髓損傷,並伴有腦出血、腦挫傷。4月24日,在重症監護室醒來看到媽媽,孟春彥說不上來其他的話,隻是呻吟著,喊疼。
這是命運給自家開的又一個玩笑嗎?最初幾天王文利都是懵的,“腦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該幹嘛”。她呆呆地坐在病房門口,忘記吃飯,睡不著覺,也聽不進別人說話。
上海,這座女兒生活並充滿期待的城市,如今隻讓夫妻倆感到無措。孩子他爸伺候老人十幾年沒出過遠門,趕來時還穿著家裏的老布鞋,擔心“不會表達”,時常沉默在病房角落。王文利也不善言辭,接待來客和辦手續時臉上總掛著一副怯生生的表情,來來回回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謝謝”。
4月底的一天,孟春彥還處於昏迷狀態,由女兒的朋友們領著,王文利第一次前往事發商場。剛出地鐵她就看到了1號入口,幾天前女兒就是從這裏進入,幾步路後迎頭撞上那場災難。
王文利在那兒站了許久,那時她已經連著幾天沒有合眼,說不清是因為疲憊還是淚水,她說自己在入口處看到了一團巨大的陰影,“全是黑的”。她渾身控製不住地發抖,到最後也沒有勇氣踏入。
●女兒出事後,王文利一個接一個地打求助電話。魏芙蓉 攝
遺忘和開始
直到現在孟春彥一家也不知道那個男人為什麽會出現在那裏。王文利後來通過辦案人員看到了商場的多角度監控,男人從靠近到翻越欄杆幾乎毫無預兆,過程中一名工作人員曾試圖勸阻,但沒能成功。
如今,事發商場早已看不出事故痕跡,原本空曠的大堂重新擺上展位,每層樓也新增了不間斷巡邏的安保人員。
王文利始終難以釋懷,“就算不想活,為什麽要去人流量最集中的商場?”
這個問題或許沒人能解答了。男人的家屬至今沒有露麵,事後,王文利在跟當地政府的溝通中也隻獲得了對方的模糊形象:50多歲,離異,和唯一的兒子多年沒有來往,此前一個人在上海租住。有次連醫院工作人員也對王文利表示同情,“(他)無名氏,到現在(6月10日)遺體還在太平間沒家人認領。要不說你們倒黴呢!”
同樣讓他們焦慮的,還有高昂的治療費用。住院產生的13萬治療費至今沒有結,出事沒多久,王文利就因曠工太久被工廠開除,家裏一下子斷了經濟來源。好在前不久網上募集的20萬元捐款暫時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但接下來漫長的康複療程中還需多少費用仍是未知數。
●孟春彥每天都需要進行長達6小時的康複訓練。講述者供圖
有律師得知他們的情況後提供了免費的法律援助。律師介紹,他們計劃對跳樓者和商場方提起民事訴訟。跳樓者去世,將考慮由繼承人在遺產範圍內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據他們了解到的情況,自殺男子生前經濟狀況不佳,幾乎沒有賠償能力。另外,他們認為商場沒有盡到安全保障義務,明知有人在欄杆外站立逗留、準備跳樓的情況下,未對一樓人員進行疏散和警示,也需要對這起意外承擔一定責任。
擔心勾起女兒糟糕的回憶,這些事夫妻倆從來不敢在女兒麵前提起,直到那次在病房裏聽到女兒給出的回答。“我不知道怎麽回事,一覺醒來,莫名其妙就在醫院裏了。”她記得女兒當時說。
這個回答最初讓夫妻倆又喜又憂。擔心這是後遺症的表現,爸爸有些著急,“那你跟我說說,你記性還行不?你還知道我是爸爸不?”孟春彥被逗笑了。經過多次確認,他們發現女兒記事清晰,唯獨丟了那天的記憶。
為這事王文利專門去問過醫生。“幹嘛要讓她想起來呢?她能忘了那段經曆是最好的,最起碼能減少對她的傷害。”
醫生的話王文利聽進去了。她避免任何人在女兒麵前重提那件事。對律師也不例外,有次對方來確認細節,掏出手機,那視頻差一點就要讓女兒瞧見了,得虧王文利及時攔下。
王文利覺得女兒需要徹底告別那段記憶。女兒出事時穿的衣服、物件她嫌晦氣,老早就給扔了。手術前醫護人員提出要給孟春彥推光頭發,征詢家屬意見,王文利像等不及似的:剃,剃了才好。
重新開始,從孟春彥的角度來說也確實如此。現在,她每天要麵對長達6小時的康複訓練,重新學習坐立,寫字,走路,發力……
發生在身體上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她不再渴望陽光了,相反她對溫度極其敏感,稍微受冷受熱,皮膚就會起雞皮疙瘩。
最近她重點練習的內容是寫字。五指中隻有拇指和食指能使上力,她用這兩根手指拖著筆在紙上移動,寫出來的筆畫不直,手臂也晃晃悠悠的。但她很有耐心,開玩笑說自己出事前寫方塊字,現在練出來的還是方塊字,“字如其人,我就是這種板正的人”。
●孟春彥的練字記錄。魏芙蓉攝
“我就擔心其實她也害怕,故意笑給我們看的。”醫生曾告訴王文利,後遺症肯定避免不了,但具體的需要觀察她後續的恢複情況。住院一個多月,他們在6月10日辦了出院手續,一家三口住進醫院旁月租為2100元的一間臥室,繼續每天6小時的康複訓練。
出院第一天,就在那間10平米的出租屋裏,出人意料地,孟春彥主動提起了一直被回避的話題。
“其實我想過很多次,(那天)我是要上夜班嗎?我下午去商場了嗎?發生跳樓有人喊我避開了嗎?”她戴著護頸靠在床上,頭上已經冒出一茬茬新發,“可能是應激(反應),我已經忘記了。我能記得的,那天好像也跟其他八點到八點的上班日子差不多。”
盡管媽媽那樣努力瞞著,孟春彥其實早就知道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那是她從病房外聽到的,他們說有個老頭從商場跳下來,砸中了自己。
不像媽媽那樣憤怒,孟春彥說自己對自殺的男人沒有好奇,更談不上恨。“不是有句話說,你很難真正理解一個自殺的人?”為什麽選在商場自殺,孟春彥猜想,“他是不是寄希望在工作人員或者好心人身上,想得到一些交流和開導?”相比之下,孟春彥還是強調幸運,“我身邊有這麽多關心和愛我的人”。
那也是事情發生一個多月以來,王文利第一次聽女兒具體談論這件事。她聽起來理智而平靜,像是在描述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幸。
在好朋友劉靜看來,那是孟春彥寬解父母的方式。王文利卻願意相信女兒是真的忘了,她還要幫助女兒繼續遺忘,每次看見女兒皺眉,夫妻倆必定要伸手去撫平,“你什麽都不用想,咱們好好訓練,多吃飯,爭取每天進步,就會越來越好。”王文利不敢奢求女兒百分之百康複,隻盼望她能恢複到生活自理的程度。但內心裏,她也做過最壞的打算,如果女兒再也不能工作了,他們一家人就簡單開個小店,一起陪著女兒。
那是以後的事了,現在他們打算做的,“就是滿心滿意陪著她康複。”
6月的一個早上,王文利帶女兒穿過了兩個十字路口前往一家早餐店。那家店王文利之前去過,味道和家裏做的特別像,這次想讓女兒也嚐嚐,順便練習走路。
孟春彥這時已經能自主行走,隻不過步子有些晃,抬腿和擺手的動作都略顯笨拙和誇張。一路上,爸爸保持在女兒身側,王文利則跟在後麵糾正動作,“手晃太厲害了”,“步子像個老頭一樣”。這讓王文利想起二十多年前教女兒走路、拿筷子的情景,一家人也像這樣親密無間。她和那時一樣對女兒充滿信心。
(孟春彥、劉靜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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