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學心理老師的數次碰壁
1
心理老師是家長和學校都不待見的崗位——家長覺得心理老師事兒多，專業性不足，學校覺得心理老師活兒少，因此要劃歸德育處，幫其他科室幹雜活。此種情況下，要是學生還反著來，那工作真就無法開展了。
“選高不選中，選小不選中”是心理健康界的鐵律——初中的心理老師是最難幹的，老師們都親切地稱青春期心理巨變的孩子們為“猴”。我去年剛上研究生時，師兄師姐們就一致建議我實習時最好是去小學，“雖然都是不好幹的活，但小學生普遍對老師還懷有崇拜感”。
今年2月新學期開學，學院分配實習，我幸運地被分去了和我們大學合作的小學。與我同級的莊雅琴則不幸被分到了對口初中。在師兄師姐慘痛經曆的“恐嚇”下，我倆約定，實習結束時仍要保持對心理學的基本熱情。
身處新一線城市，我去的那所小學談不上區裏的第一，但在心理健康教育領域有一定影響力，他們開會的時候總是強調“育人育心”，這讓我寬心了許多。不過在臨行的酒局上，實習過的同學提醒我：“中小學的心理健康教育，是‘讓家長覺得孩子心理健康’。”
第一天上班，我在校門口就碰見一位穿校服的女生，打著腮紅，嘴唇塗得鮮亮。這種妝容看起來很老氣，但卻讓我有種熟悉的感覺——在我小學時，“迎賓崗”上的學生也總是如此，大人們按照自己的審美裝扮孩子，讓孩子們的臉看起來違和又好笑。
那個女生見到我，迅速地向我鞠了一躬：“老師好！”我有些恍惚，向後看了看，確認沒人後，笨拙地點點頭，也向她問好。
孩子們在操場上撒歡，挑戰耳膜的尖叫不時地從花壇深處傳來。我整了整衣服，從書包裏掏出通行證，向門口的保安示意。
保安卻皺了皺眉：“你是來幹什麽的？”
“實習的老師，這是通行證。”
“你把口罩戴好，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麽證，你給裏麵的老師打電話。”
一張通行證如果不能在保安那裏獲取通行的權力，我實在想不到把它掛在我的脖子上還有什麽用。隨後，我的名字被一個稚嫩的童聲讀出來，我低下頭，一個小男孩正指著我的通行證，一個字一個字地辨認。
教務處羅主任從樓裏火急火燎地跑出來，向我揮手，她叫我“李老師”。
“叫我小李就好了。”我趕緊回。
“李老師，我們小學就缺一位心理老師，你來得太及時了。”羅主任看起來有四十幾歲，下巴上有一顆痣，眼睛雖小卻很有神，她身材不是很高，講話時目光偶爾和我對到一起，總像是在確認什麽。
“李老師”這個稱呼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我將拇指搭在書包帶上，一副要大展拳腳的樣子，自信滿滿地答：“您放心，我爭取為咱們學校小學生的心理狀況做出一些改變。”
我被分到一間獨立的辦公室，同時也是學校的心理活動室。這裏落滿了灰，靠門的那麵牆放了一張行軍床。羅主任迅速找人將雜物清理了下，我將筆記本電腦放在桌上，拉開窗簾，剛好能看見操場上的學生。
操場上的小學生與我十幾年前上小學時的狀態很相似。男生們不規則地散落在操場上，相互追逐，女生則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有的圍坐在地上，有的彎腰在花壇裏撿什麽東西。偶爾有一群女生追著一個男生跑，一邊跑一邊起哄，那男生便躲進樓道，消失在我的視線裏。不用想也知道，他隨後會躲進男廁所，隔著門簾大聲叫囂——我小時候就是那樣子的。
但現在的孩子們和我小時候也有區別，他們口中的詞匯和網絡高度相關——老六，渣男，海王，下頭，坤坤……一句話裏能傳遞信息的詞匯很少，有時甚至隻是一些“熱梗”的堆砌，就能引起一陣爆笑，就好像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連接”——我拋出一句流行語，你就要以笑聲回應，直到一方用盡自己的流行語儲備。
趁沒人的空當，羅主任推門進來，坐到我麵前：“李老師，最近有一個事挺著急的，想讓你幫幫忙。五年級組的男生在班級裏傳閱女性的不雅圖片，四個班主任都氣瘋了，有的男生還把女生的生理用品掏出來扔到地上羞辱人家。都是女老師，管理起來也不太方便。”
青春期、性教育……相關的名詞在我的腦中接連出現，從學校裏出來的人總是會不自覺地將問題分類，再按照標簽找到對應的解決辦法。我雖然能意識到這種做法很幼稚，但我卻沒有能力改變。
“確實有研究說孩子的青春期提前到了五六年級，由於網絡的發達和營養的提升……”我說。
“這些我們一線的老師比你清楚，我們需要一些解決辦法。”羅主任的打斷使我措手不及，我很想給她一個方案，但在這樣的交流中我很難說得出口。
“班主任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讓學生們互相檢舉，連收買帶嚇唬，最後揪出來一個源頭，叫張亮，我希望你能和他約談一下。”
見羅主任雷厲風行，我隻能答應下來。
2
下午一點半左右，一個寸頭的小男生敲開了心理活動室的門。我和他一同坐在沙發上，他很緊張，看起來很擔心自己受到什麽嚴重的懲罰。
我靈機一動，拍拍他的肩膀說道：“張亮，他們都說是從你這傳出來的？”
他點點頭。
“我不信，我覺得事情不是這樣。”一般來說，小學生的檢舉總是為了脫罪，這種事情的傳播源不可能隻有一個人，為了讓他卸下防備，我決定和他站在一邊。
張亮眼睛放了光，抬起頭和我解釋：“他們都不是我的朋友，老師逼他們說一個名字，他們就說是我傳的。”
“那你是不是很委屈？”
“嗯。隻有小孟是我的朋友，他沒有說謊。不是從我這傳的。”他打開了話匣子。
“那你看了什麽，和我說說。沒啥事，不會有懲罰的，相信我。”
“就是上微機課的時候，陳東銘搜女主播的視頻，我在旁邊看了兩眼，他們就說是從我這裏傳出來的。”
“是這種嗎？”為了了解事情發展到什麽程度，我在搜索引擎上輸入了“女主播”三個字，畫麵裏是一位性感的女性穿著黑絲和製服在跳舞。
“差不多。”他點點頭。
“那你覺得好看嗎？”我問。
“不好看。”他回答。
“為什麽？”
“她穿了黑絲。”
“那我們應該怎樣做？”
“製止她。”張亮毫不猶豫地回答，似乎在期待我的認可。
說實話，我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回答——會依據自己的審美而去幹涉女性的穿著。
於是，我選了大部分心理老師都不會做的事情——我又在搜索引擎中輸入“女性穿搭”，各式各樣的圖片都跳了出來。
“你覺得這些女生穿著哪個比較好看？”我推了推電腦，讓屏幕更好地朝向他。
張亮指了指一位穿校服的女生。
“校服，短裙，JK，黑絲，都是女生可以選擇的一種裝束，就像我們男生打球時會穿短褲，有時會選擇西裝，而有時候穿皮鞋或是球鞋，這些都是不同的選擇，都是美的。如果我們覺得不好看，我們也不會選擇它們是不是？”我指了指他腳上穿的帆布鞋。
張亮思考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那我們要學會欣賞女性不同的美，就像我們穿漂亮衣服的時候也希望別人誇獎我們對不對？”
“嗯。”他先是點了點頭，隨後補了一句，“但我覺得剛才的女主播穿黑絲是為了吸引眼球。”
“有可能，但那不是全部的女性呀。”我繼續引導下去，“那我們還要製止穿黑絲的女生嗎？”
“要。”
“那你覺得女生可以要求你不穿這雙鞋嗎？”
張亮搖搖頭。
“這是一樣的事情，都是一種穿著的選擇，你覺得呢？”
他沉默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那你覺得陳東銘為什麽會看這個視頻？”
“他想看她的隱私部位。”張亮回答得十分直接。
“如果我們不帶著這種目的，我們可以大方地欣賞女生不同的美。把老師今天和你說的話，分享給班裏其他的同學，這樣才能更好地尊重異性。”
這是我第一次和學生談話，張亮因為沒有受到懲罰而開心，他小心翼翼地關上谘詢室的門時，和我說了“謝謝”。至於我說的內容，我不知道他聽進去了多少。我自認做了一次成功的訪談，上來就抓住了張亮對被檢舉這件事的不滿，以此作為突破口找到他的深層問題。
那時的我，全然沒有意識到危機的來臨。
當天傍晚，臨近放學，張亮的班主任秦老師和羅主任一起找到我，對我處理張亮這件事的方式及結果表示不滿。
“我們要的結果是停止傳閱這種帶有性暗示的視頻，我覺得你的談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秦老師將手撐在桌子上，逐句地閱讀談話記錄——我和學生訪談的問題和流程會在訪談日誌上記錄。
“停止這種傳播要靠進一步的性教育，僅僅是我的製止是不夠的，越強調越好奇，這種行為會更加嚴重。”我回答。
“你這樣和孩子談完，他回去就在班裏說，自己和心理老師一起看了這種視頻，到時候你更難處理。”羅主任的話總是很雄辯，讓人難以反駁。
“我們學校過一陣子會派一批研究生來上心理健康課，到時候可以做整個五年級、六年級組的性教育，這個時期產生對身體的好奇是很正常的，我覺得性教育很有必要……”我說。
“不可能。”羅主任沒有絲毫猶豫，打斷我繼續說，“在整個城市，你不可能在任何一所小學聽到‘性’這個詞，我們出不了這個頭。”
見我語塞，羅主任乘勝追擊，說我還是太年輕，想問題太少，她讓我“把理論上的正確帶到現實生活裏來”，讓我再思考一下以後的工作方式。隨後，兩個人大步流星地離開我的辦公室，像是打了一場勝仗。
3
一周後，二十幾名心理學在讀研究生被派到這裏，對小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囊括六個年級，為期七周。我在這裏實習，負責兩方對接。課前，班主任們從班級叫出幾名學生，他們在走廊裏排成長隊，大概有十幾個孩子，五年級六年級居多，垂頭喪氣地前往一間教室。張亮也走在隊列裏，他認出了我，熱情地和我打招呼。
“這些孩子太鬧了，不適合心理健康課，別把你們同學嚇著。”秦老師向我解釋道。
我看著他們一個個從我麵前走過，隊列裏不時傳來這樣的聲音：
“心理健康課有什麽好上的，不上就不上。”
“可是老師領著做遊戲誒。”
“遊戲我們自己也能玩，不用他們。”
……
這些孩子的背影在我腦中揮之不去，也許他們才是心理健康課本來的對象。
回到辦公室，我瀏覽著同學們準備的課件：“神奇的記憶”“學會表達情緒”“學習的方法”“什麽是心理課”……給同學送去錄課的設備後，我又返回那間關著張亮他們的教室。老師們都在頂樓開會，這些被特殊對待的孩子沒有秦老師說的那樣吵鬧，他們三五成群地聚成幾堆。高年級的同學湊在一起吐槽老師，低年級的同學在桌子上玩著什麽小玩具。
見我走進來，他們在我身邊圍成一團。
“老師，張亮說你和其他老師不一樣，你是我們這邊的。”一個胖胖的男孩在我肩膀上打了一拳。
“沒有‘哪邊’這回事，老師們都是希望你們能更開心。”我回答。
“老師，什麽是心理健康課呀？”張亮問。
“就是以做遊戲的形式，向大家介紹一下心理學的知識。”
“我知道，我知道，心理學就是猜你心裏在想什麽，現在我們在想啥，小李老師都一清二楚。”一個女孩從外圍鑽到內圈。
“老師，你猜我們在想什麽？”
“不不不，心理學不是這樣子的。”我連忙解釋。
“我們在想，是不是自己心理不健康，所以才不能上這個‘心理健康’課。”
孩子們的問題總是讓我不知所措，我隻好扯謊說：“你們的課程由我單獨負責。”
他們很高興，連在牆角彈筆的低年級學生也圍過來，等著聽我講些什麽。
我將房間的燈打開，才發現這間教室並不用於上課，多媒體功能是壞的，我隻好拿起粉筆，用最原始的方式在黑板上寫下五個字：“心理健康課”。我從沒想過自己的第一節課會以這樣的形式呈現，我將自己還沒設計好的課程雛形拿出來，和他們分享我對心理學的理解。
“老師，我們現在學習壓力很大。”一位同學打斷了我。
“這個問題也是老師一直在麵對的，每一步都要考試，每一次都要競爭，這是我們避不開的事情，但老師這一次想和你們說點不一樣的。”我坐在講台邊上，方便他們將我圍住。
“我想說的是，大家可以試著去培養一個持久的愛好，因為總有一天你們不再麵臨現在這樣的壓力，你們需要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專業繼續學下去。如果沒有選到喜歡的，或是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麽，那麽在未來就要為了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去和別人競爭。由於不喜歡，自然做不好，失敗又會讓我們否定自己。以後的工作也會和你選擇的專業相關，那麽這一生可能都在從事自己不喜歡的事情。如果這件事發生了，一個持久的愛好能夠幫你保持對生活的熱情。”
我念經般的發言讓坐在後麵的女孩昏昏欲睡，但仍有一雙眼睛一直盯著我，在我說完後，他開了口：“老師，那你喜歡心理學嗎？”
“喜歡，我是為數不多的選擇了自己熱愛的事業的人。”我回答得毫不含糊。
孩子們燃起了熱情，紛紛講述自己的愛好：唱歌，做實驗，踢足球……還有人分享家裏親戚朋友的例子，誰的小舅做了足球教練，誰的姐姐當了美術老師。坐在講台上的我成了聽眾，我耐心地聽完每一個故事，遇到靦腆的孩子，就站起身湊得跟他更近一些。
下課鈴響了，一位老師推開教室的門，見我坐在講台上，便和我打招呼：“小李老師，不好意思，樓上在開教研會，這幫孩子就沒人管了，還得你來帶。”
“沒事的，他們都很可愛。”
“他們都是差生，有問題的孩子，這不是今天你們學校的領導也來了，放在班裏不好看。”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絲毫沒有避諱。
我擺手示意她不要說下去，但她並未領會：“這都是屢教不改的，你得讓他們知道錯在哪，有賞有罰才合理。”
孩子從我們兩個之間穿過，朝那個老師做了個鬼臉。
4
平日裏，我主要負責孩子的心理谘詢、學校公眾號的運營、學生處老師的雜活以及解決他們眼中一切和“心理”相關的事情。在這個小學待得越久，我越發覺，這裏的老師們對心理學好奇又恐懼。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們總會要我分享些心理學知識，打聽我研究的方向以及所在課題組的方向。如果我說的心理學知識與他們期待的不同，他們就想要逃離，一旦我露了怯，他們就會讓我見識一下他們眼中的心理學。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是21世紀最神秘的一句開場白，它能讓一切觀點沾染上學術的氣息，同時也讓這些觀點不容辯駁。
很多老師都愛與我討論“原生家庭”的問題。我說：“這些是孩子行為的‘影響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之所以‘原生家庭’理論這樣出圈，是因為人們需要為自己出格的行為找到開脫和借口，‘正是因為我受了怎樣的影響，所以我無法從生活的泥沼中逃脫’。人的認知能力呈階梯式上升，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喜歡看一些積極的故事，後來我們意識到那是無用的雞湯，就轉而去相信那些晦澀艱深的理論。因為人的認知容易兩極分化，現在關注點是時候回到積極心理學上了……”
聽我這一通解釋後，這些老師認為我學得並不到家，不能下一些篤定的、神秘莫測的論斷。我隻能笑笑，努力扒飯。
在我入職兩周左右時，心理活動室的門被一位年輕女老師推開了。我本以為她是來交流班裏學生的問題，她卻徑直地走進來，坐在我對麵的沙發上。
“我想和你聊一下，可以嗎？”她的語氣略帶懇求，我才注意到她的臉色很差，頭發油油地垂下來，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
她叫楊雨，是一位三年級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這是她在這裏工作的第二個年頭，之前她是在輔導機構上班，公司倒閉後才來了這個小學。
楊雨向我講述了在這裏當老師的壓力——和外界想象的輕鬆悠閑不一樣，作為小學老師，他們依然逃不開“科研”任務的折磨。楊雨說自己本沒有這方麵的打算，但學校整體的氛圍很卷，她隻好拿出寫本科論文的架勢，沒日沒夜地寫項目書。還有，學生的家長也讓人頭疼，他們不喜歡任課的數學老師，就想要抱團將老師擠走，她作為班主任，夾在中間很難做。
此外，學校隔三差五舉辦“校本（以校為本）活動”，比如把學生的美術作品按年級組分開展覽，“其實，這些美術作品大部分都是出自家長之手”。作為老師，楊雨得負責和家長溝通，收集作品，整理文稿。學校還和社會展開了多方合作，每次有什麽開幕式都需要帶孩子排練節目、表演節目。作為新入職的老師，楊雨對這些事疲於應付：“我真的像一隻鼓滿了廢氣的氣球，隨時都會爆開。”
學校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時間，她沒時間、更沒耐心陪自己孩子。“老師，尤其是班主任，最對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她說著說著哭了出來，意識到自己有些失態，又補充道：“你是孩子們的心理老師，應該也不管老師的事，說完這些我就已經很開心了，謝謝你。”
我攔住了她，同她聊了一整節課。這並不能稱之為楊雨做的心理谘詢，倒像是對我的現實教育。
“不是你該幹的活兒你就不能推了嗎？你一語文老師老摻和學校的事幹啥，你把班主任辭了比啥都強。”楊雨的老公總是用這些話回應她的崩潰。
“他以為小學老師的世界簡單而純粹，幾句話就能改變領導的安排。他就不明白小學的領導和他公司的領導都是一樣難纏。”楊雨和我分享他對老公的不滿。
“你說，既然老師、家長和孩子都嫌麻煩，為什麽這個模式還運轉了這麽久？”我對此產生好奇。
“因為看上去好看——孩子在其中得到了鍛煉，家、校在其中進行了配合。說到底這是一種‘免責’的思維——做了就比沒做先進，有就比沒有好，完全不管效果。另外，社會對於老師天然存在著某些敵意，他們看不慣老師閑下來，即使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讓老師‘春蠶到死絲方盡’的。”楊雨的話裏充滿黑色幽默。
“真正缺失的教育又沒有得到展開。”我說。
楊雨點點頭：“有時候我覺得你是對的，比如你提到的性教育。這時期孩子對身體產生好奇是無法控製的，因為他們在發生改變，身邊人也在發生改變，不進行這方麵的教育而指責孩子的行為是不當的。”
“是的，而且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有一批研究生去設計課程了。”
“但你沒有理解的一點是：這些學校行政係統的存在並不是為了‘改變’什麽，而是‘維持’什麽。家長們抱團去擠兌科任老師，通常是教師背鍋。因為家長是變數，而老師是定數。”
下課鈴響了，羅主任從門口走進來，楊雨和我道了聲謝，便離開了。
5
羅主任將手機遞到我麵前，小聲說：“學校出了個緊急情況，有孩子在操場上暈倒了，家裏的關係很複雜，你幫著處理一下。”
我看了眼手機屏幕，上麵是她和孩子父親的聊天截圖。
對方明確地說：別讓她媽來接，我們已經離婚了，孩子判給的是我。
羅主任回複：現在情況很緊急，孩子在醫院，班主任在醫院陪著。
孩子父親再次回複：我和你說了我很忙，等我忙完再說。
去醫院的路上，羅主任告訴我，暈倒的孩子是個女生，叫黃丹，她身上還有幾處淤青。待我們到了醫院，醫生說孩子是低血糖導致的眩暈，現在已經恢複了清醒。
在黃丹口中，我們聽到這樣的故事：
她八歲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她長期和父親一起生活。她父親在公司有一定的職位，經濟條件十分優越，但總是沒時間來接她，即便如此，父親也絕不允許她母親見她，母親來學校都是偷偷地將她叫到圍欄處，望一眼，給她點東西就走——似乎她父母之間存在著什麽協定，具體內容，她就無從得知了。
“爸爸總是喝酒，有時還會打我。”黃丹看著我的眼睛，完全袒露了心聲——原來她身上的淤青是這麽來的。
這些孩子都對新來的心理老師有著莫名的信任，好像我們天然就是站在他們一邊的，而學校的教師隻會將他們的秘密出賣掉。也許帶上“心理”兩個字，“老師”確實會讓人感到安心，但這種安心更加觸發了我的焦慮，因為我知道，麵對這種事情，我什麽也做不了。心理谘詢裏最大的悖論就是谘詢師會給出“換個環境”之類的建議——大部分人如果真的有能力換個環境，也不會產生心理問題。
那天下午，我就這樣陪黃丹坐了兩個小時。我們隨意地聊著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黃丹那句：“老師，我爸爸的心理是不是不健康？他們都這樣說。那我的心理會不會也不健康？”
作為一個心理老師，我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我的心理健不健康？”，不管是孩子還是成人，似乎人們對心理問題有種天然的焦慮，而我也積累下了模式化的回答給那些成年人：人的情緒在一定範圍內擺動，憂鬱悲傷並不代表著心理不健康，它需要長時間持續並伴隨其他症狀，您的狀態看起來很不錯。
但這一次，我卻不知道該怎樣回應黃丹——她以稚嫩的思維提出一個宿命式的問題。思考了一會兒，我告訴她：“有個叫德西（Deci）的老爺爺說，你可以決定自己的心理健康。”
“這個老爺爺是幹什麽的。”
“心理學家。”
“和小李老師一樣嗎？”
“不，他是小李老師的老師。”
晚一點，黃丹班主任來換我的班，我才抽身回去。聽說那天黃丹的父親很晚才趕來，再後來，黃丹在學校斷斷續續地上了一周課，便轉學走了。
在羅主任的建議下，為了穩住黃丹的父親，我沒再主動找黃丹，不過得知她轉學後，我還是忍不住向黃丹班主任打探她的消息。
她的班主任顯得很不耐煩，好像我的存在為她帶來了許多麻煩，好像我在關心一件毫無必要的事兒：“轉走了就是轉走了，哪有為什麽，對人家也不是難事兒。”
“孩子最後那幾天狀態怎麽樣？”
“活蹦亂跳的，和同學說她要提前放假了，給她同桌聽得心都要飛出去了。”
說完，她將我扒拉到一邊，好像我也是小學生中的一員——這所小學老師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習慣性地認為“他人”是不夠成熟的，隻有自己掌握著“成熟”的定義權。
我有些失落，隻能不斷降低自己的預期，安慰自己：“不要試著改變什麽就好了。”“我一個實習生又不掙工資，何必付出如此多的精力。”“我是來收集數據的，在這裏做出什麽成績都不會幫助我升學、發論文。”……但每次一個新問題擺到麵前，一個新學生走到心理活動室，我還是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心理學本應如此，我能夠幫到他們。”
6
入職一個月，我設計好了自己的第一節課，以“社恐”為主題，講述人際關係。
課程的開頭我列出了如“不敢和陌生人說話”“被人注視會難以完成任務”“在人多的場合會感到緊張”等幾個問題，讓符合條件的學生舉手。舉手的學生總是班裏的一小部分。
“今天是多數人尊重少數人的一節課。”我說。
我給孩子們播放了一個影片：一隻社恐的小兔子想要在地下挖一個家，在這個過程中，其他的動物朋友們試圖幫助它，都被它拒絕了。為了避開這些地下動物，小兔子將家挖得越來越深，最後挖出了地下水，讓整片動物居住地都危在旦夕。小兔子向動物朋友們坦白了這件事，大家一起合力解決了危機。通過這次合作，小兔子和大家建立了友誼，在小鼴鼠的幫助下打造了一個溫馨的家。
在影片的末尾，小兔子在家門口釘了一個信箱。
“有同學知道，這個信箱意味著什麽嗎？”我問——在原本的設計中，我認為這是小兔子與世界建立起聯係的象征，從此它有了有朋友，會有人給它寫信。
“老師，因為他打算將自己的經曆寫出來，分享給其他小兔子，讓他們都不再‘社恐’。”張亮回答。
這又是一個預期之外的回答，十分驚豔。於是我想讓他多表達一些：“能說一下你為什麽這麽想嗎？”
“因為你和我說過，要換位思考，我也把你和我說的話告訴了他們。小兔子也會這麽做的。”他回答。
我從未想過自己的話會對張亮造成如此直接深遠的影響，甚至之前羅主任和我談過後，我都懷疑自己和張亮的那次對話是不是真的做錯了，那種“成熟”的風格是否適合小學心理健康老師工作。
現在看來，張亮聽進去了我說的話。
我的畢業論文主題是“係列課程對小學生創造力的幹預效果”，需要在課程前和課程後對他們的創造力進行測量。在課程進行幾周後，我開始收集數據，給學生們發了一批問卷。老師們對此表示不滿，他們想出的對策包括但不限於“一個孩子填5份”“全選1”“必答題選答，選答題不答”……
倒是孩子們對我的問卷有著強烈的熱情，他們拿著問卷跑到我的辦公室，問我是不是可以隨便選，我說當然不是，要認真地如實填寫。他們說班主任隻給了一個課間時間寫問卷，不管填沒填完，時間到了都要收上來。
老師們這樣的態度讓我的工作很難展開，我隻好去他們的辦公室溝通。見我走進來，辦公室裏五個老師瞬間走了四個，隻剩下一位年長的老師坐在那裏。
我硬著頭皮捧著問卷走到她麵前：“老師您好，想跟您溝通一下三、四班問卷的情況。”
她沒有抬起頭，仍是盯著電腦屏幕，耳機裏的聲音漏出來，大到我都能聽得見。我將問卷放到桌子上，試圖引起她的注意，卻沒想到這個動作惹怒了她。
“你對我什麽態度？！”她摘下耳機，歇斯底裏地向我咆哮，辦公室的門沒關，門口聚了一堆學生。
“我的年紀都快當你媽了，心理學不教怎麽尊重人嗎？！沒時間跟你們實習生浪費，你有那空把孩子的注意力改善一下，谘詢四十分鍾也不見谘詢出個啥來！”
她的話術一個接著一個，嗓門也越來越大，最後她摔門離去，我隻好返回心理活動室——孩子們等在那裏，等著聽我的好消息。
“上課鈴響了，你們回去吧，老師靜一靜。”我隻能說。
我拿著一摞無效問卷找到了校長。這裏是我們的實習基地，理應配合我的實習工作，校長的態度很好，讓我回去等消息。
果然，下午其他班級的問卷沒有出現這種情況，我本以為事情得到解決，直到臨近放學，我的辦公室門口被一群老師堵住了。他們一邊拍我的門，一邊發出咒罵，好像他們在學校裏遇到的不公待遇都是因我而起。
許久，我將門打開，為首的英語老師衝進來，隨後是一位體育老師。
“你沒事兒幹跑這兒過家家來了？”體育老師問。
“我不明白你什麽意思？”
“做科研了不起？研究生爛大街的玩意，你早生十年，本科你都考不上！”英語老師把話接過來。
他們在門口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最後看見羅主任從樓上下來，他們才悻悻離去。
羅主任一邊替我收拾衛生，一邊說我的工作方式有問題。她強調，職場講究個程序正確：“要找也是找先我那邊的人去聯係校長，直接找校長看起來像是打小報告。”
在羅主任的溝通下，我收獲了敷衍的道歉，老師們也承諾盡量配合我的問卷調查。
我最先收集的，是論文的人口統計學變量，和研究主題關係不大，隻是一些基礎的數據，但仍讓我感到驚訝——整個五年級組的學生，單親率超過50%，長期不能同時見到父母的比率占到了70%。
此前我並不了解這種情況，我隻知道孩子們喜歡將“自殺”掛在嘴邊，因為這樣能夠獲得我的關注，但其中不乏真的有自殺意圖的個體，我要做的就是將這些孩子甄別出來，再逐一談話了解情況。
心理活動室恢複運轉後，每天都會有兩三個孩子敲門。一開始是孩子自願來這裏找我交流，後來這件事就變了樣——名額由班主任推薦，班主任覺得哪個學生有問題，就把誰送到心理活動室。這樣，我的辦公室仿佛成了“少管所”，這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減輕了班主任的壓力，但也讓心理活動室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老師們把孩子送來的理由千奇百怪——上課不認真聽講的，個人衛生有問題的，在書本上有塗鴉的……這些孩子們在辦公室裏和我大眼瞪小眼，經過我逐一排查了解後，得出結論：他們的心理很健康，唯一的問題就是不愛學習，但遠沒有到學習障礙的程度。了解過情況後，孩子們屁顛屁顛離開活動室，還因為少上一節課而感到開心。
7
一天中午，我已經和三個孩子談過話，正準備出去吃飯，發現門口蹲著一個女孩。我蹲下問她叫什麽名字，她卻抱住了我。她叫林羽墨，並不是谘詢名單上的學生。她說她需要我的幫助，所以才一直等在這裏。
林羽墨是一名六年級的學生，麵臨著小升初。最近她的成績稍有下降，她母親就表現出強烈的失望。她母親並不會在這種時候選擇使用暴力，而是通過言語去刺激她：“考這麽差去死好了”“你真的很讓我們失望”“你知道媽媽為了給你補課花了多少錢嗎”……林羽墨說自己明白學習的重要性，“但再怎麽努力也回不到原來的排名”。當她將這些事講給班主任時，得到的是同樣的回答：“對啊，你考這麽差為什麽不去死？”
“老師，我最近總是感覺很緊張，有點想吐……”
“現在也想嗎？”
她點點頭。
“胸悶？感覺氣特別短？”
她長舒了幾口氣後點了點頭，說自己總是繃得很緊：“即使身邊什麽事也沒發生，也有種擔心的感覺。”
我意識到，她的焦慮已經有了“軀體化”的表現，因為她說學習的時候母親總是突然推門進來，而她背對著門，完全無法預計將會發生什麽，這讓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持續多久了？”
“從上個月出成績就開始了……”
我將問題記錄下來，反饋給羅主任和林羽墨的班主任，並表明希望和她的母親通個電話。我沒想到羅主任對此格外支持，後來我才知道，我和家長的談話將會被做成學校公眾號宣傳的素材——學校的自媒體已經許久沒有關於“心理健康”方麵的推送了。
在羅主任的注視下，我撥通了林羽墨母親的電話。
“您好，我是小學的心理老師，方便交流一下嗎？”
“您打錯了。”
對方掛斷了我的電話，待我們再次確認號碼的時候，林羽墨班主任的手機響了起來。
“我的女兒隻是成績下降了一點兒，學校的心理老師為什麽給我打電話，他是在說我女兒有病嗎？”林羽墨的母親在電話那頭歇斯底裏地問道。
還是羅主任出馬解決了這個問題，她對林羽墨的母親說：“現在問題已經產生了，學校的老師出於負責的角度通知您，真在學校出了事，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
最後，我們算是成功說服她帶女兒去醫院做檢查，由於已經出現“軀體化”的表現，下一步的情況可能會很複雜。
這件事後，我對羅主任的印象有所改觀。當然，也許她隻是不希望孩子在學校發生什麽意外，讓學校承擔責任——我最終也學會了這種難纏的思維方式，將一切以責任、後果的角度來看待。
羅主任對我說：“這次之後，也許林羽墨的媽媽知道了孩子的問題，會改變自己的教育方式。也許她不知道，繼續這樣行事。但無論如何，我們已經做了自己能做的，很多時候孩子的問題根源在家長，而我們隻是孩子的老師。”停頓了一會，她又補充道：“誰也做不了家長的老師。”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這是我實習期間唯一實現事情改變的案例——林羽墨去醫院後，醫生要求母女之間遵守三項規定：將林羽墨的座位麵對著門；進入臥室先敲門；確保林羽墨能夠獨處一段時間。林羽墨的母親遵守了前兩個規定，盡管有時無法遵守第三個規定，但對她來說，這可能已經是極限了。同時，依照我對林羽墨情況的陳述，學校也做出了一些配合——巡班老師和班主任不再出現在該班級的後門監視學生的紀律了。
但林羽墨的母親並不領我這位實習心理老師的情，她認為既然有醫院這樣專業的地方，學校就應該請有臨床經驗的心理醫生，而不是我這種實習老師。對於我的提醒，她仍舊認為是“上綱上線”，“為了做出成績而得到大學的表彰”。
8
一個周末，我和莊雅琴一起吃飯。雖然隻過去了中學實習兩個月，但她的變化很明顯——她學會了些當地的方言，動作大開大合的，沒了之前的拘謹。
她告訴我，初中的孩子果然是“猴”，上課不配合，谘詢不說話，提問就往反方向回答，反正是非考試科目，老師不能把他們怎麽樣。初中的心理老師掛靠在德育處下，幹的都是德育處的雜活，“今天給家長寫封信，明天接待下校領導，和心理有關的工作一共沒幾樣”。
我也給她說了下我這邊小學的情況。
“性教育？這雷你也敢踩？心理老師的兩大雷區，一個性教育，一個校園暴力，弄不好就被投訴。”她說，“性教育是你保不準孩子回家怎麽和家長傳達，校園暴力是你保不準他家裏什麽背景。”
也是，那二十幾個研究生直到離開小學，也沒設計關於“性教育”的課程。
但有一點，我倆都認可——老師們都把心理老師當神仙，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了要找我們，成績下滑找我們，青春期問題也找我們，甚至還有老師問莊雅琴PUA是怎麽一回事，能不能教教她，“班裏有幾個學生得好好PUA一下”。
當我們真的試著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時，就會發現心理老師的活動範圍很窄。學校需要的是我們用老辦法去解決他們處理不了的問題，至於新的辦法與新的觀點，隻需要一個詞匯就能擊潰——“負責”——沒人想負這個責，當我們主動承擔的時候，又會被告知你沒能力負責。“責任”是成人社會最玄妙的詞匯，能讓人理所應當、心悅誠服地動彈不得。
“其實我們不過是頂著心理老師的名，做著和其他老師一樣的事——替家長監控學生，替領導傳達指令。唯一的不同在於，我們是學校行走的‘免責聲明’，我們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在默默地表達著，‘學校已經努力過了’。”莊雅琴說。
“心理老師崗位越來越多，也是一種家長控製欲的投射，通過我們更好地控製孩子。”我回答。
再次回到學校，楊雨老師提醒我：“你可能會攤上一些麻煩了。”她在辦公室裏聽說，五年級組的幾個家長已經開始抱團，他們對我的工作不是很滿意，想換掉我，借此讓學校招一個有臨床經驗的心理醫生。
“你處理那個男生的事讓家長知道了，不知道怎麽傳出去的。”
“瀏覽不雅視頻的？”
“嗯，家長說這種處理方式沒有通知他們，破壞了心理老師的規範。你打算怎麽辦？”
“本來實習五月份也就到期了，和學校溝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提前回去。”
“我也打算辭職，往南方走走。”
“你孩子呢？”
“讓老人帶吧，我怕過幾年連辭職的勁頭都沒有了。”
果然，四月中旬，我收到了“家長委員會”的彈劾。這是他們擠兌老師的一貫伎倆，但是作為非考試科目的老師被家長換掉，聽說還是第一次。他們的理由很充足，在家長大群中洋洋灑灑幾百字的公告，甚至聽起來無懈可擊：
“年齡還小，缺少實踐經驗。”
“研究生尚未畢業，那就和本科生一樣，現在本科生是爛大街的文憑，不能承擔起心理老師的重任。”
“鼓動學生傳播不良視頻。”
“將孩子的正常生活上綱上線。”
……
家長們同仇敵愾的語氣證實了臨行前師姐的話，中小學的心理健康教育重點在於“讓家長覺得孩子心理健康”，而我觸碰了他們的定義。
好在實習即將結束，我帶著收集好的數據返回大學。我需要在這些數據之間折騰出些“顯著性”來，得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有什麽實際意義的結論，想辦法做成一篇文章發表，將其填充進心理學這棟大樓裏，成為別人眼中心理學飛速發展的一環。
當然，這些故事和經曆不會成為研究的變量，甚至可以說與研究毫不相關，因為它們已經脫離了心理學研究的熱點，也缺乏創新性，對我在心理學領域的發展沒有幫助——隻有那些複雜的結論、高深的統計方法以及將國外理論應用於中國本土研究的方法，才有用。
經曆過本科四年，到了研究生階段，我已經逐漸接受了“心理學的研究不會真的改善人的心理健康”這個結論。或許也是我對此了解還不夠深，在我看來，心理學研究的生態效度不太好，也就是從實驗室推廣到現實生活的能力和成效不太好。
心理健康是心理學研究中一個領域，這個學科越發展越窄，能解決現實生活中問題的能力很存疑。一個非常經典的問題就是，“做了XX研究後，我得出一個對社會的建議……”然後教授就會反詰：“我不做這個研究我也知道這樣去做。”
如今，心理學又走到了和其他學科交叉融合的階段，尤其是腦科學。學科裏上了一堆生理指標的技術，比如近紅外光，核磁共振，腦電信號等等。在這個範圍內，現實意義就更含糊了，因為它確實有神經影像學的意義，也確實有心理學學術的意義，但是他對現實世界做了什麽，能夠改善當下心理健康的困境，似乎並不明顯。
隻是，當我第一次走出心理學學術的牆，麵對真正的現實生活時，還是有一種挫敗的感覺，隻能落荒而逃。在小學實習一個月，我得了出進一步的結論：在某些學校看來，孩子的心理健康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維持這種表麵陽光的氛圍，這樣誰看了都舒心。
還好，離校的那天，孩子們將我從辦公室一路送到校門口，張亮在我的耳邊說：“謝謝老師沒有冤枉我，我也想成為一名心理學家。”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
舅舅的晚年危機
今年的氣候好像總是不太正常，3月底了，氣溫時而飆升到近二十度，時而又突地跌至零度，雨雪和豔陽紛紛藉藉胡亂交替。每當我以為即將熬過冬天迎來初春時，便會來一場毫無征兆的寒潮，將暖意打回原形。
這天黃昏時分，我剛從衣櫃裏重新翻出棉衣穿上，就刷到了君表姐的朋友圈——本應在紐約的她，正緊急坐上了回國的航班。她的這條朋友圈很是冷靜與平淡，隻配了一張自己坐在機艙的照片，在文字裏語焉不詳地感歎了一句“世事無常”。
我心下一咯噔，趕緊給媽媽打電話。電話那邊，媽媽聲音低沉：“舅舅的病複發了，情況很不好，早上已經緊急動了手術。”
“啊”了一聲後，我一時不知如何接話，媽媽以為我沒明白那“緊急手術”究竟緊急到了何種程度，又向我強調了一番：送舅舅去到醫院的時候，醫生當即決定要立刻手術，讓她代簽知情同意書。
手術的風險很大，我媽媽望著厚厚的一遝紙，被上麵密密麻麻列出的風險和最壞結果嚇壞了，隻能焦急地問醫生：“能不能等一等，我已經打電話給他女兒，讓她回國，再等一天，讓他女兒拍板做不做這場手術吧？”
醫生搖搖頭：“不行的，等不了了，時間太久，隨時會出現意外，必須馬上手術。”
我媽媽咬咬牙，顫巍巍在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扭過頭，把快溢出來的眼淚逼了回去。
1
舅舅之前身體一直很好，他不抽煙不喝酒，身材清瘦健碩，脊梁永遠挺得直直的，總是神采奕奕的樣子，已經快80歲的人了，白發卻很少，初相識的人，常常會覺得他不過60歲出頭。
他前半生顛簸坎坷，吃了不少命運的苦頭，那些艱難與煎熬超出了我淺薄的想象。他的人生是在後半段的時候才漸漸舒展開來的。
1998年，君表姐從國內一所著名大學本科畢業後，毫無懸念地申請到了美國一所名校的獎學金，前往攻讀碩士。彼時年少的我隻知羨慕和崇拜，卻不曾意識到這預示著此後長久的別離。君表姐一去便是經年，在之後25年的光陰裏，她與我們相見的次數總共不超過10次。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我們後來隻能從舅舅舅媽的口中得知君表姐的大部分動態，在她寄回的郵件和照片裏看到她高歌猛進的人生：她在美國讀研，然後讀博，拿了很多很厲害的證書；博士畢業後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認識了一位當地的年輕帥氣的小夥子；再後來，拿了綠卡、結婚，從中北部搬到了紐約；在紐約，換了一份極好的工作，夠到了當地華人的職場天花板。
君表姐這般鮮花著錦的人生，也是很多年來舅舅引以為傲的精神支柱。表姐出國時，舅舅剛剛年過半百，尚還在工作和生活的泥沼中蹣跚，女兒的優秀仿佛一針強心劑，襯得周圍的瑣事與煩惱都不值一提。再後來，舅舅退休了，從高校的行政樓裏離開，拿了不錯的退休金。但他閑不住，又接受了學校的返聘，一直工作到近70歲才徹底回家。
徹底退休後，舅舅的生活愜意自在。他隨心所欲地定下一個又一個的“看世界”的目標，去柬埔寨看吳哥窟，去冰島看極光，去肯尼亞看動物遷徙……後來他去雲南旅遊的時候迷上了玉石，於是去了一次又一次，開始是買成品，到後來就癡迷於原石。他買回雕刻機器，躲在閣樓上自己的書房裏，整日叮叮咚咚敲個不停。搞了幾個月，見麵時舅舅遞給我一塊小小的雕件，手工粗糙質樸，他卻得意洋洋：“看一看，看得出是什麽嗎？”
我仔細瞅瞅，原來是我兒子的生肖。
我曾經格外羨慕舅舅的人生，直到2020年爆發疫情時，我看著獨自留在家中艱難度日的舅舅舅媽，才突然意識到生命的脆弱。
情勢剛開始嚴峻的時候，我在給父母送吃的和藥時還會一並想起舅舅舅媽，擔心兩位70多高齡的老人獨自在家缺少支撐，我會順便彎一腳給舅舅也送去新鮮的食材和珍貴的藥物。拿到物資的舅舅會向我道謝，卻絕口不提還缺什麽，不管我怎麽問，隻笑眯眯地說“一切都好”。
再後來，情況越來越糟糕，大家被封在家中無法外出，惶恐惆悵迷茫憤怒之下，我唯一能做的隻是勉強顧好自己的小家和父母，逐漸分不出更多的關心給到其他人。那時身邊很多朋友常在群裏或朋友圈發出求助，他們大多和君表姐一樣，在大學畢業後去到了北京深圳上海或者國外定居，歲月靜好的溫情麵紗在這一刻被硬生生撕裂。他們急火火地隔在千山萬水之外，擔心年邁父母會被感染，擔心不會用智能手機的長輩無法搶到生活物資。我們此刻才突然意識到，那些曾經頂天立地為我們撐開生活艱難的長輩們，不知何時已經脆弱至斯，他們被殘忍的時光毫不留情地拋下時代列車，手足無措。
每每看到朋友的求助，我都會想到舅舅，但能做的隻是掛去一個電話，提供一些虛無而不實際的問候。舅舅比我想象的要淡定，依舊隻說“一切都好”，甚至還要我解封了後找機會去他家，拿走一些社區發給他的蔬菜：“太多了，我們吃不完，你們拿去吃吧。”
4月宣布解封後，籠罩在城市上空的陰霾卻遲遲無法消散。除了不得已必須出門的，大部分人都選擇繼續蟄伏在家中，就像彈簧拉扯到極限，失去了彈回複原的能力。但舅舅卻是第一批走上街頭的人。他常常一個人散步到江邊，拍輪渡，拍飛鳥，拍獨自綻放的春花。往日熙熙攘攘的江灘空無一人，照片裏舅舅的影子被拉得長長的。
舅舅就那麽堅持每天去到江邊，拍照片，然後發到家族群裏。我以為他會再說上幾句鼓勵大家出門的話，但是沒有，他隻是安靜地、日複一日地給我們看低低飛翔的蜻蜓、開了又謝了的花兒和沉默著奔淌的江水。
熬過疫情最開始的生死關之後，我們的家族開始試探著重新聚會。發起者有時是舅舅，有時是姨媽，有時是我媽。和過去不一樣的是，聚餐的地點不再格外鄭重了，也不像往年那般要求小輩們一定到場了，跟以往的家族聚會比，變得隨性、自在許多。含蓄的長輩們或許永遠不會對我們開口說自己的心思，我不能確定，他們是不是多少有著幸存者的慶幸，驚覺時光有限、命運無常，於是更珍視那些短暫的歡愉。
不管怎麽說，我喜歡那樣的狀態，我也曾樂觀地以為，一大家子親戚就能這樣一路繼續下去。然而命運的狙擊從來都悄無聲息，它眈眈地在一旁虎視，偽裝成一個又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日常，待你毫無防備之際，猛然躍出，露出猙獰的麵目。
2
舅舅是在去年春天發現身體異常的，他的脖子上突然長出了一個不小的包。我最開始得知消息的時候，並未放在心上。不隻是我，家裏每一個人都沒有格外在意。
回頭細想，為什麽大家在最初的時候都如此輕鬆？或許是因為舅舅身體一直很好；或許是因為一年前他割背部脂肪瘤時醫生那輕鬆的口氣，“年紀大了，身上少不了長出疙疙瘩瘩”；又或許，是舅舅對病情的描述過於簡單——他獨自一人到醫院，獨自決定住院，在沒有具象的視覺衝擊之前，外人很難感同身受。
但他病情的嚴重程度，實在是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在第一家醫院反複做了檢查，手術卻遲遲無法進行，科室主任神情凝重地推薦舅舅去另一家腫瘤專科醫院做進一步的切片。輾轉三四家醫院後，醫生們終於大致有了結論：那是一種罕見的細胞瘤，罕見到幾乎每一家醫院都迫切地挽留舅舅在他們那裏住下。舅舅在後來曾笑著說，大概自己在那些醫生的眼中，就是一篇行走著的、珍貴的SCI。
雖然有兩家更為優質和權威的部屬醫院，但舅舅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去Y醫院治療。原因很簡單，Y醫院是舅舅單位的指定對口醫院之一，在這裏治療能報銷大部分的費用。盡管我們內心都更認可另兩家醫院的水平，但沒有誰勸舅舅重新考慮，我們都知道，這樣的病情，治療費用可能會是一個無底的深淵。Y醫院也是一家口碑不錯的三甲醫院，它與另兩家醫院醫療水平的少許差異，顯然還不足以達到讓人忽略巨額費用的程度。
舅舅住院前夕，我去探望他時，正趕上他與君表姐在通電話。見我來了，他連忙把手機塞到我手裏，讓我和君表姐講一講往國內匯款的細則條款和注意事項。我和君表姐簡單聊了兩句，答應她，待我稍後去了解一下具體細節再給她回信。
掛斷電話，我有些疑惑，問舅舅：“不是你們學校能報銷費用嗎？”
舅舅嗯了一聲，解釋道：“是可以報銷，但是前期還是需要自己墊付，我的錢全都在理財裏拿不出，手頭隻有幾萬元零錢備用，所以讓你姐先給我打點錢回來，等報銷了再還給她。”
事後過了快一周，我跟媽媽打聽舅舅的情況，媽媽說舅舅還沒有開始治療。我有些奇怪，病情如此不樂觀，治療不是越早開始越好？媽媽遲疑了好一會兒，才說，按君表姐答應的，她本應在第二天就將錢匯到舅舅的賬戶，但不知是什麽原因，錢卻遲遲沒有打來。隔著半個地球，他們全都無從得知表姐那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想問一問，卻都不知如何開口。
或許，人一旦衰老到失去力量，即使親如父女，有些心思與隔閡也會不動聲色地滋長。按舅舅的性格，他開過第一次口後，大概率是不會再問第二遍了。情況就這樣陷入了僵局：醫院那邊心急如焚，一遍遍催促，可沒有錢，舅舅就不願、也無法開始治療。捱到最後，是我媽拿起了他的手機，用他的微信給君表姐發了一條消息：“君，這邊醫院催著要開始治療了，你的錢什麽時候可以打來？”
我媽發消息的時候，舅舅就在床上躺著，臉上沒有支持和讚同的表情，也沒有激烈地阻止。他安靜地看我媽發完消息，又安靜地接回手機，情緒看不出起伏，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麽。我們同樣無法知道，電話對麵的君表姐在想著什麽，她應該知道這條消息不是舅舅發的，溫和了一輩子的舅舅，說話發言從不會用如此強硬的口氣，但她也什麽都沒有追問。
過了兩天，錢終於打了過來。聽著媽媽的講述，心下生出一片恍惚。我有些詫異於媽媽的舉動——她是一個界限感極強的人，人生準則之一便是：“別人的事情，局外人都是未知全貌的，哪怕是親戚，也不要輕易指手畫腳地評判，更不要隨意介入。”
可是這一次，她卻破例了，她對著她疼愛的侄女說了重話，也知道自己可能會收獲侄女的怪罪。我敏感地意識到，她這番不同往日的舉動，或許是因為兄妹情深，但也有可能是物傷其類。
一直以來，父母對我常說的一句話便是：“你不用擔心我們，你照顧好自己，照顧好你的小家，我們便安心了。”他們身體力行地履行著這句話，甚至常常到了讓我惱怒的程度。疫情前的那兩年，是我最為忙碌的一陣子，那時我一直在出差，常常早上醒來時在酒店的大床上思考半天才能想起自己究竟在哪個城市。自顧不暇之下，我與父母的連結便少了許多，雖然我家和父母家不過半小時車程，卻時常一兩個月也不能去一趟，偶爾打電話，也隻是匆匆兩句就掛。
2019年春天，我剛結束一次出差回來的次日，爸爸突然打電話問我回家沒，然後才輕描淡寫地告訴我說，我媽媽的眼睛前幾天剛做完手術，現在在醫院。我已經記不清當時自己是擔心著急更多，還是氣憤更多，我匆匆趕去醫院，衝口而出的第一句話甚至不是問媽媽情況怎麽樣，而是虎著臉責怪他們：為什麽不告訴我，為什麽到現在做完了手術才說？
爸媽隻嗬嗬地笑著。爸爸說，你一直在出差，告訴你了你也不能來啊，隻會白白讓你擔心分心。媽媽說，沒事啊，你看手術不是很順利嘛，我都要出院了，小事情，小事情。
事實好像確實是這樣：媽媽眼睛的狀況是突發，有失明的風險，等不得我出差回來再手術；而若是讓我從出差途中緊急趕回來，那是父母從來都不肯做的事情。
我覺得自己的淚珠快要從眼眶裏滾落下來了，隻能仰起頭去看媽媽的輸液瓶，藥水一滴一滴地落下，代替了我不敢在父母麵前落的淚。我在那一刻體會到了那句曾被我們嘲笑為“迂腐”的“父母在，不遠遊”。我們都以為自己能飛得更高更遠，可是被我們落在身後的父母，跟不上我們的步伐，便慢慢將自己掩在看不見的陰影裏。
近兩年，我覺察到父母與以前好像有了一些不一樣。也許是疫情帶來的生死無常的衝擊，也許是因為年歲加增，眼見人生的天平漸漸傾斜，就足以讓人生出惶恐，總之，父母開始在不經意間就流露出一點脆弱感。在日常的閑聊時，媽媽會時常半開玩笑地戲謔：“那我們以後就靠你了啊。”還有陣子，她的記性差了不少，我嘻嘻哈哈和她開著玩笑：“完了完了，媽媽你要老年癡呆了。”她也跟著笑，笑完後又半開玩笑地加上一句：“那我真的癡呆了，你管不管呢？”
這樣的玩笑話反複說了兩三次後，我終於咂出了其中認真的成分，於是也半開玩笑般對著爸媽承諾——不知道為什麽，我們和父母之間，好像總是很難端端正正地聊上一些心裏話。我們有時將本該玩笑的事情嚴肅化，又在更多時候將本該嚴肅討論的事情用笑意和調侃消解開來。
在那之後，父母再未向我提起過類似的話題，直到這一次，看到媽媽因為舅舅的病情向君表姐發難，多少印證了我從未說出口的隱憂——父母的心裏已經堆積起對未來的擔憂和迷茫，隻是從來無法對我宣之於口。
3
醫生們幾番漫長的會診與研究後，終於製定了初步的治療方案，化療與放療輪番上陣，一種又一種的藥物走馬燈似地交替嚐試，以期能控製住腫瘤的瘋長。第一輪的治療進行了半年多，漸漸起了效果，舅舅脖子上的包慢慢消減了下去，在去年11月底，醫院說病情已經得到了控製，讓舅舅辦理了出院。
我們後來都一邊後怕一邊慶幸：舅舅出院的時間點實在是幸運。出院不到一周，疫情就全麵爆發了，所有的醫院人滿為患，醫護也都應接不暇。倘若舅舅還在醫院裏，就得與肺炎患者共處一室，而血液科的醫護大多被調走，又無人照顧。無論哪一種情況，對大病初愈的舅舅來說，都是凶險的。
我當時略帶天真地在心裏想：“或許這就是否極泰來吧。”
春節的時候我去看舅舅，他除了聲音還有些嘶啞之外，已經看不出病人的模樣。我們閑聊了幾句日常後，舅舅突然毫無預兆地和我說起了他的舊車。
舅舅是家族裏第一個擁有小轎車的人。在私家車還是個稀罕物件的90年代，舅舅就買了一輛。那之後每年清明去給外公上墳的時候，舅舅就會開著他的車帶我們一起去——外公的墓地在近郊，那時交通不便，每次去掃墓，要轉上三四趟公交才能到達。當舅舅第一次笑眯眯把車開到我們麵前時，我們幾個小孩子歡呼雀躍，才幾歲的表弟吧嗒著小嘴巴說：“嗷嗷嗷，去春遊了。”眾人皆跟著笑。
舅舅那時的車技應該不夠好，每次他在車上都很緊張，把方向盤捏得牢牢地，車速慢如蝸牛。即便如此，之後每年清明也成了我們的期待：我們喜歡坐上小轎車時的新奇與神氣，也喜歡在車裏帶上大包小包的零食。就像小表弟說的，免去了舟車勞頓的周轉，掃墓真的就像一場踏青和郊遊了。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多年，清明和舅舅的車綁在了一起，也成了大家族裏約定俗成的聚會日。每年離清明還有好久，舅舅就會興衝衝地和媽媽姨媽打上好幾個電話，討論出行的日子。
我們漸漸長大，舅舅的車裏慢慢坐不下了。我們也買了自己的車。城市發生著緩慢的位移，曾經覺得那麽遙遠的郊區墓地，悄無聲息地成了城市副中心。說不清從什麽時候開始，因為時間總難以湊到一起，我們這一輩的孩子都不再跟著長輩們一起去掃墓了。有時我和丈夫去掃墓，會問父母要不要一起，媽媽總是猛搖頭：“和你舅舅姨媽約好了，我們老家夥們自己去。”
就這樣，每年春天，逐漸老去的媽媽、舅舅和姨媽，跟著那台同樣老去的舊車一起，去完成一次又一次屬於他們自己的聚會。
我上一次想起舅舅的車，還是2013年。那一年，車已經開了十五六個年頭，接近報廢。一向隨和的舅舅，為換車的事情和妻女發生了激烈的爭吵。舅媽吵架後就不理舅舅了，君表姐遠在萬裏之外，隻能給我媽發消息，希望我媽勸一勸舅舅：“他都快70歲了，體能和反應都大不如前，還出了好幾場小車禍，再開車實在是太危險了。之前那車，我就想著算了由著他，等車報廢了就好了，哪裏想到他現在還要再買，姑姑你說這怎麽行。”
從來最聽女兒話的舅舅，那次顯示出了驚人的固執。他一意孤行地在網站上研究車的款式和型號，對我們的勸阻充耳不聞。最後他選好了一款最新的車型，就快要去4S店交錢了，結果不知道是誰的勸告生了效果，放棄了。
我媽媽和姨媽寬慰他：“沒事啊，你說現在我們都這麽大年紀了，哪還有那麽多要開車去的地方？坐公交也方便，打車也沒事，你算算打車錢，怎麽也比買車養車便宜。”
我也在一旁大聲寬慰：“舅舅，沒事的，以後你要去哪裏就給我們打電話，我接送你。”
舅舅看向我，開心地笑了：“好好，那以後就靠你了。”
而事實上，舅舅從沒有主動打過一次電話讓我幫忙接送。我那信誓旦旦的承諾，就和自己少不更事時拍著胸脯對長輩們說“長大了給你們買大房子”一樣，讓人開心，卻沒有人會真正當真。
舅舅放棄了買車的念頭後，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舅舅沒有車了，我們誰也沒有聽到他提起過生活裏會有什麽不便。退休之後的舅舅，在不出遠門旅遊的日子裏，在這座城市裏的活動半徑似乎不需要超過3公裏：去周圍的菜場超市買點菜；去家附近的餐館吃幾頓飯；去幾步之遙的江灘散散心；即使偶爾的公事，對方自會有車接車送……大家提及不再買車的決策，都紛紛頷首讚同：“不要車是對的，你看現在不是好好的嘛。”
我也曾經一度這樣以為，直到有一次舅舅喊到我，讓我去他家取一些東西。我到了他家後，才明白他要塞給我的一大堆東西是什麽：嶄新的千斤頂，行車記錄儀，充氣泵，腰靠……舅舅還是那般輕言細語：“這都是我前陣子買的，本來打算新車買了就可以用了的。現在用不上了，你看看有哪些需要的，你就都拿去吧。”
舅舅神色平靜，我卻在心底猛地生出一絲難過——我從未意識到，舅舅曾經多麽期待那輛新車。每個人都覺得阻止他買車是絕對正確的，可我們並沒有去多想一想，失去了車的舅舅，心裏究竟會有幾分難過。
我有點懊惱當初自以為是的勸阻，可是舅舅的神色卻一如往常，仿佛他隻是坦然地放棄了一項不合時宜的物件而已。我熟悉他這樣的神情，在他多年前確診糖尿病被醫生告知要“禁嘴”時，遺憾也隻從他臉上轉瞬即逝。後來家裏的長輩們依次確診糖尿病，“禁嘴”成了他們的常態，可每次家族聚餐，為了照顧我們小輩的口味，餐桌上的佳肴依然滿滿當當。轉盤轉過時，長輩們的麵龐裏同樣有著那樣一劃而過的、隱秘的遺憾。
我曾以為，對舅舅這樣的老年人來說，不需要走遠路了，所以不再需要車，卻從來沒有意識到因果關係可能是反過來的。也許對舅舅而言，恰恰是因為沒有車後出行的不便，才導致了他生活半徑的急劇坍塌。像他這樣閑不住的人，強行剝奪了他的出行工具，無異於折斷了他的翅膀。
當我站在大病初愈的舅舅麵前，知道那輛車仍是縈繞在他心頭的遺憾時，又一次意識到當初我們勸阻的殘忍。
我們陷在殘忍裏而不自知，就好像人一旦老去，很多需求就會被默認為“不重要”，社會屬性也同樣歸為“不重要”。對那些從農村到城裏幫子女照顧孩子的老人是這樣，對舅舅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情況貌似也好不到哪裏去。我們總是自以為聰明，霸道地用自己的認知做出那些自認為“對他們好”的決定，卻忽略了長輩們已漸漸失去辯駁的力量。他們隻是溫順地藏起自己的需求，一如既往地順著我們的心意，就像我們還是孩童時那樣。
4
誰也沒有想到，在春節那次我與舅舅的見麵之後不過兩個月，舅舅的病就又複發了。
媽媽告訴我的“情況不好”，並沒有誇張的成分。匆忙趕回來的君表姐和我們一起去見了醫生，從他凝重的神情裏，我們心照不宣地知道了一個事實：這一次舅舅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讓我媽緊急簽字的那場手術，終究還是沒有做成。腫瘤太大，幾次穿刺都無法成功，嚐試了兩個多小時之後，醫生歎口氣，放棄了：“現階段已經無法確定具體的手術方案了，隻能先用放化療看看能不能縮小腫瘤，之後再走一步看一步。”
君表姐點點頭：“好的，就按醫生的方案來。我請了兩周的假，這期間會一直在國內，您有什麽事情隨時和我聯係。”
我一開始有些擔心，覺得如果短時間內手術方案不能確定、隻能保守治療的話，那君表姐千裏迢迢豈不是空跑一趟？但我很快意識到，她這次回來，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處理。
最緊急的事情是房子。
舅舅除了自住的房子，還有一套閑置的空房。那套房子購於1998年，買了不久，君表姐就出國了。
買房子時，舅舅是想把它當作未來送給女兒的禮物的。在舅舅最初的設想中，君表姐在美國讀完研，就會回國找工作、定居，闔家團圓，共享天倫，達到心目中的圓滿。然而露往霜來，所有人都漸漸意識到君表姐是不可能回來了。姨媽就勸舅舅：“把那房子賣了吧，你們住現在這套房子就足夠了，那套房子若是一直空著放著，可惜了。”
舅舅不依，隻倔強著回：“肯定是不可能賣的。這套房子就是君君在中國的根，她若是一直不回來，房子就一直空著也沒關係，可萬一哪天她要是要回國了，家裏不能沒有她落腳的地方。”
姨媽見舅舅態度堅決，也不再勸他賣房，隻建議：“那你把房子租出去唄，若是真的哪天君君回來了，再收回來也不遲。”
舅舅依然搖頭，他舍不得——那套房子在裝修的時候他花了心血，所有的材料都選的最好的，實木家具，真皮沙發，還有當時最高端的家電，裝下來花了10多萬，那時都夠再買一套房子了。裝修的時候，君表姐出國的事已經基本定下了，但舅舅的固執勁上來了，堅持要裝，“要裝得好好的”。
“這麽好的裝修，若是租戶不愛惜，就全都糟蹋了，租金怕是還不夠抵回裝修。”舅舅停了半晌，才又聲音輕輕地補充了一句，“而且，若是租出去了，君君回國時住哪裏呢？總不能讓姑娘去住酒店吧，她會傷心的。”
話說到這份上，對這套房子的處置，大家就都不再置喙了。
君表姐出國後，舅舅隔一陣子就去那套房子看看，擦擦浮灰，檢查一下水電，仿佛希望那房子像個士兵一般，能以最好的姿態迎接主人回來時的視察。不過，星霜荏苒，舅舅去那套房子的間隔終究還是越拉越長，從一周一去，到一個月一次，到後來，隻是偶爾去一去了。
2005年，走了7年的君表姐第一次回國探親。舅舅的激動溢於言表，擺了好多天的酒席，恨不得將所有能扯得上關係的親友全請來吃飯。看著他忙進忙出容光煥發的架勢，我悄悄問君表姐：“姐姐，你這次回來，住哪裏啊？”
“我在爸媽家旁邊的明珠酒店訂了房，這樣離他們也方便。”
那是一家五星級酒店，每夜的房費不便宜。
“你怎麽不去住舅舅給你留的那套大房子啊，回來十多天，還是住家裏更自在。”
君表姐笑了：“不了， Alex（她的丈夫）已經習慣了出門住酒店。那房子很多年沒人住，還是太麻煩了。”
之後，君表姐回國的次數頻繁了一些，一兩年就會回來一次。但即使姐夫不回來，她也還是堅持住在酒店。舅舅的那套房，終於正式地閑置了下來。我曾以為這套房子會如圖騰一般一直留存，然而，這一次，終究還是需要處理它了。
君表姐回國後第三天，我們又一起去了醫院。從醫生辦公室出來後，她和我媽討論了幾句舅舅的病情，就說到了房子：“這個房子，寫的是我爸爸的名字，以後要是作為遺產由我繼承，中間恐怕是有很多麻煩——聽說現在有遺產稅是嗎？還有就是，我現在國籍是美國，不知道到時候是不是會更麻煩——是不是應該現在直接過戶給我最好？”
她把目光投向我：“你懂這些嗎？”
我漂浮的思緒被拉回，倉促搖搖頭：“我不太懂這些，姐你最好找專業人士問一問。”
她點點頭：“確實得找專業人士問問這套房子怎麽處理才最好，還有好像我爸在老家也有套房，那套房還沒辦房產證，如果萬一……怕是很麻煩。”
我猶猶豫豫地建議：“老家那套房如果沒有證，是不是先辦個公證比較好？”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我這幾天找律師同學去打聽一下，這樣子是怎麽弄，是公證？寫遺囑？還是怎麽樣。如果要公證，我爸現在病床都下不了，還要去打聽一下有沒有能上門辦理公證的服務……”
這些細細碎碎的瑣事聽得我頭疼，我緩緩走開，隻留下媽媽在原地和君表姐討論。
5
我踱進病房，走到舅舅的病床前。
離上次見麵才兩個月不到的工夫，舅舅的模樣已經變了許多。前幾日，當我按媽媽告知的病床號找來時，走到床邊的第一反應，竟是遲疑片刻就想本能地退出去——我以為自己找錯了床。有人出聲喊住了我，我才認出眼前這位浮腫虛弱的病人竟是舅舅。我花了不少工夫才壓住心底的震驚，裝作若無其事。
而此刻，即使做好了心理建設再次來到病床邊時，我還是忍不住泛出酸楚。
舅舅麵色蒼白枯萎，早已不複之前的白淨豐潤。他看到我進來，眼睛略略動了一下，接著頭也跟著動了動，喉嚨裏發出一陣類似咳嗽的聲音，吐出略微清晰的幾個字：“要不要吃點水果？”
我一時語塞，擠出幾句無關痛癢的話，還是失去了和舅舅同處一室的勇氣，又倉皇逃了出去。
回到表姐和媽媽身邊時，我聽到君表姐一句話的收尾：“哎，我老爹要是早點立好遺囑就好了，很多事情就簡單許多。”
我媽媽眼皮微微抬了抬，欲言又止，君表姐怕我媽誤會，迅速補充了一句：“這個其實不應該忌諱的，我自己都早早立了遺囑，其實是為了方便家人的。”
我媽媽隻好點頭：“是的是的，應該立應該立，不然你回美國了後，牽涉的很多事情都特別麻煩，隻是……這話不能由我跟哥哥說，隻有你做女兒的說比較合適。”想了想，她又叮囑一句：“你看看怎麽說比較柔和。”
君表姐原地站了好一會兒才走進病房。我們陪著她進去，幫著把舅舅的病床搖至半高，和舅舅說了幾句病情進展和醫囑後，媽媽便碰碰我的手，我們一起退了出去。我倚在病房的門框上，遠遠看著他們父女倆，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麽。舅舅的臉上看不出表情，也一直沒有出聲，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的雙手捏在一起，在無意識微微用力。
從理智上來說，君表姐說的做的確實都很有道理。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味傷春悲秋哭哭啼啼顯然毫無意義，要做的就是冷靜地處理好每一件事情，治療方案也好，財產也好，身後事也好，所有的麻煩都不會因著逃避或忌諱就消失不見。君表姐回來一趟不容易，勢必得爭分奪秒地處理好每一件事情。
初春的風吹得窗戶嘩嘩作響，讓病房裏偶爾的沉默顯得不那麽尷尬。舅舅靠在病床上，有一縷頭發耷拉到眼睛旁邊，看得我難受，幾次想上前幫他把那縷頭發攏上去。
醫生曾和我們說過：“周教授非常配合，也非常堅強。很多非常難受的檢查，他都一聲不吭堅持著做了下來，打針吃藥也從來沒有一句怨言。”
我嚐試著把自己代入舅舅的視角——在自己還有極強求生欲的時候，卻不得不和女兒麵對麵討論著自己的身後事，想來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覺得自己的鼻頭有些酸脹，腳尖升騰起一絲冰涼，不管理性上如何認同君表姐的處理，我的心底還是有個小小的聲音冒出來：“還是覺得好殘忍。”
父女倆的談話時間不算長，我和媽媽走回去時，正趕上他們達成一致。舅舅的聲音還是嘶啞的：“那這樣吧，就把房子賣了，買房的款項優先給我治病，如果我不在了還有剩下的，就你自己處置。”
房子的後續我沒有再關注，隻聽媽媽斷斷續續聊了些。君表姐托她國內的朋友來幫忙，辦好了遺囑公證等一切瑣碎事雜。君表姐回美國後，後期賣房的種種事宜，也交由那位朋友一並幫忙。
一日，媽媽給我打電話，說我有空的時候和她一起去一趟舅舅的房子：“那套房子差不多要賣出去了，舅舅說要我們先去看看，有什麽看中的東西就拿走。”
我陪著媽媽去了。
那套房子雖然沒人住，但一直被舅舅打理得整潔，屋裏的物件也大多是舅舅的心頭愛。我上一次來這裏還是十年前，心血來潮，陪舅舅來的。那時我對著書房裏滿牆滿壁的精裝套裝書眼冒金星，舅舅見我的饞樣，笑個不停：“等洋洋（我兒子）能識字了，這些書你隨便挑，夠他看到大學畢業。”如今舅舅還記得那時的承諾，叮囑媽媽轉告我：“看中的書就都搬走吧。”
但我隻能搖頭。家裏的物件越來越多，房子越住越擠，我自己買的書都堆不下了，實在是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去容納其他了。媽媽曾經很喜歡房裏的一對古色古香的大花瓶，猶豫了許久，也是放棄了：“太大了，家裏沒有地方放。”
我們在房裏轉了一圈又一圈，最後什麽都沒拿，空手而走。鎖門時，我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心頭被一陣虛無感擊中——待房子賣出去了後，舅舅那些曾經視若珍寶的收藏，大概率躲不開飄零的命運吧。
再後來，媽媽告訴我，那套房子賣出去了。雖然現在樓市疲軟，但掛的價低，很順利地出手了。
聽到賣價，我睜大了眼睛：“這麽低嗎？”
媽媽搖搖頭，聲音沉下去：“賣了吧，賣了吧，現在花錢的地方不少呢。”
舅舅去年那輪治療，因為單位能報銷大部分費用，所以算放開了手腳，隻考慮療效，不考慮費用。但這一次舅舅剛住進醫院，醫生就明確告知，現在屬於複發，所以肯定需要用更高級別的藥物和治療方式，不僅不能走醫保，恐怕單位的統籌報銷也是覆蓋不了的。當時說到這裏，醫生嘴上沒有繼續說，眼睛卻是看著我們的，是征詢意見的意思。
我媽媽想起舅舅眼神裏那極強的求生欲，鄭重又含糊地接了腔：“聽主任您的，我們都打了這麽久的交道了，知道您會給我們製定最合適的方案的。”
雖然有心理準備，但後來拿到第一期賬單的時候，我媽還是嚇了一跳：20天不到就燒進去30萬。她拿走單子幫舅舅去單位申請，回來告訴我：“果然這次不一樣了，對方說，‘能報下多少不確定呢，看到時具體到賬吧，別做太多指望啊。’”
房子賣掉後，我媽的神經終於鬆弛了一些：“不論怎麽說，有了這100多萬，還是可以再撐撐的吧。”
“不管怎麽說，舅舅上一輪能報銷，已經強過了許多人了，否則的話……”我想了想，還是堅持把這句話說完了，“換了別人，很多人恐怕連第一輪的費用都撐不過吧。”
6
這日，媽媽和我聊起舅舅的護工：“那個芬姐，好像在試探著要紅包呢。”
“向你開口了嗎？”
“沒給我說，倒是給你君姐連著發了好幾次消息。也沒明說，就是次次訴著自己辛苦。君君聽出了意味，便來問我。”
舅舅去年第一次住院時，正是疫情最為反複和封控最為嚴格的時期，醫院對於陪護的要求是：隻能指定一人陪護，陪護人員一旦進了病區，就不能輕易離開。這個規定從2020年便開始執行，已成慣例，而舅舅所住的病區是敏感的血液科，大多數病人都脆弱得像一碰就碎的瓷娃娃。
護理，就成了擺在我們麵前的另一個大難題。治病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我父母和姨媽，家家都是百事纏身，他們也都年近七旬，身上各有病痛，即使有空閑，要照顧舅舅也是有心無力——不定期的探望照顧或者跑腿幫忙都沒問題，但誰能拿出少則幾個月、多則半年的時間被牢牢關在醫院裏？
毫無懸念地，大家決定請護工。請來的芬姐四五十歲，話不多，看起來很是踏實勤勞。在日後的相處中，她的認真負責得到了挑剔的舅舅的認可，所以今年第二次入院，舅舅隻和新護工相處幾天，就一聲又一聲急著催促我媽媽盡快聯係芬姐，請她再次過來照顧。
我和媽媽在閑聊時曾感歎，能遇到芬姐是一件幸運的事情，若是碰到的護工是個偷奸耍滑之人，舅舅治療期間的痛苦程度恐怕要雪上加霜。不過我媽媽也悠悠補充了一句：“芬姐費用也是不少的。”她掰著指頭給我算了一筆賬：芬姐一天的日薪300元，一個月近1萬，舅舅第一輪住院用了大半年的時間，護工費也不是一筆小數目。
我對芬姐印象還挺不錯，每次去探望舅舅時，總看到她安靜地忙前忙後，偶爾搭上幾句話，也頗有分寸，熱心而不僭越。我們要走時，她總是殷勤地將我們送到電梯口，時而寬慰幾句，時而真誠地承諾：“放心，交給我。”
舅舅第二次住院後，很快就臥床不起，這次的化療凶猛，舅舅很快就沒了食欲。我媽每隔一兩天，會做些飯菜送去，給舅舅調調口味、補補營養。她不去的日子裏，舅舅每日的飲食大多是由芬姐幫他打點，有時訂醫院的病號餐，有時點外賣，有時去到附近買點小食。
舅舅頻繁抱怨菜鹹，餐食換了一家又一家，他卻總是皺著眉頭，說鹹得發苦，想來大概是化療傷了味覺。長久吃不進東西肯定不行，大家隻能換著花樣試，舅舅也努力吃，但人本就虛弱，勉強起來就更加痛苦。
最後，舅舅無意中吃了芬姐老家的米。那米據說是芬姐自己鄉下家裏種的，原本是她帶來做自己的餐食用，一次看大家為著舅舅食不下咽一籌莫展，芬姐就試著把那米做成粥給舅舅嚐了嚐。沒料舅舅竟然就吃得開心，沒有佐菜，也呼啦啦吃下不少。芬姐歡欣，便托同鄉帶了好幾袋子米送來，又偷摸跑出去買了迷你電飯煲，日日趁著醫生護士不注意，在病房的衛生間裏給舅舅燉粥煮飯，再換著花樣配些小菜，舅舅竟是能吃得下去東西了。
芬姐受了鼓舞，又接二連三托鄉下的家人帶來一些自家種的瓜果蔬菜：“放化療的病人都胃口不好，吃吃我們自家種的，新鮮又沒有農藥。”偶爾舅舅實在吃不下時，她還會像哄小孩一般，哄著舅舅“吃一口”，“再吃一口”。久而久之，舅舅的麵龐豐腴回去了一點，還能下地扶著床欄走上幾步。
我媽媽感激芬姐，包了個紅包給她，她還推辭。我媽媽說：“不當別的，哪怕就是那些米啊菜啊，你有心，但我們總不能還讓你掏錢吧。”芬姐這才收下。
我回想起芬姐的好，跟媽媽說：“她也不錯的，而且確實辛苦，給點紅包也是應該的。”
“這芬姐，怎麽說呢，好也真的是好，但是，後來我發現，也不是沒毛病。”
我媽說，一次她去送飯，芬姐熱情地接過飯盒，又照例拿進了衛生間裏。那天她有事要忙，就沒有像以往那樣多停留，和舅舅說了兩分鍾話後便要告辭。臨走前她想跟芬姐打個招呼，四下一看，卻沒看到人。我媽也沒在意，準備去趟衛生間就走。沒料到衛生間的門一推開，正撞到慌忙起身的芬姐。我媽打了個招呼，卻見芬姐嘴巴裏鼓鼓囊囊，塞滿了東西還沒來得及下咽。媽媽瞟了一眼打開的飯盒，沒說什麽，若無其事地跟芬姐說了兩句告辭的話，便離開了。
到了下次帶飯探視的時候，我媽有意無意問舅舅：“哥，上次帶來的那個鮑魚，你吃得可還合胃口？下次要不要再買點燒給你吃？”
舅舅愣了愣，下意識反問一句：“鮑魚？”
病房安靜了下來。我媽瞟了一眼芬姐，她的麵頰略過一絲尷尬，卻也沒有太過慌亂的模樣。舅舅沒有再出聲，我媽也沒有繼續說什麽。
“後來我觀察了幾次，要是我送去的飯菜裏隻是尋常排骨魚肉，舅舅倒還能吃得上幾口，若是有略略稀奇一點的玩意，那就全都被芬姐吃光了。”
聽媽媽如此說，我就想起每次去探望舅舅時，芬姐總是格外殷勤地從我手裏接過營養品，收到衛生間。我無奈地笑了笑——想來，那些東西怕是也要過一遍芬姐的手吧。我半是安慰半是提醒地囑咐媽媽：“這事就這麽算了，你也不要在醫院再提起，就當不知道的。芬姐吃東西，舅舅未必不知道，其實也無所謂，吃一點就吃一點吧，終究還是有著照顧的情分在裏麵的。就衝著她給舅舅熬的米粥，也就罷了吧。”
媽媽點點頭，但還是有點鬱結：“其實倒也不是舍不得給她吃，但是她怎麽也該給你舅舅留一口呀。我後來倒真想過，她若是想吃，我可以單獨給她做一碗。隻是，偏偏在這事被發現之後，時機倒是尷尬了，真做了，就算是好意，都像是打了芬姐的臉。”
“算了，想開一點，就當是舅舅吃了。以舅舅現在的胃口，就算芬姐不吃，他大概也是吃不了幾口的。你盡到了你的心，舅舅知了你的意，至於芬姐，她吃得開心了，照顧舅舅盡心一點，也就值了。”
“也隻能這樣了，也真的怪不了芬姐，隻是我還是有些心疼哥哥，他一輩子沒別的，就愛吃一口美食，臨了臨了……”媽媽聲音有些發脹，“兄妹一場，到後來我們能做的也不多了，我就隻想讓他多吃一些好的。”
7
當君表姐又為著紅包的事情來問我媽意見的時候，我媽就沒有再太過熱烈地讚美芬姐，不過依然還是給予了芬姐不錯的評價：“比起很多護工，芬姐真的算是很盡心的了。”
君表姐說：“按理說，我們給她的工資算是不低的了……”
“也不能這樣算，工資是工資，責任是責任，紅包就是個心意。起碼芬姐沒有拿著錢不做事，若是她真的像有些護工一樣，自己躲在一旁玩手機，連病人的針打完了都注意不到，你爸爸怎麽辦？而且，若是芬姐心裏頭不舒服了，最後吃虧的還是你爸爸。”
君表姐還想說點什麽，我媽幹脆利落地截住了她的話頭：“這樣吧，你去問問你爸爸的意見，看他對芬姐滿不滿意，若是滿意，就讓你爸爸給你個建議，給不給紅包，或者給多少。”
掛了電話，媽媽長歎了一口氣。
我說：“君姐估計是不想給紅包。”
媽媽點點頭：“我聽得出來。她問我意見，我是沒法給的。若說給，畢竟芬姐問的是你君表姐，我不應做這個主；若說不給，萬一真的惹得芬姐不高興了，我豈不是白白落了罪名。”
舅舅這一次住院，不比上次治療時還能基本能自理，幾乎大部分時候都臥床不起，如廁也好，洗漱擦身也好，日日都得要芬姐貼身照顧。“是真難為她了，她怎麽也才四五十歲，哎……”
我跟著感歎了幾聲芬姐的不易，思緒卻也飄去了另一個地方——芬姐難，舅舅怕也是好不到哪裏去。做了一輩子清高的知識分子，卻在暮年的時候保不住最基本的尊嚴。我覺得，盡管舅舅從未開口說過，但相較於疼痛，尊嚴的丟失，恐怕是更讓他難過的。
我想起自己中學的時候第一次跑1500米，跑到最後步履踉蹌，幾乎要跌倒。看著前方朝著我揮手試圖鼓勁的同伴，我心下卻生出一絲絕望：關於痛苦本身，注定就隻有自己承擔，旁人無論如何都無法真正感同身受的——就像在去年得知舅舅的病情之後，因為身體原因自顧不暇的舅媽，選擇了放手，而親戚們對此也表示了寬容和接受。舅舅不提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我們也識趣地不提，任他自己消化情緒。
我曾經曆過數位長輩的離去，知道每人在這個過程中各有參差。外公最後的幾年，滿嘴的牙全都掉光了，幾乎吃不了任何需要用力咀嚼的東西，媽媽每次給他做飯，都把飯與菜搗成泥，我記得夏天的夜晚，天幾乎黑透，父母還沒有回家，外公就一個人安靜地坐在裏屋，把那些糊嗒嗒的菜泥一口接一口塞進嘴裏，用幹癟的牙床碾爛，然後無聲地咀嚼、咽下。黑暗如潮水汩汩淌來，一層層好像要將他吞沒。我曾非常不適應外公總喜歡待在黑暗裏的樣子，直到很久之後，媽媽才跟我說：“外公哪是不怕黑，他就是想著，一個人在家時不開燈，就可以幫我們省一點電費。”
我猛地哭出了聲，比在外公的葬禮上哭得還要傷心，隔著很多年，我突然無比思念安靜沉默了一輩子的外公。我才理解，外公從不抱怨，不見得是因為堅強，更多時候倒像是接受，接受人生本就如此。許多痛苦，好像隻有接受了才會不那麽痛。
不同於外公的寡言，外婆一直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毫不掩飾自己對活著的渴望。老年時，她幾乎要以醫院為家，隻要有一丁點不舒服，就要拉扯著去住院。和許多老年人一樣，她熱衷於各類保健品，有騙子賣給她藥酒，8000元一瓶，號稱喝了就能消百病。我爸和姨爹找到騙子，把人堵在門口，拿回了8000元還給外婆，可是一轉身，外婆又偷偷找騙子去了：“孩子們不孝，謝謝你求求你，還是把酒賣給我。”
在外婆生命的最後幾年，我們的生活裏充斥著無數這般哭笑不得的事情。我們嘲笑外婆，調侃她，甚至和她生氣吵架。而在很多年後，我會在淩晨夢見她，她仍然是生氣勃勃的樣子。睡夢裏的我，才發現自己早已經諒解了她給我們帶來的各種麻煩，隻由衷地羨慕她對生命的熱情與追求。
與親人告別是一件疼痛的事情，它可能是一瞬間，也可能是一個漫長的拉鋸；可能是一場猝不及防的意外，也可能是纏綿數年的疲勞。但唯一沒有懸念的是，那將永遠是一種疼痛和思念。就像是外公外婆離開了很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都會刻意不再說起他們，但是一旦有人提起了話頭，幾句話就能讓我們的眼淚掉下來。
如今，我已年過暮春，無論在心態上怎麽覺得自己還年輕，身體也時常會提醒我，衰老已經不期而遇——它可能是我不經意間在鏡子裏看到額頭上冒出的一根白發；可能是日益稀疏的睡眠；更可能是從心底不時滋長出的對許多事情的疲憊感。我在自己尚未察覺的時候，就滑過了身體和精神狀態拋物線的頂端。
時間一刀一刀，真真切切刻在我們身上，教會我們隻能用自己的肉體凡身去硬扛住所有的恐懼和遺憾，咽下那些想痛哭一場的衝動，然後去學習告別，學習如何不憚於談論死亡，學會如何坦然麵對它以及麵對它來臨之前的衰老和離別。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