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失利，送外賣攢錢學外語，去德國當幼教，圓兒時出國夢
這是《自拍》第399個口述故事
我是達令歐尼，今年30歲，現在是德國一家幼兒園的實習幼教。下個月我就從幼師職業教育培訓學校畢業了，不出意外，我會繼續從事幼兒教育的工作。
在國內我經曆了兩次高考， 我常會想起高考失利帶給過我的影響，尤其是複讀那一年，在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績隻能進一個專科院校時，徹夜痛哭。我很想穿越回去告訴自己：高考失利不算什麽，現在的我，已經圓了兒時那個到更大的世界去看看的夢。
我在德國的近照。
我是浙江溫州人，出生於1993年，有一個比我小一歲多的弟弟。小時候父母工作忙，我跟著爺爺奶奶在溫州鄉下生活。童年記憶裏，生活的地方小橋流水、環山圍繞，是典型的江南水鄉。
天性膽大的我是個“孩子王”，一到夏天，就帶著小夥伴們跳進小河抓魚、捉泥鰍，那也是我童年裏最美好的記憶。我常常覺得那段溫暖的童年時光給予了我人生很多的想象力，也滋養了我探索世界的能力。
5歲那年，穿著父母買的新裙子。
6歲時，我跟隨在北京做生意的父母來到北京讀書生活。我父母很早就出來經商，電視劇《溫州一家人》就有這樣的故事情節：一群溫州人，在北京雅寶路把幾個賓館包下來，和外國人做服裝生意。這其實也是我父母在北京奮鬥的寫照。那個時候，我周一到周五上學，到了周末，就跟著父母來到雅寶路，他們工作的地方。
我爸爸（左）在雅寶路做服裝生意的留影。
我爸爸為了跟俄羅斯人做生意，自學了俄語，他懂得跟陌生人稱兄道弟，讓人家很快下單。坐在旁邊的我，就看著那些衣著光鮮的俄羅斯人，在房間裏挑選衣服，走來走去。那時候我特別希望自己能像爸爸一樣，也說一口流利的外語，也許是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有一個出國的夢想。
來北京上學後，跟著父母在天安門廣場遊玩。
我在北京一直讀到初中畢業，因為沒有北京戶口，沒辦法參加高考，就去河北一個私立學校讀了高中，在河北參加了高考。
高二那年，我（左）和同學。
高中三年，我一心想考回北京，但文化課功底比不過河北高中同學，最多隻能考上一所三本院校。學校為了提升學校的高考升學率，鼓勵考生參加藝考。匆忙準備了幾個月，我就報名參加了中央戲劇編導係，順利地通過初試和複試，但卻在三試的時候铩羽而歸。
那年我的文化課成績高出了中戲編導專業錄取分數線40分，但最終隻拿到河北傳媒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心高氣傲，堅持要複讀一年，再考一次中戲。
複讀那年，我在杭州。
因為是浙江人，我任性地跨省去了杭州複讀，拚了命地學。讓我崩潰的是，第二次全國藝考前體檢，查出我是色弱，不符合美術類和傳媒類藝考專業的要求，這等於斷了我藝考的路，心態完全崩了，覺得自己盲目又愚蠢。複讀這一年，我沒有等到一個圓滿的結局，等到的隻是一個讓自己，還有身邊的老師和同學都難以置信的結果：我隻收到了一紙專科院校的通知書。
得知成績在家消沉的我（左），被同學拉出去旅遊。
2012年，我考上的是浙江旅遊學院的旅遊管理專業，在經曆了一個暑假的低潮期後，隻能收拾行囊，開始大學生活。進入大學，在周遭的同學開始放縱自己的時候，我反而更努力了。雖然沒有考上好大學，讀的是大專，也得出類拔萃。
我最喜歡上的是大學語文課，很多同學都覺得語文課枯燥，會逃課，但我從來不缺課。在大學語文老師的引導下，我從以前的《讀者》、《青年文摘》中走了出來，迷上了名著，莫言、餘華、嚴歌苓......文學對我來說太有意思了。它也讓我養成了業餘的時間，用寫作記錄生活，抒發心情的習慣。
與此同時，學好英語，去看更大的世界，這個目標我一直沒有忘記過。
那時，李陽的瘋狂英語非常火爆，我的一個朋友在山西讀大學，瘋狂英語在她們隔壁學校開培訓班，我很想報名參加，但培訓班要2000塊，路費也要700塊，我沒那麽多錢。當時父母生意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手頭不寬裕，再加上他們骨子裏還是有些重男輕女，更願意把錢花在我弟弟身上。但我不甘心放棄，既然他們不給我錢，我就自己想辦法。那個暑假我沒回家，打工賺錢兩個月。
我應聘上奶茶店的外賣員，每天工作8到10個小時。大夏天40多度，訂單多的時候往往是一天中最熱的時候，頂著大太陽，騎電動車給顧客送奶茶和三明治，衣服都被汗水浸透，臉也曬得通紅。
每天上下班都要倒兩次公交車。有一天晚上下班的時候，最後一班公交車剛好路過站點，我怎麽都追不上，為了節省十幾塊錢的打車費，隻能走著回家。郊區有很多的小樹林，晚上九點多一片漆黑，我特別害怕，隻能一路給自己壯膽。
沒有訂單的時候，我在窩奶茶店前台的小桌子下看書。
訂外賣的有高檔公寓裏的漂亮女孩、寫字樓的白領、還有大學裏的留學生......那一個月，很多時候看著她們，我其實心裏會有落差，但我知道這些都是暫時的，我不會一輩子都送外賣。拿到一個月的薪水2000塊後，我很順利去了山西，報了英語班，學了一個月的英語。
我這個人學了五分的東西，就敢在現實生活中用七分。大二開學的第一天，我看到一個外國人在校園裏，好像迷路了，就用口語交際裏教的幾句話跟他打招呼，帶他去了他的班級，結果發現他是學校的外教，我就這樣“打”入了學校的外教圈。
我和學校的外教。
慢慢地，學校的外教都認識了我，找房子、看牙醫、出去玩......他們有問題都會第一時間來找我。春節時，我還把學校的外教帶到我們老家去玩。最有趣的是，學了中文後，他們一直叫我“妹妹”，可能在他們看來，我已經不是學生，更像是一個好朋友。
我學英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會去背不太常用的詞匯，更注重生活化的交流。比如一開始，我發現跟外教聊天時，說不出特別有意思的話。我就思考這件事情，每次見麵前，把見外教可以聊的10個問題，先用中文寫一遍，然後再去找資料把這個10句話翻譯成英文，還會想人家回答什麽，我又該怎麽接。通過這樣的方式，我的英語口語越來越好，很多人都以為我是英語專業的學生。
有句話叫該播種的時候埋頭耕耘，不問收獲，時間就會告訴你答案。大學時，我一直會利用周末和假期兼職導遊，來賺取生活費，那時接的都是外地來杭州旅遊的遊客，收入並不高，帶50多人的團，一天工作12個小時，可能才有150到200元錢的收入。但因為英語口語好，我得到了一次做英語導遊的機會，給美國來杭州旅遊的一家人做導遊。
第一次做英語導遊和美國遊客一家合影。
首次做英語導遊，不是很熟練，但這家人知道我是大學生後，對我非常友好，請我吃杭州的四大菜，臨走時，70多歲的美國老人還給我了20美元的小費。回去我一算，工作兩小時，吃了1000塊錢的飯，還賺了400塊小費，最重要的是，能跟外國人近距離聊天交流，簡直賺大發了。
大三開始我經常做英語導遊，遇到旅遊旺季，一個月能拿到一萬多塊的導遊費，已經不再問父母生活費。
做英語導遊時的我和遊客。
隨著活越接越多，經驗不斷豐富，我接的團已經不僅局限在杭州一個地方遊玩，很多團是需要帶著在上海、杭州、蘇州三地一起遊玩下來。大三寒假臨近春節時，我接待了在公安係統工作的一家人，他們人生閱曆比我多，也去過很多的地方。領他們在蘇州玩的時候，因為這個城市不是我最熟悉的，一些導遊詞講錯了，他們都會直接點出來，我非常尷尬。
一天早上，這家人中的爺爺，不經意間問我：“姑娘，你大學是讀幾年製的？”我當時就意識到，人家肯定覺得我學曆不高，那種感覺太不好了，也就是從那時開始，我下定決心要考專升本。
告訴父母這個打算時，我爸很不理解，覺得我複讀一年，從三本折騰到大專，現在又折騰什麽？導遊做得挺好，幹嘛還要專升本？聽到這樣的話，我覺得委屈，想起在河北讀高中起到大學，父母都很少參與我的學習，隻在我需要生活費的時候給我打錢，習慣了在我做決定的時候提出質疑。越是這樣，我越想向他們證明自己，也不打算管他們要錢了，一邊攢學費一邊準備專升本考試。
專升本考試在每年4月份，恰好是杭州的旅遊旺季，推一個團就等於推掉1000塊錢，這對沒有太多積蓄的我來說，還是很難抉擇的。不過我天性不喜歡太單調的事，不允許生活無聊，讓我專注做一件事很容易崩潰，幾件事一起做，反而會覺得特別有意思。所以我決定邊接團賺錢，邊複習備考。因為愛好文學，我報考了浙江工商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
2015年，我接待的一位加拿大的遊客，他是教堂的傳教士，在靈隱寺幫我開導人生，還給我很多小費。
接團時，我利用各種碎片化的時間讀書。接團時下午六點多回到學校，簡單吃點東西我就去圖書館。沒有團時，我早上六七點鍾就起床，在圖書館一直學到晚上十點多。備考五個月後，我順利拿到了浙江工商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通知書。
2016年，在讀本科期間，我還回到浙江旅遊學院給學弟學妹演講。
本科兩年期間，除了完成學業，我依舊是利用空間時間頻繁接團。接待有來自非洲、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遊客，他們中有很多人學曆高、社會地位高，在與他們的接觸中，我的眼界不斷打開。
印象最深的是，導遊詞裏經常會用諸如“全世界最大的”“最厲害的”這樣的詞匯，有時候甚至一棵柳樹都要講半天，感覺好像是中國特有的柳樹，但其實柳樹在很多國家都很常見，一些外國遊客就會問我：“你有沒有出過國？”熟悉了之後，他們會友好地對我提出建議：“有機會，你一定要多去世界其他地方看一看。”
盡管相處短暫，來自不同國家的遊客，總能帶給我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讀本科的兩年，出國看世界的願望愈發強烈，一直找各種機會去留學。但我沒有多餘的錢，也沒有太多的渠道。跟外國朋友聊起時，一個德國朋友介紹我去做德國的互惠生。
我了解到這個項目可以給來自全世界的青年，提供一個在別國的寄宿家庭裏體驗文化和學習語言機會，互惠生住在寄宿家庭中，協助寄宿家庭打理日常家務，照顧孩子，除了食宿費用之外，寄宿家庭每月還會支付一定的費用給互惠生。
在德國朋友的幫助下，我提出申請，並按照要求準備文件，還要把德語學到A1水平，能用德語做基本的溝通交流。記得第一次我沒考過，60分通過，我隻考了52分。
互惠生還需要有跟孩子有關的工作經曆，我特意地去帶一些親子團積累經驗。正值暑假，帶團非常辛苦，要帶杭州的遊客去北京、內蒙古等省外的城市。
2016年帶團去內蒙古，和團裏的小朋友合影。
七八月份的內蒙古，早上溫度還是很低，我穿著軍大衣，帶著遊客早起去看日出。看著太陽一點點從東方升起，一旁的遊客們興奮地拍照留念，歡呼雀躍，而我戴著耳機在聽德語、背德語。那一刻，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記得我為出國做的這些努力，後來第二次考德語，我很順利考過了。
出發德國前，我回了一趟老家，在車上告訴了父母這個決定。說完後，我從後視鏡裏，看到我爸一臉不悅，他特別生氣地說：“你這就是去做人家的保姆。”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被他冷水了，心裏很生氣，但還是耐著性子跟他解釋了我到底是去做什麽，可以學語言，可以旅行增長見識，但他都聽不進去。不過對於我的決定，我媽媽反倒很支持。
2017年10月份，距離我提出申請半年後，我順利抵達了德國柏林，開始了為期一年的互惠生生活。在機場，德國家庭兩個金發碧眼小天使舉著大橫幅歡迎我，這樣友好的舉動拉近了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為了讓我瀏覽德國的景點，他們還特意選擇了巴士，接我回到住所。
2017年，互惠生期間，和德國家庭的孩子合影。
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遇到了特別好的德國家庭，他們為我租了他們家樓上的一間公寓當做我的住所。作為互惠生，我每天幫孩子做早飯、接送他們上下學，負擔去超市購物、晾曬衣服這些家務，他們每個月支付我 350 歐的費用，我的德語班學費是200歐，剩下的150 歐可以滿足我的日常開銷，周末還有一天半的時間可以用來休息，並且一年我還有兩個月的帶薪假期。
我每天要上四個小時的德語課，每周累計上20 個小時。來德國前，我並沒有上過係統的德語課，一開始我從A1班開始學，補我的薄弱環節，老師看我非常努力，就讓我去上B2課。等我進B2班，就發現班裏的同學都已經在德國生活了三四年，而我的德語像是突擊建造的危房，直接上B2課就好比危房轟然倒塌一樣，完全聽不懂。
我記得B2班德語老師跟我說：“你不適合這個班，你從A1班重新學吧？”我請求老師：“不行，我隻有一年的時間，必須要在這個班上課，請給我個機會。”第一個月上課的時候，老師經常說我特別差勁，一直挑我的錯，上課凶我，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但沒有辦法，我必須在這一年內學好德語，這也是我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2018年聖誕節，我和語言班的同學一起慶祝。
剛到德國時，我和德國家庭用英語交流，自那以後，我就逼自己把英語全部拋下，每天堅持說德語，聽德語廣播，把自己放在了一個純德語的環境中。就這樣，放了一個暑假後，我再回到班裏上課，德語老師嚇了一跳，用不可思議的語氣問我：“你怎麽進步這麽快？”
他是一個很少當麵誇人的人，後來他就拿我當進步神速的例子去敲打其他同學。我用一年的時間上完了B2課，畢業聚餐時，德語老師說，我是讓他最自豪的學生。
互惠生結束旅行，奧地利維也納青年旅行社門口。
這一年，我利用假期，去了歐洲的七個國家旅行，看了不同的風景和文化，一年的海外時光對我來說太短暫了，完全沒有過癮。我很想留在德國繼續讀書。這一年除了學習語言，我還考察了德國的就業環境，我計劃在德國讀漢學研究生，畢業後可以在德國找到一份漢語教學類的工作。
如果要申請德國研究生，要先回到國內，準備留德申請審核考試。我是專升本，考官會拿著你專科和本科的兩個成績單，隨機考一門科目，你要回答怎麽學的那門課。我需要把專科、本科所有學過的科目複習一遍，總共 50 多個學科，壓力之大可以想象。
2019年，做對外漢語老師時，六歲的法國學生為我拍的照片。
共有三次考試機會，一次的費用是3000元，第一次因為準備不足，沒有通過，那天我從北京一路哭回上海。回來後我發狠，把所有學過的書都借過來，每門課都重新梳理、記筆記，拿出比高考還努力的勁頭，最終通過了德國留學申請考試。
去德國申請留學，需要10萬元的留學保證金，存在銀行，保證留學期間是有錢的。這10萬塊對我自己來說，太難湊了。我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我弟弟很不樂意，他覺得家裏沒那麽寬裕，沒有錢給我做這些。
夢想和現實角逐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出國的想法愈加強烈，家人不支持，我就想辦法借錢。最終父母還是資助了我6萬，我找閨蜜借了3萬，加上自己的積蓄，湊夠了保證金。
2019年10 月份，帶著夢想，我再次抵達了德國柏林。一邊繼續做對外漢語老師的兼職，一邊學習德語備考德福，申請學校。但讓人崩潰的是，不久後疫情爆發，德福考試取消，禍不單行，我得知專升本的學曆，很有可能申請不了研究生。
我在德國租的公寓。
7個月過去了，經曆了那麽多複雜的申請環節，卻等到這樣的一個結局。我想起高考複讀那一年，色弱斷了我原本計劃好的藝考之路，命運似乎又在給我開一個玩笑。我充滿了失望、沮喪，不知道該怎麽辦，聽到別人勸我：“折騰了這麽久，要不然回國吧”，我心裏還是莫名地生氣，不甘心。
擺在我麵前的隻有三條路：重新讀一個本科；花大錢讀MBA；讀德國的Ausbilidung，類似於職業培訓。湊夠的保證金需要存在德國銀行，每月會打給我846歐，那時我的房租都需要500歐，剩餘的346歐勉強夠生活。
我記得有一次我站在超市貨架前，麵對一個6塊錢的杯子和另一個5塊錢的杯子，為這一塊錢，我糾結很久。想起自己22歲時實現了經濟獨立，可現在27歲了，卻隻能花家裏的錢，很接受不了這種落差。我不想再浪費時間了，除了提升學曆，更實在的是畢業後要能在德國找到一份工作。
經過慎重考慮，我轉變了自己的留學計劃，決定進軍職業學校，選擇申請更有把握的、在德國就業也更方便的幼教專業。幼師是德國非常缺的工種，帶薪培訓三年，就可以拿到一個幼師執照。
幼師培訓時，我做的童話木偶。
我很快就申請上了柏林一所幼師培訓職業學校，德國的職業培訓，除了在學校學習理論知識外，還要進行實操，每月獲得企業支付的津貼。但幼師對應的實習單位非常難找，以200個孩子的大幼兒園為例，25個幼師，可能隻提供5個帶薪培訓崗位。
申請上學校之後我就著手尋找實習幼兒園，但我還沒有相關職業培訓經驗，再加上是一個“說德語一般的外國人”，還有疫情的影響，難上加難。
我給不同的幼兒園發了有三四百封郵件，每天收到無數封拒絕信。最終隻收到了三個麵試邀請，其中一家麵試我的是幼兒園的大領導，他對中國文化充滿興趣，麵試時，我指著身後臨街的窗戶說：“我好像是一扇窗戶，可以通過‘我’了解中國，同樣很多中國人也希望通過‘我’，了解一下德國。”
也許是我的勇敢和特別的經曆打動了他們，麵試非常順利，最終得到了工作的機會。柳暗花明，我又換了一種新的方式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每周我要上兩天專業課，在學校完成有關教育學、教育心理學、德國教育體製相關的課程，這些都是偏文科的專業課程，知識接受起來並不難。剩下的時間，我會在幼兒園實習三天，拿到的薪水大概稅後是1100歐，合到人民幣9000元左右，對我來說，已經完全能夠負擔生活開銷。
在幼兒園實習時的我。
幼教工作遠比我想象的要瑣碎。我一開始完全不適應給孩子換尿布的工作，不知道如何下手，不過孩子們看到我這麽一個“小老外”充滿了好奇，尤其是年齡小的幼兒組，很快就被我“征服了”，他們看到我激動地要跳起來。
我會給大一點的孩子們上中文課和英文課，在教學裏注入一些中國元素，我的學生已經會唱兩隻老虎，中國的生日快樂歌。因為多了一份文化的注入，學生和家長都特別開心，我也收獲了他們的肯定和好評。
2021年，在德國，冬日徒步旅行。
幼師培訓的考試並不難，難的是論文答辯。我參加過藝考，也有豐富的導遊經驗，原本就擅長上台演講，所以我的論文答辯非常順利。下個月，我即將完成自己為期三年的幼師培訓，拿到畢業證，之後我就會成為一名正式的幼教，薪水也會隨之增長。
讀書、工作、旅行...... 我越來越享受現在的生活。
在德國這幾年，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看了很多的風景，從一名導遊到互惠生，再到一名幼師，我不知道未來我還會探索哪一種領域，但我確定一定還會做出不同的嚐試。
十一年前，經曆了兩次高考的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卻沒有如願考入自己夢想的大學。麵對人生的不順利，家人的不支持，我沮喪過、但我從來沒有放棄過。我常常覺得不止是高考，人生路上，真的會有很多岔路口，盡管有時它沒有讓你按照你原定的路線走下去，但轉個彎，或許就能看到不一樣的風景。
*本文在今日頭條首發。
達令歐尼 | 口述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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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生活周刊｜一位66歲綠化工人在暴雨中離世
7月19日下午，暴雨席卷南京，66歲的綠化工人蔣梅花在涵洞躲雨時被水衝走，三天之後，她的遺體被找到。
蔣梅花家在距離南京市區33公裏外的村子，每天她要4點起床，跟村裏人一起坐著麵包車橫穿長江大橋，才能趕在6點前到單位打卡。
這一天出門後，她再也沒有回來。
被水衝走的女人
南京市雨花台區守正路的濱水步道是今年2月新建設完工的，緊挨著一條兩米左右的河道，當地人叫一號溝，一公裏後匯入秦淮河。通往秦淮河的方向，每幾十米有一個涵洞，也是新建的。涵洞上方可以通行，下方也有步道，可以休憩散步。7月19日這天下午三點左右，天空烏雲密布，雨點逐漸密集。綠化工人蔣梅花和她的三位工友跑進了一處有步道的涵洞躲雨。67歲的楊鵬和河道清潔工人徐誌宏也在裏麵。
楊鵬是附近小區的居民，退休後幾乎每天都來這裏練吹薩克斯。他之前就見過蔣梅花和她的工友，覺得她們“工作很辛苦”：不管是下小雨還是頂著烈日，幾個人要麽在修剪灌木，要麽在整理草坪；隻有午間一會，才能躺在涵洞下麵的坐台上休息，頭就直接擱在台子上，什麽都不墊。為了不打擾他們休息，練習的楊鵬有時會停下來等一會。
在涵洞裏，最先感覺到異常的是徐誌宏。四五天前也下過雨，當時河裏的水漫到步道上，隨後漫過石台，不過隨著雨勢減小，水很快就退了。但這一天，水漲得很快，隻幾分鍾，河水從河道漫上了步道，然後過了石台，沒有消減的跡象。他們幾人迅速站到石台上，前後一溜，最前麵的是他，後麵是楊鵬，接著是蔣梅花和她的幾個同事。
雨越來越大，水繼續上漲，速度越來越快。楊鵬聞到，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臭味，河水也從清水變得發黃發黑。緊接著，河水卷著浪向他們襲來，“快趕上一輛小轎車的行駛速度”。為了保持平衡，徐誌宏喊，“大家用手撐著橋頂。”楊鵬記得，身高170的他和徐誌宏頭能夠頂到橋，個子最小，身高隻有一米五左右的蔣梅花則費力地用雙手撐著橋頂。
隻有幾分鍾，楊鵬便聽到後麵傳來蔣梅花撕心裂肺的呼喊聲，滿是焦慮和急迫，“快報警，快打110！快打110！”楊鵬對著撥出去的手機大喊，“我們在賈西路前麵一個涵洞下，有六個人被困在這裏，你們趕快來救援，要不然就沒命了。”但周圍全是嘩嘩嘩的水聲，他聽不見對方的應答，重複喊了四五遍。這時，水已經沒過了楊鵬的膝蓋。
就在這時，背後傳來“啊”的一聲，楊鵬扭頭一看，最後麵的一個綠化工人被衝入水中，緊接著幾個人像骨牌一樣，一個撞一個，全被卷入水裏。等從水裏抬起頭後，楊鵬瞅著迎麵有一塊景觀石，他全力抱住石頭，雙腿夾住，才免於被衝走。驚魂未定的他看向遠方，發現有1名綠化工人，被步道旁的石椅擋住；徐誌宏則被一棵景觀樹攔住了。路邊經過的幾個農民工救了他們。
個子最小，瘦瘦弱弱的蔣梅花不見了蹤影。7月20日，南京市雨花台區水務局通過官方微信“水潤雨花”發布的情況通報提到，因瞬時強降雨造成河道水流增大，在橋洞避雨的蔣梅花不慎被衝入水中失聯。氣象數據顯示，7月19日15時-16時一個小時內，南京45個鄉鎮（街道）的降水量達到20毫米以上，其中雙閘街道達到112.1毫米，雨花街道84.5毫米，鐵心橋街道春江社區73.6毫米，最大小時雨強112.1毫米，為南京近10年雨強第二位。
三天之後，蔣梅花的遺體被找到。楊鵬覺得惋惜，以前下大雨，他看到南京其他地方路麵過車的涵洞，都會有警察在涵洞積水位置值守或是放置警示牌禁止行人通過。而這次出事前，新建的涵洞位置沒有提醒，他們幾個人也沒有安全意識。
外出打工的村民
蔣梅花今年66歲，是兩三個月前才到濱水步道附近做綠化工人的。她家在距離事發地33公裏外的南京浦口區湯泉街道的陳莊村。村裏有1300多口人，以陳姓為主。蔣梅花的丈夫，是上世紀70年代從安徽滁州的一個村子搬過來的，後二人結婚有了一兒一女。
村民陳山今年50歲，他告訴本刊，這兩年，村子裏像蔣梅花這樣外出打工的老人很多，得有七八成。他們多是幹零活，有不少就是做綠化工人。在涵洞跟蔣梅花一起躲雨的幾個人，都是陳莊村的，他們每天要4點起床，一起坐著麵包車橫穿長江大橋，趕在6點前到單位打卡，下午四五點鍾下班，6點多才能到家。
如果往前推個三四年，還不是現在這樣的情況。湯泉是全國知名的“苗木之鄉”，曾以栽種雪鬆出名。陳山說，村裏80%的人都種雪鬆，最鼎盛時期，“湯泉這邊沒有一塊地是種莊稼的，到處都是苗木。周邊五六十公裏，北到安徽滁州、南到馬鞍山，總共大概10萬畝苗木。”陳山說，“其中有6萬畝，是我們湯泉的，包括我們自己的土地和在外租種的。”
憑借著種苗木的優勢，在城市化迅速推進的背景下，過去十幾年裏，陳莊村的村民種苗木、販苗木，經濟情況都不錯。陳山說，在2005年前後，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兩層小洋房，瓷磚、地板、鋁合金門窗是標配。後來，村裏家家戶戶都買了小汽車，許多人城裏買了房子。“基本是男的做苗木生意，女的看工人幹活，同時負責燒飯。”陳莊村村民、蔣梅花的朋友劉蘭告訴本刊。
蔣梅花家裏也種了十多畝苗木。她的兒子司立軍今年43歲，他記得以前上學放假回家都會去苗圃裏扛雪鬆，一棵5米高的雪鬆，帶個大土坨，壓得肩膀和腰都會很痛。作為一個沒有根底的外來戶，蔣梅花家裏的情況一直滯後於村裏人，村裏人蓋兩層樓房時，他們家還是小平房，但比起種稻穀的農村人，家裏還算過得去。
但2018年之後，房地產市場持續走低，隨後又碰上疫情，湯泉的苗木行情斷崖式下跌。劉蘭告訴本刊，2018年，1.5米高的雪鬆幾十塊錢一棵，現在五塊錢都賣不出去。收樹的貨商也不來了，以前3月到7月是收樹的旺季，貨商們把湯泉鎮上的賓館、飯店、歌舞廳擠得爆滿，鎮上的四星級酒店都需要提前預定，否則就沒房。現在賓館空著，很多飯店都倒閉了。“有的直接當柴火賣，一毛多一斤，荒廢的苗木，沒人修剪，全長一起糊成一片，密密麻麻的，歪七扭八的，田占著，也不能種糧食，哪有收入，隻能出去打工。”
在村子裏，年齡在四五十歲的村民，女的可以去市區食堂幫工、去售樓處打掃衛生，還有一些人去當保姆，男的則能去當保安，也能開網約車。像蔣梅花這樣的，60歲以上的隻能去幹零工，主要是做綠化，“不要動腦筋，又不要出太大的體力，是最低價值的活。”劉蘭說。蔣梅花老家的侄子記得，她去年在老家鋤過田埂，一天90塊錢，工資比較低，到南京市區做綠化工人，工資能多十幾塊錢。
操勞的母親
“我這幾天有時在想，這麽多人掉水裏，隻有她沒爬上來，一定是因為她太瘦了。”劉蘭比蔣梅花小十多歲，對於這個朋友，她覺得惋惜又難過，“她頂多八九十斤，胳膊一小把，人也蒼老。”
操勞，是蔣梅花一直給劉蘭的印象。家裏的大事小事，都是她管，兒女小時候，蔣梅花總是四點多就起床，洗衣服、做飯、幹農活，丈夫隻管田裏的重活，從不沾手家務，連衣服都是找好交到他手裏。“普通的農村婦女，幹活的時候都苦，但總有閑下來的時候，大家會一起打牌，挺開心。”劉蘭說，蔣梅花很少打牌，她是村裏少有的幾個一直在外麵找活的，“把打工當做就像上班一樣的，今天不做，今天就少掙100多塊錢。”
司立軍知道母親的勤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2005年，司立軍沾上老虎機，之後染上賭癮，輸光了手上所有錢，妻子與他離了婚。一直到2021年，他都漂泊在深圳，靠送快遞維持基本的生存，女兒的照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母親蔣梅花。“兒媳婦住在鎮子上，三四年前孩子還小的時候，她每天白天在地裏幹活，傍晚就去鎮子上接孫女放學，給孫女做飯，收拾好了再回家。她不會騎車，五六公裏都是走著去。”劉蘭說。
司立軍說，自己一直到2021年才真正將賭博戒掉。在這些年裏，蔣梅花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當時為了盡快還清賭債，司立軍必須趕在7點半上班前，去給菜市場送一趟菜，需要5點起床。他擔心起不來，母親就每天5點給他打電話叫他起床，持續了2個多月。前年過年回家，母親還掏了300塊錢給他，說“你有錢沒錢，都要回家過年”。去年過年，他讓母親不要出去打工，遞給她2000塊錢，但母親又還給了他。
司立軍知道，因為他的賭博，母親在村裏抬不起頭。當初，司立軍是大隊上少有的幾個考上大專的人，但沾染了賭博後，鄰居會說，兒子沒出息，會讀書有什麽用？相隔幾百米的鄰居，他們從來不會來串門，母親也不去跟人交往。司立軍知道母親手頭並不寬裕，她一個月的養老金有五六百塊錢，一年下來也就6000塊，父親是個強勢的人，一直將家裏的經濟大權攥在手裏，母親想要貼補兒子和孫女，就隻能自己賺。
在女兒司敏的記憶裏，母親蔣梅花做事從來沒有為過自己。吃東西的時候，她總會把好的那塊肉給家裏人，自己吃帶骨頭的。家裏雞下的蛋煮了，她從來不吃。她很少買新衣服，很多時候是撿親戚的舊衣服穿，後來出去打工，總穿著工地上的迷彩服。“她很苦，她的苦，隻有一個人受著。她不想我知道的太多，怕給我帶來一些思想包袱。她不光是身體苦，內心也苦，身心很疲憊。”司敏說。
蔣梅花很少有開心的時刻。兒子司立軍印象深的一次，還是2004年國慶節時，那時大學剛畢業的他帶著爸媽去南京市區遊玩，父母對他期望很高，他也是心氣高的時候，大家都很開心。
_（除徐誌宏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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