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最後一個月，疫情走向仍不明朗，找工作愈發艱難。而此時，大專學曆的我放棄了國企五險一金的待遇和辛苦一年的年終獎，裸辭離開了地鐵。
裸辭的前兩個月，我搜了關於抑鬱症的各種藥——太貴了，我買不起。
1
我所在學校的絕大部分專業都與鐵路行業對口，畢業生八成都進了地鐵或高鐵工作。即便如此，我們對這個行業也稱不上有多了解，2018年畢業前夕，班裏同學甚至對地鐵上不上夜班這件事產生了分歧——大多數人都覺得晚上地鐵裏都沒人，“哪來的夜班”？當時的我也這麽認為，同時暗想：就算上夜班又怎麽樣，累一點罷了。
這年6月，我通過校招進了地鐵公司，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千名應屆生一起報到。公司給我們統一分班，並且安排好住宿點，我和另外5個女生住一個宿舍，相處還算和諧。給我印象比較深的室友有2個：琳琳，很漂亮，長得很像韓國明星金敏喜，情商也很高，會在周末休息的時候自費給大家點奶茶；田田，記憶力出眾且上進，一直在自學英語。
培訓期間，老師給我們講解了各種關於地鐵的知識：一般來說，一個地鐵站包括“一線崗位”和“二線崗位”，一線崗位裏有站務、工班（負責各類設施維修）、司機和行車調度（簡稱“行調”，負責一條地鐵線各項事務的監管把控）等，二線崗位基本就是站長等管理基層的各類小領導。除了這些基本崗位，地鐵裏最常見的就是安檢，但他們屬於“委外人員”，是跟地鐵公司合作的乙方安檢公司派遣過來的，工作十分辛苦，需要一直白夜倒班，甚至24小時連上。
我幹的就是一線崗位裏的站務（員），升職之後是值班員，然後是值班站長（值站），再往上升就是二線崗位的站長。培訓老師調侃說，站務是“地鐵的門麵”，是廣大人民群眾最常遇見的地鐵員工，要負責車站內日常的運營——解決乘客票務問題，給不認路的乘客做引導，在站台隨時觀察站台門及列車運行情況，好在站台門開關異常或乘客“闖門”時及時做出相應的安全措施，保護乘客的安全。同時，站務還需要對車站內部進行巡視，查看有無可疑人員、環境是否衛生整潔等。
老師還告訴我們，地鐵工作是需要上夜班的，原因很簡單：地鐵裏的各種設備，比如FAS火災報警係統、BAS環境監測係統、各種監控設備、站台門等都是需要定期維護檢修的，這些設備白天基本都在運行，所以會在晚上安排檢修。檢修由各種類型的工班負責，但在檢修過程中，站務要監管部分作業規範，還要給在夜晚進入車站工作的各類工人開地鐵口的卷簾門和站台的端門。
除了監管設備維修，站務人員還需要在夜裏進行多種演練，以確保在突發情況下能保護乘客的生命安全並維持車站正常運作。我們需要演練如何應對“車站大麵積停電”、“突發大客流”、“車站水管爆管”、“踩踏事件”和“恐怖襲擊”等各種情況，要知曉在地鐵停運時如何提供公交接駁服務等信息。雖然這些演練並非每個夜班都會進行，但通常每個月會進行兩三次。
除了各種演練，我們夜裏每兩個小時還要巡一次站。所謂“巡站”，就是把車站各個角落都巡視一遍，包括乘客無法進入的放置設施設備的設備層。這是沒辦法偷懶的，因為我們有專門的“巡更棒”，到了一個地方，要用它打一下對應的“巡更點”，這個地方才算“巡”完。一般隻有4個出入口的普通車站，需要“打點”的地方就有30多個，若是被分到有6、7個出入口的大車站，巡更點多達60個左右，一趟下來要走1個多小時。
不隻是我們站務崗位，地鐵站其他一線崗位也各有各的辛苦：
工班分不同工種，通風工班負責地鐵內空氣與地麵空氣的接壤流通，如果地下層沒有新鮮空氣輸入，人在底下基本是待不了半天的；通信工班負責各種通訊設備的維修，地鐵員工上崗是不允許帶手機的，我們用手持台和座機相互聯係，通訊設備壞了，可以找他們維修；此外，地鐵還有站台門工班、軌道工班、信號工班、水電風工班、電扶梯工班等等，各司其職。
地鐵司機負責整條列車的安全，普通情況下，列車雖說是“ATO自動駕駛模式（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但也是要司機操控全局的，若列車遇到恐怖分子襲擊、火災、站台門夾人等不可測因素，更需要人介入處理。司機崗位最辛苦的地方在於，他們呼吸的是整個地鐵裏最劣質的空氣，許多司機上崗一年就會出現鼻竇炎等各種呼吸道疾病。他們工作時長時間一個人待在司機室裏，麵對壓抑的地鐵通道，時間長了心理難免會出現點問題，所以公司為司機崗聘有專門的心理谘詢師。
論工資水準，行調是超出站務、司機、工班的，一上崗就有5位數。但這份薪水絕沒有半分錢是白拿的——在上崗前，他們要先在其他3個崗位輪流實習半年左右，等東西學會了且通過公司的考試，才能變成“跟崗行調”。“跟崗行調”拿很低的實習工資，得2年甚至更久的才能轉正。能上這個崗位的人，可以說基本沒有一個是廢物——光站務的工作內容和規矩，要背的東西就至少近萬字，司機崗要背的東西更多，工班的動手操作性比站務工作更複雜，而這些，行調都得過硬。所以，地鐵裏流傳著這樣一句調侃的話，“有頭發的行調不是好行調”。他們通常要遠程操控管理一條線的各種大小事務，其他3個崗位的日常事務多是要先向他們匯報申請，他們覺得沒有問題才可以進行。比如，工班需要在軌道上施工，施工前由站務向行調“請點”，行調要在監控上確定軌道內沒有異常且沒有列車運行等情況，才會同意工班施工。
當然，每個城市的地鐵內部規劃都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鄰市的地鐵，行調每個月也就4000多的工資，但相對來說，他們的地鐵線路少，裏程短，事情不多，上崗要求也很低。
2
為期2個月的培訓結束後，老師給我們實習生安排了綜合測試，通過後才能跟崗實習，實習結束，才能獨立上崗。
綜合測試就是獨自麵對3個領導，然後分別回答他們的問題。測試的難點在於，不會給你劃重點，考的內容全在一本4厘米厚的專業技能書上。我們這些新人隻能背誦各路老員工“流傳”下來的資料。室友們都是在測試前1周才開始突襲背書，而我在前1個月就開始準備了——彼時的我懷著一腔熱血，想要在工作中改變自己，在一眾人中脫穎而出。
測試當天，我自認很順利，不到5分鍾就出來了，但結果卻是，我沒通過，而室友們都通過了。後來在公司待久了，我才慢慢對綜合測試的玄妙之處心領神會——它雖有運氣成分，但那運氣絕不是像電腦抽題一樣自動、智能，它是“人工”的。
第二次複測，我不出意外地通過了。9月，我順利“下站”，穿上實習馬甲，成為一名實習站務員，工作是兩班倒，白班是早上8點到晚上8點，晚班是晚上8點到早上8點，一周休息2天。
我的帶教師傅人很好，對我有問必答。我和她一起坐在售票崗，看著她和路過的同事一個接一個地打招呼，半天下來，當班、值班的同事全都招呼了個遍。我心裏開始暗暗羨慕她的高情商與好人緣。
不過，在相對輕鬆的實習期中我發現，自己的體質真的不適合上夜班——我的記憶力明顯下降，學過的東西很快會忘或者幹脆記不住。大腦的衰退使我在工作上大錯不犯，小錯不斷，加上我本身就是個一出門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路癡，所以，我經常在“打點”結束之後又在擔心某個巡更點究竟有沒有“打”過，然後重新跑到走過的地方，十分形式化地將“打點棒”按在巡更點上。這導致我巡一次站要比別人多花10分鍾，但對於那時的我來說，即便多花20分鍾也沒有關係，隻要能把“點”打全。
那時的我還是個隻會照本宣科的“死呆子”，沒有經曆所謂的“社會的毒打”。新員工入職手冊裏麵有一句話，大概意思是：車站員工穿統一的製服是為了和諧統一的平等觀念，弱化等級製度。其實製服的作用有很多種：樹立品牌形象，提高企業凝聚力，規範員工行為甚至隻是為了好看，我沒有細想過“平等”為什麽要單獨拎出來說——這就類似草坪裏“禁止踩踏”的標識，這個標識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之前有人做了、並且之後還可能會有人繼續做標識上禁止的內容，如果我早明白這個道理，或許會少走很多彎路。
同事之中有像師傅一樣善良能力又強的人，當然也有不那麽“善良”的人。一個車站幾十個人，人多了，不善良的人的比例就容易變多。因為我是實習生，比我轉正之後還高一級的老員工可能就會在我夜班後小眯一會兒時去踢一腳我腳底下的瓶子，又或者在我晚上站了2個多小時的站台、關完電扶梯，費力地用腳爬上來時，才告訴我上來之前要在站台完整地轉一圈才行……我不明白他們這樣做的意義何在，也許隻是閑著無聊戲耍別人一下解解悶。
漫長的2個月實習期結束後，我轉正了，進了王值站的班組。
在車站，每過12小時都會有一次班組之間的交接班——值站與值站、值班員與值班員之間先把事情交接好，然後由值站組織班組開會。值站會先把問題以及車站重點情況念一遍，然後點名抽問。
每次王值站強調重點時，我都會全神貫注地聽，拚命嚐試去記住他的每一句話——因為我們是新人，經驗不足，很多問題都會先問我們。但是，我學東西慢，不熟悉的知識和專業術語又太多了——像什麽“互鎖解除”“好了信號”，它們沒有什麽特別的意思，就隻是一種動詞或者名詞——可我真記不全，每次回答問題時總是磕磕巴巴的，於是就成了每次交班時抽問的重點對象。這是那段時間我最為痛苦的事兒，但這沒徹底打消我對工作的熱情。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踏入社會的第一步，所以一定要認真對待。
在獨立上崗的初期，我在巡站時還是經常漏掉巡更點。王值站忍無可忍，在考核本上扣了我4分——總分100分，4分算是比較重的處罰了，一般犯錯扣分隻會扣1到2分，如果我不小心再犯個什麽錯，這個季度的站區評比，我就會得C，不僅要扣錢，還會變成車站一兩天的熱門話題。但這4分，我認。
季度末，我果然沒能平安度過，我的評分不是C，而是更差的D——因為夜班行走電扶梯，又被扣了2分。那天夜裏上廁所，一個“打點”結束的同事和我打招呼，然後從電扶梯上走下來，我還衝他點了個頭。等到淩晨2點我“打點”時，疲憊的我忽然覺得眼前的電扶梯似乎比步行樓梯少了幾級台階，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電扶梯。碰巧那天上邊發郵件通知車站，查一查前天夜班有沒有人不按規定行走關閉的電扶梯，我就被查到了。事後出於好奇，又或者是試圖尋求安慰，我悄悄打開考核本，翻了又翻，卻始終沒有看到那個跟我打招呼的同事的名字。我握緊了手中的本子，不願深思。
沒過幾天，和我同期“下站”的一個男實習生扛不住了，辭職了，而琳琳已經順利考上了值班員。我打開公司內部軟件搜了一下，同宿舍的女生，已經有2人離職了。
3
也許是因為不適應地鐵站的氛圍，我變得沉默寡言，變得不那麽討人喜歡，也許是夜班淩晨1點的演練、淩晨2點和4點的“打點”、4點10分的“運檢”的摧殘，讓我身體發抖，頭腦越發靈光。總之，由於我績效不達標，偏見也隨之而來。
車站員工如果有事要請假，一個月可以有2次和同崗位同事換班的機會，我用了這個機會，換到了秦值站的班組上白班。
那段時間，下午的客流高峰期站台要“雙人立崗”，但排班的時候由於人手不夠，售票崗和站台崗的人員安排總會發生衝突，所以，部分班組會在指定的半個小時內隻留一個站務“立崗”，另一個人則去售票結算。於是有天我在結算完後，以為不用再回去“立崗”了，就點了一份外賣，打算享受一下難得的休息時間。我剛吃到一半，秦值站進來了，他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飯，問：“你為什麽不在站台？”我愣了一下，趕忙放下手中的筷子，回答說我在的班組就是這樣安排的。
秦值站是個老員工，平時和大家嘻嘻哈哈的，人也隨和。當時站台有人，同站的許多同事也不會在這個時間點下站台，然而，秦值站罕見地板起了臉：“‘脫崗’是很嚴重的，弄不好是要被公司通報批評的。”
大概是感受到了氣氛的凝重，在一旁小聲聊天的同事們也都瞬間沉默了。我不知道該怎麽回，有人替我插了一句：“有的班組確實是這樣（單人立崗）的。”
可秦值站不買賬，冷著臉對我說：“等下我打電話問你們王值站，如果你們班組不是這樣的，你等著！”
我手裏的飯實在是吃不下去了。
王值站曾經當著我的麵說過：“我們班組沒有懶人，不像其他班組，總有一兩個不肯幹活的。”這讓累死累活的我有點欣慰，覺得自己的努力別人是能感受到的。我自認從業以來沒有半點態度問題，我總試圖以勤補拙，即便最累的活總是輪給我，也沒半句怨言。接班時，我甚至提前幾分鍾去，讓同事早點下班，就這樣以最笨最實在的方式試圖博取別人的好感。
像秦值站這樣的老值站，閱人無數，什麽離譜的員工都見過。我明白，他的態度是用來應對那種軟硬不吃的懶散人的，但地鐵站的消息傳播速度很快，他的那番話傳出去，別人又會用怎樣的話來描述我呢？
此刻，我突然覺得，原來自己的努力隻是對自己而言有意義，對別人的來說並不是那麽重要。
網上說，如果寂寞能分等級，最高一級和次高一級分別是“一個人過春節”和“一個人看病”。
工作第一年，我就經曆了一個人的春節，2019年的5月，我又體驗了一個人看病。
當站務員，一坐就是3小時，一站就是2小時。起初，我隻是腰酸不適應，時間久了，偶爾站3、4個小時也能勉強熬住，但我沒想到自己的身體會壞得那麽快。
那天夜班，我沒敢麻煩同事，自己扛著腰疼著硬是站完了2個小時。我以為我還年輕，回宿舍睡一覺就好了，沒想到腰竟疼到睡不著覺。眼看覺是睡不成了，我洗了把臉，咬著牙自己去了醫院。
打車要103塊，我有點舍不得，騎共享單車先去坐地鐵。到了醫院，我努力用一個不那麽狼狽的姿勢將上半身撐在護士台的詢問口，問：“你好，請問核磁共振往哪裏走？”
護士看了我一眼，說：“現在都（下午）3點多了，做核磁要排隊，你今天不一定來得及。”
“你能不能用醫院座機幫我打個電話問一下那邊，前麵還有幾個人？我一個人來的。”
護士沒有打電話，臉上很平靜：“那你的家人呢？”
“我一個人在這裏工作。”
“同事呢？”
“在上班。要不你問一下吧，打一下很快的。”我眼睛看向她手邊的座機。
護士終於撥了電話，我還是在當天拿到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並從醫生口中聽到了一個很耳熟但又讓我覺得不應該與自己這個年齡有關的詞：腰椎間盤突出。
在身心雙重負荷之下，我身上的最後一點力氣也沒有了，我開始懷疑這份工作對我的重要性和價值，是不是值得我拿自己的健康去換。我多想有個人商量一下，告訴我下一步怎麽走，可爸爸聯係不上，媽媽又是一個靠想象去想象社會的人，她隻會覺得我不懂事，吃不了苦：“這份工作又好又穩定，別人想上還上不了。”
我開始沉寂、默默無聞，試圖隱身、試圖討好，隻想和其他人一樣隨便混日子。
4
我們每年有2次升職的機會，都是通過機考、實操考試、綜合測試來決定的。
機考和考駕照的“科目一”差不多，需要背書本上關於值班員的題目，然後在電腦上考試，這種考試有點呆板，據我所知，很多值班員在升為值站後，都不知道考的那些專業名詞是什麽意思；實操考試就是考對各類設備的操作，比如自動售票機卡票該怎麽處理，消防設備的操作，IBP盤（綜合控製後備盤）的操作等；綜合測試依然和實習培訓時一樣，3個級別比你高的人依次對你進行提問。
為了保護我的腰背，我開始蓄力升職。一切都很順利，雖然最後的綜合測試我是第一個進去的，但我準備的確實不少，甚至還擴展答出了考官問題以外的知識點。
2020年1月，我升了值班員。工資加了1000左右，每月到手能有6000多，工作內容在我看來也變輕鬆了——不再需要每天站4、5個小時了，隻是在車站控製室內記錄台賬、監控設備是否異常、統籌聯係各方車站人員。
這時，恰逢有一條地鐵新線路要“開荒”，我就報名去了。
進行“開荒”工作時，我們要駐站值守，監管未開通地鐵線的剩餘施工，確保安全。同時，我們也要看守地鐵通道，防止閑雜人群進入，並在後續階段協助地鐵進行試運行。在地鐵站正式對外開放前，我們需要保證一切運行正常，為運營做好準備。
此前我聽人說“開荒”很累，也有人說“開荒”很爽。我的體驗是，去“開荒站”比待在“開通站”要舒服很多——至少是朝九晚五的作息，女生甚至不用上夜班。有了之前的經驗積累，我的緊張感少了很多，很多事也變得得心應手，我能感受到工作氛圍明顯輕快了起來，大家一起點奶茶的時候也不會“漏了”某個不起眼的站務員。
我以為自己又可以繼續每天努力工作了，直到那天下班，我站在小區門口的黃泥地上，腿上裹著厚厚的過冬打底褲，尿了出來。
“開荒”相對輕鬆，但工作環境也惡劣，開荒中的地鐵站相當於一個大型的封閉的地鐵隧道。戴上白色的N95下站台，口罩不到半天就開始發黃，一天下來直接發黑。最要命的是，這裏第一個建好的，並不是廁所——地底下的工人太多了，以前有過很多先把廁所建好、然後他們不規範使用的案例，所以後來幹脆把廁所安排在最後建。
和我一起守站台的保安小哥，在混熟了之後跟我透露：站台這層有一個隱蔽的小房間，男生大多會在那裏解決“小需求”。我麵上做出一副“真的假的”的表情，心裏暗暗皺眉：這幫男生……
但這還算文明的，畢竟隻是解決“小需求”，工人們大多沒有那麽文雅，我有一次巡站時有幸親臨現場——走到工地上沒有門的門口時，看見一個戴著頂安全帽的人蹲在空地上，我沒敢看真切便退了出去。等我巡完一圈再回來時，地上果然多了排泄物。
在這個地方，男生尚且可以用手一遮，然後毫無顧忌地酣暢淋漓，女生呢？站外有一條泥巴小“路”，通往一個臨時的公廁。說那是路，實在是勉強，它隻是開墾的濕泥地裏較為好走的硬泥。為周邊建築工人使用的臨時公廁往往沒有排水係統，壽命通常隻有兩三年——地鐵站完工了，它自然是要推掉的，建得那麽好，沒有必要。我去的女廁臭氣熏天，每個坑的落腳處甚至排水道裏都丟滿了衛生用品。廁所的門還是壞的，冬天風裹挾著雪“呼呼”往裏刮，夏天蚊子蒼蠅的數量堪比一個養蜂場。
那個冬季多雨，一下雨泥巴路就會變得濕滑軟塌，踩一腳鞋都能陷在裏麵拔不出來，然後人還可能因為慣性摔在又冰又水的泥巴裏。我的褲子常混著工地上的泥巴濕上一下午，次數多了，我也不願意去廁所了。工地裏不再有人問喝不喝奶茶，連飲用水消耗得都比別的站慢一半——女生基本不喝水，我們一般會憋著，基本上一天隻去一次廁所。
但在那一天，快撐到家門口的時候，我還是憋不住了。24歲、剛畢業沒多久的女生，像一個尿失禁的老年人一樣尿在了褲子上。為了保持僅有的尊嚴，我站在了小區路邊的草地上，我不想讓尿液滲到水泥路麵，這樣水泥路上會一直有我尿液的氣味。天空飄起了小雨，我擔心尿液的氣味會因為下雨變得更濃，又愚蠢地祈求這些雨可以讓別人以為那沿著我小腿滴下的液體隻是雨滴。
自此之後，我的泌尿係統出現了毛病，我明明什麽都沒喝，卻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上廁所，我開始尿頻、尿急，趕去醫院的路上，坐一站地鐵我就得下車，體會血液伴隨著尿液一起被排出體外的刺痛感，然後繼續循環。醫生說我這是尿路感染，複發率很高，確實，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痊愈。
5
2020年的7月底，“開荒”結束，新車站開始投入“正線運營”，我不用再忍受臨時公廁了。有乘客入站乘車，要處理的事務和台賬的記錄也更多了，隨著第一年疫情進入了人人自危的時期，車站裏隔一段時間就發現“黃碼”的乘客，我們又得抽出額外的十幾分鍾去處理這件事，一天至少得3個。
仿佛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事都遊刃有餘。尤其是和我搭班的新值站程程，她聰明、漂亮、情商高，無論男女，她都可以談笑風生，從不因為自己的職位等級對誰頤指氣使。就算新地鐵第一天向乘客開放，整個車站忙成一團亂麻的時候，她說話依然笑嗬嗬的，一開口，讓整個氛圍都變輕快了，我頂禮膜拜。
正式運營的第一天中午，我們都忙得沒有空吃午飯，程程一邊在電腦上飛快地打字，一邊和安檢交代注意事項。我一邊接行調的電話，一邊在本子上寫台賬。臨近下班，車站又出現了一名“黃碼”乘客，程程放下手中的活就跑了出去，我吃了一口晚飯，和她在對講機裏溝通一句，手上的筆都沒有停過。這時，接班的值站老魏來到車控室，他掃了一眼滿桌麵的台賬稿紙，皺眉問我：“怎麽那麽亂，真的連收拾的時間都沒有嗎？”
雖然我們叫他老魏，但他也比我早2年來地鐵。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沒有開過荒，有沒有時間收拾，看我的樣子不就知道？但我默認了他的不滿，繼續搞我烏七八糟的台賬，程程還在窗外馬不停蹄地處理事務，老魏很瀟灑地簽到打卡，去男更衣室換衣服了。我那時候還是很天真，為了討好老魏，我又留下來加了1個多小時的班，後來程程進來，和他交接，我才感覺他對我說話好像緩和了一點。
第二天我是來接老魏他們的班，我特意看了下桌麵，也是亂的。老魏癱在椅子上，一副筋疲力盡的樣子，而他的值班員在趕台賬。我抿了抿嘴唇，不敢張嘴。
後來，有同事請假，我上了他的夜班。夜裏1點多，我一邊處理手頭所剩不多的事一邊和當班的值站冉冉閑聊。冉冉也是管人事的值站，請假調休都要經過她的手。我倆正聊到“幹到50歲還有沒有命上夜班”時，她的手機聲響了，她要打字幹活，就把手機開了免提：“喂？”
“喂。”對麵的聲音帶著哭腔，嗓子裏像是卡著一灘沒來得及咽不下的痰。
雙方很有默契地沉默了一會，電話那頭的聲音又虛弱地開口了：“冉冉，我生病了，明天要請個假。”
“你怎麽了，人沒事吧？”
“我癲癇……醫生說我太累了。”
電話那頭的女孩好像快哭了，冉冉趕緊安慰了幾句，老練地和她溝通好了請假流程，末了囑咐她好好休息，不要太累——我抬眼看了一眼排班表，程程是明天唯一的女生。
程程生病期間，我一直和老魏搭班。我以為自己的努力會得到他的認可，直到某天，他翻開了一本台賬，皺著眉，幾乎是用訓斥的聲音問我：“這條記錄你怎麽沒寫？”
當時恰逢站長也在，我為難又尷尬，隻好強笑著說：“我看前麵的人也沒寫。”
因為這本台賬寫得少，“開荒”期間又完全沒有用過，對於它的格式，整條地鐵線十幾個站都爭議，沒有定論。老魏沒有翻我前一天的台賬，而是翻到更前麵的人的台賬：“他不是寫了嗎？”
我隻好笑得更加小心翼翼：“我第一次遇到，不知道。”
對於我的退讓，老魏完全不買賬，大有考核我的架勢：“第一次？現在你又跟我扯‘第一次’，你知不知道這個本子沒搞好要扣6分的？”
考核最終沒有落到我身上，但是我每天花費心血最多的就是這本台賬：翻看前麵的人怎麽寫，再打電話問隔壁站怎麽寫，甚至下了班我們幾個值班員都會私下討論怎麽寫。沒有人教我們，值站們也不會，這些內容全都是我們自己按照上麵下發的不清不楚的模板，瞎子一樣摸索出來的。
過了幾天，這本台賬格式終於被摸索清楚，趨於統一——跟我之前寫的格式是一樣的。委屈憤恨自然是有的，可笑的是，我更慶幸我沒有被考核。此時，我更加體會到新員工入職手冊上擺放那句“平等”的必要性。我升職成了值班員，但似乎還遠遠不夠，我變得老練了，又好像不夠老道。
我再次開始懷疑自己，我一麵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覺得自己很廢，一麵又逼迫自己強打起精神變得更完美、更優秀。那以後，我常常白天很亢奮，夜晚也很亢奮，上了一夜的夜班老魏癱在椅子上起不來，我卻能跟剛睡醒一樣精神百倍。
6
我知道我病了。
深夜，一切都很安靜，我閉眼躺在床上，呼吸平緩，聽著自己強勁有力的心髒在我的身體裏跳動，一下一下，一下一下……我猛地從床上坐起。
生不如死。我的心裏自動浮現出這個詞，一遍又一遍。
我讓自己的身體給自己穿好衣服，直奔下樓，在淩晨3點半的昏黃路燈下，我撥了自殺幹預熱線，一邊聽著電話那頭“嘟嘟”的排隊等候音，一邊焦躁又絕望地踱步讓自己冷靜，電話自動掛斷，我就繼續打。我在夜裏看到了一隻又一隻野貓。這時離醫院開門太早了，心理援助熱線得不到回應，我不知道該怎麽熬過這漫長的4小時2分鍾——我不記得後來我那天是怎麽一個人到的醫院，隻記得醫生很和藹，診斷單上的診斷結果是“重度焦慮”。
那些日子，我隻能靠佐匹克隆片入睡。我打開公司內部軟件，搜了當初同宿舍的幾個女生，想看看她們如今怎麽樣了——不是很意外的，琳琳升了值站，田田升了值班員，別人全都搜不到了。
辭職吧。
這個想法一次次在我腦海浮現，又一次次被我立刻否定——辭職了，以我的專業出去之後又能幹什麽呢？現在疫情，企業紛紛倒閉，活下來的公司也都在裁員，我一個女孩子在這樣穩定的國企上班，多少人羨慕不來，幹一輩子都夠了。
焦慮症的事我不敢說出去，別人能扛得住壓力而我扛不住，這理所當然地被我歸結為自己的錯。家人那邊我也要瞞得嚴嚴實實，因為以往我對媽媽形容我的壓力時說：“我腦子裏總是會浮現出用直尺插進自己腦袋的畫麵。”她便會生氣地反駁我：“說什麽屁話。”
我本該繼續這樣渾渾噩噩下去，然而在第二次去醫院的路上，我對著醫院門口一個履行自己職責的保安爆發了，起因是我進去的時候沒有給他看行程碼。
“我剛剛才（從門診樓）出來，裏麵信號不好，我就是出來找個信號！”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努力控製情緒，那已經是我當時能控製得最好的狀態了，我以為我在講道理，並且語氣和以前一樣平和。
但他的反應告訴我：不是的。於是我覺得下不來台，像別人想象中的潑婦一樣，在公共場合與他爭執、吵鬧。如果是10年前，有人告訴我會像現在一樣撒潑耍賴，我一定會罵他神經病然後扭過頭去，繼續像小鳥一樣和同學聊天。
我感覺自己變得麵目全非——這份工作真的還有那麽重要嗎？
2021年3月，我向老站長提出了離職。
老站長並不驚訝，因為這行辭職的人平均下來每天都有兩三個。他和藹地問我原因，我不能說我焦慮症，扯了個謊說適應不了夜班。
按流程，他應該先對我進行心理輔導，問我是否考慮清楚，然後才能同意我走離職流程。但這次，他沉吟著對我說：“我這裏有個機會，你再等等，我看看能不能幫你爭取到。”
他都這樣說了，我也不好再說什麽，隻能先應下來，在崗位上苟著，想著再找個機會提離職。
沒過幾天，程程回來了，和她搭班，我的日子鬆快許多。她依然處事得當，接人待物中仍舊能聽到她標誌性的笑聲。如果不是那天夜班意外聽到她和冉冉的電話，我隻會覺得她是家裏有事請假了。
至於老魏，我實在不明白他為什麽要一直找我的茬。某天，我路過站長室，隱約聽到裏麵傳出來老魏的聲音：“又是她們班組……”
隔壁幾個站都在傳，我們站長要升走了。老站長走了，誰當新站長呢？幾個值站之中，能者居上。但我想，這些都與我無關了，我要離開了。
不過，我等來的不是離職流程，而是老站長所說的“機會”——借調集團的後勤部，做五休二，朝九晚六，通勤有公司專門的接駁車到固定地點接送，工作清閑，就是工資和晉升渠道可能會少點。
其實老站長沒有必要這麽設身處地為我著想，大可以按照流程讓我走人。他做到這一步，若我再走人，實在是有點不知好歹了。我想不到拒絕的理由，直到現在，我仍是很感謝他的。
老站長打開富光杯，吹散浮在表麵的熱氣，喝了一口茶：“你們這些孩子啊……”然後頭也不抬地向我一抬手，示意我“走吧”。
所以，我們這些孩子到底怎麽樣呢？
7
2021年5月，我僥幸通過麵試，調到了後勤部，進行為期3個月的實習，算是過上了閑適的生活。去了那裏之後我才知道，這個名額本來就是集團總部下發給一線工作人員的，要我們自願報名，因為工資不高，升職也難，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來。
當時和我一起麵試的還有5個女生，等待時我問過她們，她們並不想來，都是被拉過去談話之後“自願”要求來的。我所在站區除了我以外，也有幾個人也想來混日子，但都被拒絕了。我猜測，也許是下發的郵件被攔截，由上一層挑選合適的人，畢竟，車站某些重點崗位的人離職，於車站整體運作不是什麽好事。
但後勤和車站完全不同，因為在集團總部，樓裏隨處都是在車站八卦裏才能聽到的大領導。人生地不熟，我走路都得挑選路線，生怕不小心碰到大領導，給他們留下一個我支支吾吾、不會說話的印象。
車站那種快節奏的壓抑生活一步步離我而去，後勤崗位的工作內容本就不多，薪資也隨之調整，很多同事都是家裏有礦來混個五險的。我本該在這種環境下慢慢地重新變回正常，但因為一個人對我的態度，這事變得困難了。
我辦公室的同事有3個人——奈德，滿滿和富貴。
奈德執行能力強，一個人幾乎承包了辦公室所有的事務。在我看來根本搞不定的事，他一個電話就能處理好，為人處事麵麵俱到，對接任務發條消息都要三思而行。和他比起來，之前的搭檔程程簡直就像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很是知道怎麽才能讓自己在這裏存活得更舒適：“領導給你發任務，不管多簡單，你都不要馬上做好，你做好之後要等到最後一天再交上去，因為活兒是永遠幹不完的。”
滿滿很呆。我第一次跟她交流工作事項的時候，她一邊打字一邊回答我提出的簡單問題，打字速度慢得像個老年人，大腦轉動速度也像老年人。話說到一半，她甚至會忘記自己接下來該說什麽。我試圖引導話題，將她往正軌上帶，但她徹底屏蔽了外界，仿佛她在說話的時候，大腦就無法接收別人的信息。那次她花半個小時交代了我下午的兩件任務是什麽，那感覺就像有人花了半個小時斷斷續續地給我念了一遍26個英文字母。
富貴人如其名，家裏資產千萬。有錢真的可以解決大部分煩惱，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們這個階級裝都裝不出來的寬和安逸的心態。
我剛來後勤部的時候，部門領導大手一揮，將我交給奈德“培養”，囑咐他好好教。跟著奈德的第一天，他在電腦上打開釘釘，拉開公司的部門框架結構，指著上麵問我：“你看這裏，你看出了什麽？”
上麵先是幾個大領導的職位和名字，然後就是各部門。我看了半天，什麽門道都沒看出來。他神秘一笑，鼠標在後勤部上晃了幾個圈：“知道以後各部門的老大是誰了嗎？”我配合著他點頭，恍然大悟般地拖著聲音回了個略為誇張的“哦”。他接著對我說：“新人進來之後一般都會問我‘晉升快不快’，我們現在接觸的都是大領導，你幹得好，領導看得見，升職機會肯定比車站多。”
後麵我一直跟著他，上班前幾天他對我還像同事一樣，來時打招呼，走時說再見。但是很快我又發現了他的另一個優點：精簡人物關係，從來不會在不重要的人身上花精力。
也許是因為我沒有按規矩給奈德“敬香”，他對我冷淡下來。他沒有教我在後勤部會接觸什麽工作內容，也沒有告訴我做什麽事應該找哪個部門、哪些人我們以後會經常接觸到。我甚至不知道我當下該做什麽才能盡快融入這個群體、接觸到我將來的本職事務。
在之後的日子裏，我和奈德打招呼他大多不會聽見，他忽視我的肢體動作、口頭語言，戴著耳機低頭看著路，直接走到他的工位上去。即便如此，我下次、下下次還是要和他打招呼——我們看似是同事，可他隨便一個動作就能讓我焦頭爛額。
讓我覺得融入困難的不僅是奈德對我的冷淡——開會時我發現，我所要接觸的人中，不僅是同事，包括領導，除了滿滿，全是男性，烏壓壓一片。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大多是談論工作，可工作上的事奈德幾乎一點都沒有交給我。我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實習生，和他們任何人都不熟悉，一天連見麵的機會都沒有幾次，實在是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建立聯係。
更糟糕的是，這裏分工不是十分明確，本該和我對接的人，也是從其他部門拉過來臨時兼任的。這就像，我是學校的專職老師，到了學期末的時候被告知要接手兼職老師帶的班。兼職老師時間一到就會走，才不會管那個班的成績如何，而我得使出吃奶的勁把這個班的成績拉上去。我不可避免地被“兼職老師”坑了不少——他對我的到來表示十分高興，然後在他離開這個崗位還有2個月的情況下，迫不及待將我拉進了一個又一個的群。也就是說，這2個月裏，他還是這個崗位的員工，但所有的責任和工作，都是我這個實習員工來包攬。
更絕的是，他還交給了我一個十分離譜的活兒：排除一樓和負一樓的消火栓，並畫出消防疏散圖，截止日期是1個月之後。兩層樓的消火栓有100多個，光一個個找一遍，沒有兩三天的工夫是不行的。更麻煩的是要畫圖——不是簡簡單單在紙上畫，而是要先用app建立一個區域模型，再將模型裏消火栓的位置一個個標出來。這活兒畫圖老手就要3天，我這樣連模型都不會建的人，估計一整個月可能都要耗在這件事上。而這件事是1個多月之前就安排下來的，他紋絲不動地在任職期就留給了我，傻子都知道有問題。
我和滿滿在辦公室討論了這件事，她強烈表示這種事不應該讓我這個新手來做。奈德則一直低頭刷著手機，不語。
8
臨近任務結束期，“兼職老師”給我發來了微信，問我畫圖完成得怎麽樣了。我委婉地表示，這個活我幹不了。第二天，他部門的主任級別的領導就來找我談話了。
我並不屬於那個領導管轄的員工，而他說的話也十分微妙。他並沒有像其他領導一樣先寒暄幾句新工作適不適應，而是後仰在椅子上覷著我，隱晦地表示，“新工作要做好”。我估計是“兼職老師”向他吹了什麽風，他部門不想接這個活，又覺得我這個新來的好糊弄，所以才有了這次談話。
我微笑點頭諾諾應下，心裏卻不以為然。回去後，我把這件事和滿滿說了，她和我一起吐槽了好長時間，並表示會和領導反應。中午我和滿滿在食堂排隊的時候，又好巧不巧地遇見了上午談話的領導，他和上午的表情神態完全不一樣，主動和滿滿打了招呼，臉上恨不得笑出一朵花。他們隨意攀談了幾句，又各自找了位置吃飯。
後來我才知道，滿滿的哥哥，級別比那位領導還大上許多，屬於我們基層員工見不了麵的那種。滿滿很笨，她自己清楚這一點，但從未因此庸人自擾，工作對她來說很難，她就耐心地坐在工位上用食指將該錄入的文字一個一個敲進去。像她這麽有“背景”的人，在整個公司裏都屈指可數，但她半點架子都沒有，她似乎就不像一個在國企混了那麽些年的人，不會隻看利益說話，她曾經給以前的同事打了一下午的電話，就為了給我弄到一個奈德一句話就可以搞定的內部電話。
就是這樣一個能力薄弱至此的人，在那個時候成了照亮我的微弱光束。
在我來後勤部的第二個月，滿滿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安全部來檢查，發現安全通道裏的一扇窗戶不夠穩固，當風吹來時會有聲響。通道是滿滿的管轄範圍，整改的責任自然落到了她的頭上。
她和奈德討論的時候，我想學點經驗，就在旁邊聽著。這件事在我和滿滿看來，牽扯頗多：
窗戶是設施維修部負責維修的，大可以讓他們來處理，但通道又是滿滿的轄區，且安全部是向滿滿交代的問題，維修部自然會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推諉扯皮，更何況我們的工作以後少不了維修部幫忙，就這麽大手大腳把問題一甩，似乎也不大合適 。
當年安裝窗戶的是外單位的施工部門，他們願意過來修，但現在他們遠在安徽，因為疫情工人們回來至少也要7天，但安全部要求窗戶不僅要在7天內修好，還要走審批，係統上領導挨個看過覺得沒問題才算通過，時間上根本來不及。
奈德提供了兩種方案：一，私下裏找維修部關係較好的工班來修；二，打電話給維修部的工程師，讓他交代手下的人把事情接過去。
“一個工程師而已。”說到第二個方案的時候，奈德的語氣很輕巧，仿佛部門工程師遍地走。
在地鐵單位，工程師幾乎是和站長一個級別的，區別在於站長多接觸基層，工程師多接觸高層。奈德的級別和這兩者差了不止十年光陰，卻能說出這樣看似初生牛犢的言論，也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性質——他的職位放在古代皇宮，相當於皇帝身邊的大內總管，官銜不高，門門道道不少，各種各樣的東西都要經過他的手。在我和滿滿看來進退兩難的事情，對於奈德來說，隻需要一個電話，一個人情。在國企，級別也並不完全能壓製一切。
在這裏的第三個月，我突然被通知要調回車站，會有一個新來的女生來接替我的崗位。
我坐在工位上，一天沒有說話，無意義地刷著手機裏的短視頻。
奈德難得語氣緩和地問我：“晴晴，車站給你安排工作了嗎？”
我頭也沒抬：“沒有。”
到了下班時間，想著以後可能跟他們再也不會有交集了，我刻意沒有打招呼，以免發生沒人回應的難堪，隻收拾了自己的東西，想要悄悄地離開。走到門口的時候，正在打字的滿滿目光移向我，隨意又自然地說了一聲“再見”，跟著，富貴似乎也發現我要走了，抬頭笑著說了一聲“再見”，奈德依然低著頭，刷著自己的手機。
晚上，我歪坐在床上，眼睛看著斜上方。我不知道那裏有什麽可看的，一個空調，什麽都沒有。我隻好盯著空調發呆——我已經3個月沒在車站待了，專業知識我已經忘了四五分，更別說操作那些一個按鈕摁錯就會滿盤皆輸的儀器。
從前的焦慮又在我的腦海裏自動播放，恐懼慌亂從我的心髒蔓延至四肢百骸，再通過一個個顫抖的細胞重新輸送回去。我忍不住像劇烈運動時一樣張大嘴不停地大口呼吸。那晚的痛苦比以往每一次都要猛烈，理智驅使我強行控製住顫抖的手，手指敲擊手機上的鍵盤搜索抑鬱症相關內容：安眠藥，一盒150元；帕羅西汀，一盒236元；氟伏明，一盒389元；氟西汀，一盒472元；喜太樂，一盒569元。
工資就這麽點，還得付房租，一個療程下來，我怎麽負擔得起。
我關閉手機，合上了雙眼。
9
2021年的8月，我回到了車站。程程成了新站長，老魏還是原崗位，對我的態度明顯好轉。
冉冉先我一步辭職，原因是作為人事值站，在疫情期間，竟連自己的年假和調休，都因為車站人手短缺無法請到。11月份，她放棄年終獎和十幾天沒休完的假期，毅然走人。
我點開釘釘，她的頭像還在，點進去，個人資料變成一片空白。她的朋友圈發了一張釘釘主頁的空白截圖，配文，“人生不是賽道，而是曠野”。我又點開了同一批次進來的琳琳和田田的頭像，她們主頁正常，琳琳還是值站，田田還是值班員。
之前，我一直在這條賽道裏拚命奔跑，但是現在，我也許該離開了。
第二天我找到程程，第二次提出了離職。她和我談話時笑容裏多了點和藹可親，少了她標誌性的笑聲，整個人顯得更加沉穩：“現在疫情那麽難，多少公司因為疫情倒閉，你要出去，真的考慮好了嗎？”
我笑了笑：“我已經考慮8個月了。”
待在車站的最後一個月，程程給我安排了相對輕鬆的崗位。走完流程從人事部離開的那一天，我站在馬路上，遠處過往車輛行人川流不息，綠化帶的植物紅的紅、紫的紫——周圍的景象隨著我的辭職離開流動起來，事物又開始有了色彩。很快，我的焦慮症不治而愈。
我將我離職的消息分享到了大學宿舍群裏。不出我所料，群裏一下子炸開了鍋。
我們聊了一會兒，他們都很好奇我為什麽要離職，我大概說了一下原因，他們都紛紛安慰我。我也是這個時候才知道，原來當初和我同一批去那個地鐵公司的同班同學，都早於我離職了。
每個城市地鐵的管理製度都是不一樣的。我私下裏稍微問了一下在鄰市工作的同學，她那裏的地鐵隻通了一條線，雖然日常工作也繁雜，但要求沒有那麽嚴格。回頭想想，在這份工作裏我也有收獲，至少我再也不是什麽都不懂的職場小白了，讓無數年輕人叫苦叫累的工作，我甚至覺得還算輕鬆。
在家休養了2個月，我憑借平時對素描的練習積累找了一份教培的工作，做六休一，每天工作7個小時，工資待遇確實沒有地鐵好，但是我覺得輕鬆許多，連走路的步伐都輕快了不少。
幹了一段時間後，前台老師找我閑聊：“小姑娘，你真的能吃苦，之前我們這裏也有一個小姑娘，和你差不多大，幹了沒幾天就覺得累，走了，我看你好像一點都不怕苦的樣子嘛。”
我笑了笑，沒有說話。
哪有人天生會吃苦？我爸爸腿上有一道疤，肩膀上有一道疤。腿上的疤縫了6針，那是1993年他為了跑業務騎摩托車路過泥濘的河道摔的；肩膀上的縫了13針，離脖子幾厘米遠，那是他1995年外出跑業務時遇到搶劫被砍的；他的腳底板老繭特別厚，他睡著後我用指甲撓，他都沒有反應，那是連摩托車都沒有的時候，為了跑業務磨出來的。
離職的事我始終沒有和父母說，畢竟在上一代人眼裏，現在工作的苦還算什麽苦呢？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
1
江浙一帶的城市，市中心那些密密麻麻的街巷裏弄，有的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從外麵看，青磚白牆灰瓦，很有江南情調，但居住其中才知道，這些老房子冬天停水，夏天停電，一條巷子近千戶居民隻有一個公廁，每天早上大家排隊倒馬桶，連最基本的生活質量都無法保證。
我和英子第一次見麵，就是在文明巷公廁的化糞池旁，當時我倆各端著一個痰盂，忍著惡臭在排隊。那是1996年，我九歲——從六七歲時能夠得著化糞池上沿起，我就開始幫家裏倒痰盂了，倒一次我媽給我一毛錢，想著這錢可以買一根鹽汽水老冰棒，我便樂此不疲地領了這個任務。
當時文明巷中倒痰盂的人大多是每家的阿婆、媽媽或是女兒，雖然我說不出每個人的名字，但大致能知道哪個人住巷子的哪段，是哪家的，尤其是那些與我年紀差不多的女孩。所以，當陌生的英子一出現，我就立刻注意到了她。
當然，對陌生女孩的好奇，敵不過電視劇的魅力。我喜歡在排隊時和鄰居姐姐聊天，問她們前一晚的電視劇演到哪裏了。聊著聊著，我就沉浸在小青姐姐對《東京愛情故事》的講述裏。小青姐姐那時十五歲，人美聲音甜，在中專學幼師，我從小就是她的小跟屁蟲。但不知為什麽，那天小青姐姐講著講著，語速就慢了下來，開始詞不達意，左躲右閃，表情很不自然。我隨著她的目光四下張望，並沒有發現什麽異常，排在後麵的英子卻突然躥了出來，徑直接過小青姐姐手上的痰盂，用近乎命令的口吻道：“我幫你倒，你先走。”
小青姐姐猶豫了一兩秒，點頭，把痰盂放在地上，迅速跑開了。
我完全沒明白發生了什麽，問：“怎麽了？”
“往前走，排到你了。”英子並不回答，隻推著我往化糞池走。
等我倆倒完痰盂，去旁邊的水龍頭清洗幹淨，小青姐姐才又笑靨如花地出現。她的身邊多了一位戴著隨身聽、推著自行車的大哥哥。那個自行車的車把朝外翻，和我們弄堂裏的自行車都不一樣。兩人有說有笑，路過公廁，小青姐姐好像不認識我們一樣，一個眼神都沒投過來，她還特意去分大哥哥的耳機，大哥哥低著頭，注意力全在隨身聽上。
我和英子站在化糞池旁，看著小青姐姐走遠。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每天必做、如飲水進餐一般的日常，在一些人眼裏是丟人的、不體麵的、需要隱藏的。
那天之後，無論我媽如何威逼利誘，我都不願意再去倒痰盂了。
文明巷最大的特點是沒有秘密。很快，我就知道了英子的所有信息：她是鄰居魏嬢嬢的外甥女。魏嬢嬢夫婦在中學當老師，是這條巷弄裏少有的文化人，他們有個獨子在部隊當兵。魏嬢嬢的妹妹，也就是英子的媽媽，更是這條巷弄裏的“傳奇人物”，她從小長得漂亮，學習也好，從醫學院畢業後就進了市裏最好的醫院做醫生，後來和同事結婚，生下了英子。
90年代初，英子爸媽雙雙被單位選中派去加拿大進修兩年，才兩歲的英子被托付給了大姨。可兩年後，英子媽媽拒絕回國，滯留加拿大，隻有她爸一個人回來了。對此，文明巷裏說什麽的都有，有人說英子媽媽的被資本主義的紙醉金迷誘惑了；有人說她和白人導師有一腿；有人說她在唐人街替黑戶開刀，一天賺的錢就能買一架鋼琴……無論真相如何，客觀結果是一定的——英子媽媽的選擇害得她和丈夫雙雙被開除公職。
英子爸爸是外市的，離婚後就帶著英子回老家了。直到1996年的夏天，英子爸爸再婚，為了給新妻子一段適應的時間，便趁著英子放暑假，再次把她托付給了大姨。
因為要抓緊時間開補習班賺錢，魏嬢嬢夫婦在暑假裏也很忙。每天一茬一茬的中學生把他們家不大的空間擠得滿滿當當，從早學到晚，英子夾在其中很無聊。而我爸媽是國企雙職工，早八晚六在工廠上班，暑假家裏也隻有我一個人，守著電視也很無聊。我們兩家住得很近，於是，兩個無聊的小姑娘，就在1996年的暑假成了“臨時好友”。
2
1996年的夏天，悶熱難耐，天氣預報播報的溫度似乎永遠都是39度。我不怎麽出門，一個人待在家看電視、寫作業。
英子第一次上門，是要拉我去附近的百貨大樓裏吹冷氣，我不敢：“我媽讓我待在家裏乖乖的。”
“待在家裏乖乖的會被熱死。”英子拉著我出門，步行十分鍾就到了市中心的商圈。
雖然文明巷逼仄、困頓甚至生活環境難堪，但隻要抬頭看，不遠處就是最繁華、最鮮亮的市中心。我們一般去商場四樓的家電櫃台，能同時吹冷氣和看電視。待久了，售貨員嫌我們煩，態度不好地攆人，英子會懟回去：“是你家嗎？有誰規定小孩不能來？”說完她就拉著我跑，再換一家百貨大樓待。我們偶爾也去新華書店看書，不過那裏沒空調。
那段時間，我倆就這麽從一家百貨大樓流浪到另一家，傍晚在我爸媽下班前回到家就好。如果遇到下雨，我們也不打傘，就不徐不緩地穿過一棟棟大樓抄近路回家：先穿過五星級飯店一層的門麵，那裏有新鮮出爐的香噴噴的蝴蝶酥；再路過百貨大樓化妝品櫃台，那裏有選購商品的都市麗人；最後從本城第一家超市的進口軟糖櫃台旁的後門出去，就到了文明巷的巷口。
一拐進文明巷，就是另一番天地：巷口的公廁始終有人在排隊，腳下流淌著汙水穢物，頭頂晾曬著每家的內衣被單，這邊鄰裏在寒暄熱絡，那邊夫妻在大打出手。那時我還年少，雖然窺探到了巷子內外的一點點不同，但懵懂的我還不知道，這就是後來爆火的網絡用語——“世界的參差”。
那年暑假還發生了一件大事：風傳已久的拆遷首次落了地，這個舊片區靠近外馬路的兩條巷弄要拆了，拆遷條件很好，可以等兩年，原地還建房子，還有貨幣補償。而我家所在的巷子太靠裏，似乎永遠動遷無望。
那段時間，陸續有人家談妥條件，簽字走人，推土機隨即就到，轟隆隆地鏟平一切。對於留下的人來說，拆遷遙遙無期不可怕，可怕的是與昔日一起受苦受難的老鄰居一下天差地別。
英子來找我，經常會碰到我爸媽吵架。
我媽文化水平不高，但吵架時說話很有哲理：“這世界上隻有兩種人，一種是用抽水馬桶的，另一種是每天去倒馬桶的。我怎麽命這麽好呢？拆遷拆到隔壁巷子，嫁人嫁了你這麽個沒本事的男人。”
我爸好脾氣，端上半個冰鎮西瓜：“吃西瓜吃西瓜，祛熱敗火。”
我媽不依不饒：“離婚，孩子誰想要誰要。”
看到英子來找我，他們會暫時停止爭吵，扯一些哭笑不得的場麵話。我有些難堪，拿起從前倒馬桶攢的錢，拖著英子去弄堂小賣部要請她吃冰棒。
兩個小姑娘坐在路邊的青石磚上，沉默地吃冰棒。我問英子有沒有辦法進到五星級飯店的房間裏：“我想試試抽水馬桶，為什麽我媽媽在乎它超過我？”
可能是為了安慰我，英子第一次和我說起她的媽媽：“你媽就是說說，不會當真的，我奶奶說，我媽才是真狠心。”
英子對她媽媽沒有任何記憶，但在她爸爸和奶奶的講述中，她媽媽是個為了滿足個人私欲坑害丈夫、背叛國家的女人，於公於私都要被批判鞭笞。可是就在幾個月前，英子在家裏翻到了她媽媽在很久之前寄來的信，信中解釋說，當時她做的一項科研快出成果了，如果能成功，她就能申請身份，然後就可以接女兒去加拿大生活。於是她申請了延畢，之前醫院也有人這麽做，隻不過她沒人脈沒關係，申請被冷處理了。
英子說，那封信裏有張照片，一個還挺漂亮的女人站在一棟房子前麵，“那種房子我隻在電視劇裏見過，房子前麵還有小花園”。因為這封信，英子和爸爸發生了爭吵——她想知道，媽媽還有沒有寄來別的信，但爸爸拒絕回答，還把她送回文明巷“冷靜冷靜”。
這年暑假快結束時，英子爸爸帶著新妻子來到文明巷，把英子接了回去。聽說，她被送進了一家寄宿小學讀書，再後來的四五個暑假，我都沒有見過她。
3
越來越多的巷弄“拆”字上牆，而我家所在的文明巷依然沒有消息。我小學畢業那年，我媽似乎已經抱怨不動了，她將全部希望都押在我身上。她不接受我直升附近的菜場中學，一定要想盡辦法為我擇校。
我爸媽挖掘了所有關係，求爺爺告奶奶，終於靠著三代本地土著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拐彎關係，又斥資三萬元讚助費，把我送進了排名靠前的重點中學。當時房地產行業剛剛興起，本市房價不過千把元一平，那三萬塊再加些錢，都能買套像樣的房子了，但大多數人還沒有購房的理念，包括天天盼著拆遷的我媽。
初中開學報到，我竟然重遇了英子，她就坐在我的後排，神采奕奕地衝我笑，令我驚喜不已。原來，她已故的外婆曾是這所學校的教師，職工家屬有入學福利，加上她爸新添了個兒子，大人們商量後，便把她的戶口遷到了大姨家，由她媽媽支付撫養費。
我倆重逢的歡欣並沒持續多久，很快就被班上的情況給震住了——開學第一天摸底考試，奧數、語文、英語、綜合測試，試卷難度之大不說，還有很多知識點我的小學課本連提都沒提過。班上的同學各顯神通，他們有的曾參與奧數競賽，有的作文能拿滿分，甚至有個女生還能寫一手漂亮的英文花體字。
我這才知道，我們這個班是“共建班”，專門招收“共建單位”員工子弟，家長都大有來頭，幾乎全在軍區單位、政府機關、三甲醫院和高校任職，再次的，也是本地知名的企業家。而我和英子是這個班裏家境最普通的孩子，也是這個班的異類。
學校試點搞素質教育，每天下午三點後開展興趣班，可供選擇的科目很多，文化興趣班包括天文、文學、電影、各種樂器；體育興趣班有網球、高爾夫、遊泳、籃球、排球。我和英子選了文學社和網球課，都為我們打開了新世界。
與學校豐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我家的情況愈加黯淡——國企改革，我爸媽雙雙下崗。我媽媽絮叨的內容升級為：“三萬擇校費，一學期就是五千，每個月你上學雷打不動就先花掉一千塊。我和你爸才賺多少錢？你最好每個月學回來一千塊錢的東西。”
這年暑假，傳聞已久的拆遷終於輪到了我家所在的巷子，大大的“拆”字上了牆，我媽安心了。隻是，此時的拆遷政策不如幾年前的好，在原地還建房子已是癡心妄想，接下來的日子，每一戶人家都在和拆遷辦拉鋸。
小青姐姐二十多歲了，出落得非常豔麗，但性格和長相相反，柔柔弱弱的。她在一家民辦幼兒園做老師，沒有編製，收入不高，那段時間，父母不斷催促她相親，希望她趕緊結婚——家裏增加一個人頭，就算增加一部分麵積。我們會碰到不同的相親對象送她回文明巷，而她總是悶悶不樂的樣子。後來有一天，她留下字條走了，聽說是和朋友一起去深圳闖蕩了。
那時候拆遷，確實是摒牢得時間越久，得到的條件越優渥，於是巷子裏生出了不少“釘子戶”。等我家搬離的時候，已經每隔一天就會停水停電了。那段時間，真的很難捱，我們一家生活在一堆廢墟之中，沒電，天又熱，我媽會切一個西瓜，把中間最甜的部分盛在碗裏給我，然後她和我爸一人捧著半個西瓜，用勺子挖著吃。吃著吃著，兩個人開始愁雲慘淡，討論著是要“貨幣補償”還是要“房子置換”。貨幣嘛，和房價比太少了；置換房子嘛，遠到城鄉結合部去了。聊著聊著，他們就會在某個點上爆炸，惡語相向，最激烈的一次，互砸西瓜。有時他們又會很開心，暢想搬到遠郊的樓房去，如何裝修，怎麽布置，搞出一個體麵溫馨的家。
最終，他們選擇了城鄉結合部的一個還建小區，麵積大一些，一套兩室一廳的現房。家裏有了真正的衛生間和廚房，我也有了自己獨立的臥室。但新家周圍非常荒涼，都是泥巴路，我每天上學要先騎車十分鍾才能到達最近的公交車終點站。生活裏的種種不便還是次要的，最大的問題是，我家原本私有產權的房子變成了向區房管所承租的公房，要一次性繳納大幾萬塊“買斷”後，才能重新擁有房子的產權——可我家裏的存款之前全用在了我擇校上了。
英子她媽從加拿大寄回了一些錢，幫她大姨家換了個一室一廳，英子還是沒有自己的房間，晚上要在客廳的沙發上鋪床。好在我們依然是鄰居，我們對新小區很滿意。當時《流星花園》正流行，每個女孩子都被迷得如癡如醉。英子問我：“你喜歡F4裏的誰？我不和你搶，我換一個喜歡。”於是，我喜歡道明寺，她喜歡花澤類。
會寫花體英文的女班長邀請我和英子去她家玩，她爸爸在政府單位工作，去寶島交流時帶回了《流星花園》的全套VCD。她的家在市中心的商品房小區，三口之家，四室兩廳，小區裏竟然還有羽毛球場和籃球場。
那天，F4的吸引力遠不如班長的家。
4
我和英子順利考入了這所學校的高中部，在周圍人的眼中，我們屬於“一隻腳已經踏入大學校園”的天之驕子了。其實我倆的成績在班裏隻算中等，沒想到我們的中等，在其他學校裏已經算是尖子生水平了。
高中時我倆被分在了不同的班級，隻有每兩周一次的文學社的課是在一起上。交流不如以前方便了，我們便互相寫信，也不貼郵票，套上信封放在校門口傳達室，等著對方去取。
英子進入高中後很活躍，成了學校裏的明星人物。學生會、文藝部、廣播台，到處都有她的身影。不再和她同出同進的我，恢複了普通平凡的狀態，每天埋首於數理化題海，回到家就被我媽的唉聲歎氣籠罩。
下崗後，我媽為了生活，白天要給好幾家公司代賬，晚上去大學城裏做宿管。我爸去了外地，在一家小工廠做他的老本行，一家人分隔兩地。可能是他們對乖巧懂事的我放心，也可能是他們維持了小康家庭的基本體麵外再無餘力，總之不太管我。隻是我媽偶爾會叮囑：“不要和英子走太近，這個小姑娘心太野了。”
當時班上流行看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男生們傳閱的那一本，其中的“精彩段落”都有了明顯標記。我和英子也看，說實話，我看不太懂，英子說她很喜歡這個小說，還給我背誦了書中寫直子第一次性愛時的片段，用的詞句是“聽過最亢奮聲音裏最淒楚的”。即便如此，英子在我心裏也隻是更外向開朗、更敢說敢做一些，和我媽說的“野”是不沾邊的。她是個永遠不服輸的女孩，總是要衝在前麵，要麽0，要麽100。
直到後來，我收到一封英子裝錯的信，才對她有了新的認知——那是她寫給文學社小黃老師的信，裏麵大段大段摘抄了《挪威的森林》裏的文字，就是男生們會折頁的那些。我雖然看不懂小說，但不妨礙我懵懂地知道那些文字在寫什麽，我認為這些內容不適合和異性老師討論。
小黃老師剛從師範院校畢業工作沒幾年，除了本職工作，還兼任校文學社的輔導老師。他長相一般，但風趣幽默又從不擺老師架子，所以在學生們中間很受歡迎。他曾主動給我寫過信，在信中細致地描繪我的長相，說我的眼睛是他見過最澄靜且蘊含感情的。他誇我是個聰穎秀麗的女孩子，又有文學天賦，鼓勵我多寫多看多交流，還推薦不少小說和電影。說實話，收到信的那一刻，我是洋洋自喜的，一個少女被關注、被肯定的雀躍，還有“我真的有那麽好嗎？”的羞怯，讓我視這封信為隱秘。我和任何人都沒有說，包括英子。那時候學生對老師都是本能的尊重和信任，但不知為何，我內心總覺得哪裏不對勁。我非常簡單客套地寫了幾行字的回信，大意是感謝老師的鼓勵，我會好好學習，此後我就沒有再收到小黃老師的信了。
我知道，英子一直在和小黃老師通信，但萬萬沒想到，他們字裏行間語氣熟稔，甚至在討論那些我和英子都要私下悄悄說的話題。
終於等到下課，我拿著信衝到英子的班上，問：“你為什麽要和小黃老師聊這些？”
英子很快反應過來：“裝錯信封了，你別管，我有分寸。”
我沒法當作沒看到。英子讓我放心，說老師沒寫任何過分的話，是她自己看了小說有些想不明白的，寫出來和老師討論。我半信半疑，但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一直以來，我遇到事情都會習慣性地求助於英子，這次是和她有關的事情，我不知道還能問誰。
有一陣，英子和我說，她要好好學英語，大學就要考去美國或者英國。
“你媽媽聯係你了？怎麽不讓你去加拿大？”我問。
“不想去。”英子沒有正麵回答。
附近的大學城有個英語角，一些大學生和上班族經常聚集在那裏練口語，英子也去。後來，經常有幾個大學男生來校門口等她。他們隻比我們大一兩歲，卻抽煙、泡網吧、講葷段子，發型很非主流，像當時流行的韓國男團組合。
有次放學，他們又來了，英子讓我等一下她。領頭的男大學生點了一根煙，非要讓英子抽一口，英子抽了一口，然後誇張地咳嗽。大學生們哈哈大笑，英子也跟著笑，我卻覺得她的笑容和給小黃老師的信一樣刺眼。隨後，英子拿著一套托福考試的書和磁帶走了回來，她想分我幾本，要我一起學。
我扔回給她：“我不要學”。
英子也不生氣。
此後我們還是一起上學、放學，甚至課間一起上廁所，但是不再說彼此的心裏話了。
高二這年，有一家國際文化交流組織來學校做宣傳，想招募一位學生去國外高中交流一年，往返機票、一年期學費和寄宿家庭的食宿都是免費的。在當時，什麽“非盈利組織”、“寄宿家庭”，對於大多人來說都太陌生，尤其是所有材料都需要英文填寫，最終報名者寥寥。
我是在英子確定入選後才知道消息的。她是最後的入選者，她的英文材料非常出色，都是小黃老師幫忙做的。那天她帶我去網吧注冊了Hotmail的郵箱，約定好每月寫一封電郵給我，讓我收到後去給她大姨報個信。之後英子便不來學校上課了，她在家自學英語。她大姨很開心，說：“去了美國，離加拿大就不遠了。”
一天，英子來學校等我下晚自習，說第二天她就要飛去北京參加該組織在總部組織的集訓，然後就從北京直接飛美國了。那天她沒穿校服，沒背書包，頭發留長了一些，可以紮個揪揪了，她笑著說：“這樣去到美國，可以省下剪頭發的錢。”
我默默收拾書包，詢問她一些細節，很擔心她，又隱隱預感到我們的人生從此就不一樣了。那個和我一起從舊巷裏弄走出來的女孩，陪我一起倒過痰盂、蹭過空調的女孩，我們一起走了那麽久，如今她真的要離開了。
5
英子在美國的那一年，我過得渾渾噩噩的。文理分班，我明明喜好文科，卻為了一句“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去了理科班，成績直線下降。在外地的工作我爸，突然消瘦二十多斤，去醫院檢查，重度糖尿病和並發症，直接被扣下來住院，在醫院待了近兩個月。我媽就一邊往醫院跑，一邊繼續為生活奔波。這些事情我都不想在郵件裏和英子說，隻寫一些明星八卦。
一開始，英子的郵件來得很準時，一月一封。後麵卻變稀疏很多，從一個半月一封，到兩個月才有一封。她說，她很適應那邊的生活，那個寄宿家庭的白人夫妻有兩個親生孩子，還有一個從越南領養的女兒。他們對她很好，願意在一年後幫她申請本地的大學，繼續資助她讀書。
高三那年，英子結束交流活動回國了。她整個人變化很大，每天都化妝，雖然不是大濃妝，但儼然已是社會人的模樣了。我終於把她盼回來了，卻又得知她學期結束會再走，一走就是四年，後麵多半是不會回來了。我們都很珍惜這為數不多在一起的日子，我把自己在讀的小說帶給她看，她帶我去美寶蓮櫃台幫我化妝。
說實話，英子剛回國的那一兩個月，我的日子過得很不像高三。一天，我倆又一次逃了晚自習，英子帶了一堆化妝品去麥當勞，我倆啥也沒點，她教我化妝。我頂著美美的妝回家，一路心情雀躍，想著一會兒回去和爸媽是打不到照麵的，隻要借口“早值日”，我就能在他們起床前出門，帶妝去學校了。
回到家，我爸已經睡下了，家裏照常黑黢黢的。我開了燈，卻看到本應該在大學宿舍值夜班的媽媽，此刻赫然坐在黑暗裏，不知她已經坐了多久。她冷著臉問我為什麽這麽晚才回家，我不知道怎麽回答，連謊話也編不出來。好在我媽並不想知道答案，她隻是疲憊地說：“你要對得起你自己，要對得起我和你爸這麽辛苦。高考是你唯一改變人生的機會，不要再和英子玩了，她的人生已經改變了，你和她不一樣的。”
我爸被吵醒了，從臥室裏出來打圓場，他借口要打胰島素，支派我媽去幫他拿消毒酒精。其實他不出來還好，出來了在那邊摸索了半天也沒對準針頭（糖尿病的並發症讓他的視力下降得太厲害了），讓我媽更怒了。她索性把家裏的嚴峻情況攤開在我麵前——我爸短時間內是不能出去工作了，她代賬、做宿管的收入有限，而那年頭胰島素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我家拆遷分的這個承租房，如果不盡快買斷產權，萬一後麵政策變化了，很有可能一輩子都隻有使用權了。
我爸繼續試圖和稀泥：“不至於，都有政策的。”
我媽火力全開，先是衝我爸喊：“還說‘我們工人有力量’呢，還不是說下崗就下崗？”然後衝我說：“給你擇校的錢，六年前都可以買一套房子了。你將來畢業賺的錢，最好還能買得回一套房子！”
我爸難得發了脾氣，喝止我媽。我媽不說話了——她隻請工友替她倆小時的班，她得穿衣出門了。
這天之後，我開始把高考列為頭號大事，努力學習，英子再約我出去玩，我就拒絕了。次數多了，她也意識到我的壓力，我複習時，她就在一邊學英語。
在平淡的高三生活裏又陸續發生了一些事，讓我倆都意識到，我們不再是“你一個眼神，我就知道你想要什麽”的那種關係了。
英子不用參加高考，她一邊等著拿高中結業證明，一邊在白人夫婦的幫助下申請美國的大學。有時她會在午休時接到他們打來的電話，有幾次我在旁邊，聽到她叫他們“爸媽”。我感到震驚，英子卻覺得這沒什麽，隻是一個稱呼而已。想著星夜去值班的媽媽，想著在外打工至生病消瘦的爸爸，我無法認同“爸媽”隻是一個尋常的稱呼，於是我沒有再說話。
高三上學期，我轉入了文科班，英子對此很支持。因為比同班同學少學了一年政治、曆史、地理，我每天都在瘋狂背書。有時我正背書，英子就會在一旁碎碎念，要麽說國內考試死記硬背不合理，要麽說美國大學裏才有政治學專業，政治作為高考科目不合理……這些話讓我很苦惱，當時我必須在短時間內將所有知識成體係的記下來，而她在美國的所見所聞，非常幹擾我的記憶。
在一次小小的摩擦之後，我們會有意識的把交流的內容控製在不會出問題的領域，比如明星八卦呀，電視劇之類的。但該來的還是會來，我們最終因為一個我想都想不到的點，吵架了。
那天，我喜滋滋地告訴英子，我的高考誌願已經想好了，打算報護理學專業。原因很簡單，我媽聽說護理專業大多是專科，本科畢業生有優勢，很好找工作，不用找關係也能進醫院。我上網查過，省內就有一家醫學院，有護理專業國際班，畢業後我可以去發達國家做護士，待遇很不錯。
沒想到，英子的反應很激烈：“你幹嘛學護理？你這手一到冬天就生凍瘡，做護士的，都要用酒精消毒手，冬天疼死你。你拉著我參加文學社，你看過那麽多書，小黃老師說你有天賦，想想你到底喜歡什麽，學什麽護理！不要什麽東西都隻考慮錢錢錢的！”
我滿以為她會因我們未來有可能相聚而開心，卻不想她竟指責我隻考慮錢。所有人都可以說我人窮眼光短，唯獨她不行。我們可是一起從文明巷裏走出來的苦小囡啊，一起蹭過空調、倒過痰盂，一起在這個高級中學裏努力不做異類。
“我就是必須考慮錢，我不像你，你可以靠任何人，你靠小黃老師，你靠那些男大學生，寄宿家庭而已，你那麽快就喊人家爸媽了。我隻能靠我自己，我有我爸媽要管，不像你。”
這句話說完，我就知道完蛋了。一段令人窒息的長久沉默之後，英子收拾了書本，沒有說話就離開了。此時，距離高考還有七個月。
後來，我們就不說話了。高中結業考核完，英子順利地拿到畢業證，就不來學校了，轉而在一家英語培訓機構打工掙錢，順便蹭外教的英語課。
6
在我高三的尾聲，我們的城市通了地鐵，我們學校鄰近一個大站點，那裏地下是四通八達的出口，地上是新開的購物廣場。學生們都改坐地鐵上學，出站後，穿過整個購物廣場，接連路過LV、CHANNEL、DIOR的門店，就到了學校。
我總是目不斜視地穿過這些名牌店，有同學說，曾經看見英子走進這些店，在裏麵購物。大家說什麽的都有，也有人來問我，她是不是有老外男朋友了？我不去理會，隻沉浸在漫天的題海裏，那時數學是我的弱項，怎麽補都不行，令我痛苦不已。
時間很快到了六月，高考期間，我家所在的小區裏出了一件事：有個流竄作案的搶劫犯夜裏入室搶劫，造成兩人受傷。我一心高考，兩耳不聞窗外事，直到考完睡了個天昏地暗，醒來才聽說被搶的那戶人家正是英子大姨家。英子沒事，但她大姨和姨父被刀砍傷了，萬幸沒傷到要害。
鄰居們說，悲劇都因英子而起，她從美國回來，穿著打扮洋範，行為高調，還有老外送她到小區門口，“肯定是如此，他們家才被小偷盯上了，覺得他們家有錢”。鄰居大媽們又說英子大姨一家可憐，善心養著妹妹的女兒，反而給自己家招來禍事。
我聽說此事，瞬間忘記我和英子還在冷戰，立刻跑去見她。英子姨父的胳膊和胸背都裹著綁帶，躺在臥室裏休息，她大姨胳膊上受了輕傷，窩在沙發上看電視。他們對我不似以往熱情，英子就示意我去外麵。
英子講，那個搶劫犯剛流竄到本市，是夜裏撬窗進來的。當時她正蹲在廚房裏等寄宿家庭的越洋電話，聽到響動，下意識拿起水果刀防身，結果激怒了搶劫犯，姨父和大姨是為了保護她才被刺傷的：“如果當時我睡著了就好了，估計也就是損失點錢財。”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英子哭。除了對大姨姨父的內疚，更讓她難過的是，周圍人都說這是她崇洋媚外的報應，又連帶著重提了她媽媽當年的事情。
英子說：“有時候感覺人生就是一步錯，步步錯，但這一步又不得不錯。”
這事過去沒多久，英子沒有再等其他申請學校的消息，提前去了寄宿家庭所在城市的一所普通州立大學。她出國後沒多久，我的高考成績出來了，剛過一本線。我想起英子對我說的話，扛住了我媽給的壓力，堅持填報了新聞專業。
沒有英子，時間倏忽急逝，大學四年，我在電視台實習，後來跑新聞、跟直播綜藝晚會、做真人秀、做紀錄片。我的人生緩緩拉開了大幕，每天都會被新訊息填補得更加充實，也很快能賺實習補貼養活自己。碩士第一年，我攢出五萬元，加上爸媽工齡折算的金額一起，終於買回了我家房子的產權。
MSN還沒廢掉時，我偶爾會和英子在上麵聯係，知道她拿下了學士學位，並成功申請到碩士的獎學金。她還去加拿大見過一次媽媽，她媽媽一直無法拿到行醫執照，隻能在華人街做中醫推拿，也沒有再婚。
英子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嫁給了一位同事，婚後，他們搬去了美國的一個小城市生活。說是小城市，也可以理解為大農村，整個城市人口沒多少，開車不到半個小時就可以看到大山大湖的美景。英子依然在大學裏任教，她生了孩子，一個可愛的混血女兒。她拿了身份，生活閑適，不僅學會了做花卷，還在美國找齊了配料，炒出了口味正宗的毛血旺。
我在大學畢業後趕上了傳統媒體最後一波高潮，從新聞做到紀錄片，一直在不停地換城市、換領域。盡管中間有低穀，有挫敗，也有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但也算堅持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每當有一些捷徑近在眼前誘惑時，我就會想想遠方的英子，想想文明巷，想想文明巷裏的女孩子們和媽媽們。我有一千條理由對自已妥協，不妥協的理由隻有一條：我怕一步錯，步步錯。
每每這時，我會想起英子少年時候老說的一句話：“我挺羨慕你的，你有爸媽，每天吵吵鬧鬧。”而我那時羨慕她沒人管，想幹嘛就去幹嘛。時間改變了我們，她有一點點變得像我，我有一點點變得像她。
MSN停用，我和英子一度失聯，再恢複聯係，已是2015年。我們加上了微信，卻很少聊天，聊天記錄變成了人生大事的通報：“我結婚了”“我辭職了”“我換到北京生活了……”
平常，我們隻給彼此的朋友圈點讚，但誰有個什麽情緒低穀，一個越洋視頻電話，那一頭總會有個人不管時差，永遠在傾聽。有時我會想，如果我們一直在一起就好了，也許我倆都能比現在更幸福、更勇敢。但我知道，作為城市舊裏弄走出來的草根女孩，在我和英子的人生訴求序列裏，友情是最珍貴，又是最無法排在前列的。
我們不至於沒有兜底，但缺乏向上的引領，隻能憑自己肉身去摸索、去墊著腳向上夠。英子早慧且敏感，我遲鈍而堅韌，我們是截然不同性格的女孩子，但走出文明巷，都花費了我們太多太多的力氣，多到無暇再兼顧那無比珍貴的友情了。
回顧我們的前三十年，好像一直都在一個窘迫的環境下生活，每一步都要選擇，每一步都一定要選對，因為每一步都決定著未來人生走向。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為化名）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