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孫欒生說，他們家祖上從福建遷來，落到潮州庵埔前後，靠養鴨母為生。這片土地肥沃喜人，樹枝插下去，第二日就能生出根。
他出生的1943年，是潮汕的饑荒年。當時日軍在汕頭地區已經盤踞了4年之久，把持糧價，加上那年幹旱，糧食歉收，東西完全不夠吃。饑荒之下，家家都想留男去女，因為養個“搭埠”可以“做種”，長大了也能留在自己身邊，養了“走仔”，最後嫁出去隻能是別人家的。於是很多女孩一出生便被扔掉，水草豐茂之處，常常隱匿死亡的腐敗氣息。孫欒生家住得離溪邊近，幾歲大的他，常能看見上遊的水裏晃晃悠悠飄來女嬰的屍體。每回遇到這樣的事情，他父親就會在水邊挖個坑，把嬰兒撈起來埋到土裏去，不讓她們曝屍荒野。
這段往事，我也從我母親口中得到了驗證。母親是揭陽人，她說，我外婆的妹妹，當年也是這樣子被丟進了田野裏，用水牛剛犁出來的那層鬆軟泥土蓋住了身子。而外婆的鄰居家，則會在丟女嬰之前，先在孩子脖子上點了一點紅作為印記。後來鄰居家裏又生了一個女孩，脖子上果真帶了一點紅色胎記，他們知道，這是她又尋回來了，就再也不敢扔了。
孫欒生就在這片縈繞著女嬰魂靈的土地上長大。他開始記事的時候，有一天小他兩歲的妹妹不見了，全家人驚慌失措地到處找，在池塘邊看到了妹妹的一雙小鞋。父親踩到水裏，把小小的妹妹從水草間撈出來的時候，她已經沒有了呼吸。左鄰右舍圍著，有人說趕緊把屋後的老水牛牽過來，把妹妹麵朝下放在牛背上，牽著牛走一圈，如果能把她肚子裏的水顛出來，說不定就能活。可惜，無用。
兒時的孫欒生目睹這些，好像隻是受到一場驚嚇。等人到中年，回憶起來，才生出一種遲到的隱痛——那麽小的女孩子，怎麽就獨自遊蕩在池塘的水波明暗之間，她黑色的柔軟的頭發，像水草一樣漂來漂去。
孫欒生七歲大，土改開始了。父親家裏有人跟共產黨沾親帶故，加上成分被劃為貧農，順理成章當上了土改隊的小頭目。晚上祠堂前的空地點起一盞煤油燈，大家夥聚到一起，母親就抱著孫欒生擠在人群裏看“鬥爭”。貧苦人罵有錢人，氣勢洶洶，橫眉冷眼，小小個的孫欒生躲在母親懷裏看大人們的罵戰，心驚肉跳。
被劃為地主的，家裏的經濟要沒收，屋內的東西也全都搬走。那些財產收繳後說是歸公，實則大部分落入了土改隊裏各人的口袋，但偏偏孫欒生父親什麽也不要，一根杉木都不拿。旁人問，他就說：“現在有得住就好。接下來就看子弟，子弟要是無能，你給他房子蓋好了也沒用。”有人要拿走地主家的夜壺，父親看不過去，還會站出來說一句：“某人啊，你連他的夜壺都端走，是想讓他在大街上拉屎拉尿嗎？”因此，孫欒生父親就被調侃作“一點鬥爭力也無”的“三好佬”。
木頭做的播音喇叭掛在街頭巷尾，每天唱歌播報。“互助社”“初級社”“高級社”，廣播裏一套詞一套詞地換，土地在農民手上過了一遍，又去到了集體那裏。孫欒生父親對什麽運動都很積極，從初級社開始就緊跟著入社了。但大家很快發現，搞起集體飯堂之後反而吃不飽了。孫欒生童年的印象裏，有很多大腳的人——在極度饑餓的時候，人的腳會浮腫，漲得巨大。
有一天，孫欒生跑到家裏茅草搭的雞棚裏避雨，看見兩口小棺木端端正正擺在裏麵，驚了一下。回家問起，父親笑著說：“這是你老祖父老祖母啊。”原來，土改之後，政府號召興修水利，將山地改為田地，在規劃範圍裏的墳墓就要後人遷走。那是他們家不知道往上幾代的祖宗，棺材朽沒了，隻撿出來兩副骸骨，他父親就拿小一點的棺材重新裝起來，先放著，準備等有合適的位置時，再擇日下葬。
在孫家人看來，正是這次遷墳，變了家裏的風水，原本稀薄的家門改運了，開始“出丁”了——孫欒生父親本就是單傳，第一任妻子為他生下一個女兒後，在亂世中撒手人寰。後來他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生下了孫欒生和兩個女兒。遷墳之後，孫欒生母親接連生下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全家人歡喜不已，將此歸功於這次給老祖宗搬家。
孫欒生父親曾有幾個姐妹，她們在戰亂中嫁的嫁，走的走，隻剩下一個妹妹。曾有一個華僑求娶她，但孫欒生父親舍不得讓唯一的妹妹遠渡重洋——長兄如父，他不同意，這事自然就罷了。後來，妹妹嫁到隔壁的鸛巢村，離孫家住的西林村一鋪路（5公裏）遠。孫欒生小時，每天天黑到路都看不清的時候，姑母就獨自步行一個鍾頭來他家裏，跟他母親坐著，一起在油燈下說說體己話。
孫欒生問她：“姑姑，你怎麽總是這麽晚才來？”
姑姑說，沒辦法，自己要先煮飯給家裏的孩子吃，照顧完那邊，才有空過來坐。長大後，孫欒生回憶起姑母在夜色昏暗時走來的孤影，總覺得有些莫名的悲愴——時代走到這裏，豆燈一盞，至親寥落。
按潮汕風俗，孩子長到十五歲，無論男女，都該辦“出花園（成人禮）”了。有錢人家要給孩子備新木屐、新衣衫，當晚要一身洗淨，次日白天不能出門，須在家裏宴請親人，然後拜花公花姆（潮汕眾多神仙中的兩位，專門照顧孩童）。不過在1958年，農產品已經統銷統購，禁止私人買賣，姑母隻能從在村裏偷偷賣豬肉的兒子那裏，給孫欒生割了一塊豬肉過來，家裏又用糯米粉搓了一點丸子。吃完豬肉和糯米丸子，孫欒生就是大人了。
2
兩三年後，孫欒生發現自己身上長了一些不痛不癢的紅斑。去檢查，醫生遮住他的眼睛，拿一根羽毛輕輕點長斑的那塊皮膚，問他：我點了沒有？孫欒生答沒有。醫生便斷定是麻風發病了——他那塊皮膚沒有知覺。
麻風病在潮州土話裏叫“泰哥”，這個詞有時候也用來形容一個人身上肮髒、皮膚醜陋，用來恐嚇小孩子。孫欒生不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西林村南邊是一座山，因為“遍植桑樹”得名“桑浦山”，在他“出花園”那一年，桑浦山下辦了一個麻風院。當時西林村開了個會，村幹部對村民說：“這些（生了麻風病的）人來到這裏，你們不要去說人家的派話（壞話），不要去跟伊吵架。”
那時，政府對麻風病開始實行“邊調查，邊隔離，邊治療”，一兩年間，全國各市縣建立起了大量收容麻風病人的醫院。麻風院選址，多是由政府單獨辟一塊地出來，成群的麻風病人宛如天外來客，忽然就落入普通人的生活周邊。因為麻風汙名已久，麻風院周圍的農民與醫院的衝突十分常見，村幹部說這番話，也是防患於未然。
孫家有個鄰居就在桑浦山麻風院當職，有一天，孫欒生跑到他家裏玩，看見屋裏掛著一隻駁殼槍，槍上還綁著一條紅綢帶。他好奇，想拿下來摸摸，被鄰居趕緊喝止：“快放下，這可不能四散來（亂來）！”
一到夏天，村裏男女老少都湧到了山腳下的江灘上摸魚釣蝦。成年後，孫欒生有一天在韓江邊撈貝，注意到江上停著一艘小船，有幾個人正從岸邊上船。他們臉上、身上的皮膚都有一些不大尋常的紅色斑塊，有的人手指還有一些缺失。船上載著一些木凳、行李，船夫撐開竹竿，小船就慢慢在江麵上飄遠了。
“咦，是桑浦山下的那些麻風病人。”孫欒生想。“這些人怎麽上船了，他們要去哪裏？”他稍稍想了一下，又把心思放回到水下泥沙裏的那些蜆子上——能撈到一些的話，小個可以拿來鹵，大個直接煮來吃，今晚就能加菜了。
如今韓江上還有捕魚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花公花姆沒有庇佑孫欒生，1961年，見過那些個麻風病人沒多久，這病就像天上落雨一般，突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醫生讓他收拾一下衣服和床板，到古巷的嶺後醫院去醫治。等醫生帶他到了那裏，孫欒生才知道，原來那些麻風病人從桑浦山下遷出，經水路過大窖、到新鄉，再繞大埔亭，一直往北，就到了潮州西邊的山嶺腹地。在一條叫“洋鐵嶺”的山巒背後，潮州政府為了收容本地的麻風病人，劃出了這三百畝山地，名“後嶺醫院”。
一道山巒隔斷醫院與城區，長久以來，隻有繞行蜿蜒的山路才可以進到嶺後。建院三十年後，才打通了一條五百米長的、沒有燈的山體隧道。過了這段伸手不見五指的隧道，一出洞口，天光明媚，樹木蔥鬱，嶺後醫院，到了。
木門高大，兩邊是鵝卵石砌的牆。院區沒有封閉起來，裏麵山地起伏，很是開闊。山的高處是醫療室，山腰是行政辦事處，山下麵寬闊平坦的山穀則是米倉、文化室、打籃球和放電影的地方。住在這裏的病人們稱呼這裏為“寨”。女病人在寨門口有三棟住房，數量翻倍的男病人分散住在山坡上，醫生則住在山頂——很多麻風院都是這麽布局的，據說是跟水流有關，上遊的水幹淨，有“汙染”的病人就會被安排在下遊居住。
嶺後舊寨
之前孫欒生在江邊瞥見到的人，後來都成了同院病友。嶺後病人最多時有三百多人，來自各行各業，文武雙全。會做木工的幫大家削桌椅，有文化的開了個夜班免費教認字。孫欒生記得，有一個手腳健全的、從東鳳鎮來的病人，畫畫特別厲害，他描過一幅嶺後的地圖給大家看，各個地方各個景致，畫得清楚明白，大受稱讚。不過這人後來跑到登塘的山縫裏自殺了。
當年這塊地方曾是國民黨軍隊與日軍交戰的戰區，從高處的醫療室可以望見西北角的地裏還遺留著一條一條的戰壕。寨裏年紀大點的病友們說，當年日本人在這裏打死了很多人，來不及收埋，便帶了一群狗過來吃屍體，後來軍隊走了，狗留了下來。那些狗因為啃食了太多死人，性情變得凶狠狂暴，見人就咬。院裏安排孫欒生去放牛，一個工一角錢，一個月能拿一塊多現金。一日傍晚，他牽著牛，抬頭就望見一隻碩大的山狗從對麵的山頭上走下來，那隻狗渾身赤褐，足有一頭小牛犢那麽高。
每月，政府會給每個病人發二十八斤米，大概一天可以喝兩頓粥，沒有肉，鹽都得省著用。雖然勞動力強的人能多得一點工分，但大家近乎平等地餓著肚子。實在餓得不行了，孫欒生就到田裏抓幾隻青蛙拿回來，捏掉肚子，水燒滾了扔進去，也不下鹽，就這麽吃。有時候會發一些番薯，病人們就在下麵廚房裏煲，風裹著熱氣騰騰的香味，就把山上的醫生也給勾了下來。那時，醫生與病人同食是不被允許的——政府為了動員病人入院，宣傳說麻風傳染性很大，說得龍虎獅象怎樣怎樣，所以醫患之間的隔離也做得緊張。醫生下來給病人們看病，還得在中間的一個小房子裏換好衣服、戴上口罩，要是被領導發現他們跟病人一起吃番薯，少不了挨幾句批評。但有的醫生仍會趁著管行政的領導不在的時候偷偷溜下來吃，會跟孫欒生他們悄悄講：“免驚免驚（不要怕），麻風的傳染性沒有那麽嚴重的。”——說來說去，“醫生的肚皮也是幺的（餓得往裏塌的）”。
嶺後附近的農民也和醫生們一樣，為了幾口吃的，什麽也不怕。寨裏種的番薯，附近楓洋鎮的人也會偷偷跑進來掘幾個走。偷得少也就算了，有陣子他們實在翻得太多了，寨裏就安排了一個楓洋本地的病人去守田，說是同鄉之間，總要給一點麵子，後來偷番薯的事果然就少一些了。
冬天時最難熬，山裏北風呼嘯，裹著寒意滑過一個又一個山頭。身上沒有幾兩肉的孫欒生，瘦長一條，衣衾寒薄，就在寨裏到處找暖和的地方——還真就給他找到了，寨門進來不遠處，有個榨甘蔗的糖廠，整日火燒火燎。寨裏種了大片的甘蔗，又有足夠的病人做勞力，就在裏麵建了個榨汁的廠子，交給有經驗的病人來打理。廣東省衛生部門早就出了一份通知，安排各市縣政府積極收購由麻風院種植出來的甘蔗和榨出來的糖。這份文件，也側麵反映出當時衛生機關是懂得麻風病的傳染性有限，麻風病人接觸過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十八歲的孫欒生已經是個半個人精了。他溜進糖廠裏烤火時從不亂說話，也不叨擾幹活的人，就站在旁邊靜靜看著。年底甘蔗收成的時候，兩個連著的孔明灶日夜不停，熱氣燎人，火光暖照，灼燒的甘蔗葉與甘蔗渣發出“劈裏啪啦”的響聲。工人們用巨大的銅勺子一刻不停地攪拌，防止糖汁在底下粘鍋——底下一焦，糖就苦了，這一鍋就毀了。
三個大鼎的糖汁，最後隻燒出來一個大鼎的量。糖汁越熬越濃，水汽蒸發，留下糖晶。孫欒生留心看大人們怎麽判斷糖已經燒好——要準備一個麵盆的冷水，手在水裏晃幾圈，然後食指和中指迅速伸到沸騰的糖汁邊緣挖一點出來，放進冷水裏麵冷卻，再拿出來看，如果是軟的，就還沒好，如果是酥脆的，就說明水分已經熬幹，可以關火了。
糖汁倒出來冷卻後，再把凝結的糖塊碾開，倒進竹編的筐裏。一日一夜能榨出很多糖汁，天亮時，手腳健全的病人，每個人挑兩籮筐，去古巷的政府開的收購站，報上單位名字，稱重之後就可以拿到一張單子，再去銀行出貨款——當時買糖還要糖票，所以寨裏做的糖，是不能分給眾人的。
這就是黑糖（紅糖）的生命史。一件事物，如果知道了它怎麽來怎麽去，感情就會不一樣。孫欒生自小就明白這件事——在天空之下，在風雷雨霧之中，在泥土地之上，人類是和神靈、和各種動物植物一起生活著的。這世間，萬事萬物，沒有一樣不重要。
3
三年時間須臾而過。1963年，孫欒生割了兩次皮膚去化驗，醫生說已經看不到什麽麻風杆菌了，他可以出院了。孫欒生就歡天喜地，把自己來時的家當——兩件床板和椅條，仔仔細細刷幹淨了，拿到太陽底下曬幹，再拿一個盒子收疊好衣衫。到出院那日，一根扁擔兩頭挑起來，晃晃悠悠踏上了回家的二十公裏路。
半路上，忽然遇到一隊學生將他攔了下來，說要考他的普通話：“且未且未，這幾個詞說了再走。”學生們一個個問：“‘慢走’怎麽說？‘吃飯’怎麽說？” 二十歲的孫欒生，隻在祠堂裏上過幾年小學，勉強記得一些字，學生們見他回答不出來，就一遍遍教他，等他都說對了，才抬手放行。這一耽擱，他挑著東西回到家，已是夜裏十點多。
孫欒生回村後，見街頭巷尾都在背毛主席語錄，學講普通話。回家後，他發現自己歡喜得有點早了，家裏的生活比在麻風院還要辛苦。大娘生的那個大姐，年長他十多歲，處處勤快，家裏的事以前都是她在管。他回來前，大姐已經出嫁了，他回來沒多久，父親的胃大出血了一次，被送到了醫院救治。出院後，生產隊照顧他，隻給他安排一些拔草割草的輕活兒。母親要照顧幾個弟弟妹妹，地裏的活，便大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冬天天還未亮，他就要起床去池塘邊挑水，挽起褲腿來澆田，回家時雙手凍得通紅，僵硬得拿不起筷子。小妹會繡花幫忙賺幾個錢，弟弟也會摸幾隻蝦回來給他補身體，他們都還在讀書，還未走上社會。
生產隊的領導看在他父親的麵子上，對從麻風病院醫好回村的孫欒生也照拂了一些，有一回見他頭發很長了，出納還主動給他預支一塊錢，讓他拿五毛錢去剪頭發。那時他二姐也出嫁了，剩下的五毛錢就被他存了起來，等到春尾政府賣春糧時再來買糧——他們還是在缺糧區呢。
又過幾年，學校裏興起了紅衛兵小隊，學生不上課了，到處“大串聯”，沒錢就去銀行支。文革第一年，潮州最有名的寺廟，唐朝建的開元寺，裏麵的佛像就被毀掉了。各個村裏的“營老爺（遊神活動）”也都停了，有些老爺、夫人像被砸毀，有些則被人請回家偷偷藏起來。西林村的三頂老爺轎子和一個香爐轎子也被人偷走了，這些轎子通常用沉木雕刻，鍍金華麗，紋飾精美——要知道，金漆木雕是潮州本地的絕活，很值錢的。再過幾年，串聯就慢慢冷下來，政府又把年輕人喊回來“物生產”。
孫欒生完全不似當年的父親，他身在人群中，對這些運動避而遠之。起初大隊安排他去放牛，孫欒生對牛跟對人一樣，好聲好氣說話，要它走，就輕輕拉一下繩子說：“來來來，來做工課（幹活）。”耕田的時候，也會小心不讓耙犁插傷牛的腳。水牛脖子粗，力氣大，耕田比較得力，但照顧起來也費心，天氣熱了就要牽它到水裏泡澡。潮州原本有兩隻在韓江邊鎮水的牲牛（鐵牛），清雍正年間所建，立在湘子橋邊麵朝江水。其中一隻在發大水時被衝入了韓江，剩下那隻在文革期間被當作迷信之物毀掉了。
春天秧苗剛插好，牛沒有草吃，孫欒生便牽著水牛上了桑浦山，在山上住了幾個月。當時桑浦山上有另一個大隊的人在開山修路，他自己一人煮飯不便，就把米和一個小麵盆托給人家，請開山隊炊飯的時候多加一份。若哪天開山隊的人過來跟他說“今天你自己煮噢”，他就知道，開山隊今天加餐，人家有木瓜番薯吃了。
桑浦山在榕江的入海口附近，南北走向的兩道山體，中間平地處有居民和耕田。那時還未分家的潮州、汕頭、揭陽包圍著桑浦山，春天時，山腳下晴朗，山頂上卻下著簌簌的小雨。孫欒生喜歡爬到近揭陽這邊的最高峰，看向東南——榕江的江麵越來越寬廣，水波蕩漾，南流入海，行船就像小小的樹葉一樣，一片一片漂在江麵上。
若望向汕頭的方向，就能看見江邊有兩個小山頭，早年潮汕人下南洋做生意，“過番”就從這裏出——出海口的海底布滿了礁石，是汕頭的“龍石”，風水之地，不能炸掉，公海的船要進來時，須要裏麵的船出來接引。1969年夏天，這裏遭遇了一場特大台風，汕頭牛田洋的堤岸邊，颶風夾著十米高的巨浪，把五百多名試圖搭起人牆的軍人和大學生卷進了黑色的海水。之後附近就有傳言說，夜裏總能聽到他們的魂靈在哭鬧，不得安寧，直到後來總理來了，說了很多安撫的話，這些魂魄才安靜下來。
在桑浦山上住完一個夏天，等到北風起了，孫欒生就牽起自己的牛，下山去割稻子。
到1975年，生產隊裏的老保管年紀大了，要找人接班，但沒有男社員願意主動頂上——一是因為搞“四清運動”時，大家看到保管會計被當作靶子打，怕了，二是因為這個工作不僅收稻穀的時候要清點入倉，平時還要把稻子搬出來曬，跟婦女一起勞作。那時男人們去耕田，下午有一餐額外的番薯，曬穀的婦女們卻沒有。
隊裏指名讓孫欒生和另外兩個年輕人一起幹——不過鐮刀一響，那兩人就溜了，最後還是孫欒生一個做了保管。因為沒有番薯吃，婦女們“造反”抗議，這才爭取到了同樣的“番薯權利”，孫欒生也跟著有的吃。
稻穀收成，要入庫，稻穀曬幹了，稱回一些給農民，剩下的繼續入庫。倉庫的鑰匙在孫欒生那裏，一本簿子裏麵記著誰拿了多少，還了多少，又剩了多少。入冬後，幾千斤糧食放在加工廠裏，大家都要來拿，拖犁幹活的人要吃，噴農藥的人要吃，挖溪流的人、掘番薯的人也都要吃。孫欒生總是跟要稻穀的人說：“夠吃就好，不要拿多，多了以後怎麽辦？”
1976年，文革結束了，孫欒生的父親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孫欒生白天去參加“修補東堤”，晚上就回家照料父親。白天幹活的堤岸上，幾根竹竿一個字一個字地掛起了一句話：打倒“四人幫”，思想大解放，生產力大解放！
父親在臨終前，曾把孫欒生叫到床邊，先是說，要他跟已經出嫁的姐姐們多走動，不要疏遠了感情，特別是大姐，畢竟大姐跟他們不同一個娘，父親擔心他一走了，孩子們情分就斷了。孫欒生說，放心，除非大姐不要我們，不然一定會去的。
接著父親又說，村裏人辦喜事請吃飯的時候，“你大膽去，免驚（不要怕）”。
父親說這話不是沒有原因的：孫欒生出生在饑荒年，到了婚齡時，同齡的男多女少，再加上他是患了麻風回來的，更難找到親事。在潮汕農村，男人而立之年還未成婚，常常會被人私底下取笑。村裏人結婚宴請的時候，孫欒生作為長子，時常要代替父親出席，每次他去吃席，都如坐針氈，飯總是吃得不大爽快。
孫欒生明白父親的意思，答應說：“好，你免煩惱，到時再看。”
眼看著父親要不行了，孫欒生就去把大姐喊了回來——父親是最疼惜大女兒的。大姐聽到消息，一路奔走回家，遇到台階都是兩步當一步跨。她給父親做了一碗甜麵，灑了一些平時舍不得吃的糖。父親吃下了，說：“很好吃，甜甜的。”吃完這碗麵，人就走了。
按潮汕習俗，家裏有人老了，要請“師公”來做白事，搭起棚子跟逝者告別。但公社說，就不要大辦喪事了，可以照顧他們家八十斤米和一百塊錢。出喪那日，公社十九個小隊送來了十九個花圈，那一百塊錢就補了父親生病住院欠下的窟窿——孫欒生的二姐夫說，欠銀行的錢，光利息，一年就沒了一頭豬。幸好大隊裏一個說得上話的人，說孫家孩子還小，公家得幫一點，才把這欠款給補上了，全家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父親入土時，孫欒生就在旁邊看著，父親的腳要綁著，棺木下去再拿掉。做風水看的方向好了，把指南針放在棺木上麵，頭朝哪裏，腳朝前麵，方向要對準，說得好像逝者還可以再坐起來一樣。棺材和挖的坑之間要留一條縫，子孫要提前去灰窯拿一些蠔殼敲碎的石灰，加水，趕緊擔到山上，等灰“發”好了，時辰也到了，有力的青年便扛下棺木，輕輕正正放好。埋之前，要用石灰澆築整個棺木，家底厚的，灰也澆得厚，棺木保存的時間就越久，不會被塌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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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仍然不好過。
學堂恢複之後，孫欒生的二弟三弟都去上學了，每天早上，母親都要拿一個小布袋裝一點米，給兄弟倆帶到學堂，交給飯堂一起煮，兩個孩子一人一個缽仔，再帶一點菜脯，就是一天的飯食。有一天早晨，兩個弟弟正在舀米，母親就把孫欒生叫過去，說：“某人啊，你來，你看看。”
孫欒生望過去，隻見老三拿著布袋子用力地抖動，把袋子裏的米晃實了，又多抓了一把放進去。見母親臉色有些生氣，孫欒生趕緊勸道：“姨（媽）啊，人家家裏有華僑有錢的，鵝肉都有得吃，我們沒錢，就這一點米，讓他拿去吃吧，不要嫌他吃得多。”
有時候家裏米缸見底，他就到大姐家裏討一點。大姐家離得遠，一來一回通常天色已暗。拿布袋子裝好米後，大姐總要把他送到門口，再細細叮囑，從哪條路走回去更近一些——其實走過這麽多次了，他哪裏不知道呢。
父親入土四個月後，還需有一次拜祭。本來孫欒生想要自己去，但十來歲的小妹纏著要一起。他買了兩條小銀劍魚，在家裏又炊了一塊米糕，兩個人就拎著去了。剛剛拜完，收拾了要走，就有一個半老男人走過來，好聲好氣地討吃的——也許他是一直等到這兄妹倆拜完才過來的。孫欒生說：“可以給你，但是不能全給，拜的東西要拿一些回去，你理解嗎？”說完，便把米糕掰了一大半遞給對方。
在堤岸上工的時候，那些青壯年勞動力一個人下午能吃掉一堆番薯。孫欒生看著，總忍不住要多嘴：“有飯吃就算了，你們這個吃法，家裏老人得餓死。”——他這裏吃完了，剩下的食物再按工作量分到每個家庭，老人孩子就分不到什麽了。一起耕田的時候，到了飯點，隊裏會有人擔著飯到田裏來給大家分餐，有的小孩子也眼巴巴地跟著送飯的人一起來了，剛歇下的母親，一碗飯扒上幾口，就會招呼孩子過去，把飯讓給孩子吃。孫欒生望著，心裏想：不知道要什麽時候才有孩子拎來（飯）給我吃？我是不可能了，弟弟什麽時候才能成家？
一大家孩子，大拉扯小，小照顧大，總算陸續成人。孫欒生二弟三弟讀的書多，一個去了糧管所，一個做了老師。有一天，孫欒生從田裏割完草回來，村裏人迎麵走來，笑著說：“你家裏來了兩個妹子呢！”訝異的孫欒生快步走回家，屋裏頭真的坐著兩個沒見過的女孩——其中一個在衛生部門工作，正是二弟的相好，兩人是在一個講政治路線的會議上認識的。
這妹子體格很好，孫欒生和母親看了都很喜歡。婚事談定，由母親操辦，孫欒生隻負責一件事——跟糧管所討一根杉木的指標，上桑浦山砍一棵杉樹運回家，叫人來家裏給新人做一張大床——不然厝裏一窮二白，一件新物件也沒有。
既然答應過父親，孫欒生心裏就有了身為長子的自覺，外頭有人結婚了，需要家裏出一個人去吃席，再怎麽不願意，他也硬著頭皮去。有一天，他在田裏幹活，一個村民忽然間笑嘻嘻問他：“某人啊，你桌（席）吃得感覺怎麽樣？”這擺明了是來奚落他，孫欒生一下子直起身子來，大聲說道：“怎麽樣，又香又甜呢！”那人便一臉訕訕，無趣地閉嘴了。
孫欒生心頭火大，雖麵上不表露，但是後來再見到這個村民，連招呼都不會打，全當他是空氣。當然，這事他不會往家裏倒，因為二弟的脾氣比他還大，知道了怕是會去找人家幹架。
到了1979年，孫欒生三十六歲了。在池塘中洗澡時，堂哥忽然來尋他，正事又不說，先問：“某人啊，你最近身體怎麽樣？”
他說：“身體平平，沒什麽問題哩。怎麽了？”
堂哥說：“你有沒有三百塊錢？有的話，可以去興寧帶一個妹子回來。”
是堂嫂在興寧老家的隔壁人家，說隻要有三百塊錢給兒子，就可以把女兒娶走。當時大米一毛四一斤，用孫欒生的話來說，“百元大過大銅鑼”，當地把彩禮叫做“送花粉”，三百塊的花粉錢，差不多能買兩千斤大米，無疑是天價了。
於是他說：“哪裏有這個錢？手頭有一點，還沒捂熱就買肥料投到田裏去了。”
當時孫欒生的身體確實並無異常，誰知這話說出口的第二年，他就感覺身體不太對勁了——鋤地的時候，左手手指有些僵硬，抓不穩鋤頭。孫欒生心想，這下完了。他自己騎車去了沙溪，找以前在嶺後工作的一個麻風醫生，醫生一看，果然是麻風複發了。
他之前得的是界線型麻風病，菌數很少、症狀較輕的那種，但當時的麻風藥隻有氨苯酚，治愈後還有30%的複發率，而且治愈後也應該補充營養好好休養，但他整日操勞，吃又不夠吃——好了，重回嶺後，已是板上釘釘，生產隊保管的事情他交給了別人，倉庫裏還剩多少糧食，哪些是“早種”，哪些是“晚種”，哪些曬過，哪些沒有，要怎麽驅蟲防潮，逐個寫了標簽，一項項都交接好了，才卸下擔子。
至於家裏，弟弟妹妹都已成人，沒什麽要交代了。
二弟剛好搞到了一張自行車證，全家人就湊了一百多塊買了輛28的紅棉——紅棉沒有鳳凰和永久牌名氣大，但在1978年的自行車載重比賽中拿了全國冠軍，剛好就可以給孫欒生騎到山溝裏去。這輛單車，後來在孫欒生嶺後的生活裏派上了大用場。
也就是這一年，潮州撤銷了革命委員會，風暴停息，“改革開放”從農民的嘴裏說出來是這樣的：“體製下放了！”東南亞的僑民和香港的潮商集資，重新修複了開元寺，接著，韓江邊被毀掉的那隻牲牛也重新澆築了。整個社會正從廢墟中緩慢恢複生機，隻有孫欒生，騎車掉頭，往山裏走去。
5
二次“進宮”，熟門熟路，早些年過來，醫院還強調要病人自己帶床板，這回則什麽也不用帶，空口白舌也可以了。以前三百多人的醫院，現在病人已不足百人，孫欒生回到昔日的山巒，一木一石都如此熟悉，隻是那些認識的麵孔都已老了十多歲。他站在山裏，環顧四周，感覺命運的捉弄如雷霆般在耳邊轟然作響。
晚年時，孫欒生說，“一回懵懵，二回了了”。他第二次入院時，已看清楚，這一世，自己已經不可能再與麻風院斷絕關係。他篤定堂哥說親和麻風複發兩件事之間的關係，就是冥冥之中命運的注腳。這次姻緣被撞散，全是老天的安排。
孫欒生入院不到二十天，三弟進山來告知他，自己將要成婚的消息。孫欒生很歡喜，問對象是誰介紹的，三弟說，是堂嫂。聽說介紹人是知根知底的親戚，孫欒生就放下心來，想著要包個紅包，全身摸索一遍，林林總總的碎錢，加起來湊了十二塊，正好是個雙數，就這樣全塞了過去。再後來，小弟結婚，他在寨裏種的花生剛好收成，就拔了一堆載回家，拿去宴請賓客。
“娶媳婦房內紅，嫁女兒房內空”，潮州的婚俗是男方家辦婚禮，女方家不辦，所以妹妹的婚事，孫欒生也沒有什麽能幫上手的。妹妹從小一直靠繡花幫補家裏，每天放學，人還未踏進家門，母親就招手道：“妹啊，快來做花。”
孫欒生偶爾會想，如果自己那時真的先成了家再發病入院，把老婆一人留在家裏，也是對人家不住。
事已至此，第一先考慮治病。這事不能不緊張，倘若治得不好，留下手腳殘疾，就沒法下地幹活，沒法養活自己，就會成為家人的累贅。寨裏很多人其實都已經醫好了，就是因為後遺症，回不了家，離不開醫院了。院裏有一個醫生，早年去廣州培訓進修過，自己也是麻風康複者。孫欒生第一次來時就知道他醫術了得，這次來了便常常去找他，央他幫忙開幾貼中藥，然後自己拿個小火爐，每天都蹲在那裏，認認真真地煲兩回中藥。辦事處的行政老陸看到了，打趣他：“你怎麽天天都在煲藥？”孫欒生就說：“那當然，本來就是破相（生病）來治病的。”
他仍和上次住院一樣，吃氨苯酚，再加上幾年的中藥，又康複了，皮膚裏已經驗不出什麽菌。他很感激那個醫生，覺得是他讓自己免於手腳殘缺。但還是有一些身體上的印記留下來了：本來跟常人一樣的左手，手指有了一定程度的彎曲，無法伸直成一個平麵了，手掌上的肉掉了很多，尤其是虎口，幾乎摸不到什麽肉了；左腳也因為潰瘍也有了一些“死肉”，後來他有錢穿襪子的時候，即便是三十多度的夏天，也不會把襪子脫下來了。
1983年，麻風院裏也跟著外麵“體製下放”，把土地標給了個人承包耕作，不再搞集體生產了。為了鼓勵耕作，留在寨裏的人不僅可以無息貸款買肥料，原本要上交的公糧份額也取消了——外麵直到2006年才取消了農業稅。
孫欒生也不想回家了，他先是和另一個鐵鋪來的病友合作承包種地，那個人家裏有老婆，經常回去跟家人“共度好時光”，孫欒生發現自己幹得多，吃虧了，就很生氣。第二年對方還想叫他養多一頭豬，他幹脆拒絕了，撇下對方，自己承包了四五畝田地單幹。收獲季，稻子不飽粒，風櫃裏一打，大半粒子輕飄飄幹癟癟的。他去問楓洋的老農民，人家問他：“剛抽穗的時候你有沒有再下一次肥？”他說沒有。就這樣一點點跟有經驗的老農民請教，再長出來的稻穀就飽滿了，風櫃打下去的聲音噗噗作響，落在他耳朵裏非常好聽——是糧食啊。
三個弟弟都結婚後，母親說她一個人管不了那麽一大家子，要分家了。兄弟姐妹就聚在一起，商量分家分厝，孫欒生也回去了。大姐聽到消息，也趕來了，她不是為自己來的，是來勸孫欒生的：“你要留一點房子，不然將來無人愛你（要你）。”
1986年，國家正式取消麻風強製隔離，即使查出患病，也不再要求入院，隻需在家服藥醫治就好。但孫欒生已經決意在嶺後紮根——之前田野中那個男村民的嘲笑，多年以後仍在他耳邊，讓他意識到，隻要娶不上老婆，就不可能在家鄉得到尊嚴，那樣還不如留在麻風院，寧做雞頭，不做鳳尾。他最終沒有要房子，因為他認定自己此生沒有機會成家了。
但他依然還是長兄。
小弟在家裏做了農民，但是分到的田地並不多。有一次孫欒生回西林村，小弟媳對他說，家裏的米快要吃完了，孫欒生就說：“你不用煩惱，（我的）田裏快可以割稻子了，一定要給孩子們吃飽。”之後，嶺後麻風院那四五畝地裏長出來的稻子，都被那輛紅棉自行車一趟趟運回了三十多公裏外的西林村。
嶺南的夏季炎熱多雨，到了六月收割的那幾天，如果忽然來一場大雨，黃澄澄的稻子一被淋濕，尾巴重，杆子軟，就全都蔫了，穀粒打都打不出來。所以，中午十二點吃完飯，即便地麵還騰騰冒著熱氣，孫欒生也要抓緊時間下地。他戴上鬥笠，將一條紅色格子的長汗巾綁在肚子上，“防止暑氣從肚臍眼進去”。稻穀打出來後還要晾曬，他就拿一架木頭梯子倚著屋簷，把稻穀一袋袋背上屋頂，曬好了再背下來。六月的空氣裏有著糧食的香氣，但熱浪還是會讓他中暑、小便帶血。他就在山裏拔一些草藥——一種走路會粘在褲腿上、果實是黑色毛刺的植物，加上一點黑糖，煲了吃。
有楓洋人見孫欒生一個人種了這麽多地，提出要跟他買糧食，他擺擺手：“糧食我一粒都不舍得賣。”
孫欒生曬稻穀的梯子和撈魚的魚竿
靠著嶺後的這四五畝地，孫家的第三代不用再像上一輩一樣挨餓了。後來地裏又增加了土豆、番薯、芥藍、花生，逢年過節，孫欒生還可以從魚塘裏抓一條二十斤的鮮活草魚，綁在車筐裏活蹦亂跳地帶回西林村。堂嫂見孫欒生回回往家裏載東西，說他做的是“賠本生意”，他隻是一笑，說自己是“希望工程”。弟弟則信誓旦旦地說：“兄啊，以後我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
家裏頭，孫欒生確實最看重小弟媳，她太勤快了，勤快得讓孫欒生高看一眼——他每次回西林村，小弟媳都在地裏麵朝黃土背朝天地幹活。1990年後，很多人下海做生意，有一天他載米回去，小弟媳拉著他，不好意思地問：“大兄啊，你有沒有兩百塊錢借我？”她說想做點服裝生意，又不夠本錢，孫欒生一聽：“說什麽借，拿去就是了。”
小弟媳懷到第三胎時，管計劃生育的人要她把這胎打掉。孫欒生的母親不同意：“不能打，我大兒子沒有成家，這個孩子不管男女，以後都是給他的。”後來小弟媳生了一個男孩，名義上給了孫欒生做兒子，孫欒生說：“就是我倒賬（去世）的時候，他得來做點事。”
回到寨裏，白天晚上，病友們閑暇時就坐在一起談世情說世事。那日有個親戚來嶺後找孫欒生，一個楓溪病友看見了，便問他：“剛才來的那個是你什麽人？”
孫欒生說是一個親戚的孩子，來買水果。
楓溪人說：“這個孩子看起來，做生意隻顧自己。”
孫欒生見他說得準，詫異道：“你怎麽知道？”
“我會看麵相。”楓溪人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家裏人為了避戰，把他送到了歸湖鳳凰山裏一戶人家做兒子，養父母家又將他送到汕頭學五行之術，後來得了麻風才入院了。說完，他仔細打量了一下孫欒生，問他有沒有老婆，聽完回答，又說：“你還有一次婚姻的機會。”
孫欒生笑了：“哪裏找去？怎麽會有人要我？我也不敢想。”
那人說：“真的還有，你看著吧。”
不久後的一天，孫欒生從古巷買菜回來，騎車在回嶺後的山路上。山上的樹木茂盛，野草叢生，到了陡峭處，車騎不上去，要下來牽著走。後麵有個年輕女孩，也牽著輛自行車在走，見到孫欒生便問：“兄啊，嶺後怎麽走？”
孫欒生問：“你到嶺後有什麽事？”
“我有個村裏人在那裏住的，他家人這幾天在那裏幫忙插秧，我過來載他媽媽回家。”
“你一個人來過這裏嗎？”
女孩說沒來過，孫欒生便很詫異——進山本就容易迷路，何況這裏麵還是外人聞風喪膽的麻風村：“你膽子怎麽這麽大，不認識路你也敢來？”
女孩說：“文祠、鳳凰那些地方，我也一個人騎車去呢！”
這女孩提到的這兩處都是潮州僻靜偏遠的地方，文祠在西角，路深難行，鳳凰在北邊，山高千米。孫欒生見她長得高高大大，便知是常幹活的人，又見她膽大心細，心裏也起了一點敬意：“我就是嶺後人，剛好要回去，你跟著我走吧。”
孫欒生在前麵推著車走，女孩在後麵跟著，兩人也沒說話，孫欒生隻偶爾回頭，看看她有沒有跟上。走了一會兒，兩人推車到了一個略微平坦的地方，孫欒生指給女孩看山腰上一簇一簇坐落著的房子——那就是嶺後麻風院了。到了寨裏，孫欒生便帶著女孩去找人。女孩也不怕這裏的病人，見大家都在田裏幹活，紮起褲腿就麻利下地幫忙了。當晚女孩在嶺後住了下來——那時恐懼麻風病的還大有人在，她實在是膽大。
隔天，孫欒生正在做飯，女孩下田回來過來找他，問他有沒有衫褲要洗，說可以幫他一起洗了。那時孫欒生獨自搬到了已經被棄用的醫療室住，離集體宿舍比較遠，圖個清靜。那裏有山上流下來的泉水，清澈涼爽，洗澡洗衣服都方便，他住得很愜意，所以就大大咧咧地回答說：“什麽衫褲？我沒有什麽要洗啊，我就一個褲衩。”
之後，這個從深河來的女孩又自己騎車來找過孫欒生幾次，問他要不要幫忙擔水什麽的。寨裏的熟人看出一點意思，便當麵打趣，問她是不是想嫁給孫欒生？她也不承認。聽到病友們私底下在嚼舌頭，孫欒生才後知後覺，自個在心裏琢磨：“難不成這個妹仔是想要跟我談？”一個病友對他直言道：“哎，你就是不曉得，要是曉世情一點，談著談著就成了。”這樣的話聽多了，孫欒生也會為自己辯白：“我沒有錢，怎麽敢去要人家？”
農忙結束，深河那個病友的家人要回去了，孫欒生騎車幫他載著家人回去。騎了二十公裏，到了深河地界，病友指著山腳下一處地方說：“呐，那裏就是那個妹仔的家。” 孫欒生遠遠望了一眼，心想，聽說她還有三個哥哥，看來也是窮苦人家。
後來那個姑娘再也沒有見過。三十多年後，當孫欒生講述起這段往事時，目光長時間地望著虛空的一處，拇指和中指輕輕地互相摩挲，像是一聲對過去的歎息——沒想到，那個學五行之術的楓溪人，說的話竟是真的。
對孫欒生來說，人生的一些關口，也許有著第二條道路，隻不過他未曾選擇。
6
跟一眾很早入院的病友比起來，孫欒生算年輕力壯的，辦事處便給他安排了很多活：煮飯，擔水，洗米，燒火，買草，還要負責開關一台柴油發電機，他每天都被安排得滿滿當當。
在飯堂做飯，一天三頓；去楓洋買草，一擔一百多斤，挑著走回來；傍晚大家都吃完飯洗完身，山風吹來、通身清涼的時候，孫欒生和另一個村民就要走到寨口，打開柴油發電機。這種老式發電機有一個小房間那麽長，吃油量大，啟動時需要兩個人合作，抓住扳手，用力不斷“掄圈”，越掄越快，越掄越快，發電機就“突突突”地響起來。通電的一瞬間，山穀裏，山腰上，山頂各處的燈就都亮起來了。到了晚上十點前後，就要關掉發電機，關之前，要先短暫地閃三下燈作為信號，“天黑咯，睡覺咯”，於是大家趕緊趁著最後的一點光明，把要做的事做完。
發電機一安靜，整個山穀就暗下來了，夜晚到了。
90年代，影碟機開始流入鄉下，嶺後的辦公室也有了一台。有一日，有管行政的領導跟一個楓洋的農村人在辦公室閑聊，說，“搞到了一些碟，不穿衣服的那種，今晚過來一起看吧”，既然要看碟，那就不能太早關發電機了，又對孫欒生說，“那你今晚就十二點再關發電機吧”。
孫欒生一聽，心中一聲慘叫：我父，明天一大早還得起來割稻子，十二點睡，這怎麽捱得過去？但領導開了口，麵上已經答應下來，也不好再說什麽。回到屋裏，他翻出了之前在藥店買的人參須須——人參他是買不起的，就買了一小點參須，預備生病時用，現在倒提前派上用場了。小風爐點起火，他拿這點參須煲了兩碗湯，咕嚕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才熬到了晚上十二點，又能保證自己在隔日天亮時就能起來，按原來計劃割稻子——天大地大，沒有地裏的事情大。
過年時候，孫欒生本來打算回老家，但是寨裏的人說，“你一走，就烏天暗地了呀”。他耳根子軟，想想自己也沒有成家，也沒有老婆孩子等著，回不回家沒什麽區別。於是，這麽多年，隻要發電機還用得著，春節他都隻是蹬車回家吃了個中午飯，下午就又蹬車回山裏來了。
世人皆想象麻風院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禁忌之地，其實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東西，是無法自給自足的，一定要下山去拿的，比如說油、鹽、鐵和一些藥物。早期麻風院需要把粗糖運到外麵的收購站，後來病人少了，寨裏的糖廠停掉了，土地承包給病人或者楓洋的農民，產出的甘蔗柑橘等農作物，也都需要運出來賣。嶺後日常的生活、勞作和娛樂，沒有一樣不需要從外頭拿東西。
比如，為了發電，柴油就成了必需品。醫院有一架手扶拖拉機，有個退伍軍人老許剛好會開，就領了這個活兒。平時出去買菜、拉柴油，或者從院裏載甘蔗出去賣，都由老許出馬。而老許又什麽事都拉著孫欒生一起，一是覺得兩個人有個照應，二是孫欒生會修一點機器，萬一路上拖拉機出個什麽毛病，還能幫把手。
有一回，老許，孫欒生，加上辦事處的老張，三人開手扶拖拉機進城，辦完正事，再到韓江對岸的煉油廠進兩桶柴油。鐵皮油桶搬到了拖拉機上，沒想到回程時過了湘子橋，走到南橋市場，被交通局的檢查人員攔了下來，一查，說他們這輛拖拉機的執照不對，不能上路。老張好說歹說，想先把這兩桶柴油送回寨裏，可那邊鐵麵無私，不肯放行，連車帶油，直接拉到了南橋的一個工廠裏，鎖住了不讓走。
這下麻煩了，三人在那裏商量，是要先去找救兵，還是先回醫院再說？眼瞅著天就黑了，孫欒生說，不行就回去吧，明天讓院裏領導出麵。
三人決定乘夜回嶺後，不過南橋離嶺後有十五公裏，還沒有公車。幸好老張在附近有相識的人，盡力借到了兩輛自行車，孫欒生就提議道：“你們兩騎回去吧，我一個人走回去。回去的路我熟，我抄近路走，回到時你們最多就還在洗澡呢。”
三人吃了熱粥，分頭行動，孫欒生一個人就上路了。他不想讓老許老張騎車載人，本來回嶺後就都是上坡，太過辛苦，而且夜裏走山路不安全，到寨門的最後那幾公裏，坑坑溝溝，天黑看不清路麵，自行車一顛，人就掉溝裏了。以前古巷鎮“營老爺”的時候，晚上他會騎車去那邊看熱鬧，對這附近大大小小的路，他閉著眼睛都能走。
果然，抄小路回去的孫欒生走了三四個小時，到嶺後的時候，老許老張正在井邊打水洗澡。跟兩人報了個平安，孫欒生也衝涼躺下了，他睡覺前還在想：手扶拖拉機怎麽辦？
第二天一早，麻風院的領導老陸去找交通局交涉，也是叫上了孫欒生一起去。兩人進城，到了交通局，裏麵人頭濟濟，鬧鬧哄哄，想來最近被扣下的車不少。老陸一進門，先散了一圈煙，男男女女都分了一根。然後開口，姿態放得很低：“你們辦事是合理的，犯法了就得罰。”接著話鋒一轉：“但是我們這個單位也是政府的，這些人生病在山裏不能出來，都是淒慘人啊，用點油還得叫人出來載……”最後總結：“要罰，合理罰，但是不能罰多……”孫欒生聽得悄悄皺眉。
最後談妥，罰款二十塊錢，拖拉機領回家。兩人一出門，孫欒生就忍不住問了：“你怎麽說得那麽可憐？”老陸說：“這你就不懂了，這樣說，他才不會罰一堆。”
這二十塊罰款當然是公家出，但這檔子事之後，老許就不願意再開拖拉機了，他說自己年紀也大了，想退休了。拖拉機沒人開了，要怎麽去取柴油就成了問題。麻風病會致人手腳皮膚麻痹，“人未死，肉先死”，光著腳在田裏幹活的人，被石頭野草劃傷了都不會察覺，勞動了一天的人，夜晚要靠著這點燈光檢查自己的手腳是否有新的傷口，或者拆開昨天的繃帶擦拭傷處，再剪下一塊塊白色的膠布重新貼好。尤其那些自尊心比較強的病友，白天再熱都穿著布鞋，不願別人見到自己的傷腳。因此，發電機關係著寨裏夜裏的光明，是不能停的。
孫欒生試過找來一個古巷人，之前這個人會來寨裏收農作物，有一輛小貨車，人家幫忙買了幾次油，就來得少了；沒辦法，孫欒生又另外找了一個楓洋的年輕人，但是他隻有一輛人力拉著的板車，他倆從煉油廠把兩桶柴油拉回來，簡直如廢去了半條命。孫欒生好聲好氣，連哄帶騙，半是鼓勵半是賣慘，才讓那個老實的年輕人沒有半途撒手，丟下他跟兩桶柴油——但也隻能使喚人家那一趟了，“騙得了一次，騙不了第二次”。
後來他索性不去公家的煉油廠了，自己騎車去古巷的私人油廠載油。雖然價錢貴了一些，且每次能帶的不多，但是起碼路途近了很多。一直到千禧年嶺後通上了電，那台柴油發電機才正式退役。
拖拉機不走了之後，買米也成問題。孫欒生在廚房幹活，自告奮勇說自己去買。他的紅棉自行車鏈條粗，載重一兩百斤不成問題。後來公共飯堂不開了，每個月麻風院裏發幾塊錢“菜金”，村民就私人貼他兩三塊錢的車馬費。
久而久之，無論是辦事處還是其他病友，有事就都喊孫欒生出門。孫欒生成了寨裏伸到外頭的一隻手，大到巨額現金，小到一張《人民日報》和電影膠片，都得他的紅棉自行車出馬。那個曾取笑他天天在吃藥的老陸，也常常找他幫忙跑腿。很多時候，跑腿都沒有什麽報酬，隻是跑個樂趣。孫欒生樂意出門，想要好好看看外麵的世情百態，“出征贏守城”。
7
把潮州地圖攤開來看，嶺後在左上角的山區腹地，越過這道嶺，就是古巷鎮，往東十來公裏是市區，柴油廠糖廠都在韓江對岸。手指往下劃去，南下二十公裏，桑浦山下，就是孫欒生的家。孫欒生戴個鬥笠，穿著短褲和背心，騎著一輛綁著筐的自行車，四處奔跑，像一隻吐絲的蜘蛛，編織起自己生活的網。
最近的行程，是去六公裏外的古巷鎮上買米。這短短的一段路，在改革開放後多了七八間做皮肉生意的店。那些店外麵看起來並無異樣，隻是有時會有年輕婦人在路口站著，孫欒生騎著車在路上，如果不小心瞄了她一眼，她就會招個手，用普通話輕輕說：“來玩呀。”孫欒生猜想，這些站街的外地女人大多都是生完孩子出來打工的，或許賺不到錢，才走上這條路吧。
有一回去米店，店裏正好有三四個男人坐著閑聊，便有人開跟孫欒生玩笑說：“要不要去玩？”孫欒生說：“我要去早去了，我從大埔亭到這裏，兩隻眼睛看見的都好幾間了。你看我這一百斤米三四塊工錢，路上買支水就幾毛錢，哪裏有錢做這個？”店裏的人就哈哈大笑。
後來我聽他說這個事，就問他，那你要是真的有錢了呢？孫欒生想了想，說：“那也不要，要兩個人互相關心互相扶持的才好，這種有什麽用？”
他來米店的次數多了，就有人猜測他的身份，問：“你是不是那個泰哥寮的？”孫欒生坦然承認。米店的老板熟了，問他，要不要把單子的數字多寫點，讓他可以“靜靜拿一點”。孫欒生拒絕了，他不想為了這幾塊錢，在身後被人看不起。
自行車再往東多騎十公裏，就到了老城區。80年代，有個台灣導演來潮州拍了一部關於大陸的紀錄片，叫《八千裏路雲和月》。在片子裏，街上的小孩子眼睛黑亮，臉蛋紅撲，好奇地打量外來的客人；年輕人穿著白襯衫在公園裏圍坐，用陶爐生火，煮山泉水泡茶，還給導演介紹潮汕的茶文化：“高衝低勢……行事定定。”
孫欒生就騎著他的紅棉自行車，穿著背心褲衩，從這樣的人群裏穿過。他很少有悠閑的時候，都是直奔目的地而去。逢年過節，外麵農村熱熱鬧鬧地“營老爺”，寨裏頭沒有，辦事處就會跟孫欒生說，就去借個膠片給大家看，開心一下。昌黎路（紀念韓愈）的老電影院，門前總是張燈結彩、人潮湧動，但孫欒生從沒進去看過電影，每次都是取上那些圓圓的、大小不一的老膠片就得掉頭走了。一聽說有電影看，附近的楓洋人也會搬著小凳子過來等。至於影片，沒得挑的，電影院給什麽就看什麽，看完再給人家送回去，有借有還，再借不難。
有一回孫欒生去取電影膠片，路上正遇到李嘉誠回潮州祖地探訪。那是冬天，下著小雨，路上有農民推了一車的甘蔗出來賣，聽到警察在清道趕人，連忙拉著甘蔗躲到旁邊的小路裏麵。孫欒生戴著鬥笠，披著一塊尼龍布，看著街上為了迎接個香港富豪而興師動眾，不禁有些生氣：“來就來嘛，這麽大架勢做什麽？”不過後來看到李嘉誠給潮州捐了那麽多錢，又建學校又修橋鋪路的，他又覺得“這個人不錯了”。
寨裏栽種了幾個山頭的甘蔗，種的是海南的大蔗條，每年都賣給榨糖廠。1989年後，糖票取消，蔗糖放開經營，賣掉甘蔗既可以換成糖，也可以選擇換成錢。有一年甘蔗收成很好，拿回了一張八千多塊的發票，辦事處就要孫欒生去換取回現金。他一大早趕到銀行，進門前先左右看看，見屋裏沒人才走進去。櫃員問他：“取這麽多錢，你一個人來的嗎？”他說是。那時第四套人民幣的百元大鈔還很少見，銀行備好的還都是十元的舊鈔，八百多張紙幣，一張一張數過，疊起來，用報紙包好，用布條在腰上用力綁緊，再把衣服拉上。孫欒生肚子上多了兩三斤重，出了門，再左右看看，步伐加快。回到寨裏，他把外衣一解，厚厚一遝紙幣放到領導麵前：“錢在這兒，一張沒少。”
自行車再騎遠點，就到了古城區的邊緣——韓江上的湘子橋，大老爺宮就在橋邊。
老陸後來退休了，位子由兒子小陸接班。但老陸還記著寨裏的人，有一天孫欒生正在行政辦公室，忽然接到電話，老陸說自己在大老爺宮討了一點香油，讓他去載回來分給大家。“你怎麽都退休了還在外麵討東西啊？”要白拿人家的東西，讓孫欒生感覺有點不好意思，但是病友們一聽說有香油，都很歡喜。
隔天，孫欒生喊了一個彩塘人，各騎了一輛自行車出山了。大老爺宮是北宋初期建的，背對城區，麵對江水，比堤岸還要矮上一層樓。它正經名字叫青龍古廟，是潮州最大的祭祀地，80年代後，每年春節“營老爺”的時候，都要把老爺夫人像從老爺宮裏抬出來在街道上巡遊。巡遊經過的每一段路，都要掛上燈，從頭到尾亮堂堂的，人潮擁擠。平日廟裏香火旺盛，民眾來祭拜時都會帶一瓶油來添燈，剩下的也不帶走，廟裏的人就收了，放在後麵的庫房存著。這個老陸，也不知道是通過什麽關係什麽手段，跟廟裏討來了這些香油。
孫欒生他們兩個跑腿的人一共搬了四桶油，每桶差不多四十斤。搬上自行車之後，他們就趕緊把自行車推到岸上，準備溜。又聽到下邊在喊“等等”，不知道有什麽事。於是孫欒生讓彩塘人看著車，自己下去，老陸說，這裏離嶺後還有很長的山路，載回去很辛苦，所以又幫他們跟廟裏討了點錢，一個人五塊，路上可以買點心吃。
再來大老爺宮，就是騎三輪車來了，一次能載五六桶油。有時人不多，孫欒生也會進正廳拜一拜，請老爺保佑一家老小出入平安。那時本地民眾還有不少人恐懼麻風，他們肯定沒有想到，自己供奉給老爺的油，老爺卻拿去送給麻風院裏的人了——也是拐了個彎，積德行善。
最遠的地方是去桑浦山。
有一年揭陽麻風院的人來探訪交流，老陸聽到那邊種了香蕉，就說想去拿一些苗回來。孫欒生一聽，說：“你想去那裏？路又遠，‘步步高’啊！”他說的是桑浦山上的西坑麻風院，老陸說：“你熟？”當然熟，孫欒生在心裏說：我家就在那裏啊，要爬山，我可不輸你。
找了一天，兩個人就騎著兩輛雙杠自行車，騎了三十多公裏直奔西坑。去這個麻風院比去嶺後還難走，到了桑浦山腳下，他們把兩輛車寄放在孫欒生老家大隊的開荒寮那裏，再爬上山，經過水庫，好不容易才到了西坑醫院。西坑的人帶他們四處看了一下，還熱情地想留他們吃飯，為了趕在天黑前回到嶺後，他們隻能拒絕了人家的好意。西坑的香蕉確實大個，寨裏就讓手扶拖拉機去載了一車香蕉苗回來，一百多棵，分給眾人種。香蕉不能種得太密，孫欒生自己承包了十來棵，種在井邊，最初跟他一起承包田地的鐵鋪人因為有老婆幫忙，承包了一大片。
大家忙活了快一年，香蕉好不容易快熟了，結果有天早晨起來，發現全給人割走了。有些一串的香蕉沒割完，頂上還剩了兩三個，可見賊人是著急忙慌的。寨裏養了一些狗，大家也沒聽到一聲叫喚。鐵鋪人損失慘重，氣得大喊大叫，嚷著要孫欒生去買一些長長的鐵釘回來，說要把鐵釘埋在香蕉田裏，等人來偷的時候報複回去。
孫欒生連忙拒絕——別的麻風院，通常都是2000年後很多學生誌願者來了，周圍農村的人才不害怕麻風病人了，也才有人敢來偷東西。可能嶺後的人跟周邊農村打交道太多了，“泰哥”的“威名”不足以震懾那些農民了。要是他夜裏撞見了偷香蕉的人，不僅不會跟人撕破臉，還要笑臉問一句：“某人啊，你要吃明天來摘，三更半夜在這做什麽呢？”
後來西坑那邊又送了一些薑母過來，種了也沒有什麽收成。總之，這次難得的麻風院種植經驗交流之旅以失敗告終。
嶺後的兩排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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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潮州政府宣布，麻風病基本被消滅了——不是一個病人都沒有了的意思，隻要全市的患病率控製在十萬之一以下，就達到了衛生部新發布的消滅標準。
彼時，嶺後寨裏還住有一二十位康複者，孫欒生是其中少有的常常外出麻風村的人。他騎著紅棉自行車，在潮州老城裏穿梭，旁觀著這座城市一日一日地變化著：韓江邊的濱江公路鋪了水泥種上了木棉，水利樞紐工程建設以後，江水再也不會高高漲起漫到岸上了；城裏的街道上，瓦磚平房越建越高，人身上的顏色從黃灰藍白變成了五顏六色——90年代初，我母親在縫紉廠打工，一月工資不到兩百塊，但是她會花比工資更多的錢給自己買一條紅色墊肩的裙子，她說，她身邊的其他女工也一樣如此。那是一條我現在都不好意思穿上街的裙子，覺得穿著它顯得過於隆重，而我母親當時會穿著它在車間裏縫衣服，身旁機器轟隆，廣播裏大聲放著閩南語歌。
新千禧年前後是一個生機勃勃、聒噪熱鬧的年代。但自從第二次踏進麻風院的那天，孫欒生就知道自己變成了一個旁觀者。
新的世界有新的危險，以前是山裏的蛇，現在是天上的電。寨子通了電之後，也許是因為山裏實在沒有什麽別的建築物，雷公就總往屋頂的鐵棚上招呼。夏天，孫欒生睡在地板上，牆上的電燈“砰”的一聲掉下來，把他的雙腿炸了一下，像觸電一樣。他一骨碌爬起來看，燈泡碎了一地，是給雷劈了。
有了電，文化室也有了電視機，裏麵咿咿呀呀地播放著黑白色的電視劇，讓病友們多了一個新的看世界的方式。老電視為了收信號，屋頂要裝天線，打雷下雨就特別危險。有一次孫欒生在田裏幹活，看到天上的閃電一條條直直打了下來，心想，壞了，電視要沒了。回去一看，果然電視就給燒壞了。這讓孫欒生後來養成了每天晚上拔掉插頭的習慣，盡管新電視已經不用天線了。
危險的還有路上越變越多的車。臘月冬日，從城裏回嶺後的路上，孫欒生正悠哉騎著自行車，突然一股大力從後方撞來，“咣”的一聲，他向前撲倒，腦袋臥在了左手手臂上。路邊的人扶起他來後，撞人的大車司機下來了，拿了四十塊錢給他。他的腦袋還暈暈乎乎的，厚厚的褲子磨破了一個洞。是老一輩潮汕人骨子裏的體麵，讓他強撐著擺擺手：“不用了，人沒事。”路人都勸他收了錢去查查身體，他這才收下，扶起自行車，推著走了。他暈了二十來天，還是自己找了些草藥喝。後來他才發現，不僅自行車前輪撞壞了，後座上堅硬的鐵盒子也被撞出了一個缺口，如果沒有這個鐵盒子緩衝，恐怕更危險——那四十塊錢，最終給了自行車修理鋪。
已經不是那個可以慢悠悠地騎在路上的年代了，幾條進城的路後來都修建成了省道或者市際公路，分別通往梅州和揭陽，不怪乎車流密集起來。有時候細細數起這一輩子遇過的險事，孫欒生會忍不住感慨：“我這一生啊，還是有做好事，老天公來保佑，不然死去久了。”
千禧年沒多久，孫欒生母親的生命走到了盡頭。這個強韌的女人把一家人拉扯長大，開枝散葉，活到了九十來歲，看到了孫家第五代人出生，做了曾曾奶奶。她最後臥床不起的日子，六十來歲的孫欒生回了家，同她睡一個屋，白天黑夜地打理她。一天半夜，母親起不來身，把排泄物搞到了身上和被子上，就喊他去把小弟媳叫來收拾，幫她換個衣服。孫欒生想著小弟媳白天要忙生意，太辛苦了，沒有必要去叫醒她，就說他來就好。母親說，你是男人，這怎麽可以。孫欒生說：“姨啊，有什麽不可以，我可是你生的。”
母親走的那天，孫欒生的小妹和妹夫趕來相送。夜裏，孫欒生送兩人回家，看著妹妹哀痛流淚，難以自持，說道：“勿這樣（傷心）了阿妹。阿母走了，我們也永遠是兄妹。”後麵這句他是說給妹夫聽的——他心裏又想起年幼時溺水身亡的胞妹，身為長兄，僅剩的這個妹妹，自然想要照顧好。如今雙親作古，他擔心妹妹會受欺負，又硬給了妹妹一個兩千塊的紅包。母親下葬時，兄妹幾人又專門問了大姐，是否要把抗戰時去世的大娘的喪事也一起辦了，大姐說，不需要了。
母親去世之後，孫欒生回家次數愈少，除了年節，基本都在嶺後。他做上了村長，每月要給村民們領取和發放生活費，過世的村民也要他為後事跑腿，忙活的事情並不少。
2002年，幾乎無人踏足的寨裏忽然有了新的來客，一個日本人，叫原田燎太郎。他先是跟著公益組織進村，自個在村裏住了十多天，接著又去了韓江師範大學遊說來一批學生誌願者，後來又帶了一批日本的學生，熱熱鬧鬧過來給村民們修路修廁所鋪水泥。
日本學生們一來，張開了手就要跟村民們擁抱，寨裏剩下的十來個村民，都有些摸不著頭腦。孫欒生也連忙擺手拒絕：“不不不，我們中國人不會抱。”但三番五次地，他也就隨了對方：“抱就抱吧。”他觀察太郎這個人，“人品是好的，很踏實”。見太郎帶學生們自己做飯，孫欒生就給了他們一個桶，想著剩飯倒在桶裏可以拿去喂雞。可天黑了過去一看，桶裏什麽也沒有，他們做的每一頓飯菜都吃光了，一點都不浪費。
“珍惜糧食，不錯。”他又對太郎高看了一眼，“可惜他的國籍不行——日本和中國永遠沒有好的，村裏的老人，很老的，以前被日本人害過，就說他不是好意。但那是他們政府的事情，打戰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出生呢。我們不能討厭他們，他們來了這裏，我們還得保護他們。”
有日本女孩在文化室陪村民們看電視，有個楓洋人來了，就打開了抗日劇，問她說：“妹啊，你知道這個是什麽嗎？”女孩看到電視裏的畫麵，連連道歉：“對不起對不起。”
盡管這裏流傳著日軍的屠殺往事，但村民們無法對這些誠摯的孩子們關上門。這麽多年了，從來沒有人會住到村子裏，為他們清掃房間，鋪設水泥地板，陪他們聊天幹活，像家人一樣親昵地和他們相處。有的屋子每天晚上點燈點到十點多，屋裏的老人和學生們能聊到深夜。後來日本學生們回國了，村裏有一個老人就寫了一封信，拜托孫欒生去市裏幫他掛號寄給一個女學生。孫欒生說，寄到日本，不知道要多少錢咧。老人說，多少錢我也給。後來老人回去家裏，家裏人聽說了這個事，就說了他幾句：“日本人來這裏抓人殺人，你怎麽還跟人家這麽好？”
那信寄出去了，不知道送到沒有，最終也沒有回音。
剛開始，學生一來，孫欒生就把自己的門掩上了。他地裏的活兒太多，魚塘要割草喂魚，地裏要鬆土澆水，學生一坐下，他又不好意思趕人走。到了2008年前後，村裏的老人又走了一些，隻剩下孤零幾個，地裏種的作物也少了，身為村長的他再關門，就有點不好意思了。他對孩子們招招手說：“來來，進來吃茶。”
這一招手，就招進了一堆“義女”。第一個學生是甘肅來的，坐進屋裏，聊著天，忽然拉住了他的手問他：“伯伯你要不要收義女？”孫欒生說：“不收不收，我沒有錢給你讀書啊。”對方說，自己快要畢業了，不用他的錢。孫欒生感到有些新奇，就答應了，屋裏兩個女孩子，一人一隻手牽起來，認了兩個義女。後麵的學生一年一批，認的義女十隻手指數不過來。因為麻風病人的名聲，每次孫欒生都會讓學生先告知父母，“父母同意再說”。有一個汕頭的女孩子，因為母親不同意，拿了紅包又退還給他了。還有一個女孩子的父母說想先看他的照片，這邊拍了過去，四肢健全，麵目如常，看起來跟普通人沒什麽不一樣，就同意了。
第一個義女，家裏比較窮苦，小時候家人待她也不好，是吃百家飯才長大的。孫欒生從電視上看到的甘肅，黃土滿地，風沙撲麵，經曆過苦日子的他看不得孩子吃苦，每次義女從韓師來，他都要提前準備一袋番薯，走的時候幫她拎到外麵的車站，送她回去。有一次義女過年回家，路上把孫欒生給的四百塊錢紅包給丟了，打電話大哭。2018年的時候，女孩結婚了，孫欒生給包了個大紅包。後來義女生了孩子，又帶過來給他看，孩子一口一個“爺爺”，叫得他心裏歡喜。但是孫欒生也明白，人生不過短暫相逢，孩子們有自己的路要走，這些義女，最終“隻是結識一個名字”。
我給他做訪談也是，一開始，他總是推脫：“沒有什麽好說的，我沒有什麽故事。”搞得我幾乎放棄，但仍舊每年去看望他。直到去年，認識他第五年的春節，他忽然間改了性子，把過去的經曆和盤托出，興致勃勃地聊一整個白天都不累。我聽得盡興，同時困惑地問：“你今年怎麽這麽多話講？”他笑：“這不是熟了嘛。”
聊得比較深入了，他又特別強調了一句：“我跟你說這些心內話，不是要收你做義女的意思。”我哈哈大笑。過會兒我要走了，他就要給我塞紅包，我不肯收，推來推去，見他幾乎要生氣了，我就想了個折衷辦法：“這樣吧，你現在給我（紅包）沒有什麽由頭，等我結婚，我再收紅包，可以嗎？”他這才勉強同意。
我評價孫欒生這些行為是：散財童子。我想，在他看來，紅包的流動，可能是一種世代相傳的禮貌。他雖與我聊得投緣，但脾氣還是有些不定，有一次我追根究底問到他煩了，他就生氣地說：“我真想敲一下你這個四方腦袋！”他打心眼裏覺得，我到處跑麻風村找人做訪談，又沒有錢又遭人嫌，始終不是個正經事，每次打電話，都替我憂心什麽時候能找到正式工作。
9
一年一年地來，我越來越覺得，嶺後村有一種學生們也填不滿的空寂。老人們漸漸沒了，很多老房子都推掉了，土地還給了政府，拖拉機、發電機都拉出去賣了。以前放露天電影機器的木箱子，孫欒生拿回屋裏當了儲物箱。飯堂周圍以前栽滿了竹子，後來也被砍掉了——楓洋人“營老爺”的時候會過來砍一些放在祠堂前麵，剛結婚的男人扛著竹子跟著巡遊，等拜完老爺帶回家，據說可以保佑家裏“出丁”，油紙糊的竹編燈籠上，寫的也是“財丁興旺”。這麽多年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念念不忘的還是“出丁”。
那個托孫欒生給日本學生寄信的老人，晚年生了重病。有一天他在門口坐著，孫欒生在隔壁屋裏看電視，看著看著，就出來問他，會不會吵到你了？老人說不會。見他這個虛弱的模樣，孫欒生又問：“你打算怎麽辦？回家嗎？”老人坐在自己屋門口的地上，已經說不出話來，就拿個粉筆在地上慢慢地，一筆一劃地寫了幾個字，孫欒生低頭看去，那幾個字是：“看人家怎麽說。”後來孫欒生給他浮洋老家打了電話，他弟弟便來人把他接回去了。走之前，老人把自己的自行車留給了孫欒生，正好，他那輛紅棉已經生鏽壞了，四十年了，車壞得比他快。
孫欒生開始成為死亡的主理人，幫村民們處理後事的責任落到了他這個身體比較硬朗的村長身上，就像當年跑腿的任務很自然地交給他一樣。幾年前，一個來自桑浦山旁邊的老人重病，一天夜裏孫欒生正跟一個楓洋人閑聊，這個桑浦老人就喊他過去，他心想：半夜三更，肯定有事。果然，一去到屋裏，老人就拿出幾百塊錢，說要給他。孫欒生說：“你現在破相需要錢，我怎麽能拿？”老人堅持要給，說著就要生氣，看孫欒生終於收下了，這才開口：“我這個盒子裏有五千塊，你幫我拿好，不要被別人拿了，等拿給我妹妹。”老人之前看過別的村民去世之後，錢被別人拿走了，所以有了這個托付。孫欒生按老人說的，在他的腳邊被子裏摸索了一下，果然摸到了一個小盒子，藏得很深。孫欒生多了一個心眼，想找多一個人過來做個見證，不然怎麽證明自己拿到的是五千而不是六千七千？但是老人怎麽也不願意，說信得過他。孫欒生也不敢不聽——這個老人之前對他很好，種的蔬菜柑橘都會分一些給他，而且孫欒生也擔心，如果老人臨終前不順他意，萬一去世後還回來找他，那就麻煩了。“老爺保佑，最好是妹妹來了在場，不然我很難說話。”孫欒生心想。
次日，孫欒生就趕緊打電話給老人的妹妹。老人有兩個妹妹，一個已經去世，一個在彩塘做生意，跟哥哥很親，平時也會拿錢給他。但是呢，妹婿跟哥哥吵過架，不肯來，最後隻有妹妹一個人來了。孫欒生把妹妹領到老人前麵，說把盒子裏的錢都給她了，沒有打開過。老人躺在床上說：“你這說的是什麽話？”想著給兄妹倆留點獨處時間，孫欒生就出來了，過了一會兒，老人的妹妹也出了房門，拿出了一千塊錢，說分給剩下的三四個老人，感謝大家平時對哥哥的照顧。兩個人正在說世情，回頭一看，老人已經沒了，走得無聲無息。
孫欒生和楓洋人開始幫老人換衣服，嶺後的領導就叫打電話給火葬場叫車來接。幫老人穿好衣服，楓洋人說要騎摩托去古巷買一點紙錢燒一下，孫欒生也給了他一百塊錢，讓他多買一點回來。靈車來了，按照這邊的風俗，女性是不允許跟著去“出山”的，隻能男性親屬跟著去火葬場。但是電話那邊，妹婿怎麽也不願意跟著去。火葬場的人就說，要是沒人跟著，就不收了。說來說去，爭執許久，最後隻能是妹妹跟著走了。
做到這一步，孫欒生的任務就完成了，接下來留不留骨灰、下不下葬的事情，他就不管了。
之前給孫欒生相過麵的鳳凰人，去世之前，也把他喊了過去，讓他幫忙買點紙錢。在寨裏住了這麽多年，鳳凰人一直有在拜老爺，還用厚厚的灰色瀝青紙搭了一個小小的“老爺宮”。香爐是他用扁擔挑著兩個竹筐去古巷買回來的，之前搭在屋外的樹下，後來生病了不能動了 ，就請到了自己屋裏，初一十五拜一拜。他感覺自己時日無多，就把剩下的一兩千塊積蓄交給孫欒生，讓他買點紙錢回來拜老爺，多的就留給他用了。
孫欒生說：“買紙錢可以，你的錢我不能動。”他想起鳳凰人有個姐姐嫁去了刀洋，剛好院裏有個領導也是刀洋人，就去問了一下位置。年紀大了之後，他很少騎車出門了，但沒有手機號碼，去實地尋人是唯一的辦法。他騎車去了刀洋塘尾，隻有老人的外甥嫂在家。然後，兩個外甥和外甥嫂就都過來了，三個人站在老人的屋子裏，商量後事。外甥嫂說，之前老人是給了歸湖那邊做兒子的，要去給歸湖那邊的人講，兩邊都要講。等歸湖那邊的親人來了，老人已經走了，他們就跟去火葬場，把骨灰拿回了歸湖。
外甥嫂看到屋裏的“老爺宮”，知道老人平時有在供奉，就替老人拜了最後一次，跪下，雙手合十，叩拜，跟老爺說，“以後不拜了”，然後把香爐請到了外麵的一片竹林腳下。等他們都走了，孫欒生發現他屋門口掛著的竹籃子裏，那個外甥嫂留下了一個紅包，打開來看，裏麵用一小塊紅布包著錢，做得十分細節——那是感謝他報信和照顧親人。
放紅包的那個籃子
人死之後，要一一告別塵世，不管生前如何生疏、沒有往來，隻要名義上是親人，都得來相送，做完應做的事情。人也要跟老爺拜別，關係才能好頭好尾地結束。對於這些，孫欒生自己也是信的。有一年，他這條“無父腰”一直酸痛，就托妹妹幫他問一下老爺，妹妹問了，說是他最近運勢不好，幫他拿了幾張老爺符回來。我問他：“那你還去問醫生吃藥嗎？”他說：“吃的。”
每年，孫欒生都會在古巷買一本生肖小冊子，看上麵寫的各個生肖這一年的運勢，包括姻緣，財勢，能否興土木等等。有一年他看見自己的財運是“四方來財”，心裏就覺得奇怪：我人都在“泰哥寮”了，還能怎麽個四方來財法？結果，那一年他膽汁外溢，家人帶他入院做手術，知道他那時還沒有醫保，韓師的學生主動發起募捐，林林總總給他捐了兩萬幾的醫藥費。病好之後，他仔細一想：這可不就是“四方來財”。這麽一本字字珠璣、寫盡世上所有人所有命運的書，居然隻要兩塊五毛錢，神仙真是十分慷慨，一點不受資本主義的影響。
這麽送走一個，又送走另一個，嶺後隻剩下四個人了。一個有老婆孩子的鐵鋪人回家去住了，一個自小就被送進來的腦膜炎患者明浩，智力約等於幾歲孩童，還有一個性情風流的許若深。孫欒生說是村長，其實隻管三個人。
孫欒生素來跟什麽人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獨對明浩例外。因為明浩是孫欒生最不能忍受的那種人：他不通人情世理。不是完全不通，但半通不通更要命。比方說，他會托欒生幫他買菜，還知道要給錢——這點就通。但是孫欒生擔心引火，叫他不要把自己存的垃圾雜物亂放，他就聽不懂，還罵回去——這點就不通。
到今年春天，許若深九十多歲了，看著精神還好，不時有學生前來探望他。但是孫欒生瞧見他屋裏的木板床床腳鋸了一次又一次，床板越放越低，心裏就明白，他時日無多了。果然，到了三月的一天，淩晨四點多，天還未亮，孫欒生還未起床，就聽到“砰砰”的大響，是明浩在用力拍他的門。他打開門，明浩站在屋口說：“阿若深叫不應了。”兩人來到許若深的屋裏，孫欒生一看床上的人，就說：“來，明浩，來做好事。”
兩人牽起被角，把被子齊齊整整拉到了許若深的脖子下方，隻把頭露在外麵。天亮了，孫欒生依次通知各方人員。等到許若深家人一來，他對他們說：“明浩照顧若深許多，你們應該給他一個紅包。至於我，無論多少，兩塊錢我也是要的。”
這是一種慣俗，經手過後事的人，都需要家屬給一個紅包，兩塊錢還是兩百塊，不拘。
不出意外，許若深就是他送走的最後一個人了，因為明浩還比他小二十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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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領地縮小的嶺後村，還留著一些陳舊的、長滿野草藤蔓的舊屋。去年，政府決意用這塊地來建新的醫院，施工隊遷過來，敲碎舊屋，打平地麵，挖地基鋪水泥，拉上標語，叮叮當當開工了。三個老人所住的兩排平房，拆掉了一排，三個人都搬到了同一側。工地施工有時候要牽拉電線，時不時會讓平房斷電，電燈和風扇忽然就停了。下雨時趕上停電，孫欒生也不會立刻打電話給工人讓他們修好電路，會等雨停了再打。將幾十年前劃給麻風院的土地重新拿回來建醫院，似乎是很多地方政府共同的選擇。粵西茂名市的茶根麻風醫院，也被當地政府征收了一大半的土地拿去建精神病醫院。也許再過十幾二十年，麻風院裏的人就會陸續過世，麻風村也會從中國消失。一同消失的，包括暮色裏發電機輪起來的聲音，蔗糖廠裏的熱氣和火光，病友們一起看露天電影的夜晚，也包括他們坐在門口彼此細碎聊天中透露出的，每個人的命運和失去。
今年三月底，初春的廣東雨水連綿。我去嶺後時，新的醫院已經建起八層樓高，藍白色的瓷磚外觀，幹淨，冷肅，與六十年前那個用磚頭、石塊和木頭搭建起來的麻風醫院完全不同。如果從醫院的大樓上望下來，麻風村剩下的這幾間小小的平房，以及裏住著的孫欒生和明浩，應該佝僂又渺小。
那日我剛進村——現在的村子，也隻有這一排房子了——見到孫欒生剛吃完午飯，正蹲在水池邊洗碗。碗洗幹淨之後，他一邊同我說話，一邊極其緩慢地、緩慢地直起自己的腰，好像在掰直一條彎了的粗鐵絲。他已經八十歲了，衰老是神明和醫學都無法阻擋的事情。我問這排平房在不在醫院的拆遷範圍內，孫欒生說不知道，如果沒得住了，他就搬回家——明浩就不知道怎麽辦了，很難想象會有家人願意接他回去，因為他很小就被送進來了。
正好過兩日就是清明，我們在他屋裏用年份久遠的鋁製茶具喝茶時，他妹妹打來電話，問他是否回西林村拜山。孫欒生說不回去了，又要車來接，太麻煩。妹妹有些生氣，多說了幾句，他這才說“好吧好吧”，答應回去了。孫家的女眷都長壽，他大姐至今健在，已經九十有多。
很難說如今的潮州還是不是孫欒生曾經所熟悉的那個世界：疫情三年，街上的人已經習慣口罩隨身；節假日牌坊街的遊客摩肩擦踵，一些外地朋友抱怨在這裏被大刀宰客；風水先生和紅包仍然流行，不再流行的是很多古老的方言口語；大老爺宮的香火比以往更旺，人心裏不安生的時候，拜得就更勤更多了。
我這次離開之後，孫欒生時不時地給我打電話，勸我趕緊找個穩定工作。他也許不知道，今年社會上的青年人，失業率超過20%了。
韓江兩岸的木棉花，每到初春時節就火紅火紅地開起來，像一片紅雲飄落在這裏。孫欒生記得以前岸邊栽著很多彎彎的竹子。他很懷念騎著自行車在江邊的歲月，興致來了，他就推著車慢慢地走，看著春來江水高高地漲起。那時候他還年輕，但已經接受自己獨身到老的命運，隻是希望能把家人照顧好，再多看一點世間的事情——江水是怎麽樣升高的，地裏的農作物是怎麽生長的，人跟人之間又是怎麽交往的。
走走看看，不知不覺，一生就快過完了。孫欒生常常念叨著，人生要順其自然，“時候到了 ，花就會開”。曆史有自己的周期，人間有自己的節氣，四季往複，花草繁榮，一個人，也隻不過是自然中一棵植物而已。
（應受訪者要求，孫欒生為化名。為保護心智障礙者，明浩亦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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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於我來說，2015年是個多災多難的年份。那一年先是我父親罹患癌症，在飽受病痛折磨之後去了遙遠的天國。剛辦完喪儀，我又查出子宮不明腫物和盆腔蓄膿，一直低燒不退，大夫說需要住院進一步查明原因，有可能還會做手術。有好事的親戚便感歎道：“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呀。說不定是老爺子舍不得這個老閨女，要帶上一起走呢。”
這些事情讓我壓力倍增，無力又無助的情緒充斥著每一天。人在災難麵無計可施時，往往會轉向冥冥中尋求庇佑，我開始思考有關命運和因果的問題：為什麽身體強壯、性格溫和、生活節製的父親會毫無征兆地患上絕症，而我的病，究竟是因為父親的不舍，還是因為自己的原因呢？
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結識了曹麗雲。
那是住院的頭一天，我先給一位朋友打電話哭訴了一番，放下手機，便躺在病床上望著天花板發呆。這時，隔簾被拉開一道縫，探進一個腦袋來：“喂，你確診了嗎？”
側臉一望，問話的是位中年婦女，五十歲上下的年紀，臉形消瘦，五官棱角分明，梳著極短的板寸，若不是聽聲音，我還以為她是男的呢。
我對她搖搖頭：“還沒確診，但估計也不會太好。”
“那還有希望。”她徹底把身子挪進來，雙目炯炯。
“什麽希望？”
她說她叫曹麗雲，北京本地人，陪我旁邊床那個小姑娘在這裏住十多天了。自我介紹完，她遞給我一本小冊子：“‘觀音菩薩救苦救難’，你每天讀七遍，說不定能轉危為安呢。”
說實話，那時候我對佛教一竅不通，也不感興趣，但都說病急亂投醫，我還是接受了曹麗雲的好意。一周後，檢查結果出來，我隻是患了比較嚴重的盆腔炎和子宮肌瘤，住院治療幾天即可。
這讓我心情大好，更加感謝曹麗雲的熱情幫助。我倆交換了聯係方式，相約日後一起習佛——她是佛教徒，算是在家居士，她說等來年中元節，可以聯係八大處的師父們為我父親做一場超度法事。
相比我的虛驚一場，曹麗雲家的小姑娘就沒那麽幸運了，孩子是盆腔癌並肝轉移，已經失去了做手術的機會。小姑娘才9歲，天天高燒不退，下邊不是出血就是流膿，看著著實讓人揪心。曹麗雲對小姑娘照顧得很細致，喂水喂飯，洗衣擦身，有時還會給她念念童話故事。每逢夜深人靜的時候，曹麗雲都會在窗台上放一杯清水，然後跪誦二十一遍經文，曹麗雲希望她的虔誠能換來奇跡。
“真是的，這麽小的孩子怎麽會得這種病呢。”我對著愁眉不展的曹麗雲感歎道，以我的淺薄認知，認為隻有已婚婦女才會得婦科疾病。
“大夫說是遺傳或者生殖細胞增生引發的，可我覺得事情沒那麽簡單，她還有個妹妹，人家就好好的呀。”
“那還會是什麽原因呢？”
曹麗雲沒有答話，陷入了沉思。
一天下午，我被一陣窸窣的談話聲吵醒，是曹麗雲在跟住院醫師交談。
我聽見曹麗雲問：“小劉醫生，你說這孩子的病會不會是因為那啥引起的？”
“因為什麽呀？”
“比如說，我隻是瞎猜哈……”曹麗雲言語吞吐起來，“比如遭遇了性侵，然後導致盆腔炎，再慢慢發展成……”
“我的天！”小劉醫生驚呼起來，“曹麗雲你腦子沒病吧？怎麽會往這方麵想？盆腔炎是不會轉為癌症的，相反，她這是腫瘤潰爛引發的盆腔炎，進而出血流膿，是正常的疾病反應。”
“那也應該做下那方麵的檢查吧？比如處女膜什麽的。”
“那也得人家家屬提出來呀。”小劉醫生明顯不耐煩起來，“曹麗雲，你說這話有依據嗎？還是天馬行空的臆斷？你知道你這麽說這麽做會給人家小姑娘和家屬帶來什麽影響嗎？”
小劉大夫氣呼呼地走出去，不一會兒又折了回來：“曹麗雲，你得明白自己的身份，你就是個護工，幹好你的本職工作就行了，別越界！”
我倍感詫異：原來曹麗雲並不是小姑娘的媽媽，可這麽多天在病房裏我隻看見曹麗雲一個人，小姑娘的家屬連個影子也沒見著啊。
後來問起曹麗雲，我才知道，小姑娘的父親在她三歲多的時候就出車禍去世了，母親帶著她和妹妹改嫁了一位溫州商人，後來又生了個弟弟。繼父家生意做得很大，家境殷實，小姑娘生病後，繼父花錢送她來北京親戚家治病，她母親因為要看店和照顧另外兩個孩子，把她送到醫院後，就匆匆趕回老家去了。
“親戚哪兒靠譜哦，何況又不是什麽正經親戚。這不都甩給我？小孩子可憐啊。”曹麗雲邊說邊翻看著筆記本電腦。我看她正在搜索“兒童患盆腔腫瘤的原因”，似乎小劉醫生的講解並不能讓她完全信服——護工做到這個份上，也真是夠敬業的。
我發現，不同於那些隻會賣力氣的護工，曹麗雲的文化程度似乎不低，她會使用電腦，打字也很熟練，還能看懂那些英文文獻。我曾問她，以她的文化水平和能力為什麽不去找一份體麵的工作，在醫院裏伺候人豈不是埋沒才華？她笑答，這可不僅僅是伺候人，做這份工作主要是為了積累福報，為自己也為家人。
曹麗雲這個人，真是讓人捉摸不透。
一日，曹麗雲告訴我，小姑娘的媽媽打電話過來，說既然沒得治了，明天要接孩子回去。說這話時，曹麗雲看上去很是不甘心的樣子。
“這不挺好嘛，你也算盡職盡責了，平平安安地把孩子交還給她媽媽，你就圓滿完成使命了，可千萬別再節外生枝。”我勸慰著曹麗雲。她那些不著邊際的猜測，我隻當是她的胡思亂想，並沒往心裏去，何況小劉醫生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呀。
曹麗雲聽後，隻是心不在焉地點了點頭。
第二天下午，小姑娘的媽媽和繼父家的親戚一起過來了，給小姑娘穿衣服、收拾行李，小姑娘耷拉著腦袋，一點生氣都沒有，曹麗雲坐在旁邊一個勁地掉眼淚。我看著也是一陣心酸，忍不住拉上了隔簾。
不一會兒，隻聽見曹麗雲跟小姑娘的媽媽小聲說了句：“您出來一下，我有點兒事跟您說。”
我心裏一沉——莫不是曹麗雲又要跟小姑娘的媽媽去講她那些毫無緣由的猜測？在這當口？
果不其然，幾分鍾後，走廊裏便炸開了鍋：“你什麽意思呀？我女兒都快死啦，你還往小孩子身上潑髒水，你是什麽居心？”
我連忙下床，一出病房大門，就看見小姑娘的媽媽拉著曹麗雲的袖子坐在地上又哭又踹，幾個護士拚命拉她起來。她起來後又開始撕扯曹麗雲的衣領，經過好一番折騰才鬆開手。
病房裏的人都走了出來，在一邊看著熱鬧。護士長趕緊過來勸小姑娘的媽媽：“曹麗雲照顧你家孩子挺盡心盡力的，您消消氣，快去辦出院手續吧。”我也在一邊替曹麗雲說好話：“她就是脾氣直了些，但絕對沒有壞心。”
小姑娘的媽媽瞪著眼睛把我們瞅了一遍，然後用手指著我們的鼻子氣急敗壞地大叫：“你們都知道了是吧？她在醫院裏都嚷嚷遍了是吧？好好……”說完，人扭頭衝了出去。
護士長忙把曹麗雲往外推：“快快，你收拾收拾東西趕快走吧，還杵在這兒找罵呢。”
後來小姑娘的媽媽回來抱起小姑娘就走了，自此我再也沒見過曹麗雲，跟小劉大夫她們打聽，也都是一副諱莫如深的表情。
不過那時候我也顧不上多管閑事了，因為大夫說我可以出院了。
2
出院後我也沒想著跟曹麗雲聯係，畢竟她就是個護工，我們相識也不過短短幾天。
轉眼就到了2016年，中元節頭一個星期，曹麗雲卻如期打來電話，說八大處那邊她已經替我登記好，讓我中元節那天請好假趕過去。
陰曆七月十五，我一早趕到八大處。再見到曹麗雲，她身披褐色居士服，手裏拿了串小葉紫檀的佛珠，麵容慈祥。她特意把我安排在她身邊。我手捧父親的牌位，跟著她上香、叩拜，法事做完，心情好了很多，我看見曹麗雲也捧著個牌位，但不知是誰——總歸也是她的親屬吧。
事後，曹麗雲引我去了一間禪房，說要請我喝茶。
“你還在醫院做護工嗎？”我問。
“不做了，我現在已經上了醫院的‘黑名單’了。”
“就是因為那個小姑娘？”
曹麗雲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頭。
“你到底跟她媽媽說了些什麽？”
原來，那天曹麗雲到底沒忍住，旁敲側擊地說了自己的猜測，還提醒女孩的媽媽多留意身邊的男性。誰知，小女孩的媽媽聽完勃然大怒，就有了後來大鬧醫院的場麵。這還不夠，完了，她還跑到院領導那裏斥責曹麗雲詆毀自己的女兒、誣陷自己的丈夫，破壞他們夫妻關係和家庭和睦，說自己的丈夫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如果不是真心對孩子好，怎會花錢送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兒來北京看病呢？她質問院方，是不是醫生護士們跟曹麗雲講了什麽，否則一個護工怎麽會懂那麽多？這事在醫院裏掀起了軒然大波，上上下下都對曹麗雲恨得牙癢癢，說她精神有問題，一天天的淨沒事找事，甚至連其他的護工都開始排擠她。沒辦法，曹麗雲隻好辭去這份工作，卷鋪蓋走人了。
“你是不是太一根筋了？”我也覺得曹麗雲的做法很是匪夷所思，“我查了相關資料，兒童患盆腔癌大部分是因為生殖細胞增殖所致，也就是畸胎瘤，跟性侵什麽的完全扯不上邊兒的。”
“我知道，其實我說的不僅僅在於疾病本身。”
“那還有啥？”
曹麗雲沉吟了半晌才道：“你知道嗎？那個小姑娘跟我聊天的時候說，她更喜歡她的繼父，說她的繼父不愛跟媽媽睡，而是愛跟她摟著睡，還是裸睡，你說這不奇怪嗎？這正常嗎？可憐小孩子什麽都不懂，還以為那是一種疼愛呢。”
我頓時愣住了，一下子不知道說什麽好。
曹麗雲接著講：“我其實是想借助這個病把這件事揭發出來，讓那個混蛋繼父的獸行曝光於天下，誰知道竟讓自己成了眾矢之的。”
望著一臉落寞的曹麗雲，我試圖用佛家的理論去開導她：“唉，這恐怕都是上輩子積的孽緣，好在那個小姑娘即將或者已經擺脫苦難了，願她來世能有個幸福的人生吧。”
“可活著的人怎麽辦呢？你別忘了，她還有個妹妹呢，你覺得她的繼父能對她高抬貴手？”
“那還有什麽更好的辦法嗎？單憑一個小姑娘寥寥說上幾句，也夠不上什麽證據，何況人都可能不在了，死無對證呀。”我拍拍曹麗雲的肩膀，“好在，你不是跟她媽媽說了嘛，她應該有所警醒了吧。”
“我覺得她早就知道這事，那麽長時間她不可能一點察覺都沒有，她的歇斯底裏，隻能解釋為惱羞成怒。”
我心中一凜：“怎麽會，哪有做母親的不愛孩子的，知道自己女兒被欺負，還去一味地袒護罪犯？”
“人都是自私的，都會權衡利弊，如果她去告發自己的丈夫，那麽她就會失去好的生活，自己和孩子日後還會遭人非議和恥笑，何況她跟那個男人又有了兒子。唉，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會隱藏著醜陋、見不得光的念頭，但願她能保護好另一個女兒吧。”曹麗雲望著杯中盛開的菊花，又放了兩顆冰糖進去。
我也被曹麗雲的一番話說動了心思——那些曾被自己以各種光鮮亮麗包裝起來的內心，究竟都隱藏了些什麽呢？
還是曹麗雲先打破了沉默：“堪安，你有孩子嗎？”
“有啊，不過我那是個小子，皮實，也省心。”
曹麗雲掏出一部老式的手機，翻開相冊：“你看，這是我閨女的照片。”
我看過去，一位穿著白色連衣裙、有著大大眼睛、鼻梁高挺的少女站在花叢裏，笑容如陽光般燦爛。
曹麗雲一臉驕傲：“這是她十五歲考上重點高中時照的，還有呢……”
她又給我看了好多，都是她閨女的獲獎照片，有英語演講的、物理的、作文的……老天，這就是所謂的別人家的孩子吧，看得我直流口水。
“孩子上大學了吧？”
“嗯，大學一畢業就出國了，去哈佛讀研究生，這孩子從小就目標明確。”
我的嘴驚出了O型：“這麽棒呀！”隨即又有點替她擔心：“那你負擔可不小。”
“我有些存款，還有退休金，再做些別的，怎麽也能把閨女供出來，何況我女兒有獎學金的，可以省掉大部分費用。”
曹麗雲告訴我，她托一位佛友的關係，現在在一所高校昌平校區的女生宿舍裏做宿管：“那兒的女孩子呀，個個兒水靈漂亮。”
“看來你是真的喜歡女孩兒。”
“哈哈……”曹麗雲難得笑起來，“誰讓我自己有個閨女呢。”
3
在那之後，我跟著曹麗雲一起學佛，每個月在通州跟著師父學一兩次，和她也更加熟絡了。
一天下午剛上班，曹麗雲給我打來電話，說師父給定製並開光的觀音像到了，讓我有機會到她那裏去取。我連忙請了半天假，打車往昌平趕，到的時候已是下午2點半多了。
曹麗雲的值班室就在女生宿舍一樓一進門的右側，我去的時候，她正邊打電話邊往外走：“小馬，你替我盯一會兒，我有點兒事。”
我抱歉地看著她：“我是不是來得不巧啊，你要出去？”
“沒事兒。”曹麗雲拉上我，“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順便幫我拍拍照。”
我一頭霧水地跟她來到一棟二層小樓，一進去就聽見叮哐的音樂聲，有個女人的聲音在有節奏地喊著：“one 、two、 three、 four……”從教室門上的玻璃往裏瞅，是一幫女孩子在跳健身操，都穿著泳衣似的連體健身服，腿上套著各色的絲襪，蹬著運動鞋，在那兒蹦蹦跳跳。一個腦後梳著發髻、上了年紀的男教練正來回穿行著指導：“跟上節奏……幅度大一些……腿盡可能抬高……”
“這是在幹嘛？”我問。
曹麗雲衝我比了個“噓”的動作：“小聲點兒，這是健身操的選修課。”
“哦。”我又往裏瞧了瞧，“現在的女孩子都這麽開放嗎？跳個操都穿成這樣兒？”
“據說這是規定，凡是報這門選修課的人都必須要這麽穿，你個女的都看著臉紅吧？”
我聽出曹麗雲話裏有話，連忙問：“喂，你到底要幹啥？還要拍照？”
“抓那個老色坯呀。”曹麗雲的眼睛裏又在冒光，“拍照是為了保存證據，否則又得白忙活一場。”
我瞪大眼睛望著曹麗雲——這個女人的母性保護欲又上頭了吧？
“哎，墊上運動要開始了，我待會兒跟你解釋哈，現在快拍照吧。”曹麗雲小聲催促著我，“你在這兒拍，我去那邊。”說完她自己跑去教室後門，舉起了手機。
我緊張得很，也不知道該拍些什麽，索性打開攝像功能躲閃著一通亂掃。
女孩兒們似乎對墊上運動很有抵觸情緒，一個個坐在那兒交頭接耳。
“別聊天了，快躺好！”教練在厲聲催促。
女孩兒們慢吞吞地、不情願地躺了下去，有的還把自己的健身衣使勁往下拽了又拽。隨後音樂聲再次響起，one 、two、 three、 four……那套動作我不知道該怎麽形容，就是保持平躺，手放身體兩側，兩腿大幅度叉開，然後隨著音樂腰腹臀部上抬，叉開的腿一開一合一開一合……
那個糟老頭子教練就正對著那些女孩兒，眼睛貪婪地盯著她們的私處，見誰的腿沒有完全打開，便跑去從女生的大腿根處硬給往兩邊掰上一掰：“胯部打開，大家不要害羞，這都什麽年代了？”或者一手托著女生的臀部一手放在女生的小腹下側：“臀部和小腹都要盡量收緊，這樣才能達到健身效果。”
他說得冠冕堂皇，我卻看得火冒三丈。事後我們回到曹麗雲的值班室，我把錄的視頻發給了曹麗雲，然後問她：“你是怎麽發現這事的？”
曹麗雲說，一天她正在值班，聽見幾個下課的女生在嘻嘻哈哈地說什麽那個老色鬼真惡心之類的話，便留意聽了聽。其中一個胖胖的女生說：“我怎麽沒覺得呀？”另一個高挑的女生露出鄙夷的神情笑道：“你長成這樣兒，誰稀罕摸你呀？”說完幾個女生鬧哄哄地跑上樓去，留下那個胖女孩兒獨自抹著眼淚。
曹麗雲忙把胖女孩兒拉進值班室，詢問到底怎麽回事，胖女孩說，班裏幾個一起選修健身操課程的女生說教練經常對她們動手動腳。曹麗雲一下子警惕起來，忙向胖女孩兒打聽出健身操的上課時間和地點，在我來之前，她已經偷偷跑去“偵察”了好幾次，也拍了些視頻和照片，又找一些受過性騷擾的女生打聽過情況。
說完，曹麗雲又給我看了段視頻，是那個男教練正在用皮尺給女生們量三圍。
“你看。”曹麗雲在一邊給我講解著，“這是他在給女生量胸圍，還測什麽乳間距，女孩子們說他就是在這個時候趁機摸她們的胸……我向另一個女的體育老師側麵打聽過，她說根本沒有必要測這些東西，而到他這兒，是要求一星期一測。”
曹麗雲盯著視頻裏的糟老頭，不自覺地咬緊了嘴唇。我也冷靜下來，又看了遍視頻，給曹麗雲分析道：“這個視頻從表麵看並沒有什麽問題，那些下流動作都很隱蔽，甚至一帶而過，即便使用特寫也很難反映出來，到時候他大抵可以說那些測量他覺得必要，是為了檢驗鍛煉成果。還有今天拍的，那些動作是不雅觀，但也是正規訓練，他雖然對女生上了手，但他也解釋了呀，是正常地在糾正動作。這些都是構不成有效證據的。”
“可是，你看這些孩子的表情，是多麽厭惡、多麽痛苦、多麽不自然……”曹麗雲還不死心。
我打斷她：“那有同學出來指證他嗎？你也說了，那些孩子嘻嘻哈哈地並不太當回事，還去嘲笑那個胖女孩兒沒有女性魅力，你能指望她們出來作證？”
“可確實有不少女生為這事苦惱。”
“那她們為什麽不向學校檢舉，還繼續去上他的課呢？”
曹麗雲歎了口氣：“可能她們覺得畢竟沒有受到什麽實質性的傷害，不值得為這事鬧的滿城風雨，再說他的課好拿學分。”
“所以呀，這事不太好辦呢。你沒有切實的證據，又沒有人願意出來指證，這官司可怎麽打？”
“我也知道不容易。想想那些女孩子挺可憐的，遠離父母隻身來到北京上學，受了欺負也沒人替她們主張，現在表麵看著隻是性騷擾，萬一哪天出了大事呢？”
“那也得用證據說話，你這麽盲目的瞎搞會捅婁子的，到時候不僅校方不滿意，連那些孩子也不會領你人情，你忘了醫院那個小姑娘的事了？別到時候事兒辦不成，還給自己惹一堆是非。你好不容易換個工作，還得給閨女攢學費生活費呢。”
聽到我提起她遠在國外的寶貝女兒，曹麗雲一下子紅了眼眶，默默地從櫃子裏拿出幾件衣服開始縫製起來。
“給誰縫衣服呢？”我連忙岔開之前的話題，想緩解下她的情緒。
“哦，這不是快到十一了嘛。學校要組織演出，幾個孩子的服裝不合適，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我給她們改改。”曹麗雲望向我，嘴角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那天我辭別曹麗雲，心裏疑雲叢生，很多之前沒想過的問題一下子冒了出來：曹麗雲從來不提她的丈夫，而她給我看的那些她女兒的照片，也都是幼年及少年時代的，會不會是她跟丈夫離了婚，女兒隨父親去了美國，從此母女分離了呢？所以她才迫切地把自己的愛意全部都轉嫁給了別的女孩子，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對，一定是這麽回事，我篤定地猜測著。
4
我就知道，以曹麗雲的性格，是不會對校園性騷擾事件袖手旁觀的。她終於鼓起勇氣去麵見了校長，說出了自己的擔憂。校方還算負責，最終以“年齡大了不再適宜授課”為由停了那位男老師的健身操教練職務。因為曹麗雲拿不出有力的證據，校方也不好處理那位老師，便調他去管理後勤。這下可好，那個男人倒成了曹麗雲的頂頭上司，一上任，就把曹麗雲給辭退了。
不過曹麗雲倒是很高興，她給我展示著脖子上戴的大紅羊絨圍巾：“你看，這是那幫孩子送我的，還給我寫了張卡片‘謝謝曹媽媽’，唉，都是有良心的好孩子呀。”
那段時間，曹麗雲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恰逢我們班上管理財務的師兄生病住院，師父就讓曹麗雲跟另外兩名師兄共同負責財務收支。以前師兄們都是拿個本子手工記賬，曹麗雲在此基礎上又建立了電子台賬，每個月還出一份財務報表，看上去很是專業。
這更勾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一次我試探地問她：“麗雲姐，你是什麽學曆呀？”
她答：“學財會的，大學本科。”
我不禁眉毛上挑——原來是80年代的老大學生呀，那含金量可不低，如果混得好，現在起碼也得是個中層領導了，她為什麽甘心隻去做護工、宿管之類的工作呢？
不過，曹麗雲似乎對自己的過去不願多講，我也不好再多問。
2017年6月的一個周末，師父組織大家去密雲放生，結束後已近中午時分。一位當地的師兄早就在一家農家樂定了幾桌素餐。我們剛落座不久，就聽見外邊傳來一陣吵鬧，向外一望，隻見一個粗壯的中年婦女拽著一個小女孩兒的胳膊在那兒大喊大叫：“這是誰家的小活菩薩呀，發善心發到我這兒來了！”
一個紮著圍裙的女人從另一個農家院子裏慌慌張張地跑出來，滿臉賠笑地拉過小女孩兒，操著一口外地口音說：“對不起對不起，小孩子家不懂事，沒弄壞您的東西吧？”
粗壯婦女一看是外鄉人，更不依不饒起來：“來來你看，這是昨天我們剛從山上套的，是有客人早就預定好的，嘿，這小丫頭片子偷摸地想給我放嘍，這不成心想攪黃我家生意嗎？說她是菩薩都算抬舉她，我看就是個小偷！走，找你家老板說理去。”
師兄們聽到這兒，紛紛跑出去打聽原委——原來，粗壯婦女家頭天在山上套了隻獾，現在那隻獾正被關在一個鐵籠子裏，右前腿被捕獸夾夾斷了，露出白森森的骨頭茬子，見人靠攏就發出驚懼的尖叫聲。那個小女孩兒看它可憐，本想打開籠子放它逃走，不想被粗壯婦女抓了個正著。
所謂遇見即是緣，師兄們開始跟粗壯婦女商量買下這隻獾，婦女張嘴就要五千。師兄們又以禁止捕殺野生動物、不符合防疫衛生規定、可以報警投訴等理由跟她討價還價，最後砍到兩千。大家夥紛紛掏錢，我也跟著出了一百。之後我們匆匆吃了飯，驅車到縣城裏找了家寵物醫院，給那隻獾做了手術。我們又湊了手術費、醫藥費和寄養費，商量著等獾病好了再把它放生。
忙活完，趕回市裏，都傍晚了，曹麗雲就邀請我和另一位佛友韓大姐去她家吃素麵。她家住在雙榆樹那邊一個老小區裏，樓房雖然破舊，但屋子裏卻收拾得很是幹淨整潔。她家是個小兩居，曹麗雲自己睡在客廳，靠北的小房上了鎖，曹麗雲說那是她閨女的房間，自己舍不得去住。靠南的臥室被她布置成佛堂，供桌上供著一盆鮮紅的玫瑰，嬌豔欲滴，陽台上也種滿了青翠的綠植。
“你家快成花園了。”我打趣著說。
曹麗雲一邊為我們端上麵，一邊笑答：“我就是喜歡花花草草的，多少能添些生氣，這老房子呀光線不好，看上去死氣沉沉的。”
晚飯間，我跟韓大姐仍舊沉浸在救助病獾的喜悅中難以自拔，這是我第一次參與救助生命，心裏很有些成就感，可曹麗雲似乎在想別的事：“你們不覺得那個小姑娘更勇敢嗎？”
她一說我才想起來，那個企圖放走病獾的小姑娘也就七八歲的樣子，小小年紀就有這樣的慈悲心腸確實不容易，我們怎麽把她給忽略了。
“那個小姑娘肯定過得不好。”曹麗雲低頭攪著碗裏的麵。
韓大姐說：“你從哪兒看出來的，我倒是沒注意。”
“你看那孩子的手背、手腕還有眼睛周圍起了好多小紅疹子和水泡，像是凍瘡，又像是濕疹，有的在流膿，有的已經結痂了，肯定沒好好治過。”
“嗐！”韓大姐不以為然地說，“有的農村小孩兒幹活早或是冬天裏瞎玩兒，不知道保暖，長凍瘡很常見的，人家可沒有城裏孩子那麽嬌貴。”
我也隨聲附和道：“是呀，這個季節小孩子本來就愛長濕疹的。”
曹麗雲聽罷沒有再吱聲，我們又聊起了別的。
5
本來這件事已經告一段落，誰知兩個星期後的禪修課上，曹麗雲卻突然帶著那個小女孩兒的媽媽來到會場——曹麗雲終究是放心不下那個小女孩兒，自己又去了幾趟密雲那個農家樂，帶著小女孩兒去縣城醫院看病。結果讓人意外：那根本不是什麽凍瘡或濕疹，而是二期梅毒！現在病毒已侵犯了小女孩全身，引發了嚴重的皮疹和梅毒性心髒病，治療難度很大，心髒病可能還需要手術，現在急需大家的救助。
小女孩兒的媽媽在一邊又作揖又磕頭的，有的師兄很是同情，當即就要捐款，但也有些人提出了質疑：孩子這麽小是怎麽患上梅毒的？如果是遭遇了性侵，是不是應該先報警？
小女孩兒的媽媽聲淚俱下地說，她老家是四川的，因為長期受到家暴，2012年她就帶著孩子出來打工了，去過很多地方，也不知道孩子是什麽時候染上的病，反正來北京前孩子就有症狀，她隻當是皮膚病，就給買了些藥膏和消炎藥，病情也是時好時壞，她根本就沒想到事情會這麽嚴重。現在孩子得了這種病，她也不能再去飯館打工了，娘兒倆沒得吃沒得住，生活非常困難，希望我們這些現世大菩薩發發慈悲，救救她們母女倆。
曹麗雲也在一邊流淚補充道：孩子的媽媽並沒有染病，她已在縣城醫院旁邊給這母女倆租了間小房，先湊合著住，看病也方便，從上個星期開始孩子已經在打青黴素了，等孩子梅毒清除了，她準備再帶孩子去阜外醫院或安貞醫院去看心髒病。之前租房和看病的費用，都是曹麗雲個人墊付的。
如此看來，小女孩的梅毒並不是先天性獲得，也不是後天母親傳染的，既然母女倆來北京前還去過一些地方，那麽即使孩子真受到過侵害，警方也無從查起。最後，還是師父發了話，說孩子是善良慈悲的好孩子，再說曹麗雲已經先期投入了治療，大家還是先治病救人要緊。
於是大家開始紛紛捐款。因為孩子媽媽沒有智能手機，不能轉賬，我們都是包裏有多少掏多少，幾十、幾百的，更有兩位師兄每人就捐了兩千，很快就湊了八千多。孩子媽媽一邊接錢一邊給每個人磕頭，嘴裏念著：“阿彌陀佛！謝謝大菩薩！”
但也有一些人沒有參與捐款，說還要再考察考察，如果情況屬實，再參與第二次救助。
“再怎麽說，小女孩兒救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吧，這麽善良的小閨女生病怎麽能不搭把手呢？”回去的路上，曹麗雲跟我和韓大姐抱怨著，“真沒想到，救個人比救隻動物還費勁！那些人的‘分別心’（佛教用語，指人起心動念所產生的分別取舍的心）也太重了。”
韓大姐笑說：“可能動物比人更單純吧。”
我跟韓大姐都捐了二百，其實是可以再多掏些的，但我心裏多少還是有點顧慮——就像現在在大馬路上看見摔倒的老人，想去扶又怕被訛詐，或許還是人心太複雜了吧。加上以我對曹麗雲的了解，知道她心地很善良，但做事火急火燎不考慮後果，特別是麵對女孩子的事，這也讓我很是擔心。
曹麗雲還計劃在網上發帖，向在外地的佛友們發起救助，我跟韓大姐忙勸她緩一緩，先看看日後的情況再說。
事實證明，我們的擔憂是沒錯的。捐款後的第三天的上午，我正在上班，就接到曹麗雲的電話，她在那邊慌裏慌張地說：“堪安，不好了，那母女倆不見了。”
“什麽叫不見了？”
“租的那個房子鎖著門，房東說她昨天一大早就退租走了，我去醫院找了個遍，也不見人影。”曹麗雲嗓音發顫，“我可能被騙了，怎麽辦，我怎麽跟大家交代呀？”
我忙安慰曹麗雲，讓她不要慌，可以去派出所先報警，再跟師父說明下情況。
直到晚上，我才接到韓大姐的電話，說經過警方調查，那個女孩兒的媽媽留給曹麗雲的身份信息是假的，查無此人，而遠郊有的地方監控還不完善，追蹤了一段就跟進不下去了，警方隻說再繼續調查，讓大家耐心等信兒。
韓大姐分析，這事涉及的錢金額不算大，而且那個小姑娘也確實患了病，我們捐款也都是自願的，所以是否定性為詐騙也不好說。
我問曹麗雲怎麽樣了，韓大姐說她跑了一天，人已近虛脫，精神上好像也遭受了很大打擊，讓我先不要給她打電話。
此後的幾天，我們的微信群已然炸開了鍋，大抵都是一些抱怨和猜疑，更有好事的師兄去密雲展開調查。農家院的人說，那對母女原在縣城裏的一個川菜館打工，隻是夏季臨時到農家樂幫忙。師兄們又到那個川菜館打聽，飯館的老板說女孩兒的媽媽跟他是老鄉，年初才來的北京，人平時還算本分，就是愛打麻將，閑下來經常去找一幫老鄉打牌，聽人說她隻要一輸錢，就讓男牌友親親摸摸的來抵錢，有的人抱過她的女兒摸來摸去，她也是一笑了之。
如此說，她來北京之前做過什麽還真是不好說，而她女兒為什麽會患上梅毒，個中原因也是不敢往深處多想的。那些沒有捐款的師兄很是沾沾自喜，說多虧他們當時說要再好好調查，才嚇得那女人慌忙逃跑，這也是變相地幫大家及時止了損。
這話讓曹麗雲更加無地自容，很長時間她都沒有再來上課。我給她打過兩次電話，她都是病殃殃的，有氣無力地說上兩句就掛了。好在師父開導大家，無論事件的結果如何，隻要大家當初的發心是好的，福德自然隨身，這才慢慢平息了這場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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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事件後，大家漸漸人心渙散，來上課的人比以前少了，有些人開始懷疑以往所有慈善款的支出是否真實可信，再有類似的捐款也都不積極了，更有甚者，還把矛頭指向了曹麗雲，說，她是不是跟騙子一夥兒的？要不然怎麽會對一個隻有一麵之緣的小姑娘那麽上心。
韓大姐讓我少摻和，說，表麵上是大家怕被騙，實際上是有的人想“重組管理層”。這讓我也有些心灰意冷，去上課的次數也減少了。
一日，忽然看見曹麗雲在微信群裏發了公告，讓大家本周末務必都去上課，公布上個月的財務收支情況。我想作為她的朋友，還是去一趟支持一下她比較好。
周末我到的時候，曹麗雲已經坐在了台前，四周圍了一圈人，她看見我，連忙招手讓我過去。
“你這是幹什麽？”我驚詫地看著她遞給我的兩百元錢。
“上次你捐的呀，現在退給你。”
“騙子找到了？”
“沒有，這是我自己的，畢竟這事兒是因我而起。”
我連忙擺手：“那怎麽行，不用了，你自己也……”
還沒等我說完，後麵的人就開始不耐煩地催促，曹麗雲連忙向我使了個眼色，我隻好接過錢，在台賬上簽了名。
等曹麗雲忙完，我才跟她說：“其實沒有必要的，師父都說這事兒不怪你，再說你自己花錢的地方也挺多的。”
“嗐，圖個心安理得吧。”
“你是好心，但有的人未必這麽覺得，還以為你心虛呢。”
曹麗雲淡淡地笑笑：“人的內心啊，隻有自己和老天爺知道。”
那天的課，師父講到“發露懺悔”——就是把自己以前曾造的罪業罪障公之於眾，並進行懺悔——問有沒有人願意嚐試。課堂上頓時陷入一片沉寂，看來誰也沒有勇氣向大家展露自己內心那些隱秘的角落。
又等了一會兒，曹麗雲突然起身走上講台，我不知道她要講些什麽，或許是關於這次的詐騙事件？我真替她感到擔心。
曹麗雲站在那兒沉默了半晌，像終於下定決心似地長舒了一口氣，緩緩開始了她的講述。
“學佛之後，我更加相信命運。記得我九歲那年，跟爸媽回老家過中秋，一大家子人圍在一起吃月餅，大娘笑著對我說，麗雲這孩子長得一臉福相，以後的日子呀，肯定跟這月餅似的圓圓滿滿。那時我注意到，她手裏的月餅已經被咬了一大口，不再是圓的了。果不其然，十三歲的時候，我媽媽就生病去世了，日後，我爸爸又再婚，後媽對我很冷淡，再後來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們是圓滿的，我不是。
“88年我大學畢業後就結婚了，他是我的大學同學。93年女兒婷婷剛出生，他卻執意要出國，說想在外邊先闖下一片天地，以後好讓我們的女兒去讀哈佛。誰知道他出去一年半就變心了，提出了離婚。當時我一滴眼淚都沒掉，我是個要強的人，我下定決心，憑我自己也能把女兒送進哈佛，就像當初我失去媽媽的庇佑也一樣獨立成長。
“記得我懷孕的時候做過一個夢，夢見我媽指著一盆盛開的玫瑰在衝我笑，我覺得那盆玫瑰就象征著我的女兒婷婷，她一定能夠成才。所以在婷婷一歲生日的時候，我就買了盆紅玫瑰，一直養到現在。打小我就經常給婷婷講那個關於玫瑰的夢，我跟她說那是上天給予我們的啟示。後來婷婷再大些，養花的工作就交給她了，她愛得跟珍寶似的。
“婷婷確實很乖巧懂事，從小到大在學習上從來就沒讓我操過心，年年都考第一，年年都被評為三好學生，拿的那個獎啊，數都數不過來。她是我生活中唯一的驕傲，我最大的快樂就是聽到別人對女兒的誇讚。那時候我一個人帶著孩子，負擔很重，天天除了在單位忙，有時還給別的公司做做賬，賺點外快，畢竟要給孩子攢錢出國留學嘛。婷婷小學四年級之後就不用我接送了，自己上下學，自己去輔導班，放學後自己做飯吃，隔三岔五地就幫我去超市買買東西。我經常加班，回家晚了，她還會給我煮上一碗麵，裏麵打個荷包蛋，放把小油菜，味道特別好。其實那麽多年來，都是這個孩子在照顧我，我都習慣了她的自立、自律和自覺。但這種習以為常並不是什麽好事。”
說到這兒，曹麗雲有些哽咽，眼睛望著自己的手指，思緒不知飄向了何處。
“婷婷這孩子平時不愛說話，可能她知道我的不容易，所以即便碰到點兒事也不跟我講。有一次我回家特別晚，一進家門兒，就看見滿屋子的水，婷婷正拿著掃帚墩布在那兒掃水，原來是暖氣跑水了。那天我特別累，就沒好氣地問婷婷是怎麽回事，孩子說是覺得暖氣不熱，她想給放放氣兒，沒承想把閥門給擰滑脫了。我一邊收拾一邊數落她，說這種事可以等我回來再弄，或者早點兒給我打電話，我可以找人來修，這大晚上的可怎麽辦，不是沒事找事嗎？孩子哭了半天最後說，‘媽媽，對不起，我就是怕給你找麻煩’。是的，現在想想，這孩子跟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媽媽，對不起’。
“08年，婷婷考上了重點高中，我也通過了注會考試，升任了財務主管。我們都更加忙碌，但生活也在一點點變好，充滿了活力與希望。可這一切都在09年結束了。那是4月份的一個周末，居委會主任突然帶著兩個警察來到我家，當時我們娘兒倆正在晾衣服。婷婷一看見警察，嚇得手裏的衣服都掉地上了。那個女警察帶婷婷去了臥室，剩下的男警察告訴我，說我的女兒可能在去年10月份遭遇了性侵，那個強奸犯前段時間在侵犯別的女孩子的時候被抓，又供出了婷婷的案子，他們是來調查取證的。
“當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都不會轉了，也不會思考，一下子衝進屋扯著婷婷不停地吼，追問她到底怎麽回事。兩個警察忙把我拉開，女警察告訴我，那個案犯一直冒充電影學院的老師或星探什麽的，誘騙女孩子去他家麵試輔導，然後實施侵犯。我不可思議地看著婷婷，問她，你平時連電視都不怎麽看，怎麽會對當演員當明星那麽感興趣？怎麽會人家一忽悠你就跟著去了呢？而且過了這麽長時間你都不告訴我！婷婷站在那兒，咬著嘴唇一言不發，警察拍著我的肩膀說，孩子們的想法父母不一定全知道，現在孩子已然受到嚴重傷害，你應該多安慰她，給她足夠的安全感，而不是追究責任和埋怨。警察又問我，這半年的時間，你就沒發現你的女兒有什麽不對勁？我努力地回想著，卻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這讓我感到既羞恥又懊惱。
“這件事兒過後，我一下子就頹了下來，上班時不敢跟別人對視，下班後盡可能地耗到很晚才回家，我不願見任何人，覺得自己已經淪為別人的議論對象了。回到家裏，婷婷照舊把飯給我做好，我也隻是扒拉兩口。婷婷跟我說她期末考試又考了第幾名，我也沒有心思聽。那時候，我滿腦子都在想：生活為什麽對自己這麽不公平，自己辛苦付出了那麽多全都毀於一旦，沒希望了，沒希望了……
“對於婷婷，我知道孩子受了很大的傷害和委屈，作為母親，我應該給予她力量和溫暖，可我做不到。那種感覺很複雜——怎麽說呢，就像一件白襯衫被染了墨點，讓人既感到沮喪又厭惡。而且，我不知道該怎麽跟女兒相處了，一個女孩子突然變成了女人，我實在接受不了。雖然我盡量控製自己的情緒，但婷婷一定感受得到。
“一天，我突然發現那盆玫瑰長了白花花的蚜蟲，不知道為什麽，我一下子就崩潰了，我一邊哭一邊拿著剪刀瘋狂地剪著那些枝葉，然後狠狠地將剪刀摔在地上。婷婷聽到動靜從屋子裏跑出來，呆呆地看著地上散落的花枝和剪刀。我強裝鎮定地讓她回屋，說，花長蟲子了，明天還是扔掉的好。
“沒想到，這是我跟婷婷說的最後一句話。”
說到這兒，曹麗雲已淚如雨下。
“第二天晚上我回家，推開家門，屋子裏漆黑一片，靜得嚇人。我摸索著打開燈，看見飯桌上有炒好的西葫蘆和煎蛋，電飯煲裏的飯還熱的，我推開婷婷的臥室門，看見書桌上整整齊齊地擺著暑假作業，卻不見她的影子。我一下子慌了神，忙跑下樓，發現她的自行車不見了，我在小區周邊轉了好幾圈，可怎麽也找不到，最後我跌跌撞撞地跑去派出所報了警。警察問了我很多問題，比如她愛好什麽、跟哪個同學最要好、有沒有喜歡的男同學、平時愛去什麽地方……我發現我一個問題都答不上來。那一刻，我恍惚覺得我從來沒有過這麽個女兒，我隻是不斷重複地說昨晚我衝她發了脾氣。後來警察又調了監控，看見婷婷穿了件白色的連衣裙騎車出了小區，那件裙子是她考上重點高中我獎勵給她的，還帶她去了香山，那是我們娘倆為數不多的一次郊遊，拍了好多照片，婷婷的笑聲好似還在我耳邊……我連忙對警察說，她可能去了香山。
“四天之後，警察果然在香山旁邊的野山上找到了婷婷，發現她時，她吊在一棵樹上，沒有留下任何隻言片語。婷婷的後事是親戚朋友幫我辦的，我沒有去，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絕望。知道的人都說婷婷是因為那件事想不開才自殺的，隻有我自己清楚，我才是殺死女兒的凶手。我養了她十六年，隻是把她當作我實現個人目標的一個工具，我甚至不了解這個工具的構造，大概是覺得一個工具不會有自己的喜怒哀樂。我現在都不敢去想，婷婷在遭受侵犯時是多麽的恐懼，她把繩子拴上枝頭時是多麽的絕望。她一定是恨我的，否則怎麽會什麽也沒留下。
“我天天在家裏就這麽想啊想啊，要不是表姐在身邊看著我，我可能也就不在了。忽然有那麽一天，我突然看見那盆放在角落的玫瑰花長出了新芽，我忙把它端到窗台上，重新給它修枝澆水。表姐說，你看這托盤底下壓著什麽？我回身一看，地上掉落了一張小紙條，我顫抖著把它撿起展開，上麵寫著——‘媽媽，對不起！日後請幫我照顧好它！’
“婷婷……婷婷到死還把生的希望留給我，她是上天賜給我的禮物，我卻把她弄丟了，我的罪孽一輩子也贖不完……”
曹麗雲已經泣不成聲，韓大姐忙跑上前去抱住她：“好了，麗雲，別再說了。”
曹麗雲激動得難以自製，幾位師兄隻能先把她攙了出去。
此時，所有的疑雲已然散去，但卻讓人久久無法釋懷。
過了幾日，曹麗雲悄悄辭去財務管理的職務，再也沒來過禪修班。
一個多月後，韓大姐約我一起去曹麗雲家看看，開門的卻是一對陌生的中年夫婦和他們上中學的女兒。
他們說自己也是佛弟子，跟曹麗雲是在一個佛教網站上認識的，現在租住在這裏，
至於曹麗雲搬去哪裏，他們也不知道。
曹麗雲走時什麽都沒帶，除了那盆玫瑰花。
（本文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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