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小民(680)

來源: FormatRun58 2023-07-14 19:54:27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09465 bytes)

5年打了20份零工,我不再追問工作的意義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3-07-03 01:10 Posted on 北京
 
 

畢業5年,經曆20場求職噩夢

 

 

又一批畢業生湧向就業市場。

 

去年七月有一項數據,兩億的中國人在打零工。我們正迎來一個零工時代,過渡性和暫時性的勞動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

 

浦西是這兩億分之一。畢業五年,她換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培機構當過老師,也做過服務員、電商客服、鄉鎮街道臨時工。最長的一份幹了一年多,最短的一份連一天都不到。並且,幾乎每一次都是主動辭職。

 

但過上這種動蕩的生活絕非她本意。20份工作中,她的境遇不限於:目睹上司對其他女同事進行性騷擾、遭受無故的攻擊和辱罵、被要求向客人兜售價格高昂的保健品……她想,這不對勁,這不正常,於是她離開。

 

你可以說浦西是一個在就業市場沒什麽競爭力的年輕人:她有抑鬱症,最嚴重的時候買好了木炭。她的學曆不高,三本。讀的是最沒用的文科,英語專業。和家人的關係也很緊張,在飯桌上被指著罵“你怎麽不去死”。

 

但更多時候,浦西是一個如你我一般普通的年輕人:她養一隻狗,金毛,女孩,活潑漂亮。她始終自食其力,盡力做到不傷害任何人。身邊勸她“擺爛”的聲音不絕於耳,但她說自己寧願痛苦,不要麻木。

 

浦西的困惑,或許也是這個時代年輕人們普遍的困惑,如果能有穩定的工作,誰願意做零工呢?可是,從沒有人告訴過他們,想要找到一份合理、合法、有尊嚴的工作,原來這麽難。

 

 

 

“正常”的工作

 

我們先來看看什麽是“不正常”的工作。

 

性騷擾絕對不正常。浦西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機構做英語老師。老板給機構裏其他部門的女同事發露骨的騷擾短信,逼得她們隻能辭職。

 

她幸運地沒有成為被騷擾的對象,但仍然惡心到無法繼續工作下去,誰知道下一個會輪到誰呢。她的想法是,如果對方是同級,那或許還有對峙反抗的可能。可對方是老板,性別之上還有權力,那就隻能避而遠之、跑為上策了。

 

那時她剛離開大學,沒有社會經驗,和公司簽訂了幹不滿一年就要賠錢的合同。捱到一年合同期滿,立刻辭職了。

 

從公司離職的那天,是個好天氣

 

欺騙也是不正常的。她在藥店上過一個星期班,就是我們走進藥店第一個見到的,給你拿藥、結賬的櫃台人員。

 

這份工作,與其說是藥師,不如說是銷售。

 

貨架上的藥品,她明明連功效都記不全,卻要謊稱自己考取了藥師證,向走進店裏的客人一一介紹。她捫心自問做不到。那一周她沒賣出去任何藥,隻是站在前輩身後“學習”。

 

春節快到了,有農民工走進店裏,帶著打工一年攢下的錢。她看著身邊的同事極力向他們推銷貴價保健品,幾分鍾後,農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錢,將其作為回村過年時,帶給老父母、妻子孩子的禮物。

 

保健品的真實功效有幾分配得上實際價格,大家心照不宣。她覺得這麽做很不道德。

 

可是,在藥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銷售指標,每月幾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藥買下來,於是大家隻好都這麽做。這是一種底層互害嗎?她不知道。“農民工是底層,可我們也是底層。誰不是底層呢。“

 

決定離開藥店的時候,浦西想,我不能繼續在這呆下去了。否則總有一天,我也會突破自己的底線。

 

浦西日常學習的書桌,也是她的工作台

 

更常見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強度,和一些細微的,浦西自己也很難概括的不舒服。

 

她在奶茶店、漢堡店、咖啡館分別做過店員。應聘咖啡師學徒時,她天真地以為自己真的是去學做咖啡的。實際上她身兼數職,既是咖啡師,也是服務員、清潔工。

 

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館共有上下兩層,加起來三百平米,她一個人拖,起碼要花兩個小時。咖啡館兼賣煲仔飯,抱著砂鍋在桌椅中穿行時,她不慎打碎一隻,因此賠了錢。

 

期間有人來店裏想要應聘,老板擺擺手說不缺人。浦西在他背後一邊腰酸背痛地拖地,一邊翻白眼,“怎麽不缺人?一個人當三個人用當然不缺人!”

 

許多規則讓她覺得荒謬。比如,要在店長路過時停下手裏的活,挺直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這麽做,就會被嚴厲地訓斥。比如,她在漢堡店因為沒有幫忙卸貨,被老板娘指責“做人不行”,破口大罵。但她是收銀員,那本不是她的分內事,況且卸貨的人手綽綽有餘,也沒有人真的喊她幫忙。

 

“誰願意每天被人無緣無故地罵?一點尊嚴都沒有。”她想不通為什麽不能有話說話、有事說事,“我為你付出體力勞動,你付給我錢,我們明明是平等的。”

 

她覺得這些責難毫無道理,被要求做的那些行為也毫無意義。僅僅是為了樹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難受,甚至折磨,那麽你就能記住,自己隻是個“臭打工的”。

 

她在奶茶店被老店員抱團排擠,兩個16歲的女孩。這次,比起憤怒,她更多地感到遺憾。或許太早就被拋到社會的叢林法則裏,沒有真正被平等地對待過,於是也不知道如何對待別人。她聽女孩們說交了男朋友,過兩年就結婚,很想勸她們,“為什麽不再讀點書呢?中專怎麽了,中專也可以往上讀啊,才多大就結婚,結什麽婚?但她們也不會聽。”

 

在這些短期工作裏,浦西唯一覺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區樓下華萊士的兼職。

 

乍一聽好像和漢堡店、咖啡館沒有區別。但她運氣好,“店裏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長比她小五歲,中專畢業就出來工作,為人和善,喜歡和外賣騎手們聊天。

 

浦西同他實話說自己正在準備考編,拜托他排個10點到18點的中班,店長爽快地答應了,沒有刁難她。時薪是15元,兼職和正職一視同仁,從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時休息時間,正當理由的請假大多會被批準。

 

浦西穿著華萊士的工服

 

相互尊重,願意溝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浦西覺得這本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於是她從來不評價工作“好”或者“不好”,她隻用這個詞:正常。

 

她想如今想要遇到一個“正常”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經成為一件要碰運氣的事,“這不是很可悲嗎?”

 

浦西對待工作的評價標準發生了變化。她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時一個月8千,最少的一分都沒拿到。但這些都不重要。頻繁更換工作的原因與物質報酬無關,比起錢,她更關心自己是不是被當成一個人來尊重。

 

 

 

被迫的自由

 

剛看到鼓勵年輕人們放下包袱,嚐試體力活的新聞時,浦西覺得非常困惑。

 

在她做過的眾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們常說的,輕體力活。但那和有沒有學曆包袱沒關係,她去端盤子、拖地板,僅僅是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

 

起初,她確有過一些浪漫的幻想。她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員,打印條形碼,把各種促銷政策錄入電腦。過去她喜歡逛超市,貨架上琳琅滿目的食物、日用品讓她感到溫馨。她於是想,在這樣的地方工作,應該不會太壞。

 

但粉紅泡泡很快被戳破:不僅工作本身是繁瑣的,還要和大爺大媽吵架。後者讓她無法忍受,她隻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爺互飆髒話的場景後,離職了。

 

無論是孔乙己還是體力活,五年前的她從沒聽說過,也很難想象未來自己會去打零工。

 

她2014年上大學,移動支付剛剛興起。不久後外賣出現了,她至今記得校園到處滾動的那支魔性tvc廣告,王祖藍打扮成包租婆的樣子,大喊“餓了別叫媽”。緊接著,共享經濟也開始發展。那是個人人充滿希望的好時候。臨近畢業,同學之間相互調侃的話都是,“大不了就去當老師”。

 

畢業後沒費什麽力氣,就有了一些工作機會,她從中挑了心怡的一個:雙休,正常給加班費,繳納五險一金。包住,三室一廳的房子,狗便是那時養的。後來,她再也沒能找到待遇比這更好的工作。

 

傍晚時遛狗,夕陽和小狗的毛發一樣是金燦燦的

 

因為性騷擾辭職後,她回家備考考研,沒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後來的事我們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發,她又在家待了半年。接著雙減政策出台,教培機構一家接一家地倒閉。

 

等到她再出來找工作,發現天都變了。她降低了心理預期,沒想去什麽大公司,但還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單休,剛畢業那會根本不知道竟然還有單休這種事!”十三薪、加班費也不再有人提了。

 

實際上的情況甚至總比招聘時hr給出的條件更糟。有一次,她在蘇州麵試了一份教培工作,說好試用期一個月,底薪三千加課時費。直到入職後,每天十小時地上了兩天課,她才在上廁所時聽同事無意間說起,試用期工資打六折。她追進老板辦公室質問,隻得到一句輕飄飄的回複,“噢,忘記和你說了。”

 

她的社保醫保,也隻有剛畢業時,公司給她交了一年,辭職後便斷繳了。辭職的頭幾個月,她還想,要不自己先交著?念頭很快打消了,她沒有多餘的積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繳納五險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現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會去治的。”她說的風輕雲淡。

 

她不想將一切不順利都怪罪在環境上,“我也有問題吧,抑鬱,學曆也不高,很多事別人可能覺得可以忍,但我隻會覺得再多呆一天我就要死掉了。”

 

最窮的一段時間,浦西每天晚上隻能吃泡麵

 

可是回望五年前,現實和現實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裂縫。不知道為什麽會變成這樣,她隻好沉默地注視這裂縫。

 

打零工看似是一種自由的選擇,不想幹的工作就不幹了。實際上卻是迫於現實的困境而作出的。往往,上午她剛從一份工作辭職,下午就要立即麵試無數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壓力從未有一刻遠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讓我一直幹下去,我難道不想嗎?”

 

 

 

工作有意義嗎?

 

我們聊起新聞裏一些年輕人的選擇,關於在寫字樓裏做螺絲釘的價值感缺失。浦西飛快地打斷了話頭,“可是在寫字樓,老板辱罵你,你可以投訴。公司會和你簽訂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費。你做底層工作,這些都不會有。”

 

至於意義,“工作能有什麽意義?工作的意義就是賺錢。”說完她又補充道,“我覺得生活也沒有意義,人生也沒有意義。”

 

或許她試圖尋找過。那份華萊士的兼職,已是僅有的被她評價為“正常”的工作,無意義的時刻也時常浮現。每一天她都要站在後廚處理冰冷的凍雞,去除雞油和雞內髒。雞心、雞肝,伸手一個個掏出來,觸感滑膩。她止不住地想,“我在幹什麽,我到底在幹什麽?”

 

打零工的間歇,浦西一直在看視頻課備考考編

 

她看日劇《重啟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選擇不同的職業度過一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她似乎也在不斷地重啟人生。影視劇裏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電視製作人的工作。盡管在片場中奔波看起來最累、最辛苦,但卻實實在在創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稱之為作品的東西,“我覺得那樣的生活最鮮活、最開心。”

 

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裏解釋人為什麽要將勞動作為“天職”,是因為勞動在最初被賦予了一種神聖感和宗教感,做這件事是為了別人好。又說人和工作的關係,應該是尋求一種誌業,一種神聖的感召。

 

然而如今我們談論的是職業,“所謂‘職業’,是一種交換,你不再是一個創造者,把自己降等為一個勞動者,以此換取經濟社會架構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連‘職業’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楊照在一次訪談中這樣下定義。

 

無法在生存、生活和價值之間找到一個平衡的時候,就幹脆放棄構建所謂的價值。所以工作的意義,浦西不再找了。

 

 

 

最小單位的反抗

 

又一次辭去工作後,浦西在聚餐上和家人爆發了劇烈的爭吵。

 

小姨指責她畢業這麽久,沒有證、沒有存款、沒有穩定的工作。父親衝她大喊,“你能不能穩定一點?你怎麽不直接去死?”她想跳出來一一反駁,卻被更多的聲音壓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問題”……

 

身處風暴中心的時候,她覺得周遭親戚的臉,上下開合的嘴,都扭曲、變形,聲音也開始失真,“就像那副畫,呐喊”。隻有年紀尚小的表妹,一邊陪她哭,一邊緊緊、緊緊地攥住她的手。

 

2022年的春節,浦西沒有回家過年,表妹發給她家族聚餐時的場景

 

似乎沒有人關心她為什麽辭職,那些她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們關心的,隻有作為侄女、女兒的她,是不是有一份體麵、穩定的工作。她於是痛恨這個詞,“穩定”。

 

在這20份工作裏,長輩們最青睞的是鄉村小學老師,和老家鎮上的街道臨時工。在公家工作,穩定,適合女孩子。

 

前者浦西抵達的當晚就打算走。老師要和學生同吃同睡,沒有辦公室,工作地點是教室後方的一張小小書桌。環繞學校的群山、處處裝著的鐵窗壓得她喘不上氣。奈何夜晚叫不到車,沒走成。第二天的晨會中途,車來了,浦西從位置上站起來,“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師不可置信,“你這就走了?”“對啊,我車到了我還不走。”

 

而後者,浦西咬牙幹了幾個月,對它的評價是“生不如死”。這份工作不簽合同,沒有假期,工資2500。唯一的好處是,“對你以後考編有幫助”。農村路不好走,她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開會的路上滑倒摔斷腿,進醫院躺了一個多月。沒有補貼和賠償,並且要打著石膏完成一點也沒少的工作量。

 

在農村工作的冬天,看到稻草上結了厚厚一層霜

 

她猜測人們一定覺得她神經脆弱,太過敏感,“別人都能做的為什麽你不能做?”但她已經決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為自己辯駁,也不打算改變。

 

可公正地說,浦西絕不是懶惰散漫的人。抑鬱奪走她的活力,使她處於精神危機之中,很難在一份工作上幹長久,或許也有這個原因。但她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來尋找工作,想要和社會保持一定的聯係,避免掉進情緒的漩渦裏。做體力活的時候,她也堅持看書、背單詞,考各種各樣的證,同時嚐試考編,不放棄一丁點改變的可能。

 

她隻是不明白,人們明知道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為什麽要忍受?

 

在某境外電商做外語客服時,她身旁是個年齡相仿的女生。晚上六點,她離開工位準備下班,女生問她怎麽不加班。“沒有加班費、沒有規定,工作都完成了,為什麽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間的茫然,說默認的規則就是這樣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後浦西沒等領導找她談話,自己主動辭職了。

 

她還說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單位工作了一個月,離開時老板說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付工資。浦西急得聲音高了幾個度,“我說你就這麽算了?你去告他呀!”

 

她有過一次維權成功的經曆。在漢堡店幹了十天,辱罵她的老板,隻付給她300元,約等於三天的工錢。“這怎麽可能?”她先是打了勞動仲裁的電話,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隊。又打開地圖搜索附近有沒有相關部門,還真給她搜到一個,勞動糾紛調節單位,離她不遠。她立刻步行過去,交代情況、填表,半小時就把流程走完了。三天後有人給她打電話,喊她,把工資領回去吧。

 

那是她漫長的、頻頻失敗的零工生涯裏,一次短暫的、小小的勝利。

 

浦西在蘇州西園寺求了支簽,解簽的簽文是,“天生君材必有用”

 

浦西深知自己改變不了什麽,也根本沒有“整頓職場”的野心。在找到一份她認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斷地嚐試、不斷地離開,絕不麻木、絕不忍受,這構成了她最小單位的反抗。

 

底氣來源於“大不了就去洗盤子,又不是沒洗過。總不會餓死的。”她沒有什麽物質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評價標準都放棄,人生永遠“有的選”。

 

我們說起鶴崗,一群年輕人主動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結婚生子、不追求財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浦西說她唯一無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個更溫暖的鶴崗,那她一定會去。

 

她發在豆瓣“輕體力活”小組的帖子有四百多條回複,許多同樣遊離於穩定生活軌道之外的年輕人在此抱團取暖。幾乎每一條浦西都會寬慰對方,“換工作沒什麽大不了的”、“這不是你的錯,抱抱”。

 

最近有一條評論,“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樣,就業環境肯定會變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幹有的是人幹。”浦西的回複是,“也許我隻是把自己當個人。希望以後我們都可以把自己當個人。”

 

 

 

作者  鈴鐺  |  內容編輯  百憂解  |  微信編輯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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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丨做3億人的陪診師,我每天都在直麵生死

唐夢婷 在人間living 2023-07-03 04:32 Posted on 北京
 
 
撰文|唐夢婷  編輯|張茜
出品|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那一瞬間,她的情緒全部釋放出來,在電話那頭哭得很厲害,醫生沒有打斷她。我在一旁聽得眼淚打轉,好在這麽一來,她至少把心中的疙瘩解開了。
近兩年,陪伴患者就醫,代為取報告、問診的新興職業“陪診師”,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各大城市應運而生。據淘寶數據顯示,去年有近2.6萬人檢索“陪診”關鍵詞。而據《Vista看天下》表示,有從業者認為,我國約3億人需要陪診。
他們陪伴著獨居老人、行動不便的患者、異地求醫的群體去到醫院,麵對那些浩瀚的診室和繁瑣的流程。
在不少媒體報道中,陪診師能輕鬆“月入過萬” ,其收費一般按半天或一天來結算,以北京地區為例,陪診半天(四個小時)在200-300元之間。那真實的陪診師體驗又是怎麽樣的呢?
馬建就是這樣一位陪診師。85後,人稱“小馬哥”,生於江蘇北部農村,2005年上北京讀完大學開啟了北漂生涯。十年前,在一次裸辭迷茫期,小馬哥創業幹起跑腿代辦的活計,誤打誤撞進入當下正火的陪診行業。
以下是小馬哥的自述。

 

我大學畢業後進入工程機械行業,每天坐在格子間改PPT、寫文檔,心裏很壓抑。總想要自由、想要創業,又沒有清晰的目標。
2013年,老板和總部鬧掰辭職走人,我當時年輕氣盛,和他說:“你不幹,我也不幹了!”相當於給了自己一個裸辭的理由。
待業期間,碰上一個外地朋友要過來看病,問我能不能在他們到京之前先幫忙掛個號?那時還沒有線上預約,需要頭天晚上去醫院排隊,才能保證一大早放號時掛上號。我就去排了一整晚。
當時是深秋,晚上大概隻有一兩度。在門診樓前露天的掛號廳裏,大家拿個馬甲、水瓶放在地上占位。基本上全是外地趕來的,有人在地上鋪好報紙,蓋個被子直接睡下來。我第一次去沒經驗,幸好因為平時喜歡跟人東聊聊西聊聊的性格,碰上排我後麵的一個熱心的北京大哥,他說:“你要是冷的話可以跟我一起,我開車來。”於是就和他結伴在車裏挨過了一晚。
走在回家路上我就想,其實外地人來北京辦事各方麵的需求挺多的,我能不能往這個方向上創業?去淘寶上一搜,有個類目叫“跑腿代辦”。我當時也沒有太多錢投資幹其他行當,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花了不到2000元注冊了家店鋪,把“跑腿”一類的關鍵詞放進去,第二天就有客戶找到我。於是我開始代人去學校打印成績單,去使館、商標局交材料,去醫院跑腿隻是其中一個版塊。疫情暴發後,很多事都改為線上操作,而醫院相關的業務量卻直線上升。
2022年三月份,一個記者在淘寶店鋪上聯係到我,說我做的這個事兒叫作“陪診師”,並且已經有很多人在抖音上發相關內容把“陪診師”的熱度帶起來了,我才知道有這個專門的詞兒。
不久後我也注冊了抖音,兩個賬號現在加起來有5000多個粉絲。淘寶店的客戶是通過精準搜索找來的,而抖音會給你推流,平均一周有六七十人來谘詢。我曾經發視頻爆過三四次,一天就收到幾百條谘詢回都回不過來。去年底疫情感染高峰期,我最高在一天內接過19單。
我的工作日常:每天5、6點出門,掐著醫生的上班時間,一天跑3、4家醫院,每天要走一萬五到兩萬步路。家人知道我白天忙著工作,像我媳婦一般都是晚上6點之後才跟我聯係。
我曾經挑戰過一天接8個任務,從早上5點起床馬不停蹄忙到晚上10點,一直處於奔跑狀態。2022年暑假高峰時,我10天內都排滿了行程。
作為新興職業,陪診師經常被誤認為是“黃牛”。這兩者我認為完全沒有交集。黃牛就是通過一些手段搶占醫院號源,再加價賣給患者;而我們的客戶都是自己去掛號的。
陪診是純粹的服務行業,我自己把業務分成三大板塊:陪人看病、跑腿陪診和代問診。第一塊業務就是陪同有需要的患者去醫院就醫,這在三四線城市比較常見。
跑腿陪診在北京需求量很大,因為異地求醫的人多,他們可能治療完就回老家了,那麽複印病例、取報告、出院結算這些還沒辦完的事,就可以由熟悉醫院流程的人代為操辦。
代問診也是在大城市比較多見。比如有直腸癌患者在當地醫院說是必須切除肛門,他想找找更好的治療方案,就可以先在線上掛好號,把做好的檢查結果快遞過來,我們拿著這些去找醫生問診。如果說可以做保肛手術,那患者再來北京治療;如果是相同結果,也免去白跑一趟。
對於初次代問診的客戶,我們得將他的病情從頭梳理一遍:他的第一次發病,已經做過的治療,可能還要查資料,提前設想醫生要問的問題等。
有些癌症患者,要做抽血、CT、核磁共振、PET四項檢查。他們可能並不清楚,CT跟核磁共振不能同一天做,而做完PET三天內不能做任何檢查——那麽如何把這些檢查盡快安排在兩天內做完,幫患者節省時間和來京的住宿、路費成本,就體現了陪診師工作的價值所在。

 

我很少跟患者討論病情,除了幫助他/她高效就醫,更多還是情感上的一種交流。
大部分患者在就診過程中感到焦慮、擔心自己病情惡化之類的,我們通過聊天轉移他/她的注意力。我跟團隊的人說,不是喊口號說要把患者當成家人,而是真的做一些實事讓對方感受到。 
我接過一個突發腦溢血的老人。女兒由於疫情封控和他分隔兩地,而他急需轉診來京做手術。了解到患者當時處於行動受限的狀態,為了規避風險我們一般是不接的。
那天他女兒一直給我打電話,因為患者在農村,身邊沒有年輕人護送他到北京;而他們家在北京又沒一個認識的人。她在電話那頭哭著用祈求的語氣說,要給我寫份血書免責、去做公證之類的。
一瞬間我忽然想到,如果換作是自己父母發生這樣的狀況呢?
於是我隻對她提了一個要求:必須家屬陪同。
等老爺子上了火車,我和他們家裏幾個人拉了群,老爺子在車上是什麽狀態,什麽時候到哪裏都實時跟進。我找人開車去北京西站接,推著輪椅陪老爺子過來的是他們家大姨,也是60多歲了,眼神看起來很迷茫。老人陪老人,剛到北京來什麽都不懂。
我給他們盡速送到醫院急診。手術很成功,老爺子住了20多天醫院,為了節省成本,我又在醫院附近給他們租房子。出院那天,我送他們回北京西站,大包小包的行李統統幫他們搬上火車。
相比剛來時,大姨推著輪椅的腳步明顯輕快了許多,還謝絕了我們幫她拎包。看到她的轉變,我心裏跟著高興。事後他女兒給到的報酬比我們報價要多,還打電話謝謝我救了她父親一命。
要說是“成就感”這個詞兒可能有點誇大,但我心裏第一次感到被人需要,感覺特別暖。
其實坦然接受陪診服務的老年人並不常見,畢竟他們還是會有不想多花錢,或是怕我們不靠譜之類的顧慮。更多客戶還是傾向於跟長輩說找了個北京的“朋友”陪著看病。有些人即使在北京有親戚、朋友也不願去麻煩,因為“人情很難還”,寧願選擇花錢找陪診師,“簡單,事兒辦得也好”。
不過有回碰上一對北京老兩口,兒子在外工作。那天他倆都要去看病,老爺子還需要坐輪椅。有意思的是,我開車送他們回家的時候,老爺子特別高興地向老鄰居們炫耀說:“你看這是我兒子請的陪診師,對我特別好。”一個鄰居直接讓我把聯係方式給他,說下次去醫院也來找我陪。
我的客戶絕大多數屬於異地來京看腫瘤類疑難雜症的。看到不少媒體報道說,大城市的獨居青年為了避免孤獨感成為體驗陪診服務的主要客群,但現實中我很少碰到年輕人找陪診師去醫院的。除非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做增強CT必須有家屬陪同,或是骨折了出行不便。有時接到年輕人的單子,我衡量情況後會直接告訴他:你那麽年輕,不需要陪診。
如果是陪孩子,我會提前做點功課,和他/她聊一聊這個年齡段的動畫片、暗號口語。把對方當自己孩子一樣關心,是不是渴了、熱了;以各種方式鼓勵他/她:你今天表現特別好,想吃什麽,我給你媽媽發微信告訴她。同時為了讓家長放心,我在每個節點都會給他們發孩子的照片,告訴他們孩子在做什麽。
我接觸過許多兒童癲癇患者家庭,這是最讓人糾心的。
有次幫浙江的一位母親代問診,跟她事先溝通時得知,他們家孩子在7歲前琴棋書畫樣樣學得好,身邊人都誇孩子優秀,她也特別驕傲。
突然之間孩子癲癇發作,在當地醫院ICU裏住了20多天才轉到普通病房。
這位母親托我向醫生轉交她寫的日常記錄,裏麵記著孩子一天抽多少次、是大抽還是小抽、間隔多長時間,連每次發作時孩子的眼神往哪個方向瞥的,全都記了下來。可想而知,對於一位母來說,這是件多麽煎熬的事。
我當場請醫生和她直接通話,聊著聊著她提了一個問題:我們家孩子以前可優秀了,是不是因為我讓他學了太多東西才導致如今的狀況?醫生問她為什麽這麽問?她開始傾訴——家裏所有人都把責任推到她頭上,說是她把孩子逼成了這樣。這位在該領域的權威醫生給了她確切的答案:不是的,你家孩子得癲癇跟這個沒有任何關係。
那一瞬間,她的情緒全部釋放出來,在電話那頭哭得很厲害,醫生沒有打斷她。我在一旁聽得眼淚打轉,好在這麽一來,她至少把心中的疙瘩解開了。

 

2020年疫情暴發後,陪診業務激增的一段時間裏,我天天失眠,腦子裏裝滿了關於各種疑難雜症的信息。有些患者會給我發很多問題,關於自己的病情、心理壓力、那些不願跟家裏人說的事。
一位腦幹長瘤40多歲的姐姐,和我說自己背負的東西太多,要不是為了孩子早不想活了,都是比較喪的話。她連續好幾天晚上給我發長串的語音,一發都是二三十秒、六十秒的,我一個個去聽,聽完了再一個個回複;也有人抱怨另一半,覺得得病之後沒有人能理解自己。
我知道對方能分享這些苦悶是出於信任,說白了,他們需要情緒的發泄口。病情方麵以醫生說的為準,政策上的事情也不是我能把控的,隻能盡力做到情感上的撫慰。
我通常會舉一個同病相憐的案例來安慰對方,比如:我之前碰到過一個患者跟您情況差不多,甚至比您還嚴重,但是他心態特別好,後來治療效果也很好。
患者身邊的人可能不會跟他這樣講,這時以我們的立場去鼓勵反而更奏效。當然,對於陪診師來說,安慰客戶並不是個硬性指標。
幹這一行多少有點疑心病,把患者的病情拿來跟自己作對照,想象要是自己或身邊人得了這個病會怎麽樣?隻是想一下,那一瞬間也很難受。比方說我下肢關節疼,有些人可能隻會想走路走多了,但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會不會是強直性脊柱炎造成的?我會精準地往最壞的地方想。好在經曆得多了,這種感覺越來越淡了。
現在每次結束任務從醫院出來,坐在回家的地鐵上,我已經學會“屏蔽”,不再去想任何當天服務過的患者了。另外,我每周也會安排兩三件跟醫院無關的跑腿工作來紓解情緒。
我對健康的理解也變得深刻,身體真的太脆弱了。我下意識地注意自己的生活習慣,強製自己每天吃早飯,喝兩大瓶礦泉水,12點前一定上床睡覺。有時一旦工作起來,條件又不允許我那麽做。
每天進醫院往掛號機那兒一看,不會操作的老年人擠作一堆。好比我今天去協和,一個老太太進去就直接摔在那兒了。
有一次我提早到醫院一個多小時,正是午休時間。我呆在大廳裏,看到一個老太太在機器那兒取號,給女兒打電話直發脾氣:“你為什麽不來?我也不會弄!”我聽著糟心,就直接上去幫她:“阿姨,我來。”給她操作完後,排後麵的一個大爺也對我說:“小夥子,能幫我弄一下嗎?”
我就站在那兒一直給他們點,點完一個又來一個,一個小時裏陸陸續續來了有三十多個人。從事陪診師久了,我感覺得了一種“職業病”,平時見到任何陌生人,都會想要上去幫一把。
陪診師這個行業越來越火。很多醫藥代表和醫托兒,以陪診的名義打擦邊球;一些人開始做付費課程,把陪診這件事講得簡單又吸金,實際上講師可能連一天的陪診工作都沒做過。
之前有培訓機構來找我,想借我的名義開課賺快錢,我說“對不起我不做”。因為幹這行光聽課是學不會的,重要的是落地實操。看到這些現象我有一段時間心理上會有點不平衡,後來想通了:也許會有更多的人通過他們來了解到陪診這件事。
還是期望未來有關部門能建立陪診師的職業考試製度,規範這個行業。
去年我開始收徒弟、帶團隊了。他們有的是因為家人生病在醫院陪護過很長時間,知道陪診師的存在,想邊陪家人邊接單;有的是想重回社會的寶媽,看重做陪診的工作時間相對自由;還有一些人被裁員了,大環境不好找工作,他們把陪診當做創業機會。
平時帶徒弟完成實操學習後,我有時在醫院忙完空下來,也會繼續在學員群和他們交流:今天我在哪家醫院,大家誰想學習可以隨時來找。
我希望這個行業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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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逛街時神秘失蹤,25年後一位單身媽媽竟收到了她發出的信息! -FormatRun58- 給 FormatRun58 發送悄悄話 (194 bytes) () 07/14/2023 postreply 20: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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