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這個偏遠的小山村裏，農民外出打工從事最多的職業就是建築工。通常先從小工做起，平時有點眼色、多討好一下大工，跟大工學著砌牆、紮鋼筋、支模板，慢慢也就變成大工了。膽子大、腦瓜靈的，慢慢學著包工程，就成了包工頭。
我曾在鄭州的建築工地做過一年多，都是在G老板承包的工地當小工。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在網上特地搜了一下G老板的名字，現在的他已經是一家集團公司的老總了，頭銜一大堆，什麽優秀企業家，優秀黨員，勞動模範、創業之星等等。一個小學都沒畢業的農民工能混到這個地步，確實不簡單。如今他的公司不但在全國承包建築工程，甚至開始走出國門，看G老板和一群外國政要合影，一副誌得意滿的樣子，我隻是有些疑問——他在國外招募的建築工人的待遇怎麽樣？一天做多少個小時？國外的勞動法和國內的勞動法之間的差別大嗎？
1
初中輟學之後，我先是在家種田、放牛。1999年正月，我跟著一群老鄉去新疆幹水電工。剛去沒什麽活兒，玩了一個多月，後來接到活兒了，就沒有一天休息了。每天早上8點多上班，一直做到第二天淩晨3點多。接水管，穿電線、挖溝，在牆上打洞，沒一樣輕鬆活兒。我們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9個小時左右，隻在吃飯的時候才能休息10幾分鍾。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每天工作19個小時、連著幾個月一天都不休息的工人，他們的眼睛是什麽樣子的：眼珠子通紅，眼睛四周的皮膚也通紅，不斷地蛻皮，一層一層的皮翹起來，看著就想用指甲摳，有密集恐懼症的人看著根本受不了。
我記得那個工地（據說是“婦聯大樓”，是區婦聯還是市婦聯我就不清楚了）連廁所都沒有，工人們都去旁邊一棟廢棄的框架樓裏方便。晚上去樓上，白天去地下室。有的工人累得拉屎的時候就能睡著了，直接坐在了自己拉的大便上。可他仍舊沒醒，就那樣光著屁股，帶著滿屁股的屎睡著了。
每天真困呀！我那時候最想不通的就是，為什麽有人會說他經常失眠睡不著？每天為了避免睡過去，我總是帶著一瓶水，困得實在受不住了，就往頭上澆一點。
做了半年，我非常想家，實在受不住了，就跑回了家。那年老家大旱，幾個月滴雨未下，家裏的水稻都焦枯了，能點著火。家裏這麽困難，我在外麵又沒掙到錢，覺得怪丟人的，怕鄰居看見我，我就在種菜的小屋裏躲到天黑才敢往家走。
我在家玩了幾天，又去了信陽的建築工地。和我在新疆的經曆比起來，在建築工地當小工，就像一下子從地獄來到了天堂。
2000年，西部大開發，人們都一窩蜂似地往新疆跑。一個包工頭又來找我去新疆打工，包年，一年給3500元。一聽他提起“新疆”兩個字，我就發怵，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去年人家找我去新疆，還是4000元一年，今年不但沒漲，還少了500。這個包工頭說得很好聽：“雖然給得不高，但錢過硬，過年回來一分錢不少。”
他見我不去，又去找我的發小小鵬和小亮。小鵬初中輟學後在修車鋪當了2年學徒，沒有工資，聽說去新疆可以掙錢，他想去——他很想考個駕照，正缺這筆錢；小亮初中輟學之後無處可去，也想去。
他們兩個來找我，勸我同去，我則勸他們別去。結果我們誰也沒有勸動誰，他們兩個到底還是去新疆了，我依然留在家裏放牛種田。
到了夏天，小亮跟去年的我一樣，也狼狽地逃回來了。我那時臨走前包工頭還給了300元路費，他卻是一分錢沒拿到。
小鵬是到過年才回來，穿著一身破衣服，跟個乞丐一樣。辛苦忙碌一年，隻拿到900多塊錢，就這，還是他豁出命去要回來的。
在烏魯木齊上火車之前，包工頭不給工錢。拿不到錢，小鵬死活不上火車。包工頭擔心把小鵬扔在新疆丟了，到時小鵬的父親找他要人，就摟著小鵬的肩膀勸他：“老弟，先跟我回去，回到家就給你結賬。我是看你小，這一路上小偷多，錢給你再弄丟了，你咋不知道好歹吔？”
小鵬說：“弄丟了不讓你管，你把錢給我就行了。”
包工頭又說：“先跟我回家好啵老弟？回到老家，我要不給你錢，我家裏的彩電、冰箱隨便你搬。”
幾十個工人，大家都傻傻地站著，看著小鵬一個人跟包工頭鬧。眼瞅著火車快開了，包工頭隻好把小鵬拉到一邊，偷偷地往他口袋裏塞了一遝錢。小鵬也沒敢掏出來看，隔著口袋摸了摸，還挺厚的，終於答應上車了。
在火車的廁所裏，小鵬把錢掏出來數了數，才發現都是小麵額，隻有900多塊錢。回來之後，他再也沒能要回一毛錢。
小亮回來玩了幾天，我們一起去了北京的建築工地當小工。之後我又去跟著一個河北老板學著安裝鍋爐、燒鍋爐，後來又去服裝廠當學徒。反正就是沒啥正經工作，到處流浪。
2
2002年正月廿六，我和表哥一起去鄭州建築工地打工。那年我20歲，表哥24歲。表哥是頭一次出門打工。他高中輟學後在我們村小學當了幾年民辦教師，因學曆太低，於2001年秋被清退。
之所以決定去鄭州的建築工地打工，是因為我們這裏有個包工頭G老板在那裏混出名堂了。他每年同時承包著10多個工地，手下有1000多個農民工。老家有不少人在他的工地幹活，過年回到村裏，都說G老板人不錯，從不欠工人的錢——單這一條，在當時就超過了絕大部分的包工頭。
據那些回來的人說，啥也不會的小工一天都能掙27塊錢，大工那就掙得更多了。夥食也好，每天都有肉。早飯有油條、菜角、糖糕吃——謔，了不起！你們見過哪個老板舍得給農民工吃這些？
那時候的農民工待遇極低，早上能有饅頭吃就不錯了。工資高、不欠錢、夥食好，有這3條就足夠了，還要啥自行車？一傳十，十傳百，很多人就要去跟著G老板幹。G老板手下有20多個工頭，負責招募工人、領著工人去工地，然後指揮著工人幹活。我們村就有個工頭，是G老板老婆的姐夫，姓周。
走的那天上午，表哥先扛著蛇皮袋來到我家，我也開始收拾行李。那時候農民工的行李都很簡單——先把被子卷緊實，塞到蛇皮袋裏，再塞進兩件平時穿的衣服和一雙布鞋，接著拿一個碗和一雙筷子——我現在都覺得那時的自己簡直莫名其妙，為啥要帶碗和筷子？去鄭州再買不行嗎？可那時候農民工都是這樣做的，人人都自帶著一個碗和一雙筷子。
我扛著蛇皮袋，和表哥一起去了周工家。周工家已經聚集了不少人，每人都扛著一個大蛇皮袋。周工見人來得太多，就淘汰了一部分——超過50歲的不要，不滿18歲的也不要；太胖的不要，太瘦的也不要。那年代找工作不容易，就是又髒又累的建築工，也不是誰想幹就能幹的。建築工地都是粗笨活兒，不需要太多的技巧，有力氣就行。我和表哥都很健壯，自然都入選了。
有個小夥子的父親，為了讓周工多關照自己的兒子，自告奮勇開著他家的手扶拖拉機送我們去街上。我們把蛇皮袋放在車鬥兒中間，然後坐在蛇皮袋上，擠了滿滿一車。為了防止擠下去，我們就手拉著手。
之後，我們又從街上坐班車去明港火車站。提起明港，可能沒多少人知道，但這旁邊以前有一個五七幹校，錢鍾書和楊絳曾經在這裏待過，他們也曾多次從明港火車站往返北京。
我們買的都是無座票，在明港等到晚上8點多，周工聽說火車快來了，就把我們集中到站台上等著。黑壓壓的一大片，約有上千人，幾乎全是衣著樸素、頭發蓬亂、扛著大蛇皮袋的農民工。
一直等到晚上10點多，有人喊了一嗓子：“火車來了！”人群騷動起來，都伸著脖子往南看。一輛破舊的綠皮火車慢慢駛過來，車燈噴射出刺眼的光芒。火車還沒停穩，大家就扛著蛇皮袋往車門跟前擠，亂哄哄的。有些人被擠倒了，被踩得直叫喚。好不容易擠到車門前，車門卻不開。透過車窗，可以看到，車廂裏連過道都站滿了人。
周工發現火車裏坐著一個熟人，就使勁拍打車窗玻璃。那人扭頭往外看，也認出了周工——後來聽說他是在信陽站上的車，也是去鄭州的建築工地打工。那人忙起身把車窗往上提，剛提了一條縫，就被車裏的幾個男人摁住了，裏麵已經夠擠了，他們不想我們也爬上去。
有工友拿出撬棍插在窗縫裏往上撬，有工友指著那幾個男人叫罵。那幾個男人看我們這麽多人，也不敢再阻攔了。車窗終於提上去了，我們紛紛順著車窗往裏爬。我先把蛇皮袋塞了進去，接著猛地往上一竄，上半身探進了車窗。表哥在下麵推了我一把，我順利地鑽進去了。再回頭去拉表哥，火車就啟動了，表哥沒能上來——跟我們一起的，有一大半人都沒能上來，車門始終就沒打開過，他們又在明港火車站等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才擠上火車。
3
第二天早上天快亮的時候，我到了鄭州。周工打了幾輛車，把我們送到一處很大的工地，然後他帶著一部分人去了另一個工地。我們留下的人都有些生周工的氣，大家都是一個村的，原指望能跟著他受些照顧，沒想到他把我們留給了一個陌生的工頭。
這個工地的工頭是老板的親弟弟，人長得胖胖的，看上去很和善。建築的主體已經完工了，我們每天就幹些挖溝打牆、修修補補的小活兒。一天，工頭派我們抬著電焊機去把預留洞口的鋼筋燒斷。20多層樓，從樓頂上，一層一層往下燒，燒斷的鋼筋就從洞口掉下去。我們燒到底層才發現，最下麵的房子裏竟然還住著人，燒紅的鋼筋從洞口砸下來，引燃了被子。從上麵下來的我們隻看到門敞開著，屋裏一片狼藉，門口扔著被子，被子上濕漉漉的，上麵都是洞。這個房子裏麵是不許住人的，所以也沒人追究責任，燒了就燒了。現在想來，我隻是覺得好危險——萬一屋裏睡著孩子可怎麽得了？
工頭很喜歡下象棋，因為我的象棋下得好，他就經常讓我陪他下，說下象棋也算工。
這裏的夥食並不算好，素菜中隻有些許肉星，一天還扣5元的夥食費。早上也並沒有什麽傳說中的油條、菜角、糖糕——也許以前是有，今年看來的人多了，也就沒有了。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才真正吃了一頓肉，純的，全是肉，每人半碗。
我們每個人都有2個黃色的搪瓷碗，一個打菜，一個打飯。一群工人就圍在肉鍋四周，右手拿著碗伸到廚師麵前，廚師也不抬頭看人，看見碗伸過來，就舀一大勺肉倒在裏麵，得了肉的人就轉身去打米飯。
我們村的老胡家裏有3個孩子，都在上學，負擔重。我們沒結婚的小年輕偶爾會去街上買些鹵肉吃，他從來不買，把錢省下來，寄回去給孩子用。他帶的被子又舊又單薄，身上穿的又髒又破。天冷時，建築工地的小頭頭們都會發一件軍大衣，有個晚上，一個小頭頭在工地視察，突然感覺樓上有什麽東西掉下來，淋了他一頭——不知道是哪個缺德鬼在樓上拉屎。可把小頭頭氣壞了，他破口大罵，發誓要把肇事者找出來，狠狠懲治。可到底也沒把人找出來，小頭目就把沾了屎的軍大衣也扔在了垃圾堆上。老胡看見了，搶步上前，一把薅住了，如獲至寶，生怕別人搶似的。軍大衣沒法洗，老胡就放在太陽下曬了曬，又用刷子刷幹淨，晚上睡覺時蓋在身上，高興了好幾天。可年輕人都覺得惡心，說他的軍大衣散著臭味兒。
吃肉那天，別人都打了半碗肉，隻有老胡留了個心眼，他把右手伸過去打了半碗，縮回來，又把左手伸過去打了半碗。
做了兩個多月，我們又被調到鄭州火車站後麵的“水電段”工地。這個工地很小，隻有一棟8層高的樓。工頭姓黃，還不滿30歲。
表哥也在這個工地，他頭一年出門打工，很想幹出一點名堂來。黃工一叫他的名字，他就騰地一下站起來了，大叫一聲“到！”以至於工友們都以為他當過兵，剛從部隊複員回來。表哥有一件灰色的舊秋衣，每天幹活時都穿著。這件秋衣的後脖領子順著脊梁骨往下，有一片顏色很深，很像是汗濕的，無論誰看表哥一眼，都覺得他很賣力，所以黃工也很喜歡表哥。
在這個工地，我終於吃到了傳說中的油條、菜角和糖糕。隻是不能隨便吃，一個人隻能吃兩個。每天早上這些東西剛被送過來，就有人把菜角先搶走了，接著是糖糕，最後是油條。
後來建築公司的經理送來一個小夥子，長得極帥，像王一博。我們看他長得白白嫩嫩的，都說他幹不了三天就得走。結果他卻堅持下來了，連著幹了一個多月也沒走。他說送他來的經理是他舅舅，看他每天出入娛樂場所，怕他學壞了，就把他送到工地，從頭學著包工程。隻要他學會了，有他舅舅這個經理在，不愁包不到工程。他還買了幾本建築施工的書，每天下工了翻一翻。
4
有一天，黃工叫了幾輛出租車，帶著我們去另一個工地要賬。加上別的幾個工地去要賬的，一共去了100多人。我們圍在那家建築工地的辦公室門口，把經理堵在了裏麵。有個工頭還找來一個白布條，上書幾個大黑字：“還我血汗錢！”然後讓2個工人各拿一根棍子，舉著在街上走，後麵還跟著幾十個農民工。
幾個經理被堵在辦公室，出不得進不得。他們報了警，警察開著車來了，見工地門口圍著這麽多人，搖下車窗問了問，得知是經濟糾紛，又搖上車窗走了。
一個女經理爬上辦公室門口的桌子，對著我們講話，說工錢已經付給我們的老板了，要工錢應該去找G老板，不要在這裏胡攪蠻纏：“公司是扣了你們老板幾萬塊錢，可那是因為他不按要求施工，出現了很大的質量問題……”
黃工小聲對我們說：“別聽她講，讓她還錢。”
於是，我們都舉著拳頭高喊：“還錢！還錢！”
那個女經理講了個把小時，可工人隻是高聲叫著“還錢”，她氣得哭起來。工人都聽工頭的，讓幹嗎就幹嗎，我們根本不管建築公司跟包工頭有什麽糾紛。僵持了一天，建築公司隻能給錢。
我聽老工人說，他們去年去過另一家建築公司要賬。那家建築公司不但拖欠了一部分工程款，還把他們趕走了，把做了一半的工程交給了另一個包工頭。他們那次去，不隻要追回拖欠的工程款，還準備跟另一個包工頭手下的工人打架。那個包工頭手下有200多人，為了確保能打贏，他們去了500多人。為了能在混戰中區分敵我，工頭給每人發了隻白手套，統一戴在右手上。聽說還有“戰前動員”，說萬一哪個工人打死了，他的老婆孩子由G老板負責養。最後，他們趕跑了對方的工人，建築公司沒有辦法，隻得把工程重新交給他們做。
看來，想當一個包工頭，遠不是外行人想象的那麽簡單。隻會精明算計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敢打敢拚，就像王健林說的：“膽子大一點！”要是怕把人打死償命賠錢，就做不了包工頭。
得知自己不是當包工頭的材料之後，那個帥小夥就跑了。幾本建築施工的書扔在他睡過的地方，我拿過來翻了翻，幾乎還是全新的。我表哥也不再想著當包工頭了，幹活也沒那麽賣力了。
夏天，“水電段”的工程完工之後，我們又被調去蓋河南理工大學（當時還叫焦作工學院）圖書館。這處工地的工頭姓王，是我們隔壁村子的。在幫G老板帶工之前，他也包些小工程，手下也有一群建築工人，全是我們那裏的，絕大部分跟他都是親戚，有叫他叔叔的，有叫他舅舅的，有叫他姨父的。
所以，每天派活兒，就按親疏關係，最輕鬆的、工價最高的活兒，先安排給最親的人，依此類推。我表哥的老婆是王工的表妹，按說也算有關係，但依舊被安排了最髒最累的活兒——拉水泥包。安排完了，王工還笑著對我表哥說：“老表，你受累呀。”
像我這樣什麽親戚關係也沒有的，當然也派不到好活兒，隻能跟著表哥一起拉水泥包。這處工地的混凝土是自己攪拌的。表哥扶著翻鬥車，我和另一個小夥子用鐵鉤子鉤起100斤重的水泥包，扔在車裏，一次裝9包，堆起多高。然後表哥扶著車把，我們兩個幫著，把車推上一道上坡，再把水泥包倒在攪拌機旁。
天熱，我和表哥隻穿著短褲短袖，搭班的小夥子幹脆光著膀子，身上的汗沾上水泥灰，跟個泥猴似的。晚上沒有洗澡的地方，反正工地都是男人，大家就站在院子裏拿著自來水管往身上衝。水泥都結在身上了，根本洗不掉。
我們住的工棚裏很潮濕，地麵鋪著一層磚頭，踩上去“咕唧咕唧”直冒水。有個40來歲的男人，每天夜裏發神經。多年前，他家新建了3間瓦房，他請來木匠做門，門做好了，木匠走了，他老婆也跟著木匠一起跑了。之後他懷裏揣著刀子去外麵找了一年，也沒找到人，從此神經就有點不正常了。有時在深夜裏，我們睡得正香，他就忽然咬著牙，惡狠狠地怪叫起來：“我X你媽，我要殺了你呀……”叫著叫著，就手腳亂彈起來，好像正在與夢中的仇敵進行激烈地搏鬥。
工地的夥食很差，清湯寡水的，別說吃肉了，連油都沒多少。在給我們工人吃的菜盆旁邊，有一小盆瘦肉炒豆幹，香噴噴的，是廚師自己出錢做的，可以賣給工人，5塊錢一勺。那時我們每天起早貪黑，做10幾個小時工，扣除飯錢，一天也就剩20塊錢左右，一勺菜就要5塊錢，舍不得呀！沒結婚的光棍漢偶爾還能買一勺，養家糊口的中年人隻能盯著肉菜，想著千裏之外每天在田地中揮汗如雨的老婆，想著正在讀高中、讀大學的兒子、女兒，喉結動著，就是舍不得買。廚師用勺子磕一下菜盆，問他：“來一勺？”他扭過頭去，一邊吞咽著口水，一邊強笑著說：“我不喜歡吃肉。”
5
在大學的工地幹了一個多月，已經到了秋天。我聽說黃工又調到了一個新工地當了工頭，就決定去投奔他。我用公用電話給他打了個電話，他說自己還暫住在“水電段”，讓我直接去那裏找他。
我又給爸爸打了個電話，爸爸說，前年帶著小鵬和小亮去新疆打工的包工頭又接了個活兒，可因為前年的錢還沒結清，沒人去給他幹，他急了，自己動手幹，結果從樓上掉下來，把頭摔破了，當場身亡，聽我們村的人說，包工頭掉到半空時，還大喊了一聲“救命”——這下，小鵬的工錢也徹底沒指望了。
我找王工支取了200塊錢，說了我的打算，他同意了。於是，我把被子塞進蛇皮袋，扛著，坐上了從焦作到鄭州的大巴。大巴前麵的電視上放著《我的野蠻女友》，我看了一路，也想了一路：同樣都是年輕人，為什麽他們可以每天穿得幹幹淨淨，正常地上學、戀愛，而像我這樣的青年農民，卻隻能扛著蛇皮袋，拿著微不足道的工錢，幹著最髒最累的活兒？
我從鄭州火車站旁邊的那個汽車站下車，一個男的喊我坐他的出租車，應該不是正規的出租車。我想著“水電段”也不遠，再加上又扛著行李，幹脆就奢侈一下，打車過去吧。我坐上車，告訴他去哪裏，他開著車慢慢往前走，說不知道“水電段”在哪兒——“水電段”就在火車站後麵，挺大一個院子，正經開出租車的不可能不知道。我告訴他怎麽走，他就在汽車站繞了一圈，又回到了剛才的地方。我想還是不坐算了，走過去吧，就拉開車門下車，男人拉住我說：“欸——你坐車不給錢哪？”
我們爭執起來，拉拉扯扯。一下子圍過來好幾個他的同夥，他們把我摁在車上，把我口袋裏僅有的100多塊錢全掏走了。
就這樣，我身無分文，扛著蛇皮袋去了“水電段”。工程早已完工，工人都搬走了，隻有黃工一家還住在這裏。黃工的兒子還認得我，見到我熱情地迎上來叫“叔叔”，可我卻兩手空空，啥禮物也沒給他買，挺尷尬的。黃工請我在小餐館吃了點飯，下午我就跟著他去了位於中國船舶713研究所院內的工地。
這個工地剛開始建，還沒什麽人。我是頭一個來投奔黃工的，他很高興，他在工地沒有親戚，我最先來投奔他，他就把我當成了“自己人”，後來派活兒的時候也對我處處照顧，把最輕鬆的活兒都派給我幹。
這處工地是兩個包工頭合夥承包的，黃工是正工頭，還有一個胖大的男人是副工頭（其實是另一個包工頭的手下）。副工頭的一隻眼睛壞了，大家私下都叫他“獨眼龍”。獨眼龍的枕頭底下壓著一本《金瓶梅》，每天睡覺之前拿出來看一會兒。
澆築混凝土時，中間不能停工，如果這個工地的人忙不過來，就得從別的工地調人來幫忙。我們幹了一天，接著又幹了一夜。
天黑了，站在樓頂上，可以看到街道上霓虹燈閃爍，車燈如流水，下班的人潮正在奔赴一個叫“家”的地方。夜漸漸深了，住宅樓上的燈光漸次熄滅，街道上也安靜了下來，隻偶爾有一輛車快速駛過，或者有三五醉漢嚎叫幾聲。我們也開始了一夜中最困的時候，人人都盼望著混凝土輸送車能出點故障，好歇一會兒。偶爾有了10幾分鍾喘息的時間，大家就趕緊坐下，把胳膊搭在膝蓋上，把腦袋枕著胳膊上，睡一小會兒。我發現吃零食可以驅趕睡意，每到上夜班時，就帶些餅幹或糖果，困得受不住了，就放一塊在嘴裏，慢慢吃著，立刻就不困了。
度過極其難熬的兩三個小時，街道上就響起了“呼啦呼啦”的聲音，那是另一群底層的苦命人——環衛工——起來掃大街了。再過個把小時，路燈滅了，街道上又熱鬧起來。我們仍舊不得休息，接著又幹了一天。連著幹了兩天一夜，我們都累得筋疲力盡，說什麽也不肯再幹了。有的人就回到工棚洗了腳，鑽進被窩裏睡了。
獨眼龍是出了名的心黑，所有的工人都不喜歡他，一聽說他在這裏當副工頭，調誰誰都不願意過來。他沒辦法，隻好在工棚裏大呼小叫，喊我們接著起來幹，見大家都在大通鋪上裹著被子不動，他就直接動手，抓著工人的腳脖子往外拽，把人連著被子扯到地上。洗腳時，地上都被濺濕了，所以被子也弄髒了。可獨眼龍不管這些，隻管大吼著：“今天不幹完，誰也別想睡覺！”
沒有辦法，我們隻能起來接著幹。寒冷的北風裹著雪花嗚嗚地吹著，所有的人都麵無表情，不笑也不說話，每個人都跟木偶一樣，隻是機械地動著，就這樣又幹了一夜。好在那時候大家的身體都很壯實，連著幹了兩天兩夜沒合眼，居然沒有一個猝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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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全國的建築工地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上班沒有固定的時間，都以天亮天黑為準。夏天天亮得早，黑得晚，但中午太熱，容易中暑，所以吃過飯要午休2個小時左右；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那就全天不休息。總之，每天的工作時長在13個小時左右。
按理說，這工作時長不算短了，可G老板仍不滿意，他又研究出了一個新辦法：競爭上崗。
澆築完混凝土，工地裏的活兒就不多了。想幹活兒，就得早點起來。每天早上，天還不亮，工棚外的馬路上就有退休的城裏人在早起鍛煉身體，他時而慢跑，時而站在那裏喊叫：“喔吙吙……”隻要聽到這樣的喊叫聲，黃工就會跑過來猛地推開工棚的大門，打開燈，大吼一聲：“上班了，快起床！”
大家匆匆起來，來不及刷牙洗臉，跑到食堂抓起兩個饅頭，一邊吃一邊往工地走。有的工人為了能搶到活兒，就跑了起來，然後所有的人都跑了起來。幾個工人跑在最前麵，我們一大群工人跟在後麵跑。一大群工人，跑步的動靜還是挺大的，家屬樓上的住戶紛紛打開窗戶，奇怪地朝下麵看。有一個老頭不明所以，還以為我們是在追打前麵的那幾個人，就大聲喊：“你們幹什麽？可不能打人呀！”
跑到工地門口，工地的大鐵門鎖著，隻開了旁邊的小門。黃工站在小門旁邊，用右手點著工人數道：“1、2、3……30，好了，夠了，後麵的不要進來了，想上班明天早點起來。”
黃工說完，鎖上小門，後麵的一群工人隻能失望地返回宿舍，接著睡覺。睡到8、9點鍾起床，然後百無聊賴地蹲在馬路牙子上曬著太陽，目光呆滯地左看看右看看。一天很快就會過去，不但沒掙到錢，還要倒貼幾元飯錢，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們就會起得更早、跑得更快，爭取能搶到活兒幹。
每天上班的時間越來越早，到了工地門口，工地還是黑的，完全靠塔吊上的大燈照亮。有的工人覺得黃工的心太黑了，私下裏罵他，可他也隻是按老板的命令行事而已。
有一天早上，黃工剛給我們派完活兒，工地朝向大馬路的那個大門忽然燈光一閃，一輛黑色的奧迪停在了門外，從車上下來的正是G老板。黃工忙拿著鑰匙去開門，老板沒進來，跟黃工說了幾句話就走了。一會兒，黃工跑過來，笑嘻嘻地對我們說：“好險，你們要再晚5分鍾上班，就要被老板抓個正著，我又要挨熊了。”
有個小夥子剛幹了10幾天就想走，說這裏太累了，工作時間太長了。他的叔叔勸他留下來，跟他熟識的工友也勸他。他們紛紛說起自己以前在全國各地的打工經曆，工作時間更長，夥食更差，不但吃不飽，還要不到工錢。說來說去，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在中國，哪個老板不是一樣呢？天下烏鴉一般黑！”
我再想想我自己打工的經曆，可不是咋的——去新疆“無償”打工的經曆就不提了，之前去北京服裝廠，每天早上8點上班，一直幹到深夜12點下班，工作時間比這還長，工資還不好要，而且夥食差，吃不飽，晚上27個男男女女擠在一間小屋裏睡覺。相比這下，在G老板這裏已經很好了：每天晚上7點多就下班了，吃過晚飯，閑來無事，工友們還可以圍坐在被窩裏打幾個小時撲克。雖然也是吃不飽，但聽工友們說，G老板從不拖欠工錢。
那小夥子剛從高中輟學，頭一次出門打工，還不知道外麵世界的險惡，到底還是跑了。有工友就冷嘲熱諷，說他懶，不能吃苦，等他去外麵轉一圈，就知道這裏的好了。
我們一直幹到臘月廿五，老板娘親自拿著錢來給我們結算工資。她開著轎車，拿著一大袋現金。老工人經常講起她的故事：她去年還沒買車，就騎著自行車去銀行取錢，然後把大袋的現金掛在車把上，騎著去工地給工人發工資；她老公小學都沒畢業，工人們都說，他連“黑”字都不會寫，她則是高中畢業，有點文化，有很多賬都是她來算；最初創業時，資金周轉不開，她去一家很有錢的親戚家借錢，隻借2萬，親戚怕她還不起，沒借給她，從親戚家出來，她哭了一路……
確實像老工人所說的那樣，所有人的工資都結清了。在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的包工頭都喜歡拖欠農民工的工錢，而G老板能做到一分錢不欠，是非常不容易的。
辛辛苦苦一整年，我也隻掙了4000多塊錢。除了平時支取的、寄回老家的，到手還剩下不到2000塊。我穿著在地攤上買的廉價衣服，扛著蛇皮袋回到老家，看見了衣著光鮮、正在讀大學的二姐，她得知我就掙這麽點兒錢，就嘲笑我：“咦，要飯的回來啦？我看人家出去打工掙錢都恁容易，你掙錢咋就恁難呢？”
7
在那時候，像我這樣沒文化、沒門路、又蠢笨的人，真的沒有任何出路，在家種田更不行。我們村裏的人為了分田的事還打過群架——不是為了爭地，而是為了爭著讓別人要地，大家都不要地了，爭著把自己的地送給別人，而別人也不想要，最後就打了起來。
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事呢？因為那時候農民的稅費太重了，高達20多項：教育附加費、民兵訓練費、優撫費、計生費、公路建設費、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組長工資、鄉辦電費、村提留、鄉建校費、幹部報酬、農業稅、農林特產稅、屠宰稅、糧食任務、棉花任務、油脂任務、村地畝款、義務工……上麵為了防止地方亂收費，還弄了個“明白卡”。
可村幹部把稅費分成兩個部分，“明白卡”上的和“明白卡”之外的，有些稅費是按人收取的，有些是按田地收取的。如果自己的地不種了，承包給別人種，那能收多少承包費呢？——答案是，負數。也就是說，把自己的地送給別人種，還得倒找別人錢，因為人家承包你的田地，就要幫你繳一部分稅費，而你的田地全部的產出還不夠繳稅費的。
我後來讀過本地的一位工商局局長寫的回憶錄，大致明白了一些，那時的農民的稅費為什麽會這麽多：他初到工商局時，工商局明麵上的行政編製18人、事業編製113人，而實際上足足有400多人。為了解決經費問題，每年局裏都定上高額的罰款任務，這些人一個比一個能罰款。不僅是工商局，其它“局”也是如此。經常有領導找到他，讓他把自己的親戚安排到工商局，檢察院的一位領導讓他“安排個人”，他拒絕了，後來檢察院說掌握了他貪腐的證據，將他抓起來打了8天。
去年年初，我在上海的汽車天窗廠打工，每小時25塊錢，到時間就下班，如果做長期工，還給買上海社保，從不拖欠工資。廠裏管飯，不要錢，每頓飯5個小菜，還發水果和飲料。這樣的工廠要放在20年前，想進去都得走後門，不送萬把塊錢的禮，根本沒機會進去。可就是這樣的條件，現在卻不好招人。
我隻能說，現在的年輕人，趕上了好時代。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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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曾經臭名昭著的熊孩子，到我自己當爹的時候，包括我媽和孩子她媽在內的所有人，都為那個“自帶熊基因”的小丫頭而擔憂——要說男孩“熊”，也就那麽的了，關鍵是，女孩啊。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的是，正是因為我“熊”過，所以我比他們更知道該怎樣去對付熊孩子。
1
鑒於我們爺倆都有“前科”，當學校決定利用國慶長假惡補網課耽誤的進度時，女兒的班主任還特意給我發了條短信解釋情況。我當然得假裝支持，順道暫扣了女兒的手機——補課那4天，學校一定會嚴查手機。
然而，補課第一天，小破孩放學回家吃飯時，居然說“明天早上要睡到自然醒”。
我逗她：“咋的，又把投訴電話打到教導處了，被一直放假了？”
女兒樂了，她說她早上一如既往地踩著鈴聲進教室時，被老師劈頭蓋臉一頓罵，既然按時到校和遲到是一個結果，她為啥不多睡會兒呢？
我雖然對此表示理解更在心裏嚴重讚同，但這種破罐子破摔可真不成。正麵交鋒我說不過她，隻能側麵迂回：“那你可千萬別讓老師知道咱倆住得這麽近，要不她該半夜過來學雞叫了。”
女兒愣了兩秒，接著都笑出鼻涕泡了，自己抹著眼淚笑罵：“你真煩人，不過‘李扒皮’也是為我們好，我把鬧鍾提前5分鍾就是了。”
小丫頭已經高二了，啥都懂了，隻不過我越跟她擺事實講道理，她就越喜歡懟天懟地懟空氣 ——看看她自己悟的，多通透？
我把她的班主任老師比作“周扒皮”，也不全是戲謔之言——女兒上網課時，我旁聽過這位教數學的李老師的幾節課，我不想、更沒資格評價她的教學水平，但至少她對孩子們的鞭策，真就差半夜跑窗根底下學雞叫了。比如，下課拖堂至少5分鍾不說，10分鍾的課間時間，她也能提前2分鍾開麥：“要上課了哈，趕緊坐好了，好收收心……”
我自己也是學生時代過來的，我知道在督促孩子學習方麵，除了極少數教學理念很前衛的老師，大多數老師基本都是“周扒皮”；我當然也能假裝理解老師們的心情，但我就是想不通，要說男孩被逼急眼了找個地方就能解決，但隻給女孩3分鍾時間上廁所，這套路估計連“周扒皮”都得汗顏吧？
更讓我無語的是，要說在學校上課時，那些已經被教育部門明令禁止的“病休體育老師”等行為不可能發生了，但上網課期間，女兒基本就得從早上6點50一直坐到晚上9點，除了“3分鍾課間”、下樓做核酸，連午餐時間都不能超過半小時。
當然，我不能在孩子麵前數落學校，女孩子臉皮薄，也不可能像我當年那樣直接跟老師對著幹，但女兒還是繼承了我那“蔫吧淘”的性格——反正老師為了防止學生們上課幹別的，要求攝像頭必須對著桌麵，她就經常讓我套上她的校服袖子，在攝像頭前握著筆冒充她，順道幫她寫點作業，她則愛幹點啥就幹點啥，實在沒事，就去打打沙包出出汗。
還別說，忙著講課的老師沒精力關注每一個攝像頭，這招倒是屢試不爽，隻不過，總會有她的小閨蜜開小窗提醒我：“叔叔，把袖子往下拉點，你胳膊上的汗毛太重了……”
2
我和女兒的關係，更像是“合作夥伴”——她聽我的，我也聽她的。
說出來你不會相信，在這種純屬扯淡的合作關係中，先動手的，是當年那還沒有板凳高的小屁孩。其實女兒在4歲回國前還沒有那麽囂張，但自從見到了她親奶奶，就發現她爸是“後娘養的”了，隻要她一打電話投訴，她奶奶輕則對我一陣臭罵，更多次則會祭出從小就用來毆打我的擀麵杖，拍馬趕來幫孫女“打壞蛋”。
更氣人的是，小家夥居然狐假虎威地問我：“爸爸，你說我在家得聽媽媽的話，在幼兒園還得聽老師的，那我為什麽還要聽你的話啊？”
“那你想咋的？”我算看出來了，這小兔崽子這是壓根沒拿我當盤菜啊。
“你得聽我的，我才能聽你的……”
當時我差點樂抽了，讓我去聽一個小屁孩瞎指揮，想啥呢？但小家夥這句話聽起來好像確實有點道理，我居然無言以對，便先答應了再說。當大手和小手碰到一起擊掌的那一刻，我自己都沒想到，這個小屁孩的混蛋邏輯，居然成了我倆至今還在通力合作的基本準則，而且效果好得出乎我的意料。
對於我們爺倆的荒唐協議，她媽當然嗤之以鼻，更把它當成了我“不正經”的罪證之一。 然而，還沒過幾天，她自己先敗下陣來了。
原本，女兒在國內上幼兒園的第一天，我倆還算有驚無險地平安渡劫，但隨著中英文還沒轉換利索的女兒對新幼兒園的新鮮感消失，親曆了東西方兩種截然不同幼教理念，第二天早上，她就吵著鬧著死活不去幼兒園了。
她媽與她鬥智鬥勇了一個多小時，好說歹說地把小家夥給勸到了幼兒園門口，眼見人家又死死地抓住安全帶不肯下車，即使她媽搬出了“聖誕老公公的話”仍舊不好使。最後她媽終於崩潰了，直接拿我當成了出氣筒：“你還好意思笑，這才回來幾天，看看讓你媽給慣成啥樣了！”
我也不想跟她爭辯“慣孩子”這事她到底有沒有貢獻，既然輪到我出馬了，我就必須先把她給勸離。看著媽媽氣鼓鼓地打車上班去了，女兒居然抹著眼淚對我說：“爸爸，咱倆不說好的嗎，你聽我的，我也聽你的，那現在你就聽話，我們一起回家吧。”
聽話？我當時都樂岔氣了，我自己一個從小就沒聽過話的熊孩子，現在居然被一個幼兒園小班的小屁孩給忽悠了？好在，假裝聽話那種事對我來說，早就駕輕就熟。
於是，我“聽話”地幫女兒係好了安全帶，自己開門坐進駕駛位，打著火駛離了幼兒園。“此輪完勝”的小家夥自然高興得在後座手舞足蹈，但又看到我把車停在了路邊不停用手機發短信（其實我是在跟她媽匯報情況呢），她又不解地問我：“爸爸，我們怎麽不回家呢？”
我等的就是這句話，立即裝出一副哭相：“你不去幼兒園了，我就得回家陪你玩，爸爸的新同事要是知道我不去上班，他們就得哭一場，而你幼兒園的小朋友沒看到你去，他們不也得哭一場嗎？”
在小孩心中，沒有比“哭一場”更大的事了——小丫頭果然中招了，學著我開始犯了愁。 我便趁熱打鐵：“我倒是有個好主意，你替爸爸去上班，爸爸替你去幼兒園玩，這樣不管爸爸的同事，還是你的小朋友，他們都不會哭一場了，是不？”
小破孩那小腦袋瓜哪能轉這麽大彎啊，即使已經被我忽悠暈了，但也很快就發現了破綻：“可是，你的工作我也不會啊，連開車我都不會……”
“可是，你在幼兒園玩的，爸爸可真會啊，那裏不光有小朋友，還有那麽多漂亮老師陪爸爸玩呢。”
我學著她的口吻說出來時，自己肚子都要憋爆炸了，而小家夥的腦袋裏，早就忘了回家的事，在“替我上班”和“去幼兒園玩”之間衡量了片刻，隻能歎了口氣說：“唉，算了，我還是去幼兒園玩吧……”
小樣的，跟誰倆呢？跟她爹比“熊”，她可真差遠了。
從那以後，小丫頭再沒有因為上幼兒園而鬧過情緒，除了她是真怕“替爸爸去上班”，也是因為已經在幼兒園裏有很多好朋友了，不讓她去都不行了。
3
我是個糙人，沒上過幼兒園，更對琴棋書畫一竅不通，連簡譜都不認識。
在女兒的藝術培養方麵還得她媽來，她媽在忽悠小屁孩方麵那可真是科班出身。但她工作很忙，尤其當她發現我和小家夥的“豬隊友”合作關係很有效後，便經常趕鴨子上架地讓我陪小屁孩畫畫、練琴，甚至讓我這個200多斤的胖子，陪小丫頭練習那些芭蕾裏的壓腿、壓腳尖等高難度動作。
有“參照物”作陪，小丫頭自然高興了，尤其當她發現她爸笨得跟豬一樣時，自己倒是來了興致：“來，爸爸，我教你……”
小丫頭在幼兒園混了兩年，雖然芭蕾和鋼琴那倆玩意對我來說難度太大，但下棋書畫、遊泳、滑冰、滑雪，我都快出師了。我是體育生出身，小丫頭為了趕超“同一起跑線”的我，那可真是玩了命。在她上小學前，光我倆的各色裝備，就把我的書房占得隻剩一張寫字台了。
我自己喜歡玩拳擊，即使她媽認為那玩意太血腥太暴力不適合女孩，但小丫頭也總跟在我屁股後麵泡在拳房裏，而我那個缺心眼的拳擊教練，非說等孩子6歲以後再學，我也隻能帶著她做些類似“拍肩”“踩腳”的閃躲遊戲，小家夥也玩得不亦樂乎，連感冒發燒去看醫生排隊，胳膊腿都軟了，還要拉著我玩遊戲。
誰也想不到的是，僅僅隻是個靈活性訓練，也給我惹事了。
女兒5歲那年，她媽忽然接到幼兒園老師電話，說孩子在幼兒園打架了，她媽怕我去添亂，壓根沒敢告訴我，自己去了周旋了半天也沒掰扯明白——人家小男孩腳趾斷了兩根，加上雙方老人全家出動的六七口人，能饒得了她？
其實監控錄像已經還原事發經過了：那男孩總拿畫筆紮我女兒屁股，我女兒幾次告老師無效後，幹脆去跟人家“理論”了。那個比我女兒大了一歲還拐彎的男孩明顯被慣壞了，抬腿一個“正蹬”踢了過來（自然不可能踢得到），我女兒也明顯生氣了，躲過去之後抬手就把人家給推倒了，而“金雞獨立”的男孩腳還沒收回來，就踢到了桌子上。
女兒她媽是公務人員，不想追究幼兒園老師的責任，更不想把事鬧大，但認賠錢認道歉都不好用，而幼兒園老師和後來趕來的警察也都在兩邊不得罪的基礎上和稀泥。於是，萬般無奈的她終於想起了我。
我當然也不想搞事，耐著性子各種跟人家道歉，但架不住對方是真得理不饒人，尤其這種孩子間的糾紛能把老人找來耍潑的家長，也真不是啥會說人話的主兒。她媽正忙著控製場麵，而已經被嚇得嗓子都哭啞了的女兒拉著我衣襟問：“爸爸，你不是說，背心和短褲覆蓋的地方，誰都不能碰，連你都不行嗎？”
“對，你做得沒錯。”
那一刻，我才意識到，這根本就不是賠償不賠償的問題，那還談個屁！我也顧不得裝斯文了，直接起身衝向了那位鬧得最凶的孩子媽媽：“來來來，你讓我拿鉛筆紮你幾下屁股，我賠你兩根腳趾頭，你敢不？”
女人一愣，警惕地捂住胸口：“你有病吧，臭流氓！”
我又轉向了那孩子的爸爸，跟男人我就沒那麽客氣了，直接抓住他衣領：“你來也行，讓我把你褲子脫下來紮你幾下屁股，我賠你兩根腳趾頭，你敢不？”
吹牛X，管他男的女的，要真能豁出臉來讓我紮屁股，我也真不差骨折兩根腳趾頭了。
男人已經被我的凶相畢露嚇得癟了茄子，眼見我變了臉，兩個老太太不幹了，還不敢直接招惹我，急赤白臉地找警察評理：“你們看看，這都什麽家長，純粹地痞流氓。”
出警的兩位警官都笑了，盡管警察辦案以傷重為原則，也確實是女兒把人家給推倒造成骨折了，但他們又何嚐不明白，要是我閨女不躲、讓那熊孩子給踢中胸口了，那動手的可能就是我這個“地痞流氓”了。
對付無賴，流氓可真比警察好使，對方自然也沒那麽囂張了，而警察也不再和稀泥了，即使“小男孩用畫筆紮女孩屁股”這事算不上“性騷擾”，但先動手的，還是那個小男孩，而用手推人這種事，也不能完全算得上“攻擊範疇”——警察說了，各自讓一步吧，孩子的醫藥費由保險公司解決，如果還不滿意，去法院起訴吧！
出了幼兒園，她媽還在絮絮叨叨地埋怨我，說什麽談不明白可以走法律程序，非要跟人家來橫的……我也懶得跟她廢話。有些事，可以談，但如果涉及孩子的價值觀甚至人身安全了，那就沒有談下去的必要了，尤其她還是因為“聽我的”而“惹禍”——人家都聽我的了，我再讓她去賠禮道歉？
更重要的是，在成人眼裏，賠款道歉，那隻是平息事端的一種方式。但在孩子眼裏，隻有“對”與“錯”的本質區別——她並沒有做錯，為什麽要道歉呢？
我倒是認為，應該為這事負責任的，不單單是那熊孩子的父母，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那個教孩子“正蹬”的教練！正如我那“6歲起步”的拳擊教練所說，在孩子連左右都分不清、更不可能理解“武德”為何物時，就教他們去攻擊別人，那就是犯罪。
4
女兒是個書蟲，在幼兒園時還有大把時間屬於自己，但自從上了學，時間沒那麽多了不說，關鍵還有各種作業。於是，小丫頭靈機一動，又跟我“講條件”了：“爸爸，今天作業太多，我沒時間看書了，你幫我寫作業唄？”
“行，沒問題。”
其實我的本意是先答應下來，再反過來去忽悠她寫作業，但寫了幾筆之後，我忽然計從心來，問她：“你想不想讓爸爸一直幫你寫作業？”
“耶！那太好了……”
“那這樣，老規矩，爸爸聽你的幫你寫作業，你也聽爸爸的，每次期末考試給我考個班級平均線以上，成不？”
小家夥果然中計了，尖叫著衝過來跟我擊掌：“誰反悔誰是小狗……”
從那時起，我倆的合作，愉快地開始了。
其實小家夥永遠不會明白，相對於她媽和老師的“永遠爭第一”，我那個“班級平均線以上”的要求看起來很容易達到，但真正執行起來也挺難，畢竟，她說考試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為了保證“讓爸爸幫忙寫作業”，她不得使勁往前“擠擠”才能確保達到要求嗎？除了上課認真聽講，也除了課後認真複習，那些真正重要的作業，她敢讓我幫她寫嗎？
事實上，女兒在學校裏就把她認為重要的作業給寫完了，至於那些不重要的，統統背回家扔給我，然後自己優哉遊哉的，該幹嘛幹嘛，還沒忘了時不時地監督我：“你認真點寫，別又讓老師看出來了……”
隨著小屁孩年級越高，學的東西也開始上難度了。她也不傻，即使在學校裏寫不完作業，回家也是跟我分工，挑她認為重要的自己寫了，把那些不重要的依然扔給我，她自己則該複習複習，該看書看電視玩遊戲一點也不耽誤。
更重要的是，隨著身邊的好朋友陸續“失蹤”去了補課班，小家夥已經變成了“沒人玩的小朋友”，她就越發懂得珍惜自己得來不易的自由時間，那不更得努力使使勁來確保她爸繼續幫她寫作業、更幫她頂住來自她媽的“補課班的威脅”嗎？
對於我來說，完成小屁孩的作業難度也挺大，“會不會”倒是次要的，關鍵從左手寫、到右手寫、再到右手好好寫，統統都能被老師們看出破綻來。老師幾次三番地找她媽到學校談心，她媽回來就對我拳腳相加：“老師說了，你就是沒有上進心，你要不幫她寫作業，她成績能進班級前三。”
“那是老師的要求，這不才上小學嗎？把自己搞那麽累幹嘛？”
其實我是真沒好意思告訴她，女兒上小學的成績可比我這個資深學渣要強了太多，當年我的考試成績在體育班裏都倒數，我爸都沒著急，現在女兒閑著半拉膀子也最起碼能混個班級前十了，我著什麽急？
最關鍵的是，給小家夥創造出足夠的自由時間讓她自己去安排，而為了“繼續讓老爸幫忙寫作業”，她就必須得確保自己的學習不被落下，在“學”和“玩”中找到平衡點——這不就是傳說中的“自律”嗎？
當然了，我也遭遇過高手，比如女兒初中的班主任，自從這家夥發現我在幫孩子寫作業，幹脆讓所有課任老師都給她留了雙份作業，其中居然有一份是專門給我留的！好在，從那以後，除了語文和英語，小家夥已經不再讓我幫她寫作業了，因為她學的越來越難，我根本不會。而且，麵臨中考的壓力了，她自己也意識到，那些作業對她來說，都挺有用。
但我倆之間的合作依然有效，因為小家夥在“聽我的”繼續把成績“保持在平均線”以上的同時，還得確保我“聽她的”，讓她遠離補課班。
5
如果按照我的設想，我想讓女兒在高中前放飛自我的同時也養成獨立學習和自律的習慣，畢竟成績並不是全部，通過獨立學習去掌握的學習能力才是至關重要的。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種種原因，我和女兒的合作僅維持到她初二上學期。那時我再一次經曆了人生的滑鐵盧，破產又離婚後離家了，而女兒隻好按她媽的要求去上補習班，很快就被補課班打亂了曾經擅長的學習節奏，直至在中考中折戟。
那些並不重要，畢竟還有3年去準備高考，當然我也知道一所二類重點高中和頂級高中之間的差距以及老師們理念之間的差異確實很大。我隻是沒想到，等我再回到家，比中考失利更讓我鬧心的是，女兒非但不再拿我當“合作夥伴”了，更搬出了對付她媽的那套小動作—— 其實這也不怪人家，畢竟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而且這小家夥是我親生的，她爹曾經那麽“熊”，她還能不多少遺傳點“熊基因”？
真正讓我意識到事態嚴重性的是，我在她高一時偶然間發現，她居然每天晚上睡覺前關起門來玩手機！
那天早上，我沒讓她去上學，我倆聊了許多。
其實關於手機，我和她早就達成了共識，我不會幹擾她玩手機，前提是每天最多半小時，而且她還必須達到我倆之間的“成績要求”。同時，作為“合作夥伴”，她如果要打遊戲的話，就必須喊上我一起玩。
事實上，自從她在小學時，就被我這個“豬隊友”在遊戲中各種攪局拖後腿，她同學都不愛跟我倆玩了，她也早就失去了對遊戲的興趣，即使偶爾玩玩，也隻是打發一下時間，並沒有成癮。 但是，真正讓她沉迷的是抖音、快手平台裏的那些短視頻和直播——更讓我抓狂的是，起因居然是她媽，因為她媽在抖音裏看到了某些勵誌雞湯和學習方法後，總會主動推送給她，而那些通過算法攻心的相關推送，更讓她欲罷不能！
她媽早就收走了她的手機，但網課用的iPad跟手機有什麽區別？而且，這個骨子裏就帶著她爹的“熊基因”、更在與她爹的鬥智鬥勇中成長起來的熊孩子，又怎麽可能不知道怎樣去對抗她媽呢？
當然，她的這種與人鬥智鬥勇的能力，也是我刻意培養的，因為我認為，這種能力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學習。隻不過，她用錯了對象。
我自己經營過電腦房（網吧的前身），甚至就是在第一代網絡遊戲“紅色警戒”的風靡中賺到第一桶金的，正因為我見過太多沉迷遊戲的人間悲劇，所以我對電腦遊戲乃至於後來的網絡遊戲根本不感冒。在朋友的推薦下，我也刷過一天抖音，當我發現那玩意的智能算法居然讓我連續刷了超過24小時之後，我就卸載了手機中一切類似軟件。
這真不能怪她，麵對那些比金錢更能摸透心思的誘惑，我一個成人都曾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她始終還是個孩子，興趣愛好廣泛，又怎能抵擋住那些算法加持下的誘惑呢？更讓她欲罷不能的是，她喜歡旅遊，網絡上又有太多跟她情投意合的主播們。
沒收她的手機，貌似是最佳選擇，但那同樣隻會增加她對抗我的理由——我不想要那樣的父女關係，更不想她在一所本該更加努力的二流重點高中裏，還要花那樣的心思來對抗我。思來想去，既然我自己就曾是個熊孩子，那就用熊孩子的方式，去以毒攻毒吧。
那天，我幫她請了一周假，又借了台車帶她出去散散心。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去哪兒，囊中羞澀，也不支持我們走太遠。好在，在這個全民網絡直播的時代裏，隻要靠近旅遊區，我們自然會遇到搞直播的大小網紅們，更會看到那些隱藏在攝像頭後的真實嘴臉。更讓她震驚的是，當她被我帶到一處大型網紅基地，看到裏麵每一間“鴿子籠”大小的直播間裏，都有一位比她大不了幾歲的女孩在對著鏡頭賣弄風騷時，她終於開口了：“真惡心，我再也不刷手機了，我們回家吧，明天我就回學校上課。”
親眼見識到網絡世界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距離，她已經被惡心到了，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再也不用擔心她偷玩手機的事了，畢竟在這個手機能幹太多事的時代裏，她也確實需要手機去查找一些學習方麵的問題答案。
回程路上，女兒問我：“爸，咱倆之間的協議，還有效不？”
我樂了，當然有效了，即使中間出了點插曲，但那個協議必須有效。
6
從那之後，我和女兒還是合作夥伴，我聽她的，她也聽我的，即使孩子已經大了，再想忽悠她就容易被“反殺”了，但誰讓我是她的“豬隊友”呢？
當然了，一個豬隊友存在的前提，是女兒有太多“正能量”的導師，比如，她媽，還有學校的各位老師們，在隨時為她答疑解惑。反過來，孩子在成長路上，已經有太多人生導師了，不得需要個“豬隊友”給她來點“神助攻”嗎？
已經上了高二的女兒，在學習上我幫不上她任何忙，但這也不耽誤我能看懂她學的是什麽，然後再幫她分析一下，現在學的那些數理化史地政裏某個單元、某個知識點，到底為什麽會出現在教材裏、對未來的工作有什麽幫助，甚至用自己身上血淋淋的教訓告訴她“你得去學校聽老師的”諸如此類的信息。當然，我分析的肯定不能全對，所以女兒經常用白眼來回複我：“老師給我講明白了，差點又讓你給忽悠了……”
當“防火防盜防豬隊友老爸添亂”已經成為肌肉記憶時，“誰講明白的”根本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明白的是誰”，不是嗎？
我是個學渣，別說女兒高中的知識了，連初中的我都不會，但那正是學校老師們所擅長的。而我會的，學校老師真不一定會，這不就是傳說中優勢互補的“團隊合作”嗎？這不正是個團隊合作的時代嗎？
女兒自從中考失利後，我跟她的初中班主任反倒成了哥們，他已經因為總跟領導對著幹、更因教學成績太出色而給同事們“上眼藥”而被發配到鄉村支教，但他每次放假回來，我倆也總能找機會湊一塊喝點。
也就今年年初，我倆喝酒的時候，還聊起了女兒在學校總喜歡在學校借各種機會搞“小動作”，我還逗他：“就他媽讓你給慣的……”
其實，我想表達的意思是，這位奇葩老師帶學生的方式真的很受學生歡迎（見《像他這樣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師，還能多來幾個嗎？| 人間》），以至於小丫頭很難適應那些傳統“周扒皮”風格的老師了。
他可能是簡裝二鍋頭喝到位了，居然歪著腦袋問我：“你知道孩子們為什麽喜歡我嗎？”
“因為你不著調唄，因為你能大半夜的帶孩子們跑樓頂上看流星雨，更能忽悠孩子們一起打群架唄！”
“不對。”他搖頭，“因為在孩子眼裏，我跟你們家長不穿一條褲子！”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居然讓這個斯斯文文的書生給忽悠了許多年。
女兒剛進初中第一天，我還真就參加過一次他拍著腦瓜子臨時組織的家長會，那時他就對所有家長說：“我賺得不多，但也夠用，所以請你們不要用任何齷齪的手段來侮辱我，大家都幹幹淨淨的，你們才能聽我瞎指揮，對不？”
那時，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家長，都自發地起立為這位正氣凜然的老師而鼓掌，而他教女兒3年中，從來就不留任何家長的微信，連微信群都不加入，即使有什麽需要跟家長轉達的，除非特別緊急直接打電話，也隻是每天按學號任命一位學生擔任“值日班長”，由學生回家向家長轉達，再由家長擱群裏通知。
我以為，他如此脫褲子放屁地搞這些，隻是為了杜絕那些“齷齪的手段”滋生土壤。但現在這貨喝多了，主動揭秘了——他是語文老師，表達能力不是一般地強，人家隻說了一句話：“我離你們越近，孩子們就離我越遠；而我離你們遠了，孩子也離我和你們都近了。”
這句話實在太精辟，當時給我崇拜的吧，都恨不得跪下給他磕頭了——這也可能是我倆成為哥們的真正原因吧。我算半個社會人，而他是位奮戰在教育最前線的老師，即使我倆的經曆風馬牛不相幹，但在教育理念上，我說的“團隊合作”，和他說的“遠與近”，還是一個道理吧。
至少，我不想當那種跟老師抱成團、天天逼著孩子學習的家長，那樣的話，在孩子的眼裏，我就真“跟老師一夥”，而她在孤軍奮戰了，所以才會懟天懟地懟空氣。同樣的道理，在這個“進家長委員會都擠破頭”的時代裏，這種奇葩班主任卻在刻意與家長保持距離，為的隻是拉近他與青春叛逆期孩子們之間的距離。我想，這就是他能每隔三年就能創造個讓所有人驚掉下巴的中考奇跡的根本原因吧？
都說孩子有叛逆期，但他們到底在叛逆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