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從待了10餘年的“象牙塔”裏被驅逐出來後，麵臨著代代畢業生亙古不變的難題——找一份讓所有人滿意的體麵工作。
我長於浙西的一座小城，父母都靠打零工維生。他們像所有底層父母一樣，省吃儉用、辛勤勞作，隻為供子女讀書成才。以往的社會經驗告知他們：孩子考上大學就一定會有出息，就能找到好工作，帶領落魄的家庭在一眾親戚中脫穎而出，成為體麵的人家——否則，讀大學有什麽用呢？
可沒讀過幾年書、習慣埋頭苦幹的父母不太清楚，如今的大學並不是觸不可及的孤月，而是滿天繁星，無數用人單位都不屑地說：嗨，大學生嘛，隨手一抓，有的是啦！我們恍恍惚惚按社會規則升學、畢業，正如一個網友在彈幕中說的：“學曆是社會的敲門磚，是我們下不來的高台，是孔乙己脫不下來的長衫。”
我苦笑搖頭，忍不住點了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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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成績並不突出，被本省一所普通二本錄取，專業是旅遊管理。我填報誌願時，沒有前人可以參考，沒有老師關注，僅僅因為“旅遊管理”聽上去好像很符合經濟發展的潮流，似乎很有前途。
當時，我為自己的選擇暗暗驕傲了一番。有親戚向父母打聽，他們知曉我報的專業後，無不大同小異地嗤笑：“啊喲，那讀出來不就是當導遊嘛，這種職業還用讀大學？浪費錢。”
起先，我還為此忿忿。入學後，我才發現親戚們說的是真的——這個專業並不如自己想象中那般符合“大學生”應該具有的學業身份。
旅遊業更看重“經驗”，不看學曆。專業課的老師們基本沒走出過“象牙塔”，課本也陳舊，每學期的課程基本是圍繞著導遊業務、導遊基礎知識、園林藝術、美學概念、商務談判等一點“雜交”知識打轉，即使平時曠課，隻要期末考試前借個筆記熬一宿，基本穩過。什麽方麵都學了個皮毛，若和外行人粗淺交流，倒也能看上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擺出個文化人的樣子。
專業實踐課僅在市區範圍內進行過兩次：第一次請了一位男導遊，他擱大巴車上就開始訴說自己“老掉牙”的悲苦經曆，全程步伐極快，超級不耐煩，回程後，又匆匆去接了下一個團；另一次是學院命老師挑幾個同學外出考察，胡亂拍些照片，生搬硬套上已用到包漿的論文觀點，可就這表麵功夫、敷衍了事，我們參與的幾人，竟也能得個“創新思政”二等獎。
入學不久，學校便催促我們考導遊證，說那是以後就業的出路。導遊證中專以上學曆就可考取，而導遊這行普遍連基本的五險一金都無法保證，底薪更是少得可憐，全憑不穩定的帶團提成。
我曾在一個自詡全程無額外消費的知名旅行團兼職過，旅遊目的地是某個菩薩的道場，在浙江很有名。信徒們懷揣滿腔心願，經過重重核酸檢測，冒著滯留風險遠道而來，從古廟裏的老和尚那裏，靠“運氣”搶來香火、元寶還有“請菩薩”的紅紙，敬於殿前。他們自以為沒受蒙騙，沾沾自喜，殊不知那隻是旅行社的暗箱操作，看著深藏功與名的老和尚，其實是廟裏雇傭來看門的大爺。
疫情三年，各旅遊地門可羅雀，哪怕浙江低價旅行團百花齊放，但也再不複有以往的盛況，飯變粥、粥變湯，本地的網紅導遊都開始轉行帶貨。行業裏的人要活下去，自然要用到課本裏不會教的巧思，想盡辦法去撈錢：車、食宿、過路費、購物……每個環節，總能以各種意想不到的名頭縮減支出，再宰遊客幾刀。
“你們這種就知道死讀書的大學生，要多和我們學著點兒！”那天，帶團的導遊大叔和我說。
後來我才知道，本專業的學長學姐們畢業後從事旅遊管理的少得可憐。班主任多次半感慨半勸誡地說：“哎呀，導遊是吃青春飯的，很累的，女孩子沒有優勢啦。”
可滑稽的是，旅遊管理專業女生最多。畢業季，大家唯有去爭奪那些“不那麽限製”的飯碗，考研考公呢，基本隻能選擇跨專業與“三不限”，更不用說疫情給行業帶來的影響了——近幾年的民宿和旅行社哪有不擱淺的，暫時開放的政策海浪偶爾湧上來，讓這些半死不活的魚喘口氣，但又急急退去。我畢業時，旅遊業依舊處於不知明天怎麽樣的休克狀態，很多旅遊單位像回不到海裏的船，泊在岸邊直到枯朽。
2022年春招，旅遊招聘崗位捉襟見肘，我像一條小魚一樣四處投簡曆，拚命想咬一個拋進海裏的鉤子，知名的旅遊平台，不知名的旅遊小公司，都投了。我雖然放低了期待，但內心裏依舊渴望一份體麵的工作。
我始終記得親戚當年的諷刺，所以投的最多的，是旅遊公司管培生崗或其他類似崗位。我曾以為自己有選擇的餘地——每家公司輪番麵試，我也收到了些好消息——可最終，都以“你是優先排第一的，但目前業務相關，暫時不能給到具體到崗時間”或“推遲發放offer”而了無音訊。好不容易，我收到某旅遊網絡平台的確定offer，但又被一句“收到應屆生崗位被取消”的抱歉短信給打發了。
於是，我一開始就刻意規避導遊崗位，現在隻能再添自己這分一杯羹的多餘新人了。
5月，“象牙塔”進入驅逐倒計時。交了畢業論文後，我考慮很久，終究將目光投向了“最下策”的服務員。當時頗有種將求職的滿腔失望宣泄到底的衝動，破罐子破摔吧——考研失敗、春招失敗，我沒有時間了。
做服務員一向被傳統世俗鄙夷，在家長的口中，一直是管教調皮孩子的利器：“以後不好好讀書，就去給別人端盤子哦！”但它在招聘軟件上一樣有著裝模做樣的要求：學曆不限、18到45歲、包食宿，身體狀況符合國家餐飲行業要求，諸如此類。
是的，我隻要是一個健全的年輕人，就符合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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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試當天，排在我前麵的有3個人，一位是和我母親差不多年紀的阿姨，翹著二郎腿，靠在椅背上打瞌睡；另兩位女孩兒看起來年紀不大，樸素而沉默，水靈靈的眼睛，目光與我碰撞一下，繼而怯怯閃躲開。她們仨唯一相同的點是——兩手空空，隻有我，不合時宜地拿了一份簡曆。我將手上攥著的幾頁薄紙卷成一團，莫名的尷尬卡在心頭。
輪到我與HR談話時，幾個眨眼的猶豫，我還是將手上已不再平整的簡曆遞了過去。
HR挑了挑眉、抿了抿唇，方才說道：“麵試服務員？”
我以故作輕鬆的語調、摻雜著生澀的自來熟說：“我看到餐廳發布的招聘上工資開得不錯，我也符合要求，就來啦。”
“服務員很辛苦的，你們這種女大學生能吃苦？”
“我能吃苦的。”
她臉上顯出幾絲戲謔，或許在心底暗暗嘲笑我的天真，覺得我幹不過幾天便會逃跑。
末了，HR沒再多說什麽，隻說了盡早辦健康證，幾月幾號就可以來上班了。她將皺巴巴的簡曆還給我，另附一張能夠免費辦理健康證的營業執照複印件，我轉身向外走去。
6月過半，我和室友們吃了慣例的“分道揚鑣餐”。大家暗戳戳的摩擦既往不咎了，分離的時間恰與獨立的節點重合，渲染出幾分孤獨的迷惘。
想當初，一到大四，我們4人就不約而同地意識到該和班上考研考公的同學一樣找點“正事”了，我們在二者間思索徘徊，最後一致決定投入後者的大潮——轉教育、轉金融、轉法學、轉社會學……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談到彼此未來的打算，宿舍裏一派手無足措的尷尬氣氛，猶如幾年前新生初見。
青青說：“真的不知道做什麽，不想工作啊啊啊，我可能會‘二戰’。”
小南說：“我先回家吧，可能考編，還不知道打算。”
阿惠說：“有朋友在北京，我去北京找找工作。”
我說：“我要去當體力勞動者了。”
或許是天氣太熱，“前程似錦”說出口時，實在幹巴巴的。之後，我便與沉甸甸的行李一起打包，抵達餐廳。
我入職的餐廳以“傳統文化”為賣點，大廚號稱在某某國際會議掌勺過，菜品說是專注中餐，又夾帶著一應不倫不類的西式菜，一通營銷宣傳下來，給人一種“不吃不愛國”的隱形壓力，所以在當地的社交網絡平台上頗具名氣。
我應聘的這家分店，廚房人員眾多，部門駁雜，冷菜冷飲部、甜點部、炒菜部、做湯部、烤製部……不算主管，平均每個區域都至少有4個人，而服務員這邊，就算把偶爾幫忙的經理與領班們加上，也就勉強湊夠10來個人。或許因為人手實在是不夠，該分店招聘時打出的薪水是“每月6000，提成另算”，包一日三餐、包住宿（宿舍是6到8人/間）、給月休4天（非固定日期，看餐廳排班），雖然招聘信息上還標注了“五險”，但實際上餐廳一般選擇給員工每月加500塊錢，讓大家自動放棄交社保。
後來我聽老員工阿龍吐槽，說服務員人少，極其辛苦，可餐廳還以扣薪為代價來逼迫大家保證服務質量，所以很多新人常常幹幾天就會借故離去。通常今天三三兩兩地來，明日零零碎碎地走，流動的服務員就像在參演定時劇本。
“每月才5000多，比我待過的其它地方辛苦幾倍，還不如去包生煎。”阿龍咬牙切齒地大吐苦水。
聽到這兒，我想，我還是不要告訴他“新來的員工薪水都上漲了”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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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職時，經理將員工服遞給我們同期入職的幾個人，讓我們趕緊換上。員工服是V領棉麻裝，我的那套不知經過多少人的“傳承”，帶著幾分陳舊的褪色，像連綿雨衝刷大地後的初春黃青草，意外地符合餐廳“簡樸高雅”的格調。
3天試用期，工資按小時算，試用期過後，正式簽署合同。第一天上午7點，店門緊閉，未到營業時間，經理吩咐占領班教我們幾個新員工一些規矩。占領班不到30歲，禿頭小夥，高高瘦瘦竹竿樣，眼睛鼻子沉沉耷拉著，一時讓我想到了《海綿寶寶》裏蟹堡王餐廳裏喪喪的“章魚哥”。我暗自笑笑，不查，立刻被占領班淩厲的目光抓獲，糟糕糟糕。
“我告訴你們，上班要有上班的樣子。在這裏，別以為自己多不一樣！”隨後，他拿出了許多托盤，一個個遞給我們。“左手托住走路，抬頭挺胸，不能掉。”
說罷，他變戲法一樣不知從哪裏掏出了許多塊沉甸甸的磚頭，在每個人的托盤裏放上一塊，讓我們開始輪流走。這樣訓練了大概半個小時，我們才被允許放下托盤休息，我細細的手腕已經酸酸的了。
接著，占領班又把我們帶到堂食區和包廂，開始講解規矩——上菜的位置、順序，餐具角度、如何擺放，口布如何折疊……“包括餐廳的菜品，即使有菜單，你們在腦子裏也要記住。”
我默默地翻著一頁頁琳琅滿目的菜單，都是些什麽“金玉滿堂節節高”之類的，不禁感慨：餐廳的文學水平從古到今就沒輸過嘛。
悉數了解完基本規矩後，占領班便將我們分配給各個區域的“前輩”，由他們帶我們上手。
餐廳有3層，一樓主要做堂食，由占領班管理，這層除了茶藝師的表演舞台外，分為4塊，每塊大概5到6桌，每桌可容納4到6個客人；二樓是包廂區，由唐領班管理，每間包廂以詩命名，總共6個，每個包廂最多可坐12人；地下一樓左邊是廚房與倉庫，右邊有塊小小的地兒供員工用餐休息。
我被分配到了一樓的A1區，負責該區的是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男孩，名叫林川。他嘴角無時無刻不掛著溫和的笑，白淨陽光，來吃飯的女客們都很喜歡他。
我打趣道：“師父多多指教。”
他瀟灑擺了擺手，笑道：“哪兒能啊，互相合作才對，新來的朋友。”
前廳其他幾位服務員，年齡基本都在20歲左右，常蹦出些“罩著你”的話，還處在江湖義氣當先的階段，十分活潑可愛，他們大多是初高中早早輟學，由家裏的某位哥姐帶著，以明白又不明白的心情“闖蕩”社會。而我後來才知，林川跟他們不一樣，他是2021年畢業的法學專業本科生，正在為自己的北歐留學計劃攢錢，在這兒工作了快1年了，這個工作時長和資曆，實屬是餐廳裏的“老人”了。
餐飲行業競爭十分劇烈，老板每天一睜眼，就會聽聞哪個區哪條街又開了一家新招牌餐館。我在的這家餐廳雖然主打中高端，但為了搶奪更多的客源，也在各類消費App上推出了價格稍低的套餐活動，甚至還高價請來某社交平台的百萬粉絲網紅“無意間偶遇寶藏店鋪”。千金一擲的廣告營銷下，每天特意來消費的本地顧客絡繹不絕。
當時時值疫情，可除了廚房，我們臉上並不常掛著口罩——因為會遮擋住微笑。偶爾，我對著紛至遝來的人群發呆，恍惚覺得自己身處在2019年之前。若不是不久前我使勁兒咬都咬不到一個能有滿意答案的鉤子，我真會時常懷疑：人們的外出旅遊熱情是不是都瘋狂轉嫁到本地各種新興網紅店上了？
許多個盛宴夜晚，老板表情祥和，一動不動地坐在收銀員身後，一雙白胖胖富態的手交疊扣成碗狀放在肚子前，翹著幾根時尚弄潮兒般的胡子，笑眯眯看著前廳的勞動力們忙到飛起，真真有一種貴婦人在愉悅地欣賞名畫的感覺。
背地裏，我們都喊他“小胡須”。我們忙得暈頭轉向，“小胡須”還要時不時在耳邊竄出一句句“彈幕”，我們無時無刻想讓他閉麥。
“啊呀呀，看看你頭發亂糟糟的，再忙口紅也不能掉，趕緊趕緊，快去補起來！”
“嘖嘖，你怎麽回事嘛，上菜的姿勢不要吊兒郎當的，微笑，要微笑！”
加班更成了常態。可惡，無法忍受。好吧，看在加班雙倍工資的份上。
晚10點，餐廳漸漸歸於寧靜，隻有窸窸窣窣的打掃聲。消毒水的氣味從剛拖過的地麵上逸散開來，這是專屬於休息時間的氣味，是能讓神經能不緊繃的味道。林川一邊擦盤子一邊笑說：“我覺得托爾斯泰那句話可以改成：幸福的老板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打工人各有各的不幸。”
我癱坐在椅子上，擠出幾分氣力，認真地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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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堂食區服務，需要麵對客人太多需要急速翻台的怒火——網紅“無意”來過後，堂食區湧來的客人大抵都是團購了套餐來打卡的，用餐以拍照為主，導致其他客人因等位怨氣滿滿：“搞什麽搞嘛！套餐就不是客人了是吧，讓我們等這麽久！”
我們慣性地垂頭，乖巧如綿羊，任由客人唾沫星子飛濺。客人教訓得嘴巴幹了，我們就得極有眼色地遞上舒舒服服的冷飲，軟糯糯地說一句：“這是專門為您提供的免費鮮榨果汁，真的很抱歉。”
看看麵前形單影隻任由自己發火的人，客人內心也知曉，歸根結底怪罪的不該是服務員，也就差不多摸摸鼻子，訕訕地以一句“行了行了，趕緊上菜去”作罷。
除了排隊等號的怒火，還有就餐後喋喋不休的抱怨。客人們抱怨最多的，是盤子與菜的“藝術美學比例”太過離譜：“你們自己看看，堆滿一張桌子的盤子裏實際東西有多少？比臉還大的一個盤子，菜就一個額頭那麽多，你覺得合理嗎？”
我當然也覺得很不合理，天知道我每次舉著托盤上菜時手有多酸！我們手腕上八九成的重量，都來源於那一打碎就能扣我半天工資的瓷實盤子。一開始我還傻不愣登地跟占領班反映情況，他冷笑駁回：“你懂什麽，這是藝術。”好吧，我不懂藝術，所以我隻能每次昧著良心和客人說：“感謝您的建議，我會向老板反映的，爭取改正。”
另外還有嫌棄冷飲太冰的、吃完了一個菜就說難吃要退的、說我們沒有及時倒水的、餐巾紙太貴的……我們忙到頭昏腦脹，也要拚命擠出幾絲笑意，道歉、鞠躬、安撫一條龍。客人若是罵，就必須讓他們罵，讓他們痛痛快快的、讓他們能感到如“上帝”般的舒服。強嘴是服務員的大忌，再委屈也不要說出口。客人永遠是對的，我們永遠是錯的。
長時間的體力工作有如溺水，被撈上來進食休憩的片刻，吐槽自然成了配菜。到了員工就餐時間，年輕的服務員們就開始了一餐一度的“吐槽大會”——這肚子必須要先清空，要先把受的氣給吐出來，才能咽得下嘴巴裏匆匆塞進的飯菜。
地下一樓燈光昏暗，小年輕們肆無忌憚地宣泄著對頭頂那群一麵之緣的顧客的怨懟，間或穿插著一致的咀嚼聲——這是後廚阿姨偷偷端給我們的“小灶”，偶爾是蛋炒飯，偶爾是烤鴨肉，偶爾是點心房多做的荷花酥——逢阿姨來，逼仄悶熱的小空間裏便會響起短暫的歡呼聲，隨後被一陣“噓”聲輕輕壓住，後廚主管睜隻眼閉隻眼，路過也隻當沒看見。
“我和你們說，今天有個客人太奇葩了，硬是說空調太熱。拜托！都和他說開到16度了，難道我去給他買個電風扇對著吹嗎？不依不饒喊了我7次！結果你們猜怎麽著？我裝模作樣對著空調按了一下，實則毫無變化，他卻說涼快多了——我服了。”
“我不也是！天知道我對東北人有多直爽善良的濾鏡，我那區的3個大哥居然‘跑單’了！靠！好想哭……”
“你是不是每天想著網上那個男朋友分神？要賠錢了吧，哈哈哈……”
“你每天就知道和小姑娘連麥打遊戲，還好意思說我？”
……
服務員每天長時間的站立與奔走，頭幾天，我每天都被雙腿明晃晃的疼痛提醒。
年輕的前輩們向我傳授經驗：“哎呀，等時間長了，長了繭子麻木了就不痛了。”
林川突然呢喃道：“痛苦和麻木到底是怎麽樣的關係？”
我愣神，阿龍咂嘴作酸倒牙狀：“什麽痛苦不痛苦的，書讀多了，是這樣神經的嗎？看來讀大學也沒啥用嘛。”
其他人一陣大笑。讀書無用論總是這裏許多玩笑的終點。很可悲的是，林川和我總是無可避免地成為了他們的證據。我知道他們並無惡意，這裏的相處氛圍就是這樣，大家並不習慣談論精神層麵的東西。因為社會凝視學曆等級，所以他們每次玩笑也會夾雜著微小的鋒利，或許這能給開玩笑者一份彌補的慰藉。
我一般就合群地笑笑。
隨著飽腹結束，眾人默契散開，拿出最親密的手機，將精神放進短視頻直播遊戲裏劃水。我隨眾劃著搞笑短視頻消磨時光，但心卻常常像腿蹲久了似的，溢出些電視機雪花般密麻的虛迷。我生出一種錯覺——我好像進入了另一座塔，這裏也有一群同齡人，不需要也不允許你有多不同，做好規定的事情就好。我脫去長衫，選擇在此，卻又別扭地、無法心安理得地在這片水中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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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負荷的體力勞動尚且能堅持，無盡的情緒勞動則令人疲倦想逃。
7月的一天，下午4點，我接待了幾位特殊的客人，正好當時用餐的客人不多，我便將精力與熱情集中於她們，反倒招致來了本就對我不太滿意的占領班的怒火。
客人是3位極具風度的女士，點了個套餐，落座時就開始打量我的一舉一動：“小姑娘業務很不錯嘛，可不可以給我們講講這個餐廳？”
真是經不起漂亮姐姐的誇。占領班培訓時說，客人的一切要求都要盡量滿足，我見熱菜還未上來，便帶她們一邊參觀餐廳、一邊講解，越說越起勁兒，情不自禁夾了幾個糗事見聞，引得她們打趣發笑。我剛找回了幾分當專業導遊的感覺，恰好就碰上采購員來餐廳送貨，他看著我，目光複雜，我還不明就裏。
直到客人們用餐結束準備離開，其中一位女士強行加了我的微信，之後問我要不要跳槽，我這才知，她是附近一家競品餐廳的老板，她的餐廳以“王校長”到訪過為營銷噱頭。
最終，這件事被占領班知曉了。當晚，我被叫到了監控室指認：什麽具體時間、她們點了什麽菜、你為什麽要帶她們參觀、她們問了什麽、你說了什麽……諸如此類的問題，極具審訊之感。
“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事情做起來倒這麽拿手！我不想聽什麽理由，就你熱心是吧？”
我靠在牆上，忍住喉嚨裏要跑出來的哽咽，對抱怨謾罵的習慣性服從，竟然讓我無力頂嘴。
8月，我意外地被經理重新分到二樓包廂幹活，可謂受寵若驚：每個包廂一天最多接待兩批客人，不像堂食區那樣瘋狂翻台，減少了我大量的體力勞動。
工資更不用說——雖然包廂服務員的底薪和其他人並無不同，但有15%的酒水提成，簡直是喜從天降。包廂不會有堂食區那種點套餐打卡的客人，一般都是來聚會的，用餐時間更長，對於茶葉、酒水和餐品推銷，他們很容易買賬。酒水和某些菜品都是能拿回扣的，時間長了，積累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額外收入。
占領班對我的調動暗暗地表達過不滿。在這家餐廳，分配誰去包廂並無規定性的要求，但一般情況下，應該是由帶人的領班作為人情關係提出，高高在上像施舍恩惠般降下來才是對的。經理在我身上開的例外，無疑讓他失去了某種權力：“經理憑什麽把新來的放上去？又不是沒有其他人。”
唐領班拍了拍我聳起的背脊，笑道：“他明年大概去別的門店當經理咯，別往心裏去。”
餐廳的管理崗一般都由牢固的親戚鏈鎖住，至少這個餐廳就是如此——這條信息來源於地下的“吐槽大會”，我們已經都知道了，領班、經理、采購主管、財務，都是“小胡須”的什麽、什麽人，而普通員工一般隻是底層幹活者。
來包廂的客人都是本地富戶或者公司領導，我初始不懂，似劉姥姥進大觀園般忐忑，腦補的都是國產電視劇那種步步驚心的場麵。事實證明，少看點瑪麗蘇電視劇是對的。
第一天，我作為其他包廂服務員的“助手”，眼觀鼻鼻觀心地上手協助：根據預訂單布置包廂、打掃與檢查洗手間、預備香薰、擺放餐盤、折疊口布、調整座位，點單、上菜、介紹、倒酒水飲料、送客，收拾殘局、全麵打掃。餐桌鋪布撤布，轉桌那個大圓盤子的卸下與移動的技巧，我真真學習了好久，但可能因為我是個不到1米6的小個子，擺弄時動作總是太笨拙，幾個月後，依舊惹得其他人捂嘴笑。
第二天，我便開始獨立負責一個包廂。在獨立空間服務，接收裏麵客人群體的凝視，頗給我一種單刀赴會之感。我向唐領班顛顛倒倒地描述了這種感覺，惹得她一陣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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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包廂第一次接待的，是一個老人家的生日宴。
我向茶藝師琦琦打聽，她說壽星老太太常常在下午閑時來餐廳茶區喝茶：“不知道怎麽說，像個老女巫，要麽不說話，一說話能挑剔我們一下午，次次如此。頭疼，怪不得一個人住。”琦琦好不容易抓到個人倒苦水，直到我借口要去準備，才放我離開。
按照預訂單的信息，我在包廂裏布置好了六人位，將要求的紅酒、白酒、寶寶椅、熏香、毯子等一應物什都小心備齊。我心下揣度，估計是一家人來過宴，服務隻要挑不出錯，應該就沒什麽問題。
到了點，卻隻見三兩老人進門，帶頭的老太太穿著修身的暗紅色旗袍，頭抬得很高，氣場很強，給我一種歲月不敗美人之感。茶藝師開始斟茶，我站在原地愣神，被這位老美女冷冷瞥了一眼。
“可以開始了。”她說。
隻有3個人？！我一激靈，趕緊撤下桌上多餘的幾套餐盤與位椅，著急間不免使得碗碟“叮叮鈴鈴”。果不其然，聽到了“嘖”的嫌棄，我不由得謹慎放慢動作。
“阿淑，生日快樂哦，你呀，一個人都過得有滋有味的，哪像我們，家裏瑣碎事忙得唷。”
“咱們酒就不喝了吧，回去孩子聞到，又該叨叨個不停，他們啊，平時鼻子靈得很，我上次……”
老太太話並不多，隻聽另外兩位——貌似是什麽老年社團的好友——一直講著家長裏短。3個人呈三角之勢，共享碩大藍底布圓桌上滿無空隙的琳琅菜肴，“絲絲牽掛味滿家（涼拌菜）”，“富順綿綿（山藥魚羹）”，“荷塘月色（主要是荷蘭豆）”……不過老人們並沒有醞釀出如美食名字般合家喜慶的氛圍。
在我看來，這頓飯吃得實在潦草，半場電影的時間，包廂裏就隻剩下了壽星自己。兩位友人說，太晚了回去不好，老太太也不說話，有一搭沒一搭地轉著桌子夾菜，安安靜靜，倒也沒有吩咐我做些什麽。
“這位太太今天生日，長壽麵要不要準備啊？”我悄悄地問上來巡視的經理，餐廳沒寫在菜單上的一條常理，是要給恰好過生日的客人送一份長壽麵，不過，這一般是給喜歡在App上點評的堂食區客人準備的。
經理看了眼預訂單，笑道：“這麽些花樣的菜，送什麽免費的清湯麵？人家還瞧不上呢。”
或許是第一次包廂服務太過順利輕鬆，我偏要給自己找點麻煩。我猶豫半晌，還是在操作區的點單機上下單了這份隱藏菜。
麵從滑動電梯送上來時，我把用廢紙疊好的千紙鶴也放在了托盤上：“這是餐廳送您的長壽麵，生日快樂。”
老太太愣了愣，捏起醜陋小紙鶴的翅膀端詳，終於露出了笑：“你這個折法挺好看的。”
我耳朵發燙，也不知什麽唆使我像個“小登徒子”一般說出了一句：“您比較好看，您剛進來，我都走神了。”此刻回想，我實在是忍不住捂了3秒鍾的臉。
“謝謝你。”
後來我發現，其實包廂的客人並不如自己想象中的和一般人有多不同，很好服務。偶爾出了差錯，隻要及時處理好，他們也不會為難，我的“還未老練導致的著急忙慌”，在他們看來倒成了“笨拙但很真誠地應對”，反而常常順口向經理誇讚我。感謝他們的格局。
當然少不了會遇到“中年大叔局”，他們通常自帶紅酒、白酒、啤酒，各品種各牌子幾籮筐，從下午5點一直高談闊論到晚上近11點。我被喊倒酒時，避免不了聽到帶顏色的玩笑，常讓我的笑容像圖釘一般僵硬地釘在臉上。最終，客人們會以給包廂滿桌滿地滿廁所渲染上嘔吐物來劃上離場句號。
對於推薦菜品酒水的事，我沒有多少執念，覺得還是以客人需求、口味為主。有時我也會左顧右盼一番，看經理、領班在不在，然後好心暗示客人，與其選擇菜單主打頁上某個花裏胡哨的高價菜，不如選擇某個“深藏功與名”的菜色。
時間久了，對工作也遊刃有餘起來。待命在包廂備餐區時，客人們的談話會從熱火朝天的酒桌湧進我的耳朵。我發現，人，即使被社會分為各種階層，但本質上大同小異，一如叔本華所言：各人擁有的不同地位和財富賦予了個人不同的角色，但各人的內在幸福並不會因外在角色的不同而產生對應的區別。相反，這些人同樣是充滿痛苦和煩惱的可憐蟲。
聚餐無論是家庭、公司還是俱樂部團體，不同的人群個體卻總能形成同樣的劇本，小小的包廂飯桌是舞台，服務者變成一幕幕劇的鑒賞者。無論是誰，承接的往往就是這麽幾類角色：
主角兒，肚裏藏著許多事，就待今天主場發揮——哎呀那個誰誰誰，你們不知道，背地裏做了那種事，你們說說這像話嗎？前幾天不是又有什麽新聞嗎？先是這樣，然後那樣，最後那樣……
配角兒，雖然氣場不夠強，話題起不來，卻是舞台上添油加醋的好幫手，他們能應和上主角兒的每個卡頓點，甚至能引導輿論風向——嗐，真沒想到，真是錯看他了，居然是這種人；現在的世道，咱們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第三種是閑角兒，一樣不可或缺。他們默默聆聽，發出恰到好處的反應——或微笑，或搖頭感歎，在配角提議和主角敬酒時，也配合著起身，臉色平靜地做出劇本裏屬於他們的後續動作。
7
10月，如常上班的一天，我發現負責3號和4號包廂的藍藍不見了。
藍藍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兒，有點內向，除了工作，不怎麽喜歡和人交流——當然，包廂的服務員都挺好看，我常歎氣自己是來拉低二樓平均顏值的。
我問唐領班：“藍藍為什麽突然走了？”她沉默半晌，沒有回答。
我在當天地下一層的員工餐時間，才聽到了答案。
“聽說，是受不了占領班……”
“我作證！我親眼見過他好幾次摸藍藍的手和腰，有次都摸人家屁股了。就前兩天，我剛好路過3號包廂，偷偷拍了照片，你們要不要看？”
眾人興致勃勃開始傳閱，同情和興奮的嘖嘖聲暗暗交疊，成了今日下飯的佐料。
“你們說，是不是藍藍勾引人家啊，她平時那個樣子，我幾次和她說話都不理人的，誰知道是不是瞧不上我們，轉頭找人家領班了？”
“你看他那個手哦，放大看看！嘖嘖嘖……”
“這都正常，我以前上班那家，有個女服務員也很漂亮，不也被老板看上了，老板娘都找店裏來了呢。”
……
我忽而莫名覺得悲傷，閱曆淺薄，我並未見證過職場的性騷擾事件，也厭惡這種事如此理所當然，並在他人言論中成為興奮點。受害者被描摹成一種形狀，在品頭論足中成為“我見多了”的“經驗+1”。
我以吃飽為由，在眾人的高談闊論中默默離開。在這裏，我並未受到過藍藍的遭遇，但卻勾起了我極其不好的回憶，我矯情地開始了難受——是我見識的太少了嗎？我是“清澈的愚蠢”嗎？對與錯都是無關緊要的嗎？還是說社會的所有角落都是這樣？是我太小題大做了？
逼仄的地下一層與體麵的地上餐廳構成了一個世界，我們屬於地下，這裏的空氣並不是很好聞。我忽然想到昨天夜裏失眠，百無聊賴翻過閱讀器，渴求來個昏昏欲睡，可在局促狹窄的宿舍床上無從施展，想昂首挺胸，非常困難。
林川是服務員裏獨一個收到過傳說中的小費之人，據說對象是一位帶嬰兒來用餐的年輕女士。邱邱說，她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她那時就在B1區服務，那天時辰尚早，那個年輕女士一進門就擺出“我不高興”的陰沉表情，邱邱看著她走過來，雖然麵帶微笑，可心中拚命禱告：千萬別走到我這個區來！
萬幸，禱告奏效，年輕女士去了A1區。不出邱邱所料，那位女士大呼小叫的尖銳聲音開始傳到她這邊來，林川成為了當時一樓全場最忙碌的人——他一趟趟地跑上跑下，忙前忙後，背過身，表情也沒有絲毫不悅，服務也很是周到，居然還幫忙哄小孩睡覺。
我初來乍到之時，占領班略過的實操細節都是從林川身上學的，甚至折千紙鶴這種討巧的小伎倆，也師承於他。“林川是一個異類”，每個人看見他休息時趴在無人的包廂裏背單詞聽課程時，都這麽說。
我想到了大四上學期，班上總36個人，高達24人考研、7人考公。彼時我也曾是考研的一分子。社會上安慰說，“考研人”並不是無所事事，考研是有價值的，是大部分人以及家長認可的“提高自我，更有出息”的道路。可我心裏清楚，麵對即將被驅逐出“象牙塔”的境況，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麽，我很迷茫，我不想麵對社會，所以我選擇考研。
我曾以為林川也是如此——留學，不就是一種給學校續費幾年不麵對社會的生活嗎？有必要嗎？最終不還是要被可惡可悲的生活同化？藍藍離開的那天，我直截了當地問過他這個問題，滿腔的煩躁壓抑——出於人性之惡，我突然很想看別人難堪。
“不可否認，我確實可以再度不完全直麵社會，但你是不是忘了，考研的、留學的、考公的，或許是他們本來就計劃的目標，而不是剛好的逃避呢？對我來說，父母願意給我一個去看更廣闊的多樣性的世界的機會。”
“你說的到頭來還是怎麽怎麽樣，我並不認同。是因為你讀了書，到頭來跟還沒讀過幾年書的一樣是服務員？你花費了更多金錢和時間，卻以為是浪費，所以你這麽想？可是你現在至少能有機會、有意識地麵對和思考對錯，而不是停留於此，並感到滿足。”
我總感覺林川的回答在跑題，夾了很多訓誡給我，說了一堆我現在需要回想很久的長篇大論，但當時卻意外幫我驅散了很多內耗情緒。我自以為是又十分扭捏地“脫下了孔乙己的長衫”，可那個時刻，才恍惚我並未真正脫下。
8
有時忙到淩晨下班，林川便會喊我去兩個街區外的燒烤攤吃夜宵。剛開始，我還覺得穿著服務工裝走在路上有些羞赧，會回去宿舍換個衣服，後來發現，根本無人關注你穿些什麽，索性沒骨頭似的趿拉著步伐直接去。
12月，陰沉的寒冷席卷南方，一天夜裏，唐領班也罕見來吃夜宵了。她不像猥瑣的占領班那樣端著個架子，和我們都十分親近，我服務客人來不及時，她常常幫忙。那晚，她頗有梁山好漢風範，揮手道：“今天的夜宵都算我頭上！”
我們幾人圍著她歡呼，惹得唐領班嫌棄地大步快走，我們調侃地追她，很快演變成街頭奇怪的打鬧追逐戰——哎呀，其實燒烤不重要啦，就是喜歡漂亮姐姐啦。
燒烤攤大叔已經和我們熟稔，那晚他身邊站著一個年紀很輕的小夥子，頭發染成明亮的黃色，神色卻拘謹異常。
林川笑道：“大叔，今天帶徒弟啦？”
“什麽徒弟啊，這是我兒子，不好好讀書，就知道玩兒。你們看看，哪有學生把頭發染成這樣的，怪裏怪氣！”大叔粗糙的臉頰肉在攤子上支起的白燈下抖了抖，瞪著自家“小黃毛”歎氣道，“你們幫我勸勸他，哪有人不想讀大學去打工的？不讀大學以後有什麽出息？難道以後就和我一樣賣燒烤，給別人端盤子？”
淩晨街頭，本就蕭條的燒烤攤，就這樣莫名出現了另一種寂靜。
“啊呀呀，我不是那個意思，你們別往心裏去，我不是說服務員沒出息，我是說自家兒子不讀大學沒出息，你們別往心裏去啊。”大叔意識到了自己說錯了話。
“爸！你能不能別說話了啊？”“小黃毛”終於開口。
風掀起路邊的礦泉水瓶，我肚皮裏忍不住開始發笑。
“唐姐，你今天請客，不會快走了吧？”林川突然發問。
我呆呆看著對麵的唐領班，她剛往喉嚨裏灌進半塑料杯冰鎮啤酒，露出淡笑：“你這小子，挺能猜啊。以前上班啊，是精神高壓到痛苦，現在呢，是體力高壓到累癱。卷得差不多了，我要去躺平啦。”
我們並沒有多問，隻是幹杯。
我開玩笑道：“唐姐，沒有你，二樓我可怎麽活啊。”又惹她一陣笑。
後來，在我和林川兩個人的夜宵會上，才聽林川提及：唐領班畢業後，在很多人的豔羨中進了某互聯網大廠，在同事虎視眈眈的競爭下快升職時，卻因為抑鬱實在撐不住了。辭職後，她先是旅行了一陣，攀了家裏和“小胡須”的親戚關係，兜兜轉轉當了個服務領班。現在再次離職，她打算休息一陣子，自己開個小門店。
“你怎麽知道的？”
他漫不經心道：“我來的時候，唐姐是我師父。”
燒烤大叔在一旁嘖嘖震驚道：“這麽好，還辭職？！那種互聯網公司能賺很多錢吧，每天也隻要坐著動動腦，多輕鬆啊，又是女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彼時，他已經聽聞我們幾人都是他口中“能有出息的大學生”，隻是邊撒佐料邊搖頭感慨：“哎呀，你們這些人，怎麽當服務員啊，體力活累得要死，真搞不懂。”
林川正在完成當天的單詞任務，聽到大叔這話，抬頭和我無奈地相視一笑。
那晚回宿舍的路上，林川問我：“還沒和爸媽說？”
我爸媽之前問過我工作的下落，我一直用“文員”搪塞，他們又問待遇，我算算當服務員的“底薪+提成+加班費”，報了個數字。他們倒沒說什麽，唯表妹和我抱怨說，她爸又念叨，讓她好好讀書，“說我要和你一樣讀大學，工作輕鬆待遇又好”。
“孔乙己的長衫”我已經脫下了，可我卻不知道，如何要把這件事尷尬地展示給辛苦操勞、讓我能成為“孔乙己”的父母。
我聳聳肩，問林川：“林同學，你不會也快去留學了吧？”
他罕見地露出幾分苦惱：“沒攢夠錢呢，還有一大堆頭疼的手續，不過有了目標，不是正在進行嗎？”
“聽說北歐很冷。”
“嘿嘿，我大學旅行過，我很喜歡。”
我似乎一直對生活都沒有明確的目標，作為修建自己人生的工人，以前不知道總體規劃，隻按照社會規範乖巧地添磚加瓦，可如今需要我按照自己的意願建構了，才發覺自己對進程和期望都不是很明白。
“你可以把服務員這段經曆當作gap，沒關係的，年輕要麽多讀書、要麽就賺錢，總會有用的，是吧？這位工資已經比我高不少的同學。”
林川的安慰恰到好處，我吸了吸鼻子，再次覺得此人觀察力太強，不由得感歎：“這位大哥，你是真適合幹服務業。”
“你這是誇我？”
我聳了聳肩，沒了言語。
9
2023年，疫情過去，各地旅遊業有如幹涸的水龍頭被突然擰到最大，噴湧的激流是報複性旅遊的人群。我百無聊賴地翻著朋友圈、微博、小紅書上接二連三的旅遊打卡帖子，招聘App上突然跳出“我想和你聊聊”的消息。
這本身並不稀奇，稀奇的是，發這句話的是我去年想去、卻無崗位放出的旅遊公司。
我鬼使神差點開App，頁麵上關於旅遊崗位的招聘，指頭居然能夠劃不完。我截圖發給我大學的班長阿月，聊天界麵還停在去年夏天，他當時告訴我，他進廠沒日沒夜地擰螺絲了。
“挺好的，今年的畢業生應該好找工作多了。”他說。
我回了個點頭的表情包，聊起近況，他說自己已經辭去見不到太陽的流水線工作，準備去找找新的人生可能性。
我滑到聊天停留在去年6月的大學寢室群，本想打些字，又覺得有些唐突。透過夾雜近況的朋友圈，我知道小南正被家人催著考編和相親；阿惠的地理位置從北京變回了南方，她竟然滿心喜歡上了設計，正在一家服裝公司實習；關係稍親密的青青，不久前剛跟我聯係過，她在考研“二戰”，正在家中等塵埃落定：“我太焦慮了，我本來就上學晚，已經26歲了，今年我一定要考上！”
年末，我辭去了餐廳服務員的工作，靠客人婉轉介紹進了一家公司擔任運營，上崗時間還不算久，不再需要瘋狂輸出巨量的體力勞動與時刻待命的情緒勞動，幸福感直線上升。果然，即使是工作的幸福感，還是要靠比較出來的。
現在，我明確了職業的目標嗎？我要追求怎樣的生活方式？此刻青年與瞬刻老去的人生，怎麽去構築？
說實話，我還沒有完全明晰答案。但我漸漸明了，人生路途沒有固定的對錯，有想完成的計劃就去實現好了，等待時就耐心蓄力。限製你我的，不可能會是“孔乙己的長衫”。
（文中人物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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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時代，被拋棄的鋼鐵工人
前言調查記者亞曆克·麥吉利斯追蹤12年，采訪過許多小人物，在他的非虛構作品《履單：無所不有與一無所有》中，麥吉利斯完整記錄了美國小人物的群像，講述那些曾經無所不有的人，如何在以亞馬遜為代表的科技巨頭的衝擊下，變得一無所有。本文節選《履單》書中第4章，講述了工人詹姆斯·德雷頓的命運被先進的社會技術改變，以及日常被算法侵入。詹姆斯·德雷頓曾趕上過好時候，他18歲進入廠房，一路打拚，靠自己的努力把孩子培養成全國律師協會的負責人。但讓他沒想到的是，自己幹了大半輩子的鋼鐵公司破產了。隨之而來的是，他的生活失去光亮，精神和身體也陷入惡性循環。技術越來越進步，生存卻越來越辛苦。看似無所有不有的時代，我們卻幾乎一無所有。
1
1965年，18歲的詹姆斯·德雷頓剛進初軋廠房的勞工組，當時他每小時能掙2.3美元。他追隨父親的腳步來到麻雀角工廠，老德雷頓是一名參加過二戰和朝鮮戰爭的老兵。這時，工廠還在使用種族隔離的更衣室。但改革一點一點地紮下了根。
德雷頓目睹了許多白人同事從嗤之以鼻到後來的逐漸適應。“他們最終明白了，”德雷頓說，“我想他們明白了，這就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們不得不安下心來接受這個想法。”
德雷頓成了第一批黑人起重機操作員。此後在工廠中擔任其他職務時，他作為普工的工齡被計入資曆，如此一來，他就比後輩享有更多權威。隨著收入水平穩步攀升，他在20世紀90年代退休前，年薪達到4萬多美元。他在西巴爾的摩一個不錯的地段買下一棟房子，5個孩子都上了大學，其中一個兒子後來成了黑人律師組織“全國律師協會”的負責人。
“我屬於中產階層。”德雷頓說。
不過，德雷頓是趕上了好時候。他和廠裏其餘數千名黑人工人剛站穩腳跟，麻雀角的世界便開始瓦解。早在繁榮時期，警告信號就已出現，但是當時驕傲自滿的伯利恒不願探索新的經營模式，也不願為市場的轉變做準備。
在研究和開發方麵，伯利恒的支出少得驚人，比起自由思想派，公司更喜歡招攬直性子的職員。後來，在50年代末的擴張行動中，伯利恒堅持沿用幾十年前定下的配置，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長達兩個足球場的露天平爐，而沒有嚐試歐洲人開發的更高效的技術，比如堿性氧氣轉爐，該技術可以在45分鍾內實現平爐6至8小時的產量。
鋼鐵行業整體上抱有這種傲慢的態度。伯利恒鋼鐵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和較小的行業巨頭們繞過反壟斷規則，推動鋼鐵價格上漲，在那些油水滿滿的年月裏，鋼價漲幅輕輕鬆鬆地超過工會合同下工人工資的增長。沒用在給工人漲工資上，那麽這些錢去了哪裏呢？在伯利恒，這些財富被用於野蠻的工廠擴張——再就是轉化為高管們的薪酬和福利。
幾十年來，該公司董事會沒有任何外來人員加入，伯利恒高管的鄉村俱樂部耗資巨萬，會所用水晶吊燈裝飾，種滿木蘭花的露台連接著三池遊泳場和室內泳池休息室，還有一座高管專用的壁球館。
1956年，尤金·格雷斯成了全美收入最高的首席執行官；3年後，美國收入最高的10位執行官中有7位在伯利恒。該公司一名法務人員告訴來自伯利恒鎮的記者施特羅邁爾：“當時伯利恒擁有這樣一種名聲，人們都說這個公司的走廊上堆滿了黃金，當你被雇用後，他們會給你一把鎬來開采這些金子。”
這種過度的自豪感對後起的競爭對手來說是個誘人的奮鬥目標。
鋁製造商生產出成本更低的啤酒罐；塑料和混凝土也作為各種產品的替代材料加入競爭行列。美國南部和西部的小型工廠利用非工會勞動力的優勢，以更低的成本在電爐中用廢料製造小型鋼鐵產品。
歐洲人，還有特別是日本人，開始挑戰美國的老牌巨頭，他們的價格更具競爭力，這不僅得益於較低的勞動力成本，而且得益於巨頭們不屑一顧的那些創新技術——結果日本產的鋼條價格比他們便宜15%，鋼板和鋼卷每噸便宜60美元。
美國鋼鐵進口量從1960年的330萬噸猛增至1978年的2110萬噸，到1978年年底更是超過了美國鋼鐵公司的年產量。同年年底，麻雀角工廠的產鋼量相比巔峰期下降了200萬噸，跌幅達到20%。造船業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阿拉伯國家實行的石油禁運摧毀了產能過剩的油輪業務；到1978年，船廠就業人數已不到4000人，隻有高峰期的一半，而麻雀角工廠的總人數已降至2萬以下。
伯利恒公司最終被迫考慮改善煙囪、排汙管道狀況，修建人工湖，以降低因汙染產生的部分代價：每天有6.4億加侖廢水排出，其中夾雜著腐蝕性酸洗液、油類、焦油化學品以及鉛、銅、鎳等重金屬。昔日麻雀角的居民毫不費力就能從海灣水域舀起一桶螃蟹，現如今家裏人甚至不允許年輕人把腳指頭伸進去沾一沾。
與此同時，麻雀角鎮完全消失了。
2
在隔壁的城市裏，如出一轍的命運轉折也在上演。
幾十年前巴爾的摩悄然興起的白人外逃，此時已如火如荼。如果說早些時候遠離新鄰居的行為很是可恥，那合理化新一輪逃離則容易多了。在小馬丁·路德·金遇刺後的幾天內，一場暴亂奪去了6條生命，導致5000多人被捕；海洛因的地位越來越穩固，犯罪和毒品問題叢生，當地還出現了程度前所未見的去工業化。
20世紀70年代，巴爾的摩總人口減少了11.9萬，幾乎所有人口流失都來自白人居民。1970年，白人在巴爾的摩占多數。經過十年的出逃，白人比例跌破一半，可能將跌至不到1/3。
麻雀角還是可以找到活計的，而且，要說小博熱愛他的工作，這話並沒有誇大其詞，盡管他在麻雀角的30年中大部分時間都是普工。1967年，在他參加工作時，他的工友大多是黑人。隨著工會等改革的啟動，這些工人裏有一部分實現了晉升。
小博仍留在普工層級中，他被安排從一種工種換到另一種。這意味著他長期處在基層崗位，也意味著他各種活都做了個遍，所有東西也都看了個遍。鋼鐵廠所有工作流程，幾乎沒有他沒碰過的。
他從機械維修工轉為機車維修師，負責修理運送鋼錠到各個精軋車間的窄軌列車。後來，他被調到68英寸帶鋼熱軋機車間，負責打捆。從生產線上下來的鋼卷呈櫻桃紅色，他得給它們套上金屬帶並捆緊，同時確保自己不要抬頭，要是抬頭了，熱量竄入工廠配置的塑料麵罩，脖子會馬上出現三級燒傷。一輪班次中就得消耗一打麵罩。
小博從熱軋機車間被調到運輸部門，他父親仍然在那裏工作。他有時候會遇到父親，父親會取笑他的長發。“這是我女兒。”他跟其他夥計開玩笑道。小博負責駕駛自卸卡車，運送平爐裏的“沉澱粉塵”，這種紅色粉塵很可能就是讓他在小時候患上哮喘的元凶。
他清理熱軋機的爐渣。爐子關掉後，得穿著1.5英寸厚的木鞋進去，半套在自己的鞋子上，以免被爐渣的熱力所傷；然後要用手提鑽打碎爐渣，其他人會用獨輪車把碎渣運出去。嚴峻的高溫之下，不得不輪流工作——每人幹45分鍾，然後下來休息45分鍾。裏麵有時甚至熱到木鞋都會冒煙的程度。
小博還做過清理煙道的工作，這些小隧道位於三號和四號平爐地下100英尺處。它們大約有六七英尺長，三英尺寬，他帶著手提鑽進去清理塵土，合同工則開著玩具一般大小的推土機將塵土運走，然後會有其他人裝車，再有一人用起重機把它拉上去。假若在這些隧道中發生塌方，後果不堪設想。
他在光整機車間幹過，處理被大家稱為“死機”的狀況，這種情況下所有東西都卡住了，必須用鉗子把金屬扯出來，讓機器重新開動。在他32歲那年，有一天他走在光整機的安全通道上，一根4英寸寬的蒸汽管爆裂，甩下來正好抽中他的嘴巴，把他高高拋向空中，摔到光整機另一頭。牙齒被砸碎，下巴8處骨折。他花了3萬多美元看牙科，公司承擔了全部8次手術費用；為了學習如何重新正常說話，他還接受了多年的語言康複治療。
他還在磚頭部門工作過，就是進入高爐，把破損的磚頭敲出來，扔到較低的位置讓推土機清走，讓砌磚工人補好爐子，然後給鋪好的磚頭噴上6英寸的石棉。
處理粗糙的磚頭會讓工人的手指上出現一些小坑，每當出汗時，會有灼燒感。他被要求戴上一個小小的防塵麵具，扛著4英寸寬的消防水管去噴灑石棉，在高爐裏麵連續待上8小時。
第一次換班出來時，小博的衣服上沾滿了石棉，他摘下口罩，指著自己的衣服問另一個人：“我怎麽處理這些東西？”被問到的人拿起一根空氣管，將小博身上的石棉吹掉，這樣一來，他就呼吸到了本應由小小的防塵麵罩阻擋一整天的東西。
小博在20世紀90年代被診斷出患有石棉沉滯症，他是約9000名獲得賠償的原告之一，拿他本人來說，多年來共獲得的賠償款共計約2.5萬美元。
生意越發不景氣，恐怖事件就越發平常。
僅在1978年和1979年的18個月內，麻雀角就發生了12起致命事故。這讓人想起工廠早期的情況，當時的工人缺乏工會的保護。現在，公司將死亡事故歸咎於工會，指責是因為工會推動的資曆改革讓許多缺乏經驗的工人得到了崗位。也許是吧，但不斷老化的設備和公司圖省事的做法更可能是一切的罪魁禍首。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伯利恒公司大幅度收縮。工人數目削減真正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公司關閉了鋼管廠、棒材線材廠以及釘子廠，3000多名工人無限期停工。工會在1983年和1986年同意就工資做出重大讓步，但鋼鐵行業的國際競爭依然愈加激烈：到1988年，美國鋼產量已降至全球總量的15%。
多年以後，有分析報告指出工會和工人如何作為同謀推動了自身的消亡。公司無力負擔工人的合同收益——這裏不僅僅指工資，還有養老金和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險等福利，以及延長的假期，等級較高的工人還享有每5年13周的假期。他們堅持合同中的“遵循舊例”條款，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爭取到這一條，以保護會員免受工廠自動化變革的影響，但是這麽一來，公司便無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分配工人崗位。工會經常為那些懶惰或不勞而獲的工人打掩護，例如那些躲在卡車駕駛室裏打盹的人。
上述所有情況都屬實。但同樣屬實的是，就放縱或疏忽而言，工會在任何方麵都比不上伯利恒的高層管理部門。在這裏，官僚主義的膨脹和權力擴張可與任何政府機構相媲美。在新任董事長的主持下，公司虧損了20億美元，但他在6年後離任時給自己加薪11%，還批準了全部13位副總裁各100萬美元的解聘方案。普通員工非但對這種過分的行為視而不見，還將之視為楷模。
前工會代表萊恩·辛德爾認為：“這是一種糟透了的企業文化，源頭就是公司高層。”
3
衰退對工人的士氣產生了實質性影響。毒品和酒精一直潛伏在工廠周圍，到這時，越來越多的工人開始嚐試更帶勁的東西——海洛因之外，還有可卡因，一些年輕的工人甚至直接在工廠裏販賣後者給年長的工人。
小博沒有受到這種腐化現象的影響，他在1998年得到了自己最喜歡的一份工作。為了應對工人數量的下降，公司創建了一支新的“多元工種”團隊，起名“頂級工隊”。這標誌著公司進入不景氣時期，但對小博來說，被選入團隊是一種涅槃，是對他多才多藝的肯定。
如果他們需要電工，他就是電工。如果他們需要更換連鑄機線路，他也可以。他幫助公司建造了價值3億美元的新冷軋機，規模相當於8個沃爾瑪超市，公司終於在2000年啟動該生產線——工人們此前已經催促好多年了。
冷軋機啟用後不到一年，伯利恒申請了破產保護。大約一年後，當小博在為連鑄機更換輸出輥道時，起重機電纜斷裂，他未能及時脫身，腿被夾在兩條巨大的輥道之間。他痛苦地喊叫起來，工友們從工廠另一端跑過來。他被救傷直升機送走，並被告知他永遠都走不了路了。
不過在經過兩年的手術、金屬棒置入治療和物理治療後，小博又能下地了。但他在麻雀角的工作生涯已經畫下句點，他帶著殘疾退休了。你可能會猜想，他應該順勢接受這個讓他喘息的機會。他當時50多歲了，在麻雀角這些年，他失去了牙齒，患上石棉沉滯症，現在還差點失去雙腿。因為在20年前的事故裏傷到了嘴，他到現在還在接受語言康複治療，有些詞還是沒法說清。
在公司破產談判期間，工廠也再無歡樂可言，但小博仍不想離開。“我本來打算永遠待在那兒的，”他多年後說道，“我想都沒有想過退休的事，因為我熱愛那份工作。我不在乎它有多髒、多危險，我會受多少傷。我就是喜歡它。”
因傷退休前，他每小時掙35美元，每次發工資時還有幾百美元的獎金。根據輪換情況，幾年來，他至少得到過7周假期。在經曆了20年白班-晚班-通宵夜班的輪班後，他才隻用上白班。但這並不是支撐他的原因，他喜歡這份工作本身，喜歡這份工作的全部。甚至可以說，他認為這份工作成就了他。
“我喜歡這些人，”他說，“他們讓我感到快樂。黑人也好，白人也罷，我們是個大家庭。不管是不是剛認識不久，他們會接納你。他們互相照應。每個人都知道鋼廠的工作很危險。不管我受了多大的傷，或者事情有多糟糕，總是會有光明的一麵。因為有這些人陪著你。”
跟許多垂死的事物一樣，麻雀角的消亡來得不爽快也不利落，仿佛是一場被虛假的希冀拉長的戲劇，隻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結局。
2003年，華爾街金融家威爾伯·羅斯的國際鋼鐵集團將申請破產保護的伯利恒納入囊中——結果，退休員工的健康福利被取消，短缺40多億美元的養老基金被推給養老金福利擔保公司，導致小博和其餘數千名工人每月退休金被大幅削減。
18個月後，羅斯將他名下的公司——包括麻雀角工廠在內——打包賣給了印度億萬富翁拉克希米·米塔爾名下的一家公司，賺了3億美元。安賽樂米塔爾集團則在2008年將麻雀角賣給了俄羅斯的謝韋爾鋼鐵，後者又在2011年將其出售給紐約的一家投資基金公司融科集團，融科將其與另外兩家工廠合並，重組為R.G.鋼鐵公司。
一年後的2012年5月，R.G.鋼鐵公司宣布破產。麻雀角工廠被賣給了一家資產清算公司。6月15日上午7點21分，最後一根鋼筋通過了那台68英寸帶鋼熱軋機。弗雷德裏克·伍德建立麻雀角工廠的125年後，這裏隻剩下2000名工人；麻雀角正式關停。
雖然麻雀角苟延殘喘了那麽久，許多人仍然對這個結局毫無準備。在長達十年的衰亡中，清算責任的情緒愈演愈烈，凝結的怨恨在整個帕塔普斯科河口都能感受到。
“今天，我隻想去怨恨，”在寫給麻雀角的挽歌中，曾經在該廠打工的克裏斯·麥克拉裏翁寫道，“我想去怨恨那些把你從我身邊帶走，從我們身邊帶走，讓你死去的人。我想去怨恨那些沒有為你站出來的人，那些沒有為你的存活而把自己投入到瘋狂的自我犧牲中的人。”
4
當麻雀角在做最後的掙紮時，巴爾的摩大部分其他工業遺產也在不斷畫上句號。
2005年，通用汽車公司關閉了布羅寧公路旁的工廠。到2012年，巴爾的摩總人口已下降到62.1萬人，名列全國第26位，而在半個世紀前它曾位居全國第6。
2015年，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年輕黑人男子在被警察拘留期間受傷死亡，巴爾的摩因此爆發抗議和騷亂。在事件發生幾個月前，也就是同年1月，拆除承包商將94捆炸藥插入麻雀角工廠剩下的最大機器結構中，也就是該公司於1978年耗資2億美元建造的32層高的L型煉鋼爐。
行動細節保密，以免引起當地人的不滿，在這場內爆的轟鳴聲傳遍帕塔普斯科河口時，人們才終於得知真相。“這座城市曾攀上山巔，而今卻全然衰落，”巴爾的摩縣社區學院退休勞工研究教授比爾·巴裏告訴《太陽報》，“沒什麽可以取代它。”
同年9月，巴爾的摩都會區的高層民選官員聚集在布羅寧公路通用汽車廠原址。現在，這個地方佇立著一座巨大的倉庫。倉庫占地100多萬平方英尺，相當於18個足球場，是一座方方正正的淺灰色建築，牆壁空白，長將近三分之一英裏，周圍有1900個停車位。倉庫側麵大大的黑字寫著：亞馬遜履單中心
這幾個字讓人眼前一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隻是個商業用語。在這個大型封閉建築中，工人和機器人從貨架上挑揀貨物，然後由工人打包、裝運。公司把這樣的一級倉庫稱為“履單中心”。畢竟，它們是履行並完成客戶訂單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規模較小和數量相對較少的“分揀中心”，負責分揀已裝配好並貼上地址的包裹，以便完成特定區域內的配送任務。
但是，用黑色大字貼在公司名稱旁邊的Fulfillment這個詞，似乎是為了讓人聯想到比這棟建築的功用更廣闊的東西。它向所有路過的人宣傳公司的承諾，那些想買些什麽但仍在觀望的人，現在知道這些東西將從何處被送到自己手中。
曾經，在通用汽車工廠上班的工人平均時薪為27美元，還有豐厚的福利。十年後，亞馬遜給同一地點的工作人員支付12或13美元的時薪，福利也更薄。可這並沒有阻止地方和州政府領導給在此開設倉庫的亞馬遜提供高達4300萬美元的激勵。
布羅寧中心是亞馬遜在巴爾的摩地區開設的首家履單中心，於2015年年初開業，當政府官員同聚一堂參加盛大的開幕式時，中心已經招募到3000名工人。官員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發言，不僅讚揚亞馬遜入駐巴爾的摩，還談到這件事會如何改善他們的生活。
民主黨國會議員杜奇·魯佩斯貝格說：“我再也不用換掉汗衫，外出購買除臭劑了。”
巴爾的摩市長斯蒂芬妮·羅林斯–布萊克說：“你們非常值得信賴，因為你們保證了我下單的潤膚霜能及時送到我手中。”
在占地100萬平方英尺的大廳裏，矮矮胖胖、大小如沙發腳凳的橙色機器人，在一個圍起來的區域內嗡嗡作響，它們給工人送來一摞又一摞貨架，工人則從這些貨架上分揀購物訂單：亞馬遜設計了幾十間這樣的倉庫，機器人替代了手持掃描儀在過道裏來回揀貨的工人。
機器人把貨架取來，人類員工則負責從貨架上取走貨物。在基瓦機器人出現之前，人工履單揀貨員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時100件左右。有了基瓦機器人取來貨架，揀貨員的速度有望達到每小時三四百件。他們再也不用無休止地在廊道中來回走動，以前這些“亞馬遜僵屍”每晚都要泡腳舒緩，還得服用亞馬遜自動售貨機裏提供的鎮痛藥，但現在他們不得不麵對固定崗位的單調性。
他們麵前的屏幕上閃爍著下一個待取的物品，以及該物品所在的位置；在一些倉庫裏，有些倉位甚至會發出亮光，揀貨員都無法從這一場小小的“尋寶”遊戲中獲得滿足。
《紐約時報》商業記者諾姆·沙伊貝爾指出，與其說機器人取代了工人，不如說它們讓工人愈加機器化。自動化可以解放我們，讓我們以更有成效的方式去思考——或者，在我們提到的這種情況下，它可以將思考從我們的行動中完全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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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內有1400萬件貨物；這裏設有14英裏長、每分鍾可運行600英尺的傳送帶；還有4萬個黃色塑料“提包”，將物品運到傳送帶上包裝。每分鍾可以打包好100個包裹，每小時就是6000個。
包裹沿著傳送帶飛馳而下，到達分揀區，然後由小推杆踢上駛向目的地的貨車。如果包裹排列得不夠整齊，無法被掃描器讀取並送上正確的貨車，包裹就會從傳送帶上被踢開，重新兜個圈子。
盡管這一切看起來天衣無縫，但公司仍在想方設法杜絕偷懶。首先，亞馬遜設計的腕帶獲得兩項專利，可以跟蹤工人的一舉一動，甚至能在檢測到偏離任務時振動提示。
在大樓外，換班時的效率就沒那麽如意了，數百輛汽車等著進出停車場。巴爾的摩曾打算修建一條新的軌道交通路線，從西巴爾的摩一直延伸到距離倉庫一英裏以內的地方，餘下的裏程可以由班車補上，但在弗雷迪· 格雷之死引發抗議活動之後幾個月，馬裏蘭州州長終止了該項目，退回了8億美元的聯邦資金，並將原本的州政府撥款轉移給了郊區的高速公路項目。
作為替代方案，亞馬遜開通了往返市中心的班車服務，政府資助的巴爾的摩發展公司為此提供了10萬美元。
2016年，小博來到布羅寧公路倉庫。他一開始在維修部門工作，不過在幾個月以後轉為駕駛叉車。在50年前裝配舍韋勒汽車的同一地點，如今的他正在給卡車卸貨，大部分貨物由外國製造。
倉庫裏還有幾位伯利恒鋼鐵廠的老員工，但小博是目前為止最年長的一位。年輕工友管他叫“老爹”或“老頭”。有一段時間，他被安排負責晚上11點到早上7點的夜班。他的生物鍾很難適應，不過也有一個好處。“上夜班嘛，他們對你的要求不像日班那樣多，”他說，“白天的時候，你周圍全是上級。”你甚至可以在廁所裏多待一會。
最終他還是被分配回日班，公司需要他在那個時間段培訓司機。你不得不多留心主管，你不得不留心攝像頭，你不得不留心算法。公司設有一個自動化係統，通過生產力、脫離任務的時間來跟蹤業績；如果業績落後，係統就會給你打上待解雇的標簽。也就是說，你可能會被算法給炒了。
在2017年和2018年間，該倉庫大約有300人因為工作效率低下被解雇。在一封為某次解雇辯護的書麵材料中，代表該公司的一名律師寫道：“亞馬遜的係統跟蹤每個同事的生產率，並自動生成與質量或生產率相關的任何警告或解雇通知，無須主管人員輸入。”
一開始，小博每小時大約掙12美元。全國範圍內，因亞馬遜工資和工作條件引發的騷動越來越大。最臭名昭著的一起事件於2011年發生在賓夕法尼亞州阿倫敦附近的一個倉庫內，亞馬遜派駐醫務人員在倉庫外治療因高溫暈倒的工人，卻不願意花錢給他們開空調。亞馬遜倉庫時薪中位數僅13美元左右，折合每年2.8萬美元——如此之低，甚至在其工人規模激增時，拉低了全國倉庫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
經濟學家懷疑這是“買方壟斷”，意思是一種商品隻有一個買家，對應隻有一個賣家的“賣方壟斷”。在我們討論的這種情況裏，勞動力是商品：亞馬遜的規模越大、它在當地勞動力市場的主導地位越高，麵臨的雇用競爭就越少，需要付出的雇用花費也就越低。
近至2012年，亞馬遜在全球僅有8.8萬名員工。但在21世紀10年代剩下的時間裏，其規模以驚人的速度增長，成為僅次於沃爾瑪的美國第二大私營行業雇主，買方壟斷的前景有可能真的會實現。至2019年年底，亞馬遜在全球擁有超過75萬名員工。
僅在2017年，該公司就在全球範圍內增加了13萬名員工；在2019年夏天，亞馬遜雇用了9.7萬人，這個數字幾乎相當於穀歌公司的員工總數。這一切還是在2020年春季之前，隨著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到來，亞馬遜迎來了招聘狂潮。
倉儲和配送曾經被看作是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一個人每小時可以賺20美元以上，而且可以做好幾年。在亞馬遜，倉儲配送工作的臨時性較強。工人往往比較年輕，流動性非常高。季節性勞動力往往如字麵所示般短暫，舉一個例子的話，為應付假日訂單高峰，亞馬遜部署了“露營者大軍”計劃，招募那些住在房車裏在全國流動的退休老人。
各種各樣的不穩定卻給公司帶來了很大的好處：工人在建立起紐帶前就離職，使得撲滅倉庫工人組織工會的工作變得輕而易舉。阻礙工人團結起來的，還有倉庫本身的“原子化”。
在一家亞馬遜倉庫工作後，記者埃米莉·根德斯伯格指出，倉庫的布局和算法似乎有意將員工相互隔開。在工會組織工作設法獲得支持的地方，公司部署了屢試不爽的應對措施——雇用專門阻撓工會的律師事務所、煽動對工會貪腐現象的恐懼，這類策略曾令工會僅能代表全國6%的私企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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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幾年，布羅寧公路倉庫顯然已經無法滿足該地區的所有需求，不僅是巴爾的摩地區，還包括快速增長的更為廣闊的華盛頓周邊市場。公司四處尋覓倉庫選址，2017年，它找上了麻雀角。
作為整改的一部分，麻雀角被重新命名，現在，它叫“大西洋貿易角”。亞馬遜本身為新倉庫取得了1900萬美元的州與地方稅收優惠。新倉庫幾乎和布羅寧公路倉庫一樣大——占地85.5萬平方英尺，擁有長達11英裏的傳送帶。
公司在2018年8月開始發出新倉庫招人的消息。它在該地區舉行了8場招聘活動。申請人首先得填寫一份在線申請，還要完成一份線上技能評估。
“因為客戶指望著我們，亞馬遜的員工需要以出色的職業道德和積極的態度迎接所有挑戰，”申請人被告知，“用我們的創始人傑夫·貝索斯的話說，我們的方法是：‘努力工作。認真玩耍。創造曆史。’”
2018年9月，十多名申請人來到鄧多克鎮索勒斯角多功能中心，這裏距離空置的前鋼鐵工人工會隻有幾英裏路程。巴爾的摩縣勞動力發展辦公室的代表，以及一些穿著亞馬遜T恤的年輕女士，在大樓的小型體育館內接待了申請人。這些穿T恤的人並非亞馬遜員工，而是隸屬於一家名為“職業操守”（Integrity）的臨時人員招聘公司。她們讓申請人在折疊椅上坐下。
最後，一名來自職業操守公司的女士站起來，手裏拿著一台筆記本電腦，走到坐在椅子上的申請人麵前。她告訴申請人，他們馬上要去另一個房間做藥檢，他們將同時測驗。
她說：“你們將作為一個大家庭參加藥檢，因為我們工作時也是一個大家庭。”
她告訴他們，從現在開始，嘴裏什麽都不能有——不能有口香糖，不能有任何東西。然後，引導姍姍來遲：“祝賀你們。你們正在邁出成為亞馬遜人的第一步。”
這份工作需要舉起重達49磅的物品，她說。這份工作涉及分揀和包裝你能想到的一切，從糖果到皮劃艇。這份工作沒有著裝規定，可以穿任何想穿的衣服。但衣服上不能有PG級或以上等級的標語。如果你不好動，這工作可能不適合你。但一旦開始工作，你的身體就會適應它。這些都是體力活，所以穿太精致的鞋子是行不通的。
她在筆記本電腦上播放了一段視頻，在一排人麵前走來走去，讓每個人都能看到。視頻展示了他們將要做的工作。有分揀員、包裝員、標簽員和裝載員。她說：“這就是亞馬遜訂單到達你們家的履單流程。”
他們將得到每小時13.75美元的報酬。如果頭30天都準時上班，將有1%的加薪。如果團隊達到績效目標，他們會再得到1%加薪。她說：“這2%很有用，如果你家有等著花錢的孩子就更是如此。”
就這樣，整個介紹結束了。很難想象還能有比這更匿名和臨時的工作宣講活動。曾經，那些前往麻雀角工作的年輕人，他們通過密集的關係網進入工廠——高中畢業典禮上的招聘台、工會大廳、由父親或叔叔介紹給新同事。“夥計們，你們認識加裏，對吧？”現在，在走廊的牆上，有一張印著AMAZON的紙，還有一個指向折疊椅和職業操守承包公司的箭頭。這個活動更像是屬於某個資金不足的政府動議，絲毫不像是進入全球最成功企業之一的時刻。
幾天後，通過藥檢的申請者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祝賀你獲得亞馬遜服務有限責任公司聘用。”
在點擊接受聘用之前，他們必須簽署一份協議，承諾永遠不透露任何有關倉庫工作的信息：“在就業期間和此後的任何時候，除非出於本單位相關業務之要求，雇員將對所有機密信息嚴格保密，在沒有亞馬遜授權人員事先書麵批準的情況下，不得獲取、使用、公布、披露或交流任何機密信息。”
亞馬遜以機場代號來命名履單中心。位於布羅寧公路的第一個巴爾的摩倉庫以巴爾的摩機場命名，叫BWI2。麻雀角倉庫被命名為DCA1，以華盛頓裏根國家機場命名，因為華盛頓本地沒有倉庫，這個名字仍然可用。華盛頓可不是一個適合建倉庫的城市。
啟動DCA1倉庫的眾人中有小博，他接受了公司為工人提供的轉職機會。你或許以為，看到此地變得麵目全非會讓他痛苦，不願意每天都來找不痛快。但這恰恰是他轉到新倉庫的原因，這樣他可以在工作的麻木中體驗那種感覺——“那是回家的感覺，”他說，“身處那裏的感覺就夠了。在那裏，我度過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這是種回到家的感覺。開始很痛苦，但之後感覺很好，你明白吧。”
去麻雀角需要經過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橋，從橋上望去，可以看到過往的一切都已消失殆盡—昔日巨大的產業工程以及整個城鎮，他和父親都在此長大成人，如今在廣闊的潮水之上，一切都被抹去了—有時，他會流下眼淚。
他會向一起工作的年輕人講述他們到來之前發生過的故事。他說，這裏曾經是68英寸熱軋機的位置，這邊是馬口鐵廠，那邊是鋼管軋機。
入職新倉庫有一個短板：新倉庫的上司對他的要求比布羅寧公路倉庫的上司更高。在麻雀角倉庫上班後，小博現在的時薪勉強超過他最後幾年在同一個地方工作時的1/3，還不算那時候的獎金。他沒有加入工會，事實上，經理們警告他和同事不要找什麽工會代表，不然就等著失業。
一個多世紀以前，弗雷德裏克·伍德曾讓工人簽字同意將“煽動”作為解雇理由。在此後的幾十年裏，為了更好的報酬和更安全的工作條件，工人們努力爭取組織起來的權利，並且獲得了成功。幾十年來，他們享受到了比往昔更高的報酬和更安全的環境，獲得了作為中產階層來養家糊口的體麵，擁有了以近乎平等的身份為工作談判的尊嚴。
而現在，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
（本文選自文匯出版社《履單：無所不有與一無所有》，略有刪減）
| [美]亞曆克·麥吉利斯 著 / 曾楚媛 譯 / 文匯出版社 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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