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足球運動員，出演慕容複聞名，見證香港娛樂圈起落五十年
大家好，我是香港演員張國強。足球與演戲，占據我職業生涯的全部內容。我曾是一名職業球員，一度代表香港隊參加對外賽事，並在球員職業生涯後期轉型當演員，飾演了97版《天龍八部》的慕容複、《潛行狙擊》的莫一烈、《宮心計》萬劍鋒等知名角色，經曆了香港娛樂圈從70年代末至今的巔峰與平穩的時刻。
這麽多年來，不論職業生涯的起起伏伏，我始終不忘自己作為演員的初心，飾演好每一個角色，報答親友、家人，實現自己的人生追求。
現在我還在拍戲，這是我近期的劇照。
1957年，我出生在香港銅鑼灣一個普通和熱鬧的家庭裏。當時香港市民貧富懸殊差距巨大，但與現今不同，那個時代無論有錢的還是沒錢的家庭都會拚命生孩子。我、父母、各位兄弟姐妹，生活在一棟俗稱“唐樓”內一個小套間，而樓裏住著大概14戶“大家庭”，每個家庭少則五六人，多則十餘人，我們當時笑稱“一樓十四夥”。
當時左鄰右裏之間走動相當頻繁。我們這些孩子們，今天你在我家吃飯，明天我在你家過夜，一起上學一起玩耍，每家每戶互聯互通，物質雖然並不豐富，但充滿歡樂。
過年時候，我（右一）和家人穿著西裝去影樓留影。
我（中間穿西裝）去參加最大的姐姐的婚禮。
20世紀60年代是香港經濟轉折點，從那時起，香港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猶如改革開放初期的內地，經濟突飛猛進。雖然同期的香港市民收入還談不上富裕，但我們見證著經濟增長推動市民生活的崛起。
我們這些生活在銅鑼灣的孩子群體，體驗尤其深刻——現代化規劃的維多利亞公園、百貨商場、大大小小的新式電影院、正規足球場、體育館均在自家周邊拔地而起，整個過程也就十年左右。當年的家長對眾多孩子的管教遠遠不如現在嚴格，家長們在課餘時間，往往放任孩子們隨意出去玩。
我（左一）和弟弟在維多利亞公園玩耍。
那時正好是銅鑼灣發展最快的十年，我們這些被放任的孩子，從泥地打滾無縫對接到球場踢球、積攢零花錢去電影院看戲。踢球和看電影成為我少年到青年主要的娛樂方式，為我帶來友誼與快樂的回憶，也在我心裏種下了兩個夢想——球星夢與明星夢。
在20世紀70年代無線電視誕生之前，電視台優質節目、電視劇都要付費收看，很多家庭能接受大額支出購買電視，但對持續付費就敬謝不敏了。電影院就成為我們娛樂的核心。香港電影也在這個氛圍下逐漸成長。
試想想，當年我們這些小男孩，哪個沒仿效《千手神拳》、《如來神掌》來耍幾手“功夫”；年輕人對陳寶珠、蕭芳芳的追星和現在一樣激烈。對於演戲，我們做不到能像踢足球這樣直接上陣，當時也沒什麽藝人訓練班可以報考，但同樣阻止不了我們的追夢——我們一群學生自製了類似幻燈片的故事書，以口述配合動作的形式，配合幻燈片來演繹人物，這成為我踢球以外的另一個有趣活動。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家庭收入參差不齊，不是每家每戶都能買得起電視與玩具。隻有足球能讓不同家庭的小朋友都能參與其中。我們那時一大班“細路仔”（即小孩子），一到下課就拿著足球去找塊空地發泄精力，我對足球的興趣也日益濃厚。
當時的香港足球水準並不差，球星張子岱更是激勵著我們這些有“球星夢”的新一代青年沿著這條路前進。在我入讀公立小學、中學期間，均被選拔為校隊主力成員。我在校外也組織民間球隊比賽，在競技期間不乏碰到職業級水平的對手，在切磋中逐漸找到了自信，覺得自己能走足球的道路。
中學時期，我們參加維多利亞公園的球賽，我是後排中間那個。
我剛開始在愉園訓練時的照片。
參加初級青年杯比賽時的報道，我在駒騰隊。
在1972年，我和一些隊友報考了香港頂級足球俱樂部——愉園的青年軍，經過兩年在不同組別的征戰，我的成績逐漸得到認可，並成為了愉園的正式球員之一。1975年，亞洲青年杯在中東舉行，當時18歲的我也被征召，代表香港足球青年出外比賽。
這段旅程對我影響很大，時隔快五十年了，當時很多細節還曆曆在目。我第一次代表香港出戰、第一次離開家這麽久、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坐飛機。
我們參加亞洲青年杯出發前與霍震霆先生（前排左一）合影，我在前排右二。
當時的亞洲賽事並非隻在一處舉行，需要轉戰不同場地，印度、泰國、科威特，我們的征戰要從東亞一路不斷地飛，整個過程整整一個月。我們當時的領隊是霍震霆先生。當時他也是第一次做領隊，這麽一位大商人的公子，居然能這麽熱忱，從球員的食宿到心理狀況，全程事無巨細照料著我們這群二十歲都不到的青少年。
我們賽程緊湊，在印度、在科威特都是落地訓練、比賽、總結。我記得第一個對手是巴林。在賽前，霍震霆的父親，知名愛國商人霍英東先生特地從香港飛往比賽現場，給我們打氣，讓我們無比振奮。他承諾為我們提供比賽獎金，如若打入亞洲八強，更會有多一批獎金。這大大激勵了我們這些隻是半隻腳踏入職業的球員們。我們最終不負眾望，成功打入八強。
遺憾的是，我們在八強賽事裏遇到當屆冠軍伊朗足球隊，最終也止步八強。霍英東先生覺得我們雖敗猶榮，不但兌現了承諾，也邀請我們在泰國遊玩，並讓我們與當地球隊切磋。霍震霆先生也十分高興，給我們每人送了一款金戒指做紀念。
賽後，我與伊朗隊交換球衣後留照。
愉園預備組的合影，我是後排右四，後排右一就是後來成為香港足球先生的陳發枝。
我在香港隊訓練時的照片。
我們這支代表隊，後來也在香港足球界開枝散葉，其中我的隊友陳發枝更是成為了香港足球先生。在此後，我繼續在預備組保持訓練。在整整三年後的1977年，我升上了甲組，同時升的還有後來的香港隊隊長梁帥榮。我們幾個經常在廣州進行集訓，這也是我首次長期在內地生活。
但在同一時期，我年幼時另一個夢想，也得到了一個生根發芽的機會。
大概是1977年左右，我在香港海洋公園遊玩時的留影。
時間稍微往前回撥一些，1976年，TVB開拍時裝電視劇《無花果》，是以一群青年足球員的生活和戀愛為骨幹劇情。當時我還在預備組，經常與譚詠麟、陳百祥等明星組成的“流浪隊”預備隊較量。當我獲悉有這個演戲機會，同時主演還是經常比拚球技的“叻哥”（陳百祥）女友時，我們就產生了興趣，一同報名，並成功當上了演員。
這次的演出讓我大開眼界，我和周潤發先生、趙雅芝小姐同台演出，也讓我真正見識到何為專業演員，何為拍攝技術與鏡頭，整個過程行雲流水。這部劇都是單元化的獨立故事，每個人身上戲份不多，很快便殺青了，但在我心裏留下很好的印象。在之後，當電視台有什麽需要，我也積極出演，這也意味著，我順利成為了一名兼職的演員。
在隨後兩年裏，我一邊在愉園甲組繼續進行著球員的職業生涯，一邊在TVB進行兼職。同時做兩份我喜愛的工作，本來也是十分快樂的，直到1978年，我開始轉移重心。
之前我當演員一直處於兼職狀態，要時不時去廣州集訓，日程比較混亂，而且日常時間主要用在踢球方麵，一旦需要通宵或者連續多日拍攝的工作我就無法接下來。
1978年，是我開始參與拍戲的兩年後，也是我升入甲組的次年，我接到了一部非常前衛歌舞電視劇《青春熱潮》的拍攝邀約，同時演出的有任達華、周潤華、陳百祥、林子祥等當時知名演員。《青春熱潮》電視劇非常成功，我在該劇裏角色的名字是KK。
這部電視劇的導演，也是我人生裏的一位伯樂——甘國亮導演在開拍前找我談心。甘導在他統籌的節目裏起用過我好幾次，但我的兼職狀態難以長期拍攝，他對我說：“要不你還是和TVB簽約吧，我很想用你，但你的兼職狀態，我很難和公司（TVB）說。”他建議我如果想繼續深耕演藝行業，最好還是和TVB簽“長約”，這樣才能確保能找我拍電視劇。
我在無線電視台時的工作留影。
我聽出了他的意思，認真思索了自己的發展方向，哪邊都很開心，但已經不得不到抉擇的時候了。足球，對當時的我來說，幾乎是所有努力與榮譽的源頭與歸宿，這些比賽、訓練的經曆塑造了我的身體與人格，說要我一下子輕鬆放下是很艱難的。
同時發展足球和影視，時間上實在不能兼顧，1981年，在甲組踢了4年，自覺滿足後，在陳欣健導演建議下，我選擇了正式退役，我的演員生涯走上正軌。
1979年，報紙對我的報道，那時我已經開始拍戲、演電影了。
20世紀80年代初，香港經濟和娛樂圈都在全麵騰飛，香港電影界也開始了後來被稱為“新浪潮電影”的風格，我亦參演其中不少代表性電影，如1979年《點指兵兵》。
那段時間，我一段時間在歌舞片演出獻唱，一段時間在不斷創新性電影裏探索演技，感覺自己充分享受著娛樂圈的每一個工種，為我帶來了多元化的滿足與快樂。當時我沒想到的是，有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等著我。
我（右二）和張國榮、劉德華、梁朝偉等人一起拍攝TVB宣傳片。
1982年，我和當時一位TVB的高管開會，對方希望我能策劃並統籌一個新的兒童節目，在下午時間播出。我聽到這個指示亦比較恍惚，一時也沒答應或婉拒，表示要認真考慮。當時的我在甲組踢了四年足球，正式退役，工作主要沉浸在電視與電影方麵，主持和綜藝是一竅不通，更別提兒童方向的節目。
TVB的兒童節目看似簡單，實質複雜。節目每周五集，在工作日的放學時間播出。我們工作日片刻不停地進行外景拍攝。內景棚拍要配合小朋友的假期，隻能在周六日馬不停蹄拍完五天乃至更多的戲份。這工作極其考驗主持和嘉賓的鏡頭和應對能力，同時也意味著——你很少有閑餘時間去接其他工作。
從球員到演員，現在又從演員到主持，這個頻繁的變動也讓我有些適應不來。經過再三思考，我還是選擇接下。首先我考慮自己並非科班出身，再多的機會如果演技跟不上也難以有更好發展，主持節目比演電視劇有著更多的鏡頭鍛煉，其次我也想在新領域挑戰自己。經過多次討論、開會，最終我成為了兒童節目《430穿梭機》的“機長”，主持了4年，在新領域裏發光發熱。
《430穿梭機》之所謂經典，除了這節目是香港70、80後孩子的童年回憶外，更是因為其中無數製作和主持，後來都成為了獨當一麵的傳奇影星。節目主題曲由林子祥和張國榮分別獻唱，主持人包括梁朝偉、周星馳、鄭伊健、曾華倩、藍潔瑛等等。
這段日子，對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寶貴經曆和快樂回憶，我相信也對一代香港小朋友產生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我在一個劇組裏，40來歲的導演突然問我：“KK哥還記得我不？我小時候在你節目裏拿過跳繩冠軍啊！”
我（左二）在《430穿梭機》聯歡節嘉年華。
我在《430穿梭機》穿著太空服留影。
在這麽多主持人裏，經常被人問起的還有周星馳。我們畢竟是電視台旗下的演員，內部流動性很大，經常會被調回去拍電視劇或者其他工作。但在最後兩年，周星馳與我一直保持著合作。
他是靈感非常踴躍的新人主持，不時為節目帶來新鮮元素和玩法，對節目發展助力很大。我記得他當時在節目裏引入了霹靂舞，我和他一起學跳舞，工作之餘也會討論電影，是那段時間的珍貴回憶之一。
1983年，我在拍攝節目期間，曾與元彪先生合作拍攝了足球電影《波牛》，在日本等海外市場取得過意想不到的成績，甚至讓我在日本也有了延續至今的影迷會。這次讓我與洪金寶先生等同事有了合作經曆。
1986年，在我主持了4年兒童節目後，我還是希望想在電影方麵擴寬演技，選擇離開TVB，在洪金寶先生團隊邀請下加入了新創立的德寶電影公司。
我拿著隊旗和香港明星足球隊隊友合影。
我這段時間參與了徐克的《刀馬旦》，以及與華仔（劉德華）共同主演《肝膽相照》。徐克導演非常嚴格，對於我們每幕拍攝的時間都有著嚴格的控製，指導也非常細致，有時甚至算讀秒地限製我走完一段路的時長，以及保持多久的表情神態。
《肝膽相照》的拍攝過程相對就更加刺激，我記得與華仔的一場打戲裏，即使有動作指導，我們依然“互毆”到耳朵不停嗡嗡響，感覺是真的打了一場“生死戰”。
整個80年代的香港電影，沒有任何定形，什麽方向什麽類型的電影，都有探索的動機與機會，當年拍電影可能還沒現在這麽趕，一個場景也可以精心打造。像是《東方禿鷹》和《恐怖驚魂夜》等電影，裏麵的動作設計與分鏡設計都無比絕妙，前者的群戲動作片整整拍了半年時間；後者一個幾乎無防護直接撞後腦勺的畫麵，讓我至今想起還局促不安。
編劇想到新橋段想立即開拍，演員看到好劇本想立即開拍，導演想到好場景想立即開拍。行業人員最大限度地肯拚、肯想、肯創新，是當時香港電影的特點。
1986年左右，我過生日時的留影。
1988年，我與妻子“拉埋天窗”，正式成家立室。隨著進入90年代，香港市場大環境的逐漸平穩，我自身也感覺在職業上觸到瓶頸。1991年左右，我為了家庭進行更多方麵的投資，增加收入，一邊開始在內地做生意，一邊也重返電視圈，先去亞視，後來又回到了TVB，繼續我的電視劇生涯。
這期間1994年的《第三類法庭》，是我比較意外的轉型，本片全部角色以悲劇結局收場，我在其中擔任典型斯文敗類、惡有惡報反派角色李英傑一角。我感覺很神奇，也很有挑戰，以我的想法去代入和構思了這個人物。這時的我經過幾年混跡商海，對社會和人心有著更深刻的認識。
我構思這個反派角色的立場、思考邏輯、處事手法，他惡是為什麽惡，並且要惡得讓人信服。最終的觀眾反饋來看，我是圓滿演繹了這一個角色的，同時我也對自己演繹反派角色有了信心，為我下一個角色，也是內地觀眾印象最深刻的角色做了“預習”。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TVB處於其中一個黃金時代，雖然一些知名演員都已經離開電視台，例如早年的發哥和周星馳，但也有很多依然留下的，例如黃日華，也有新生代的演員，例如古天樂。
這個時間裏，TVB老中青的人才儲備都非常充足，也有意重拍一些大型武俠劇。重拍金庸劇——《天龍八部》，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環。同時，因為有著這麽豐富的老中青人才儲備，也讓這期間誕生的幾部電視劇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電視劇開拍前、拍攝時、放映後一段時間，我可能都沒意識到，自己扮演的慕容複這個角色能讓觀眾留下那麽深刻印象。當初監製和我們溝通時，我是和過往一樣的拍攝心得去分析劇本與角色。《天龍八部》已經有不同的電視、電影版本了。我當時沒看過其他版本，我也不再專門回顧前輩們是怎麽演繹慕容複。
我認為不管怎麽去模仿，不可能、也不必要在前人的基礎上超越前人，不如索性當這個角色第一次出現在屏幕上，全部由我個人去構思。一位監製和我說，與其跟著前人或者書裏演繹，不如自己思考“改編”，在這個基礎讓其他人與你配合。
我認真讀劇本和原著，我覺得慕容複這個角色是一個悲劇的反派人物。
他出生在一個曾經非常顯貴的家族，但現今卻非常“貧窮”，這種落魄的感覺一直糾纏著他，為他帶來了憋屈與自卑。他又對前人丟給他的“家族使命”無比專注、忠心耿耿，為了這個目的不擇手段。
慕容複要想方設法複國，同時人前還要保持體麵與榮譽，但又要到處求人提供資源，這種矛盾的局麵讓他成為一個投機者，一個見縫插針尋找VC融資投資、不擇手段試圖挽救麵臨倒閉家族企業的年輕老板。他所有求回來的東西都是有代價的，事業每推進一步都得舍棄一些東西。
97版《天龍八部》劇照，我在裏麵飾演慕容複。
所以，我對慕容複的演繹是一個體麵的正常人，他在追求事業時用了奸詐陰險的手段，在大多數情況上他不自知是錯誤的。他是實打實覺得自己所有手段都是正確的——出賣表妹、出賣尊嚴，在“複國”這個使命的前提下都是對的，旁人和觀眾都覺得他奸，但他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奸角”，所以我也不能用奸角的心態去演慕容複這個奸角。
我要以自認不是奸角的心態，演出一個所有人都覺得奸的角色，亦要以一個自認正常人的認知，演出一個不正常人精神狀態的心態。我對角色的基本塑造，大概是這個思路。
在全劇的最後一個場景，我飾演的慕容複已經瘋癲，在主角團注視下做著皇帝夢。我構思著這一幕的邏輯，“我”是一個傻子，但“我”不會覺得自己傻，像是醉酒的人不會覺得自己醉了。在想象裏，這是自己人生最快樂的時刻，“我”要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快樂，而且亦要保持正常神態，不能表現出“傻”的感覺。
97版《天龍八部》劇照，我出現的最後一幕。
97版《天龍八部》上映後，在商業和口碑上均大獲成功，但對當時我們來說也僅僅是一次項目的完結。最終被主角團遠眺“登基”這一幕，成為天龍八部裏的經典場景，更成為一些流行異文化的“梗圖”，這些就是後話。這個角色讓很多內地的觀眾也記住了我，我感覺到非常榮幸。
在這之後，我在TVB繼續接到不少好角色，《潛行狙擊》的莫一烈，《宮心計》的萬劍鋒等。
《宮心計》的過程比較有趣。2009年前後，我參演了我的伯樂——甘國亮導演的舞台劇，上映了29場。宮心計的導演與演員關菊英小姐來捧場，無意間發覺我很適合萬劍鋒這一個角色。關菊英小姐在戲內扮演我妻子，與我對戲較多，不斷和琢磨角色，讓我摸清了這一個忠心耿耿，但最終在鬥爭裏一敗塗地的複雜角色。
莫一烈的形象讓很多新生代的觀眾印象深刻，他作為一個黑社會組織“話事人”，卻沒傳統黑幫大佬的江湖氣質，正裝在身、談吐得體、不威自怒、海歸高學曆，儼然一副商業精英或企業高管的形象，除了被親密伴侶背叛那刻，其餘時間極少情緒失控。
我飾演莫一烈。
我看劇本的時候就對這個角色很感興趣，但隻有一點想要堅持——不想戴假發。我在此之前拍攝了清裝劇《萬凰之王》，為了留清朝的發型特地剃了光頭，這是我以前不敢做的，但發覺效果還不錯。
我和導演再三商量，覺得將莫一烈角色設定為光頭，並且追加了英國留學、佩戴眼鏡的設定，營造一個有文化修養的智慧男性，讓旁人相信他是一個金融和地產企業老板，都不願相信他是一個走私毒品的社團“話事人”。
他的文化修養和形象讓他顯得心機重重，表現出誰都不相信的神態。但也表達出他真的很珍惜那些信任的人，所以在被背叛時尤其憤怒，最終情緒失控，但時過境遷後又迅速恢複冷靜，想方設法威逼利誘背叛者。
這個角色的塑造過程，除了我個人還有很多同事的協助，如導演以及謝天華等人，提醒我劇裏英文發音要符合海歸精英的習慣，台詞也要表達出一個足智多謀的形象，可以說這個經典的反派角色，也是眾人合作的成果。
直到目前為止，我依然在不斷地拍電視劇和電影，並且根據現狀與機遇，繼續挑戰自己嚐試新角色。在《三人行》裏我飾演恐懼死亡的病人，在《城寨英雄》裏飾演身居高位但壓力重重的柯萬長，在《天命》裏飾演老年版乾隆等等。
香港回歸25周年，紫荊山廣場，我參演的劇集《回歸》巴士巡遊。那時覺得，自己的名字“國強”更加響亮。
近期留影，我是劇裏最後殺青的角色。
我現在已經60來歲，有人也曾向我提及，我曾經錯過了很多能讓我更紅的機會與角色。不可否認，一些選擇與實際情況，可能會對我事業有所影響。
對於過往作為職業足球員生涯，我取得的成就已經對得起自己，但我即使退役也始終沒徹底放棄足球，除了日常踢球，我還主持過世界杯節目。對於演戲，我對於每個角色的飾演和表達，可以說是問心無愧，並且引以為豪。
我至今也在不斷探索自己的新領域，我是一個出演過許多經典角色的老演員，但我相信自己的經典仍在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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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專生，不甘心當小學老師，連考6年大學，37歲當上大學老師
我叫周棟，從小喜歡畫畫。18歲，我從師範學校中專畢業，到老家的鄉村小學當了美術老師。為了圓大學夢，我一邊工作，一邊瞞著身邊所有人偷偷參加藝考，曆經三戰三敗後，辭職來到北京脫產學習。25歲，第六次報名參加藝考，我終於被中央美院本科錄取，接著又讀研讀博，從曾經的小學老師轉變成一名大學講師。
2021年博士畢業的時候，我已經41歲。這些年來，我深知自己未必是那種天賦異稟的選手。能走到今天，大概就是因為那句“熱愛可抵歲月漫長”，我比別人多的，無非是一份熱愛和堅持。
我目前在天津美術學院油畫係任教，擔任講師。
我是江蘇人，1980年末出生在蘇北的一個普通鄉鎮家庭。我爺爺是鎮上農具廠的正式職工，在那個年代是很不錯的工作。我爸高中畢業後進入同一家工廠，不巧趕上“熱火朝天”的年代。用他的話說，該學習的時候沒學好，該工作的時候沒工作好，兜兜轉轉也沒能接上班。所以爸媽從小就對我的學習盯得緊，在他們的認知裏，能進公家單位做就是下一代最好的出路。
我1歲時的照片。
80後的童年有個特點，物資上比較匱乏，但精神上充滿樂趣。那會兒蘋果在我們老家都是稀罕水果，為了找到我媽藏在糧食缸裏的蘋果，我鼻子練得特別靈。看到鄰居小孩喝奶粉，我都羨慕得不得了，我媽隻好找人要了一小碗，每次兌一大碗水衝一點點讓我解饞，嘴上幾乎嚐不到什麽味道，心裏還是覺得很美。
我家附近有不少同齡小孩，平時我也喜歡跟他們瘋玩，直到5歲那年，一個鄰居家哥哥無意中讓我喜歡上了畫畫。他當時在院子裏臨摹工農兵像章，不一會兒功夫，紙麵上就出現了立體的頭像，看著栩栩如生。見我這麽感興趣，那位哥哥送給了我一本簡筆畫書，上麵有大炮、坦克，各種各樣的實物。從那天開始，我就像得到了武林秘籍一樣，天天捧著不撒手。
畫得多了，我的水平有了長進，每次在幼兒園畫畫總會有一群小朋友圍著看。上小學的時候，縣裏組織繪畫比賽，我畫的一張功夫熊貓被學校選中，不僅送去縣裏參評，還被拿到少年宮參加文化展覽。我當時隻有6歲多，是年齡最小的參賽者。巴掌大的小鎮，藏不住一點風吹草動。這件事讓我爸媽覺得特別有麵子，也讓我特別自豪，一顆種子就這樣慢慢發芽。
1993年，我在家裏練習畫畫。
在學校，我最喜歡上的課必然是美術課，老師一眼就能看出我畫得比其他人好。爸媽也挺支持，為了讓我多受點關照，他們有時會把家裏攢下來的雞蛋送一些給老師，囑咐對我管得嚴一些。後來又花錢找了一位美術老師，安排我去老師家裏學。很多同學對家教比較抵觸，但對我完全不是負擔，反而成了每周最盼望的一件事。
到了初中，開始流行逃課泡遊戲廳，我也沉迷其中，成績掉得飛快。我爸很生氣，追問我咋回事，是不是玩遊戲去了？我打死也沒敢承認。有天晚自習，我和同學在教室裏鬧得正歡，一扭頭發現我爸正趴在窗戶上看我，回到家他就狠狠揍了我一頓。那天我才知道，他早就隔三差五地來查我的崗了。從那以後我非常老實，又開始好好學習好好畫畫。
1993年，我和父母的合影。
備戰中考的時候，我爸說：“要不你就考師範中專吧，裏麵有美術專業，你可以繼續畫畫。”我對學校啥的也不懂，一聽可以畫畫就答應了。考前我還報了一位美術老師辦的輔導班，當時班裏有二十多個學生，也有高中生在裏麵學習，說是準備高考，我那時候才知道有專門學美術的大學。
那段時間，除了整天埋頭畫畫，讓我記憶深刻的是美術老師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盤雞蛋，我覺得特別香，感動得眼淚都出來了。當時我們在學校還都是自帶糧食、鹹菜，飯前把鋁飯盒加上米放到食堂的蒸籠裏，吃的時候澆上一點漂著油星的青菜湯，運氣好盛到一點肉沫，像過年一樣開心。所以在後來漂泊不定的那些日子裏，比起屢屢受挫的痛苦，生活上的苦對我來說，真的不算什麽。
1995年在江蘇鹽城師範學校。
1995年，我順利考上鹽城師範學校。我在全縣報名考生裏排第一，原本能拿到唯一的公費生名額。不知道為什麽，最後公費生卻不是我。學校要求把三年的學費一次性交上，8000塊錢對一個普通農村家庭來說，可不是小數目。
爸媽當時在老家辦了個養雞場，一共也就500多隻雞，每次遇到雞瘟、天氣太熱把雞熱死，又或者雞蛋的價格不如人意時，他們倆總是唉聲歎氣。為了多賺一點零用錢，我媽還幫人加工蛋糕，每次隻能賺一兩塊錢，後來又在家門口擺了兩張台球桌，為了幾塊錢守到很晚。折騰好長時間，爸媽才把我上學的錢湊齊。看著父母為錢發愁，我開始體會到他們的艱辛，知道供我讀書的每一分錢都掙得很不容易。
入學後，我開始接觸早期的西洋繪畫和中國畫，對中國山水畫尤其感興趣。因為我們師範學校是包分配的，文化課的學習要求相對比較輕鬆，我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研究繪畫上，學校圖書館相關的書我借了個遍，一頁一頁地讀，不明白的就記下來去問老師，在寫生時著重體會。
1997年鹽師期間到安徽下鄉寫生。
對一個農村的孩子來說，從鄉村小鎮進城讀書，看到了很多高樓、汽車，見到了從沒見過的場景，讓我一度覺得鹽城就是世界的中心。在那個年代，獲取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大多是通過報刊或身邊人的言傳身教。
有一次，我的班主任夏萬傑老師在班會上給我們描述了他去中央美院看到的場景。老師滿眼憧憬的描述，也讓我瞬間充滿想象和向往，從此，央美成了我內心深處的一處藝術聖地。
1998年師範畢業作品獲省美術一等獎。
1998年，18歲的我從師範學校中專畢業，以優異的成績直接考入本校大專班，當時我很激動啊，以為終於可以上大學了。沒想到，父母怕我大專畢業之後國家就不再包分配，竟然偷偷托人把我的大專名額拿掉了。
畢業臨別，班主任夏老師在走廊盡頭找我談話，他其實不太願意讓我放棄這個機會，最後可能也是被我父母說動了，隻好寬慰我：“將來還可以參加高考，考上更好的大學，這個本校大專不上也罷了吧。”我心裏非常難過，又不想違背父母的意願，什麽也沒說就離開了學校。
1998年師範畢業前夕在學校留影。
如父母所願，畢業後，我成為一名小學老師。人生第一次開始領工資，每月700塊錢。拿到第一個月工資的那天，我並沒有什麽太大的喜悅，隻是覺得可以自食其力了。我甚至猶豫很久不知道工資該怎麽花，最後拿出200塊錢給自己買了件衣服，剩下全上交家裏。
初為人師，各方麵壓力並不小，我當過班主任、教過語文，後來全職教美術，一個人帶好幾個班，課程排得滿滿當當。學校的各種活動，從舞美設計、海報櫥窗到宣傳標語、教室布置、都理所當然地壓到一個年輕美術教師身上。
忙碌之餘，我最大的樂趣就是下班到家打開電視看央視的《美術星空》，節目裏會介紹一些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評析，以及跟美術相關的曆史和前沿思潮，每次都讓我覺得眼界大開，內心澎湃。看完節目我就關上房門，打開錄音機，沉浸在迪克牛仔的音樂中，總是抑製不住產生一種呐喊的衝動。隻有那一刻，我才覺得自己不再是那個鄉村小學老師了。
1998年小學工作集體照，最後一排左數第五個是我。
有好幾次，我路過以前的師範學校，雙腳都不自覺地邁進去，坐到當初我上課的大專班教室裏，想象著自己如果能上大學會是什麽感覺。忙碌的日子在不知不覺中過得飛快，入職半年多，我慢慢褪去了那股學生的青澀，開始獨立地思考，審視自己。平時除了看電視，我還訂了一份美術報，特別渴望從中看一看外麵的世界。
老師每天要組織學生做眼保健操，那短短四分鍾時間，我習慣在回字型的長廊裏來回踱步，想的最多的就是我這輩子都繞不開這個圈了，這種生活一眼就看到頭了。我向往的理想世界與現實生活那麽遙遠，又那麽讓人難以割舍。
它甚至開始出現在我的夢裏——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裏，我在央美的操場上盡情奔跑、盡情說笑。那感覺太真實了，以至於我突然從夢中笑醒，才發現是半夜。夢醒後我跑到院子裏，抬頭望天，看著月亮從烏雲後麵慢慢探出出來，眼淚忍不住地往下流。
1999年在小學工作課堂留影。
“有多少愛可以重來”，迪克牛仔聲嘶力竭地呐喊出一個失愛男人的悲傷，也唱出了我放棄大學，錯失理想的的苦悶。做完那場夢的第二天起，我開始收集高中文化的書籍，開始了解高考內容，每天抱著語文書、曆史書、政治書這些教材看。我想起班主任那句話來了，還可以高考，對，我要為自己的想法拚一把！
1999年3月，我打聽到南京藝術學院每年春天會有專業招生考試，但不知道具體日期，猶豫很久，覺得還是得親自去一趟。那時候學校不支持公辦教師參加考試，我請了一天假，瞞著所有人悄悄坐上了去南京的長途汽車，一整夜都在車上胡思亂想。
第二天趕到南藝門口，我不敢進去，問門衛才知道考試早結束了。我在南藝門口晃了好幾圈，看著進出的那些大學生，個個朝氣蓬勃，讓人羨慕得不得了。坐在回家的大巴車上，我的眼淚又止不住地流下來。
第一次嚐試就這樣草草收場，無功而返。回去之後，我找到以前的美術老師打聽了一下，聽說中國美院的國畫專業比較好，而我中專時學的就是國畫，於是打電話聯係中國美院招生辦，訂了一份招生簡章，這才看到山水畫專業的招生計劃，上麵寫著三年招一次，全國隻招4個人，機會非常難得。
我在中專畫的山水畫。
報完名，我就全身心準備考試了。2000年3月份，我再一次悄悄坐上鹽城到杭州的汽車。那年，中國美院的專業課考試有書法、山水創作、山水寫生三場考試，60多個學生參加。第三場山水寫生是在一座大山裏，畫完我在考場轉了一圈，對比了一下其他學生的畫，覺得自己畫得還挺好。
回家之後我就開始等消息，結果盼望了很久，一直沒有動靜。突然有一天，辦公室的一個同事告訴我說，有一封你的掛號信。而且特別不禮貌的是，他們把我的信拆了，說是看到這個信是什麽美術學院寄過來的，覺著好奇。信封裏麵是一張成績通知單，每科成績60分左右，對專業考試來說，沒收到專業合格證書，意味著我已經被淘汰。
我很不甘心，鬱悶了很久，後來在美術報上看到中國美院潘公凱教授的聯係方式，就貿然寫了一封七頁紙的長信，把我的一些想法、經曆和對考試成績的不滿全都痛快地說了出來，還放了幾幅我的畫，疊得方方正正的，一塊寄了過去。原本我不期望會有回音，沒想到很快收到回信，原來潘教授當時是中國美院的院長，他看到了我的信，並親自寫下一段話，讓學校的工作人員回寄給我。
2000年專業考試落榜寄給當時潘院長的信，潘教授用紅筆在信封上給我回了一段話。
潘教授回信說，“作品看了，確實與錄取者有距離，因報考人太多，水平普遍較高，所以不易考取。但不必泄氣，應再作努力，有誌者事竟成。還有一定基礎，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對人生一定要有信心。”沒想到，潘教授親自給我回信了！客觀的評價和鼓勵，讓我特別感動，這封回信足以激勵我一生。
國美山水畫專業三年才招一次生，於是2001年，我轉而報考了中央美院，結果又一次落榜。中央美院招生是基礎部統一考試，內容有素描、色彩、畫人物、畫靜物這些。當時我們江蘇考生在南京考點參加考試，準考證號是04開頭，考試成績公布在人民日報上，我拿著報紙反複核對好幾次，整個江蘇隻有4個人通過，依然沒有我。
小學工作期間畫的小學生，筆法還有些稚嫩。
這次落榜，我內心其實是有預期的，因為之前一直畫山水、畫靜物，我對人物、色彩這些完全沒有準備好。除了失落，更多的是迷茫，實在不知道該往哪走了。
後來鹽城有一位同樣熱愛美術的朋友告訴我，中央美院除了高考招生，還有成人教育的招生考試，隻在北京有考點，他想約我一塊去試試。沒有猶豫，我們就坐上了開往北京的長途汽車，下午5點多出發，一夜顛簸，第二天早上8點到了北京西城郊區的一個汽車站。
第一次到北京，剛下車並沒有想象中那麽繁華，走出車站覺得亂糟糟的，周邊的建築大多是平房，沒有多少高樓大廈。坐公交車趕往中央美院，路過天安門的時候很興奮，那一刻才覺得是真的到了首都北京。
在中央美院門口，我看到了那塊由毛主席親自題寫的“中央美術學院”紅色牌匾，內心非常激動。“雖素未謀麵，卻猶如久別重逢”，沒曾想，我真的來到這裏了！
2001年剛到北京時在央美新校區留影。
成人教育的難度相對低很多，後麵的專業和文化課考試都比較順利。那年暑假，我收到了中央美院成教大專班的錄取通知書，但並沒有太興奮，我知道這並不是真正的高考。央美成教要求學生到北京參加全職學習，而我就職的鄉村小學也不支持停薪留職，意味著我想上學必須要放棄工作。
最後，我還是做了決定，我想離開，我覺得這是個機會，至少可以去北京求學，去追逐我的理想了。其實那時候我對成教也並不是非常了解，有點哄自己、哄父母的感覺，父母不太懂“成教”到底是什麽意思，他們隻知道我考上了北京的學校，就沒有反對我辭職。後來我爸提起來就說，早知道你那個成教文憑沒啥用，還不給分配工作，肯定不讓你去。
到了9月份開學時間，我背上行李，帶著一堆畫材，再次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長途汽車。到達北京那天正好是9月11日，我記憶非常深刻，因為那天美國發生了“911”事件，到處都有人在談論這件事。
報到之後，我才知道，央美成教的繪畫專業隻有油畫方向。不得已，我隻能從國畫轉到油畫專業學習，一下從頭開始，突然覺得自己什麽也不會了。從蘇北小鎮初到北京，巨大的地域和文化落差讓我一下有點懵，那麽多優秀的作品，精彩的展覽，我卻很難看懂，上課的時候也經常被老師批評。
有一次，老師單獨把我的畫拿出來，當著所有同學的麵點評說：看，這幅畫就是典型的又僵又死！那尷尬的感覺現在想來還覺得耳根發燙。
當時的成教部並不在中央美院本部，我一下課，就騎車到本部去旁聽本科生的講座，還把去本科教學的課表抄了下來，生怕錯過任何一場旁聽和講座。沒課的時候我喜歡泡圖書館，一直待到晚上九點半閉館才走。
回到宿舍接著畫畫，12點之前基本都在臨摹大師作品。這一年，我畫了六百多張畫，兩本書都臨摹完了，圖書館二層的專業書籍基本上看了個遍，哪本畫冊在什麽位置我非常清楚。
我的學習筆記。
在這裏，我體會到了純粹的精神力量，從每一張繪畫的反複、興奮、迷茫、困苦到豁然開朗。每次影像賞析中的淚光和久久感懷，都成了滋養內心的養分。記得我第一次走進本科基礎部一年級挑高的天光畫室，從上而下的柔光仿佛充滿神聖，那一下真的擊到了我的心靈。
成教班裏有全國各地來的人，有的人是停薪留職，也有的是帶薪進修，而我不行，我已經沒有退路了。當時的日子過得非常窘迫，每年1萬多的學費，已經讓父母背負巨大壓力。為了節省開支，我經常去垃圾站撿裝修板材回來當畫材，把紙盒子剪下來畫畫。舍不得去食堂吃飯，我就批發一箱方便麵，每頓飯泡一袋麵外加兩個饅頭，不吃肉和菜。
我的晚餐，也成了日常練習的素材。
雖然成教部的學生同樣可以進央美的圖書館、聽任何講座，享用學校所有的教學資源，但還是跟本科生有很大區別，我們是紅色的學生證，而央美本科是綠色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專業水平差別也很大，這些都讓我有一種強烈的自卑感。正是這種自卑和對藝術的向往，讓我決心一定要考上央美的本科。
2002年，我第三次報名藝考。那次考試我完全沒有狀態，當時正瘋狂彌補差距，還沒緩過神來就倉促上陣了，成績出來，考了全國1000多名，沒有入圍。為了好好準備2003年央美的專業考試，我交2000塊錢報了一個寒假培訓班。
年三十那天，我和其他學生堅持畫到了下午五點鍾，年夜飯是老師請我們吃的水餃。那天晚上，我給家裏打了個電話，長這麽大第一次沒有在父母身邊過年，我媽在電話那頭哭得很傷心，掛了電話，我一個人又開始畫畫。
我2003年的準考證照片。
培訓班快結束的時候組織了一場模擬考試，老師從央美請來幾位教授給我們模擬判卷，把有可能會錄取的作品都挑出來貼到黑板上。我對這次模擬判卷非常期待，結果，教授們一共挑出來6張，又沒有我。那會兒我在順義區的一間地下室裏租房住。
回去的路上，我在公交車上眼淚嘩嘩流個不停，看著滿是霧霾的天空和車窗外灰暗的街區，一切都顯得那麽淒慘。腦子裏胡思亂想，甚至想著公交車突然開到河裏去或出點什麽事故，我就解脫了。
我太渴望能考上央美本科了，一上考場就開始緊張，拿筆的手一直在抖，感覺胳膊都抬不動。考速寫的時候我總是畫不好形，不是頭大就是身子小。一看別人刷刷畫得很快更發慌，一不小心把炭筆頭都按斷了，隻好重新削筆。成績出來還沒有上一年好，全國排名到了3000多名，分數也象征性地隻給了三四十分，直接被淘汰。
一個人躺在灰暗的地下室裏，我根本無法排解心裏的苦悶，一種萬念俱灰的感覺。熬過頭一晚，第二天看到外麵的陽光，痛苦的感覺似乎減輕了一些，時間慢慢地幫我撫平著這一切。
2001-2004年我在成教讀書期間的部分學習筆記。
2004年第五次參加藝考，我的專業課竟然考了全國100多名，這個成績是什麽概念呢？當時，中央美院每年本科招生90多人，按8倍比例發專業合格證書，文化課過線後，綜合兩項成績進行排名，按往年情況，專業課成績在300名以前的都有機會被錄取，我100多名的成績算比較好了。4月份一拿到專業合格證書，我馬上回老家準備參加高考文化課考試。
為了幫我補課，我爸請了幾位中學老師來家裏吃飯，商量著我在家自學，每周去他們辦公室一次接受輔導。我選的文科，要考語文、英語、曆史和政治。結果這一年，語文要求80分，我考了79分，1分之差沒過線。天呐，就差這麽1分，讓我和央美的距離又變得那麽遙遠......
我頹廢了幾天，過了一個非常痛苦的暑假。冬天又回到北京，繼續讀成人教育本科。這一年，我又畫了無數的畫，每天背著畫板出去，西單、王府井、隆福寺是我經常出沒的地方，渴了就去麥當勞喝免費的自來水。
在一家咖啡店門口寫生的時候，服務員看我凍得不行，給我倒了一杯熱水，那溫暖的感覺至今還在。看著街上熙攘的人群，我內心孤獨又激動，畫裏靠在天橋柱子下麵的人，其實就是我自己。
2004年，我在北京西單天橋的色粉寫生，最中間那根柱子下麵的人是我。
畫畫的同時，我也在給自己尋找出路。有一次，我打聽到央美當時的油畫係主任戴士和教授的手機號，就打了個電話，說我是央美成教部的學生，想找您看個畫。就這麽簡單幾句話，老師當場就回複，你現在能來嗎？我在油畫係辦公室等你。
我很驚訝，馬上就把自己的畫裝了一麻袋，背著跑了過去。那天戴老師還感冒了，讓我把畫都擺在地上，鋪滿了整個辦公室。他仔細看了很久，很受感動，對我也很感興趣，問我英語怎麽樣，說他對我考研的想法蠻認可。
成教本科考央美研究生，學曆是同等的，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我一直覺得央美的本科才是我最想要的，也是最能證明自己的。
本科期間在北京城郊畫寫生。
藝術考試和心理素質、之前有沒有做過模擬練習有很大關係。總的來說，央美的考試還是看那短短幾小時時間的發揮如何。平時創作能力和繪畫認知再好，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表達出來，那就是失效的，另外由於考生眾多，難免也會有一點點運氣成分。
2005年，25歲的我第六次走進考場，這一年是數學成績最後一次不計入總分，對我來說，意味著最後一次機會了。結果這一年專業課成績又掉下來了 ，速寫考得很差，30分不及格，幸好創作考得比較好，拿了全國最高分100分，專業名次勉強排到328名。這個名次在往年來說，基本就沒戲了。
我心裏有點想放棄，我媽就說，你以後畫畫的日子還長著呢，再試一次吧，如果這次不行呢，咱以後也不後悔了。4月份，我又回到老家準備文化課考試。這次我在學校旁邊租了間房子，開始沒日沒夜地拚命學習。
臨考前，我為自己寫下這些話，激勵自己。
高考文化課進考場的時候，有個學生突然叫我：周老師，你來監考嗎？很尷尬，原來我當年教過的小學生也來參加高考了，他以為我是來監考的。不經意間，從中專畢業已經7年了，25歲的我還掙紮在高考的考場上。原來是不抱希望的一次，結果，這一年我文化課順利過線。更讓我沒想不到的是，央美這一年竟然錄取到第328名，而我正好排名第328位！
真是太戲劇化了，命運對我一次次無情捶打，卻在最後又給了我一次機會。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我鬆了一口氣，沒有曾經想象過的那種狂喜，隻是覺得我要做更大的事情了。
2005年本科錄取通知書。
掙紮了這麽多年，央美的一切我都已經非常熟悉了，比起一起入學的同學，我比他們平均大六七歲，有更多的閱曆，所以當有些同學癡迷網絡遊戲的時候，我已經在理智地規劃我的學業。我要把這個本科當成研究生來讀，係統地彌補我的知識體係。
大多數時間，我的節奏依然是圖書館、教室、宿舍三點一線。隻不過，這一年，我一般每周出去一晚上輔導輔導學生，能拿到三四百塊錢講課費，平時我不敢耽誤課程，主要精力還是用在學習上。
2006年父母第一次來北京，在教室和我的習作合影。
2007年，在一場下鄉寫生展覽上，有個畫廊對我的畫很感興趣，開價我6000塊錢把畫買走了。後來又找去學校看了我的很多畫，自此我開始了與這家德國畫廊的長期合作。我的畫終於可以賣出去了！這是對我極大的認可。從這以後，我經濟更寬裕，從學校宿舍搬了出去，有了屬於自己的畫室，可以更獨立地畫畫。有時候，課堂上畫的畫都很大，一天畫不完，周末我就自己花錢把模特再請回來，可以畫得更充分。
2008年，我在德國Neuffer Am Park 美術館舉辦個展，第一次出國，打開了我的眼界，讓我有了更大的視野，可以在更高的平台上去展現自己。本科畢業，我畫了三張畢業作品，一張被央美美術館收藏。還有一張被上海一家機構收藏，出價18萬人民幣，當時望京房價才1萬一平米，這筆錢對我可以說是巨款。
年底的時候，我拿一部分錢買了輛大眾寶來汽車，把畫材放進後備箱，開始全國各地跑。我自己開車沿著國道走走停停，一出去就是幾個月，每次都畫幾十張畫。
我在外地寫生時的留影，天氣太熱光著膀子。
我幾乎跑遍了山西、河北、河南很多省份的大小城市，積累了大量的繪畫素材。沒有了物質的束縛，我可以無憂無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兒。2011年，我報考了央美的研究生，寒暑假依然開車到處去寫生，走到哪都是灰頭土臉，一身油墨。
2011年，作品《愛誰誰》參加全國油畫展在中國美術館展出。
雖然這期間我經曆了考研時多次英語不及格等等不順，但相比藝術水平在不斷提高，這些對我來說，都不是那麽重要了，不會再像以前考央美本科時那麽糾結。這些年，在北京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經曆已經將我打磨得愈加成熟、堅韌。2014年，我從央美研究生畢業，獲得藝術碩士學位，同年入選中央美術學院首屆青年英才駐留計劃。
2014年研究生畢業作品之一 ，《愛像劃了一根火柴》，布麵油畫380X240厘米。
2015年，我在德國舉辦個展。那一年，為了給個展做準備，我到處寫生，遊曆了國外的很多城市，看到米蘭大教堂的雄偉壯觀，在盧浮宮裏看了整整三天，在埃菲爾鐵塔下駐足，在巴黎聖母院、科隆、柏林、佛羅門薩、阿姆斯特丹......看到了無數令人震撼的藝術作品，領略了世界各地不同的風景，這些都不斷刷新著我的認知。
2017年，我入職任教於天津美術學院油畫係，彼時我已經37歲。一年之後，我以總分第一的成績，考上央美博士並獲得全額獎學金。讀博期間，我同時受聘任教於央美的造型基礎部，被學生會推薦為“直麵名師”係列講座的主講人之一。2021年順利完成博士學業的時候，我已經41歲。
2019年中央美院“直麵名師”講座現場。
2021年從央美博士畢業，和校長留影。
以前做小學老師的時候，我主要得在教育教學方式上下功夫，而且是坐班製，每天早九晚五，與個人對藝術的追求不能十分同頻。我現在任教的天津美院是專業院校，和綜合性大學還不太一樣，課程安排更加靈活。
像我們油畫係是工作室製，每個老師分別上一段時間課，其他時間就比較自由，可以外出考察，也可以自我研修和創作。反過來，我個人的創作探索也能更好地促進教學，是一種很好的狀態。
從2001年到現在，二十多年時間，那個初來北京懵懂無知的少年，已經成了大叔，成了父親，完成了從小學老師到大學老師、從中專生到博士的轉變。一路走來磕磕絆絆，我肯定不是那個天賦異稟或者才華橫溢的人。
但我總覺得，什麽都無法阻擋一顆熱忱的心，現狀並不決定未來。才華在一個人的精神和能量麵前，很多時候也不值一提。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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