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北京的年輕人：寧可失業，不回老家
回籠一線城市，找不到卷的機會
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吳悅覺得自己陷入了一個怪圈：找不到工作，回到北京的意義是什麽？
吳悅大學畢業的那一年，正好趕上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一切似乎都亂了套。原本計劃留在北京實習、工作，現在房租都交了，她人卻留在了老家。
在老家省城合肥，吳悅最終找到一份月入八千的工作，不光能活得很不錯，還有不少結餘，但她卻並不甘心。最終，躺平兩年後，她帶著全家人的不讚成，辭職回到了北京。
近幾年的數據追蹤顯示，有23%的人會在逃離北上廣深15個月左右時，選擇再次回歸一線城市。因此，網上有了一個新的名詞叫做“回籠漂”。
回到北京後，吳悅因為求職不順，經曆了長達近一年的“斷檔期”。對於渴望回籠的年輕人來說，這隻是大城市迎接他們的第一道考驗。
一
北京，北京
去年三月的某個下午，吳悅的飛機落地北京。還在滑行時，飛機前座的人開始打起商務電話。她終於有了返京的實感。
放好行李後，吳悅開始趕赴三裏屯，參加朋友為自己準備的接風宴。飯點趕上下班高峰，路像往常一樣堵，人頭像往常一樣攢動。
另外兩個朋友已經到了。她們都在北京工作，但因為忙極少相見，吳悅的到來，似乎重新把大家連接到了一起。重新和朋友們見麵對吳越來說非常重要，觥籌交錯間，她有點恍惚：大家似乎變了又沒變，以及，我怎麽真的就坐在這兒了？
吳悅的飛機落地北京
以前讀大學時，吳悅周末隔三差五就和室友一起坐公交去到北京的各個地方逛。那個時候的北京在她眼裏特別新鮮。大二時，吳悅和室友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實習，考慮到通勤距離，她們倆在公司旁租了一個房間。
吳悅記得，當時的實習工資根本不夠付房租，為了節約成本她們隻能兩個人住一間房。後來她們了解到，那套房子其餘幾個屋裏，是幾個關係很好的大學同學。“這樣真好，以後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一起在北京待著。”她好像從沒考慮過“不留在北京”這個選項。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時，吳悅正在家裏準備畢業設計。她總想著，這一陣過了，就可以恢複正常生活了，但誰都沒有料到，之後的一切都失控了。
那一年的畢業典禮和畢設答辯都取消了，畢業生不用回學校，就連宿舍裏的東西都由學校安排寄回。但即便如此，吳悅還是買了去北京的機票，也和另一個朋友商量著租下了房子，並且交了頭三個月的房租和一個月的押金。
而就在6月即將啟程的時候，北京又泛起了一波疫情，管控嚴格起來，吳悅最終放棄了回去的念頭。
在家工作時，從工位看到的窗外
那是吳悅在家度過的最為灰暗的時光。除了“留在北京”外她沒有任何計劃，成天呆在家裏被家人斥責，“我媽甚至直接會管我叫寄生蟲，當時聽著心都涼了半截”。
父母不僅希望她快點找到一個工作，同時極力反對她要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各種刺耳的話在耳邊飛，吳悅待在家裏如坐針氈。漸漸地，她開始懷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像家人說得那樣不堪？在北京真的能好好活下去嗎？”
最終，她留在了家裏，“挺釋然的”，好像找不到要去北京的動力和必要性了。
二
留在家裏就廢了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吳悅陰差陽錯去了老家一個融媒體中心的采編部。這裏工作的好處在於，平台比較大，工作相對清閑，但卻和她想從事的影像編導類工作相去甚遠。
國企裏暗流湧動，吳悅的同事大多是體製內，和她這個社招進去的合同製員工有著一道天然的鴻溝。對領導們來說，年輕人的“卷”和“創新”都屬於不穩定因素，這也讓吳悅很難實踐自己的想法。
工作了一年後，她還是決定離開這裏，去找一個理想中能好好做視頻的地方。
有了比較明確的意向後，吳悅開始將目光對準本地的傳媒公司。但合肥不比北京，她很快發現，二三線城市的媒體資源太差了，符合她期待的公司少之又少。
這期間她曾拿到一個看似不錯的offer，然而真正看到對方公司出品的節目時她有點傻眼，“那個視頻的質量甚至不如我們大學校園裏的街采節目”。
吳悅有點心灰意冷，這才產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但家裏的壓力卻讓她下不了決心。甚至第一份工作辭職的時候，她都不敢告訴家人，每天依舊假裝出門上班。直到兩周後，她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才敢將實情拖出。
在老家的工作，有時需要吳悅出去外拍
吳悅所在的大家庭聯係得非常緊密。父親共有6個兄弟姐妹，且基本住在相鄰的街道和小區。在家族群裏，大家會針對各種事情進行討論，小到自家孩子上什麽補習班、大到去哪裏上大學、工作以及婚嫁之事，最終會商量出一個統一的結論，甚至也會進行“安排部署”。
在這樣的家庭裏，“邊界感”幾乎不存在。有一次，吳悅去去親戚家吃飯，吃著吃著對方就說要把對麵街上住著的男生介紹給她，並且馬上就要叫過來見麵，吳悅趕緊找個借口一逃了之。
還有一次，吳悅在飯店裏吃飯，偶然碰上了有飯局的親戚。禮貌地打了個招呼後，親戚直接把她拉去了飯局上，給飯桌上的某某小領導介紹她，最後還按著吳悅的手，讓她掃了對方的微信。
回老家工作這兩年，親戚們對吳悅的評價是穩定、體麵、聽話，可是沒有人明白，這些日子裏，她從來都沒大家想得那麽開心。
隻有一次，吳悅在家族飯局上隨口提到了她當初畢業後想去北京的事，很意外地是，有一個不怎麽在家族群發表意見的親戚忽然為她說話，“年輕人願意出去闖闖也挺好的。”
吳悅當時就愣住了。這話本身無足輕重，隻是長久以來，沒人站在她的立場這樣想過。
在老家工作時，下班看到的窗外夜景
或許是長輩的認同給了吳悅勇氣，飯局結束後回到家，她馬上和父母坦白了自己的決定。
很驚訝地，父母沒有反對。那個當下吳悅覺得特別開心，但第二天父母就開始勸她留在家裏。“這種勸不是反對，而是他們覺得我去了北京不會過得好。”吳悅察覺到，父母是出於無奈才答應她，且總覺得她遲早會回來。
也因為這樣，在吳悅來到北京找工作的時間越拉越長時，她和父母的矛盾也變得越來越大。
三
先活下來
吳悅在老家時，作息健康卻瘋狂爆痘、頻繁和父母發生矛盾，而到北京後，她天天熬夜，卻從沒冒出一顆痘。從這個層麵上來看，她覺得自己的狀態在變好。
但隨之而來的，是現實層麵上的落差與不可控。在北京求職的第一場麵試，就硬生生地把吳悅拽到了地上。
那是一個規模比較小的視頻工作室，麵試當天，麵試官在吳悅對麵坐下，簡單介紹後話題便很快轉向對作品的討論，再到對影像的看法、星座的分析等。
在老家麵試時，吳悅很少被問到這些問題。那些曾經看來不怎麽重要的東西，眼緣、星座、對某一作品的理解，現在忽然變得重要起來。幾乎是毫不意外地，吳悅被刷了。
剛來北京時，吳悅和朋友在咖啡廳準備作品
剛畢業在老家找工作時，吳悅也失敗過。但因為工作內容的難度並不大，所以她自己總結，失敗的最大原因在於臨場發揮不好。於是下一場麵試，她表現得很健談，和對方聊得也很開心，很順利就通過了。
但到了北京，吳悅再也摸不準了。很多工作她覺得自己可以勝任，麵試時也聊得不錯，但就是不了了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環出了紕漏。
為了盡快找到一份工作，吳悅開始把職業範圍擴大，也開始托身邊的朋友幫忙。
有一回，吳悅麵試一個影視宣傳的崗位。到了約定時間後，負責招聘的人發消息讓她等一等，因為前麵的麵試還未結束。大概幾分鍾後，她被拉進了一個群，開始線上麵試。不到半小時後，麵試結束了。很快她便被移出了群組，同時又看見有一位新人進了群。“僧多粥少”，這是吳悅當時最大的感受。
行業收縮，機會變少了，找工作的壓力驟增。但對吳悅來說更直接的是：兜裏的錢馬上就要花完了。
在北京租房時，自己嚐試做菜吃
剛從老家出來的時候，她的存款大概在三萬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費，她覺得用這筆錢來負擔找到工作前的花銷，綽綽有餘，所以一開始並不著急。
但失業半年後，她開始掐著預算過日子。早飯一般不吃，剩下兩餐能湊合一頓是一頓，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著錯過了飯點，還可以再少吃一頓。
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製，但三個月一次雷打不動的房租必須得按時交。這讓吳悅不得不尋求家人的幫助。
“要錢”這件事，在吳悅心裏的狼狽等級是最高的。成為“北漂”後，家裏人幾乎每天都在勸她回家，開了這個口，就意味著告訴他們，自己在北京生活得不好。
但她隻能硬著頭皮這麽幹。很快，一通毫無預兆的電話直接讓她的羞恥心跌倒了穀底。
當時她坐在電腦前投簡曆，爸爸的電話突然打來，第一句就問她打算什麽時候回來。不等吳悅解釋，那頭像早就寫好台詞，“我年紀這麽大了還能養你幾年？還能指望你養我嗎？為什麽你一點責任感也沒有？......”
每一個字都像針紮在她心裏，她一個字都辯駁不出來。
通話結束後，她坐在窗邊大哭了一場。此後每隔一陣，她都會經曆一次這樣的崩潰。
吳悅經常自己做飯，可以節省點外賣的費用
直到現在，距離吳悅來北京已經一年。在這個當下，她最迫切的願望已經變成了：先活下來。
不久前，有一家西餐廳願意讓她去做兼職，每天四個小時以上，時薪25元，還可以包一頓餐。吳悅很滿意，希望能盡快上崗。就在核對入職條件時，她發現自己少打了一針新冠疫苗。但因為陽康還沒超過半年，網上的信息顯示不建議接種疫苗。
吳悅很猶豫，不知道為什麽這竟是目前活下來最好的辦法了。但她必須得先讓自己有飯吃，隻能先找一個附近的疫苗接種點看看營業時間。
四
回不去的老家
今年過年時，吳悅回家待了一個月。
回家後，父母對她的態度比相隔兩地時顯得更平和。當然，這也取決於吳悅態度的軟化。她已經主動和父母約定好，如果今年6月份房子到期前，還沒有一份合適的工作，她馬上回老家。
吳悅經常問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義是什麽？如果要幹和以前相似的工作，為什麽不舒舒服服地在家待著？
但她又不願就這樣什麽都沒得到就回老家。年後回京，吳悅開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
現在，她求職的時候早已不再奔著“編導”的崗位去，財經類、宣傳類、甚至還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吳悅流連於各種不同的資料，心根本靜不下來，她不知道這樣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但另一麵，她覺得自己快沒時間了。雖然已經約定好了最後的期限，然而父母還是不斷地催促。“他們覺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沒有必要再等到6月”。
在老家時，閨蜜來到她的城市，約了一次飯
最近一次，吳悅麵試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幾輪，她和HR就最後的薪資達成了一致。那個晚上，她覺得終於有希望了，興奮得開始看公司周邊的房子。
誰知第二天一早，差點到手的offer就飛了。HR對她的解釋是，這個崗位已經招到人了，是因為一個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錯誤，沒能及時登記。吳悅覺得很離譜，後來上網一搜才發現，原來這樣的事情今年屢見不鮮。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沒意義。
網上多得是無處可解的就業苦，吳悅更加明白了這種緊迫和虛幻感。她偶爾也想到過回家後的生活。
如果真的回去了，在親戚們的口中，這會被外人描述成一場隻有教訓的冒險；但如果留下了，這也就真的隻是一個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後努力生活的過程。
在吳悅心裏，來北京發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沒有太多不同。
在老家和朋友探店，但到了才發現前一天店被封了；吳悅留在北京的計劃也曾因為疫情而打亂
某種程度上來說，吳悅是一個願意“卷”的人。但北京好像沒有給她機會。朋友安慰吳悅，這不完全是因為她自己，傳媒業雖有複蘇跡象，但還未真正緩過來。各行各業都還需要一點時間。
在社會結構性問題的背後， 越來越多人選擇“躺平”、回到老家，吳悅的故事似乎顯得不一樣了。但長久以來，生活中都不缺乏這樣的敘事。當一個人活得不快樂時，她會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好受起來。吳悅覺得自己隻是選了所有可采取的辦法中看起來比較難的一個。
最近，吳悅傳來消息，稱自己終於如願以償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資不高但足夠滿足她最初的設想。盡管身邊依舊有不支持的聲音，但失業一年多後終於能重新上路，這已經是最好的開始。
作者 椰子樹 | 內容編輯 百憂解 | 微信編輯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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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的郝景芳，欠了工資但活了下來
描述階層不平等的《北京折疊》在2016年摘得雨果獎，郝景芳成為了廣為人知的科幻作家。不久後，她辭去官方基金會的職位，成為創業者，致力於實現自己的巧妙構思：用麵向城市家庭的通識教育課程盈利，供養鄉村支教老師，推動教育公平。
如今，郝景芳成為老板已經第6年，帶著作家的身份在商業世界裏跌跌撞撞。疫情幾年，教育行業備受衝擊，在發不出工資的窘迫重擊下，她對商業世界也有了新的理解。
在這個春天
至今郝景芳還欠員工們一個月工資，但最近她的焦慮減少了許多。作為成名的科幻作家，她投身教育創業已六年，不算順利。合夥人離去，多輪裁員，甚至持續的資金危機，都未擊垮她。
5月上半月，結束十幾個城市的出差，郝景芳終於有時間駐留北京，除了接送孩子，剩餘時間都投入到童行書院的工作。
見麵這天下午，她剛結束了一場公司的對談直播，與資深數學教授“賊叉”探討輔導孩子數學，如何才能不焦慮。沒來得及休息，她就騎車趕來，一個半小時後，她又急匆匆起身離開，去接幼兒園放學的小兒子。
夾在流動的人群裏，郝景芳剛剛度過了無比忙碌的兩個月。3月中旬開始，她穿梭於全國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陸的十七個城市，直到五一才結束這次漫長的差旅。行程安排最緊的時候，上午還在昆明，下午就到了成都，晚上在成都結束簽售，第二天下午又飛到了武漢。
新書《不焦慮父母俱樂部》出版。光看書名，很難讓人想到是一名科幻作家寫的書，出版商的推廣標語中，形容這本書是“學霸媽媽”郝景芳寫給父母們的家教實用手冊。實際上，新作內容與她的創業項目密切聯係，她在十幾個城市舉辦讀者見麵會，讀者許多都來自她經營的家長社群，是跟著她創辦的企業一起成長的老用戶。
緊湊的行程中，她擠出時間和各城市新組建的線下團隊見麵，為之後即將恢複的線下課程做準備。今年，童行的線下課程將拓展至9個城市，38個主題的夏令營也在計劃招生。
郝景芳很少提及自己的疲憊，她說自己已習慣每周7天、每天15-16小時的工作強度，每日隻需要4到5小時的睡眠時間，就足夠恢複精力。
繁忙的日程中，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在4月23日。她在接近中午時抵達濟南準備簽售，但公司的對談直播在中午12:00開始，她在提前安排好的會客室裏完成了一個半小時的直播。緊接著奔赴新華書店參加見麵會，下午6點她獲得短暫休息，之後又開始簽售，簽完所有的書，已是晚上10點。
就在這天，奶奶過世了。郝景芳下午6點就看到了消息，她又撐了4個多小時，簽售結束，她把微笑固定在臉上，和在場的粉絲們合照、道謝。她吃不下晚飯，和同行的人打了聲招呼就回到了酒店，關上房間的門，眼淚終於被允許掉了下來。
圖 | 簽售會現場合照
2017年創辦的童行書院運營了6年，談不上順利。團隊規模在初期順利擴張後，在疫情期間由於資金問題遭遇多次縮減。
團隊最多曾有110人，郝景芳在東風北橋的寫字樓租了兩個完整的辦公室，有一百多個工位。2020年辦公室搬到東方湖區，隻有20個工位，後來又到了方恒購物中心，有10個工位。如今辦公室在望京科創大廈A座，隻有7個工位，月租一萬元。
不過，郝景芳說，現在她的團隊全員遠程辦公，連這7個工位也沒人使用，她正考慮退租。
按時按量發放員工的工資也成為難題。公司賬上的最後一筆融資資金所剩無幾之後，為了節約成本存活下來，郝景芳曾四次規模性地裁員。
第一次是在2020年9月，她裁掉了線下的項目製學習團隊。2021年初，她裁掉了與APP研發無法兼容的小程序開發團隊，這年下半年“雙減”政策出台，她又裁掉了營銷團隊和數量最龐大的研發中心的部分員工，減緩了研發速度。2022年底，遊戲化課程“經典之旅”APP研發即將完成，研發團隊員工也裁掉了一部分。
現如今，郝景芳說，童行團隊還剩五十多人。
2021年7月出台的“雙減”政策，令在線教育行業迎來至暗時刻。雖然童行的通識教育體係不在“雙減”範圍內，但教育企業不允許上市的規定，“令教育賽道的投融資被徹底擊垮了”。
市場環境也不明朗，加之銷售渠道收緊，售課平台和售課鏈接受到限製，童行書院課程的銷量也無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雙減之後的一年時間裏，投廣告無法通過審核，抖音店鋪也開不起來，“當時隻要是帶‘課’字、做K12階段，機器審核就通過不了。”郝景芳說。
實際上，早在2020年，疫情的第一年，童行的融資就已經處處碰壁。為活下去，郝景芳調整了公司的模式，決定轉向自負盈虧。童行賬上的最後一筆資金來自紅杉中國，2018年底到賬的2000萬，在2020年底就已經消耗殆盡。
無法靠融資填補缺口，郝景芳就隻能用自己出書的版稅、科幻工作室的收入和商務活動的費用來填，平均下來一年一兩百萬。她將這視為理所當然，“每個創業公司的早期階段，就是必須要有各種資金來維持，直到公司能夠擴大業務範圍自負盈虧，不管是哪個公司其實都得有人往裏填這個錢。”
上一個春天，2022年5月5日，郝景芳收到了個人公眾號和微博被禁言三個月的消息。這是一場長達一年的網暴的餘波。第二天，她借用工作室的公眾號發布了一篇澄清的文章，試圖回應所有的爭議，但隨著話題的發酵，反對者又掀起帶著憤怒的聲浪，她又刪除了這篇文章。
就在網絡身份被封控之際，郝景芳在物理世界中也寸步難行。之後不久，因為在中關村廣場購物中心買了一杯星巴克，進店取咖啡的三分鍾又使得郝景芳成為了“時空伴隨者”，被封在家中隔離了10天。
“雙減”後，郝景芳就開始緊繃著神經，遭遇雙重封控後，她終於瀕臨崩潰。被允許拆掉門上的電子門磁後，她迫不及待地遠離了北京。接下來的大半年，她去四川、貴州、西藏、雲南，眺望巍峨靜止的山和湍急湧動的水，嚐試重新找回內心的平靜。
作家入局
2019年，市場團隊兩位員工當麵提出質疑：“郝老師，你到底願不願意做一個受市場歡迎的產品？”當時，許多負責市場的員工認為，童行的產品並不受家長和孩子歡迎。郝景芳卻認為，這不是她當時首要的考慮因素，“我肯定希望孩子喜歡，但還是得有教育目的。”
提問的兩位同事很快選擇了辭職，他們認為郝景芳並不按市場邏輯做事。
這不是郝景芳第一次被當麵質疑。2017年10月，“童行計劃”啟動，郝景芳堅定地想做跨學科通識教育課程體係。當時她曾向真格基金的投資人徐小平請教，對方想“敲醒”她：要做一個教育公司，必須從爆款課開始，再從單一的爆款課逐步發展到多個跨學科課程。
徐小平建議她先打造一門“郝景芳科幻寫作課”。郝景芳說，她當時一口回絕。“徐老師可能覺得給我指了一條明路，但是我沒去走，還非往火坑裏跳。”
周圍的人多多少少都勸過她，無論是她想做的教育，還是她想實現的公益，難度都太大了。郝景芳反倒認為，反對的聲音越大，越要做出來。
她說自己從小就是“自主感”很強的人，想要做的事情特別明確，“誰也別攔著我，誰也別管我，誰勸我什麽（我就）假裝沒聽見，然後我就非要做這件事情不可。”
教育普惠的種子在郝景芳心裏埋藏太久，她堅持要將自己心中最理想的教育模式鋪開到更多地方，惠及更多的人。
圖 | 2017年10月，發布會現場
郝景芳仍記得第一次讀到羅傑斯和馬斯洛“人本主義”時的心潮澎湃。那是在2014年，她剛生大女兒晴晴，她欣然接納母親這個身份，開始廣泛閱讀教育學和心理學書籍，試圖找到最有利於孩子成長的教育方法。
她成為人本主義的捍衛者，她堅信，真正好的、以人為本的教育，是成就一個完整充盈、真正有創造力、能夠自我實現的人。
那時郝景芳在一家基金會工作，作為一名政策研究員，她常跟隨項目團隊去各地鄉村做調研，目睹了教育資源的巨大差距。她參與過早期養育幹預和營養午餐項目，也提出過“萬校計劃”——在流入人口多的地方，再建一萬所公立學校，吸納流動人口的孩子。後來這個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
基金會的每一筆項目資金都需要層層審批，熬夜寫成的調研報告，有時聽不到半點回響。郝景芳工作時會覺得虛無，她不知道自己的報告是否被看見，也不確定看見之後又能產生什麽效果，“報告交上去，十年八年能看到一個結果還算好的，剩下好多壓根是沒有結果，沒有結果的事情做起來就缺乏意義感。”
郝景芳一直期待能實實在在地做些什麽，摘得雨果獎給了她機會。2016年4月，大洋彼岸的消息傳來，那篇她在2012年寫成、發表在清華校園論壇的《北京折疊》，斬獲世界科幻界最高獎項雨果獎。
聚光燈驟然而至，隨之而來的是資源。商務合作的邀約紛至遝來，郝景芳起初都一律拒絕，但其中有個汽車品牌鍥而不舍地給她發郵件，在最後一封郵件中，這家企業提到“公益夢想也可以支持”打動了她。
“原來出名也是有點好處的。”郝景芳當時心想。
郝景芳沒有太多顧慮，迅速邁出走向公益夢想的第一步。汽車代言費一百萬，首筆三十萬在2016年底到賬，利用這筆錢，她開始招募團隊、推進項目。2017年4月，童行項目在清華的校友三創大賽上獲得種子組的銅獎，也因此拿到了第一筆正式投資，水木資本給出的200萬。一個多月後，夏令營課程開始對外出售。
開局迅速，對於成果，郝景芳卻想徐徐圖之。這一點，成為了郝景芳與最親密的合作夥伴間最大的分歧。
陳希是郝景芳個人公眾號最早的粉絲，她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商科研究生，畢業後在私人銀行做管理。巧合的是，陳希與郝景芳一樣在2014年當了媽媽，哺育懷裏小娃娃的過程中，她逐漸有了對兒童教育、兒童腦心理和兒童腦認知發展的興趣。
陳希成為郝景芳最早的創業合夥人，是童行項目的首位CEO（首席執行官）。2018年底，郝景芳正式從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辭職，接過了董事長職務，陳希兼任COO（首席運營官）。
2019年中，郝景芳招募技術團隊，開始研發遊戲化學習APP，員工一度增加到110人，全公司的人力成本達到每月180萬。陳希明確不讚同這麽早在研發上投入資金的重頭。以她過往的管理經驗來看，以輕型態將商業模式快速“跑起來”、把市場擴大，才是當務之急。
郝景芳認可陳希的市場能力，但在當時，她無法說服自己放棄“通識教育係統性課程產品開發”——這個想法有點像做科研，需要坐冷板凳，耗費長時間和經費，來追尋一點點智慧結晶。
如今郝景芳願意承認，她理想的課程確實過於小眾，研發時間長、使用周期短，“不是一個商業性、市場性很好的產品”。
但即使在現在，郝景芳仍然不願推翻最初的設想。“我可以接受產品市場小，也可以接受公司發展不快，卻一點也不能接受產品被調整。”
和陳希的創業路線矛盾走到無可回轉的餘地，是在2020年初。大年初二，郝景芳和陳希見了一麵。那時疫情剛爆發，融資環境也不景氣，公司賬上的餘額也剩得不多了。陳希勸郝景芳將APP下架，裁掉技術團隊和線下團隊，隻留下童行有生力量的10個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可郝景芳認為，APP當時剛上線一個月，已經賣了3000多個用戶，現在再下架，不僅意味著信譽的損失，也意味著過去大半年的努力和投入付之一炬。裁掉研發團隊，更將影響課程的質量和公司的後續發展。她自己堅持要闖一闖，“再難也要闖出一條路來”。
陳希遺憾地表示，自己沒辦法陪郝景芳走這樣一條前途未卜、荊棘已現的路。這次見麵之後的晚上，她就退出了工作群。
合夥人分道揚鑣之際，疫情就來了。防疫帶來的封鎖令網課用戶急速增加，給了在線教育賽道機會，僅在2020 年，中國在線教育共發生111 起融資，總金額超過 539 億人民幣，創曆史五年來最高記錄，同比增長了 267%。但是這些資金大部分都流向了行業頭部，為了兌現更多的利潤承諾，頭部機構開始高額投入營銷。
中小型公司跟不上燒錢的營銷大戰，就沒法快速擴張、拉高數據曲線，融資時也就沒有優勢。2020年，半年的時間裏，郝景芳見了幾十個投資人，盡管沒有人明確拒絕她，但也沒有人願意投資。
郝景芳放棄了拉投資“賭一賭”的想法，她決定先自負盈虧活下去，通過口碑營銷帶動私域流量的小規模增長。
對於郝景芳放棄融資的想法，當時的CTO（首席技術官）表達了不認同。這位矽穀海歸認為，創業公司隻要有一輪融資斷掉了，現金流沒了，公司肯定就會結束，隻是早或晚的問題。他不理解，為什麽有的創始人見了幾百位投資人都還在繼續，郝景芳隻見了幾十個怎麽就放棄了？
堅持到2021年初，這位CTO也以“累了”為理由退出了公司。無論是最早的合夥人，還是後加入的合夥人，都陸續離開了。郝景芳一人總攬了CEO、COO和CTO等各項身份。以後還會不會與人合夥、會不會找投資人？她並不確定，隻說“看緣分”。她認為隻有真正認同她想做的事業的人，才能長久一起攻堅克難。
提及遇到的創業困頓和行業困境時，郝景芳語速很快，並不夾雜太多情緒。但提及團隊成員的離開與矛盾時，隨著眼睫的低垂，她的聲調也會不自覺地低沉下來。她坦言，財務上的壓力和困難，她都過腦不過心，隻要想辦法解決就好了，夥伴的離開是最“紮心”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裁員。CTO離職之際，2018年底到賬的來自紅杉中國的2000萬資金已經所剩無幾。為了在疫情之下存活，郝景芳決心放棄線下課程。她起初試圖說服線下課程的團隊成員轉向其他業務方向，但溝通並不愉快，很快有員工帶頭說要辭職，並要求按照“N+2”進行賠償，總共有七、八個人應和。
郝景芳沒想到要求N+2的員工大多都是童行的初創成員。他們找律師，翻出了具體的條款：隻要一個公司有任何違反勞動法的行為，就不隻是賠付N+1，可以賠到N+2。
恰巧當月因為資金不足，公司所有員工的工資都未發放，這就給N+2的要求提供了成立條件。他們普遍在公司工作滿了三年，最長可能有四年，賠償規則中，N為工作年限，按照N+2倍數賠償，他們每人要獲賠十幾萬，總共要賠付七八十萬元。
獲得了N+2的員工們此後都不再聯係了，郝景芳刪除了他們的微信。也有員工隻要求補上當月的工資就自行離開，感激於後者的理解和支持，2021年春節時，郝景芳給他們每人寄了一盒點心。
“連工資都發不出，我哪還有七八十萬啊。”提起這段往事，郝景芳皺起眉頭。她記得，那是2020年9月，風中已有涼意，她離開辦公室，走到馬路邊，向丈夫打電話訴說困境。她傾訴了自己的擔心，怕事情解決得不好，會有人去網上散布不好的消息。丈夫安撫她的情緒，讓她不要慌，勸她吃一塹長一智，這件事也是她處理得太草率才發展到這一步。
掛了電話，郝景芳收到銀行短信，丈夫給她卡裏轉了一百萬。
郝景芳和丈夫平時互相經濟獨立，各自負責各自的花銷，即使在最初創業時，她也沒有找丈夫借過錢。回憶起收到錢的那一刻，她的表情有些凝固。
沉默片刻，她表示當時的心情難以形容，感激丈夫的雪中送炭，會盡快把這筆錢還給他。
“現在回過頭看，我還是慶幸當時及時裁掉了線下團隊，否則疫情一拖就是三年，童行也許早就沒了。”她迅速總結了裁員事件的影響，結束了對被家人救濟的尷尬時刻的回憶。
掙錢與道德
提到陳希離開時，郝景芳神情有些失落，卻也表示了理解。“創業都是這樣的，一個創業者，其實最主要的，就是要衡量每一輪的收入規模。因為像是從A輪到B輪，你的收入規模得是5,000萬往上，然後到B輪、C輪就得有上億，到後麵幾輪你這個事情得能有10億左右的年銷售額，才是一個值得去做的創業項目。”
這些指標看似很硬，卻必須要考慮，“你要是不考慮這些，你就是一個不嚴肅認真、拿創業當兒戲的一個創業者”，郝景芳說。
她每天要查兩次實時的銷售數據，每3天到5天會看一次公司的流水，這是“生存的必需”。看財務報表、市場調研、競品分析、產品設計，這些都是她在創業的幾年裏一點一點學會的。
5月18日，半個月的“全職企業家”生活後，郝景芳又要暫時變回一個完全的科幻作家。她將飛往美國，在那裏停留一周，參加博古睿研究所舉辦的科學家與科幻作家的交流會和寫作工作坊。
郝景芳在時間的縫隙裏寫作，在奔忙中抱著電腦打字，在酒店、機場、高鐵站，她都能創作。
有時在高鐵候車室，右手邊有人吃方便麵，湯料的香氣彌漫，嗦吸聲不絕，左手邊是正在大聲閑談的一大家子。在嘈雜吵嚷的環境中，她確定自己能心無旁騖。她預計，今年應該能完成40萬字的創作量。
她仍不斷強調自己創業者的身份，希望被視為一個正兒八經的企業創始人，而不僅僅被定義為單純的“科幻作家”。“如果到後麵，別人一說郝景芳還隻知道雨果獎的話，那我這幾年童行書院不是白做了嗎？”
“創始人的工作就是出去找人找錢，找項目找合作，我肯定比別的創始人在這些方麵談得更少，但這就是創始人的常態。”提及這些年的挫折，她表現得雲淡風輕。
身為企業家，郝景芳有時被別人視作“清高”，但她認為自己在堅持底線。比如無論見投資人，還是與當地的政府代表見麵，她都是隻在辦公室談，如果非要吃飯，她就隻參加“正兒八經”談事情的飯局。
如果不得不“入鄉隨俗”， 一旦有人開始打著圈敬酒，郝景芳就會迎來自己最難受的社交時刻。她常在家自飲，酒量也很好，但敬酒對她來說，太過“虛頭巴腦”。她會明確告訴接待方，她可以喝酒，但不參與敬酒，然後就低下頭，不再跟著站起來。
她猜測，會有時常參與飯局社交的人認為她“不開眼”，但大多數時候，飯桌上倒也沒人向她明示不滿，“可能都覺得這就是個平時寫作的書呆子，不跟她一般見識。”大眾對作家的偏見反而成了保護色。
在攀關係和“混圈子”的比拚中，她也輸了。“雙減”後，郝景芳曾嚐試將童行的線下項目製學習課程推進校園作為課後項目，以此開拓收入來源。起初是免費的試點，借助某家教育科技公司的渠道，童行順利進入了東部某省的一些小學，但當環境逐漸寬鬆，課後項目可以收費時，更有“關係”的人就擠占了空間。
半年的課後項目投入沒有得到收益後，郝景芳決定放棄B端，回到最初的路線，轉向“幹淨透明”的C端，直麵家長和學生。她給我讀了一些家長發在群裏的手寫感謝信， “還有2017年就開始跟著我們的用戶呢。”她笑著說，而2017年入職的項目老師都不在了。
習慣寫作的郝景芳，會在個人公眾號中總結每年的成果與困難，這成了她個人曆史的真實記錄，也暴露了她現在不願提及的曾經的脆弱時刻。比如在2019年12月30日的文章裏，她寫道，自己過去一年各個方麵都遇到過極大挫折，在年底曾因壓力大哭到不顧形象。
如今再被問到那時的困頓，郝景芳會說：“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就行了。”
“壓力最大的時候，就是發不出工資的時候。”對員工的愧疚，是郝景芳的痛點。她說，沒錢的時候，仍然會優先給駐站支教的老師發工資，特別艱難的時候，會拖欠其他團隊一個月工資，也有時是“打一下折”或者隻發一半。“我們盡可能有一分錢就給到大家，但是中間特別困難的時候，說實話我覺得都是靠大家一起吃苦來度過的。”
教育是緩慢的長效事業，作為教育企業創始人，每次給員工發不出工資的時候，郝景芳會動搖自己對這項定律的堅持，被迫讓自己快起來。
距離與投資人的對賭協議到期還有兩年，按照協議，郝景芳需要在兩年內償還2000萬資金。她預想，今年的經營狀況應該會比往常要好很多，但按期還款還是困難，隻能與投資人協商延後一些時間。
去年夏天，遭遇網絡上的封號危機和肉體的封控隔離後，郝景芳飛奔著離開北京，遠離壓抑受控的生活記憶。
她後來抵達雅魯藏布江邊，翻開一本講量子生物學的書，看到書裏麵提到“葉綠素是一個大型的量子裝置”，她感覺自己又被擊中。再去看眼前滔滔的江水和綿延的山嶺，她有了不一樣的感受：大自然其實在向我們傳遞帶密碼的真相和智慧，高山和河流底部藏著量子力學的秘密。
“自然界的奧秘在等待我們去看見，這才是人存在的意義。”他人的看法、封禁的互聯網賬號，這些一下子就不重要了，她決定不去管政策的變化和形勢的發展，隻管做像大地一樣恒久穩定的事情。
創業伊始，郝景芳曾公開表示，一家企業“掙錢和獨立，有時也是道德”，即講求商業回報，才能維持公司的可持續運轉，才能對團隊和用戶負責。
“一個公司本來就應該像獨立自主的成年人一樣，能夠掙錢養活自己，讓這個事業能長期持續下去，才是負責任。”郝景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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