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警校畢業後，我通過公安聯考回到老家的拘留所工作。我報到時已是臘月，拘留所的領導和同事都非常高興，其中排到除夕值班的女管教最高興——新人頂班，她就可以回家過年了。
就這樣，剛畢業，隻有一肚子理論、沒有任何實際工作經驗的我，被迫趕鴨子上架，要在半個月之內突擊學習，確保在除夕之前能成為一個獨當一麵的管教。
領導怕我緊張，事先給我做了一番心理建設：“你不用有壓力，除夕是咱們中國人最認的節日，一般在除夕之前人都會謹言慎行，到時候拘室裏可能就一兩個人，不會出什麽問題的。”
可事實恰恰相反，等待我的，是一個十分熱鬧的除夕。
1
拘留所內有一幢二層小樓，一樓是收拘室、監控室，男拘室和男管教的辦公室，辦案單位來送拘時，如果有女性被拘留人員，收拘室的值班民警就會往二樓打電話，叫女管教下樓收拘。
離除夕隻剩幾天了，那天晚上大約6、7點鍾，值班的女管教趙姐正在給我講解各項規章製度，桌上的電話突然響了。我拿起話筒，“喂”還沒說完，就聽到那頭急三火四地說：“下樓，來大活兒了！”
電話那頭十分嘈雜，我猜樓下的人不會少於10個，等我到了收拘室，才知道自己的猜測保守了——收拘室裏人頭滿滿，連走廊上都站滿了人，辦案民警加上被拘留人，男男女女足有30來個。我好不容易擠進收拘室，看到幾個值班的同事登記的登記、采指紋的采指紋，已經忙得滿頭大汗了。
我問：“怎麽一下子來了這麽多人？”
“掃黃行動。”一個同事催我趕緊去電腦上錄係統，然後又不情不願地補了一句，“大過年的來這麽大的活兒，這些人都得在這過年！”
我看著靠牆站著的那一排女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到時獨自管這麽多人，我行嗎？
可現實容不得我多想，工作就一項一項地朝我頭上砸過來。
錄完係統，趙姐帶我去給那群失足女搜身，她教我如何把人從頭到腳仔仔細細地檢查一遍：衣服上凡是有細長繩索狀的東西都要抽掉，拉鎖等金屬物件要剪掉……簡單地說，凡是可能對人身造成危險的東西，一律不許帶進拘室。
那些女人站成一排，幾乎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拎著各種牌子的奢侈品包包。就在我們挨個檢查的時候，她們也開始七嘴八舌地說話了，有的問：“管教，護膚品能不能帶進去？”有的說：“床硬不硬？我不習慣睡硬床。”
我剛要一一回答，趙姐卻先開口了：“慣得你們臭毛病！”
趙姐的氣勢非常足，一下就把她們給鎮住了：“你們是幹什麽來的不知道嗎？當來這兒度假的呢？還睡不慣硬床！自己家床舒服，誰讓你們違法了呢？自己幹啥的不知道啊？還好意思挑這挑那的，不嫌磕磣！”
她們都不說話了，周圍頓時安靜了下來，我感覺自己忙得昏昏沉沉的腦子也變清楚了不少。我衝趙姐豎了個大拇指，她小聲對我說：“人都欺軟怕硬，你要是不能把她們鎮住，她們就會欺負你，你幹時間長了就明白了——還有，你要學會觀察不同案別來的被拘留人的特質，這些失足女最大的特點就是懶，不懶也不能幹這個，我最看不上她們。”
拘留所內的生活規律而單調。被拘留人員每天早上6點起床，6點20分開飯，飯後集體打掃衛生，8點半的時候就要結束所有工作，在床鋪上“坐班”了（為了方便管理，被拘留人要整齊地坐著）。
然而第二天早上，食堂的大爺給那群失足女打飯時，有好幾個人還躺在床鋪上賴床。趙姐生氣地站到窗戶旁邊，隔著鋼絲網對她們喊：“怎麽還不起來打飯？！”
床鋪離窗戶最近的人叫劉喆，她懶懶地蛄蛹了一下，反問道：“不是能訂火腿腸嘛？”
“砰！”趙姐重重地拍打鐵門：“你想餓死我都不管你，看看幾點了，應該幾點起床？昨天剛學完監規，今天就忘了是吧？一會兒幹完活，所有人罰站！”
這群女人似乎看出趙姐不好惹，於是都乖乖地從床上爬起來，拿著所裏統一配發的透明塑料碗蹲在拘室門口排隊打飯。等她們吃完，我便帶她們出來幹活——其實也沒什麽重活，就是掃地、拖地、澆花罷了——可就這點活兒，她們也不願意好好幹，都一股腦兒地去搶著澆花，沒人願意出點力掃地、拖地。
我心想，趙姐說的可真對，她們確實懶。沒辦法，我隻能強製給她們分配工作。在一眾穿得爭奇鬥豔的失足女中間，我挑出了一個50來歲、衣著樸素的大姨帶頭。
她叫郭鳳俠，我覺得她像是個能幹活的人。
2
眾人打掃完衛生，趙姐要下班了。那時我剛畢業不久，家裏也沒什麽事，就繼續跟著王姐一起學習。
王姐拿出一個牛皮紙封皮的談話記錄本，說，咱們拘留所有“五必談”，第一個就是“入所必談話”。她讓我等一會兒去把人提到管教室，“我談話的時候你就在旁邊坐著學”。
我求之不得：“我想先談郭鳳俠。”
王姐說，反正都得談一遍，先談哪個都行。
我興衝衝地拿著鑰匙盤打開了拘室門，板起臉，故作老成地喊：“郭鳳俠，出來！”
不知道是我板起臉起了效果，還是趙姐的餘威猶在，郭鳳俠老老實實地出來了。隨後我立刻鎖起拘室門，帶著她來到管教室，坐到王姐的對麵。
王姐先問她今年多大年紀了，郭鳳俠仿佛有點不好意思：“51。”
我感到很吃驚，王姐卻見怪不怪，又問她是從什麽時候接觸這一行的。郭鳳俠的頭埋得更深了：“我幹了20多年了。”
郭鳳俠講，她做這行純屬生活所迫：“那時候我離婚了，自己帶孩子，別的工作沒時間管孩子，也沒有這個來錢多。”
我很同情郭鳳俠的遭遇，但王姐迅速找到了她話裏的漏洞：“你家孩子現在都20多歲了吧，能自己掙錢養活自己了，你現在為什麽還在幹呢？”
郭鳳俠愣了一下，說道：“我兒子該結婚了，我得攢錢給他買房買車呢。”
“還差多少？”
郭鳳俠想了想，說現在房子有了，車也有了，但是兒子還想買個車庫，所以還差個車庫錢。王姐不相信她的話，問她，買完車庫還幹不幹了？郭鳳俠沒有明確表態，氣氛一時僵住，王姐就讓我先把她送回拘室。
等我回來，王姐說：“這群失足女，嘴裏沒有一句實話，問她們總有理由，其實就是懶。”
我卻覺得郭鳳俠挺不容易的，她沒有學曆，離婚自己帶孩子，能掙出房子、車，還挺難的。這一點王姐也認同，她說失足女掙錢多，但一般花銷也大，攢不下什麽錢，這樣一比，郭鳳俠確實挺會過的。
談完郭鳳俠，就要準備談下一個了，我站在拘室門口糾結，不知道該先找誰。這時，一個名叫周暢的失足女突然問我：“管教，你一個月掙多少錢？”
我愣了一下，她又問：“有5000嗎？”我搖搖頭，然後周暢就不加掩飾地對我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被失足女鄙夷賺錢少並不是什麽丟人的事情，我沒有生氣，甚至感覺有點好笑。既然周暢主動跟我搭話，我順勢就把她提了出來。王姐依舊照例問了那幾個問題，周暢的回答卻讓我感到震驚——她隻比我大1歲，15歲就開始賣淫了，已經在這一行幹了好些年。
我忍不住插嘴問：“你做這個，你爸媽不管你嗎？”
周暢麵露不屑：“他們不管我，他們賺錢隻給弟弟花，我每次朝他們要錢，他們都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還罵我‘賠錢貨’，後來我索性就不跟他們要了。”
我感覺自己的胸口像堵了什麽東西，王姐看出我不對勁，立馬點撥道：“她說她爸媽不給她錢，但畢竟沒有把她掃地出門，她還沒到窮途末路的地步——換句話說，她做這個是她自己的選擇，你不用替她可惜。”
“再說，她說是這麽說，到底怎麽回事還不一定呢。”王姐再次強調，“她們嘴裏沒實話，你不要相信。”
3
我對王姐的話存疑，然而，陳曉雯很快就給我上了一課。
入所談話的時候，陳曉雯說她賣淫是為了籌錢給重病的爸爸做手術。王姐當場就嘲笑她：“賣身葬父、供弟弟讀書這種故事我聽得耳朵都生繭子了，你能換個新鮮的嗎？”
我覺得王姐的話有點刺耳，萬一陳曉雯說的是真的呢？可第二天會見日，有一個50多歲的老頭兒來見陳曉雯，自稱是陳曉雯的父親。出於禮貌，也是出於好奇，我就關心了一下他的身體狀況：“您的病好點了嗎？”
老頭露出了一個疑惑的表情：“什麽病？我沒病啊！”
我一下就明白了，陳曉雯果真騙了我，可還是不死心地問：“您沒做過手術嗎？”
老頭兒聽我這麽說，已經有點生氣了：“我好好的做什麽手術，你問錯人了吧！”
我連忙道歉，走出幾步回頭看，老頭兒還坐在那兒，氣鼓鼓的。
我不禁暗恨自己的天真。之後，我帶陳曉雯下樓會見親屬，全程一直板著臉，陳曉雯似乎想說什麽，但看我麵露慍色，好幾次都欲言又止。
快到會見室門口的時候，她終於鼓足勇氣說：“管教，您能不能別告訴我爸我是因為這個進來的？”
我更生氣了，忍不住諷刺她：“你說你幹這個是為了給你爸做手術，可我剛才問了，你爸身體好好的，根本沒做過手術，你可真是個孝女啊！”
陳曉雯表情尷尬，急得不知該如何是好，頻頻向我作揖：“對不起管教，我就是覺得幹這個太丟人了，所以給自己找個說得過去的理由。求您別告訴我爸我是因為什麽進來的，他要是知道了，非氣死不可。”
我心想，早知如此，你又何必當初呢？但我向來是個麵軟的人，就沒有再把嘲諷的話說出口：“我可以不說，但是辦案單位通知家屬的時候可能已經說了，你做好心理準備吧。”
陳曉雯鬆了一口氣，說她已經求過派出所的人了，讓他們通知家人的時候說她是因為打架被拘留的。
進入會見室，一麵巨大的玻璃牆把內外分隔開，緊貼著玻璃牆兩側放置了椅子和電話。陳曉雯興奮地跑到她爸爸對麵坐下，拿起電話說起話來。我覺得這一幕很溫情，同時心裏又禁不住在想：不知道她爸知道真相的時候，會作何感想呢？
4
把所有人都談過一遍後，王姐說，這群失足女當中，隻有劉喆的話最可信。
劉喆長得很漂亮，但性格桀驁不馴，她一進管教室，就隨意地靠在椅子上，還翹起了二郎腿。被王姐訓斥之後，她才不情不願地坐直了身體，但是那種懶散的狀態好像刻進了她骨子裏一樣，看人連眼皮都不屑抬。
王姐問她幹這個多長時間了，劉喆打了個嗬欠說：“1年多。”
許是看到劉喆這種爛泥扶不上牆的樣子，王姐多問了她一個問題：“說說你的成長經曆。”
劉喆的右胳膊撐在椅子扶手上，整個身體往右斜，一邊玩手指頭一邊說，她爸媽生完她，又超生生了她弟弟，家裏交了一大筆罰款，不夠，好像還把牛牽走了。她爸媽在農村待不下去，就把她扔在奶奶家，帶著她弟弟去大城市打工去了。
“我上初中的時候，他們掙了點錢，買了房子，就把我接過去了。但是說實話，我跟他們不熟，也親近不起來。我不愛學習，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我爸就把我送到技校去學美發，他說學個手藝以後餓不著。我都無所謂，反正他出錢，讓我學什麽我就學什麽唄！”
“那你是怎麽走上這條道的？”王姐問。
劉喆還是那副對什麽都無所謂的樣子：“我跟同學去酒吧玩的時候認識了一個男的，他挺喜歡我的，我也挺喜歡他。然後他就總帶我出去玩，去酒吧、夜店、逛商場什麽的。這個開銷挺大，我也不好意思總讓他拿錢，就辦了張信用卡刷，刷來刷去，欠了4萬多塊錢，還不上了。然後他就說幫我找個掙錢的工作，我就同意了。”
據說這個男人40多歲，跟劉喆的爸爸歲數差不多。劉喆長得漂亮，技校裏有不少男同學追她，可她覺得他們幼稚：“我不喜歡年輕的，我就喜歡大叔型的。”
我有點明白了，劉喆可能是把對父親的愛和期待轉投到了這個老男人的身上，誰知遇人不淑，她被那個老男人帶歪了——我甚至懷疑，這個老男人就是專門拉皮條的。
王姐問劉喆以後有什麽打算：“就一直幹這個？”
劉喆撓了撓頭發，說自己肯定不能一直幹這個，等她還完信用卡就不幹了。她還有點懊惱：“其實馬上就還完了，誰知道這麽倒黴，臨了臨了讓警察給抓住了，還罰了我5000塊錢，我又得多幹一陣了。”說到這裏，她罕見地露出了一絲認真的神色：“這個不能對我以後的生活造成什麽影響吧？”
看來她對以後的人生還是有期待、有追求的，王姐就好言好語地勸：“隻要你以後不再犯，遵紀守法，好好過日子，就沒什麽影響。但你要是再幹，那可不好說了。”
劉喆肉眼可見地開心起來。
等我把她送回拘室，王姐跟我說，像那種已經幹了好幾年的失足女，幾乎不可能再幹別的工作了，因為這個來錢快，又輕鬆，她們抵抗不了誘惑：“隻有像劉喆這種幹的時間短的，還有可能回到正軌。等她畢業回家，有爸媽看著她，也許她就能徹底改了。”
通過談話，我們發現這次進來的失足女裏麵還有一對“閨蜜”，她們都在同一個足療店上班，一個叫孫彤，一個叫肖鑫鑫。
孫彤一看就是那種為了錢自願選擇幹這個行當的女人，在談話的過程中，她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羞恥心，頗有“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而肖鑫鑫卻不一樣，隻要我們一提到她的“工作”，她就羞愧得抬不起頭來。
王姐問她是怎麽走上這條道的，肖鑫鑫張了幾次嘴，都不知道該怎麽說。最後，她從自己來到這個城市開始說起：“我家是農村的，因為我前夫天天酗酒，不務正業，我就跟他離婚了，自己帶著孩子到這邊來打工。孫彤是我的小學同學，她說她在足療店工作，工資挺高的，我就來了。”
“她直接跟你說是來幹這個的嗎？”
“不是不是！”肖鑫鑫著急地解釋，“她剛開始跟我說的是來幹正經工作，給人做足療，捏腳。”
“那你怎麽幹上這個了？”
肖鑫鑫被問得一噎，臉漲得通紅：“後來她說店裏缺幹這個的技師，幹這個賺得多。她勸了我幾次，說我得為兒子打算，以後他上學、娶媳婦，用錢的地方多著呢，我總得替他攢點錢。我一想，確實是這麽回事，也就答應了。”
後來王姐告訴我，這是“非常標準的被拉下水成為失足女的過程”，一些在商K、足療店工作的年輕女孩，一開始也是做正經工作的，但在那種複雜的環境下，時間長了，有的就會被慢慢同化。
看著為了養孩子而步入歧途的肖鑫鑫，我們都覺得她可能會是下一個郭鳳俠。
5
年關越來越近，所裏安排被拘留人給家裏撥打“親情電話”。他們站成一列，輪流使用壁掛電話，我站在隊尾維持秩序，同時給她們計時。因為通話時間有限，大家都很自覺地控製通話時間，漸漸地，我也放鬆了警惕，開始跟人閑聊起來。
突然，前頭傳來了一陣撕心裂肺的哭聲，我立刻跑到前麵去，發現郭鳳俠跪坐在地上，哭得不能自已。我連忙問發生了什麽事，周圍的人為了撇清關係，紛紛後退了幾步，說：“管教，她打著打著電話就哭了，我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
我讓離得最近的肖鑫鑫把郭鳳俠扶起來，問她到底怎麽了。郭鳳俠滿臉淚水，捶胸頓足，好像受了巨大的打擊，整個人的精神狀態都萎靡了：“管教，我兒子不認我了，我可怎麽活呀！”
值班的趙姐聽到聲音匆匆趕來，讓肖鑫鑫先把郭鳳俠扶到管教室。等所有人打完電話回到拘室，我迫不及待地走進管教室。
我進屋時，郭鳳俠的情緒已經平穩下來了，她手裏攥著一張紙巾，不時地擦拭眼角的淚水：“我是真沒想到，我這一輩子辛辛苦苦，幹著讓人看不起的活兒，省吃儉用存下這些錢都給了我兒子，到頭來他居然不認我了！他說有我這樣的媽，沒人願意跟他結婚。他也不想想，要不是我靠這個掙錢，能把他養這麽大嗎？”
趙姐勸她：“既然你兒子想卸磨殺驢，那你就把房子、車都收回來就是了。還有車庫，你也不用給他買了，留著錢自己養老。”
郭鳳俠抬起手又擦了擦眼淚，但是沒接話茬兒。
見她的情緒緩和了些，趙姐就問她：“你兒子之前不知道你是幹這個的嗎？”
郭鳳俠吸了一下鼻子，說自己之前也被抓過幾次，但那時兒子還小，警察沒通知他，現在他大了，警察就通知他了。
我不相信郭鳳俠的兒子會這麽遲鈍，20多年了竟然沒發現一點蛛絲馬跡。郭鳳俠還是在替兒子辯解：“他心裏應該也是知道的，但沒有人戳破，他還能裝不知道。這回不一樣，經官了，他怕別人知道這事會笑話他，影響他找對象，所以才急著跟我撇清關係。”
我有點心疼郭鳳俠，也對她的兒子產生了鄙夷——在這個世上，誰都可以看不起郭鳳俠，唯獨她兒子不行。如果他真有骨氣，從一開始就不該接受自己母親用這種方式賺來的房和車，但他既要享受好處，又要站在道德的製高點去指責母親，這就有點無恥了。
郭鳳俠回拘室之後，旁人都圍上來問她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許是因為心有不平，她也沒有隱瞞，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的過往都講了出來。
聽到說她兒子要跟她斷絕母子關係，同屋的失足女都感同身受，紛紛把她兒子大罵了一通。然後，這件事情就水過無痕了。眾人該看電視看電視，該聊天的就聊天去，隻有肖鑫鑫上了心——眼下，她的處境跟年輕時的郭鳳俠太像了，她怕郭鳳俠的今天會變成自己的明天。
沒多久，肖鑫鑫主動找到我們，說她以後不想再幹這一行了，想尋求我們的幫助。但其實我們能做的很有限，既不能幫她介紹工作，也不能幫她帶孩子。肖鑫鑫知道我們會錯了意，連忙解釋：“不是，我不是想讓你們幫我幹嘛，我就是想用一下我的手機……”
我和趙姐對視了一眼——這個忙我們能幫，但我們必須得知道她用手機幹什麽。
肖鑫鑫很不好意思地說，她想過了，要是以後繼續留在足療店，她可能還得幹這個。但是離開足療店找別的工作，賺的錢又不夠養孩子，所以她打算接受一個男人的追求：“我要手機就是想告訴他我出所的日期，讓他來接我。”
這個男人也是肖鑫鑫的同學，“他初中沒畢業就出來打工了，一開始在飯店當小工，後來慢慢學廚師，現在一個月能掙5、6千塊錢吧。我一開始覺得他掙得太少了，如果我跟他結婚，肯定要再生孩子的，到時候肯定沒有錢給我前頭的兒子。我怕兒子到時候沒房沒車娶不上媳婦，所以沒有答應他。但是郭姐的事兒讓我想明白了，兒孫自有兒孫福，我為兒子打算，把自己賣了，沒準到時候他還嫌我髒呢——我還是先為自己打算，過好自己再說吧。如果到時候有餘力我肯定會幫他，要是沒有餘力，那也沒辦法。”
肖鑫鑫想要改邪歸正，我們當然要幫她，我立刻帶她去寄存處取她的手機。她開機，打開微信，從通訊錄裏翻出一個備注叫“張強”的人，然後給他發了一條消息：“初一早上8點半來拘留所接我。”
張強回複得很快：“我說這幾天怎麽都聯係不上你，你怎麽去拘留所了？”
肖鑫鑫想了一會兒，回複道：“工作的時候有客人對我動手動腳，我一時氣不過，就跟他打起來了。”
張強信以為真：“那種地方不好，出來以後就別去那工作了，換個工作，我能養得起你們娘倆。”
這正是肖鑫鑫求之不得的，她快速地回複：“好，這裏不能用手機，出去再說。”
我全程目睹了肖鑫鑫跟張強發信息的全過程，不免有點擔憂：萬一以後張強發現了肖鑫鑫的這段經曆，會不會嫌棄她？那肖鑫鑫的命運又會走向何處？
我不敢往深處細想。
6
臘月廿九，後勤把兩筐沙糖桔和些許瓜子、花生、糖果等零食交給我。我和王姐按人頭數平分零食，裝在一個個的小塑料袋裏。
王姐特別叮囑我，明天發完零食，必須立刻把塑料袋收回，因為塑料袋也是拘室內絕對不能出現的危險品——有些還沒“下聽（過勁兒）”就被送進來的吸毒人員就跟瘋子一樣，為了逃避強製戒毒，他們甚至會頭套塑料袋自殺。
“不過現在，號裏這些人應該沒有想死的。”
分完零食，我打算休息一會兒就下班回家——明天除夕，我就要獨立承擔起管教的責任了。
這時，我接到了值班室轉來的電話，對方自稱是陳曉雯的爸爸，希望女兒能給他回個電話。
前兩天他才會見過陳曉雯，現在又來找她，肯定是有急事，於是我把陳曉雯從女拘室裏提出來，讓她給爸爸回個電話。我站在陳曉雯身後兩步遠的地方，聽到電話那頭的聲音異常激烈，像是在質問她到底是因為什麽原因進的拘留所。陳曉雯慌亂地解釋了一通，聲音越說越小，最後終於說了真話。
掛斷電話，陳曉雯蹲在地上，抱著膝蓋哭了起來，我隻能過去安慰她。陳曉雯慢慢抬起頭，抹著眼淚講：“我爸說，有朋友跟他說在KTV看見我了。其實我早該想到的，紙包不住火，這事早晚露餡兒。”
一旁的王姐冷笑了一聲：“既然你知道幹這個不好，為什麽還要幹呢？”
陳曉雯也許想起她騙過我們，臉上訕訕的：“我就是想多賺點錢，幫家裏分擔一下。”
我們已經受過一次騙，當然不會再上第二次當。王姐無情地拆穿了她的謊言：“你是想買奢侈品，想享受吧！”
陳曉雯沒有還嘴，我想，王姐大概是猜對了。
除夕當天，我早早地來拘留所接班。路上沒什麽人，大家應該都在家裏，享受著與家人團聚的幸福時光。
拘室裏的女人們臉上也都洋溢著喜氣，我帶她們打掃衛生時，她們都破天荒地很賣力氣，把拘留區打掃得幹幹淨淨的。我有些意外，周暢說道：“我媽說過，掃幹淨屋子好過年！”
周暢這一次提起媽媽，眼睛裏沒有恨意，而是帶著濃濃的孺慕之情。我突然有點明白了，她用賣淫作踐自己，可能是出於一種很幼稚的心態——破罐子破摔，或許父母就能多關注她一點。
我把分裝好的零食發給她們，然後把塑料袋收回。因為是除夕，拘室的管理比往常要鬆很多，她們把零食倒在床鋪上，花紅柳綠的一片，很有過年的氣氛。
我又給她們發了幾副撲克，在接下來的一周時間裏，她們都不必“坐班”了，可以隨便地吃和玩。郭鳳俠聽說撲克可以玩一周，有點遺憾地說：“哎呀，可惜我明天就走了，玩不了這麽長時間。”
聽了這話，我突然有點心疼郭鳳俠。20多年來，她因為做的事情不光彩，肯定沒有什麽朋友，也羞於和人來往，不僅如此，也許時常還要受到鄰居們的風言冷語。對她而言，這樣平等地和他人相處，不用擔心別人會瞧不起自己的日子應該很難得，也難怪她會遺憾、不舍。
我跟她開玩笑：“那你別走了，再在這待一個禮拜。”
郭鳳俠連忙擺手：“不不不，我還是走吧！”
大家都笑了起來。我看著鐵窗裏的女人們在剝橘子、嗑瓜子、嘮嗑兒、打撲克，覺得在這一刻，她們和普通人沒有什麽不同。
除夕夜，是這群失足女在拘留所裏待的最後一晚了。
食堂大爺給她們分了餃子，一人一碗，熱氣騰騰。她們吃著餃子，看著春晚，十分喜悅。本來晚上10點要準時關電視，但是除夕例外，她們可以自在地躺在床上看電視、聊天。外麵鞭炮聲不斷，為了能聽清節目裏的聲音，她們把音量調得很大，我在隔壁值班室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當經典的“難忘今宵”的歌聲響起，我突然感慨萬千——對於任何人來說，在拘留所裏過年都是非常難忘的經曆，也許很多年後的某一天，她們還會想起這個除夕。
7
淩晨過後，拘室裏逐漸歸於平靜。
初一早上6點，所長準時起床，帶著管教在院子裏放了兩掛鞭炮，說是圖個吉利，“祈禱新的一年咱們拘留所安全無事故”。
到了8點半，可以放人了，女人們都很高興，肖鑫鑫笑得尤其開心：“管教，早上你們放鞭炮是歡送我們嗎？”
“是啊。”
鐵門打開，我看到大門外站了一個年輕男人。我悄悄地問肖鑫鑫：“是他嗎？”肖鑫鑫高興地衝那個男人揮了揮手，說：“是。”我笑了，囑咐她回去好好過日子。肖鑫鑫答應了，小跑著奔向了她的幸福。
新年的鞭炮聲響起，有的人可以辭舊迎新，與過去不光彩的經曆告別，開始嶄新的人生；而有的人執迷不悟，隻能永遠地留在陰暗的過去，回不了頭了。
我目送她們離開，依舊天真地希望她們每個人都還有機會重新開始。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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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三結束時，我拿到了學校出國交流的名額，赴美1年，目的地是幾乎每年都會評上全美Top10宜居城市的匹茲堡。
臨行前，爸媽對我千叮嚀萬囑咐，唯獨忘了教我做飯。我帶著總歸餓不死的盲目自信踏上了美國的土地，放好行李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附近的超市采購。看著貨架價簽上一個個小得出奇的數字，我在心裏默默乘以7後，又趕忙把手裏的東西放回原位——我被美國的物價打了一個下馬威，一想到父母辛辛苦苦賺的錢一下子縮水了7倍多，什麽都不敢買了，逛了一圈，隻買了一袋折合人民幣7塊多的麵包，聞起來有一股洗衣粉味兒。
不過，和爸媽打電話時，我還是誇張地描述這裏的美好，吃得香睡得好，根本不用擔心。爸媽似乎看出了我的逞強，總是說：“不要委屈了自己，該花的錢就花。”
我開始合計怎麽才能養活自己。好在交流項目的課業不太繁重，每周都有空餘時間，我開始尋覓兼職。很快找到了一個在台灣餐廳“打台”的工作。所謂“打台”，就是做服務員，老板隻提供每天的工作餐和一個輪班十幾刀的薪水，薪水的多寡完全取決於客人的小費。但在當時的我看來，這已經是十分合適的兼職了，不需要去超市采購，每天不用開火就有可口的飯菜。從小到大，我媽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可以算得上是溺愛，除了不會做飯，掃地、拖地我也沒做過。而從這時開始，我得開始學著點單、上菜，抱著成摞的、滴著菜湯的髒碗碟回到後廚，然後擦桌子、拖地……老板人很好，知道我不會做飯，有時會讓大廚多做些員工餐讓我帶走。
在美國吃飯都需要付小費（當然也可以頂著服務員的白眼選擇不付揚長而去），一般客人給的小費是消費總額的8%，慷慨的人甚至會付到20%，若是遇到像《老友記》裏億萬富豪Pete那樣的客人，反手開一張兩萬刀的支票，那可真就燒高香了。不過來餐館吃飯的中國人居多，大家都似乎還不習慣美國的小費文化，小費給得都不算闊綽——隻有一種情況，就是一起吃飯的客人超過10個人時，小費默認為15%。遇到這種大型聚餐，一點也不亞於客人給我開了一張大額支票，從他們浩浩蕩蕩進門的那一刻起，我就歡欣鼓舞地服務到最後。
平時聚餐的客人可遇不可求，春節時才多了起來——哪怕平日裏再節儉的留學生，到了這個日子，也會和三五好友出來好好吃一頓——可惜我不是。除夕和大年初一是店裏最繁忙的時候，我端著盤子碗穿梭在人群裏來不及品味孤獨。客人的菜約莫著快上齊時，我的電話響了，是媽媽打來了視頻電話，我趕忙掛掉，換成語音電話撥了回去。他們又換成視頻電話撥了過來，我隻得站到餐廳門口接通。電話那頭是白天，爸媽已經開始了大年三十的走親訪友的行程。他們問我怎麽過這第一個獨自在外的春節，我指指後麵的一大桌人說：“同學一起聚餐呢。”
奶奶看見我，直接哭了出來，一直說“怎麽現在那麽瘦”，“是不是沒有好好照顧自己”。我故作輕鬆地說：“好像我以前有三百斤一樣，沒有瘦啦，是手機濾鏡。”說的時候已經哽咽。然後，我強忍著淚水說“同學在喊我，我要去吃飯啦”，就急匆匆掛了電話，繼續去招呼客人。
但是我的淚水已經決堤，那一晚我都是低著頭、流著眼淚忙來忙去。大家都在節日歡聚的喜悅氣氛裏，並沒有人發現我的異樣。從下午5點忙到晚上11點，待客人們陸續離開餐廳，我們收拾幹淨殘局，也開始吃這頓特殊的年夜飯——後廚沒空做單獨的員工餐，那天的年夜飯，是客人們的剩飯。我們狼吞虎咽地吃了幾口，不為團聚，不為佳肴，僅為果腹。
淩晨，我輕手輕腳回到合租的屋子，進到自己的房間，悲傷地看著昏黃的燈光下簡陋的一切——這就是我的春節，我擁有的，隻不過是地上放著的那張床墊。
2
大四下學期開學，我開始準備研究生申請。
留學生活雖然拮據、辛苦，但還能接受，而且在美國讀LL.M（法學碩士）學製短，可以早早拿到學曆回國工作。我谘詢了一個留學中介，對方的頭銜很能唬人，美國Top3法學院畢業的JD（法律博士），創辦了一家專門為法學生提供申請文書潤色、寫作以及留學谘詢服務的公司。然而，細聊下來，我發現請他們幫忙寫最基礎的研究生申請文書，就需要1萬多塊錢。
最終，我選擇了“DIY（自己寫）”文書。這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留學”已經成為一個商機，不然為什麽大有前途的法律博士會放棄傳統意義上的就業途徑，選擇去做留學中介？這個行業的暴利是我當時不能想象的，我那時還天真地以為，留學生活的參差，也就止步於“文書申請”這一環了，事實上，這才隻是“留學產業鏈”的開端。
我申請到波士頓一個大學的研究生，學校有合法的校內兼職機會，不光有每小時10幾刀的時薪，而且每上一個輪班就能拿一張食堂餐票。我又過上了勤工儉學的生活——一開始是在學校麵包房兼職，早上6點就要去到地下冷庫，一箱一箱地搬冷凍貝果、瑪芬等烘焙半成品，再把它們一個一個擺好盤，放進比我高兩三頭的大推車裏，送到一樓的烘焙室裏烘烤。這個工作是冰火兩重天，在冷庫裏需要穿羽絨服，搬一箱食材就要出來緩一會兒凍僵的身體；而去樓上後，好多烤箱同時工作，穿短袖都會出汗。
麵包房隻有少數的學生兼職，每天都會換新麵孔，帶我的“師傅”還有同事們基本都是南美裔。做了一段時間後，我又嚐試了其他幾個兼職，最後選了離住所更近的學校健身房奶昔店。相比之前的兼職，健身房的工作特別輕鬆，距離我住的公寓也隻有兩個路口，還有不限量的果汁、奶昔可以喝。如果趕上晚班，下班時還能打包帶走沒賣完的三明治和點心——後來我幾乎承包了健身房所有的晚班，每天都帶一堆當日的“過期”食物回去，送給和我一樣生活比較拮據的朋友。
當時我住在合租公寓的客廳裏，舍不得買屏風，就掛起兩張大浴巾，簡易搭建了一個屏障，隔開公共區域和我的“臥室”。住在主臥的同學是一個標準的白富美，她可以毫無壓力地去外麵餐廳吃飯、點外賣，甚至去“全有機”的超市采購食材。我也是工作之後才知道，她平時上課背的包、穿的鞋全都是奢侈品。我倆雖然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交流卻不是很多，偶爾有幾節一樣的課程，就一起走去上課再一起回來，聊起周末的安排，似乎生活在兩個世界。有時候我也會羨慕她的生活——不必為生活費擔憂，上完課，可以窩在房間裏看電影，可以出去深度體驗這個城市的美食、景色……她說，她以後不想上班，不想做律師，夢想是開一間咖啡店。我當時還一本正經地和她分析，“開店不比上班輕鬆”，給她淺列了一些開店需要操心的事情，她都沒說話。
回國後，我偶然看到這位同學的小紅書，她已經買了跑車，每天遊山玩水——現在想想，她當時或許是出於好意沒有告訴我，能用錢解決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春假的時候，我和班裏一個大姐一起去墨西哥窮遊。我們買的廉航，住的民宿，每天的預算在260比索以內（不到130元人民幣），但是玩得超級開心。民宿旁邊的路上有很多路邊攤，物美價廉，我們就換著攤位，嚐遍了墨西哥的各種美食。
我們出行靠地鐵，5比索的車票隨便坐一天，地鐵分男女車廂，但也沒那麽嚴格地執行。我們本著能省則省的原則，走路10分鍾的路程都靠腿。我們曾跟著穀歌地圖的指引，在一個豔陽高照的下午走進了紅燈區，剛開始時隻是覺得這個小巷子有點安靜，然後發現路邊停著的車旁邊都站著一個穿“恨天高”、濃妝豔抹的女士，這才後知後覺，加快了腳步。
晚上回到民宿看朋友圈，我發現還有別的同學來了墨西哥，隻不過人家朋友圈的畫風，是商務艙加米其林餐廳。
3
2020年疫情暴發，課程都轉到了線上，我隻有兩個月就畢業了，幹脆買了機票，準備提前回國。回國前，我經過幾輪的筆試麵試，拿到了一家從大二開始便心儀已久的律所的實習機會。我帶著12個小時的時差，在美國一邊上著網課，一邊回複律所的工作。這家律所的光環在於它宣傳的高薪，畢業入職起薪就是2萬5一個月。所以，盡管工作強度很大，我依然樂在其中。
3月，美國的疫情還沒大規模擴散，但回國的政策已經是一天一變。回國那天，從波士頓的公寓裏出來，坐在出租車上，收到朋友給我的微信，說一路順風。我回複，最近忙著收拾行李，忙著看各種政策和攻略，直到坐在離開的車上，望著沿途的查爾斯河，才感到好難過，都沒有和朋友們好好告別，留學生活就匆匆結束了。朋友借用一位作家的話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我坐在車裏，繼續享受著我在波士頓最愛的兩樣東西——陽光和查爾斯河。不知道下次再見到它們是什麽時候，不知道下次再見到我的朋友們是什麽時候。每次分別，我都會想起那句“本就生如浮萍，聚散隨潮”——這一次，甚至不是隨潮，是被時代的波濤洶湧裹挾著，甚至來不及思考聚散的悲歡。
回國後，我要在老家的一個酒店隔離14天。期間我通宵了兩三夜，繼續幹著律所那些沒有含金量但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的“dirty work（苦活）”。我幹勁十足，每天在酒店裏熬夜對著電腦核對數據、複查底稿。隔離結束後回到家，工作強度依然沒有什麽變化，就連吃飯也是我媽端到我的桌子上——即便如此，那碗中午端過來的飯，我常常也得到下午4點才有空扒拉幹淨。我能感受到媽媽的心疼，但是我說：“這家公司起薪可高了。”
然而，第一個月發工資的時候，我懵了。“律師助理起薪25k，實習生1個月10k”的招聘帖，我可是看到快背下來的程度，但是我銀行卡裏赫然躺著的，隻有“轉賬1568.97元”。HR說，因為線上辦公，所以實習生薪資有縮水，是一個月3000元，具體的扣款會根據合夥人對工時的最終確認來計算。我跑去合夥人確認的界麵，發現我已經縮水上報的工時，又被腰斬。
即便如此，我還是繼續為這家律所遠程實習了快3個月，通過了期間的2次考核。線上畢業典禮前，我給HR發微信問轉正流程具體還需要什麽手續，HR沒有回複，隻在第二天給我打了一通微信語音，合夥人也在旁邊：“因為疫情，今年不再有留用名額了，你看是繼續以實習生的身份在這裏實習，還是離開去找新的工作？”
我仿佛像是挨了一個晴天霹靂——為什麽沒有留用名額還拖到了我畢業，讓我一下子從準律師變成了一個無業遊民？怪不得說最不遵守勞動法的地方就是律所，所謂的高薪，不過是拿健康換錢，而我這3個月，甚至連換錢都沒換成。盡管對“實習生是廉價勞動力”這個潛規則早有了心理準備，但我還是不可避免地驚訝於資本為了廉價甚至免費榨取勞動力而不顧臉麵的醜惡嘴臉。
無故被“鴿”，我抓緊時間把簡曆投了另一家律所，順利在“六一”那天入職，成為了正式的“社會人”。前麵那家律所的經曆，磨滅了我很大一部分當律師的熱情，就像是一個被渣男傷透心的清純少女再也不相信愛情了一樣，我再也不相信律所包裝和營銷出來的高端感和精英感了。
工作1年後，因為“非訴工作”太過奔波，我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執業證，轉身去了一家公司做了個平平無奇的小法務。爸媽知道後，一如既往地對我的選擇表示了支持，他們說，現在的職場已經不是他們當年的樣子了，他們也沒有辦法給太多的經驗參考，“前麵的路隻能靠你自己走了”。
法務的工作內容很快就上手了，平時工作也比較清閑。試用期一過，我就想著兼職賺點外快。
4
我本想做點能提升自己專業知識或者工作能力的兼職，可去招聘網站搜了“法律”、“英語”幾個關鍵詞，刷了幾屏後，看到有好多家機構在求“留學生課業輔導老師”。一開始，我對這種崗位感到有些困惑，還以為是給在國外上初高中的小朋友輔導一下數理化，但是看到介紹說，是需要法律專業的老師，也沒多想，就投了簡曆——至於招聘的機構，我並沒有聽說過，倒不是說它是一個小作坊，而是在我以往的經驗裏，似乎覺得自己不會和它產生任何交集。
很快，就有人微信聯係了我。根據對方的要求，我下載了一個線上課堂的APP，約了晚上8點的“試講課”，“學生”是這個機構的教務老師（課程銷售）。這節隻有15分鍾的試講課結束後，我就成了一名“海外留學生課程輔導老師”，做一些法律相關的論文輔導、作業輔導甚至演講的陪練……總之，就是留學生在國外留學時能遇到的問題，這裏都可以解決。
當天晚上，有10多個教務老師加了我的微信，我簽了兼職合同：時薪250元，需要完成2年的教學任務——半年內的上課時長要累計達到240小時才能擺脫這個有點侮辱人的數字，時薪漲20元。
剛開始的2周，我都沒接到什麽課。我學的是美國法律，而來這家機構求輔導的多數是英國、澳洲、新西蘭的學生。剛開始，英國本科法律的輔導我並不敢接，加上有很多門法律課程我自己也並不熟悉，所以一直畏首畏尾，擔心自己的水平不夠。
看我不太主動，教務老師就塞給我一個“專業對口”的學生。那是一個口音很重的男生，倒不是說口音代表他英語不好，但是聊了兩句，就發現他基本的語法、詞匯量都很匱乏。他需要輔導的是美國法裏麵的Property Law（物權法），問的也都是能在課件裏找到答案的基本問題。在課件裏，每個案例分析裏都會穿插著一些知識點，但我發現，有些知識點他直接理解反了，導致整個案例分析推進不下去。我逐一講完那些知識點之後，他表示“懂了”，但是到後麵匯總整個案例分析的時候，他突然又有了和最開始一樣的問題。同樣的流程重複了幾遍，1小時的課拖出去20分鍾，直到係統自動關閉了線上教室，我才坐在電腦前如釋重負。
有了這一次經曆，我就建立起來了自信——雖然我不是什麽straight A student（優等生），但輔導他們綽綽有餘。
很快，我又接到一節論文輔導課，教務老師說學生需要輔導“思路”，並且再三叮囑我，“不允許代寫論文”。上課後，我花了20分鍾講論文的結構，以及如何找案例、寫引用等等，而對麵的學生一直在不耐煩地點頭、撓頭，最後，他忍不住說：“老師，我這些都知道，就是寫不出來，這一節課也挺貴的，1千塊錢1個小時呢，能不能講點具體的？”
我說“思路”的時候，他“懂了”，我說“寫作方法”的時候，他“懂了”——但他這麽一說，我懵了，還要怎麽“具體”呢？
他見我不語，幹脆直接說：“你幫我寫一部分吧，我就是不會寫，其他的我都懂。”
這個學生雖然嘴硬地強調自己什麽都“懂了”，但又說自己不會找案例和文獻，也不會寫腳注。相比於他什麽都不會這件事，更讓我吃驚的是，我居然隻拿到了1/4的課時費。我一邊心疼著黑心機構抽走的課時費，一邊被這些花錢如流水的留學生們衝擊著我的三觀——知道學生的課時費後，我常常會代入自己的經濟水平，甚至上一次課就會替學生（家長）肉疼一次。我也會下意識地替學生“省”課時費，線下課時需要2小時完成的任務，我一般也隻會報1小時的線下課時。
後來我又接了一個論文輔導，1個小時的課程，學生有45分鍾都在和我閑聊，一節課結束時，他的論文進度依然是0。隨後，他又花了大幾千約了幾節輔導課，但無一例外，每次聽我講了10來分鍾後，就想要跟我聊點諸如“女朋友生氣了要怎麽挽回”之類的情感話題，像個地主家的傻兒子。正待我又替他心疼錢的時候，突然轉念一想——這幾千塊對於他來說可能真的不算什麽，說到底，我也隻是一個有錢少爺的臨時陪讀罷了，至於是講論文還是當樹洞，他開心就好。
3節課後，我實在看不下去他的做派，遂提出由我以“計算線下課時”的方式，把論文大綱給他寫出來。他特樂嗬地說：“行啊老師，那您可幫我大忙了！我之前的論文都得上十幾節課，老師給我說著，我寫。您看線下課時需要多長時間您隨便記。”我給他寫大綱大概花了3個小時，想想這到學生那兒可是3千塊錢，跺跺腳，就隻報了2個課時。
不過，這些學生既然會花幾萬塊錢上課，自然不會在乎這2000塊還是3000塊。當我的思維還停留在“省錢”的時候，人家對金錢的使用早已達到了“自由”的境界。
我遇到過最離譜的一次，是一個學生報了4個小時的“作業輔導”。我連續講了2個小時，講到嗓子啞掉，中間休息1小時後再繼續時，卻發現之前剛講的內容，他已經全忘了。我清清我快說不出話的嗓子，提出要不要改成線下課時，他和上次的那個學生反應如出一轍，興奮地答應了，“線下課時隨便計”。
此後，我在群裏看到還有上一個輔導老師留下的文檔，打開一看，是和這個作業一模一樣的知識點整理。我問那學生，這是不是同一個作業？學生說：“哦對，這個作業我之前找老師輔導過，但是過了1周，我有點忘了，所以又重新上一遍。老師，之前老師整理的那些知識點你寫的時候都可以用哈。”
我看了一下文檔裏的記錄，保守估計，上一個老師輔導了他大概5個小時，加上我這次6個小時，也就是說，光這一個普通的日常作業，這個學生就花了1萬多塊錢出去。
當小鎮青年拿出家裏大部分的積蓄出國留學，希冀著回國能夠有一份高薪的職業掙回那份學費時，有錢人家的孩子需要的隻是一個“簡單”的學位，甚至沒有也無所謂。反正這個學位無關乎未來，僅僅是臉麵而已。
5
一天，一個教務老師給我推來了一個“申訴輔導”的任務——2小時線上、1小時線下，教學生寫申訴信。當時我還沒想明白這“申訴”是什麽意思，詢問後才知道，原來在國外留學，掛科、被勸退、學術不端的學生，拿到校方的處分後，還有一步可能逆轉的操作——就是“申訴”。但是，申訴也不能為賦新詞強說愁，必須得有合理的理由和證據才能贏回一線生機，拿到補考機會，這些理由在學校裏叫special circumstance（特殊情況），比如疾病或重大意外。
“申訴輔導”也被機構稱為“申訴套餐”，不需要備課，就能拿到750元。我心中竊喜，這個來錢快，趕忙答應下來，完全沒想到這個課程後麵讓我花費的時間會比普通備課更多。
我終於意識到，留學生方方麵麵的灰色需求，早就催生出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以前我一直以為我和有錢人留學的差距隻是消費自由、吃飯自由，在學習層麵上是平等的，但事實上，有錢人家的孩子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不擔心花銷，上課和寫作業也可以花錢請人“輔導”，就連考試掛科、被退學，也會花錢找人給自己幫忙擦屁股。
我再一次體會到了什麽叫“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我第一次接的“申訴輔導”的學生，是一個有點叛逆的女孩，2門掛科，想要補考。套餐裏的“2小時線上輔導”是用來了解情況、方便老師為其撰寫申訴信的。我問她這2門課的平時成績怎麽樣，她說平時成績也不及格。我極力想要找到能夠借題發揮的入手點，又詢問這2門課的考試方式是主觀還是客觀，她說，“都是客觀，而且有幾次平時作業沒交”。我壓住內心的慌張，問她是否有什麽特殊情況，她說，“就是懶得寫”。我一時語塞，心想隻能找別的理由來幫她“解釋”考試失利了，詢問她身體狀況，她說自己健康得像頭牛……如此一來，能讓校方能接受的申訴理由，就隻剩下“心理疾病”了。即使如此，校方也會要求提供證據來證明真實性。
我又問了一下她對處理結果的期望，她說想要“不限分的補考”。在國外的大學，一般補考“限分”，也就是在補考及格的前提下，無論考了多高的分，最終體現在成績單上隻是一個“及格”；而“不限分的補考”，意思就是她考多少分，成績單上就寫多少分。聽她這麽說，我脫口問了一句：“那你對補考有信心嗎？”她說：“沒有。”
線上的2個小時一點一點挨到結尾，我趕緊著手寫了一篇申訴信出來。正當我高興地在計算器裏數著這3小時換來的750塊錢的時候，教務老師發回了學生家長的反饋——這個媽媽寫了篇上千字的散文，開門見山地說我的申訴信裏的論據事實證明力弱爆了。接著，她先是論證自己因為更年期情緒不穩定導致女兒無心學習，又放上了許多母女兩人微信互罵的聊天記錄截圖，來證明自己與女兒之間的語言暴力衝突讓女兒分了心。她希望我能把這些都翻譯成英文加到申訴信裏，我解釋說校方認可的理由裏不包含這些，但她仍執意要加。
後來我才知道，每一個紈絝了的子弟，要麽是家長對其太放縱，要麽是家長對其太操心。這位媽媽的管控欲，也不過是我後來所見的冰山一角。
這次申訴的失敗在意料之內。雖然教務老師在接單的時候就已經告知對方風險，讓我的課時費並沒有因此減少，但我拿著這錢還是覺得受之有愧。我找教務老師要來了其他老師上申訴課的視頻，想學習一下別人寫申訴信的入手角度，結果第一個視頻看到30分鍾，學生就發瘋了，她辱罵家長和摔東西的聲音，令我結結實實地感受到了那個老師在當時的尷尬。過了幾分鍾，那個學生的媽媽用依然雲淡風輕地說：“不好意思老師，您繼續給我來講，我一會兒去做她的工作。”
我關掉視頻，明白了，原來這個申訴課程沒有什麽技巧，隻不過是賣給這些留學生家長的心理安慰劑。一個“申訴套餐”就是3000元，不保證能申訴成功，即使僥幸成功了，那些學生也大概率通不過補考。盡管在買課的時候教務老師會一遍又一遍地向學生和家長明確風險，但是家長們對這個課程依然趨之若鶩，因為它像是挽回自己孩子“學術生涯”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希望再渺小，造價再昂貴，他們也會眼睛不眨地買下，緩解自己為人父母的焦慮與自責，也可以讓他們在未來和孩子的每一次吵架中，擁有說出“我為你付出了那麽多”的權力。
6
後來我接了很多“申訴輔導”，70%的學生都是人們刻板印象裏的留學生：家裏有錢，不學無術，囂張跋扈。對於態度惡劣的學生，我早已見怪不怪。
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樣的故事。
一次，教務老師給我發了一個壓縮包，裏麵是一個學生申訴的相關信息。他掛了2門課，接到了學校的退學通知——這種情況按理說沒什麽特殊的，教務老師說，希望盡快安排節申訴課，“隻是學生比較害羞，所以是要家長旁聽”。我立馬想起了之前看的那段“教學視頻”，心有餘悸——家長旁聽，大概率會是個麻煩事兒。但是想了想可觀的課時費，我還是同意了。
我準時上線，學生的父母已經在對麵等著了。視頻裏一口一個“老師”，一直在“感謝老師百忙之中幫忙”，一直在“麻煩老師多費點心”，聽得我好心酸。
他們解釋說，“孩子比較內向，所以我們來和您溝通”。那學生也在線，對學業情況最了解的，就是他自己，但是他不發一言，隻是默默聽著父母的轉述。隻有他媽媽偶爾問起：“兒子，你跟老師說是不是這樣的？”他才會開口說話，解釋一下情況。
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明明當事人在場，說的也是同一種語言，卻需要其他人來翻譯或轉述他的想法和事情。那對父母的語氣都很溫柔，但能聽得出來，學校發的這封退學通知，給他們造成了不小的打擊。
我委婉地問，學生有沒有身體或者心理的問題，可以作為申訴理由的。
“都沒有，身體挺健康的，心理也挺健康的。”那位媽媽說著，然後支吾了一下，“老師，就是孩子爸爸有腎癌，這個能說嗎？孩子當時選這個學校，離家那麽遠我們是不同意的，因為他爸爸得了病，不希望孩子離家那麽遠，但是孩子堅持想去。這門考試的時間是和他的實習時間特別近，他暑假就飛過去了，找房子什麽的學校都沒幫忙，當時也發了郵件，沒找到房子還住了好幾天酒店，也沒休息好，全都要自己操心。實習工作也特別忙……”
我一時語塞，看著他們發過來的腎癌確診病例，想到他們和我爸媽差不多的年紀，患了重病還要事無巨細地操心兒子的事情，就很心痛。我安撫他們，承諾會好好寫這封申訴信，但是孩子父親生病這個理由未必會被學校采納。他們依然溫柔地說了很多客套話，那是長輩求人辦事時的最高社交禮遇，說是千恩萬謝也不為過，我實在有些受不起。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學生和家庭。這個讓父母操心的學生看起來不是那種紈絝富二代，寥寥幾句話倒也很有禮貌，但是對父親患重病似乎無動於衷；他違背父母的意願遠走他鄉讀書，似乎應當是一個很有主見的孩子，在視頻裏卻喪失了話語權，任由父母全權代理他的一切；他的學校是一個名校，在申訴學生裏也比較少見；他的父母看起來很明事理，即使收到了退學通知，也未見對他發火甚至著急，可是卻又過度地參與到了他的生活——一個20歲的人還被當成沒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實在是溺愛。
諸此種種，堵在我的心裏，課程結束後，我和家人吐槽，說怎麽會有這樣不懂事的孩子。家人說，“這是他們的相處模式，外人不好評判，你隻能做好你分內的事情”。
我帶著對這對父母的同情和惋惜，傾盡全力寫好了一封申訴信，再三修改潤色後發給他們時已經是淩晨1點鍾了，沒想到這對夫婦秒回，又是一通千恩萬謝。第二天早上醒來，我沒想到，他們居然一夜沒睡，熬夜用翻譯軟件“讀”完了申訴信，發來了很多不懂的地方和想要修改的地方。我逐條聽完他們的語音，又給他們做了解釋，花費了遠超過“申訴套餐”時長的時間，一開始的同情心也慢慢被消耗殆盡了。
可憐天下父母心，這話沒錯，可是有時候這“可憐”卻是有些父母的求仁得仁。這個學生自己的未來和前途，為什麽可以理所當然交給患病的父母，自己卻安然睡大覺？他不擅長溝通，父母代為溝通，那寫好的申訴信自己總可以看吧？居然還要不懂英文的父母花費數倍的時間去看，很多機器無法翻譯的表述，隻能給他們帶來困擾，徒增溝通成本。
對此，我也隻能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了。
7
兼職短短1年，我見到了許多留學生。他們有的說話怯懦，有的性格乖張，但基本有一個共性——家裏有錢。我和他們交流時，常常會想起幾年前那個登論壇、找經驗帖、DIY申請文書的自己；聽到他們說“老師我一會兒要出去和同學吃飯”的時候，會恍然看到那個春節在為別人的歡聚而服務的自己；接觸到學生家長時，我眼睛總會酸澀一下，然後想起我隻對爸媽報喜不報憂的那些日子，和不管我做了什麽決定都堅定站在身後支持我的爸媽。
我見到了本來不會跟我產生交集的一個世界，但是對這個世界我卻羨慕不起來。和在美國偶爾還會羨慕一下白富美室友的悠閑愜意不同，這些留學生讓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局限——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但如果一切問題都想要用錢來解決，生活也挺無趣的不是嗎？
我逐漸習慣了這份兼職裏帶來的割裂：有錢的從容和掛科時的氣急敗壞；擺爛的紈絝子弟和心急如焚、事必躬親的父母；試圖控製一切卻什麽都掌控不了的家長，試圖反叛全世界卻隻能拿著父母的錢、用掛科退學來向父母宣戰的學生……
我曾經替學生心疼過那每小時1千元的課時費，也替為孩子操碎了心的父母心疼過他們的身體。但我慢慢學會了收起自己的“聖母心”——沒有什麽所謂的可憐或命運，不過都是他們自己的選擇而已。“留學生”這個身份標簽，實在難以涵蓋留學生這個群體，我終於明白了餘華那本書說的，“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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