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3年春節剛過，52歲的秀姨第三次來到北京，感覺很焦灼。
她找到以前幫她聯係過工作的家政門店，卻發現這家門店早在1年前就關閉了。她聯係門店的“老師”，可他們有的已經回了老家，有的已經換了行業。沒辦法，秀姨隻能開始跑新的家政門店。工作還是有的，隻是找工作的人更多，每個門店幾乎都有十幾個阿姨在等著“上戶”。秀姨自認為工作經驗還算豐富，於是在登記的時候，首選應聘照顧孩子的住家保姆，工資要求不低於5000元。
一家家政門店發出了招聘信息：雇主要求阿姨照顧家裏的孩子，小學生，不僅要接送，放學後還要輔導孩子寫作業。秀姨的普通話不標準，文化水平也不高，這份工作她幹不了。另一家門店也發了招聘信息：照顧6個月大的嬰兒，雇主要求保姆精力充沛，年齡在35到45歲之間。秀姨超齡了。門店的“老師”直言不諱：“現在的新生兒數量比前些年少了，請育兒嫂的家庭自然也少了，現在一個孩子有兩三個育兒嫂等著上崗，你的年齡有些大，也沒有什麽特長。”
屢屢受挫的秀姨決定退而求其次去照顧老人。她參加了一次集體麵試，雇主到門店挑人，四五個護工逐個做自我介紹。雇主問秀姨：“你會做紅燒肉麽？”她直言說不會，隻會做粉蒸肉，雇主就搖了搖頭。後來，一個專門給醫院和養老機構介紹護工的負責人對秀姨說：“今年工作特別不好找，你都這歲數了，還是回老家找個安穩活兒養老吧。”
秀姨之前在北京做了8年的家政阿姨，那時“上戶”很容易，甚至讓她一度認為北京的工作很好找，沒想到今年突然變難了。她還是不死心，又跑了幾家掛著招工啟事的餐廳，可那些老板都說已經招到雜工了，還掛著招工啟事隻是為了招攬顧客，“表示我們店裏的生意好”。
就這樣，1個月時間一晃而過，秀姨還是沒有找到活兒幹。她一路降低自己的要求，就為了能夠暫時留在北京。
2
秀姨出生於1970年，她是我媽的表妹，老家在湖北農村。
秀姨年輕時長得不差，她性格溫和，念過初中，原本有個談了一兩年的對象，兩人感情不錯，可是我二姨偶然聽說這個男人有家族遺傳的羊癲瘋，就勸秀姨分手。秀姨沒有堅持，分手後直到25歲她還沒嫁人，在當時的農村已經算是老姑娘了。我媽和我二姨為她著急，就一起“管閑事”（我們老家對“媒人”的稱呼），介紹了袁德清給她認識。
袁德清和秀姨同歲，小學沒畢業，長相還行，瘦高個，是家裏最小的兒子。他的3個哥姐都已成家，家裏隻剩下他和老母親。那時相親基本隻看彼此的家境和長相，都不算差，就可以了。
認識半年左右，秀姨就和袁德清結了婚。婚後不久，秀姨發現丈夫有惡習，抽煙、喝酒、賭牌樣樣不落。可那時她已經懷上了孩子，後悔也遲了。孩子幾歲時，有一次他們吵架動手，秀姨想離婚，我二姨表示讚同，說不愁找不到更好的，但我媽不同意，她認為秀姨年紀不小了，離婚再找隻能給別人當後媽，自己的孩子卻沒人管。
顯然，我媽的這番話掐住了秀姨的命門，她再也不提離婚的事兒了。
在我們老家，普通人家的生計一般就兩種：要麽踏實種莊稼，一季水稻，一季小麥，一年的收入算不上可觀，但溫飽綽綽有餘；要麽養魚，選幾畝自家連片的土地請挖掘機挖成池塘，投放魚苗，等長大了賣錢。
丘陵地帶大多是溝溝坎坎，無法實現機器化種植，耕地、插秧、噴農藥、收割，基本全靠人工，種莊稼必須得吃苦耐勞，還要有個好體力。養魚賺得多，風險也大，前期需要投入資金置辦增氧機、循環水泵等設備，買小魚苗和飼料，等魚入了水，養殖戶就得紮在池塘旁的簡易屋棚裏日夜看護，防止有人偷魚，更要防魚群缺氧，血本無歸。
那些不願意或者不能靠以上生計養家糊口的青壯年，大多會選擇出門打工。袁德清的哥哥姐姐就去了新疆，他們在那兒打工攢了些錢就做起了小生意，有的做豆腐，有的生豆芽。袁德清是家裏的幺兒，從小備受寵愛，他吃不了種莊稼的苦，也沒有養殖的頭腦和膽量。兒子出生後，他就帶著秀姨去給哥哥姐姐們打工，孩子留給老母親帶。
剛到新疆那會兒，他嫌大姐家飯不好吃，去二哥家待了一陣，又和二嫂鬧了矛盾，轉去三哥家的豆腐攤幫忙。時間長了，因為分賬的問題，親兄弟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多，幹不下去了，袁德清隻能自立門戶。可他不懂算計，由著自己的性子，如果哪天他想喝酒打牌，就少磨些黃豆，秀姨上集市兩小時就把豆腐給賣完了，有時他無事可做，就猛然加很多黃豆，秀姨在集市上枯坐一天也賣不完，隻能看著豆腐變餿。
秀姨性格溫吞，說不上丈夫的話，一來二去，夫妻矛盾加劇。一年到頭辛苦做豆腐，到了年底一算，收入刨除攤位費、原料費、生活費，竟然入不敷出。最後，他們隻能再次去給別人打工——這回沒臉麵去找親兄弟，就托親朋好友介紹。
那些年，秀姨跟著丈夫先後去過內蒙、甘肅，東奔西走也沒存下幾個錢，隻有過年才能回趟老家。
2014年春節的一天，我媽告訴我，秀姨和德清姨夫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開交：“他們都屬狗，平時就口角不斷，這次吵架就話趕話，把這些年的不如意都發泄出來了。”——據說，那次吵到最後，德清姨夫一臉憤恨地出了門，一點錢也沒給秀姨留下，同時他放下狠話：“離了我，看你一個人怎麽活？”
那時候秀姨的婆婆已經去世，她的兒子從小是奶奶帶大的，與她和德清姨夫並不親近。孩子不是讀書的料，高中沒念完就跟著老鄉去江浙一帶打工了。德清姨夫一走，家裏就真的隻剩下秀姨一個人了。秀姨在家裏折騰了半年，先是把屋前屋後荒廢多年的菜園開墾出來種菜，又把自家租出去的兩畝地收回來種上了花生。忙得夠嗆，也隻能勉強掙點生活費。
我媽心疼她，說一個女人在老家種地行不通，忙不過來，也掙不到錢。當時我家左鄰右舍有幾個女人去廣東做保姆，收入不錯，我媽就動員秀姨也到大城市去看看。
2014年夏天，我媽來北京看望我，順便把秀姨也帶來了。她剪著偏男性風格的短發，黑瘦黑瘦的，看著還挺精幹。多年未見，秀姨看到我隻是尷尬地笑，喊了一聲我的小名，再沒有其他寒暄。
我突然想起小時候，秀姨逢年過節都會來我家串門，幫我媽打打毛線，納納鞋底。每次我和我弟都會纏著她，要她講故事。秀姨講故事繪聲繪色的，她給我們講過《阿裏巴巴和四十大盜》，還講過《七色花》。
20年轉眼過去，那個開朗、講故事時會發出怪聲的秀姨，已經被生活磋磨成了一個拘謹、寡言的秀姨。
3
剛來北京的時候，我租住在東直門附近，上下班的路上，總看到一個家政公司門口掛著“陽和家政”的牌子。我上網查詢，發現這家公司有國家扶貧政策的支持，還比較正規。我媽是個雷厲風行的人，得知這一情況，第二天就領著秀姨去了。
聽說秀姨是湖北人，門店的“老師”表示歡迎。她說在北京做家政也會麵臨“地域歧視”，雇主普遍不願意用東北人和河南人，四川人最受歡迎。她給我們介紹說，公司提供一條龍服務，隻要交500元押金，就管培訓，包吃住。如果能拿到“家政服務員”資格證，他們就會退還押金，並幫忙找工作。
培訓基地在通州，很偏遠，秀姨初來乍到，不敢一個人出門，我媽雖說來過幾次北京，但也不熟。於是我特意選了個周末，和我媽一起送秀姨去培訓基地報到。出發前，我特意給秀姨辦了張公交卡，往裏充了50元錢，方便她以後出門搭車。
那天我們地鐵轉公交，兜兜轉轉，折騰了2個小時才到地方。我媽和秀姨都暈車，一下車，她倆都吐了。培訓基地在一個汽修廠的旁邊，那地方特別空曠，秀姨拿著家政門店開的押金憑條給門衛看，大爺還挺熱情，讓我們去食堂等。不一會兒，一個50多歲的大媽過來問秀姨的名字，對上信息後，就安排她住下了。
臨走的時候，我媽還不太放心，對秀姨說：“有事就給我們打電話。”
秀姨故作輕鬆地說：“沒事，又不是沒出過門，一個大活人還能弄丟了不成。”
那時秀姨還在用一個諾基亞的黑白手機，她發短信有些費勁，也可能是心疼電話費，培訓了3天，也沒給我們打一個電話。我媽忍不住，第四天晚上8點多，她主動給秀姨打了個電話，倒是很快接通了，秀姨在電話裏大聲說：“沒事兒，我還能適應，白天老師教我們用燃氣灶炒菜，還教我們拖地，我以前隻看過但沒用過呢。”
我想了想，老家農村都是柴火灶加一把大掃帚，秀姨可能真的沒用過。
2周培訓完畢，秀姨考核合格了，老師讓她回東直門的家政門店等安排。
那個門店的裏屋是宿舍，一個大房間裏放了10多張上下鋪，平時等工作或休假的家政阿姨會到這裏落腳。一晚上交10元錢，有熱水可以洗澡，但吃飯得自己解決。當時正值夏天，用不上厚被褥，很多人就躺在硬床板上直接睡。
秀姨在宿舍住了兩天，沒等到工作，又來到我家。她說自己把公交卡弄丟了，讓我再幫她辦一張——她洗澡之前把公交卡和衣服放在自己的床鋪上，等洗完出來，公交卡就不見了。她問了問當天同住的幾個人，都說沒看見。
宿舍裏的人來自五湖四海，魚龍混雜，難免碰到手腳不幹淨的。我媽埋怨秀姨出門在外一點心眼都沒有，秀姨說：“看大家都是找工作的人，我沒想那麽多。”
又過了幾天，秀姨高興地說她要去“上戶”了。這是她第一次做家政，由於沒有經驗，門店老師幫她和雇主講好了價格，每月3500元，她還挺滿意的。雇主家在大興，房子在頂層5樓，帶個閣樓。這家的男主人在銀行上班，女主人自己開公司，他們有2個孩子，姥姥姥爺與他們同住。秀姨有屬於自己的小房間，每天她要給一家六口洗衣做飯、打掃衛生，偶爾出門還得幫忙抱孩子。
剛開始，秀姨對用燃氣灶炒菜還不習慣，隻能按照培訓老師教過的，炒完一個菜把火擰到最小，洗完鍋放上灶台再炒下一個菜。一次，秀姨炒完最後一個菜忘記關火，直到孩子姥爺睡前到廚房喝水才發現。此後，秀姨做事更謹慎了，諸如每頓飯做什麽，床單是不是該換了，小孩的鞋是不是該洗了，事事都得過問。
女主人似乎還是不太信任秀姨，大米吃完了，女主人就嘀咕：“吃這麽快呢，上個月剛買過兩袋吧？”
秀姨心裏不太舒服，她對我媽說：“他們家那麽多人，我還能把大米藏起來不成？”
我媽勸她：“大城市有錢人很多，你不拿、不藏，自己心裏有數就行。”
合同裏有規定，阿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不休息的話，雇主就要付加班費。每周六，秀姨做完晚飯就走，周日晚上再回雇主家睡。我媽沒回老家的時候，秀姨每逢休息日就會來我家，她們老姐倆一起去逛超市、嘮嘮嗑。
秀姨感歎雇主家有錢，說她還是第一次看到那種上下兩層帶閣樓的房子，“大人和孩子的衣櫃都是滿滿的”。她說雇主家孩子姥姥一輩子沒出去上班，先是把女兒帶大，現在又幫著帶外孫，丈夫和女兒都對她很好，平時噓寒問暖，有好吃好喝的都會先想著她。
估計是想到自己，秀姨問我媽：“怎麽別人的命就這麽好呢？”
我媽在北京待了2個月就回老家了。那時我剛結婚，秀姨不好意思老來我這兒歇腳，就讓我幫忙置辦了一套簡單的被褥，再碰到休息日，她就帶著被褥去家政門店的宿舍住。
2015年春節，秀姨沒回老家——她兒子早就表示自己不回家過年，她對德清姨夫還心存怨憤，也不願意回去麵對他。她在家政門店的宿舍裏過了除夕，大年初四就回雇主家上班了。不久之後，秀姨給我打電話，說雇主讓她陪兩個老人帶孩子回蘭州老家住一段時間。以前打工時，秀姨去過蘭州，就同意了。
臨行前，秀姨專門來我家一趟，順便講了講雇主家的近況。她說女主人的公司遇到了一些問題，好像和男主人在銀行做擔保有關，牽扯到很多人。男主人已經1個月沒回家了，不知道是躲起來了還是被抓了。女主人擔心孩子的安全，就讓他們回蘭州避避風頭。
我囑咐秀姨：“雇主家的事你少打聽，隻要他們每月按時付你工錢就行。”
秀姨說：“我也是偶爾和孩子姥姥嘮嗑，零零散散聽到的，我從來沒主動問。”
秀姨在蘭州期間，我給她打過一次電話，她還挺開心，說：“反正都是那些家務事，在哪兒幹活都一樣。”5個月後，秀姨和這家老小一同返京，男主人依然沒回家。女主人也不去自己的公司了，她說家裏雇不起保姆了，那個月付工資的時候多給了秀姨500元錢，算是辛苦費。
一直以來，秀姨都沒有屬於自己的銀行賬戶，她習慣讓雇主付她現金。這份工作結束之後，我陪秀姨去銀行開通了賬戶，她用一個不起眼的小布包裹著幾遝現金，第一次為自己存了4萬塊錢。
4
秀姨又回到東直門的家政門店待業，一位“老師”建議她參加“母嬰護理師”的培訓，說育兒嫂的工資比普通家政員高。那時北京的工作還很好找，秀姨拿到母嬰護理師的資格證後，沒等幾天就“上戶”了。
那是一個三胎家庭，大孩和二孩都上小學了，三孩剛6個月，媽媽上班後就需要人來接手。孩子的奶奶已經70歲了，在隔壁小區有套單獨的住房，負責每天早晚接送兩個大孫子上下學，白天有空時，就時不時來兒子家看看，監督秀姨的工作。
因為晚上要帶小孩睡覺，這家開的工資比較高，一開始就給了4500元。可能是孩子多，女主人顧不過來的緣故，他們願意給秀姨付加班費，於是秀姨基本沒有休息的時間了，每月隻能抽一天出去喘口氣。她早上到公園、商場晃蕩，晚上又得回雇主家睡覺。
幹滿1年，雇主比較滿意，主動給秀姨漲了500元工資。
我媽再來北京，秀姨休息的時候就偶爾來我家看她。她感歎有錢人也辛苦：“女主人白天上班，下班回家還得給3個孩子輔導作業、讀書、講故事。”
這家人都是文化人，待人更寬厚，秀姨跟著他們學了不少東西。一天，她托我幫她換一個智能手機，說要上網看新聞，還說要學著用微信聊天。
秀姨在工作上得心應手，德清姨夫竟開始主動關心她了，他隔三差五打來電話，秀姨對他不愛搭理，還有些煩躁——有時候她正在哄小孩午睡，德清姨夫的電話就來了，不接他就不停地打，接了他就說個沒完沒了，除了囑咐秀姨要舍得給自己買點好吃、好穿的，就是讓她有時間多給兒子打電話。
剛開始，秀姨還不太適應丈夫的關心，後來她才慢慢明白過來，德清姨夫這是擔心她在外麵待久了，找到能養活自己的工作了，就不願意回老家了——說得更直白點，就是不願意跟他過了。
秀姨憤憤地對我媽說：“我想起他把我丟在家裏，還發狠話，我心窩就疼。他以為我會去求他，結果這一兩年，我自己過得好好的。”
我媽一向勸和不勸散，說：“既然他態度有轉變，那你的態度也好點，兒子也大了，你們以後也有個盼頭。”
2017年國慶節，德清姨夫又給秀姨打電話，商量回老家蓋新房的事——在我們老家農村，隻要是有兒子的家庭，一般都會在兒子相親之前蓋新房子，這樣等女孩來看時，門麵上也好看些。秀姨的兒子已經20多歲了，到了考慮娶媳婦的時候了，她當然不能反對建房。我們當時也覺得，蓋了新房，娶了兒媳婦，德清姨夫對她的態度會有轉變，秀姨會過上安穩的生活。
秀姨主動和雇主說，自己再做幾個月，春節前就要辭職回老家了，讓他們提前找好替代的人。可元旦的前一周，女主人就把新保姆接到家裏了，說是需要提前熟悉環境。秀姨隱約覺得是自己哪裏做得不好，讓雇主不滿意了。
就這樣，兩個保姆別別扭扭地相處了一周，秀姨主動提出離開。
5
2018年春節過後，秀姨家就開始起新房子了。
秀姨和我媽視頻聊天，聽語氣感覺她挺自豪。她說她從北京回去後，德清姨夫對她挺客氣，周圍的鄰居知道她掙錢回來蓋房，也都誇她有本事。因為平時抽煙、喝酒、賭牌，德清姨夫根本存不下錢，蓋房時他隻拿出了6萬元。而秀姨拿出了14萬，她出了大頭，為自己掙足了臉麵，算是揚眉吐氣了。
毛坯房蓋好後，夫婦倆沒錢裝修，隻能把這事暫時擱下。德清姨夫說自己年紀大了，老給別人打工身體吃不消，可是在老家做豆腐生意又沒有銷量，“不如去學做早點的手藝，將來自己搞個小攤位”。
秀姨太清楚丈夫那本事不大、脾氣不小的本性了，果斷拒絕。她當年跟著德清姨夫不停地換地方打工，無一不以雞飛狗跳收尾，還不如各自掙點清清靜靜、實實在在的錢。德清姨夫看秀姨把所有錢都拿回家蓋房，心裏也踏實了點，就沒再勉強。
這年的夏天，秀姨第二次來到北京，在我家短暫休整後，又直奔東直門的那個家政門店。
剛開始沒有活兒幹，門店裏的“老師”就偶爾派她去做上門服務的家政小時工，一天能掙個200元，雖然不穩定，作為生活費還是夠的。隻是秀姨暈車，方向感也不行，她常常因為找不到地方被雇主投訴，又引來門店“老師”的抱怨。
後來秀姨終於等到一個穩定的活兒，那是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想雇個住家阿姨帶小孩兼做家務，工資5000元。孩子的媽媽是南方人，溝通比較容易，對飯菜的要求也不高，隻求秀姨對孩子細心負責，秀姨偶爾洗壞了她的衣服，出門忘記帶鑰匙，她都包容。三口之家的家務活並不多，孩子送去幼兒園以後，秀姨的工作就更輕鬆了，有時她還能去公園和老太太們聊聊天、跳跳廣場舞。
可到了2019年正月，秀姨就遇到難處了——德清姨夫酒後騎摩托車回家，一頭紮進了坡下的農田，被人發現後送到醫院，左臂兩處骨折，短期內不能再做體力活了。秀姨得到消息，經過一番考量，並沒有立即回老家。直到國慶期間德清姨夫要去醫院拆除鋼釘時，她才跟雇主請了一周的假，買票回去照顧他。
再返京，秀姨來到我家，她神情漠然地問我和我媽：“如果他以後掙不了錢了，我是不是還得養他一輩子？”
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麽接話，隻能說拆完鋼釘胳膊會慢慢恢複的，勸她要想開點。我想，他們夫妻感情向來不和，患難時想到將來誰會是誰的負擔，也是情有可原的。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國，雇主不敢讓秀姨出京，秀姨自己也不想回去。連續兩年春節，秀姨都是來我家過的，她兒子在江浙待著，也沒回老家，隻有德清姨夫獨自守著剛蓋的新房。
2021年“五一”期間，秀姨來我家吃飯，忽然說起在老家種地太辛苦，她打算把一個關係不錯的鄰居也介紹到北京來做家政。我媽聽完，直接問了她兩個問題：別人剛來人生地不熟，地鐵公交都不會搭，你有時間全程幫忙嗎？隔三差五鬧疫情，萬一人家在來去的路上出了事，你能負責嗎？
可能秀姨並沒有意識到，當初我媽帶她來北京，主要是因為見她婚後過得不好，心存愧疚。我媽一路幫秀姨找工作，逢年過節邀請她來家裏吃飯、歇腳，就是不希望她在休息的時候隻能在街頭遊蕩。在北京，秀姨勉強能安頓自己，根本沒有能力去幫扶別人。
秀姨訕訕地搓手，嚅囁地說，自己沒考慮得那麽細，後來這事就不了了之——或許，除了想幫扶鄰居，秀姨也是希望在北京找個說話的伴兒吧。近些年，我媽為了照顧幾個孫輩，在兒女家來回周旋，幾乎沒有閑暇時間顧及她了，偶爾打個電話也是問候兩句就匆匆掛斷，更不用說深入交流了。
在大城市裏漂泊，在不同的家庭裏寄住，秀姨的內心很寂寞。她曾對我說：“我發現來家政公司打工的女人，很多都是像我這樣夫妻感情不和的。但凡兩口子感情好一點，都會在一起做點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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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秋天，雇主家的孩子上小學了，孩子媽媽卻失業了，為了節省開支，她打算自己照顧孩子。這樣一來，秀姨又失業了，她想著自己已經好幾年沒回老家，就打算先回去看看。
2023年春節，秀姨一家三口難得在老家團圓了。可秀姨發現，幾年不見，丈夫變得更加不可理喻了——以前他隻是中午和晚上喝酒，現在連吃早飯都要給自己倒一杯白酒，一天到晚喝得暈乎乎的，什麽正事都幹不了。新年圖個吉利，秀姨就忍著沒發作。
家裏的新房蓋好後一直沒有裝修，一切東西都是湊合著用。秀姨做了幾餐飯，覺得廚院裏缺了一個燒柴的柴火灶，於是就請師傅來砌了一個。可德清姨夫卻嫌柴火灶土氣，找人把灶給扒了，又花了800元買了一套不鏽鋼的燃氣灶回來。
秀姨氣憤難忍，她覺得自己出了大錢蓋新房，居然連選一個灶台的權利都沒有。更何況，家裏的條件並不寬裕——受疫情影響，她和兒子都失業了，丈夫前幾年開始就在老家做工資日結的散工，做完今天不能保證明天。
她無法接受丈夫打腫臉充胖子，兩人很快就吵了起來，丈夫嘲諷她：“你在外麵打了幾年工，就覺得自己了不得了。”
2023年春節剛過，秀姨買好火車票，第三次來到北京，還是暫住我家。進門時，她拖著一個大箱子，打開後裏麵全是臘香腸。她強調：“這都是我自己出錢、自己買肉、自己醃的，臨走都打包了，一根也沒給德清留下。”她還賭氣說，以後沒啥大事，她也不回老家了：“以前還想等兒子娶媳婦、生孫子的時候回去，現在看他和他老子差不多，一輩子晃晃蕩蕩也過來了。”
兒子失業回家後，秀姨曾托人去問市裏的小工廠是否招人，想讓兒子在本地找個工作，再找個對象結婚，安安穩穩的。可惜這一切都是秀姨一廂情願，她兒子覺得工廠太拘束，還是想去江浙一帶打工。他以前一直在餐館幫廚，掙不到大錢，隻夠養活自己。他已經26歲了，還沒有任何人生規劃，得過且過。秀姨覺得自己指望不上兒子，那還是來北京打工吧。
我媽本來想說點啥，可看秀姨一臉不悅，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不知道為什麽，我突然想起了《城南舊事》裏的宋媽，她也是做保姆掙錢貼補丈夫、養孩子，隻是命運更慘，後來兒子不在了，她又回去和丈夫生兒子去了。
秀姨在我家客廳睡了幾晚，白天就出去找工作，找到一家靠譜的家政門店後，她就簡單收拾了行李，搬到門店宿舍去了。現在什麽都漲價了，在宿舍住一晚要交20元了，洗熱水澡還要另收費，吃飯更不用說。秀姨在那兒住了1個月，工作還沒著落，心急如焚。
後來，一個教友聽說此事，幫她聯係到一份商場保潔的工作，包吃包住，一個月3000元。秀姨有些猶豫——這比她8年前來北京時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資還低。但此時，幹耗了許久的她已經別無選擇，為了讓焦灼心情得到片刻舒緩，她答應了。
商場保潔的工作還算輕鬆，隻是每天早9點到晚6點必須一直在崗。幹滿1個月，秀姨給我媽打電話抱怨，說保潔的活兒很耗費時間，10多個人一起吃住也有些矛盾。秀姨還沒有過慣集體生活，就像她當初用不慣城裏的燃氣灶一樣，她還不適應長時間和同事待在一起。秀姨說，她有幾個同事都60多歲了還在北京漂著，“看來‘掙點錢回老家’其實隻是說說而已，回老家幹什麽，大家從來都沒說”。
秀姨就像一滴油，在北京這片浩瀚的水麵上漂來漂去，並未與哪裏發生相融。每天晚上她睡在一張1米寬的下鋪上，望著上鋪的木板。在那個狹小的空間裏，不知道她是否會想起老家那個蓋好的新房。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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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胡順良找到我，說他前妻高麗英因涉嫌故意殺人、保險詐騙罪被公安機關刑拘，讓我為其辯護，他一再強調高麗英是個很好的女人。
高麗英是否殺人我不妄下定論，但我之前跟她打過幾次交道，作為旁觀者，對其印象卻不太好。
一年前，兩人的離婚案件是我辦理的。那時高麗英已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我是胡順良的代理律師，他對高麗英還有感情，希望我能拖則拖，“最好重歸於好。實在要離，我想盡力爭取小孩的撫養權。”他們有一個兒子，5歲差幾個月。
我第一次見高麗英，她化著濃妝，貼著很粗的假睫毛，趾高氣昂的好不神氣。得知我是騎共享單車過去的，便極盡嘲諷：“做律師的不配一輛豪車？怎麽能讓大老板相信你們。你很缺案源嗎？不然怎麽連這種沒格局的案子也接，再說胡順良兜裏有幾個錢我還能不知道。言歸正傳，我的時間寶貴，婚鐵定要離的，而且我告訴你們，小孩的撫養權必須歸我。”
高麗英不時從名牌包裏翻出各種所謂的風雲人物的名片跟我炫耀，我沒有理會她，隻是如實轉達了胡順良的意思。
話還沒講完，高麗英就開始數落胡順良：“他就一鄉巴佬，沒上進心，門不當戶不對，有啥資格跟我談？你問問他，拿著五六千塊錢的工資能養活誰？法院見就對了。法律我懂，誰條件好，法院就將小孩判給誰。我有兩套房，賺錢的能力更不用說，比他強哪裏去了。孩子跟我以後讀國際雙語學校，費用一個月上萬。以後孩子的同學非富即貴，再大一點我就安排他出國。這個世界很殘酷，不好好培養，世代都是韭菜命。如果你幫我勸說他放棄撫養費，我可以額外給你一點報酬。”
我忍不住提醒口若懸河的她：“你現在跟我炫耀的那些動產或者不動產，如果是合法私人財產，隻要是在婚姻存續期間，都屬於夫妻共同財產，你們一人一半。同樣的話，胡順良也可以說。什麽叫‘世代都是韭菜命’？我是實在聽不下去了，好歹你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兩個人好聚好散便可，不必說那麽難聽的話來惡心人。”
起先高麗英隻是不屑，把玩著她的指甲，聽到我提到她受過高等教育時，她立時暴跳如雷，用手機指著我，“上過大學怎麽了，就得憋屈著，被當成活靶子不說話？動不動就是你一個上過大學的要怎樣，過得不好要被嘲笑，過得好又有風言風語。我還不能說幾句現實的話了，就非得虛偽地死要麵子活受罪來維持形象嗎？”
高麗英突然大發脾氣，讓我沒了溝通的意願，不歡而散後，我建議胡順良不必委曲求全，可以主動向法院申請財產調查並做財產保全，以免高麗英惡意轉移資產。
胡順良想都沒想便拒絕了我的提議，“那樣就徹底和她撕破臉了，我沒想分她的財產，之所以要小孩撫養權，是想著孩子跟著我生活會穩定一點，她心裏有孩子，偶爾還會回來看看。她現在在做啥我都不知情，讓她帶著，就真的找不著他們了。”
說罷，他還一直念叨，“我們之間是有感情的，同甘共苦過，之前她真的是很好的人。”
既然胡順良做了決定，我也就不好再多說什麽，那就隻能等對方訴訟的進展狀況。
此後一個多月，我接到法院通知，安排雙方調解，可高麗英卻突然失聯了，打她電話關機，發消息也沒回。胡順良四處打聽她的下落，卻一無所獲。他擔心高麗英出事，心急如焚，就想去派出所報警，卻又擔心不到24小時不能立案。
我告訴胡順良，婦女、兒童涉嫌被拐賣或是侵害，警方立案並無時間限製，但如果隻是暫時沒有回複消息就讓警方馬上就立案也不現實，他們忙不過來。出於職業敏感，我感覺高麗英突然失聯有點不對勁，便主動提出可幫忙找人打探情況，看能否盡快立案。胡順良同意了，說兵分兩路，他再回一趟老家找找看。
不過很快，我就有了高麗英的消息——她因涉嫌賣淫被警方行政拘留了。
再次見到高麗英，她使勁求我幫她瞞住消息，“我跟警察說，我是個5歲孩子的媽媽，讓他們將拘留通知書發到我公司，千萬不能讓家裏人知道。在農村，消息一傳開，我爸媽和孩子以後都抬不起頭來做人，警察念我是第一次犯錯，他們說願意通融這一次。”
我領著高麗英出拘留所時，她還反複解釋：“我真的就約了這麽一次，雖然收了一點錢，卻不是你想象的那種。說來倒黴，那個男人因職務犯罪被抓才連累了我。”
我告訴高麗英，我不是一個不擇手段的律師，一碼歸一碼，讓她準備好開庭。高麗英還是不放心，讓我跟她去附近的銀行，說要取5000元現金給我做封口費。
我說這個錢我是不能拿的，“你丈夫擔心你的安全，讓我幫著打探情況。當然你的行為是不對的，該接受懲罰。既然受罰了，就歸於你個人隱私。我拿這件事作為訴訟籌碼當然很有可能勝訴，但我絕對不會這麽做。我不想著拿人家的私德來做文章，從道德上把人搞臭在我看來也不是那麽體麵，我打官司就想法律歸法律。”
我建議高麗英給胡順良打個電話報平安，高麗英同意了。她說自己和人發生了一點小摩擦，在派出所做了個筆錄而已。胡順良沒有多問，說人沒事就好，讓她有事就找我。
2
幾天後，高麗英主動提出和解，“一定要離婚，不過我給你麵子，何況我跟他是有感情的，沒必要鬧上法庭，我打算撤訴，小孩名義上撫養權歸他，由我來培養。”
胡順良還在猶豫，我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一個人若是鐵了心要離開，是留不住的，再強留會被看輕的，連從前那些美好的感情都顯得輕賤了，不如好聚好散。至少小孩的撫養權她願意給你了，如果哪天高麗英後悔了，官司打下去，可就難說了。”
考慮了一段時間後，胡順良最終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兩人去民政部門領了離婚證。
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忍不住對高麗英說：“給孩子最好的物質條件是沒錯的，除此以外還要注重孩子的精神培養，並不是讀貴族學校或者出國就高人一等。有些孩子雖然條件好，卻因頂著父母的汙名而性格扭曲，容易陷入虛無的物質主義之中。”
高麗英聽罷，隻是禮貌性地回了一句：“再說吧，這個社會的很多東西說不清的。”
沒想到才過了短短一年時間，高麗英卻被傳殘忍地殺害自己的母親，並企圖進行騙保。
我去看守所會見高麗英，她知道是胡順良找的我，還沒等我說話，她便連聲發問：“他摻和進來幹嘛？你趕緊跟他講，讓他帶好孩子，我媽的葬禮都沒必要去，不然我死都不放過他！更何況我們離婚了，他沒權力摻和，你現在就去幫我傳話。”
我將材料遞給她，上麵顯示是她娘家所在的村委會委托的我，“你爸和你哥還在氣頭上，可能一時還無法接受現實，所以他們都拒絕簽字，我想讓你重新簽一份委托書。”
“我知道了，讓你費心了。”高麗英耷拉著腦袋，“你說是不是一定要我死了，才會天下太平？為啥我跟警察說了，我媽是自己從山坡上摔死的，還不放我。作為女兒難道我不難過嗎？連自己媽媽的葬禮都不能參加。”
我說警方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證據才會抓人的，讓高麗英跟我說實話，“至少你目前不應該對我有所隱瞞。”為了打消她的顧慮，我甚至搬出了相關法律，“哪怕你對警方有所隱瞞，但請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律師。律師的會見筆錄通常是無需給警方看的，原則上我們有免除在訴訟中提出證明被告有罪或罪重的證明義務，隻要你沒有正在實施犯罪行為。”
高麗英思索了幾十秒，望著我說：“我相信你，你為我好，做無罪辯護就行了。我有苦衷，但我真的不可能去殺害自己的親娘，她那麽可憐，算是被我害慘了……”
我順著她的話追問：“什麽叫被你害慘了？如果她是自殺，是不是因為你？若非自殺，那是否因你過失致人死亡，還是你招惹了什麽人，導致了你母親的死亡？”
高麗英突然朝我大吼：“你到底是律師還是警察，難道是來索命的，真的要把我逼死在這裏麵才甘心？我不死，所有人都不安心吧。我就不信我沒殺人，誰還能給我安一個殺人犯的罪名！我看到我媽倒在地上了，之前給她買過意外險，不能打保險公司電話還是怎麽的，他們不想賠錢就算了，還要把我送進來，什麽世道？”
見高麗英情緒激動，我知道談話無法繼續下去了，便與她商量：“要不我們就暫時結束會見，你哪天想跟我說了，或者有需要我的地方，再讓看守所民警聯係我。”
我剛起身，高麗英又叫住了我，語氣變得相當平和：“我有我的苦衷，現在腦子裏一團亂，你容我再想幾天。請一定相信，我雖然罪有應得，但不至於故意殺人。萬一我在這裏出不去，等孩子大一點，還得拜托你幫忙找移民律師，小孩前途要緊。”
3
結束了與高麗英的會見之後，我與負責此案的民警進行了溝通。
民警批評高麗英不配合審訊，冥頑不靈，“既不認罪認罰，也不如實供述，說什麽自己有權保持沉默。人命關天，就算零口供，我們也會走程序進行偵辦的，不可能被她牽著鼻子走。你勸她最好如實交代，我們多少掌握了一些情況，對她進行羈押完全合法。”
畢竟案件發生還沒兩天，真相有待調查。我個人傾向於暫時相信高麗英，認為她故意殺人的可能性不大。從專業角度而言，也應該先做無罪推定，當證據證明她有罪時，我再去質證，看證據鏈是否合法、完整。
不過民警的話倒是點醒了我，與其等高麗英開口，不如像偵查機關一樣，各自進行調查，弄清楚高麗英所謂的“苦衷”。
隨後，我去高麗英的娘家，見了她父兄，以及其他村裏人。當我問及被害人生前是否與人結怨時，在場的人全部否認，他們說高麗英的母親“是最軟和的人，對人很好，兔子都會主動往她懷裏蹦”，也說“想來也是最可憐的人，這一輩子光吃苦，沒怎麽享福”。
高麗英的母親比她父親小了20多歲，“他結婚時都40了，她差不多是他當年以很便宜的價格從山裏‘買’來的老婆，因為女方那邊子女多，實在沒吃的了，他才撿了個便宜，不然成不了家。老頭年輕時身體不好，有哮喘，完全幹不了重活的”。
當年，高麗英母親嫁過來沒多久，就有人勸她跑掉，或離婚再嫁個條件好的，她都拒絕了。她說自己不是被賣的，“人要講良心，人家拿砸鍋賣鐵的錢接濟我娘家，我不能拿了彩禮就抬屁股走人。”村裏人都說，她一直勤懇踏實，將那個原本“豬圈一樣的家”拾掇得有模有樣，還生了一兒一女，“從沒聽她抱怨過那個家的任何”。
說起對待子女，他們更是為高麗英母親抱不平，“在我們村，沒挨過打的小孩就隻有他們兄妹倆。高麗英她哥還穿過帶補丁的衣服，她卻是沒有的。別人都重男輕女，她媽雖然沒文化，卻想得開，說她作為女人見過的不體麵多了，要給女兒遮著點。”
高麗英母親的遺像擺在堂屋裏，麵目慈祥，眼神柔和。高麗英父親蜷縮在一旁，任誰也拉不開，鼻涕口水掛在他花白稀疏的胡子上。見我過去鞠躬，他木然地看著我道：“父母辛苦供她上學，你們書讀多了，不但學會了拿筆，怎麽還學會殺人了。我家這個苦命的，被五步蛇咬沒死，牛馬都沒踩死她，哪想被自己的崽子害了……”
見他老淚縱橫，周圍的人也忍不住落淚，繼而紛紛罵高麗英狠辣，讓我放棄為她辯護，“被警察拷走的人，指定就是壞人了，哪用得著你來調查。你要是還有是非觀，就不該多管閑事，說一千道一萬，對她就是一粒花生米（子彈）的事。”
我感動於大家有熱血有良知，且從未經受過冤枉，但涉及到專業知識，我總想跟他們多說幾句，畢竟道德無法代替法律。“就算她是嫌疑人，我國刑法當中規定了四百多項罪名，就算犯罪了，還有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的區別，以及法定、酌定量刑情節。胡亂給人定罪，甚至比殺人放火還要嚴重，因為法律是保護所有民眾的。”
如往常一樣，又有人開始罵我：“人都死了，淨說些沒用的鬼話，讀書讀傻了，訟棍。”高麗英的哥哥卻明白過來了，他說：“萬一人不是她殺的，就便宜了真正的殺人犯了，那樣媽媽和妹妹都會傷心。就算是她殺的，在槍斃她之前，我也想問她為什麽。”
見高麗英哥哥有意開口，我趕忙問他，案發前幾天高麗英有無異常，是否與被害人有過爭吵之類的。高麗英哥哥回答道：“這些警察也都找我問過了，沒啥異常。她與我媽從沒起過衝突，就在昨天，我們還收到了她在朋友那給我媽買的阿膠糕。”
我知道高麗英有很多事情瞞著家裏人，在外麵具體做什麽工作也從未向他們透露，甚至連前夫胡順良都不知情。考慮到她的朋友知道一些情況，我便記下了快遞單上的電話號碼。
4
在高麗英的娘家，我聽到的傳言是說，高麗英母親疑似被高麗英從後山推下後身亡，屍體多處骨折，眼球破裂，麵部損毀嚴重。而往前半年，高麗英剛給父母買了保額高達百萬的意外險。
當日的案發現場隻有高麗英一個人和被害人的屍體。高麗英第一個電話就是打給保險公司，是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報的警。警方經過調查後，當即決定將高麗英帶走調查。
由於高麗英在朋友圈曬過幾張打麻將的照片，便有傳言說她好賭，輸了很多錢，欠了不少網貸，是在外麵被追債才躲回了娘家。得知自己母親幾天前因頭暈去了醫院，病曆上有醫生的診斷，這才打主意到自己的親娘身上，製造成意外身亡的假象進行騙保。
為了多了解一些信息，我按照快遞單上的號碼給高麗英的朋友打去電話。對方聽說了高麗英的事情後，爽快地答應與我麵談。她毫不避諱地說她們曾是同事，在一家直播工作室上班，後來她覺得自己不適合，就走了，而高麗英則一直是工作室的紅人，“流量高，好多大哥捧著……至於殺人騙保那不至於，她對家人很好的。”
我又找到那家直播公司，公司負責人告訴我，高麗英與工作室其實並未簽訂正式合同，隻能算合作關係，“她好像很怕別人知道，很少告訴別人在我們這兒上班。”
負責人否認高麗英有賭博行為，“撲克牌、字牌一概不會，‘鬥牛’不會算點，有陣子學過打麻將，也不過是半桶水。”至於說高麗英欠網貸或者高利貸，他也說絕無可能，“上個月，有個大哥給她轉了28萬……”可能是意識到自己說漏嘴了，他又馬上轉移話題，“對了，她前段時間還拿了些錢出來，讓我們幫著給一些需要資金的人周轉，當然是要收利息的。”
我追著問，那個打賞28萬的大哥最近是否與高麗英有糾紛，或者是其他人？負責人不自然地咳嗽，“怎麽說呢，肯定有一些人看直播上頭，不管不顧地刷禮物，隻為當榜一大哥，事後卻後悔讓平台退錢。有些大哥不但線上刷禮物，私下也接觸主播……”
我大概知道了案件發生的原因了，高麗英涉案沒錯了，但具體情況我希望她自己能開口。
緊接著我就又去會見了高麗英，並告訴她事已至此，即便她不說，案件也會水落石出，“人命關天，不是你一聲不吭就能糊弄過去的，警方那邊也絕不會因此停止調查。”
得知我去了直播公司，高麗英縮成一團，有氣無力地說：“我家好像沒裝攝像頭吧，不是說了37天沒有確鑿的證據，警察就會把我放出去嗎？我真沒有殺人。”
見高麗英還心存僥幸，我決定激她一下，“一個叫劉金江的人多次去你們公司鬧過，應該還去過別的地方。現在這人失聯了，連我都能查到這個份上，就算你再袒護包庇，警方也會注意到的，說不定已經在摸排布控抓人了，你怎麽能跟他合謀呢？”
高麗英的麵部一陣抽搐，但情緒尚可，她平靜地看著我說：“知道了，我沒與他合謀，你下次再來看我。”
我不想刺激她，起身離去。臨走前，我告訴她小孩沒事，胡順良給他轉學了，讓她不用擔心其他問題，“小孩現在除了想媽媽，其他一切都很好。”
幾天後，我得到消息，檢察院提前介入案件引導偵查，同時警方也發布通緝令了，不到一周，案件的另一嫌疑人劉金江——就是那個給高麗英打賞28萬的“大哥”——自首了。高麗英的罪名變更為包庇罪，保險詐騙罪。
劉金江36歲，離異，是一位汽車修理工。他承認是自己一時失手導致被害人從山坡上墜亡，高麗英並未參與動手。
得知劉金江全部交代了以後，高麗英特意找我，“我恨透他了，也怪我貪心不足，毀了兩個家庭，那麽多有錢有勢的人，我為啥還要他的打賞。我對不起胡順良，不過就算重新選擇一次，我也不一定能跟他過下去。現實太殘酷了，人心即深淵，到了這步田地，什麽都保不住了。我最後悔自己上了大學，我很累……”
對於高麗英的這番話，我不以為然，我也出身於農村，知道農村家庭要供出一個大學生有多不易，尤其是家庭條件不好的女生。
“你先聽我講完。”高麗英提高了聲音，“你不要像村裏的那些人一樣妄下定義。”說著她就哭了，“我媽和我哥都是對我最好的，所以我才想讓他們比別人過得好。”
5
高麗英說，自己上學的那些年，成績雖然不差，但也不算拔尖，於是總有人來家裏說三道四，“一個女孩，賠錢貨，沒必要讀那麽多書。”在他們眼裏，高麗英父親是個“老廢物”，她母親一人忙裏忙外，還要供兩個小孩讀書，“有孝心的早就去打工了”。
一開始，高麗英還不畏人言，“我媽從未被那些人說動過，隻是讓我給自己爭口氣。”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她並未得到多少祝福，反而遭遇各種冷嘲熱諷：“我們村終於出女大學生了，要不是你，我還從沒聽說過這麽一個學校。”“看來她媽以後老享福了，我們這兒要出個女億萬富翁了。”
從小學到大學，高麗英認為自己終有一天會出人頭地，“讓那些人閉嘴，告訴他們大學生就是值錢，讀了書就是會比他們過得好很多。”在她看來，隻要能吃苦就能混出頭，因而當同樣出身農村、能吃苦的胡順良追求她時，她沒考慮太多就跟他在一起了。
那時，他們的工資加起來隻有四五千一個月，租著沒有空調的安置房住，擠公交上下班，買平價衣服，用幾十塊錢的護膚品，逛街也不買東西。胡順良總覺得對不起高麗娟，她卻寬慰他說：“生活就該慢慢過。”
高麗英說自己那時很容易滿足，“我們攢了錢，裝了空調，洗衣機是滾筒的，熱水器是牌子的，一米五的床換成一米八的，滿是希望，我覺得日子真的在慢慢變好。”
直到有一天，高麗英去初中同學家裏玩，一切就都變了。
“我們年紀差不多，她初中沒畢業，長相還不如我，又是個單親媽媽，但人家就是過得比我好。住的房子是自己的，家裏有月嫂，護膚品都是大牌，奶粉是進口的，上萬元的現金就那麽隨便地扔在茶幾上。”
高麗英這才發現，她對自己如此寒磣的生活是那麽不自知，“我們以前真的過的是‘小日子’，買個東西要思索再三，就是小氣的，逼仄的日子。我突然發現身邊的男人也有些拿不出手，苦了懷裏的孩子，他跟我以前一樣，就知道傻樂嗬，殊不知別人在看笑話。”尤其是再想起自己每次回老家，旁人那一句句“大學生”叫得分外刺耳，“像針紮”。
認清了“現實”後，高麗英毫不猶豫地找了一家直播工作室做起了主播。與那些剛出社會還有所顧及的年輕女生不同，高麗英目標明確，“懂情調，放得開”。不到半年，就成了工作室的紅人，累積了不少粉絲。每次直播光打賞就是好幾萬，遇見大方的，就更多了。
高麗英說，她幾個月就賺了和胡順良在一起一輩子都可能賺不到的錢，“徹底地和過去說了再見，說話做事突然就有了底氣，知道了自己想要的，就要不顧一切地去得到。”
更重要的是，她說自己“始終保持清醒”——絕不陷入感情之中。在她眼裏，隻要對方打賞夠多，就是好“大哥”。她講情話哄著他們，一直打賞就一直哄，把戲做足。哪怕對方是送外賣的、工地小工、廚師，賺點錢不容易，她都來者不拒。
高麗英覺得自己“吃透”他們了——“那些人圈子比較小，平時在生活中被女性瞧不起，突然有年輕漂亮的女生在熒幕裏對他們柔情蜜意，不可能不淪陷。他們平時可能省吃儉用，卻會在這一刻將自己當成了王者。”
在高麗英看來，他們一擲千金是不想永遠成為失敗者，想要溫存，“有一個在工廠上班的小夥子，手被機器壓斷，賠了幾十萬。他去相親，願意給20萬彩禮，對方是離異婦女，有三個小孩，卻對他嗤之以鼻。在我這裏，我從不歧視他，還會給他擁抱與親吻，讓他感覺如沐春風，他一股腦兒將錢全部打賞給了直播平台。”
當然，這種溫存隻是暫時的，一旦對方腰包掏空，高麗英就不再給他們尊重與溫柔，即刻變臉，“時間就是金錢，我們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老，哪有空閑陪空殼子。”
劉金江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員。
6
據劉金江供述，他確實是因自己打賞給高麗英28萬，事後反悔，向高麗英公司及其本人索要未果後，一氣之下失手將高麗英母親撞下了山坡，導致其死亡。
他也在法庭上供述稱，在自己打賞之後，高麗英的確也和他有過線下接觸。在陪他的那幾天裏，他還是覺得值當的。但事後仔細一想，自己花了28萬，留下的卻隻有空虛和痛苦，“如果她願意跟我在一起，生個小孩，那一切都好說”。
由於不堪其擾，高麗英選擇暫時回老家躲避。隻是沒料到，劉金江和她在一起的那幾天偶然看到她在網上給家裏買東西，已經悄悄將高麗英老家的地址記在了手機中。
高麗英與自己失聯後，劉金江獨自一人來到高麗英的老家，在村裏的山路上找人問路，恰好遇上了在田裏摘菜的高麗英母親。他一時激動，拉住老人不停地辱罵，揚言要將高麗英一家人都殺了。高麗英的家就在山坳中，獨門獨戶。高麗英母親擔心女兒的安全，便從劉金江手上掙脫，朝山坡下的家裏直喊“救命”，想讓高麗英躲開。
那天正好村裏有人辦喜酒，高麗英父親和附近的鄰居都出去了，隻有高麗英聽見了母親喊叫聲。她一出門便看見劉金江在後山追逐她的母親，很快母親就再次被拽住，但劉金江一個沒站穩，絆了一跤，將她母親撞下了山坡。
高麗英母親的死劉金江要負很大責任，高麗英本應對他恨之入骨才對。但令人不解的是，她非但沒有在第一時間報警，反而包庇劉金江，並撥打了保險公司的電話。
之前，高麗英一直對此事的前因後果三緘其口，直到劉金江自首，她才知道瞞不住了。
原來，劉金江打賞她的那28萬，是他賣掉房子、準備給兒子治病用的錢，“那段時間我壓力很大，老婆早幾年前就跑了，兒子又得了大病，醫生說還不一定能治好，就選擇看直播解壓。”
後來劉金江的兒子因無錢治療，隻能出院，沒多久就病死了。
高麗英說，若劉金江在與她發生關係之前說明情況，她是願意退還自己所得的那部分的，“我真沒料到他兒子後來因為沒錢治療，走了。關於這一點，我多少有點愧疚。所以案發時，劉金江對我說，我媽是自己跌下去的，我們之間就兩清了，不然他還會找我兒子算賬。我就想著，這事情傳開了對我確實很不利，我還有大好前程……”
我忍不住打斷高麗英，“你所說的‘大好前程’是指賺錢的機會吧？”
高麗英沒有否認，“我當然要給自己和兒子留點名聲，有些人一聽說他兒子的救命錢打賞給了我，自然會對我口誅筆伐。你知道嗎？上層圈子的人是會權衡利弊的。我媽說起來確實是屬於意外吧，我之前給他們買意外險並非處心積慮，人都已經死了。”
高麗英的話反倒令我有些頭皮發麻，便毫不客氣地對她說了句：“你現在真的令我不舒服，反胃。”
高麗英卻問我：“在我印象裏，你好像不是那種愛指責的人，就說當時我涉嫌那個啥被派出所拘留了，你都沒這麽說我，是不是覺得我傷了你自尊？”
我說：“眾所周知，賣淫是違法的，所以沒有人會堂而皇之地說自己是‘成功的失足女’。你後來的行為更可惡，是因你們用自以為無比正確的方式破壞了社會的公平，還要讓其他人覺得你們是對的，讓人追捧。你聲色犬馬，卻嘲諷恪守本分的女性，試圖將錢色交易、權色交易合理化，這才是最壞的。有人覺得自己吃一個包子就是幸福，那是他們辛苦所得，你卻拿著一碗交易得來的燕窩去誘惑他們。”
高麗英反而笑我天真，“那是你理想中的世界。時代變了，沒跟你打招呼而已。很多人就是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而且上位成功後就會被人追捧，讓你無話可說。”
我確實沒想到，還沒開庭，我和高麗英的辯論就已經開始了。我不是一個愛進行道德批判的人，但那一刻，我想贏她——不能仗著自己“目標明確”，就無所顧忌。人有欲望正常，但欲望之中還應該存有良知，起到一個“刹車”的作用。
很快，法院進行了判決，高麗英犯包庇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至於保險詐騙，法院采納了我的辯護意見——高麗英主觀上並未存在騙取保險金的故意，被害人的死亡與其無關，我個人認為即便案件發生後，保險公司按照條款仍有賠償的義務。
判決下來後，我去見了高麗英，她說我們算是贏了官司，“你是一個不錯的律師，就是欠缺了一點成熟，有點天真。”
我還是忍不住對她說：“我現在就告訴你，告訴一些人，我就想天真地贏。或許這個世界還沒被你們給糟蹋掉，大家在陽光下安居樂業，雖然過得辛苦，總是有擦不幹的汗水，卻能看到公平與希望。”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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