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個月，同事跟我抱怨公務員也要降薪了。我笑著說，我們已經很好了，起碼不用擔心失業。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疫情中，商鋪倒閉、大廠裁員，經濟一片蕭條，年輕人紛紛回流體製，2023年“國考”報名人數再創新高。
在經曆了家庭變故、遭受了銀行工作的毒打後，我把考上公務員當作我的救贖之路。從2014年研三到2018年，我參加了13次公務員考試，入圍麵試8次，最後成功上岸。
有人說沒有能力的人才去體製內，有能力的都在外闖蕩。其實任何工作都有兩麵性，鷦鷯一枝與鷹擊長空是每個人權衡事業與生活而做出的選擇，無謂好壞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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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前20年，我按部就班地成長、學習。我父母都是80年代的大學生，爸爸在國企工作，媽媽是公務員，我是獨生女，幸運地享受了物質和精神上的所有紅利。父母對我的學習要求嚴格，但我的成績一直不好，中考沒考上重點高中，是他們花錢給我買進去的。期間，父親下崗之後創業，家庭大不如從前。我第一年高考成績很差，好在複讀那年開了竅，勉強上了二本線，去了省會入讀爸爸畢業的大學，成了他的學妹。我大學裏逃課、談戀愛、混社團，從未憂愁過畢業去向，我想著以爸爸的人脈，總能給我安排工作的，就這樣一路混到大二。
2009年年初，爸爸確診暴發性肝炎，因為他的醫保不完善，3個月自費了近20萬醫藥費。我思慮自己應該找份工作幫家裏減輕壓力，但爸爸要我讀研，他希望我以後比他強。大四開學，爸爸的病轉成了肝癌，年底他彌留之際，我坐在病榻旁一時無措，心裏隱隱明白，自己要被迫成長為家裏的頂梁柱了。我反複在爸爸耳邊說我會努力的，我會照顧好媽媽。
彼時離考研不到一個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麽度過那段難捱的衝刺階段的。有一天晚上因為想爸爸，我在寢室裏哭到淩晨2點半，但想到明天還要早起去圖書館占座位，隻好強迫自己睡去。
“一戰”總分超過了錄取線，可英語單科差了1分。為了滿足爸爸的遺願，也為了撐起這個家，我“二戰”考上了家鄉省會的研究生。“二戰”那年，我一個人找房子、搬家、辦借書證，合租室友評價我“很獨立”——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別人說我“獨立”，既詫異又苦澀。我不想獨立，可我沒有辦法。
2015年研究生畢業後，我進入了四大行的省會分行實習。彼時，銀行還是工作穩定、薪資豐厚的代表，大家趨之若鶩，而銀行對本地資源的依存度很高，會優先招錄本地家境不錯的畢業生，我們這些外地人想要進省會分行，基本都要“走後門”。
和我在一個網點實習的女生貝貝，個性單純開朗，是個很可愛的女生。看到她，我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她爸爸是某市支行行長，對工作，貝貝沒有太大積極性，總是想著法兒地摸魚，還拉我一起。可我遠沒有她背景深厚，爸爸去世後，人走茶涼，我已經沒辦法再任性，隻能好好工作，以期分去一個好的網點，所以我總是委婉拒絕她。
實習結束後，我的實習鑒定評價是“優秀”，貝貝是“良好”，但這絲毫不影響我被分配到偏遠的城投區——一個公認績效不好的地方，而貝貝則分去了績效最好的高新區。我覺得不公平，可曾經我也倚仗過家裏的金錢和資源，以一般的成績入讀重點高中重點班，這對其他學生就公平嗎？雖然我備受打擊，但很快接受了現實。
城投支行的書記和幾個同事來領我們回去，當時和我一起分配到城投的還有6個應屆畢業生，我們加上司機，共11人，派來的2輛車座位捉襟見肘。一個叫李凡的應屆畢業生說自己開了車，可以捎幾個人，最後，行裏兩輛大眾和李凡的保時捷帶著我們一同駛向了城投區。
夜幕降臨，車子越開越偏，窗外的景色好不容易從一片荒蕪跳到五顏六色的街景，書記趕緊說：“到了，我們支行就在附近，男生宿舍在支行樓上，女生的宿舍離這兒也不遠。”說完笑嗬嗬地轉向我：“你是唯一一個外地女生，你的房間是單間。”
我雀躍的心情隨著車子駛入一個破舊小區、進到宿舍的一刹那戛然而止。宿舍小區是半個世紀前的福利房，外牆破舊不堪，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紅磚，看起來隨時有坍圮的危險。我的宿舍在頂樓，裏麵已經住了2個女生，給我們開門的，是個長發圓臉的女生。
進去之後，我被客廳中間的垃圾堆給震驚了，書記也駭住了，指著垃圾堆問：“你們女生怎麽也不好好收拾一下，這像話嗎？”那女生頗不服氣地說：“上班這麽忙，哪有時間收拾。”
書記訓斥了一番，就把我交代給她倆。
書記走了，我才有時間環顧宿舍：兩室一廳一廚一衛，裝修老舊；客廳壁櫥破了好幾個洞，室友說房間裏經常有老鼠竄，可能鼠窩就在壁櫥後麵；廚房一片狼藉，宛如裝修現場，室友指著天花板的洞說經常掉石灰，要我小心點；廁所的木門搖搖欲墜，燈壞了，現下還沒修好。
我的房間是帶陽台的主臥，牆麵斑駁，天花板有裂縫，用大透明膠草草貼了下，臥室正中間是一張舊席夢思，加一張四方折疊桌、一把椅子。當天沒來得及購置床上用品，她倆讓我暫住她倆的次臥。進入房間，我再次被衝擊到——小房間裏擺了兩張上下鋪，她倆睡下鋪，東西放上鋪，地板上散落著鞋和牛奶盒。我小心翼翼地跨過眾多障礙物，好容易找凳子坐下，問她倆為什麽不住主臥，室友們說，主臥門緊靠著客廳壁櫥，她倆怕老鼠，而且主臥也沒有空調，“宿舍能睡覺就行，亂就亂點”。
我覺得這話滿有道理，隨即安慰自己——起碼宿舍是免費的，每月能省小1000塊。
可到了夜裏，我躺在上鋪，失落還是像潮水般湧來——索羅斯那些“金融大鱷”叱吒資本市場，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卻要在城鄉結合部展開。木板床硌得我輾轉反側，我悻悻地想，不知道大鱷們有沒有像我一般睡過滿地狼藉的房間。
第二天去行裏報到後，我叫上朋友陪我去采購生活用品，溜達了一圈，發現昨晚坐車經過的街道可能是城投區最繁華的一條路了。
朋友一路打量著行人，末了對我說：“這裏可能治安不太好，街上有好幾個人一看就是吸毒的。”
我倒吸一口涼氣：“我想回家了。”
他恨鐵不成鋼地看著我：“你當初好好複習考上公務員多好。”
研究生畢業那年，我一邊準備秋招，一邊參加了國考、家鄉省考、B省省考、C市市考，那時候的競爭遠沒有現在這麽激烈，我入圍了家鄉省考和C市市考的麵試，可我當時心大，麵試前還在馬來西亞和閨蜜畢業旅行，一回國就匆匆參加了省考麵試，結果可想而知。朋友之前考上了政法幹警，後來一路從市裏考進省裏的事業單位，我緊隨其後的市考麵試，他還幫我突擊培訓了一周，但我筆試僅排名第三，最終折戟。那時，我對銀行的工作還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我豪邁地拍著朋友肩膀說：“過幾年，你就等著叫我行長吧。”
我買了書桌和牆紙，一番捯飭，讓宿舍的主臥初步達到了人居標準。從宿舍步行5分鍾就能到支行，行裏提供早中餐。
就這樣，我開始了我的銀行生涯。
2
第一天上班，我就認出一個校友——小秋。我們同年入學，她是兩年製專碩，我是三年製學碩，所以她比我早1年入行。我們在學校是隻知道彼此名字的存在，如今以同事身份相見，多了分親切，我和她很快熟絡起來。
一起被分到櫃台的傅斌，長得白白胖胖，他從師範院校研究生畢業，我們都喊他“傅老師”。
我和傅老師的到來解放了慧姐——她坐櫃台好幾年了，如今終於可以“出櫃”了。我和傅老師坐在慧姐身後“跟櫃”學習，看見慧姐不用看鍵盤，手指翻飛就錄入了客戶19位數的銀行卡號，我悄聲對傅老師說：“我覺得坐櫃台也挺好玩的。”慧姐聽見了，看了我一眼：“1年之後你就不會這麽說了。”
每天從早上8點20分開始，我們要進行晨會、接鈔、領包、點庫、調撥等工作，9點準時開門營業。網點人流量多、業務量大，每天上班像打仗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叫號，櫃台有規定的服務話術，要考評服務、業務差錯率和客戶等待時間這3個基礎指標，有些複雜的業務需要主管授權以及手工登記，稍一疏忽就會被審核中心“下差錯”，有差錯就要扣款、扣分，扣分達到一定數值，要再去培訓學習。中午櫃員們輪流吃飯，經常會出現客戶太多、我們下午1、2點才吃上午飯的情況。吃完飯也沒有午休，接著叫號辦業務。等到下午5點網點關門後，我們要點庫、結賬、對賬。下班後，還要時不時進行新業務培訓，通常都要學習到晚上9、10點。
每天坐7個多小時的櫃台，平均辦理100筆以上的業務。為了盡量減少差錯，我得始終保持高度緊繃的狀態，但前期還是會出現少憑證、短款等意外。但這些隻是精神和肉體上的疲憊，最讓我難受的是不被客戶理解和尊重，客戶等的時間長了會抱怨，個別素質差的直接指著我們罵髒話，甚至有些客戶看到我們離櫃去喝水，也會隔著玻璃罵罵咧咧：“業務都沒辦完，你有什麽資格喝水。”一開始，我們還會解釋，但收效甚微，次數一多，我也成了“聾的傳人”。
安主任負責排班，她以人手不夠為由，要求大家“做六休一”，而我們這些新人總被排在工作日休息、休息日工作，偶爾市行要求支行派人學習，行裏就打電話讓當天休息的櫃員去。時間一長，我遂養成了在休息那天關機的好習慣，傅老師就比較慘，他的宿舍就在支行樓上，領導找不到別人，就去他宿舍敲門，氣得他一到休息那天就去樓盤看房，打算盡快買房從宿舍搬走。
安主任比我大不了幾歲，是個事業型的女強人，她對我們要求嚴格，對自己也狠，每天都出去跑業務，有業務就有績效。雖然我們對“做六休一”怨聲載道，但是拿到手的績效確實比城投區其他網點多一些。我們年輕人情願少拿績效以換取每周兩天的休息，而要養家糊口的前輩們早就領悟了：“累是累點，起碼有錢，總比累死累活還沒錢要強。你們這些小年輕成家後就懂了。”
前輩們口中的小年輕，是指我、傅老師、小秋和嚴帥，我們4個是櫃員主力軍，被工作拷打得無欲無求。我再沒開始的“好玩”心態，麵對營銷任務，我尚且有點興趣，他們卻都能躲就躲——小秋性格靦腆內向，傅老師懶得營銷，嚴帥比我小，但已經做了兩年櫃員，公認的智商高、情商低，他精通業務，人則冷淡，哪怕客戶送上門的業績也能拱手送人。
一開始，我很煩和嚴帥搭班——辦業務間隙，我偶爾跟他說兩句話，但他從來不理我，快下班了，我還在和客戶嘮嗑，他這時才會主動跟我說一句：“別聊了，趕緊把業務辦完下班！”我依依不舍送走客戶，轉而氣惱地瞪他：“再給我幾分鍾，我就能給TA推銷一張信用卡了！”
可嚴帥麵無表情，往憑證上哐哐蓋章：“關我什麽事。”
漸漸熟悉後，我倒覺得他也沒那麽討嫌了。我們4個組成了一個小團夥，自稱“營業室四害”，大家常在周末下班後聚餐，單位旁邊的一家燒烤店是我們的窩點，吐槽工作是永恒的下飯菜。
“在銀行上班什麽時候才能找到女朋友啊，她休息我上班，我上班她休息，約會隻能在晚上，跟偷情似的。”傅老師滿腹牢騷。
我長歎了一口氣：“你還有力氣找女朋友！我剛來的時候，聽我室友說下班隻想回家躺著。我現在算是體會到了，我隻想考公務員走人。”此刻，我想起剛去宿舍時室友對領導說的那句話，誠不我欺。
嚴帥作為“老油條”，對工作的忙碌倒是習以為常：“周末上班挺好的，我就喜歡周末上班，沒有領導，多自由。”這話不假，周末除了安主任例行點庫，其他時間整個銀行就我們4個人。
小秋淒然一笑：“隻能這樣了，有什麽辦法。”小秋很漂亮，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像極了漫畫女主，我見猶憐，我們常打趣她像林黛玉，眼神憂鬱無光。
“還是李凡好啊，人家工作就是體驗生活的。”傅老師提起李凡——李凡是城投區本地人，家裏做生意，每天開著保時捷來上班，我們被蠻不講理的客戶噎得唯唯諾諾，他則敢直接開懟，安主任還拿他沒辦法，因為他家是行裏重要的對公客戶。
燒烤還沒吃到一半，小秋接了個電話，她眼中僅剩的光也黯淡下去了：“總控說我們沒有布防，我要回去布防。”
網點的開門鎖門由現金櫃員和普通櫃員雙人負責，鎖門前要“布防”，開門後要“撤防”。鎖門後被監控中心叫回去重新布防的情況不少見，一次淩晨，有個室友所在網點有老鼠觸碰了紅外線引起警報，監控中心就打電話給網點主任讓派人去處理，主任打不通我室友的電話，就來我們宿舍敲門。
小秋是現金櫃，和她搭班的是嚴帥，嚴帥挑了挑眉：“我明明布防了啊。”
小秋開始收拾東西：“算了，回去看看吧。”
嚴帥低聲罵了一句，起身離開，我和傅老師也意興闌珊，各自散去。
我突然覺得這份工作就像密室紅外線挑戰，各種規章製度就像紅外線一樣遍布房間的角角落落，我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怕觸碰警報，即使完美地通過了，境況也不會有任何改善。
“業務幹得好，櫃台坐到老”。接下來的工作也是像西西弗斯一樣，日複一日重複著無效又無望的勞動。而等到我可以像慧姐般嫻熟地盲打數字、將各種業務爛熟於心，我也就透支完了對這份工作的憧憬和熱情。
3
2016年年初，小秋搬來我宿舍，她睡次臥，我經常抱著零食過去跟她聊天。我來那晚給我開門的長發女生叫圓圓，也是我們的校友，本科畢業後就進了行裏，5年了，她利用下班時間考過了CPA（注冊會計師）的4門，但現在還是櫃員，隻能自嘲：“行裏不需要‘注會’，櫃員的業務高中生都能做。”
圓圓在一個新網點工作，新網點都是“零基（礎）業績”，績效高，她一年到手能有20萬，是我們的2倍多。但她清楚，紅利維持不了幾年：“趁現在攢點錢，等我考過了‘注會’就辭職，不幹了。”
圓圓打算考下“注會”後去會計師事務所或者進企業，我則一心想考公務員，好有時間照顧家人——當年我爸爸生病期間，媽媽片刻不離地貼身照顧，單位不僅準假，工資照發，還給我們申請了補貼。媽媽工資不高，可正是這份微薄而穩定的收入，支撐著我們度過了最艱難的日子，而在銀行，連自己生病都顧不上，更別提照顧家人了。
這幾年的考公熱潮催生了一個新詞——“巡考”。除了每年一度的國考之外，各省都有自己的省考，有些省考考試時間相對錯開，為了增加錄取機會，不少考生會四處奔波“巡回”參加考試，有些考生甚至一年能參加數十場。那時候我也想去“全國巡考”，考到哪兒算哪兒，考上了就辭職，但鑒於假期少得可憐，請假更難，綜合考量下來，我決定每年參加國考、家鄉的省考和交通便利經濟發達的B省省考。
我買來了公務員考試的全套書籍，上班時趁休息的空隙在手機app上刷題，下班回家打起精神再學習3到4個小時，而唯一一天的休息日，更是被考公學習占滿。媽媽見我學習狀態如此飽滿，直言我高中要是有現在一半努力，也不至於隻上個二本。我苦笑，那時能拚爹，現在不能，隻能靠自己了。
2016年3月和4月，我接連參加了B省和家鄉的省考。去B省可把我折騰壞了，我要先找同事幫忙調班至周六休息，周五下班後趕當晚去B省的臥鋪，到了後馬不停蹄直奔考場，考完晚上再坐臥鋪回來，周日接著上班。
成績出來後，喜憂參半：喜的是筆試我排第二，進入了B省報考崗位的麵試；憂的是第一名比我高10分，這意味著我必須要在麵試中反超至少5分。
我不抱希望地準備著麵試，就當積累麵試經驗。此時，小秋告訴我說她喜歡上了嚴帥。我尖叫一聲，很快又覺得絲毫不意外。雖然我們總是調侃嚴帥像是看破了紅塵，“不知道什麽樣的女生才能收了他”，但有一說一，除了嘴賤，嚴帥身材頎長，白淨秀氣，妥妥的斯文敗類，“顏狗”小秋看上他，也在情理之中。受工作影響，“營業室四害”都沒能脫單，傅老師奔走在相親的道路上，我全力考公誌不在此，嚴帥和小秋這兩個從來沒談過戀愛的家夥，一個是壓根沒想法，一個是有這個心卻不知道該怎麽繼續。
4月麵試那天，我相當放鬆，第一名也是。我抱定上不了的心態，第一名則是覺得自己肯定會上，我們倆完全沒有競爭對手的敵對情緒，相聊甚歡，而第三名還在手不釋卷。最後出乎意料地，第三名竟然麵試全場第一，翻盤了。我由衷地佩服那個姑娘，在明知道筆試落後10分、麵試需要大幅反超的情況下，依然不拋棄不放棄，她不上岸誰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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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麵試後，我回行裏繼續上班，網點主任換成了熊主任，又調來2個女同事。熊主任人挺好，我們都叫他“老熊”。他有時候會鑽牛角尖，不過耳根子軟，我們說他幾句好話，他就樂嗬嗬地同意我們把排班改成“做五休二”，但很快又迫於支行領導的壓力變成“大小周”。
新來的女同事杜若和沈青都是研究生，加上我、小秋、傅老師，一個支行網點有了5個研究生，卻都是櫃員。幾年前，行裏開始實施“百人計劃”，每年選拔100個工齡在2年以上的年輕員工擔任副行長或者相當職務掛職鍛煉，美其名曰“給年輕人機會”，實則光明正大地安置關係戶，員工們都對此心照不宣。杜若報名了，最終未入選，她雖然來網點時間不長，但是能力有目共睹，自然很失望，說：“我給自己3年時間，如果沒什麽進步，就辭職。”
那段時間，我和小秋經常下班後一起繞著離單位不遠的靈境湖散步，夜幕氤氳了視線，我們倆各懷心事。雖然這點煩惱相較於宇宙萬世過於渺小，但對於我們自己來說重若千斤。
夏天到了，行裏的ETC業務光靠坐在銀行裏等客戶上門是很難完成任務的，行裏決定去加油站擺攤設點，那裏車流量大，好營銷。
一開始，老熊輪流帶著網點的人去，一圈下來，就把我給固定成了“外出人員”——夏天加油站曝曬，蚊蟲還多，我們得穿著長袖長褲，很多人去了一次就不願意了，隻有我隨叫隨到。在加油站擺攤時，老熊經常和我聊天，我們處得不錯，隻是他經常在和客戶聊天時指著我喊：“這是我們行裏的研究生！高材生！”每次聽到，我都窘得腳趾摳地，借故離開。
研究生並非高人一等，為了熟悉業務，也確實應該下沉到基層網點鍛煉，但網點業務相對流程化，難度不高，本科生或許甘之如飴，研究生就很難甘心囿於這一方天地，紛紛另謀出路。杜若如此，我亦如此。
杜若“百人計劃”失意後，轉而開始關注各大高校的招聘信息，她打算進高校，以便有更多時間陪伴馬上讀幼兒園的孩子。我們惺惺相惜，經常交換招聘消息，我深知自己不擅長做科研，還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考公上。
一個大雨滂沱的周日，加油站ETC的業務特別多，我們從早上一直忙到晚上8點才收攤。此前我已經連上了6天班，實在太累了，回網點的路上，我向老熊提出明天調休一天或者回櫃台上班。
老熊不同意：“你是業務骨幹，怎麽能請假呢？”
“我今天有點累，就休一天。”
“那不行，沒人去了。”
我氣呼呼地抱著設備下車：“那我明天就辭職，你找別人去。”
最後，老熊隻得答應我第二天休息，因為宿舍的“天”塌了——連夜的暴雨砸開了用膠帶糊住的天花板，我在睡夢中被稀裏嘩啦的聲音吵醒，起身查看，半夢半醒中手杵到了堅硬潮濕的石塊。我心裏發怵，打開燈一看，是天花板的牆皮夾雜著混凝土石塊掉在了枕側，抬頭一望，正對著的那塊天花板裸露出猙獰的模樣，但凡我往旁邊翻個身，石頭就會砸我腦袋上。
當晚，我抱著枕頭縮在牆邊，想著沒有盼頭的工作、毫無質量可言的生活，不禁喟然長歎。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屋漏偏逢連夜雨”了。剛住進宿舍來沒多久的一個雨夜，天花板就開始漏雨，一開始隻漏角落，慢慢地，雨在整個屋內漏得異常均勻，留給我的容身之處所剩無幾。後來我習慣了，一到下雨天我就抱著被子去次臥，圓圓在下鋪看CPA教材，我在上鋪複習考公。房間破舊也好、老鼠成群也罷，我們對生活的抱怨漸漸減少，但這不是麻木，也不是妥協，我們是要憋著一口氣為自己奮鬥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大概是怕我真的辭職，支行給了我一個“ETC先進個人”的獎勵，推薦我去市行參加比賽，還打算調整我的崗位。又聽聞領導打算讓我接對公櫃台，可把我嚇壞了——現金櫃員出不了大岔子，但是對公櫃員經手的都是百萬甚至過億的業務，我的差錯率和營銷業績一樣突出。嚴帥幸災樂禍地對我說：“你以後要帶著房產證來上班，辦錯了一筆業務，你就賣房子墊上吧。”
就算我躲過了這次輪崗，下一次，下下一次呢……以後遲早得接，我實在不想每天在睡夢中還為憑證沒蓋章而擔驚受怕。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我更加起早貪黑地複習國考，小秋也被我帶動起來決定考公務員。我倆報了省銀監會的同一個崗位，崗位招3個人，我們放下豪言：“就看誰這麽幸運，可以和我們做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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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ETC業務在我們的連蒙帶造假中暫時落下帷幕。網點主任換成了錢主任，一個精明厲害的女領導。國慶前夕是第三季度末，她給我們每個人都布置了攬儲任務，完成目標的可以休5天，沒有完成的隻能休3天。她給我定的目標就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天文數字，我索性躺平了，沈青到處找關係完成了業績目標，可錢主任還是克扣了她的假期，隻批了4天假。
錢主任一來，把“大小周”又換成了“做六休一”，還規定我們櫃員每天也必須有業績，沒有業績的，下班後要留下來打50個營銷電話。之前安主任整天跑業務沒空管，老熊不忍心對我們太嚴厲，所以我們幾個在業績方麵一直處於散養狀態，眼見錢主任動起了真格，還要擠占我們那所剩無幾的下班時間，我們“營業室四害”迅速聯盟備戰，以下班時間給客戶打電話影響客戶休息為由，承諾可以從緊湊的上班時間裏擠出半個小時輪流打電話。
此前，中午吃完飯後我們會輪流休息半個小時，前兩任主任不大管。現在，錢主任每天中午都會來大堂檢查，看到櫃台上隻有一個窗口，就會猛敲玻璃扯著嗓子讓我們出來“上櫃”。
“她怎麽這麽狠，中午不休息，下午很容易辦錯業務的。”傅老師一邊哈欠連天地辦業務，一邊抱怨。
嚴帥總結得一針見血：“因為她是領導，她有業績壓力，不狠能怎麽辦。如果我是領導，說不定我會更狠。”
傅老師壓低聲音說：“沈青不是要掛職副行長麽，你說她當了副行長，會不會也這樣？”
我們默然不語——誰能保證自己當了領導後在業績壓力下還能顧得上體恤下屬？哪怕自己曾經是羊，當了領導後，也會被逼成狼。
眼見我們一個個神色愀然，傅老師打趣說：“所以我不當領導一定是因為我不想當，我才不想去壓迫別人。”
2017年年初，我進了省銀監會的麵試，這已經是我第7次公務員考試，第4次入圍。我知道自己麵試容易發揮不好，這次備戰就更加積極，複習專業課、每天翻看《人民日報》、了解銀保監會出台的最新政策……我一度對這次麵試充滿信心，前所未有地期待一舉上岸借以擺脫銀行櫃台。
但還是失敗了。這次入圍，是我在銀行承受的壓力逼近極限時的救命稻草，可願望有多美好，失利後就有多失落。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接受現實，整日裏過得渾渾噩噩，晚上睡不好，腦子裏反複回想當天麵試的場景，回想自己是不是已經盡力了、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有時候在櫃台裏辦著辦著業務就想哭，一次實在忍不住了，我就蹲在櫃台底下哭，哭完後接著起身辦業務。
生活還是要繼續，而這幾次“進麵”愈發給了我希望，我徹底斷了留在銀行的念頭。
6
2017年上半年，我又重複上一年的考試流程，參加了家鄉和B省的省考。期間，嚴帥趁著清明節對小秋表白了，一時間在行內傳為佳話。
省考出分後，我入圍了家鄉省考的麵試。這次我報考的是“省直”崗位，招1個人，我排第三。我斥資報了一個麵試培訓班，沒有上課時間，就創造時間——我向錢主任提交了辭職申請。行裏近些年來離職率居高不下，人力資源部門壓力很大，對於辭職的員工是盡量挽留。一番博弈後，我同意暫時不辭職，網點答應給我半個月假去參加培訓。
這次培訓小有收獲，我麵試成績比第一名略高，但是麵試總體分差較小，又遺憾落敗。我提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設，怕再次陷入考銀保監會失利的泥潭中——那種滿懷希望卻灰溜溜“下場”的煎熬，經曆過一次就夠了。
一切暫時結束後，我開始正兒八經地考慮辭職。我對行裏的感情很複雜，一方麵它給了我還算可以的薪水，我舍不得網點的同事和經營了很久的客戶，另一方麵，高強度的工作讓我身心俱疲，備考季我幾乎用盡了所有的私人時間，白天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辦業務，下班後至少複習3小時——兩年了，我不想再繼續過這種生活。
我沒有立馬再次提交辭職信，而是花了一段時間收集信息，籌劃辭職後的安排，盤算了一下經濟狀況——積蓄可以支撐一年。接著，我又和上海的小姨、深圳的姐姐深入地聊了聊。她們的職業發展都不錯，我一度以她們為榜樣。她們並不認為我辭去長輩眼中的國企鐵飯碗有什麽可惜的。與此同時，我完善簡曆，開始試探性地投遞，想知道自己還能找到什麽樣的工作。我決定辭職後安心準備12月的國考，能考上是最好的結果，考不上，我年後就去上海找工作，再繼續準備省考。
籌備完，時間劃到了7月，我給媽媽打電話，告訴她我決心辭職了。一開始她不同意，覺得辭職考公壓力更大，而且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把我的“決心”一點點擺給她看，我能進麵試，那說明我是有實力的，時間充分，我一定能上岸。媽媽最後不再反對，但要我對自己的決定負責。
正式提交了辭職報告後，行裏想著法兒地攔，找我談話，給我媽打電話，各種畫餅……勸阻無果，行裏可能怕我擾亂軍心，遂把我調往另一個比較偏的網點。在新網點，我和網點主任也處得很好，她理解我，並毫不猶豫地答應給我寫申請MBA的推薦信——申請MBA是小姨的主意，她在同濟大學當MBA項目管理老師，她認為這樣能幫助我拓展人脈。
我利用休息時間去上海參加了一些企業的麵試，回來後，辭職報告才終於提到市行，後續還有很多流程要辦理。新網點主任沒有給我太多的工作，閑了下來，我胡思亂想的時間也更多了。原本我以為辭職了會很開心，可是更焦慮了——在上海的麵試情況並不理想，我本碩都是雙非大學，畢業後在銀行做了兩年沒有什麽技術含量的櫃台工作，沒有什麽優勢。我不能再進銀行，之前的諸多準備，在現實麵前不堪一擊。
我又回到了考銀保監會失利後的渾噩，甚至更糟。可在人前，我必須裝得若無其事，我不希望別人看到我的消沉落魄，我不想他們提到我時說：看，她就是那個一意孤行裸辭的人，現在也沒有工作，過得也不如意。
虛榮也好，自尊心強也罷，我壓力重重，不敢給媽媽打電話，不主動聯係其他任何人。回看那段時間的朋友圈，一片歲月靜好，白天我如常工作，和同事談笑風生，下班後回到宿舍就把自己往房間裏一塞，再也不出來——為什麽我努力了這麽久還是這麽糟糕的結果？我會“上岸”嗎？我會過上我想要的生活嗎？
我覺得一切都沒有意義。難受到極點時，我用指甲狠狠地掐另一手的手臂，甚至用剪刀劃傷自己，看著鮮血細細密密地從傷口滲出，疼痛的快感讓我獲得了短暫的平靜，我清楚知道平靜後麵藏著蠢蠢欲動的怪獸，伺機要把我碾碎撕裂。
我想到爸爸——如果他還在，我的生活會怎樣？我可能還是一個“廢柴”，家裏幫我安排好工作，準備好房子車子，我會陪在他們身邊過簡單的生活。
爸爸去世7年了，我也努力了7年，但我依然沒成功，不知什麽時候才能過上安定的生活。
7
我的狀況，好朋友舒雅看在眼裏，約我一起去泰國。我想想答應了，我們分工明確，她訂機票，我做攻略。早在研究生時，我就背包走遍了東南亞，哪怕進銀行後工作忙碌，我也會東拚西湊出假期出國旅遊。
可這次旅行，我發現自己完全提不起興致，我沒辦法把注意力集中，依然掙脫不開辭職後的焦慮，對未來惶恐，害怕過得沒有現在好。好幾次，我試著打起精神做攻略或者做一些平時喜歡做的事情，但是我發現我做不到，沒有任何事情能讓我開心，我隻想躲起來。我對舒雅說：抱歉，我想放鴿子了，我現在真的不想出去玩、我不想做攻略、我不行。
舒雅“蠻橫”地拒絕了我，她說，你不想做攻略，我來做，但是你必須跟我出去。我深知她說一不二的脾氣，便妥協了。
我倆在泰國玩了一周，舒雅知道我情緒不高，千方百計地帶我嚐試各種新鮮事物，我們去了曼穀著名的四麵佛，我本身沒有什麽信仰，但還是很虔誠地許下了心願。我不想因為自己的情緒影響舒雅，有時候會一個人出去走走。
我在清邁古城內溜達，看到一家青旅門口的黑板上寫著一行字“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我在心裏默念了幾遍，人生這麽短，是啊，有啥好擔心呢，不就是怕以後找不到好工作或者考不上公務員嗎？還沒辭職呢，就被困難嚇倒了。我想起2016年和我一同“進麵”的第三名的那個姑娘，突然就有了勇氣——我要像她一樣拚到最後。
此刻，壓在我心頭已久的陰霾慢慢散開，我開始放下焦慮，盡情地和舒雅享受剩下的假期。
回到家鄉省會後，我把所有的章蓋完，提交了離職審批單。走出市行，靠在馬路邊的欄杆上，我發了一條朋友圈“2017.10.10”，那天沒出太陽，也沒有陰沉的烏雲，恰合我的心情，沒有盲目樂觀，也沒有杞人憂天。馬路上的人來車往，我問自己：後悔嗎？心底有個聲音清晰地說：不後悔，未來是好是壞我都會承擔。
考公期間，周圍有人勸我放低目標，不要死磕省直單位，競爭太激烈，讓我先考個基層崗位，“上岸”再說。可3次進入省直單位麵試，讓我進退維穀——省直單位就像樹上的果子，起先我以為隻能遠遠望著它，但我發現跳起來能夠到，隻是摘不下來。
我是該再一次跳起來嚐試，還是去采摘其他果子？思前想後，我還是把省直單位當成我的目標，我隻管努力，剩下的看運氣。當年的國考崗位有限，我索性報了部委。
我在宿舍開始了新一輪的複習，這次時間充裕，我索性從頭係統性地學習，每天過得規律而充實，早起出門跑步買菜，回來進行一天的複習。無聊了，就去宿舍對麵的湖邊曬太陽，等室友下班，和她們聊一會兒再投入學習。或是心中目標篤定，或是“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的力量，我的狀態漸入佳境，再也沒有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
2017年最後2個月，我先後參加了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公務員的招錄考試，國考考完後我馬上回到老家，因為第二天是爸爸的忌日。看過爸爸之後，我和媽媽一起去吃火鍋，她沒問我考得怎麽樣，不想給我太大的壓力。我說自己辦好了柬埔寨和緬甸的電子簽證，打算MBA考試後就出去旅遊1個月。
媽媽很支持，我們聊得很開心，很久都沒那麽輕鬆自在了。吃飯間隙，我收到朋友的微信說“人行出成績了”。因為人行有專業課，我沒有花時間準備，本沒有抱太大期望，但查完分數後，我對媽媽說，自己出去旅遊的時間要延後了。
人行麵試結束後，我回省會和朋友們開開心心地聚了幾天，告訴她們我年後去上海，她們起哄說“不混出個樣子就別回來了”，卻又在酒過三巡後傷感地摟著我，說“想回來隨時回來”。從2007年到2017年，我在這裏戀愛、學習、工作、成長，現在，我要離開了，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回來，亦不知道會以怎樣的姿態回來。
告別後，我背著包飛往金邊，在仰光去蒲甘的夜班車上，我查到了國考成績，看到分數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進麵”了，那是我有史以來的筆試最高分。我把回國的時間提前，輕鬆地度過未盡的旅程。
8
2018年2月去北京麵試完，我把東西打包去了上海。我暫住在小姨另外一套閑置的房子裏，房間大小合宜，陽光舒舒坦坦地灑在飄窗上。我精心布置了一番，宣告新生活的開始。我撿了一隻小奶狗回家，取名“土豆”，有了它，就不會覺得自己在孤軍奮鬥。
人行和國考麵試均落空，但我沒太在意，打起精神開始投簡曆。困難如期而至，我一直沒想清楚未來工作的方向，做財務，企業一般要求有經驗；做數據分析，我沒有理工背景；最後，我打算先做金融谘詢。
我通過了一家業內還不錯的谘詢公司的初麵，二麵需要做一個PPT並進行陳述。我花了好幾天時間準備二麵，直做到B省省考前一天，還在糾結要不要為此放棄考試——我報了B省省直強勢單位，報考人數眾多，而我想先緩一緩，衝刺家鄉省考。
最終，我決定還是去試試。為了省錢，我坐綠皮火車從上海去了B省省會，在市中心找了一家青旅。一路上，我都在做PPT，到了青旅還在做。考完，我就麻溜地回了上海，這已經是我第4次參加B省省考，熟門熟路了。
回到上海，我通過了谘詢公司的二麵，終麵我和合夥人聊得不錯，最後他問了我一個問題：這個崗位出差很多，你已經28歲了，怎麽平衡個人問題與職業發展？
盡管我一再表示短時間內不會考慮個人問題，且對目標崗位有著清晰的職業規劃，但合夥人猶豫了很久後才加了我微信，之後便沒了下文。後來我也陸陸續續拿到過一些Offer，但因為我沒辦法提供離職證明而不了了之——打電話回銀行，得到的答案永遠是“等”。
雖然不需要負擔房租，但是半年坐吃山空，壓力讓我還是選擇入職了一家私企，月薪6000塊，沒簽合同，沒有五險一金，我還趁著出差回家鄉考了省考。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我意外入圍了“考著玩”的B省省考麵試，招三排四。麵試後，我的綜合分數仍舊排在第四，沒能進入體檢，上半年的努力顆粒無收。烏雲又要壓到心頭時，我拚命給自己打氣，經常參加活動和展覽，認識不同行業的年輕人，舒雅也來上海看我。
一天，我正在上班，意外接到一個B省的電話，工作人員告訴我報考的崗位有人放棄錄用，問我願不願意遞補。我求之不得，遞補流程進行得飛快，第二天我就去B省體檢，體檢通過後，很快進行了政審。
2018年7月我生日前一晚，晚上7點，我看到了擬錄用的公示，我的名字赫然在列——這是我收到的最完美的生日禮物。一切發生得不可思議，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從一個不知路在何方的無業遊民，到在上海拿著6000元工資勉強度日的滬漂，最後上岸B省省直單位的公務員。
在麵試中，我曾被問到“你覺得能力和機遇哪個重要”，我說能力，因為抓住機遇也是一種能力。
4年13次考公，換取了一次上岸的機遇。
尾聲
2018年10月，我來到新單位報到。一開始，我甚至有些不習慣下午6點下班、休息時間沒有工作電話的生活。長期保持學習狀態，我對新業務得心應手，工作開展得也很順利。
去年，處裏來了一位新同事，也是工作幾年後考進來的。有段時間我們連續加班，他說這是他做過的最累的一份工作。我忍不住笑了，這是我做過的最輕鬆的一份工作。從這個角度來說，銀行的工作經曆未嚐不是一件好事，它降低了我對生活的閾值，提高了我對快樂的感知能力。
今年是我在B省工作的第5個年頭，我買了房，把媽媽接了過來，遇到現在的老公。我對現在的生活感到由衷的滿足。
傅老師和嚴帥留在了網點，傅老師結婚生女，現在在參加教師招聘的考試；嚴帥當上了主管，以他的性格，待在行裏也是個很好的選擇；小秋辭職去了一家國企，整個人狀態好了很多。2020年，小秋和嚴帥領證，因為疫情，我現在都還沒喝上他們的喜酒。杜若在我辭職後不久應聘進高校，現在已經生了二胎。
有機會，我還想回城投區看看，看看人滿為患的支行、已經成為危房的宿舍、曾經寄存心事的靈境湖。生而為人，未來會遇到很多機遇、意外、挑戰和困難，沒關係，Life is too short to worry about。
（文中地名、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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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我剛結束高考最後一門考試，便收到了索郎去世的消息。那個愛戴氈帽、總是因醉酒而滿臉酡紅的男人，死了。他是一個純正的川西北藏族，死於癌症，閉上眼的時候將滿六十。村裏人都說，“啊呀，可惜咯可惜咯”。
索郎是我的家爺，也就是外公，直到他去世兩年後，我也好像無法完全知曉他、評論他。
1
索郎的臉又紅又黑，就像顏料盤裏幹凝的紅黑混色。他身材瘦小，微微駝背，走路溫吞吞的，常戴著一頂西部草原式的牛仔帽，兩側向上翻起的帽簷，可以遮住他蜷曲但看起來蔫蔫的頭發。
索郎對吃食沒什麽挑剔，幾乎天天吃酸菜麵塊和胡豆，喝糌粑酥油茶，但嗜酒如命。他的生活要是少了酒，一如炒菜不放鹽，無滋無味，用他的話來說，“那就是白活一場”。
我五六歲的時候，索郎就用筷子沾白酒放到我小小的舌頭上。真辣，辣得我手舞足蹈，和在寺廟裏跳神驅鬼的一模一樣。我隻能跑到家婆（外婆）那裏扯著舌頭哭訴：“大壞蛋家爺，大壞蛋索郎。”
戲弄完我，伴著嗚嗚咽咽地笑，索郎抿了一小口白酒，在他真正觸到酒瓶那一股子冰涼的時候，一陣痙攣，渾身的血液都溫熱了起來。但喝酒前，他總會緩緩卡幾口痰，再“忒”地朝著木地板吐去，這時我小舅媽總會遞上垃圾桶，半埋怨半慍怒地說：“老漢兒，不要往地上吐。地好難得拖。”
家婆常常坐在火爐邊一條細細的木條凳上，因為這裏方便隨時用火鉗添柴加煤，不讓火熄燼。我倚在她的懷抱裏，眼眶裏因被酒嗆辣到的淚花兒還在打轉，婉轉間折射出她的神情。她怔怔地看著柴堆中騰舞的火焰，看著焰芯，看到最裏麵的藍色，甚至看到二十年前二十年後的種種。但就是看不到木地板上惡心粘稠的痰液，一次也未曾看見。
我的家婆叫王玉珍，是個漢人。我阿媽叫王蘭成，是索郎和王玉珍的大女兒。那個時候有著男方要是入贅、孩子就跟女方姓的規矩，所以阿媽跟著家婆姓王，但戶口本民族一欄上還是填的藏族。
我阿媽不允許索郎平日縱酒過度，因為他的身體已經出過各種各樣的小毛病了。老年索郎很聽大女兒的話，但唯獨在喝酒這件事上總是執拗不改，偷偷摸摸地喝，隻有在過年的時候，我阿媽才會鬆口，索郎才終於不用在唐卡像後老鼠齧咬留下的小洞裏伸長手摸來摸去，或者是弓著身子在紅木架床底下的深處箱子裏翻翻找找，絞盡腦汁地想酒瓶子會被藏在哪裏，可以堂堂正正地喝酒了。
我住在索郎家的那段時間，阿媽常常囑咐我：“拉姆，叫家爺少喝點酒，他身體不行啦。”於是我就擔負起藏索郎酒瓶的任務。我從兩根橫著的、由長木棍組成的、防止牛馬進入糟蹋菜地的“門”間鑽進去，把索郎的酒瓶子藏在菜園子裏的時候，一想到他趔趔趄趄拄著拐杖鑽進去找酒瓶子、邊走還要邊扶著那頂萬年不變的氈帽的樣子，就忍不住咯咯發笑，暗暗謀劃著下一次的藏酒瓶地點。
這樣兜兜轉轉的藏酒瓶遊戲到我初中讀寄宿學校才算停止。那之後，索郎就不用這麽費勁了。家婆不擅長藏酒瓶，常常把酒瓶往沙發縫裏一塞，一下子就被他找出來了。家婆也藏不了幾次，索郎隻要一嗬斥，她興許還會自己把酒瓶交出來。
對於這個丈夫，她一生有過太多的愛、隱忍和妥協。
2
1957年，我家婆王玉珍出生。
她原名陳玉珍。三年困難時期，她的父母將她和弟弟裝在竹筐裏，用一根扁擔挑在肩兩頭，一連走了幾個月到川西。陳玉珍渾身起了疹子，高燒不退，差點死在路上。她父母找了一戶家中尚無子女的王姓人家，送掉了女兒，用竹背簍背著兒子，就離開了。
兩年後，王姓人家有了自己的親生女兒，王玉珍的日子愈發難過。我曾經聽一位老阿婆講起王玉珍的往事，她深斂了一口氣：“她可憐得很呀。小的時候，她養母燉了一鍋肉，滋滋冒熱氣。那可是肉啊！ 然後就叫她回房睡覺。她什麽都沒得吃，天天去刨野菜，用不了鐵鍬就用手。”
養母常常苛待王玉珍，把家務活農活都往她身上壓，好像她不幹活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但王玉珍常說，養父一直偷偷對她好，堅持讓她讀書，為此和養母吵了很多架。那時小學還是五年學製，王玉珍成績好，學得勤，很快就順利畢業了。養父又堅持讓她繼續上初中，為此把胡豆轉成票，費盡心思湊錢。
1976年，王玉珍初中畢業，這在當時的農村算是高學曆了，但周圍沒有人把學曆高視作一件多麽神聖稀罕的事，都說：“多認兩個字，能頂兩碗飯嗎？”
社裏的生產隊派王玉珍到三隊去教書，三隊是隔壁山上的藏寨，索郎的家就在那裏。王玉珍的頭發光溜順滑，兩個麻花辮安安分分。她身形單薄，穿得幹幹淨淨，看起來又有學問又能幹。這樣一位漢族姑娘到了藏寨，自然引起了許多藏族小夥子的注意。王玉珍平時上課，教那些藏族孩子學漢語、讀文章，周末她也要幹活掙工分。因為識字多的緣故，寨子上把記工分的事也交到她手上。最開始王玉珍說不來藏話，時間久一點，也基本能聽懂了。
教室依山而建，說白了就是一間小屋子，門前就是山路。索郎常常經過，他騎著馬，後麵跟著三四匹馬。他的頭不安分地朝著木窗戶往裏看，一旦感覺要有眼神對視時，立馬扭過頭吆喝後麵的馬。王玉珍教孩子們讀著詞語，在教室裏停停走走，不自覺地越來越靠近窗戶，一旦感覺要有眼神對視時，也立馬扭過頭重教一遍讀音。
他們第一次對望，是索郎來記王玉珍的工分的時候。
“誒，啥子名字嘛——你叫？”藏族人說漢語時慣用倒裝，索郎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把“誒”字拖了好長一截，後麵緊跟的兩個字，就像行車時前麵突然衝出了一隻牛後不得不踩下的刹車，“叫”的發音還類同於“交”。王玉珍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是在問自己姓名。這時，索郎已經害羞地別開頭，黝黑的臉上重疊了一圈紅暈。
這之後，索郎常常牽著馬跑去那間簡陋的教室門口張望，課下，他還用藏語嗬斥那群孩子要認真聽課，不許在課堂上搗亂。他還有心地在山間采了些野花，放到王玉珍的桌子上然後跑開。需要幹活的時候，索郎就幫著王玉珍拚命賣力氣。這份踏實肯幹，王玉珍都看在眼裏。
那個時候索郎還是賽馬的好手，一騎絕塵，是很多年輕藏族姑娘傾慕的對象。如果不出意外，索郎應該可以娶到一位勤勞又漂亮的藏族姑娘當媳婦，一輩子養馬放牛生娃，再讓娃繼續養馬放牛生娃，在山地開疆擴土，成為高原的“王”。但他留戀著王玉珍，心中就再也裝不下格桑花。
王玉珍後來說起：“那時候看他模樣不錯，對我還好。我命苦，那樣重視我、對我好的人沒有。”一個缺愛，一個多情，兩個人就這樣看對了眼，在藏寨談了三年多的戀愛。
他們打算結婚時，雙方的父母卻都不同意。王玉珍的養母說：“養你這麽大，就找這麽個男人，球本事沒得。要嫁可以，讓他下山。”索郎的父親說：“那她以後嫁過來就在這山上住，找那麽個漢人，潑煩得很啊。”
索郎是家裏的大兒子，下麵還有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前前後後僵持了很久，最後索郎還是下山當了上門女婿。他下山的時候，最小的弟弟不過幾歲，對他沒什麽印象。索郎死時，他在西藏，甚至都沒回來奔喪，禮也沒補。
3
那份成就姻緣的樸實和主動，在婚後有時如及時雨降臨，有時又消匿無蹤。
婚後，他們住在王玉珍養父母家。王玉珍養母瞧不上索郎，說他連漢語都說不順，在這個村子又沒什麽熟人，更別提掙錢了。索郎隻能時不時溜溜心愛的馬，好像馬比妻子還要更親近。
或許索郎是在這時染上酒癮的。他常常順著山路走回藏寨找熟人討酒喝，或者是到別的地方賣力氣幹活換酒，實在沒法子的時候，就去村口的小鋪子賒酒。他到處奔走不著家，家對他和王玉珍來說，就是沒有硝煙的戰場。
1980年大年初三的時候，房簷上和樹枝上都落滿了雪。索郎和王玉珍的大女兒出生了——也就是我阿媽王蘭成。索郎的心好像定了下來，不再像之前那樣東奔西走了。
王玉珍坐月子的時候，養母還是對她不甚在意。她隻能喝些米湯，偶爾，養父會晚上偷偷塞給她些吃的。索郎把從山上帶下來的糌粑藏在房間裏，隻需要一點點水，在手上就可以捏糌粑團給婆娘吃。
可養母看著王玉珍躺著就不順眼，又是打又是罵。王玉珍終於歇斯底裏地大哭，她對著索郎說：“你把丫頭帶走吧……我活不下去了。我要死啊，讓我去死。”
王玉珍打算自殺，她想一口喝下“鐵棒槌酒”，跑去跳河。
索郎說：“不要死，為了丫頭，我們搬出去。”
當天，身無一物的兩個人帶著女兒站在馬屎成堆的路邊，一陣風又一陣風吹過，王玉珍用圍巾蓋住女兒的頭。女兒瘦得可憐，好像就快要餓死了一樣。養母在門口翻白眼，一副離了我看你們怎麽活下去的表情。養父心有不忍，可實在拗不過婆娘，他天生就是一個狠話都不會說的人。實在沒有地方可去，兩人還是拉下臉去了隊上，隊裏給借了一間公房讓他們暫住。不知道是什麽緣故，第二天，大夥都伸出了援手——村上有個老師借給他們被子和鍋，會計拿來幾個碗和幾個洋芋，其他人湊了幾兩麵、一點鹽和一些米。
可好景不長，駐社幹部要來了，需要暫住公房。索郎和王玉珍隻能搬走，連夜收拾好東西，但又無處可去。不過，兩人都默契地沒有說回山上寨子住。他們都知道，當時索郎決定下山當上門女婿時，就已經和家裏人鬧翻了，攜妻帶女再回去，家裏也不會給好臉色。
正當他們一籌莫展時，給他們湊過麵的老叔叔告訴他們，他家樓下馬圈旁邊有間小柴房，如果他們不介意，可以去那裏遮風避雨。老叔叔又塞給了他們一些吃的，眼睛看著王玉珍背上的小丫頭，邊歎氣邊說：“這娃娃也是命苦啊。”
小柴房裏，柴是一層層碼好的，和牆壁間還隔有一大段距離，地上凹凸不平，索郎把硌人的小石子清開，鋪了幾層裝肥料的袋子，整理好被子後，讓王玉珍趕快安心給女兒喂奶。
晚上的時候，把女兒放中間，兩人的頭緊緊依偎，好像在用一個鼻孔呼吸。他們在那裏又湊合了一整年，王蘭成都能走路了。看著女兒踉踉蹌蹌的步伐，索郎也漸漸發覺晚上三個人睡覺時愈發擁擠，而且小丫頭長在馬圈裏，會不會以為自己就是一匹馬？索郎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對王玉珍說：“白天我們幹活把工分掙夠，晚上就去拉木頭，修房子。修我們的家，讓丫頭住新房子。”
索郎不顧王玉珍養母的詛罵，將自己的五匹馬從王玉珍的養父母家牽出來了。那是他的馬，是他一點點養大的馬，現在要和他一起修新房子、住新房子。晚上，索郎到處去拉木頭，同村的年輕小夥子都很樂意幫忙，王玉珍就借老叔叔家的灶給大夥兒端水燒飯。拉完足夠的木頭後，索郎又搬石頭，砸石頭，定好基線開始打地基，砌石牆，糊泥巴，安房梁……忙忙碌碌下來，一座體格不大，但樓下養馬、樓上住人的兩層小房總算是修好了。
本來他們隻打算修一層，趕緊住進去就成。但是索郎說：“（修一層）太陽都要遭擋到，我再去砍木頭，我們住大房子啊。”
住進新房子的那天，索郎和王玉珍激動得睡不著。除了修了新房子，他們還分到了地，可以種莊稼，“不愁了，不愁了”。
4
1983年，索郎和王玉珍的第一個兒子生在新房子裏，取名王樹福，寓意是多虧有樹才修起了房子，他很有福氣，也給這個家帶來了福氣。又過5年，他們的小兒子王樹洪也出生了。那時候王蘭成已經能肩負起照顧兩個弟弟的重任了。她說一不二，教訓起弟弟來很有威嚴。學校裏發的糖她都不吃，揣進兜裏，回家後分給兩個弟弟。兩個弟弟十分聽她的話，直到如今也是這樣的。
寒暑假，王蘭成就和大人們一起上山挖蟲草、撿菌子掙錢，有時候她找的蟲草、撿的菌子，賣的錢比一些大人還多。王蘭成就像一頭生猛的小犛牛，這點和索郎倒是不像，和小時候住的柴房旁的會尥蹶子的馬倒是很像。
王蘭成的成績一直很好，像是遺傳了王玉珍的好學。但小學畢業後，家裏實在揭不開鍋，供不了她繼續讀書了。她在門檻上坐著，默默抹眼淚，王玉珍陪著她一起抹眼淚。
小學校長走了三公裏山路到王玉珍家，一路風塵仆仆，第一句話就是：“咋不繼續讀？我幫你借錢都要繼續讀，女孩子不能不讀書。”
王玉珍說：“校長哦，我們真的沒有辦法了。借錢也還不上，而且你看，家裏事情真的太多了。”淚珠唰唰地落，王玉珍或許是想起了曾經養父不惜和養母大吵一架也要堅持送她去讀書的日子。
王蘭成上不了學了。她那麽勤奮好學，那麽能吃苦。
索郎呢？怎麽連王蘭成讀書的錢都掏不出來，要是賣匹馬呢？
日子不再風雨飄搖後，索郎仍舊保留著到村口賒酒喝的習慣。一屁股賬總是王玉珍去還，不然人家怎麽肯一直給他賒。
各家在農忙時節人手都不夠，索郎樂於挨家挨家地去幫忙，隻要留他吃口飯或者喝點小酒。那些時日，他像是喝懵了，忘了家裏還有一妻三孩，隻顧自己吃飽喝好。最開始還隻是在村裏幫忙，後來越幫越遠，越走越遠，鄰村，鄰鎮，鄰縣，有時一連好幾天都不回來。兩個兒子很難想象這個總是爛醉如泥、向著母親撒酒瘋、看起來黝黑又矮小的男人會是自己的阿達（藏語裏爸爸的意思）——一不開心就隻說藏語的阿達，牽著馬的時間比牽他們倆時間還久的阿達，出門大半個月、隻帶一個半空的酒瓶子回來的阿達。
仿佛修完新房子已經耗盡了索郎的心力。他對外人有多熱忱，在家就有多淡漠。那幾年的時間，他過得渾渾噩噩。
在王蘭成沒錢上學的時候，索郎就沒有咬一咬牙賣馬換錢。他或許覺得讀書沒什麽用，或許他覺得讀書唯一的用就是教書，像王玉珍那樣，然後有什麽用呢？他沒有勒緊褲腰帶，也沒有看到堅固石牆內的婦人小孩過得有多潦草。或許，那時索郎隻想為自己活，為那個十幾歲時騎馬飛馳的野風少年而活。如果失憶有順序，那間房子或許是他最先忘記的部分。
5
1994年，王蘭成14歲了。村裏另一戶人家來說了媒，兩家訂下親，說等王蘭成再長大些就成婚。王玉珍在笑臉送走提親的人們後，回到房間默默流淚——大女兒要是嫁走了，這生活更艱難了，兩個兒子正是搗蛋的年紀。
她向索郎抱怨，怒氣漸漸升上來，往昔艱難的瞬間走馬燈般在眼前放映。她以前紮著辮子教書，笑得多麽透亮，現在她隻覺得自己像潑婦，看起來沒教養沒氣質。她第一次脫口而出：“你怎麽那麽沒出息！”
隻這一句話，蘊藏了讓一切分崩離析的力量。
第二天，索郎趕著牛，一寸寸地犁地，一個人犁完了一整片。王玉珍來送飯的時候，兩個人一句話都沒說，眼神也未對望，像兩個被人提著的提線木偶，舉止規範，沒有一點多餘的細節。硬要挑出一件說，那就是索郎盯著旁邊壟上的小野花說了一句：“枯了吔。”
1999年，到了王蘭成快出嫁的時候。索郎和王玉珍籌備嫁妝，怕村裏人笑話女兒，他們打算置辦一整套嶄新的家具給女兒。兩人商量決定，拉幾頭犛牛去賣，那可是天然的優質犛牛，賣上幾頭，能拿到不少錢。索郎不知從哪兒請了一位貨車師傅拉牛，他就坐在副駕駛位一路跟著。凶猛的牛在三節貨箱裏拚死擠來擠去，牛糞也比平日多得多。伴著晃蕩的貨箱，索郎從外套內側口袋拿出一小瓶白酒細咂著，漸漸沉入夢鄉。
那天如果大貨車沒有在急轉彎處側翻的話，索郎應該能拿上一筆錢高高興興地回家，他的大女兒應該能有可觀的嫁妝，他的婆娘應該能少受兩年白眼，不至於去借麵粉都借不到。他的兒子們就不會總遭同齡人欺負，被打了一頓都不敢還手。
可大貨車側翻了，就是一瞬間的事。
模糊著滿身的血，索郎安安靜靜地在草地上躺著，痛到失去知覺，痛到忘了一切，貨車司機和犛牛都不知去了哪兒。他追憶時說，那一刻，他好像看見小鬼和閻王草草翻動著花名冊，恍惚間還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列，他覺得自己馬上就要死了。
要是沒有梅朵的話，索郎肯定就死了。年輕又漂亮的梅朵，紮著滿頭小辮子的梅朵，把索郎和司機送進了醫院。那時候，索郎沒有電話，王玉珍也沒有電話，索郎醒後就怔怔地看著梅朵，格桑花一樣絢麗的梅朵。
“阿傑（藏語裏哥哥的意思），家住哪裏？”
索郎搖搖頭。
“電話沒得？”
索郎搖搖頭。
索郎後來才說起他當時實在沒聽清對方在說什麽，所以一個勁兒搖頭。至於問了些什麽，也都是索郎猜了個大概。
看他可憐，梅朵把他從縣醫院帶回草原休養。索郎從小在山上長大，視野裏盡是層巒疊嶂，開闊的大片草原像是打開了新世界。索郎想起有牛，他一個勁對著梅朵說：“牛，牛，犛牛……”身子往外扯，做出要去找牛的姿勢。梅朵說：“不會丟的。每家人都認得自己家的牛，不會亂牽的。”
當時的梅朵臉部輪廓十分大氣，看起來年紀不到三十，她常常揚著皮鞭馴馬，在草原馳騁。她會在晚上和親友們跳起動人的鍋莊，在聚會時亮出天籟般的嗓音，也會在過年殺牛後大口喝酒、吃肉。她勤勞能幹，在家裏外牆上貼滿了新鮮的牛糞，在房外將柴垛子一根根堆得整整齊齊的。她有一手好廚藝，能煮出大塊又勁道的手抓肉和鹹香非常的奶茶。
索郎在草原漸漸恢複，還和梅朵的家人們一起喝咂酒，身體越來越硬朗，甚至在寬廣的草原上和梅朵賽馬。風拍打到眉眼臉頰，自由的氣息滲進每一處肌理。他們住在一起了。
兩年過去，已經2001年了，索郎好像終於想起遠處深山的寨子裏還有個家，於是吆喝著幾頭還沒有走失的犛牛回家。梅朵看著他離開，就像他從未來過。
一路上磕磕巴巴，索郎終於才找到回家的路。打開門，家裏隻有一個正在爐子前掀鍋蓋子的婆娘，以及光禿禿的糊滿厚薄不一泥巴的牆。
6
在1999年王蘭成即將出嫁之時，家裏等著索郎賣牛拿回來的錢置辦嫁妝。可十天，一個月，兩個月……索郎一直沒有音訊。王玉珍和王蘭成開始著急，心想怕不是人出了什麽意外，兩個人來回踱步，構想著一萬種索郎還沒有回來的理由。
王樹洪這時大吼道：“阿達不要我們了。”然後止不住地哭。踱步走的兩個人泄了氣，四個人就那樣圍著爐子蜷縮著，火光將他們的影子打在牆壁上，黑黑的，稍一晃動就忽閃忽閃的。
隔天，王玉珍到未來的親家那裏去，不好意思地說，能不能把婚期往後推一推，丫頭她老漢兒還沒有回來。王蘭成的未來婆婆信佛，隻專注燒香念經和去寺廟打掃，根本不計較時間早點還是晚點。
2000年到了，世紀之交，到處張燈結彩，家家在木門上貼滿紅豔豔的福字，人人臉上掛著神清氣爽。王玉珍一家卻是愁眉苦臉——索郎還沒回來，也沒托個信兒回來。王蘭成已經20歲了，大姑娘在家裏成天待著像什麽樣子。
王玉珍心想，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不等索郎回來了，丫頭沒讀上書，但不能嫁不了人。
於是，我媽王蘭成就和我爹劉老四成婚了。“花夜”那天，村裏人吃著零嘴兒，打趣著這對年輕夫婦。
“這丫頭家裏連嫁妝都沒給她準備，以後婆家都瞧不起。”角落一桌的一個大媽嗑著瓜子，碰了碰旁邊人的胳膊說，“你說哦，索郎怕不是回不來了。”
“王玉珍哦，硬是可憐。一個人又當爹又當娘。”旁邊的人重新包了一遍自己的花頭巾，把頭又朝向新人看熱鬧。
王蘭成兩個弟弟都哭得很凶，姐姐要嫁出去了，家裏就隻剩三個人了。
2001年9月，王蘭成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女兒——也就是我大姐。我奶奶跪在菩薩像前燒香還願，我爹劉老四笑得合不攏嘴。王蘭成兩個弟弟在一旁好奇地看著這個小小人兒。王玉珍趕緊跑回家，去端在爐子上煨得熱乎乎的雞湯，正掀開鍋蓋子的時候，門被打開了。
王玉珍愣在原地，鍋蓋掉到了地上。是索郎。她沒開口，隻是彎腰去撿鍋蓋，鍋蓋是一塊圓形的鐵片，不用抹布包著會燙手。
王蘭成遲遲沒有撿起鍋蓋，低著頭不知道是對著空氣，還是對著門口的索郎說了一句：“丫頭生了。”索郎也愣在原地，好像他又猛然想起了一切，想起了他出發時待嫁的大女兒。爐子前隻剩嗚咽。
生活短暫恢複了平靜，直到兩年後，梅朵帶著一個孩子出現，教旁邊的一個小男孩說“快叫你阿達”時，平靜才又被打破。
20歲的王樹福把啤酒瓶砸在索郎旁邊的地上，15歲的王樹洪衝出家門。王玉珍平靜得沒有異色，她把手上的針線活放下，環視了一遍這個戴著金耳墜的、年齡看起來比她小的婆娘，和身邊那個被嚇到正在大哭的小娃娃，低頭繼續做針線活。
連索郎自己都瞪大了眼睛，他的外孫女，王蘭成的女兒，也是這個年紀。
這事村裏人很快都知道了。有的人一邊可憐王玉珍一邊可憐三個這麽大的孩子，“這臉上可怎麽掛得住”。有的人看熱鬧不嫌事大，跑到劉老四家給王蘭成說，還給王蘭成的大女兒說，“你有一個和你一樣大的舅舅咯”。
王蘭成挺著六個月大的孕肚（肚子裏懷著我），一路過橋跑回了家。她把索郎罵得狗血淋頭，她把梅朵罵得一言不發，她把王玉珍也罵得低頭不語。
“還不離婚幹嘛？”王蘭成氣得眼淚急飆，弟弟擔心她，一直拉著她的手讓她冷靜一點。聲音越大，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王蘭成把外麵的人罵一頓，又把門鎖上。
從中午一直罵到晚上，王蘭成終於罵不動了，屋子消停下來。巨大的寂靜吞噬了六個人，劉老四來接走了王蘭成。
不知道出於什麽心理，王玉珍堅持不離婚——盡管村裏人一直指指點點，盡管周圍人勸她說有這男人跟沒有一樣，盡管王蘭成罵著讓她離——她還是不離。就像當初決定不跳河了一樣，她在那時或許已經死過了一次。又或許，當習慣了索郎不歸家，當她一個人麵對三個孩子的時候，她在心裏早已經和索郎分了家。她不離婚，為了孩子們有爸爸，能再多拖一天就多拖一天。
索郎給他和梅朵的孩子取名叫紮西羅吾，大家都直接叫他小紮西。見過索郎後，梅朵就領著紮西走了。此後，梅朵很少出現，隻在新年時帶著紮西來看索郎。她寬容了索郎已經有一個完整的家的事實，此後再未嫁人，一個人拉扯著孩子長大。
後來，紮西長大了，時不時會自己回來探望索郎。他現在去了外地工作，已經很少回來了。但回來就必定會來我家探望，帶上正宗的酥油和糌粑，我也會恭恭敬敬地叫上一聲舅舅。
7
2006年，我大舅王樹福娶了媳婦後分家出去，家裏就隻剩索郎、家婆和小舅王樹洪。2011年，小舅王樹洪也結了婚，有了一對女兒後，家裏才又陸陸續續地熱鬧了起來。
2010年，我爸媽忙著掙錢，把姐姐放在奶奶家，把我放到了索郎家。家婆為了方便照顧才小學三年級的我，就和索郎分房間睡了。她每日早早起來給我做早飯，喊我起床。我猜想，家婆和索郎分屋子住也許是為了不吵著他。
兩年後，小舅舅有了第一個女兒後，家婆、我和小妹妹就每天睡一起。我每天和家婆腳對腳睡，小妹妹睡家婆身邊。那是一個紅木架子床，圍著有暗紋的素白帳子。夜晚抬頭往上看，能看見紅木條圍成的一個長方形，好像把我們婆孫三人框在了一起。
上學時，老師叫我們讀《紅樓夢》。阿媽給我買了，我放在枕頭下麵。我當時隻看得懂插畫，不怎麽翻動，但是家婆常常翻看，這時候，我總會躲在木扇門外麵，用門簾擋住身體，隻露出一隻眼睛，屏氣凝神地看著讀書的家婆。她把書捧著，倚在床邊，一邊用手指指字，一邊發出幼兒識字時遲鈍的聲音，斷斷續續，是帶著四川話口音的、磕磕絆絆的普通話。
到2020年索郎去世之前，家婆和索郎都一直各住各的。起先，他倆好歹還同在一個屋簷下，自從索郎上山放牛、在山上搭了鐵皮屋之後，他倆連照麵都難得打上一次。
索郎的房間裏陳設著老式木架床，三床繡花被子在床內側疊得整整齊齊。床頭床尾各放了一個枕頭，上麵各鋪著一條舊枕巾，有一條看起來明顯更破。索郎住的這個房子，是他30年前修下的，主要用料是木頭和石頭，輔以糊牆的泥巴。後來換房頂上的瓦片時，他拿不出錢買，還是我媽一片片用腳踏出形拿去瓦窯燒的。盡管後來小舅重新裝修了老房子，但牆麵上還是能看見幾根明顯的粗壯的木柱子的弧麵，弧麵上裂著淺淺的縫隙。索郎習慣在縫隙裏插上一根藏香。藏香的味道不分前中後調，仿佛就是趁人不備時往鼻子耳朵嘴巴裏灌上一堆鹵肉用的香料——當然，也可能是劣質藏香的緣故。
這味道一直從他的房間飄到堂屋，飄到耳房，飄到門外的樓梯，越來越淡，一如他人生中最濃重那抹味道隻留在了家裏，向外輻射，也隻會漸漸歸於虛無。
以前藏族人家的房子，常常一樓用來養牲口。索郎家的牛圈、馬圈就很大。打開鐵鎖，兩扇門向內推開，裏麵左邊關馬，右邊關牛。分了好幾個間隔，就像人住的房間一樣。每天晚上，索郎都要去給牲口喂草，喂手揉的飼料，最後喂水。
他帶我一起去喂過馬，但我總是畏畏縮縮不想去。因為當我偷偷往小山一般的草料堆上滾時，幹草尖銳的折角總會刮花我的手，白痕一道一道的，痛得很，就像被螞蟻齧咬。但我還是被他拽著去了。進去後，我常常學著索郎的模樣，身體斜倚著木柱子，出神地望著馬和牛進食。馬在咀嚼的時候，牙齒一排排露出，往外翻的上下唇前後有規律地錯落移動。在讀到“馬作的盧飛快”的時候，我想起它們咀嚼的樣子，總是忍俊不禁。馬的眼睛輪廓大，透亮有神，就像還未被切割的和田玉。
馬兒恣意享受著晚餐，不自覺晃起了尾巴，摸起來會是什麽質感呢？或許比我頭發還要柔順？我倚著倚著，就鬼使神差走到後麵摸了一把，但沒想到尾巴上的毛打結了，手根本扯不下來。原本溫馴的馬突然暴烈起來，仿佛受盡了委屈。它立馬將蹄子往後蹬，踹了我一腳，晃晃腦袋，又惡狠狠地盯了我一眼。還好，我喂它的時間久，也算混了個臉熟，所以它踢我的時候，也沒下毒蹄，不然我肯定是活不下來的了。
這匹馬叫“烈子”。馬如其名。
8
賽馬在藏寨是很有分量的大型活動，算得上是一年一度的盛會。藏族小夥兒們騎著自家訓練嫻熟的馬，馳騁衝刺。噠噠的馬蹄揚起的灰土，是高原上最美的塵花，旁邊觀賽的人圍了個水泄不通，一起等待見證那匹最瀟灑、最雄壯的馬衝過終點線。
2013年初，一個晴轉多雲的下午，索郎就在一旁緊攥雙手，眼望烈子走進賽道。我那個不常見的舅舅紮西羅吾正騎在烈子身上，一人一馬都在正有勁頭的年紀。
賽馬開始時，唰地一下，十幾匹馬一齊出發，塵土漫天，嗆了路旁觀眾一嘴的灰。馬蹄落地，好似兩軍對戰時陣陣鐵戈交接，又好似在滿是碎石的下坡山道上刹不住腳狂奔。馬尾巴大幅度左右甩動，像是給對手劃出一條條請勿靠近的封鎖線。
馬兒都很賣力。可烈子這次一點好勝心都沒有，跑起來總是有自己的想法，一下子就失去了控製，就像跑出家門撒歡的熊孩子，不顧東南西北。眼見著要落後了，紮西也堅決不用鞭子抽它，隻大聲和風速較勁：“烈子啊——索郎的好馬，向前麵衝吧！你是——是一等一的烈馬——哦謔謔。”烈子這時似懂非懂地朝著終點線加快速度，搖頭晃腦的，嘴裏還在咀嚼，口水飛濺。
賽道是從山這頭到山那頭，需要連繞好幾圈再往返。跑前，我給烈子多塞了幾團飼料，怕它餓暈在賽道上，就像我考前不吃東西考不了試一樣。烈子在跑到終點的時候突然倒下了，把紮西摔在了一旁。還好紮西反應快撐住了，沒有什麽大礙。烈子的眼睛微張微合，頻率越來越慢，漸漸睜不開，像在承受著某種身體上的痛苦。它好像也感覺到了什麽，闔眼前頭一直往那匹萬眾矚目的、被人群簇擁的冠軍馬的方向偏。那匹跑頭等的馬，脖子上掛滿了哈達，用勝利者的姿態昂首闊步，宣示著它的神武。他的主人笑得攏不住嘴，一般謙虛回應著周圍人的祝賀，“嘛熱嘛熱（藏語裏“不是、沒有”的意思)”，一邊心裏盤算著那1萬塊錢獎金要做何打算。
給烈子紮針的時候，索郎盯了我好幾眼，惡狠狠的，和踢我時的烈子一模一樣。他沒有說多餘的話罵我，隻是看著抽搐的烈子，悄悄噙了幾滴淚。回家後，他從房間窗戶那兒的牛角上拿了好幾條哈達給烈子拴上，就像關懷和尊敬著自己的朋友。
事後的種種跡象也表明，他如烈子，烈子如他。
烈子彼時14歲，正當孔武有力的壯年階段，斷然不會因為多吃了兩口飼料就轟然倒地。兩年後，在知道烈子死的那天，我才明白過來，那次賽馬後的倒地是怎樣重要的一場預示，而索郎隻當是普普通通的一場消化不良，自行配了藥紮針。
那個時候我初一了，已經不在索郎家住，一學期才回家一次，絲毫不知烈子的消息，也不知索郎是如何照顧著烈子每況愈下的身體，如何把它埋進土裏。
9
我在索郎家從小學三年級住到六年級。
索郎喚我作“二妹”，他一向以我學習成績好為驕傲。盡管是在教育落後的藏區，可我那毫無分量的第一名照樣成了他吹噓的談資。隻有那些時候，我才知道索郎多愛吹牛，吹牛的時候心裏有多快活。
但索郎並不因為我成績好、年紀小就會斷掉讓我幹活的念頭。他像對男子漢一樣對我這個瘦小的小姑娘。他不允許我偷懶，滿滿當當地給我安排好各種放學後該完成的任務。
從三年級起，我就擔負起很多責任。我常常需要幫忙抱著我那個不會走路的妹妹——我最愛的小舅舅的女兒。我的胳膊很瘦弱，小妹妹很沉，我有時候背著她，還得拽著拖把去拖踩滿腳印的木地板，還得把地板拖得黃酥酥的，然後再去擦銅爐上麵的油汙。要是被外人看見髒爐子、髒木地板，說出去是要被笑掉大牙的。更重要的是，我會被索郎罵一頓。
每天放學要走三公裏的山路才能回到索郎家，我需要快快寫完作業，然後幹完活，且在索郎回來之前生好火。我幹活已經很勤快了，索郎卻還是要在我阿媽麵前說我兩句壞話，說我吃了他家的米麵，還懶散得很，“隻知道貪玩，活也不幹”。他可能覺得這樣就可以在我阿媽那兒邀功，意思就是，他一直在管教著我，而且管教我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初一，我就去汶川讀書了，隻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一趟，和索郎見麵次數越來越少。我幾乎不給他打電話，連他的電話號碼都沒存。回家後我基本都待在家不出門，很少再去索郎家，倒是索郎常常拄著拐杖來我家。
“二妹，長大了心不心疼家爺？”他總會裝作不經意地問我，來一次問一次。他說他想要一塊別人也有的手表，想戴一副看起來很帥的墨鏡。
“長大了我就給你送手表，送墨鏡，想要什麽我都給你買。”我當時忙著寫作業，嘴上敷衍地應著。
索郎從來不會直白地對我媽說他想要什麽，即便是非常需要，也隻會十分委婉地自說自話。當然，有時等他來我家閑逛時，總喜歡不經意地挑挑揀揀一些稱心的東西帶走，他感興趣的無非是抽屜裏的鐵釘、冰櫃裏的牛肉和超大的戶外傘等等。但有時不問自取，就像他才是主人家。
我爸不少拿這些小事和阿媽開玩笑：“你老漢兒又拿走了什麽？”雖然隻是開玩笑，但總歸會被阿媽一頓白眼。
索郎放牛的山（作者供圖）
冰櫃裏的生肉和超大的戶外傘等等。但有時不問自取，就像他才是主人家。
我高中時，索郎就開始在山上放牛了。他很少下山一趟，吃的、喝的都需要拿上山給他。假期回家，阿媽總是讓我拿上幾坨牛肉、幾個花卷或者是索郎愛的酸菜麵塊兒上去。上山的路歪歪扭扭，但一抬頭就是醉人的藍天綠山，遠遠先看見煙囪上的飄著的煙，再走幾步，麵前才現出小鐵皮屋的樣子——小小的，方方的，是綠地裏最濃重的顏色。
有次，索郎還沒發現我，門前的狗就已經對我狂吠了。我在路上實在不敢往前走。除了狗在叫，幾頭悠閑的牛還在吃草。渾黑的周身，頭頂白白的，頂著一對大角，實在生畏。它們挪一步我退一步，毫無勇氣向前，大喊“家爺家爺”，他才發現我，護著我走進了鐵皮屋子。放完吃的，我心不在焉。索郎就出去吆牛了。我趕緊趁犛牛去了遠處時跑掉了，連家常都沒和索郎敘敘。
隨著我的學業越來越緊張，平日連家裏都待不下幾天了，隻在過年那段時間才能和索郎見上一麵。我們很少熱熱烈烈地聊天，即便偶爾搭話，永遠也隻是索郎問：“二妹啊，長大了心不心疼家爺啊？”
他對這個話題無比感興趣，但凡我們見一次麵，他都要說一次。我每次都頻頻點頭，表示“會的、會的”，然後又一頭紮進我的手機，此外，再未聯係過。
那時的我，見到了河穀外高原外的平原，努力去和陌生的音調融合，投入進更充滿節奏的現代生活。關於藏區，關於藏音，關於戴著氈帽騎馬的男人，甚至關於故鄉的原風景，都變得含混模糊了。
10
2020年7月8日下午，我答完英語試卷回到教室，剛打開手機，就接到姐姐打來的電話。我在教室窗邊愣住了，身後是同學們考完興奮地嚎叫。
家爺？索郎？死了？有些恍惚，有些失去知覺。
或許是家裏人不想影響我高考，這一年間，我甚至連索郎癌症晚期住院的消息都不知道。要去熟悉考場的那天，我站著揪著學校竹林的竹葉，給阿媽打電話說我還是有點緊張。她笑著說，沒事，放鬆，不要在乎結果。如今想來，我竟然沒有察覺藏在電話那頭的巨大悲傷。她像曾經的家婆，學會了給自己的心挖個洞，將一切都埋了進去。
我在學校熟悉考場，反複擺弄桌椅，檢查是否搖晃，索郎在四川省醫院躺著，身上瘦得沒剩下幾塊肉；我合上筆蓋，等待答題結束的鈴聲響起，索郎被停放在堂屋，等待泥土填滿大坑的空隙；我在校園河堤散步，將所有對未來的期待傾訴給奔流的岷江，索郎聽不見任何聲音，永遠地合上了雙眼。直到兩年後，我才為他哭過一場，我的悲傷和痛感來得遲鈍。
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時，我一滴眼淚都沒有滴下來，便投入了高考畢業晚會的狂歡。我把索郎忘在樓道醉酒癱軟同學的嘔吐裏，忘到夜幕中鼎沸大合唱的破音裏，忘在宿舍偷偷查閱的高考文綜選擇題答案裏，忘到回家4個小時車程上塞進耳朵的歌聲裏。
直到下車，我看到爸爸布滿泥土的運動鞋才想起，索郎死了。
“我等會兒看到家婆是該哭還是該笑啊？”我問了這麽一句奇怪的話。
爸爸沒有回答，關上裝滿了我的行李箱的後備箱。那雙運動鞋的縫隙裏都塞滿了土，那土是為索郎挖裝棺材的坑時糊上的。
妹妹問我：“爺爺真的死了嗎？我好害怕。”我摸摸她的頭，實在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麽。
後來，我不小心在阿媽手機上看到，她拍了一段枯槁的索郎的視頻。那是繼一年前他來我家後，我看到他的第一麵和最後一麵。他渾身插滿了管子，本來在藏區強烈紫外線照射下黝黑的臉，在純白的病床上格外鮮明。我從沒有見過那樣的他，在那張病容的周圍，好像已經有死神在靜靜等候。住院時，索郎不喜歡周圍站著一群人，他想要嘔吐卻極力克製，直到人群漸漸散去，隻剩阿媽的時候，他才顫顫巍巍地說：“我怕他們嫌棄我髒。”
7月6日淩晨，他呼吸越來越孱弱，看起來很痛苦，好像正在和死神拉扯。4點半時，索郎咽氣了。闔眼的時候，一滴淚從眼角滑落。大舅舅最先哭出來，他邊哭邊說：“阿達，我們三個這下把你救不回來了。”哭聲沸騰，但好像一切又是純白色的寂靜。
去世後，索郎的身體陳放在堂前的棺材裏，旁邊的風扇不知疲倦地吱呀吱呀轉著。堂前擺著一個火盆，裝滿通紅的煤炭，火星子時不時會竄出來。所有能請來的親戚都來了，屋裏空間不夠，就在屋外搭起帳篷。堂內哭聲陣陣，燒紙上香。
梅朵和紮西也來了。梅朵微微駝背，眼裏裹著渾濁的淚。紮西已經是黑瘦黑瘦的小夥子了，比他母親要高上大半截。他們補禮補了兩千塊錢，從頭到尾一直跟著忙活。梅朵和王玉珍變得好像親人一樣，連小妹妹看見紮西也知道叫舅舅。
聯係起她們的人死了，她們竟奇跡般親和了起來。
索郎下葬時，烏泱泱的人群聚攏。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們抬著棺材，一步一步向山坳深處走去。後麵緊跟著長長的送葬隊伍，女人們都哭得呼天搶地。我媽幾乎哭得快暈厥過去了：“阿達！阿達你咋個就走了！”她哭得走不動路，邊哭邊捶心，要靠我姐攙扶才勉強立得住。我從未見過如此沉重的悲傷籠罩在她的身上。
我遠遠地望著，看見幾根粗繩子捆著的棺材被一點點放下去。墳邊插上了幾根結實的木樁，上麵綁著五彩的經幡，印著密密麻麻的藏文經文。我跪在墳前燒紙，石頭硌得我膝蓋疼，但我不敢站起來。周圍的哭聲好像巨大的氣泡，將我緊緊包裹，氧氣似乎越來越稀薄，風卻越來越大。
索郎的一生，現在隻是一堆擺放整齊的石塊，在山上一處稍顯平坦開闊的地方。別人家放養的牛和馬時不時光臨，翻滾起一陣幹燥的土塵，轉眼又向有草的地方騰挪。那些墳前的紅蠟燭早已灑幹淚，隻是靜靜地被風刮。一堆火在旁邊生了起來，親人們將索郎的衣物一點點燃燒，那些記憶全都化作縷縷黑煙。
索郎墳邊不遠處的緩坡上，有一棵高大的柏香樹，是在修墳前就有的，年歲比索郎還大。每年過年的時候，這裏家家都有砍柏香的習俗，取一根香，借炭盆裏柏香燃起的火，點燃吃年夜飯前的鞭炮。柏香的味道、鞭炮的味道和年夜飯的味道交織，十分好聞，是一年一次的團聚的味道。
往後，過年燃柏香時，我都能想起索郎的墳，進而想起童年時那間充滿糌粑酥油香和木頭腐朽味的房間。在那一刻，像初生的牛崽從母體脫落後牽扯出的赭紅囊液——記憶，黏裹著我，頓然幹凝。抬眼人間，明晃晃的一切終於堅確，索郎確乎是死了。
11
2021年索郎忌日，我們去墳上祭拜。從山腳爬到山腰，順著曲曲折折沒有標識的路，我和姐姐失去了方向。電話裏，家婆著急地催促：“你們怎麽還沒來？”我們隻得拚命解釋身旁有著怎樣形狀的石堆，她難得一見地為我們的遲到發火，言辭激烈。
終於到了。索郎墳旁的經幡已經開始泛舊，黃的、綠的和紅的布條上麵的經文漸漸模糊，但還在風中一直飄舞著。我跪在墳前，磕了幾個頭。
我的感受仍然不真實。兩年前，我沒有撕心裂肺哭一場，就好像索郎在一段時間後又會出現，拿著那個黑色破舊的老年機，問我：“二妹看還有沒有話費了，我一點子都搞求不懂。”或者是來我家溜達一圈後，隨手拿著想要拿的東西走了。
他時而出現，時而消失，在我的生命中劃著深深淺淺的痕跡，他的頻繁出現和徹底消失都不會是常態，就好像他把握著一個合適的出現頻率。
有一天，這陣微弱的頻率消失了，他和我永遠失去聯係時，我對他好像才產生了一些感情。時間讓曾經的遺憾和憤怒成為一種淡淡的憂傷，那些曾經抓心撓肝的事情現如今失去了痛感。一個人是多麽地立體，可憐又可恨，最後成了無法遺忘的真實，免不了想起他，總歸是接納了他。
索郎的四個孩子，至少都在他離去時忘記了所有曾經對他的恨意，隻記得他親生父親這個身份。我阿媽有意避免著傷心事，減少了和索郎那邊親友的聯係。
我爸是漢族，是因為阿媽才勉強聽得懂幾句藏語。但他和索郎親戚往來的頻繁程度遠遠超過我阿媽。他似乎比阿媽更能明白維係住這個大家庭的意義。2022年的春節，爸爸提出回到藏寨裏看看老人。阿媽沒有說話，她絲毫沒有打算去的意思。我爸就帶我去了索郎的二弟家。
二爺家的聚會（作者供圖）
二阿爺的老婆，我稱呼她為婆婆。她走了出來，在門口迎接我們，幫忙提溜沙琪瑪和酒水。“啊，二妹呀，長高了又，吔……老四丫頭乖嘞。”她的聲音拖得長長的，帶著一股糌粑茶的灰撲撲的味道。然後，她笑著抱了抱我，就迎我們進屋了。大顆大顆的琥珀點綴在她頭頂的發網上，盤起來的小辮子利索幹淨，她的耳朵上、脖子上都戴著金首飾。金石的襯托，讓這位老人看起來莊重又慈祥。二阿爺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年齡比我隻大五六歲，我稱呼舅舅和嬢嬢。
二阿爺談起了索郎，隻說起一件以前托他買酒的事情。剩餘的話題就沒有索郎了，隻有關於去海南找工作的龍波舅舅，剛上完大學的朗磋嬢嬢，和發胖的多傑舅舅。這時，朗磋嬢嬢帶來了一位我沒見過的小妹妹，“喊阿佳（藏語裏姐姐的意思）”。小姑娘臉上泛著高原紅，躲在大嬢嬢背後，羞答答地叫了我一聲“阿佳”。那一刻，我的血液變得溫熱起來，好像有什麽在顫動。
我思念起索郎，那個讓我流淌著藏族血液的男人。在方言和普通話之外，“阿佳”的稱呼將我從冷漠的應酬中拉出來，這是我的記憶、我的基因，也是因為索郎離去後變得更加鮮明的身份標識。隻是這一聲“阿佳”，我沉睡的意識才開始覺醒。
我開始拚湊索郎的形象，開始明白，即便我逐漸向遠方靠攏，在未知裏幻想，索郎也能讓我念想起我的心。在獨處的時光裏，在陌生的街道上，我想起索郎，竟然開始寬心——關於索郎，我們都將他放在了心上。
（除索郎外，本文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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