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亞曆山大的軍隊將吉爾吉斯斯坦的胡桃木帶回歐洲，在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雅格諾布穀，人們還在使用絲綢之路上的主要用語——古雅格諾比語，生活遵循著另一種時間節奏。然而這五個國家一直被隨意歸為一個地區：先是作為亞洲到波斯的古代絲綢之路的廣闊地帶，又被視為俄羅斯和英國大博弈的舞台。從裏海之濱的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向東穿過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這些國家曾經是蘇聯最遠的邊境線。
自1991年陸續獨立後，它們的現狀如何？社會人類學家埃麗卡•法特蘭穿越土庫曼斯坦這個多數世人被禁止進入的國家，前往哈薩克斯坦巨大而荒涼的核爆試驗地，在幹涸的鹹海岸邊遇到中國的捕蝦人，還遇見自二百年前在吉爾吉斯斯坦平原上生活的德國門諾派教徒。
她背包走遍了每個共和國的角落，在《中亞行紀》一書中將這五個中亞國家現在和過去的曆史、文化和地理風貌完整介紹給讀者，並特別關注每個國家女性生存的現狀。本文選取書中第四部分第二節，展現了吉爾吉斯斯坦的搶婚傳統，記錄了被綁姑娘們的選擇與真實困境。
1
十九歲的瑪麗亞姆盛裝打扮，準備參加閨蜜的訂婚聚會，她非常為閨蜜開心。婚禮的日子已經確定，瑪麗亞姆要當伴娘。她不太了解新郎，但是閨蜜似乎很久都沒這麽開心了，這才是最重要的。此時距離瑪麗亞姆離開她的小村莊來到比什凱克學習德語正好一年時間。這一年裏，她與一個同學相愛並成為情侶，但他們倆都覺得考慮結婚還太早了。瑪麗亞姆還要在大學裏待四年，並有意在畢業後移居德國。
瑪麗亞姆到聚會現場後不久，朋友的未婚夫就問她願不願意一起出去走走。一走到外麵的人行道上，他就要求她上一輛車。她認出坐在駕駛座上的年輕男子跟她是同一個村的。
“我要帶你去見我父母。”朋友的未婚夫說。瑪麗亞姆以為他在開玩笑，打算一笑了之。未婚夫也笑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的五個朋友出現在了門口。他們把瑪麗亞姆推進車裏，自己也跳上了車，關上門。然後車子開動了。
慢慢地，瑪麗亞姆反應過來了這是怎麽回事。她知道自己動作要快，趁他們還在城裏。車子在紅燈前停住時，她設法逃下了車。她奔向一輛停在巴士站的小巴士，迅速爬到車上。但那男人的朋友追上了她，把她拉回街上。瑪麗亞姆竭盡所能地反抗，但沒有尖叫或大哭。她不想製造醜聞。畢竟她知道這些男人是誰，他們都是同一個村裏長大的。他們還是她的朋友。
在漫長的行車途中，朋友的未婚夫想盡一切辦法來說服瑪麗亞姆。他告訴她，他從沒有愛過她的朋友，他跟她訂婚隻是為了接近瑪麗亞姆。他說他愛她，沒有她活不下去，如果她不跟他在一起，他就自殺。他還威脅她：如果她不跟他結婚，他會跟蹤她。他會讓她永遠不得安寧。瑪麗亞姆害怕了，不是怕他對她做什麽，而是怕他會傷害自己。
這場綁架有那麽多的目擊者，很快就有人告訴瑪麗亞姆的家人和朋友發生了什麽事。他們到了綁架者家裏以後，他們全都在那兒：她的父母，朋友，她的男朋友。她的母親哭了。瑪麗亞姆哭了。她的男朋友哭著求她跟他回城裏。
“我當時太年輕了，真的相信如果我走了，他就會自殺。”瑪麗亞姆說。這時距離她被綁架已經過了七年，她現在二十六歲了。臉上還沒有皺紋，臉型較大，棱角分明。她穿著一身紅色絲絨運動服，一邊跟我講述她的故事，一邊給小女兒哺乳，孩子五個月大。她去見朋友時，在婆婆和丈夫聽不到的地方，能夠自如地講話，但是她沒有告訴我她的真名。安全起見。這種事人們一般不會討論。
婚禮一個月後才舉行，但是按照傳統，瑪麗亞姆在此期間要跟未婚夫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一天的時間內，她的生活天翻地覆：她在城市裏的學業與生活都結束了。她不得不嫁給朋友的未婚夫，一個跟父母住在一起的農民。
最初的那段日子，瑪麗亞姆經常哭。
“他安慰我，讓我別哭了，”她說，“他很好，很耐心。好在時間久了，情況就慢慢好了。”
瑪麗亞姆沒有完成學業、移居德國，如今她成了一個忙碌的農婦。她的丈夫和公婆總共有十五頭牛，一百頭羊，五十隻母雞和十五隻鵝。要幹的活兒多得不得了。瑪麗亞姆也成了兩個小女孩的母親，並想要再生兩個孩子，男孩。
“我覺得我很幸福。他是個好男人。孩子出生之前我常常想到以前的生活，但是我現在再也不想了。”她把小女兒從乳房邊舉起，滿含愛意地看著她。小女孩不開心地嗚咽著，但瑪麗亞姆隻是看著她便滿臉幸福。“我想讓我的女兒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找份體麵工作，事業有成，”她說，“我不想讓她們像我一樣這麽早結婚。我希望她們能自己選擇丈夫。搶婚是我們的一個傳統，但這是錯的。”
瑪麗亞姆的母親也是被綁架的。綁架她的人是跟她在同一家工廠上班的同事，比她年長三歲，一天下班後，他在街上綁架了她。她痛哭不已，但是不得不留在未來的丈夫家，這個人之後成了瑪麗亞姆的父親。
“女兒被綁架後把她接回來是丟人的事，”瑪麗亞姆解釋說，“尤其是如果女兒已經不是處女了。如果我不答應結婚，這就是一樁醜事。對男人來說也不容易。我再也沒見過我的前男友。去年，我弟弟的女朋友被綁架了。雖然她愛我弟弟，但她還是選擇嫁給綁架她的那個男人。”
2
二十一歲的蘿紮是在一天晚上從化妝品店下班回家的路上被綁架的，此時她已經在比什凱克生活了三年。這一切都不是意外：綁架她的男人知道她下班的時間，以及她通常走哪條路回家。在蘿紮獨自走到一條空無一人的昏暗街道上時，他動了手。他借了一輛小巴士，並帶了十個村裏的朋友。這些朋友強行將蘿紮拖進小巴士裏，把她綁在一個座位上。
“我已經綁架了你。你要做我老婆了。”坐在駕駛座上的男人宣布。蘿紮隱約記得他是村裏人，她離開了村子，就絕沒有回去的打算。她和姐姐現在住在城裏了。她們的父母都已過世。那村子已經猶如前世。
回男人家的路途要花好幾個小時，小巴士上的男人們已經喝得醉醺醺的，並且還在喝酒作樂。伏特加的酒瓶丁零當啷，被傳來傳去，氣氛愉快。沒有一個人關心蘿紮的眼淚。他們抵達村子時，他的祖母已經站在那裏，準備了一條白色的大披巾。蘿紮知道，假如讓她把披巾披到自己頭上，就意味著她同意了這場婚事。他的家人已經準備好婚宴。許多客人已經吃上了。
蘿紮不想結婚。她喜歡與姐姐在比什凱克的生活，並且很開心。況且，她不喜歡這個綁架她的男人。他完全不是她喜歡的類型，粗俗、土氣，跟英俊完全不搭邊。他比她大五歲，在建築行業工作。但她還是讓他的祖母把那條白披巾披到了她的頭上。“我哭累了。”蘿紮說。她身材嬌小，穿著一件黑色長毛衣和一條牛仔褲，圓圓的臉配著一頭短發。
她堅持在我的酒店房間見麵，這樣就沒人能聽到我們的談話內容，我也答應不公開她的真實姓名。我們在一個地方小鎮上，這座小鎮位於巍峨的天山之下，在這個國家的最西邊。每個人都相互認識，到處都有耳目。
第一天晚上她沒有跟他發生性關係，但他們並肩睡在同一間房裏。第二天，伊瑪目來看他們。他讀了《古蘭經》，並為他們進行了伊斯蘭婚禮儀式。第二天晚上她跟他上床了，此時他們就是夫妻了。
第一年很苦。蘿紮不想跟丈夫或者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她覺得自己沒法跟他離婚。
“吉爾吉斯人不讚成離婚。”她說，眼淚順著臉頰靜靜地流下來。她用力吸了一下鼻子。
“你愛他嗎？”
“不愛，但我習慣他了。”
“他跟你解釋過為什麽要綁架你嗎？”
“他說他喜歡我。”
“他就說了這些嗎？”
“對。”
在第一個孩子快出生的時候，蘿紮和丈夫搬出了他父母的房子。他們無法原諒兒媳在嫁過來第一年竟說不想跟他們住在一起，對她很差。他們的大兒子現在六歲，第二個孩子也是個男孩，是一年前出生的。“有了小兒子以後，我就不再想著離開他了，”蘿紮告訴我，“從那時起我就知道我不得不跟他過下去，為了孩子。我沒有選擇。我又能去哪兒呢？我沒工作，沒文憑，沒有自己的錢。他也不算一個壞男人，真的。他不喝酒，也不打我。他尊重我。”
她擦幹淚水，準備起身離開。我給了她一點錢讓她坐出租車回家，因為她自己沒有錢。這筆車費大約為六挪威克朗。
3
“你完全可以用我的名字。”葉連娜說。她一直坐在這兒，安靜地聽著蘿紮的故事。有時候蘿紮或者我卡住了，找不到合適的俄語詞匯時，她會出來幫忙。她二十三歲，穿著牛仔褲和皮夾克。因為下雨，她戴了一條頭巾，一縷縷栗色的長發從頭巾下麵露出來。她的臉曬成了褐色，這讓她明亮的藍眼睛顯得更藍了。
“我以為他們不會綁架俄羅斯女孩。”我說。
“我也這麽以為！”葉連娜說。接著她開始告訴我：五年前，當時她十八歲，來比什凱克學經濟學。寒假時，她回村裏看望母親。因為她母親在村醫院裏，她獨自一人在家。她父親幾年前去世了，姐姐在比什凱克。葉連娜到那裏幾天後，鄰居打電話說他們最小的孩子生病了，問她能否跟他們的女兒一起去買些藥。葉連娜從小就認識這家鄰居，他們的女兒布布薩拉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
布布薩拉的父母安排了一輛車送她們，兩個女孩坐上了車後座。葉連娜沒見過前麵坐著的兩個年輕男子，但布布薩拉知道他們是誰。兩名男子將她們送到醫院，但那兒的藥店關門了。回來的路上，車子停了一下，布布薩拉的叔叔突然跳上了後座。他用力把門拉上後，司機猛踩油門。他們開出了村子，全速開過另外兩個村子。葉連娜和布布薩拉開始哭喊，不顧一切地想讓他們停車，但沒有用。這些男人料到了她們會反抗。叔叔緊緊抓住了布布薩拉，其中一個年輕人到後座抱緊葉連娜。葉連娜不敢相信這事竟然會發生在她的身上。畢竟她是個俄羅斯人！
路上，葉連娜成功說服了那些男人停車讓她們上廁所。一走出他們的視線，她就抓住朋友的手說：“快點，我們跑！”這對朋友盡可能快地跑了。當時是冬天，天已經黑了，地上的雪積得很厚。她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兒跑，但沒關係，隻要趕緊逃走就行。她們身上幾乎沒有穿禦寒的衣服。如果她們整晚都得在戶外怎麽辦？要是碰上了狼怎麽辦？葉連娜無須擔心，因為三個男人很快追上了她們，強迫她們回到車上。
“放我出去！”葉連娜尖叫起來，“我要回家！”她又是叫，又是踢，又是打，卻無濟於事。
“冷靜，你這樣隻會把事情搞得更糟。”司機在前排咕噥。
他們在晚上九點到了司機家。他的親戚全在那兒了，一間屋子的桌上擺好了婚宴吃食。葉連娜和她的朋友被帶去了另一個房間，很快，一個駝背的老婦人就拿著一塊白色大披巾走進來。
“我不要戴那玩意兒！”葉連娜尖聲叫道。她絕不會嫁給那個男人。她根本不認識他！對她來說，他隻是個男人。好幾個親戚進房間來勸她，但是葉連娜隻對他們叫喊。一個姨媽試圖硬給她套上一件保暖的毛衣，她鉚足力氣把她推倒了。
有那麽一會兒，葉連娜和布布薩拉被單獨留在房間裏。葉連娜一刻都沒有浪費。她找到一把椅子，開始推牆上一扇位置很高的窗戶。她剛剛成功，綁架她的人就出現在了門口。
“你要去哪兒？”他問。
“我有男朋友了！”葉連娜喊道，“我懷孕了！”為了脫身她什麽都說得出口。
“真的？”年輕男人的臉頓時變得煞白，“我不會照顧另一個男人的孩子，你要知道。”
“那就放我走！”
但他不打算這麽做。再次隻剩她們倆時，葉連娜拿出手機撥通了姐姐的電話，她的姐姐是律師。起初她姐姐很憤怒。她怎麽能那麽蠢，竟然上了那輛車？她在想什麽？之後她要求跟綁架犯的家人通話。
“你們綁了一個俄羅斯女孩。如果你們不在五分鍾之內開車把她送回家，我就去報警。”她威脅他們。
一個小時後，大約是經過了許多討論，這家人開車把葉連娜送回去了。此時已經是十一點了。葉連娜的心裏滿是逃過一劫、安全回家的解脫感。但是布布薩拉得留下。她叫葉連娜通知她的父母，好讓他們來接她。但是她們到這時還不知道，布布薩拉的父母就是整件事的同謀。
在回去的車上，綁架她的人繼續向她施壓，盡管已沒有那麽強勢。
“你為什麽要回家？告訴你姐姐你要跟我們一起生活！”當天晚上，這個司機跟布布薩拉結婚了。她沒有抵抗的力量，同意了這場婚禮。
經過這一切，葉連娜以恨不能更快的速度回到了比什凱克。接下來的兩年裏，她都離那個村子遠遠的，連放假都不回去。布布薩拉的婚姻不幸福。結果證明她的丈夫熱衷家暴，好幾次她逃去了葉連娜母親家。有一次，葉連娜也在家。那男人來接妻子回家，像之前一樣說自己願意悔改，葉連娜問他為什麽要打她的朋友。
“如果當初跟我結婚的是你，一切都會不一樣。”他回答。
如今布布薩拉有兩個小孩。第三個孩子流產了。她的丈夫在她懷孕期間也動手打她。
“他現在又娶了一個老婆，”葉連娜搖著頭說，“吉爾吉斯男人比俄羅斯男人還差勁！”
那場綁架發生三年後，葉連娜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哈薩克男人。兩個月後，等葉連娜拿到會計資格證，他們就要結婚了，然後搬去聖彼得堡開始一段新生活。布布薩拉選擇留在暴力的丈夫身邊，葉連娜擔心自己的朋友，但很高興自己當時逃脫了。
“對我來說，留下從來不是一種選擇。我對於離開那裏絲毫不感到羞愧。我不是吉爾吉斯人，我隻想回家。”
4
在吉爾吉斯語中，搶婚的傳統被稱為阿拉卡丘（Alakachuu），“搶奪並逃跑”。沒有確切數據表明在吉爾吉斯斯坦，每年究竟有多少年輕女人被綁架並強迫結婚。羅素·克萊恩巴赫是一位社會學教授，是少女庇護所協會的創立者之一，該組織的目標是結束中亞的新娘綁架行為。羅素·克萊恩巴赫花了許多年研究這一現象，他估計吉爾吉斯斯坦有1/3左右的婚姻都是這種類型的。在農村，這一數字達到50%以上，也就是說，每年有一萬一千八百個年輕女人被綁架，每天三十二個，每四十分鍾一個。超過90%的新娘會跟綁架她們的人一起生活。
“許多人聲稱阿拉卡丘是一種古老的遊牧民傳統，但這純粹是胡說。”巴努爾·阿卜迪耶瓦是一名律師，也是女權組織“領導者”的負責人。“大家都以為民族史詩‘馬納斯’提到了這一傳統，但這其實是一種廣泛流傳的誤解，因為幾乎沒人讀過整篇史詩。‘馬納斯’一次都沒提到過阿拉卡丘！在古代，女人有時會在戰爭時期被綁架，年輕情侶也可能因為父母不同意婚事，或者新郎不想付‘聘禮’而一起私奔。這在今天也還在發生，但這不是阿拉卡丘。女人違背自己的意願被擄走才是阿拉卡丘。這種所謂的傳統始於蘇聯時代的集體化時期，在蘇聯解體後變得越發盛行。”
綁架者此前隻會麵臨十萬索姆的罰款（約合一萬一千五百挪威克朗左右1）以及三年的活動自由限製。偷羊的處罰都比這嚴重。在“領導者”和其他各方的努力遊說下，2012年，法律處罰增加到七年的無條件監禁，如果被綁架的女孩未成年，則是十年。然而，受到處罰的風險極小。根據少女庇護所協會的數據，一千五百個男人中隻有一人因搶婚被判刑，迄今為止，隻有兩個男人依據新法被判處監禁：一個案例是年輕女人自殺了；另一個案例中，一名離異男子綁架了一名十六歲的少女三次。他在第一天晚上就強奸了她。她的父母不希望她嫁給這樣一個男人，把她接回去了。於是他再一次綁架了她。最後，這對父母報了警。庭審期間，這個女孩不得不回答公訴人的問題：為什麽她要拒絕跟這個男人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拒絕這樣一份有保障的生活？他對她來說不夠好嗎？
巴努爾認為關於阿拉卡丘的觀念根深蒂固：
“我們對待女性和兒童的整個方式必須改變。這裏沒有浪漫的傳統。農村的男人除了綁架和強奸，根本不知道怎麽找老婆。他們祖父母是這麽結婚的，他們父母是這麽結婚的，村裏其他家家戶戶也是這麽結婚的。整個家庭都參與了這一傳統。當男人帶著他綁架來的哭泣的新娘回家時，祖母已經站在那兒準備好了白色披巾。年長的女性親眷負責施加心理壓力，‘我們也是被綁架的，我們也哭喊，但接著我們有了孩子，就都忘了。看看我們現在！我們有兒女，有孫子，還有漂亮房子！’男人對女人的痛苦無動於衷。他們認為哭也是傳統的一部分，不明白她實際就是在遭受痛苦。如果一個女人失去貞操，那就等同於終身無期徒刑了。那樣她就別無選擇，隻能結婚。即使這個男人沒碰她，她也擔心回到父母家以後再也沒有人會娶她了。正是因為社會和心理壓力很大，大多數女人才留了下來。在7%的案例中，女孩沒有答應跟男人結婚，這樣的男人就會受苛責：這算什麽男人，連一個新娘子都留不住？”
阿拉卡丘的受害者中有許多女孩都遭到強奸，或被迫跟一個她在幾小時之前才認識的男人發生性關係。伊瑪目祝福了這對夫婦，就意味著他們將在當天晚上圓房。關於新婚之夜有許多悲劇故事。一名年輕女子告訴我，在伊瑪目進來祝福他們之前，她從未見過這個跟她結婚的男人。在她被綁架和結婚的當晚，她和丈夫被反鎖在臥室裏。他的好幾個女性親眷坐在門口等候。因為這對年輕的夫婦彼此不認識，於是他們坐在那兒聊了聊天。她不想跟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做愛，大概他也一樣緊張。幾小時之後，一個女人不耐煩地敲了敲門。“你是男人不是？你還在等什麽？”男人於是開始滿屋子追這個女孩。他強奸她的時候她尖叫、哭喊，但是沒人在乎。那些女人感興趣的隻是床單上的血跡，它能證明新娘還是個處女。
“我們的社會極具侵犯性，”巴努爾說，“雖然非常熱情好客，但是吉爾吉斯社會其實很冷酷。隨便什麽就能讓人突然爆發，對彼此大喊大叫或者打起來。家暴十分常見，甚至輩分不同的人也會大打出手。我們得培養一種更寬容、更平和的文化。但怎麽去培養呢？”
注釋
1 約合人民幣7416元
（本文選自理想國丨河南文藝出版社《中亞行紀》，略有刪減）
（挪威）埃麗卡·法特蘭 著 /楊曉瓊 譯 /理想國/河南文藝出版社 /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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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小孩的梅姨，成了新中式恐怖的代名詞
被拐賣過的女人，幹起了買賣孩子的勾當
4月底，“梅姨疑似落網”登上熱搜，隨之迅速傳播的一張畫像，讓梅姨走進了更多人的噩夢，“覺得她在盯著我看”。
梅姨是誰？尋子的家長們貼在街頭巷尾的啟事上這樣描述：“今年65歲左右，身高1.5米幾，臉盤較大較圓，偏胖，鼻孔外露，嘴巴較大，之前長期留短發講粵語和客家話，曾長期在增城、紫金、惠州、韶關新豐活動。她至少聯係買家販賣了9個孩子。”
然而半個月過去了，仍未有梅姨被捕的確鑿消息，一些猜測漸漸出現：梅姨真的存在嗎？梅姨有沒有可能是一夥人的代號？
“梅姨案”的受害人家屬申軍良，曾多次前往人販子供述中梅姨活動過的地方，他十分確信：梅姨是真實存在的。並且直到現在，他仍在堅持尋找梅姨。
而在另一起兒童拐賣案件中，涉案女子同樣使用“梅”作為假名，在一年多時間裏，販賣了不下180名兒童。更為可怕的是，這個化名為“梅”的女人，甚至自己也曾是拐賣案件的受害者。
社會的結構性緊張與根深蒂固的傳統，將買賣兒童偽裝成一樁“好事”，作為拐賣中間人，“梅姨”的軌跡，交織出了一片龐大的中國人口拐賣網絡。
而“梅姨”的形象，也抽象為一個符號，與滋生罪惡的落後人口觀念一起，成為令無數人毛骨悚然的中式恐怖。
一
成為“李梅”
2011年12月，冬日的霧氣籠罩著河南漯河市的高速公路路口，一輛長途客車在這裏停下。
沒等乘客反應過來，幾個警察就走上了大巴。車上抱著嬰兒的兩男兩女，立刻慌張地別開臉。
事實上，警察已經在這裏等候多時，正是衝著他們來的。
四個成年人，身邊帶了五個小孩，其中最大的一個隻有兩歲，另外四個都是不滿月的新生兒。
“出行帶小孩，怎麽會一下帶這麽多嬰兒？會不會是拐賣兒童的？”一位乘客起疑，趕在大巴經停漯河市前，給在當地當警察的朋友發去了短信。
麵對警察的盤問，這兩男兩女一口咬定孩子都是自己生的，一塊帶出來，是要去走親戚。但不對勁的是，剛才下車的時候，這些自稱是父母的人，沒有一個想著把不足月的嬰兒帶在身邊。
“如果是她自己的親生小孩，她不會把這個小孩給忘了。”警察決定把他們帶回局裏做DNA比對，鑒定結果證實，四個人都是人販子。這一趟，正準備把雲南買來的孩子，帶去河北賣掉。
過去的長途大巴疏於核驗乘客身份，是人販子拐賣孩子常用的交通方式
在被抓的四個人中，一個名為趙六妹的女人有兩套戶口。這並不罕見。上個世紀，戶籍管理不夠嚴格，很多被拐賣過的婦女都會擁有一個假戶口、一段編造的身世。
但很少有被拐賣過的女人，像趙六妹這樣，做起了拐賣嬰兒的勾當。
趙六妹是廣西人，16歲那年，因為家裏窮，她到南寧打工。朋友說帶她到外地賺錢，她不識字，懵懂地坐上火車，“結果一坐坐到河南來了”。下了車，等著的不是賺錢的工作，而是一個年齡大她很多的老光棍。
趙六妹被朋友賣給人家做媳婦了。
她激烈地抵抗過，也從沒放下逃跑的念頭。四年後，她才成功逃離，留下了一個年幼的孩子。
當時年少的趙六妹，從沒想到過第一次離開家鄉會是被人拐賣
當年逃離河南後，趙六妹沒有想過報警，好像被拐到異鄉、被迫生下孩子，不需要什麽原諒與否可言，那些日子就那麽過去，也就這麽稀裏糊塗地繼續過下去。
她回到廣西老家報了個平安，就又出門到東莞打工，幾年後在河北結婚並生下一兒一女。這一次，她終於有了自己的家，但生活卻再度陷入窘迫。為了養育一雙兒女，三十多歲時，趙六妹第三次外出打工。
2010年，趙六妹在打工途中遇到了雲南人趙琴。趙琴勸她：“你幫我抱小孩吧，那個小孩是被人家扔掉的，你不可憐嗎？”接著又說：“我給你錢，沒事的，這不犯法。”
所謂的“抱小孩”，是指讓趙六妹到雲南花一筆錢，買下人販子“抱來”的嬰兒，再抱到東部平原省份的農村，找下線出手。女嬰帶到河北，賣兩萬多塊；男嬰帶到河南，賣四五萬。
“這錢這麽好掙，去就去吧。”趙六妹被說動了。被拐賣的經曆，似乎沒有在她的生活中留下更多的痛苦，也沒能讓她對同處困境的人給予更多的同情。
一年的時間裏，她南北往返了十六次，買賣了二十六個孩子，銀行賬戶上有二十萬進賬，還有大筆的現金沒存。
往來得頻繁了，趙六妹跟趙琴成了結拜的姐妹，而她也在路途中認識了更多的人販子，有雲南的，也有河南的。
最終，警方通過趙六妹抓住參與拐賣兒童的人，有八百多個。麵對無期徒刑的判決，她說，自己就是文化程度太低了，不知道買賣孩子犯法。
但買賣、轉運孩子的幾千公裏中，她總是小心地藏住自己的真實姓名，對每個人說，自己的名字叫“李梅”或“周梅”。
二
人口市場
侯恩琢和“李梅”的丈夫是同鄉，她從沒懷疑過“李梅”究竟是不是一個真名。
她第一次賣“李梅”抱來的小孩，是在2010年的秋天。之前，她給了西南口音濃重的“李梅”直白的暗示：南方人重男輕女，雲南那邊賣女孩子的比較多，如果能夠找來賣到這裏，挺掙錢的。
後來“李梅”果然就把一個十來天的女嬰抱到侯恩琢家裏，讓她幫忙找買家。侯恩琢找到了鄰村相熟的紅娘。聽說有賣女嬰的，紅娘一拍大腿：兩三天前，正巧有人來找她打聽哪能買，而且要剛出生的，“好養熟”。
女嬰很快“脫手”了，沒過幾天卻因為檢查出了心髒病被買家退回。侯恩琢把患心髒病的女嬰還給了“李梅”，至於女嬰後來去了哪，她並不清楚。
買家還在等著“換貨”。過了兩個月，“李梅”又抱來了一個女嬰。交易在婦幼醫院附近的紅綠燈下進行。暮色遮掩下，兩個女人從侯恩琢手裏接過嬰兒，抱去醫院檢查。確認沒有問題後，一個人逗著懷裏的孩子，另一個數給侯恩琢兩萬四千塊現金，而後又送了五包香煙、兩瓶酒、一盒點心。這些錢，侯恩琢給了“李梅”兩萬塊，餘下的，和中間做媒的人分了。
侯恩琢就這樣在“李梅”和河北的紅娘之間當起了掮客。一年多的時間裏，通過她牽線搭橋賣出的女嬰，足足有二十多個。
被捕後，侯恩琢抽泣著說：“咱們沒有什麽能力弄來男孩，就光是小閨女。”
在福建、河南、河北、山東等省“重男輕女”觀念濃厚的農村，男孩一直是“市場需求”旺盛的“大貨”。河北的不同之處在於，“小閨女”也有“市場”。當地人看來，兒子不顧家，女孩貼心，能隨身照顧養老。因此，都樂意再抱個女兒。
在紅娘們的走動下，“抱個孩子”的想法就著閑話家常，流通在田埂、集市和電話線上。
雲南、廣西、四川等西南省份，是拐賣兒童的主要“貨源”地。在雲南的廣南縣，一度出現了龍乜村這樣的“販嬰專業村”。2012年前的5年間，這裏有立案記錄的被拐嬰幼兒就有近600名，其中隻有十多個找到了父母。一部分孩子，即便被解救回來，父母也因為貧困，不願相認。
與常人的設想不同，比起暴力擄掠，全國有超過半數的孩子是被自己的親人賣掉的。在山東，被拐賣的兒童中，72%是被親人親手交到人販子手中的，而被偷被搶的，僅占1%。
“養豬娃不如養孩娃”，這在九十年代的雲南某些農村是一種廣泛的共識。村民們算計著，豬要花錢飼養、花精力照看，孩子一生下來就能賣。女孩兩千到八千元，男孩兩三萬元。厚厚的一疊鈔票，握在手裏，遠遠超過了他們一年的收入。
一些“親生親賣”的婦女，以為孩子被送到了好人家，不必跟著自己受窮受苦。然而她們不知道，嬰兒在人販子手裏不過是“貨”。在轉運“貨物”的漫長路途中，為了不引人注目，人販子往往會給嬰兒灌下安定，也有不少嬰兒被遺棄在了被拐賣的路上。
新生嬰兒免疫脆弱，在漫長的路途中缺乏照料，很容易患病，而安定等藥物更會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嚴重傷害
趙六妹的同夥就這樣做過。那次，她準備將一個女嬰從雲南賣到河北，女嬰卻在半途生了重病。同夥感覺救不活了，就直接把女嬰遺棄在了長沙火車站附近，任嬰兒在距離人群不到百米的角落裏慢慢死去。
在看守所裏，趙六妹仍然堅持說，自己“抱走”的是家長不願意要的孩子，“幫忙”找個好人家，是在做好事。
三
隱身的梅姨
僅用一年時間，“李梅”趙六妹就夥同八百多個人販子，編織出一張錯綜複雜的農村人口販賣關係網，最終，隻有181個孩子回到了父母身邊。
盡管警方已將這一案件破獲，但在茫茫人海中，甚至我們的身邊，還隱藏著更多“梅姨”。
廣州增城十車隊路口附近，一道綿長的斜坡通向依山而建的村莊。這裏是另一個“梅姨”曾經居住過的地方。
尋子15年的父親申軍良，曾在這裏日夜徘徊了四個多月。而那時，長大了的申聰，幾乎每天都騎著電動車到附近買東西。重聚前，他們就在這條斜坡上無數次地擦肩而過。
為了找回兒子，申軍良曾無數次從濟南乘火車到廣州。近30個小時的車程，他幾乎每次都隻買站票 / 視覺中國 / 南方日報 張迪
2005年的冬天，梅姨從這道斜坡上走下來與人販子張維平匯合。他們抱著當時隻有一歲的申聰，順著密集的人流走向了百米開外的增城汽車站，準備乘大巴去往紫金縣，跟事先找好的買主交易。
在那之前，張維平與梅姨的合作已經持續了兩年。被介紹認識的時候，梅姨是紅娘，而張維平則因為拐賣兒童坐了六年牢，剛剛出獄。
紅娘與人販子，好像一對固定搭配。張維平在打工者聚居的出租房附近踩點，等找到適合下手的男孩，就與梅姨聯係。梅姨物色好買家，他就動手。有時梅姨還會主動問他有沒有小孩：“你盡管把孩子弄過來，男孩女孩都行。”
周邊縣城“延續香火”的觀念格外濃重，找到想要“收養”男孩的買家也就格外輕鬆。包括申聰在內，九名張維平搶來偷來的男孩，都被帶到這道斜坡下，被梅姨賣了出去，其中還有3個孩子至今沒有任何下落。
今年4月底，申軍良在新聞上看到張維平即將被執行死刑的消息，又乘上熟悉的綠皮火車前往廣州，並給張維平和另一個即將被處死的人販子周容平手寫了一封信：“我想最後一次請求你們，被你們帶走的鍾彬、歐陽佳豪和另外一個小朋友，跪求告訴他們的下落。因為被你們帶走的這3個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痛苦中掙紮，最後的善良留給他們好不好？”
然而他最終未能如願。
根據張維平的供述，警方還不足以定位梅姨，也沒找到其它更有力的證據能證明“梅姨”存在。他的死，讓三個孩子回家的希望，黯淡了幾分。
鍾彬和歐陽佳豪都是“梅姨案”中還沒有被找回的孩子，被拐時分別隻有一歲半和兩歲半
尋親的家長們，把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線索人物身上。他是梅姨曾經的情人，生活在她交易孩子的紫金縣黃砂村。麵對尋子心切的家長們，老人叉著腰，用急促的客家話重複著那些模糊的信息。
據老人說，梅姨和他交往的時候，稱自己叫“潘冬梅”。她當時50歲上下，身高不到一米六，微胖，短發，臉型有點方，臉部顴骨微凸。她說一口客家話，“但不是紫金本地的客家話”，也會說粵語。
周邊與“潘冬梅”有過交集的村民，都沒有聽她提起過自己的名字和老家，隻記得她有段時間曾經背來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那孩子的客家話口音，紫金沒有人能聽得懂。沒過幾周，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那個女孩。
“一共來過我家十幾次，每次都住一兩個晚上就走，最長也就住了三天。”在老人的描述中，“潘冬梅”來去無蹤，每次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從來不說。十年前，“潘冬梅”離開了黃砂村，再沒出現過，也沒有聯係。
“潘冬梅”隻是一個假名，最關鍵的身份信息，仍然是一片空白。那張根據張維平描述畫出的人像，成了尋找梅姨的主要依據。
這兩張梅姨的畫像，左邊的是根據張偉平的描述畫出來的，右邊的則是申軍良找人重新繪製的
自2017年起，當地的公安局接到了來自國內各地的梅姨線索，經過核查後，都排除了。
畫像上的婦女，看上去如此平常、如此普通，直到最近再次引發關注，仍有不少人會在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覺得自己在前一天剛剛與梅姨擦肩而過。
這或許正是它真正的恐怖之處。
她們不是梅姨，一念之差，她們都有可能成為“梅姨”。就像趙六妹成為“李梅”那樣，一個假名，幾次遷移， 就足以讓她們將自己隱入茫茫人海。
直到現在，這條自西部流向東部的兒童販賣管道依然存在。腐壞的習俗漚出惡的養分，供給“梅姨”生長的土壤一直存續著，這是我們正身處其中的中式恐怖。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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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遠祥. (2021).“梅姨”之謎：被供出4年身份未明，9名被拐兒童4人仍未找到 . 澎湃新聞.
作者 Yashin | 內容編輯 百憂解 | 微信編輯 田鄢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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