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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辭去傳媒公司的工作後，我一直都在打各種零工。當我告訴朋友打算去便利店上班時，他們的反應多半是：“啊，一聽就有意思，我也想去！”可若是說去幹搬運工、流水線之類的活，他們的反應就變成了：“啊，注意安全啊。”這種反差，或許可以歸結為——在大城市居住的青年，誰不熟悉便利店呢？
但我還是想再往前捋一捋，閉眼回憶一下子彈出膛時的彈道。
便利店是藍領中的體麵活兒，我這樣想——不用風吹日曬，近乎時尚產業，總能看到來兼職的學生。與那些流水線上的藍螞蟻不同，在這裏，工作的一部分內容是和人交流，而交流讓城市變得美好。
我進一步覺得，如果說中國有哪座城市氣質與便利店最貼合，那一定是上海。我猜這座城市不同片區的便利店一定有不一樣的味道，陸家嘴、靜安寺的顧客應該是風塵仆仆、妝容精致的白領，彭浦新村、曹楊新村的顧客也許穿著睡衣提著菜籃，生活更加市井——但總之，都是帶著上海氣息的人。
是的，許多年以前，我就試圖成為過便利店店員。在我的想象中，它是上海的“市光”，代表著城市便捷、友善、文明的那一麵，給我的感受如同十歲那年第一次乘坐地鐵一樣——三號或者四號線，窗外的高樓和人群在我身邊輕快地飄走，如在愉快的程序裏低空滑翔，和後來的上班族說車廂是鐵籠、自己是沙丁魚完全兩樣。那種感覺會讓人有一種期待：社會再安全一點，人和人之間再溫和一點、互助一點，人人有奇遇。
那時我手裏的書是新概念作文和《萌芽》，認識的人是發端於此的一係列青年作者。我是從這些書和人外加日劇、台劇裏知道便利店文化的，雖然我知道不堪的實體生活就點綴其間——人與人的算計，逼仄的居住空間，每天清晨需要倒掉的馬桶——但文字、講述和戲劇裏的畫麵仍構成了星辰燦爛的幕布。
雖然創作者主旨是徹底地逃離或艱難地和解，但作為讀者，我仍然隻能記住幕布。那時我覺得自己終將拿著大杯星巴克穿梭在鋼筋水泥森林的世界，因此，趁這一幕尚未降臨，我便開始想象著下一幕的厭倦。青春文學裏出現的高頻詞是安妮寶貝、科特柯本、搖滾、暗黑、麗江、邊陲、流浪，是1.0版本的逃離北上廣、回歸家鄉。我想，這些流行文化真弱智，真矯情，我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要做一個堅強的人。
我坐在碼頭城市的中學課堂，教育產業化從周邊縣城引進的授課尖子們口音濃重，但身邊大部分同學仍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2000年，多數大城市還深陷於市井沉屙和工人村敘事，舊的已經瓦解，新的姍姍來遲。樓下的街道，白天會傳出音響店的試音聲，老板合攏VCD，“給我一杯忘情水”就在馬路上流淌出來；到了晚上，就變成下崗者討生活的夜市，市麵上的偶像是騎摩托車夾香煙的冒險家，是在萬達商業檔口賣服裝的小老板。
年輕人已經在聽周傑倫、看日劇，這些身邊的日常不能滿足我們對未來的想象。有兩種語言開始在城市中並行。一種是克萊德曼鋼琴曲——匱乏時代的高雅音像出版物，稍有心氣的家長以此為胎教，並帶全家正襟危坐，在電視前收看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另一種是百科全書——這個更真切，父母通過它來教孩子認識世界。新世紀、牛津、日本，幾個權威版本都貴，相當於老師的周薪，牛津版的裏麵畫著樓房的排水係統、豐田花冠小汽車，那些西方80年代的生活水平震驚了學校的赫魯曉夫樓，日本版的色調更柔和，注重介紹家電和食品，“牛蒡”是什麽？學校的老師們也不知道，可見它確鑿地代表了現代化。
於是開始有父母隻教孩子說普通話，導致孩子好一陣因為不會方言在學校和街區裏受欺負，（想避免，就得上“非常好”的學校，“好”的也沒有用，得是“外國語”開頭的那種真空罐頭才行，不過，如果父母有這樣的本事，通常也就不需要這樣的心氣了。）可如果不這樣，孩子就要和現代失之交臂，留在舊世界裏掙紮，上限是在檔口賣服裝，下限是掃大街——有幾年，我家的樓道衛生都是由低保戶打掃的。小偷在路上散步，騙子也在街頭編故事，說自己是掉了錢包的港商，要借手機打電話，或者發小卡片拉人去“免費美容護膚”，我們必須穿過這些朝前走。
心態不好的家長，因為恨鐵不成鋼，伴隨孩子一起崩潰、哭嚷，心態好的，則如凱撒、尼祿般穩固，帶著顛撲不破的權威尊嚴。連接不同世界間的通道是奧數班。最當紅的老師以公然毆打學生而出名，據說他是個自學的天才，曾輔導公安局局長的公子考上了大學。然而，他很快就不再有精力親自打學生了——校區擠滿了來報名的孩子，需要入學考試，太差的不收，篩完資質差的，最後還是開了幾十個班，名師本人隻親自教最好的班級，蜻蜓點水地教一教中等的班級，末尾的班級，隻有他徒弟的徒弟來上課。更低檔的培優班藏在居民樓裏，寒冬酷暑的假期，有學生排隊出入——當然，也還是打。
暴力是通往現代的門票，沒挨過打的就隻能被扔在未進化的世界。大家都對這個世界膩了，父輩們迫不及待地送我們去玻璃寫字樓裏完成月棱鏡威力變身（《美少女戰士》月野兔的變身口訣）。潛意識中，他們肯定明白，少數人才能衝過紅海，多數人都得留在原地，多少人能夠進入現代化不清楚，肯定不會是“共同”，因為每個人的腦海中都沒有預留這樣的圖景。
我很早就看破了這一點，現代化不是免費午餐，不然家長們不會那麽逼小孩努力，一定要比別人好才行。那段日子對我艱難，和富士康的工人類似，身體疲乏，精神壓力巨大，不停因挑戰規則承受懲罰，“你要遲到了”“你要罰抄了”接踵而來。
人們眼中看到的天空截然不同，我使用了退出機製。我和班上的壞學生去了遊戲機室，反正過了時間臨界點後，發生的事情將不再有區別，今晚回家和明天被找到，同樣會麵臨毒打，就像賭博的人沒有未來。
日子與奧賽班相互拉扯直至崩塌，如此新概念作文成為暢銷書就沒有什麽值得驚訝了。它打著作文的名號，卻是接近於讀閑書的快感，老師們雖狐疑這些作文怎麽和他們教的不一樣，但因為憑這個能保送名校，也不便禁止。周傑倫在歌裏唱“隻喝冰過的飲料，吃全麥的麵包”，全麥的麵包是什麽？買了之後一嚐，自愧弗如，雖然熱愛，但我還是更習慣酥皮菠蘿和奶油麵包。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管這裏叫二線城市，而上海是一線。我就開始想象著兩座城市之間可以共同擁有的——僅是先來後到之分的——文明、友善的未來。前幾年，外資連鎖便利店終於進入了這個城市，營業員製服樣式、販賣的便當品類口味都與上海相似，但與國企合作，以國企名字開頭，在城市居民裏心目中占據的位置也不如在上海那麽重要。我身邊的人，多數還是更喜歡現炒的快餐盒飯和粉麵。
2019年，我問一個貨真價實的淮海路白領朋友：你們中午吃羅森嗎？——那是我想象中的上班族白領午餐。
她告訴我：“公司樓下生意最好的是BAKER&SPICE，是吃沙拉的，除非是很急要開會，才去樓下星巴克買三明治——在這種地方上班，如果中午還吃便當，會讓人很想死的。”
我年少時的“市光”！我慘叫出來。啊！你們多麽的布爾喬亞！solidarity forever（美國工會歌曲，編者注）！當時我心裏想。我對不起我的朋友。現在我懂了：我沒去加入豆瓣省錢小組就熟知哪個菜場魚肉便宜還精通烹飪，隻是因為我沒正經上過一天班。
如果在同樣的工作環境下，我當然會去吃沙拉，還會拍很多流俗的彰顯生活品質的照片發朋友圈和小紅書——在賺錢沒她多的時候我就會這樣，一些消費是為了活著，一些消費是為了讓心理平衡，同樣是剛需，同樣天經地義、無從臧否。
毫無疑問，便利店在日本也是窮人食品庫，隻是商家在試圖把它打造成類似口紅的時尚產品——都市新窮人。
好吧，如今，我們已經見過世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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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聘沒遇到任何阻礙——我在網上向一家外資便利店投了簡曆，錯過了第一個通知電話，但對方又積極打過來，顯得求賢若渴。
至於能否勝任便利店工作，是我未考慮過的問題。我之前曾幹過倉庫搬運——號稱“做一天得歇三天”的重體力勞動，也幹過流水線和快遞員，再去做店員，應該屬於降維打擊。“這隻能稱作半體力活兒吧？”我想。
我曾看過2004年的一部NHK紀錄片，叫《上海便利店之爭——抓住13億人的欲望》。那年是中國加入WTO時承諾的放開服務業的期限，人們興奮地擁抱世界，又擔心經濟被衝垮。外資與國資在便利店領域展開了一係列博弈，外資店以獨生子女為客群，店員來自天南海北，店長也隻有23歲，是哥哥姐姐，而國資店員以下崗再就業工程安置的滬籍紡織女工為主，是叔叔阿姨，不懂經營，很快店的流水就降到了外資的1/10，一時相當被動，最後靠賣大米、雞蛋和免費送貨維持住了市場份額。
我搜索著一切關於便利店的信息。身邊的朋友都喜歡看XX日報的公號，那個媒體喜歡報道城市裏輕鬆、有趣的事情，與便利店相關的稿子有數十篇之多，涉及便利店發布的新品，還有便民服務和人文關懷之類的稿子。總之，與這家媒體說的一樣，有便利店的城市才稱得上真正步入了商業文明，社會才能進步。
沒有比這更好的開始了。
麵試在龍吳路的寫字樓裏，如果把我去過的寫字樓從需要身份證原件並在前台登記、拍照的國貿三期到皮包公司窩點為標準分為五檔，這個寫字樓大概處在第二檔。對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說，這裏的接待者顯得過分斯文和輕言細語。
錄用隻需填一張個人信息表，我的理解是，隻要確定來者沒有殘疾，就可以開始崗前培訓了——但還需要健康證，根據公司推薦，我找到離住處最近的辦證醫院，私立的裝修，公立的態度，似乎專為該業務而生。
大廳裏一群中專生嘰嘰喳喳地好奇著體檢的項目。確定的環節是抽血，幼稚的臉在同伴們的注視中帶著笑，齜牙咧嘴作不怕痛狀，另一個門口也有學生排隊，出來的人把嘴抿住，神色難以捉摸。中年人們則在科室門口的長凳上正襟危坐，麵無表情，像等車。
該我上了，裏麵站著一個戴口罩的白大褂，命令：“脫掉褲子，撅起來。”
如果是一分鍾前在門外聽到這句話，會覺得像要求我把內褲套在頭上般不可思議。但進屋後，一切都顯得天然合理，我沒有特別尷尬地照辦了，感覺被棉簽樣的東西刮了一下。
“好了。”白大褂說。
也就是說，這道程序後，我初具了為2300萬上海市民的飲食安全負責的資質。
對飲食的形式追求，上海最是豐饒。我曾聽一位老先生講過，即便運動時期，西餐廳的規矩也仍被口耳相傳，光顧前需預先練習餐桌禮儀，否則會被服務員捉弄。我從他的話裏回憶起過往的畫麵：梧桐區裏排長隊的等位者們，儀容端莊，打扮入時，小心翼翼，細嚼慢咽，美食家和餐廳主理人在媒體上撰文，使用的都是“侍弄”“破例“拜托”“用心”這樣的詞語，教育國人亟待培養吃的藝術，痛心疾首。
因此，想到那些法國主廚私房菜，高學曆海歸的麵包房，想到無數個滬上美食佳話裏的主人公，在實踐自己的理想之前，都和我麵前看到的這些打算加入餐飲基層工作的職中生中年人一樣，通通，全部，都要經曆這道程序，我便笑出聲來。
培訓注明“帶薪”，地點在該便利店的中國總部。淮海中路寫字樓裏穿梭的套裝西服們氣質與我們這些參訓者明顯不同，我看到有同伴在總部門口用手機反複確認培訓地點。
培訓師的開場白是：“很高興認識大家，自我介紹一下，我叫Jennifer。”
她的氣質是屬於外企的中性，明快，幹練，職級也許處於下層，但是毫無疑問的白領。
我看到許多人表情鬆弛了下來——他們可以確認了，這裏不是黑廠，黑廠的管理不是這種文明禮貌的方式，此地不需要工頭的怒吼。
Jennifer的存在本身即是規則，和PPT、語言的世界構成權威。有人低頭往教室裏鑽，被她叫住了。那人明知故問：培訓是在這裏嗎？她看表回答：遲到超過了5分鍾，請按規定下次守時來吧。——下次？是什麽時候？——去問招聘的老師。她禮貌但堅決，門口的人愣了片刻，似乎需要消化一下她的語言，但愣太久顯得丟臉，很快便走了。
屏幕上晃出4個大字：消費場景。Jennifer問大家：如果一個社區以老年人為主，時間比較充裕，ta們會選擇便利店還是大超市呢？
有人揣測上意——既然應聘的是便利店，就答“便利店吧”。Jennifer提醒他，不必如此，他立刻改口，“是超市，是超市”。
但如果是年輕人居多的社區，ta們有半夜買東西的需求，這時候的首選就是便利店了——PPT順勢跳出了下一個標題：時效性。
Jennifer告訴我們，這份工作提供完善的考核標準、考試機會，晉升之路向所有人開放，員工的職級不會被學曆和階層所限製。PPT裏推出來一張女人的照片，雙手交叉在胸前，自信，樸實，但身體語言與打扮已屬於白領階層。她從普通店員幹起，如今在這棟寫字樓裏擔任部門主管——外灘畫報裏的故事，來了。
預備役店員們坐得歪歪扭扭，臉上卻都一致地露出了某種充實感，是回到了小學課堂嗎？我能感覺到眾人的神情都顯得不討厭，有像迪士尼樂園一樣的東西把我們征服了。
培訓進入下一個環節：“大家學我的動作，問好——鞠躬，‘歡迎光臨XX！’”
這套話術叫“寒暄語”，我喜歡，因為外灘畫報裏的東西離我更近了。
在講操作環節，一個早熟、沉穩、發育太早、營養過剩的高中男生，起身頻頻搶答，他對便利店的工作流程了如指掌，幾乎是與Jennifer合力完成了培訓。看這個高個兒男生展現出的形象類似老上海領班或家族企業繼承人，有人情不自禁地問：你家是做什麽的？麵對這唐突又共同的疑惑，他微笑作答：家裏是搞物流倉儲的，我來熟悉一下環境。
底下一片“哦”的聲音，有個女生說：“原來如此，怪不得。”
最後，所有人得挨個上台完成收銀考核：“您好，您還需要什麽嗎，一共XX件，XX元，慢走。”
又是高個男生第一個上台，水瀉銀地般地表演：“您好，還要什麽，這個需要嗎？我們店裏做活動，需要XX嗎？另外還有XXX加5元特價換購，需要帶上嗎？”那種禮貌不容置疑，帶上是天經地義，不帶顯得窮酸或不近人情，幾乎要向他表達歉意。
大家嘖嘖稱奇，Jennifer也笑了：你能力比較強，還是先讓他們完成基本規範操作吧。
培訓結束後，我與幾位學員互加微信，約定交流上崗後的經驗感受，互通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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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7點半，萬航渡路店排起長隊。我坐鎮收銀台，接過惡魔牛堡飯團，麵前小學生抬起右手，電子手環顯示二維碼。掃碼，滴，8塊6，微信支付。幫我熱一下，好嘞。拉門，扔進微波爐，高火30秒。
這家店人少活多，接近兩班倒，需要反複打亂生物鍾。輕鬆的“小班”隻用工作9個鍾頭，正常的夜班是12個鍾頭，長的時候要到14個鍾頭。假期基本用來倒時差，極端的時候，剛上完夜班，第二天就要倒回中白班，滿打滿算，隻有5個鍾頭睡眠。花40分鍾騎回住處，吃飯、洗漱，疲憊極了，合上眼皮，但卻長久地無法入睡。4小時後，鬧鍾把我叫醒，去上班的路上，我放著崔健的歌：“情況太複雜，現實太殘酷。”
“我要1個豬肉包，1個雜糧包。”下一位客人指向蒸包機，“還要1個茶葉蛋和1杯豆漿。”
“豆漿要原味的還是芝麻的？——芝麻的，好的。”拉門。“您好，一共12塊5。”我希望他早上吃這麽多就足夠了。
櫃台外的人停頓片刻，並無買單之意，繼續望向蒸包機作尋覓狀——千萬不要是肉粽啊！“還要一個肉粽。”靠，果然是。蒸包機內溫75度，粽葉包裹著黏糊糊發燙的糯米，起碼也得60度，套在手上的塑料手套聊勝於無，剝吧。
剛解開繩子，上一個小學生又返回店裏：“那個，隔熱的硬紙殼能給我一個嗎？”得，估計是嫌燙。昨天太近，明天太遠，加熱20秒太涼，30秒太燙，該死的微波爐——可紙殼在哪兒呢？小孩指向微波爐下方——這些孩子從小就吃便利店，對店裏有啥比我還要門檻精。
後邊一片唉聲歎氣，是無聲地催促。每個人都要上班、上學，時間貴過鑽石，吃便利店就是圖個方便。我為自己打氣：跟跑步一樣，開頭是有點兒上不來氣，挺過前10分鍾進入狀態就好了。但大腦完全死機——退款鍵在哪呢？
在內倉理貨的小店長（在便利店架構裏，小店長是單家門店的管理者，大店長則負責數家門店）趕來推開我，熟練地退單、收銀，雖然客人還在源源不斷地湧進店裏，但長龍像玩貪吃蛇一樣，逐漸縮短了。
我發現這份工作的挑戰不光是體力問題，還有信息量過載：便利店裏有上千種商品，經常被客人提到的大概數百種，光拿包點來說，就有豬肉包、粉絲包、酸菜包、雞肉包、龍蝦包等幾十種，雞肉串、雞腿、雞腿排也有十多種，這些fast food都有簡稱，把名字和食物對上號，已足夠困難。
還有店裏的熬點——對家叫好燉，最為人所知的是第三家的版本，叫關東煮。之前培訓師千叮嚀萬囑咐：記住，得叫“熬點”，不能長他人誌氣滅自己威風，要在客人走進店內招呼同伴“你要吃什麽關東煮”時，悻悻地補充一句“這個叫熬點”，然後等待客人詫異地看著你。
不過，在店裏工作一段時間後，對食物的命名權也就逐漸還給了客人，他們認為它該叫啥就叫啥吧，店長根本不在乎，店長在乎的是銷量。
便利店為不會上網的老年人提供代收水電費服務，現金單獨列賬，工作量不小。早上總有剛買完小菜、吃好一碗大餛飩或者麵條的老人家來交水電費。有時他們會四顧貨架，想買些什麽，但多數時候還是抱歉地笑著走了。
並非所有商家都對老年人同樣友好。便利店對麵是一家網紅餐廳，店門口一對老夫婦小聲商量著要不要嚐試。最終還是進去了，老人指向菜單上某樣食物，表示需要這個，服務員告訴他們“用微信掃小程序就行”。老人理虧似的向服務員挑明秘密：自己沒有智能手機。服務員答：“不好意思的，隻能通過網絡下單的，我們這裏操作不了的。”
另一些老人則告訴我什麽叫主人翁：爺叔們提著小菜籃進店，拿出一家門的七八張水電費單，要我心算得出應付額，而不是一張張輸入機器。我仿佛看到過往的生活中，許多香煙、老酒、黃魚，就這樣跳進了他的嘴裏，而我則缺乏數點的技能。他越來越氣，為便利店雇用我這樣不知變通的員工而氣：“我教你，4加4等於8，對不對？8加6等於14，對不對？”我向他解釋：你可以說服我，而我說服機器還需要一個過程。他忿然道：“數都數不好還來當收銀員，你是怎麽當收銀員的？”
我的經驗裏，市場經濟下服務業人員的態度和勞動強度成反比。早上大店長在店裏時，我成功解鎖和顧客吵架技能。在我把袖子捋上手肘之前，在內倉庫理貨的小店長再次出來，推開我站進收銀台，我聽著“培訓不到位啊，怎麽招的人……”的聲音漸遠。
接著，有個買飲料的小姑娘跟我更換了4次不同吸管，都說“插不到底”。我心裏回了句髒話：戳捺娘X戳的到底伐？但是店長走後，我就會各種peace&love，對客人噓寒問暖，關懷備至，恨不得和每個人寒暄3小時。
等到5分鍾左右才需要接待1個客人的時候，這份工作立竿見影地可愛起來，我終於感受到影視作品和媒體裏的便利店了——充滿了愛和溫情！客人們餓了，或需要什麽了，所以才來到這裏，而我剛好能幫助到他們，給他們繼續工作和生活下去的能量，把卡路裏和多巴胺灌進他們嘴巴裏。
和我搭班的同事叫小黃，在一所省級公立大專念書，被學校組織來“實習”，為期一年。我好奇地問：“你是學互聯網運營的，怎麽來做收銀員了呢？”她也想不通，但說自己不算最倒黴的，她有學護理的同學，實習地點不在醫院，而是在流水線兩班倒打螺絲釘。比較之下，便利店算實習分配裏較舒服的工種了。
“自己找對口的實習不行嗎？”在我的經驗裏，實習隻要找到公司蓋個章就行了。
“不行。班主任講，必須參加學校組織的實習才能拿到畢業證，都是進入社會前寶貴且必要的鍛煉。”
她的班主任還說，上幾屆學校裏還有出意外死人的，意思是，這會兒還沒死人，更得去，毫無回旋餘地，希望同學們在這裏認真工作，安心度過實習階段。
很快，我和小黃熟到打聽薪水的程度。我猜她的薪水至少比我高，她說了一個數字，“很低的”，隨即尷尬地笑了，言語中抱怨的含量絕不會超過“老師布置作業太多”的程度，更多的是自嘲，像大學社團裏的萌新麵對老鳥時感到的那種羞愧。
我也沒想到，她的工資比我這種什麽也不會的新員工還低1/3，不到店長的一半，在大店的7個員工裏，幹的活兒最多，工時最長。
隨後我在微信上詢問幾個培訓時的“同學”，都是什麽樣的工作近況。非常遺憾，忘了加那位大亨之子，隻依稀記得他被分配到徐匯的一家門店。輪到休息日時，我去那裏拜訪。“哦，那個人啊，什麽也不肯做，上了半天班就自己走了。”跟他短暫相處過的同事，似乎也對他的來曆有些好奇。
一周過去，加了微信的5個“同學”跑了4個——其中2個，壓根就沒去報到。
公允地說，不是每個店的勞動強度都像我們萬航渡路店那麽大。我常去幾條街外的新閘路店閑逛，那裏客流量就少多了，值班的胖阿姨甚至有閑暇時間做些減肥運動——她拉伸身體，說跑步膝蓋疼。
新閘路店有煙草販賣許可，客人主要是附近社區居民，店長很少來催賣貨，店員也就無需和顧客人互動，有著清晰的成年人的結界，雖然是一份繁瑣的體力工作，但心不太累。
胖阿姨從來不買店裏的東西吃，說不劃算。她的飯盒裏是自帶的豆角炒肉和米飯。她老公在80公裏外的吳江做流水線工作，她知道我是鄰店的員工，便招呼道：“我去上個廁所，幫我頂一下班。”然後就走進內倉和在家鄉讀初中的兒子打電話。
後來我常來做義務值班店員，這樣她就可以去內倉和家人視頻。一天我進店時，胖阿姨有些慌張地跟我說，最近有個人舉止怪異，總在趴在桌上過夜，剛才竟然提出要加她的微信，這使她感到害怕。
我走到那個客人旁邊搭話，從語焉不詳的交談中，得知他在新閘路到西康路附近的某個餐廳廚房上班，本來餐飲行業通常是包吃住的，但不知道為什麽老板沒給他包，也許是剛來沒法安排。他有住處，但遠離市區，如果餐廳打烊太晚，趕不上末班車就回不去，他就找地方——比如到便利店來，眯一宿，直到早上再去上班。
不過，那天以後，他就沒再來了，可能是住宿得到了解決，也可能是丟掉了工作，或是選擇去其他便利店過夜了。胖阿姨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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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便利店的那個月，公司主打兩樣輕食便當：法國全餐，和法國關係不大；英氏全餐，比英國人做得還難吃。
每天都有至少30個老外走進我們的店，購買的東西千奇百怪，但我從未看到有人買過這兩樣便當。有次我充滿惡作劇意味地向一個老外推銷海底撈的冒菜和川香肥牛蓋飯，並且告訴他，“no spicy”，失敗。
中午，我等著被通知如何解決午餐。按便利店傳統，店員可以偷吃過期的盒飯，小黃正清理便當貨架，一一對比日期、時間，挑出幾盒放進塑料袋裏，喊我進倉庫吃飯。我裝傻，“吃什麽？”小姑娘就遞來塑料袋讓我選，“今天‘報廢’的食品——記得別在攝像頭下麵吃啊”。
可選的“報廢品類”並不多，偶爾有油膩的茄汁牛肉或雞排飯，剩下的都是英式法式全餐這兩款明顯失敗的產品，很少有我平時主動會花錢買的食物——比如溫泉蛋，我滿意地吃過一次之後，就再和它無緣了。至於雞腿飯這樣的熱銷經典款，是永遠不會在店裏待到保質期前兩小時上報廢清單的。
再好的預製菜連吃上幾頓也會犯惡心。小黃很快就對報廢食品厭煩了，去隔壁店端來餃子和羊肉湯，那是速凍餃子和羊肉香精衝的羊湯，她喝得很認真。不過在小店長當班時，連吃過期盒飯的好事也不存在，她會耐心地按照操作手冊拆掉每份便當的包裝，在攝像頭麵前扔進垃圾桶，確保沒有人再把它翻出來吃。做完這些後，她對我說，“你去買飯吧”。
我還是會望著垃圾桶裏的東西悵然若失。這些食物，讓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們。
2013年，我曾在上海居住過一個時期，和當時在微博上認識的朋友們拍旅行綜藝——之前我們在互聯網的一場爭論中共同站在了韓寒這邊，對我來說，從那時起，社交平台使交友不再局限於發小、同學和地緣，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基於觀點走到一起，成為朋友。
除我之外，我們這個小群體其他成員都是一所大學的係辯論隊主力，他們崇尚邏輯和道理，但預設辯題和內定結果，總使他們和勝利失之交臂。彼時輔導員和學生會在高校文化上尚處於守勢，隻能以“你若盛開，清風自來”一類話術應對，所以這幫人後來的選擇，從任何角度都可稱之為叛逆——證據是，一半人居然主動放棄了畢業證。
那學校比不了清北複交，但仍令我感到不可思議。
A寫網文、B玩搖滾樂、C在一個十幾萬粉絲的微博號上發表觀點。怎麽看都是與生計無關的愛好，但憑這些，他們都在不晚於大三的時候各自經濟獨立，剪輯、導演、微博KOL、網文，都慢慢有了收益。上一年大家還在吃幾十塊的自助餐，並會為此預先餓上一頓，下一年他們就吃上了AJIYA，新台階裏“剛消費得起”的餐廳，一杯麒麟啤酒20，特價套餐198，連吃帶喝，大概人均300。這家日式烤肉店客群是白領和日本人，對大學生來說有著成人世界的誘惑力，是鼓足勁剪片子啃芭比饅頭的獎勵。那年年底，A在凱賓斯基套房請大家喝酒，這樣的事，構成他們愛上海的理由。
2015年冬天，A率先搬進內環的新公寓，當時的租金是1萬塊，燈火通明，高層如同一塊巨碑，底商有高端超市和異域美食。每年上海流行的餐飲都不一樣，去年還是韓國牛腸，今年就變成海南雞飯，從聚會的食物照片判斷是哪一年，大致不會錯。
公寓裏的鄰居來自世界各地，異域的生活圖景在大樓裏內循環，周圍低矮的老城區反成了一道風景。屋內堂皇時，隻有室外夠冷，才有貂裘向火的意趣，在20歲的年紀，在上海這樣的地方，租下這樣的房子非常的酷，比租老破小每天精心打扮要酷，我們在這裏開會，研究旅行節目怎麽拍，滿是自由的味道。
雖然上海的大部分居民已從赫魯曉夫樓裏搬出來了，但這種居住環境仍在普通人生活之外。好的東西就是好，它溫暖，安全，永遠，永恒。怎麽形容當時的氣氛呢，那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消息傳來，我用手機翻閱了她的作品，感到在這個房子裏不合時宜極了——我們的時間是嶄新的，隻存在古老和現在。
B就讀於新聞係，他對哪裏有文藝青年開的寶藏小店、哪裏有三代人舌尖上的味道毫無興趣，對時下流行把調查記者當作偶像也興致索然——確切地說，他尊重，但不打算以此為事業。他熱愛講述自己來上海的理由——2010年，上初中的他第一次聽到Linkin Park（林肯公園樂隊），就知道自己再沒可能留在故鄉的小城了，但未來也不是去北京，因為北京給人的印象是有深度，但玩音樂的人窮，他要的搖滾不是苦大仇深，而是洋氣的現代唱片工業加上一點點智慧和思辨。B的解釋是，北京人總說“我們要做個特別牛X的東西”，而上海務實，不吹牛就把事情做出來了，“上海教我懂得何為規則”。
第三期的時候，D加入了。他穿著真維斯班尼路來到這城市，但很快就學習穿搭，了解了潮牌，甚至還去網上學習了和異性搭訕的技術。本來這種不體麵的事絕對不可能跟任何人吐露，但公允地說，PUA確實也使他相對自信不怯場了。達到這個目的之後，就不會去關注那些下流的手段了。
在我對著垃圾桶失神的幾年前，同樣的季節，我們選擇了東南亞作為綜藝的拍攝地點，一路走過老撾、泰國、馬來西亞。開放自由行後，這裏也是中國人的“自助遊”的首選地，簽證易得，物價比上海略低。
起初大夥兒抱怨外麵同胞太多，得和“旅行團搶蝦”一類的不體麵新聞保持距離。但我們很快便發現，泰國人的安逸和懶惰隻有一線之隔，吉隆坡的華人區則滿是日薄西山的窮途味。我們在馬來西亞最大的舊書店看到了全套的港、日、台漫，幾個朋友看著童年夢寐以求的珍品，極為興奮，討論著放到國內應該值多少錢，而沒看過那些漫畫的我毫無感覺。那些東西在店裏價格平平，老板說，生意不景氣，到下一輩就不做了。
最後我們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之間的外海看到了巴瑤人的海上部落，碧海藍天中棚屋破舊，空間逼仄，小孩伸手乞討，隻消一眼便知在那樣的地方，努力根本沒有用武之地。我們事先采訪過附近的華人，得知這些海上部落的原住民們手腳不幹淨、花錢無計劃，沒人肯雇傭。
向導也是巴瑤人，英語講得好，戴墨鏡、穿Polo衫，聰明自信。我們向他拋出了預設的問題：你覺得你們自由嗎？他說，自己的大部分同胞談不上什麽自由，打魚或者上岸工作，薪水微薄，都是苦苦掙紮。大海不會永遠風平浪靜，他的祖父就死於捕魚，所以他絕對不要再捕魚了，就努力學習語言，時刻問自己，下一步該怎麽辦。他認為，自己現在當然還不夠自由，但通過努力，比以前更自由了。
這樣漂亮的答案引發了所有人的思考——什麽是真正的自由？
“去拉薩、去麗江，隻不過是自我逃避。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並不是自由，想幾點起床就幾點起床不是自由，自由不是do you ever you want to do，而是think the next and do the next。”那期節目裏，善於輸出觀點的C最後總結道。
幾趟拍攝，使大家開闊了眼界，我相信，每個人都更愛上海了。後來，大家計劃著更大的項目——古巴有許多老爺車，世界還等著人來探索。但在這之前，A、B、C產生了誤會，翻臉，分道揚鑣。
我們如今已不再聯係，但還能在社交平台和公共媒體上偶爾看到彼此的現狀，學新聞玩搖滾的B，幫國內明星和頂流拍宣傳片，還以導演的身份上了《奇葩說》，得到了辯手生涯遲來的獎勵，而C卻不再輸出觀點，轉去從事實業，他厭倦了外國大牌對這個國家的傲慢，建立了自己的國潮品牌。在社會問題上，他們還是常常觀點一致，雖然和10年前相比，他們的價值觀變化巨大，幾乎是180度拐彎，都在成熟，都在進步，都隨時代不斷修正，上善若水，從善如流。不久前，我看到他們和好了，辯論隊員們又擁抱在一起——上海啊，這讓人生長的城市精神。
關於那趟旅途，我聽到的最後一件事情是：那位巴瑤向導在幾年後被一名中國女子指控，聲稱他騙走了自己所有的財產。
5
“叔叔，最便宜的雪糕是什麽？”
很少有上海的小學生會這樣問我，我看看冰櫃：“東北大板，4塊……不過沒有了。”
“這個多少錢？”小弟弟遞來一支可愛多，舉過頭頂。
“6塊。”
“好貴。”
“這個好像是4塊2。”我指著水果冰棍兒向他提出建議。
滴，一掃，4塊8。
他掏出一堆硬幣，有1毛的，有5毛的，1塊的不多，數了又數：“隻有4塊3。”
“要嗎？”我打算自己貼5毛給他。
“要。”小弟弟伸過來一張50塊。
“原來是個土豪啊你，再見，我身上都沒有50現金。”
“這些錢要撐到10月1日！”他說。
此地與靜安寺相鄰，位於上海世俗和高大上的交界處，離嘉裏中心和成片的石庫門老房子都不遠。
隔壁寫字樓是XX證券的風險管理部，每天中午都要來這麽一夥人，穿得挺像白領，“我先跳了一個，從安永跳到現在”，“‘四大’？‘四大’其實是最不正規的。”——可能是白領吧，他們說的話我聽不懂，但我在他們身上聞到了“遊泳健身了解一下”的味道。不久後，我確定他們就是白領，因為他們在選便當時會仔細研究卡路裏，而“遊泳健身了解一下”是不會問我“大阪燒到貨了沒有”的。
（編者注：對話中的“四大”是指世界上排名前4的會計師審計事務所：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
次日中午，我站在櫃台，一個來買水的大塊頭突然遞來一張名片，跟我說：“小夥子，我看你不是做這個的人，來我們健身房，銷售底薪5000，加一下微信，我這個人看人是很準的，你會來找我的。”
名片上，他是“威爾士健身房”的經理，走時還衝我眨眨眼。
“遊泳健身了解一下”們並非時刻敬業，他們常在日落西山時來買水，從包裏摸出一摞傳單扔進便利店裏的垃圾桶，還用眼神撩小黃。那些傳單就來自威爾士健身房，這幫人，說是去發單，卻在公園長凳上消磨一天打遊戲，到點再回去交差。
那天我出門掃地時，看見兩位健身房的銷售正被大塊頭訓得嚎啕大哭，估計是傳單摸魚一案東窗事發。
店裏有個熟客，是隔壁的房產中介，白襯衫，戴眼鏡，像個正經人，但講話挺有趣，他午飯後常來店裏嘎三胡，逗店裏的小姑娘開心。
有天中介大哥在時，進來了個老派（上海人對派出所警察的昵稱），有點中二氣質，不像警察，像體育類熱血漫畫裏長相並不英俊的主人公。老派拿了3瓶寶礦力放在收銀台，聽見後麵的學生催促還在選購的同伴，“快點呀，要上課了”，就揮手讓過學生先結賬，然後突然發現了什麽似的，一把抓住中介大哥脖子上的工牌，湊近自己鼻子。
“齊亞的是伐，又在我們轄區打架是伐？”
“沒有啊，我們公司不打架的。”
“不打架啊，不打架怎麽上個禮拜一派出所蹲著的都是你們公司的啊？”
“沒有啊，你看我這個樣子就不像打架的呀。”
“我幫你講好了啊，不許打架！要打可以，在這條街打，不要在馬路對麵打，對麵是我的轄區，我要捍衛我轄區的安全，再看見打架就對你不客氣了啊！”
“在這條街打，我們怎麽辦？”小黃抗議道。
老派當作沒聽見，把寶礦力夾在臂彎裏，推開店門，中介大哥全程尷尬，憋著笑，等他的影子消失，才敢對我聳肩：“慌得一匹。”
此前在新媒體工作時，我一直覺得真正的理想主義者都在傳統出版、社科、媒體行業發光發熱，也向往著去那裏成為其中的一員。在便利店的這段時間，我交往了不少在這些領域工作的年輕朋友，發現他們正身處種種困境和被動中。
他們在名校裏讀了16到22年的書，看了某些人翻譯的作品、出版的書籍，深受鼓舞，引為精神食糧，投奔腳踏實地的良善生活而來，想著學以致用。被他們稱作老師或者前輩的人也接受過同樣的教育，走過同樣的路，不同的是，這些比我年輕朋友大5、6歲或者20歲以上的人，早在出道兩三年內就嶄露頭角，或者靠做誰誰誰的學生熬出頭了，現在，這些老師和前輩們總是正確的，各有不一樣的正確，伴隨著惡心。
比如一位女士，每天在社交主頁寫小作文哭窮——當然，不是為自己，而是為行業——但隻給自己的員工開相當於自己1/10的薪水，她招人的除了用來給自己幹活，還希望下屬能和她AA人均80塊錢的午餐和下午茶，而她新招來的年輕人，隻吃得起便利店，感到捉襟見肘。又比如另一位紳士派頭的先生，為了環保，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可對年輕人的口頭禪是：“太差了，你寫的都是什麽東西？”
在我多少帶點惡意的想象中，出版機構的主要工作是決定是否接受作者的稿子、打算引進哪一本書、寫點東西教人怎麽讀，但事實上，年輕員工們每天幹的是找社交平台大V轉發、送書、義務加班做PPT。上級隻教了他們修改符號，他們隻能見縫插針，極力地在微末瑣碎的工作中加入自己的創造力和想法。一天，我朋友收到上級的微信：“我覺得你不適合做這個，你是怎麽想的？”她想離職，但領導又說：“先把手上的活幹完，找到接替你的人再離職吧。”有許多年輕人被這樣對待，但幾乎沒人提勞動仲裁，都覺得一定是自己做錯了什麽，很丟臉。
在老師前輩們受邀出席沙龍講座的時候，年輕人也在組建自己的小社群，閱讀、觀影會，錄播客，有時候像孩子一樣做遊戲，和在地居民聊天，建立連結，並把這些分享在網上。他們還在探索，如何實踐最初帶領自己上路的精神食糧，他們真的相信那些，像相信童年時讀到的百科全書一樣相信。
當時，僅僅是當時，我還很愚蠢地認為，他們得到的，享受的，已經要比便利店店員多很多了。可在朋友們向我的吐槽中，我卻得知，PUA年輕人的各種地方裏，最登峰造極的，正是那家熱衷介紹便利店的媒體。
我心想：愛 、和平、法製、商業、憲政、民主、知識、分享、友善、你們還有什麽把戲，通通都拿出來吧。
下班，我喜歡走愚園路。
總有人罔顧法製：看起來像是給什麽店送貨的麵包車在愚園路被攔下，接近報廢年限的車型，風塵仆仆的司機，就算不是運豬也像運地溝油的，氣質就與美麗的梧桐街道不搭。這司機很強，也可能不知所措，總之不肯下車，認為這樣就能混過去。兩個交警，帥氣，清秀，像要去參加《我型我秀》，他們將摩托停穩在麵包車門後方，手伸向後腰，蓄勢待發，向司機大聲告知：“如果再不下車接受處理，將依法將對你采取強製手段——警告一次，警告兩次……”
司機愣住了，在喊出“警告三次”前下了車，法製的勝利。
兩位年輕的警察偷偷地快速相視一笑——默契配合，成功執法，帶來工作上的小小成就感，讓我想到很多年前流行在城市的廣告：“力波啤酒，喜歡上海的理由。”
是的，在這座城市裏，警察的職業傳統從未斷裂，是許多人的安全感來源。
6
男人推開店門，念叨著，“喝酒！繼續喝酒！”他在貨架上拿的是冰銳（一種果酒），身體卻缺乏底氣，直往下墜。女伴對我抱歉地笑了笑，我點頭回以理解。
從晚上12點起，陸續有對麵24小時健身房的客人來吃一份沙拉或者雞肉。我的朋友就在附近寫字樓裏的廣告公司上班，後半夜2點下班是常事，會去健身房遊個泳再回家，等著他的是舒適的恒溫空調和毛毯，城市生活顛覆了時間。
店裏的垃圾桶悄悄地滿了，堆滿了便當的包裝。小黃壓低聲音：“旁邊的巷子有垃圾箱，得趁沒人的時候去倒。”垃圾車每天隻路過一趟，顯然無法滿足便利店的需求，我倆左右窺探，確定無人，說明這是偷倒垃圾，不太光彩，可能受到的辱罵和非難，也得一並承擔。
過了淩晨1點，顧客進店頻率降低，我以為屬於自己的時間到了，幻想著聽歌玩手機，記下當日所見所聞，卻沒想到真正的工作才剛開始。
小黃說，店長交代過，這趟夜班的任務是清潔冰櫃，把裏麵產自全球各地的冰棍拿出來，把櫃裏的冰塊敲掉，擦洗。還得清潔熬點機和蒸包機裏的沉渣。最後，再把室外的玻璃窗和燈箱擦幹淨。日企的要求嚴格，得做到一塵不染，手不能停，我倆搞著清潔，輪流應對著零星出現的顧客。
“快點，不然送貨師傅要來了。”小黃催。
淩晨3點，當日顧客享用的便當，從各郊區倉庫裝上廂式貨車，被運到便利店的馬路牙子旁。我們七手八腳地往店裏搬，小黃像小老板一樣，問送貨的師傅訂次日的貨：“英式全餐2個就行了，蠔油牛肉要6個。”師傅故意跟她打趣：“多要點嘛！”作勢把其他東西往裏塞。小黃知道了這陷阱，馬上皺眉頭：“不！賣不掉！”
4點是煮熬點的時間，大袋的關東煮半成品躺在倉庫冰櫃裏，和超市裏的廉價散裝火鍋料無二。商品銷量隨季節變化，每天都有不同，小黃認真思忖，回憶剛過去的白天，哪些東西更受歡迎，吩咐我：“竹輪卷拿4根，北極翅、甜不辣和昆布5根，蘿卜和魔芋絲要2包吧。”
天就要亮了，小黃很開心，插花似的把熬點一根根按審美擺好，做完這一切，就好像整間店是自己的一樣，來回踱步欣賞著作品，一蹦一跳的，簡直要旋轉起來。
水珠泛上蒸包機玻璃內壁，熬點鍋裏嫋嫋升起霧氣，客人們走進店來就可以享用早餐和熱咖啡，芋泥冰麵包，厚蛋燒壽司卷，雜糧蔬菜包，月亮蛋糕冰皮，這都是多麽好的名字。店裏被打理得窗明幾淨，井井有條，足可做所有動漫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小黃配得上這一切。
交班前必不可少的是過賬，假幣倒不曾見過，但總莫名其妙短錢，從沒多過。我急得滿頭大汗，窘迫，數了3遍，數字都不一樣，非常苦惱。小黃偷偷告訴我，賬目出問題見怪不怪，如果錢不對，最好是偷偷把自己的錢放進去補齊，否則顯得自己無能，還要挨批評。
收銀台不忙的時候，小店長會吩咐我把飲料的箱子搬上搬下，保證24小時都陳列美觀。見我還沒搬完，她過來幫忙，挽起袖子，露出了右手臂上的蝴蝶型文身，模糊掉色，估計至少經曆過十幾年的暗啞歲月。
3家店的9個員工中，公司隻為大店長和小店長繳納社保。小店長家鄉離上海2000多公裏，很重視這份工作，必須保證店裏萬無一失，為此她甚至做到了能聽懂上海話，並試圖以此特長在我們麵前掌控全場。但可惜她說得不好，在真正的上海土著麵前根本不敢開口，有次她試著以上海話應對來交電費的老人，親切寒暄時把“爺叔”說成了“牙刷”，對方立馬換了普通話。
領導會抓營業額和單品銷量，以此Push（推動，逼迫）店員努力推銷，小店長每天開玩笑似地訴苦：“存貨歸你買了啊。”大店長常來問新品推得怎麽樣，看看數據，麵孔嚴肅，要求認真推新品和存貨，小店長的臉也隨之垮下來。
小黃對超出他人的工作強度沒什麽不滿，但和小店長相處總讓她很緊張。小店長並不直接罵人，但總對員工最微小的工作失誤反應誇張，似乎我們吹一口氣就給店裏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為了數據好看，小黃每天都要買幾十塊錢的東西，有時是主推的新品，有時是促銷貨，起初我開玩笑地說，“真有錢”，後來就有點責怪她把可憐的工資都貼進去了。她的同學們也是如此，女生宿舍裏堆滿了各種滯銷的零食——我和她來便利店都不為賺錢，但境遇明顯不一樣。
這天，小店長突然在下班前趕來，表情嚴峻緊張，說今天有“神秘顧客”出沒。
神秘顧客，即總部的工作人員，他們會以便衣形式進店，抽查有無過期商品，服務是否熱情規範，角落是否衛生。事關店長的績效、晉升，自然也關係到店員的日子是否好過，在床上躺著的同事，也被電話喊過來加班。
依次檢查幾千件商品不是輕鬆活兒。計算公式是這樣的：進口商品提前保質期3個月下架，國產商品提前1個月下架。若被查出一件商品過期，可能承擔的罰款是天文數字。
小店長不停刷著手機，麵露擔憂，出門接了一個電話後，回來時神色欣慰。上級的管理群有她的內線，那裏傳來消息：我們店在檢查中得分不錯，排行靠前。我們的臉都鬆弛下來，接下來的工作時間裏，我居然罕見地隻承擔收銀，沒有被要求不停上貨和擺放陳列。
我回憶著一下午幾百個進店的客人，想不起哪一張臉可能是神秘顧客。小店長蹲在冰櫃前，睜大了雙眼：“這個怎麽都化了？！”
她說的是產自全球各地的雪糕們，小黃愣了幾秒，反應了過來：“可能是清潔冰櫃的時候在外麵放久了。”
“哎呀——”小店長神色外露，肢體動作誇張地把看上去稍微不整潔的雪糕都扔了出來，有20塊一根的，有15塊一根的，唉聲歎氣，“我們對於商品質量的要求是很嚴格的，這些怎麽賣給客人呢？”
“我們一起賠吧。”我說。
“我來賠我來賠。”小黃的聲音不大，注意力不在我的話上，好像我提出的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建議。她挨個檢查著冷飲，認真挑揀出幾根形狀完整、化得不明顯、看不出痕跡的，表情有些心疼，“我留著請我的顧客吃。”
下班的時候，我看到一個人滿頭大汗地蹲在貨架前，笨手笨腳地擦洗。小黃說，他是上個夜班的店員，工作沒做好，又被小店長叫回來返工了。聽說他是個醫生，從衛生所之類的地方辭職，打算考研，想來這裏先打工養活自己。店長對他很不滿意，於是把最累的活給他，好讓他自己走人。
不久後，他就從工作群裏消失了，這是一次失敗的勤工儉學。
我就要獨立上夜班了。對於公司來說，每個夜晚就像自動運轉的程序一樣，錢在源源不斷進來，進店消費的顧客們獲得了能量補給，丟失的商品、錯掉的賬目，都有人賠償，多好。
7
一天下午，A在朋友群裏問：去不去老卵？
B問：老卵是什麽？
C說：你要去你自己去，別拉上我。
晚飯時，這次換了B問：去不去老卵？
A說：老卵到底是個什麽地方，為什麽讓你們這麽著迷？
C說：這些地方都太嚇人了。
晚上11點以後，A、B、C分別出現在了老卵。
（編者注：老卵在上海話裏相當於北京話的“牛X”，這裏指一家搖滾樂酒吧俱樂部。）
我說，一次，在城市西區的便利店，我像幫胖阿姨那樣幫去內倉搬貨的店員完成了收銀，他出來後，非但不感激我，還怒目相向：“你不能進收銀台來。”不僅如此，往後隻要我走進這家店，他就像盯賊一樣防著我。
朋友知道了這件事，笑得狡黠又神秘。在我的追問下，他說，你知道“便利店自助餐”嗎？我以為是新開通的業務，搞個“關東煮50塊暢吃”什麽的。“不是。”他說，“便利店自助餐”常見於酒吧或演出現場附近，當那裏麵的人喝至半酣，夜裏感到饑餓，便來到便利店，看中什麽，就在店員視線之外打開塞嘴裏，再將包裝扔在隱蔽處。
那時我和這樣一幫人一起玩：還是在微博上因為大部分觀點一致認識的，未必知道真名，但從社交賬號大致知道他們在家鄉的經曆，在家裏的經曆，在學校的經曆，等等。發生過事情的人，和關心別人身上發生事情的人，都有受迫害妄想，神經都很緊張。這些在中國加入WTO前後出生的人像石子一樣滾到上海，在這裏，他們的一些需求受到保護，其他地方則不一定。
當然，在老卵，我們不聊童年陰影原生家庭職場霸淩，另外一些該聊的事情也早就聊完了，我們隻是來擺明立場，調侃最近的新聞，或者說一些抽象的事，將它們在一個接一個的笑裏化解掉。此刻，他們正討論一樁笑談、醜聞或罪行——事情的性質，取決於講述者的態度。
一天，後台突然竄來一個戴抓絨帽的男孩，自我介紹說是調音師，聽到我朋友是念哲學的，像遇到故知，需要傾訴，拉住她說了許多。我不停地聽見“主體”“客體”“他者”之類的詞匯在耳邊裏出現，10分鍾後，演出就要開始，男孩拂袖而去，認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和別人抱怨我朋友充斥著學院的優越感，缺乏對人的尊重。
“你做了什麽？”我問。
“我問他之前看過什麽書，以確認他在說什麽。”朋友答。
很多朋友認識這個長發男孩，說他綽號叫“拉康”，因為他見人就拉著討論法國思想家拉康。有人說他是吧台主管，有人說他是店長，有人說他是洗杯子的，還經營自己的哲學公眾號。我們分析了一下，覺得“吧台主管”應該是真的，因為那個場地，吧台就他一個全職，但沒有給我們喝免費酒。
拉康和他的綽號一樣，熱衷於給人做精神分析。比如人感到饑餓是因為什麽，失眠或夢魘又是因為什麽，許多人在醫院接受了藥物或者心理谘詢治療卻並不能感到滿意，就會來找他。拉康喜歡戴帽子，帽子像是半永久那樣長在他頭上。他說話聲音好聽，軟軟的南方普通話，在付錢的時候習慣性後退或者低頭玩手機。拉康說他父母在大學工作，說他喜歡通宵看演出之後去玩滑板。沒人知道他經濟來源是什麽。
最後，拉康去了成都。在那裏，他被女孩在網上指控情感欺騙，說他在戀愛關係中出軌，在放出的錄音裏，拉康麵對女孩有條理的質問，囁嚅，逃避，張口結舌，聲音小得像蚊子。女孩子哭著掛了電話。
拉康的解釋是：愛情傷了他的心。
“畢竟拉康（那個法國的拉康）說性不存在。”一位朋友以這句話作為結尾。
我的朋友們可不希望因為這種事被搞到網上，所以，他們的口頭禪是“不要主動和女性說話”。但他們常在網上轉發公平正義內容，聲討男性的負麵。
另外一個朋友後來在老卵的吧台當酒保，打酒、洗杯子。也緊張，白，瘦，像個壁花少年。一年前他還在美國念書，不知出了什麽問題念不下去了，回國休學，很可能就是因為緊張。家人通情達理地每個月給他2000塊零花，希望他能盡快調整回正常軌道。他開始試著交朋友，先在網上認識，再從現實裏重新認識。他善良，也怕受傷害，大部分上海人都害怕受傷害。
他和一位搞亞文化的姑娘在一起了，兩周後，姑娘不再愛他——當然啦，不是玩弄感情，是回避型依戀、童年陰影或其他。上海人不會尋死覓活，但短暫的愛情還是讓生活被動了好一陣子。是吧台工作治愈了他，雖然薪水一個小時隻有20元，但人看起來舒展了，帶著好看的微笑。現在，他白天讀10個小時人類學或者社會學，晚上再去酒吧打6個小時工。
這裏很忙，但與便利店不同，和朋友（也是客人）說上一兩句話，一個眼神，一個點頭就夠了。朋友們認同我的便利店工作，讚成幹體力活的人應該獲得更好的待遇，平時從不投訴店員們。這些人經常常因為通馬桶被坑個上千塊，或者被黑中介騙房租成為都市騙局受害者，他們不喜歡鬥爭，不擅長鬥爭，遇到類似情況，避免損失的方式是像長輩那樣吼一頓罵一頓，或者像同齡人那樣，撥打職能電話投訴、扯皮，維護自己的利益。我身邊許多朋友都喜歡波拉尼奧，他們從紙上閱讀暴力，在現實生活中躲避暴力，包括家庭的暴力、職場的暴力，經曆了多少關，才來到這裏和自己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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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貨時，一陣劇痛湧來，我意識到，自己的腰受傷了。
僅是站著不動，痛意都會一陣陣沿脊椎傳導至大腦，在極度心煩意亂時，我會顯得比任何時候更沉默，因為得花掉全部的注意力來消化它。
除了離職，沒有別的辦法了。我確定跟小店長講這件事會招來麻煩，但她沒有如想象中非常不滿或者暴跳如雷，隻拉我去門外：“好，跟你說一點：今天最後一天打卡，我會給你計算工時，但隻能按自動離職，工資得看你和勞務公司怎麽簽的合同，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我甚至覺得她臉上掛著友善的職業微笑，接下來的1個小時工作，還有不少活兒，理貨，查標價，她也沒派我去做，似乎是想留下點私人意義上的“去思（指地方士民對離職官吏的懷念）”。我隻需站在台前收銀，人迅速輕鬆下來，沒有像往常那樣，在稍微能看手機的間隙不斷看表。
我無意中瞟了一眼時間，正是晚上7點半，下班。再見了，我脫下工服離開那裏，帶著一身傷，同時自由了。
上海最美的是秋，通過不掃落葉來表達對城市景觀的尊重，人也處於對歲末圍爐的期待裏，購物櫥窗和壽喜鍋組成的街道掀起消費小高潮，直到真正的寒冷降臨，才會懈怠下來。
終於等到小黃的休息日，是個水將結霜的冬，季節的更替，說明她被允許回家的時候近了。我在店附近找了家網評分高的湘菜館請她吃飯，她支支吾吾，顯得不好意思，問：“可以帶同學來嗎？”
飯店門口掛著“興凱湖知青上山下鄉五十周年留念”的橫幅，先出來的人看起來德高望重，神色、打扮都比實際要年輕，攝影馬甲，擺弄著單反相機。也有人不肯走，喝個不停，被攙扶出來，我定睛一看，正是那位嫌鄙我賬算不好的爺叔，他穿著更好一些的衣服，興奮，麵色酡然。
我讀起街邊介紹滬籍名人的宣傳欄，發現黃道婆居然是上海人。小學時，教室走廊上掛著許多畫像，革命烈士、仁人誌士，人物總在變，有些一夜之間不見了，唯獨這個名字令人印象深刻。
我用手機翻看了一遍黃道婆的詞條：宋末元初人，幼時被賣作童養媳，受盡苦楚，逃到海南島，向當地黎族學習紡織，後來回上海教鄉人改進紡織工具，被後代立祠祭祀。
上海和北京都是令人傷心的地方啊，他們有他們的傷心，我們有我們的傷心。
3個姑娘出現在我麵前，有點害羞，堅持讓我點菜，互相推讓了好一會兒，很快就嘰嘰喳喳起來。菜上來了，隻是比便利店貴一些的料理包，但大家還是吃光了。
我說自己待過的那間店太累，實在吃不消。姑娘們馬上擺手：這根本算不上什麽！在她們學校的往屆生中，流傳著“上海博物館店”的傳說，她們告訴我，隔壁班的同學被分配到那裏，白班足足有3個人，卻連1分鍾的休息和吃飯時間也沒有，店裏永遠著排長隊。她們的老師也很忙——得督促交病假條請假的人去上班，本來便利店每個月給休息4天，老師要動員學生們連這四天也省了，斷胳膊斷腿也得查驗醫院報告是真是假。最後還要抓思想動態，抱怨、散布負麵情緒也不行，這些都事關學生能不能拿到畢業證，馬虎不得。
昨天，她們寢室裏又有人遲到了，照例是挨罵、扣錢。“我們班有男生下班後在地鐵上站著睡著了，坐到嘉定又花100多塊打車回來。”小黃這樣寬慰道。
總之，盡管還有不適之處，但大家已經對實習生活接受得很熟練了。
“上海多麽大啊，幸虧有地鐵帶著，不然我們怎麽到對方那裏去啊。”我想。
疫情來了，小黃他們學院2017屆學生最後幾個月的實習也隻能不了了之。
我沒有再見過她，她不愛發朋友圈，隻知道她新交了男朋友，在深圳的一家電商公司上班。我猜她過得很好，我了解那些寫字樓裏的中小型公司，比我們工作過的便利店簡單一些，但更主要的是，前麵先吃了苦，後麵就會比較容易感到滿足（有時甚至是感到幸福）。
我意識到，我們，和我們的父輩，還有小黃，是際遇不同的同一類人，共享的不止是同一片天空，還即將共享（事實上也一直共享）同樣的生存智慧。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我們從未分開，像一家人那樣，沒有什麽真正的代溝，完全沒有。我從中徹底獲得了內心的平靜。機器是有程序的，機器沒有聲音。我很高興我的同事是小黃，我知道，過去沒那麽可惜。
我開始懷念起那些敏銳狡黠的青年蚊子，和那些纏繞在我身邊嗡嗡叫的笨蚊子。我們應該進入談論我們一生價值的年紀了。如同電視裏的球賽，比賽時間已經夠了，不管你有沒有扳平，裁判也要吹終場哨音。還真以為跟動畫片裏那樣擁有無盡的時間在成功之後購買贖罪券嗎？我在傷停補時階段說起這些事情——你們的確是一幫臭魚爛蝦啊，不是軟弱，就是壓根在自我表演，或者就是壞蛋。
我還想起了我們當時的口頭禪，“蠢即是惡”。我現在已明白，很少有人真的又蠢又惡，至少惡不能歸結於蠢。
我們走了這麽遠的路，是怎麽走到這裏來的呢？誰是你的朋友？我們不奢求相愛，但要記得彼此，大家都是活在21世紀20年代不是嗎？我已經見過一些世麵了，我想起拍旅行節目時第一次去香港看到過金鍾地鐵車廂裏的人，也在波拉尼奧的書裏讀過智利直升飛機上的人，我想念我的朋友，甚至想念拉康。曆史像車飛馳而過，我要集中精力，不去再想黃道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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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年的最後一個月，醫院的病人開始多了起來。本就是冬季心腦血管疾病高發期，加上防疫政策放開，病人數量在井噴式增長。很多老病、慢性病群體之前都選擇了拖延等待，突然的放開，似乎讓大家有點兒措手不及。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時隔三年後再次遇到了發小喬梁。那是一個夜班，在住院部樓下，我看到他叼著煙停在一輛靈車旁檢查著雨刷器。
他看見我先是一愣，看了看麵前的靈車，又看了看我，然後拍了拍大衣口袋，摸給我一支煙：“誒呀兄弟，你在這家醫院啊。”
他已經全然不記得我根本不抽煙，隻是使用著慣用的禮儀麵對著老朋友。
“不抽不抽——你咋在這啊？家裏誰病了？”我問。
“沒有，我在等八樓的一個人死，這邊死了，馬上就裝走。”他邊說邊向高層樓上還亮光的一個房間指了指，聽語氣的輕鬆程度，肯定不像是自家人。
我心裏估計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接屍人”，但旋即又覺得不太可能——他太年輕了，沒有人年紀輕輕會做這一行，而且，這跟他以前幹的事情，差距有點大。
那晚我草草與喬梁打了招呼就離開了，但是後來的見聞，證明我把這個脾氣古怪的發小的職業想簡單了——他的“業務範圍”遠不止接屍，我總會在各個科室見到他的身影，時而見他開著靈車，時而見他提著一大包袱“裝裹”，時而見他幫病人家屬聯係火葬場。我們醫院許多科室的護士也都認識他了，約莫著他是做起了一條龍服務的“白活兒”。
我們本地也管這種人叫“黑白無常”，他們平時會聯係科室裏那些沒有編製的護士，或者各個樓層的保潔。每當有病人離世，這些被“收買”的人就會幫助沒有頭緒的家屬聯係喬梁，然後喬梁再通過自己的人脈聯係火葬場，聯係陰陽先生，聯係壽材裝裹。這三個部分同屬一個行業，但基本互相不搶行，之間的聯係全通過像喬梁這樣的“中介”維係。作為中間人，喬梁他們能賺個茶水錢，服務周期可以一直到逝者的“五七”——傳說人死以後三十五天內魂魄不散，會回家，會離不開親人，所以要祭奠死者，讓他安心轉世，不要糾纏生者。祭奠過程可謂繁文縟節，需要有明白“事理”的老先生主持——什麽貢品在什麽時候買，什麽時候祭奠效果最好，什麽東西是忌諱，要說什麽話給死人聽——如果家裏沒有懂這些事的人，就需要花錢請。
有天我上完大夜班下班，恰好又碰見喬梁在醫院。看他不似往日一般匆忙，我就把他攔下，說要不要一起吃口東西，敘敘舊。
我們隨便找了個麵館，門外的寒氣夾雜著室內溫暖，玻璃窗上氤氳著白霧，
“兄弟啊，按說你才二十出頭，哪有做這個的。”我拍他肩，示意他坐下。
“唉，賺錢嘛，總要出來賺錢的……”他瞄了瞄左右，低著頭，看得出來很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很賺錢嗎？咱們這個年齡完全可以學個技術學個手藝……”
“很……很賺錢的啊，你不知道，現在火葬場一天能燒二十多人的。”他縮著脖子，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眼神從下往上瞧著我，讓我覺得發冷。“你們這些人天天在醫院裏當然不知道了，農村裏缺醫少藥，終於有機會來城裏看病了，又被醫生說還不到急重症指標，不能收入院，被勸回家了，有多少人到家就死了，誒——那個什麽‘重症指標’，到底是啥意思呢……”
喬梁怯懦綿軟的聲音，被我的賣弄打斷了：“呼吸窘迫或呼吸衰竭，脈搏低於每分鍾30次，多器官衰竭並發症，血氧飽和度低於93%，CT顯示肺浸潤大於50%……還有……”
低情商的我還在給他科普，卻發現他已經慢慢換了表情。我突然意識到，此時此刻，他可能隻想我與他共情，而不是為他答疑解惑：“說真的兄弟，你有時間跟我去火葬場看看吧，你看慣在病床上的死人了，應該也看看在地上躺著的、被草席卷著的、停在停屍間裏的，別跟我說什麽可笑的血氧飽和度了。”
“其實，俯臥位八小時以上是可以有效改善血氧的，我是說……”
還沒等我說完這句話，喬梁就張了張嘴，向我比出“停止”的手勢。我相信，從那一刻開始，我在喬梁眼裏是極度幼稚的。
“讓一個人一天趴八個小時就是你們的治療手段麽？”他正色看著我，搞得我反而有些愧疚。
“那阿姨怎麽樣？別也感染上。”我有心轉移話題，往別的地方扯扯。
“沒啥事兒，都過去了。”喬梁草草回了一句，看著我的眼神又有了幾分回避。
那頓飯我們吃得異常生硬尷尬。久別重逢的人往往很難互訴這些年來遇到過的風景和人，多的是沉默。後麵喬梁沒再和我搭幾句話，這讓我連猜測他這幾年經曆的方向，都十分困難。
2
吃完飯，喬梁要去火葬場，我要回家補覺，剛出麵館的門，手機裏就來了幾條消息：
“全院氨溴索斷藥……”
“全院，煙酰胺注射液斷藥、氨茶堿斷藥……”
“全院，氨曲南斷藥，丹參注射液斷藥……”
我揣起手機往家走。斷藥在醫院是常事，冬天是疾病高發期，沒什麽大不了，一個下午就補齊了——醫院的後勤真是辦事不力，居然這麽多藥斷貨。
第二天醒來再一睜開眼的時候，我才知道情況似乎變得不可控了：醫院的門口像是趕大集，眾人扶老攜幼，到處低頭咳嗽，連停車場都站滿了人。一個老頭躬身扶著自己的腰坐在石墩上，摘下口罩朝地上吐了一口痰，抬頭望著長隊，捶著腿。
我回到科室時，科裏的床位好像一下子就滿了。這段時間門診量雖然一直在上升，但是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緊迫。樓道裏已經擺滿了床位和陪護床，電話還在紛至遝來，問的都是有沒有床位。同事們說，這一波農村的患者居多，由於診療量的劇增，科室以前的老患者也得不到治療保障了。不過，這反而讓醫院的小賣店小賺了一筆，許多必需品都已經抬起了價格。
“你們醫院是怎麽了，我媽陽了，我們不出院！”一個壯碩的男人衝護士站扯著嗓子喊。他氣勢很足，但是說的都是軟話。
“我又交錢了，無論如何我媽都不能出院，我們好不容易排到這個房間的。”男人又跑過去拉著值班護士的胳膊大聲哀求，護士的身體被他晃得都站不穩了。
我知道，這個男人的老母親在半個月前做了髕骨置換，術後出現心悸、房顫，已經在醫院養了半個月了，從外科手術的恢複程度、心髒指標和住院時長上看，已經恢複得差不多了，昨晚簽的出院手續，今天打完最後一次藥就可以走了。同事說，可偏偏這個早上，老人核酸陽性了，也偏是這個時候，院長通過關係“空降”來了一個要住院患者，大概是什麽領導的母親。
男人叫嚷間，老太太已經收拾好行李從病房出來了，一個紅底綠花、極具東北特色的包袱，被老人抱在懷裏，護士推著輪椅。老太太擺擺手，示意兒子安靜些，男人看著母親已經打點好行裝，隻能攥著拳頭麵紅耳赤。
“小子，我把紙尿褲給隔壁床了，你把這衛生紙和罐頭給這幾個床分分。咱回家了，用不上這些了，咱回家吧，媽早就待不住了，不讓咱住咱就不住了，我現在不覺得啥，就是這個腿發軸。”老太太拍了拍兒子的肩膀，男人馬上俯身在老人一側，攙扶著她。
“媽，他們太欺負人了，外麵陽了這麽多，他們太欺負人了……”男人的話還沒說完，就被後麵從電梯上來的120急救員給推開了——隨即推上來的，是一個已經被氣管插管的老太太，也就是那個院長“空降”來的某領導的母親，擔架床後麵跟著一個穿著行政夾克、戴著無框眼鏡、蹬著斐樂運動鞋的男人，看這身著裝，大概就是那個領導了。
他雙手將保溫杯握實在胸前，小心蹺腳觀望著一群人搶救自己的母親。看了一會兒，攔住了一個醫生問：“為什麽不送ICU呢？”
“ICU滿的，送不進去！躲開我這兒！別礙手礙腳的！”
領導像是被訓誡的孩子，一臉茫然向後退了半步，坐在輪椅上的老太太拉了拉他的衣服：“你媽啊？”
領導看了老太太一眼，點點頭：“啊。”然後又急切望向病房：“這怎麽床單被褥不給換換啊？你們院長沒說今天有人住院嗎？”這中氣十足的質問聲消失在忙碌的人群裏，“剛有人出院，還沒騰出工夫換床單呢。”同病房的患者好心相告，也沒有換來領導的理解。
十幾分鍾以後，被搶救的老人家徹底沒了生命體征。但是搶救還在進行中，隻是醫務人員的行動速度和神態肉眼可見地緩慢了舒展了——老油條都知道，從這時開始做的“搶救”，就是做給家屬看的了。
“瞧見了吧兒子，不管什麽人來了，他該死也死。”老太太示意兒子推著自己離開，臉上有一種十足的欣慰，扭頭衝我的一個同事大聲說，“李大夫，等你有床位了我回來還找你，我老婆子再活個十年八年的，就還得麻煩你。”
隔著一條走廊的李大夫聽沒聽見我不確定，但是那個領導肯定是聽見了。有人說最好的寬心劑就是他人的不幸，此時此刻，是，又不是。
院長姍姍來遲，急忙解釋自己的安排不周，為領導的老母親去世深表遺憾。做完這個人情，他立刻催促著科主任，為下一份“人情”清理出床位。
看到此情此景，我心中突然就想到了喬梁——想必他最近一個月對於這種景象已經看習慣了吧。想起來昨天的見麵，確實是我對生命尊嚴有所褻瀆了。我收拾起心情，打算去喬梁的“工作地點”看看。
3
恰好，沒過幾天，我和我的老師也不幸“中招”，被科裏放了假。
在確診陽性的第一天，我感覺身體似乎還沒被病毒“入侵”，沒什麽症狀。在天還沒那麽黑的時候，我去到了火葬場，在告別廳裏見到了忙碌的喬梁。此時的告別廳竟然還是人來人往，到處是低眉肅穆的人。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一般來說，過了上午十點鍾，就沒什麽人在這個地方了。
喬梁把我帶到了走廊盡頭的廳裏，跟我說他可能要忙一晚上。大門打開，十幾個盒子和兩口棺材，冰冰涼涼地鋪展在地上，中間拉著簾子，可能是害怕逝者們羞怯的靈魂互相窺見自己躺在地上的肉身。對於家屬來說，肉身還在，就仿佛這個人還活著，這具具象的肉身，就仿佛還嗬著熱氣——不止一個逝者家屬對我說過“祈盼家人重新坐起來”的心願，但是到最後，還是一步跨入熊熊烈火，化為一捧骨灰。
“走吧，咱們去外麵吧，別打擾他們。”我麵露難色對喬梁說。
“其實也不打擾，眼下就是這樣的，活的都顧不過來，何況……”喬梁拍了拍我的肩膀，把門虛掩上，走了兩步，又回去把門重重地關實。
我倆一前一後斜側著身擠出人群，我怕被這裏的患者家屬看見我，低頭逃離，喬梁則鎮定自若，邊走邊點煙。
“改天咱倆再聚吧，我得等家屬來領人，今天晚上都走不了。”喬梁吸著煙，手裏捏著一遝不知道從哪兒順來的紙錢，有些紙錢已經燃盡，錢灰掉在一個女人的頭發上，又隨著匆匆腳步回到了告別廳。
“骨灰盒還能帶走嗎？那你一個人在這等啊？”我問喬梁。
“有外地送來火化的，很多地方排不上爐，現在兩個爐二十四小時燒都燒不完。有些人迷信，怕骨灰見光，所以就大半夜來。”他把吸到一半的煙頭扔在了地上，回身拍拍我，“別擔心，看今天的架勢，今天晚上不會隻有我一個人的。”
我正要回去的時候，喬梁的手機作響，生意來了。
“算是能排上……但是先說好，隻能暫存在這了，能接受就……不能接受就……”喬梁冰冷的言辭伴著嗬出的熱氣。
掛斷電話，他拍了拍我：“我們的依維柯在醫院等著裝車了，你拉我去一趟醫院吧，正好你也回市裏。”
一路無話，其實我是想問一些什麽的，但總覺得時機也不好。
到了醫院，一口巨大的棺槨橫在急診門口，閃爍的救護車被堵在車庫門口進不去，推向CT室的擔架床卡在兩輛車的夾角回不來，保安和病人家屬罵成一團，紮著白腰帶的孩子泣不成聲。
喬梁快步跑向自己的客戶，打頭的男人和他握了個手，開口道：“剛才我聽司機說要把我爸放地上——人怎麽能放地上呢？你們那兒我不去了。”
“電話裏說好了，放地上，能接受我們才來的，你這時候誰給你白跑一趟啊？”司機吆喝著揮舞胳膊，邁步上前想理論，被擋在中間的喬梁攔下了。
“對不起了哥，怪我歲數小，我沒說明白，耽誤你事兒了，現在整個火葬場接來的亡人，都得放地上，您諒解。”喬梁低著眉緩慢地說。
“你年齡小就別幹這行啊！這事兒能耽誤起嗎？！”男人敞著懷掏出手機，開始打電話。喬梁見狀，也支應著司機趕快開出醫院。
我們繞出停車場時，又被後麵追來的男人給攔下：“你們拉走吧，我家有孩子，也不能送回家，你們拉走吧。”
男人無奈地歎著氣，把外套脫下來搭在肩頭，眾人沉默著圍住棺木，車門打開，隨著喬梁一聲緩緩的“起靈”和一聲沉悶的關門聲，又一具肉體不知要帶走多少思念。
4
天已經蒙蒙亮了，我十分好奇後續，就隨著車又回到了火葬場。走廊盡頭的廳裏，骨灰盒似乎被領走了不少，那兩口停著的棺槨依舊一動不動。
安置好新的棺槨後，我與喬梁一同坐在冷沁沁的地板上。外麵的人還是走來走去，不停接打電話，不停聯係其他的火葬場，但是好像都沒啥用。生有處，死有地，很多人難以想象，死也死得這麽周折。大概是倦了，喬梁在我身邊沉沉睡去，外麵吹起了大風，把窗戶吹得陣陣作響，也把人們吹進屋子裏，走廊裏。
清晨起來，風雪在告別廳門口堆起一股“驚濤”。人們慢慢都走出去了，喬梁也把我拉起來去吃早餐。
“你知道為什麽昨天那麽安靜嗎？”他問我。
“因為風雪太大，人們從市裏來不了這麽遠。”我說。
“再大的風雪也攔不住要死的人。”喬梁說。
“那是為什麽？”
“因為爐子燒壞了。”喬梁說罷，一口吸溜幹了碗裏的粥，“你要不要再跟我跑一趟？”
我點了點頭。
喬梁帶我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那裏竟然還有一個報亭，門上掛著“電工 泥瓦匠”的字樣。
“劉叔，醒了嗎？”喬梁敲了敲報亭的門。
裏麵應聲響起了一陣咳嗽聲，一張戴著泛黃紗布口罩的老臉探了出來，衝喬梁點了點頭。片刻後，這個劉叔就拿著工具包，夾了件大羽絨服與我們上了車。
“你們那兒還那麽緊張嗎？”劉叔沙啞著嗓子問道。
“嗯，不然也不能又把爐子燒壞了啊。”
“人家單位的人都不管，你還挺積極。”
“賺到錢是自己的，再說火葬場維修隊的師傅上個月也走了，他們也得臨時找。”
到了地方，劉叔一馬當先，走向了自己熟悉的地方。
我們這座小城常住人口差不多一百多萬，現在每年出生和死亡的數字幾乎持平。一些農村人去世以後埋進祖墳，城市裏的就拉去火葬場。喬梁來的這個火葬場隻有兩個火化爐，都是“燃油式”，一新一舊，新的“快爐”大概三十分鍾能火化完一具屍體，燒得“完全”，據說用這個爐子的家屬，大都還要包個一二百的紅包給師傅，如果不包紅包，師傅們就會翻動遺體。另一個舊的“慢爐”燒完一具屍體得四十五分鍾到一個小時。喬梁說，這爐子不是風路係統壞，就是電路係統壞，這段時間天天二十四小時開爐，劉叔這個冬天已經不是第一次來了。
劉叔檢查著電路係統，在電控箱裏拆出來不少零件，他一改之前的嚴肅，手裏掂了掂零件，神氣的目光掃過我倆，又從大工具包裏翻出新的零件重新安裝好。之後他一頭探進燃燒爐，似乎是在通過狹窄縫隙裏的光，窺探著這道生與死的分界線。
看著看著，劉叔捂著胸口一陣咳嗽，聽那幹脆刮辣的聲音，想必是咳上來一口痰。他縮出頭，彎腰收腹，剛做出吐痰的動作，像是又想起來什麽，向我倆擺擺手，便衝出門去將一口痰吐在地上，然後對著天空大口喘著粗氣。
半晌，劉叔慢慢悠悠走了回來，把自己的帽子摘下來，仔仔細細擦幹淨了每一個維修時留下的手印，又凝了一會兒神，像是完成了一個任務，像是敬了一個軍禮，鄭重地走向了火葬場辦公室。
“劉叔他媽前兩天就在這個‘慢爐’送走的。”喬梁跟我說。
“阿姨呢，你這兩天不回家沒事兒的嗎？”我轉身問他。
喬梁偏著身體，似乎不經意地說：“對哈，我還沒跟你說，我以為我早就告訴你了。我媽，走了，一個月了。”
我一下噎在了那裏，不知道說什麽好。
“很急，沒來得及怎麽治療呢就走了。可能是上街買菜染上的，也可能是被外賣員染上的，我一直都覺得大概率是外賣員的問題，自責了挺長時間。但後麵也就釋然了，人家外賣員也不好過。七大姑八大姨地折騰了很久，（骨灰盒）還沒下葬。我出來掙錢，等攢夠買墓地的錢再……”喬梁的嘴唇有點哆嗦，晃蕩著腦袋。
我知道，2020年，喬梁的父親喬建業，作為臨時工參與到了支援武漢的隊伍中，並在那座城市患病去世。傳聞喬叔的名字被記錄在當地的某座橋上。不過喬梁作為他的兒子，應該還沒機會去父親戰鬥過的城市，站在川流不息的橋上瞻仰那個名字。
“他倆沒給你留下什麽錢嗎？還要你這麽辛苦。”我想，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妻，怎麽會沒有積蓄。
“有一點，但前段時間我媽看病就花得差不多了。”喬梁表現得很苦澀。
這是我熟悉的苦澀，這個味道，幾乎是伴隨著他成長起來的。
5
喬建業是一個身懷絕技的跛子。為了賺錢，他會電焊，會蓋房子，會接生孩子，會修腳按摩。喬叔早前並不跛，是為了妻子和別人發生爭執才落下殘疾的——喬姨在年輕時是個絕美的女人。
喬梁小時候最常聽到父母說的就是：“如果不是你，這個家怎麽會那麽多開銷。”“你快點長大別上學了，去做活！”“怎麽又要交錢！”於是，他幼小的心靈裏諳熟了一個認知——自己的出生是這個家庭的負擔，是這個家庭所有隔閡的源點；他的存在，激發了這個家庭半數以上的矛盾，讓父親在餐桌上永遠少一杯酒，讓母親的洗衣盆裏永遠多兩件要洗的衣服。
自小，自卑又膽怯是喬梁的常態。長到十幾歲的時候，別人家的小孩能幫父母幹點活了，喬梁卻不能，因為他的身體骨架比同齡人都矮小纖細。他幫父親搬鍘刀，抬起了底座，刀就劈向了前麵的父親，削掉了父親的一根小指；他幫母親洗衣服，把鹽當成洗衣粉倒了進去，怎麽洗也不起沫，於是又抓了一把味精進去。喬梁執著於做那些讓父母讚賞自己的事，但是往往什麽都做不好，反過來更加堅定了他的心理認同——他就是小夥伴嘴裏說的“窩囊廢”，挨他們欺負也活該。
但是喬梁是有長處的——他對聲音格外敏感，學校任何一個班級上音樂課，他都要借著上廁所的機會去“旁聽”。但是對於孩子來說，音樂體育這種愉快的課，沒有誰不喜歡。想著自己已經為家裏添加了很大的負擔，這種愛好他也隻能默默埋在心底。
自卑讓喬梁進入青春期後變得木訥冷漠，他不再懼怕自己的父親，甚至對他萌生恨意，對母親也變得疏離。但是他渴望被讚賞的心沒有變化，我們的初中有一個管樂隊，經常參與一些市裏或區裏的文藝活動，交一百五十塊的樂器管理費就可以學習。喬梁便向父親多要了些“書本費”，進了樂隊。
事後，喬叔把他打了一頓，罵他是偷錢的賊，為此自己的桌上又將永遠少了一瓶酒。喬梁不予理會，他明白自己在這方麵有優勢的，他想堅持下去。
第一次外出演出前，喬梁大半夜還在練吹薩克斯，被樓下鄰居罵，喬叔拎著鐵鍬衝下樓，讓鄰居收了氣性。那是喬梁第一次覺得，父親終於在維護自己了。
第一次演出，喬梁就獲了獎，回來後，校長為了獎勵他，送給他一把二手的薩克斯。那也是喬梁頭一次在自己的夢想裏嚐到甜頭，喬叔此後再外出打酒，逢人便說自己的兒子是有兩把刷子的：“那叫個啥薩斯克，薩克斯，那是外國號吧？咱市裏，他們學校是頭獎，他們學校那些人，我兒子吹得最好！”
吹噓了幾個月以後，期末考試成績出來，喬梁全班倒數，喬叔又被叫去辦公室批鬥：“你管管你兒子吧，不好好學習，淨整那些個沒有用的東西，這麽整還能有出息嗎？”
喬叔出了校門，對喬梁也是一頓同樣的批鬥：“你別吹你那些個號了，你不好好學習以後能有出息嗎？”
所以，喬梁稚嫩的心裏又埋下一個種子：不好好學習就沒出息，學音樂也沒出息。
喬梁上高中時成績也極其一般，他在學校幾乎沒有什麽朋友，沉默寡言，不屑與任何人交流，對自己的家庭隻字不提。他不允許父母來接他或者給他送飯，也從不通知父母來開家長會。高一他生日那天，喬叔買了生日蛋糕，站在校門口等著，他本來跟我並肩走到校門，可看到喬叔後，轉身就從小門走了。我晚上回家時，看見小區門口的垃圾桶裏，有一個走形了的、沒開封的生日蛋糕。
我後來與喬梁提過這事，喬梁隻說：“當我看見那個蛋糕時我能想到的隻有恨，在我八歲生日九歲生日十歲生日的時候他們去了哪裏呢？我六歲時過六一兒童節看著別人家父母帶著孩子去遊樂園很羨慕，可我現在十六歲了，還會對遊樂園有什麽興趣嗎？”
這番話後來我似乎能理解一些了——小學時候，我和他都喜歡吃小學門口的炸雞柳，小包三塊，大包五塊，一斤二十塊。那時我們沒有零花錢，看著別的家長給孩子買，就暗下決心自己要賺錢買。就在前段時間，我和喬梁有次心血來潮，回到小學，在門口買了一份炸雞柳。那天正趕上柳絮飄揚，我心裏還在想，我們上小學時旁邊那家海鮮店還魚腥味衝天，如今已經沒有了。
喬梁蹲在地上，咀嚼著炸雞柳，越吃越慢，最後哭了起來——我們終於得到了十幾年買不起的東西了，而四歲時吃在嘴裏的糖塊和二十四歲時吃在嘴裏的糖塊怎麽可能一樣？當年的遺憾，已經永遠不可能彌補了。
那天有一個小孩，拽著媽媽要吃炸雞柳，他媽媽說對身體不好，不讓他吃。喬梁看見了，就買了一份，悄悄塞進了那個孩子的書包裏。
不知道那一刻，喬梁的遺憾是否得到了一點彌補。
6
後來喬梁走藝術類考上了大學，選的是自己喜歡的藝術類院校。藝術學校的學生，大多幻想著去大城市做音樂家，去高校做老師，去國外深造，喬梁仍舊是他們當中孤僻的一個——因為喬叔隻想讓兒子留在這個小城市裏，考一個中學音樂老師的事業編製。
從難易程度來說，在一個東北小城市做一個老師，的確要比去國外深造去做音樂家簡單很多，但這對喬梁卻是一種煎熬。他已經去過大城市了，已經見識過花花世界的美好和專業領域裏的至高榮耀了，但他隻能生活在同學的陰影中，生活在大城市光輝羽翼之外的小城市裏。
喬梁雖對父母冷淡疏離，但骨子裏卻有二十多年養成長的對於“父權”天生木訥的忠誠。那天我等他出複試考場，他看見我，笑了笑，隻對我說：“大概率考上了，一起複試的，肯定都沒我強。”
走了幾步以後，他突然轉身告訴我：“我小時候的夢想，是莫紮特。”
我隻能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膀。
那天走的路，是我倆從小學一直到中學都會走的路，一路上的飯店已經換了很多家。走了幾步，喬梁又很失望地對我說：“我可能永遠也不能是莫紮特了。”
喬梁上了兩個多月班後，喬叔為他辦了一場隆重的“成人禮”，高接遠迎了許多親朋好友，慶賀喬梁有了一份“事業編”工作。席間，眾人觥籌交錯，稱讚喬梁前途無量，稱讚喬叔教子有方：
“誒呀，這孩子小時候就看著有出息，這一看真有出息！”
“以後咱們誰家孩子上個學，選個班，不得找老喬他兒子取取經嘛。”
大體如此的阿諛奉承，滿堂稱頌。
我在席間默默吃著肘子，看著喬梁的眼神，知道喬梁肯定也在想：一個中學音樂老師，算什麽前途無量？
喬梁入職後的第二年，學校“評獎評先進”，老師們都躍躍欲試，新人有新人的鋒芒，老人有老人的考量——畢竟，“優秀教師”“優秀任課老師”“先進個人”，對晉升職稱是很有用的。喬梁被辦公室裏的老大姐抓住幫忙寫教案，寫教學感想，去哄騙家長和學生做虛假的教學反饋。喬梁不算積極，但是遇到機會也想試一試。
評優資料截止上交的最後一天是一個休息日。中午，喬梁慌慌張張把自己的資料拿進了主任辦公室，卻看到有個一同考進學校的女教師正坐在主任的大腿上，麵若桃花——喬梁明白，他的“最佳新人”沒戲了。
喬梁“懂事”，自覺封口，事後主任也沒有虧待他，派他去另一個大城市的學校參觀學習。在那座城市裏，他見到了我們另外一個學音樂出身的朋友，當時那個朋友正在為一個小有名氣的說唱歌手做專輯。
“網絡上那些腦殘粉絲說他們家藝人都是原創，其實根本不是，都是寫手團隊‘代工’的，落他一個名”。
喬梁在朋友那裏見到了專業的錄音棚，專業的音樂團隊，專業的唱作人。他們一早起來談天說地，聊最近的感情，聊日常的生活，聊著聊著，靈感驟起，就開始抱著吉他打著拍子，一群人哼唱著一個旋律。這種創作環境再一次使喬梁產生了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他在人群中默默無聞，但是的確有一個“音樂夢”，這個夢想時刻讓他覺得閃亮且鋒利。雖然順從了父親的意願，過早完成了自己的社會定向，可那提前終結的夢想，在工作的打擊和羨慕嫉妒下，又抬起了頭。
喬梁回到學校，向領導寫了辭職信，告訴喬叔，他要考研，要去大城市做自己喜歡的音樂。喬叔自然無法理解，為此爺倆大吵了許多次架，在喬叔看來，喬梁的腦子是出問題了。
但是喬叔已經來不及阻止了，喬梁辭職辭得幹淨利落。喬叔暴怒，把家裏關於音樂的東西都毀掉了——喬梁小時候的第一把薩克斯，大學時候的獲獎證書。那一天喬梁正從快遞站抱著自己新買的考研資料回家，正好看見自己的軍鼓從樓梯台階上滾下來。
“你回來正好，我把你這些個破爛玩意全砸了！你長本事了，你知道有個那麽像樣的工作多難嗎？”喬叔與喬梁站在樓梯，一上一下，中間有一個軍鼓在來回轉圈。
“你沒有資格碰這些東西，這都是我自己討來的，我自己比賽賺的錢買的！”喬梁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還擊。
“你的錢也是我的錢，連你都是我兒子！我砸你東西你有意見？”喬叔把父權的占有欲演繹到了極致，“我就問你，喬梁，你說你考研，你能不能考上？你考不上怎麽辦？你做你那個音樂，你能做到啥樣？你做不出來怎麽辦？”
我想，如果喬梁當時敢向喬叔打包票，換來的也肯定是辱罵加嘲諷。喬叔應該就沒想和他講是否會成功的道理，他隻是單純想發泄自己的不滿。
喬梁也上了脾氣，他衝進屋，配合父親一起扔東西，不隻是樂器，是家裏所有關於自己的東西，“我衝進臥室的時候，看見我的電子琴他還沒碰，如果真的恨我，第一個就應該摔電子琴，但是他沒有，我覺得他是有做戲給我看的成分在的。但是我上頭了，不砸下去不禮貌了”。
喬梁和父親，一起給自己搬了個家，不到三十分鍾的時間裏，這個家裏幾乎再也找不到關於喬梁的痕跡了。
7
喬梁急切的出逃心願，在父親的做戲裏得以實現。他告別家鄉，去了其他城市繼續深造專業。那段時間裏，他與家裏幾乎不聯係。疫情爆發時，喬梁在哪兒，喬叔都不知道，喬叔去了哪兒，喬梁也不知道。喬梁曾經給喬叔發了自己寫的一段demo，喬叔就給他回複了一句：“也就是那麽回事兒。”
突然有一天，喬嬸打電話給喬梁，告知了喬叔離世的消息——那一刻，喬梁還飽含對父親的怨恨，他不知道自己將以什麽身份回到那個家裏。幾年來孤身一人的感覺，使喬梁坦然且自信，音樂的世界裏可以沒有父母和破碎的家庭。而當他終於能完全沉浸到自己的世界裏時，卻又被現實拆穿，要踏上回家的火車。
“回到家時，隻有我媽和我爸的骨灰盒。”喬梁說，“我媽給我煮的麵條，邊煮麵邊咳嗽。後來醫院來人把我媽帶走時，我媽抓著我的衣角哭著不想離開家，我就想起來和當年我抓著我媽衣角，求她和我爸不要再打我的樣子。”
由於喬嬸染病，喬梁那段時間也隻能被隔離在家。他看見，臥室裏沒被摔壞的獎杯和樂器，以及很多被撕了七零八落又粘在一起的獎狀，都整整齊齊擺在床上。喬叔的骨灰盒就擺在客廳，屋子裏隻有他們爺倆了，他們終於有機會聊一聊了。
喬嬸經過兩個月的治療回家了，喬梁本打算處理完喬叔的後事就離家。有一天晚上我倆在外麵吃燒烤，喬嬸每隔半個小時就打個電話叫喬梁回家，雖然喬梁已經很不耐煩了，但是當喬嬸最後說“屋子裏太黑我害怕”時，他明白自己走不了了——曾經風華絕代的喬嬸，變成了一個怯生生的、極力不讓兒子發脾氣的孩子，她永遠站在喬梁的一側，緊緊扯著喬梁的衣角。曾經牽著母親手的喬梁，注定要撐起這個家。
為了照顧日漸衰弱的母親，喬梁開始了什麽都做的日子。某天，他在街邊看見有人戴著孝布，在靈車前號哭，就決定進入這個不需要什麽學曆基礎也不需要考試的行當。他每送走一個人，都要想想：他有沒有什麽要見的人許久未見？躺在裏麵的人，是不是有一個不孝的兒子？以及，他們有沒有機會見最後一麵？
喬嬸的肺似乎格外脆弱，她感染過非典，得過肺結核，有鈣化點，在2022年第二次感染新冠後，最終離開了喬梁。喬梁沒見過母親年輕時風華絕代的樣子，他記憶裏，隻有冰冷的、在父親抽打自己時袖手旁觀的母親，隻有那個一生都在與呼吸係統疾病鬥爭的母親，隻有那個一生都在埋怨自己永遠多洗了兩件衣服的母親。
喬嬸的骨灰一直在骨灰寄存處的架子裏放著，沒有下葬。喬梁終於在十二月份攢齊了買墓地的錢，先把父親從墳塋裏遷出，又將父母一起合葬在爺爺的右腳下。或許這個世界的傳承也體現於此，祖輩沒做好的，父輩來做，父輩做得不完全的，我們來補充。
遷墳，合葬，並骨，一套冗雜枯燥的過程，喬梁卻早已駕輕就熟。他像是完成一個既定程序一樣執行著每一步，全程沒有任何表情。當晚他宴請賓朋做答謝宴，答謝宴結束以後，他開著那輛他一直跑殯葬的依維柯送我回家。
漫天大雪映著昏黃路燈，車速越來越快，喬梁把車開進最初我們兩家住的那個居民區裏，喬叔就曾在那個樓下拎著鐵鍬為他出氣。風雪襲來，喬梁似乎被擊碎瓦解了，慟哭不止。
喬梁說，喬叔在武漢爆發疫情時毅然千裏赴死，就像是他窺測這個世界的“門孔”，他想不通，自己之於父親是怎樣的存在，因為他們爺倆的最後一次通話，還是爭吵。當時那句“也就是那麽回事兒”讓他自我懷疑了很久，他一直都想問父母一個問題：“你們是否為我感到驕傲？”
但現在再不會有人回答他了。
（文中的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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