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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作為局裏的業務骨幹，我被局裏通知到刑警大隊參與辦理一起涉未成年人充當“地下執法隊”的案件。
這個案件是由某派出所移交過來的，事情的來龍去脈，此前派出所已基本查清。該案的涉案人員年齡都在15歲至22歲左右，除了這次的案件，他們近些年來到處作奸犯科，儼然成為了禍害一方、小有名號的惡勢力。為了避免這夥人做大做強，局裏決定立案後移交刑警，專門抽調骨幹力量將他們一網打盡。
我拿到材料看案情，得知引線人物叫王大雷，是一個2017年6月份才刑滿釋放的家夥，此人之前因為故意傷害、尋釁滋事多次被判處刑罰，性格暴躁，做事不計後果。2017年11月，他“承接”了一個舊村改造拆遷工程後，本以為憑借自己蘿卜加大棒的手段，一定會如期完成，沒想到，有一戶要價太高，始終拆不動。
“忍”和“讓”不是王大雷的風格。“我就是惡人，還有人敢在我麵前裝惡，軟的不吃就來硬的。”——這是他在第一份材料中的話，能感受到他當時對這戶人家的怒氣。拆遷工作的工程款是和約定日期緊密相關的——按照約定日期如期拆除完畢，他就能順利拿到工程款，晚一天，工程款就要折扣兩成，一旦晚個三四天，“不但一分錢不掙，我還要賠錢”。2018年6月，臨近拆遷工期的最後時間，王大雷再也耐不住性子了，他糾集了30多名小混混，將這戶人家的70多歲的母親和她40多歲的兒子給打了。
了解完案情，我們緊密部署，相關人員分配到相應的小組，很快就將犯罪嫌疑人全部抓獲歸案了。
一個叫“亮哥”的男孩是這個團夥的老大，21歲，他長得胖乎乎，戴著黑框眼鏡，看起來很普通，甚至帶點憨厚，但卻是最滑、最精的一個。他坐在審訊椅上不到1小時就說自己腰疼，還說自己包裏有腰椎間盤突出的病曆本——我們知道，這肯定是他跟公安機關打交道多了，一直都準備著材料，寄望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我們的特殊照顧。
審訊全程，亮哥表現出一副老實巴交的樣子，有問必答，聲音很弱，不管問及哪起案子，都稱自己隻是跟隨別人參與，對什麽事也不了解，大多數案件在事後都沒有獲得什麽實際利益。“是他們非要叫我‘大哥’，我本來就比其他人年紀大些，就接受他們這麽叫了。”他一臉無辜的表情，要是沒有看見他的案底，我幾乎都要相信他了。
而這個團夥的“小弟”們就沒有了亮哥的這份沉穩，滿臉都寫著不服氣。有個叫“大鵬”的，17歲，單親家庭，一直跟著母親生活，不知天高地厚，全程仰著脖子、噘著嘴，問什麽都說“不知道”，審訊民警忍不住嗬斥他幾句，他就擺出凶狠不服氣的表情，斜著眼看著審訊民警挑釁說：“你打我？”還有傻乎乎的未成年人“阿淳”，一開始我們甚至聯係不到他父母，他說他母親早跟人跑了，父親從來不管他，我們隻得聯係村委會的人到場。審訊期間，他好像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一樣，更不知道自己參與其中的後果，吃飯吃得比誰都香，心態比誰都好。
這些孩子裏麵最令我好奇的是李帥。他22歲，是犯罪嫌疑人裏麵年紀最大的一位，也是其中唯一一位在校的大三學生，讀的還是一本院校。他是我負責抓捕歸案的，我們查詢他從這年7月1日放暑假開始，幾乎天天都在網吧泡著，所以抓他是最簡單的，不像其他同案犯，還要在網吧和旅館蹲點守候很長時間——比如大鵬，民警守候了10多個小時，深夜才將其逮住。整個到案過程，他也很配合，不像大鵬和阿淳，拒不跟公安機關走，還大喊大叫，抓捕同事們不得不給他們上手銬拘傳。
我當時在網吧，問：“你叫什麽？”
“李帥。”
“我們是公安局的，你涉嫌尋釁滋事罪我們依法傳喚你，這是傳喚證，跟我們走。”
“噢。”他什麽表情也沒有，也沒看傳喚證，轉身就從網吧座位上站起來跟我們走，到了前台還不忘退網。事後，我問他是不是怕浪費錢，他說是怕占著位置讓別人沒法上網。
“白麵書生”——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白白淨淨，一臉稚嫩，看起來很單純。我查過了，他父母健全，家庭條件也還行，是這個小團夥中唯一一位沒有文身、不以違法犯罪為生活來源的人。
從各方麵來講，李帥都不應該走向這條路啊。
2
嫌疑人抓捕歸案當天，我們就對他們進行了審訊，晚上將他們就關押在辦案區。李帥很配合，對自己與同夥涉嫌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據他供述，2015年他剛上大一，放假在離家一街之隔的網吧玩遊戲時認識了亮哥、阿淳、大鵬等一批人。這些人每天都在網吧共同進出，遊戲玩得好，滿嘴江湖習氣，每個人都有女朋友。李帥很快和他們打成一片，知道了亮哥和阿淳、大鵬是拜把兄弟，亮哥每天管著他倆吃飯住宿，長年累月地安排他們住在網吧旁邊的旅館。
和他們交往久了，李帥知道亮哥家境較好，父母離異後他就跟著父親過。等父親組建新家庭後又有了小孩，他便不願跟父親和後母同住，拿著父親給的生活費搬了出去。亮哥初中畢業就輟學了，跟社會上的人走得很近，常常混跡在小城步行街這一帶，別人稱他們“步行街幫”，他們也很樂意接受這個稱號。
步行街不遠處有所學校，學校裏學習不好的學生都以亮哥為榜樣，也經常請亮哥為他們出頭——比如看誰不順眼，感覺誰不尊重自己，或為爭女朋友要顯示勢力時，就要去找亮哥。如果有誰想在學校充“老大”，就更需要亮哥的支持。對這些學生來說，能認識“亮哥”是一種榮幸，誰能取得亮哥的支持，誰就是學校裏勢力最強的一派。而收到學生們的這些需求後，亮哥則會帶著阿淳、大鵬等人充當“地下執法隊”前去應援，他們的黑話叫“出警”。
亮哥為這些學生們“平事”，除了收取對方的“上供”，還能收獲被人需要的虛榮心。另外，還有一些心思不在學習上的女生也很“崇拜”他，他便將她們介紹給自己的“小弟”當女朋友，這樣小弟們對他更加死心塌地。
亮哥手裏一直有錢，一靠父親給他的不菲的生活費，用這些錢放貸，利滾利；二靠帶著自己的小弟“出警”，掙“場子費”。他的業務範圍不隻局限於學校，還和其他“大哥”們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哪裏需要人手，相互發個信息，都能帶著自己的“小弟”們第一時間趕去支援。
2018年6月初，王大雷電話聯係了亮哥，說明事由後，亮哥立馬喊了30多人到現場，其中就有李帥。“釘子戶”家的母子沒見過這麽多人，不知該怎麽辦，隻得使出各種撒潑耍賴的招數，讓現場愈發混亂。眼看著不製止他們就要徒勞無功，萬一有人報警，所有努力都要白費。現場有人突然喊了一聲“打”，所有人便一擁而上，把母子二人一個打成輕傷二級，一個輕微傷。
事後，亮哥得了3萬元的“場子費”，他給每個參與的“小弟”200元，作為“辛苦費”。
李帥供述的這些事情與同案犯供述基本一致，我知道，李帥具備很好的認罪態度。
“你知不知道你們把人打了，公安機關肯定會去抓你們，肯定是跑不掉的？”
“知道，我知道這都能構成故意傷害罪了。”
聽著李帥的回答，我意識到，他對於跟隨亮哥犯罪的對錯、危害後果都很清楚，但為何他還心甘情願認亮哥為“大哥”、和他結成拜把兄弟，甘願跟他去為王大雷“出警”？
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了李帥。
“兩年前，亮哥給我介紹了個16歲的女朋友。”李帥回複道，然後說，上學期間他和女友沒有聯係，等放假後女朋友就過來陪他，這讓他很開心。兩個月前，他在學校聽說自己的女朋友“劈腿”了，就趕回來找了亮哥的兩個“小弟”，打著亮哥的名義對女友的新男友毆打了一頓，並以“被壓著腳了”為由，強行要求對方賠償自己5000元“損失”。
“你領著兩個人去，為什麽還要打著亮哥的名號？”
“是亮哥讓我們在外麵有事要提他名號的，如果對方不害怕，亮哥就很生氣，會自己帶著人去教訓對方。如果對方害怕，亮哥就會很高興，我知道這是為了滿足亮哥的虛榮心。我也願意提亮哥，提了後，看著對方害怕的樣子，我心裏就飄飄然，很過癮。”
“拿著那5000元感覺很痛快，很了不起，人也變得自信和高大起來了。”從此，李帥就死心塌地地跟著亮哥，成了亮哥犯罪團夥的主要成員。
我們查到李帥的檔案，因為那5000元，被害人直接報警，告他“敲詐勒索”，最後是他的家長賠償了一筆錢才讓他“取保候審”。可沒想到，這件事倒成了他徹底進入亮哥團夥的推進器。
“現在想想，都是虛榮心在作怪，被你們抓了後，我們什麽也不是，真是跳得越高摔得越慘。”
聽著李帥這麽說，我知道他大概是有了悔意，繼續追問：“一個女朋友就把你收買了，憑你的條件和長相，找個女朋友還不簡單？”
“女朋友隻是表象，通過女朋友這些事兒，我感覺到自己被亮哥他們關心著、照顧著，他們把我當自己人。我有什麽事，他們會真往前衝，跟他們在一起，我不用壓抑自己，能完全釋放自己。”
他這個想法很有代表性，道出了這個團夥如此穩固的原因，也說出了這個團夥不斷違法犯罪的動機。或許，隻有李帥這個大學生才能總結和分析得這麽到位吧。
我又問：“你天天和亮哥他們在一起，父母也不管你？或者說，難道父母的關心趕不上一個外人？”
聽我這麽問，李帥一反之前的侃侃而談，竟然低頭沉默起來了，任我再怎麽問，他都閉口不言。我隻好結束當天的審問。團夥裏其他人是父母不管或者管不了，李帥明顯不是這種情況，我心中隱隱感覺，他和父母之間可能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經曆。
3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看到一個50多歲的男子在大廳搓著手來回走著，個子不高，穿著板正。我上前一步問：“你找誰？”
他看著我，仿佛聽不懂我的話，我又重複幾遍，他才說道：“我是李帥的父親李強，是我害了他，都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
“你怎麽知道李帥在這兒？”我有點驚訝。
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示意自己聽力不好，我隻得大聲再說一遍。
“李帥媽媽到網吧給他送飯，網吧前台的人說他被警察帶走了，我就問和李帥一起上網的小孩家長，今天一大早才找到這裏。”他的聲音很小，有些啞，語氣中帶著哀求。
李強來得正是時候——因李帥涉嫌尋釁滋事，已經被我局依法刑事拘留，按法律規定，需要通知家屬，我正準備給他打電話。
他在簽完家屬通知文書後，情緒略微平靜了一些，但口中仍然不斷喃喃自語：“都是我的錯，不能怪李帥……”語氣和神態多是自責。我忍不住好奇，問他為什麽這麽說。
李強立馬拉住我的手說：“警官，李帥快10年沒和我說過話了。從小我就一直沒管他，才造成他現在犯罪了，我知道我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但我也沒辦法。他犯法是自作自受，我不說什麽，但是我想求你們能幫幫他，讓他少判點，需要賠多少錢我都出，求你們幫下忙。”
我告知他，根據恢複性司法理念，公安機關促成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賠償、促成雙方和解，同時犯罪嫌疑人也能得到從寬處理，這是合法的：“需要你出錢賠償的時候，我會通知你的，我們也會給被害人做工作，爭取讓他們諒解李帥。”
李強聽我說完，放鬆了一些，眼見著我要走，欲言又止，然後還是開口說：“警官，能不能耽誤下你的時間？我想給你說點事兒，李帥變成這樣責任都在我，你們不要怪他。”
看他這麽認真誠懇，加上我對李帥的犯罪原因也有太多疑問，便帶他進了一個空房間，決定聽聽他的故事。
一坐下來，李強深吸一口氣，說：“李帥性格隨我，臉皮薄，自尊心強，拉不下臉來。加上從小被他媽慣著，脾氣就更擰了。我在他筆記本裏發現了一些他和他媽說不出口的秘密，打擊到他自尊心了……”
這第一句話著實讓我一驚——雖然李強說得很含蓄，但我迅速明白了那“說不出口的秘密”指的什麽。我沒有打斷他，他停頓了一會兒，咽了一口唾沫，開始說起這個家庭的往事。
4
李強自結婚前開始就一直在建築工地工作，如今已經20多年了。他常年在外地，一年在家的日子加起來不超過2個月，有時連春節都不在家，耳朵被工地的各種機械噪音震得快聾了。
因此，照顧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李帥的母親陳芳身上。陳芳是家庭主婦，專職帶孩子，性格溫柔，很有耐心，為了讓兒子吃上放心的新鮮菜，甚至在春夏兩季還專門種了半畝菜園。
李帥小時候很活潑，長得也跟粉麵小人兒一樣惹人喜歡。因為常年在外，看不見兒子，但凡回家一次，李強對兒子都格外寵愛，有求必應，那些妻子不讓兒子吃的、玩的、用的，他這個做父親的都會統統答應，即便這次不行，也會在下一次達成兒子的心願。因此，李帥也很喜歡父親，很把父親的話當回事。
李強每次回家，都會按照此前的承諾給李帥帶禮物。李帥每次收到禮物後，都會高興得尖叫連連，到處和小朋友們炫耀。可有一次，李強忘記了禮物的事兒，李帥很是失落，就不和他搭話了。
“他肯定是覺得我不喜歡他所以才忘了，我知道他的這點小心思後，以後都沒再失約過。”
就這樣，禮物成了李帥對父親的期盼，也成了李強對兒子的寄托。這種父子之間的默契，也讓李強覺得自己稍微參與了一下兒子的生活，心中略感欣慰。李帥也不負所望，學習一直名列前茅，獎狀年年拿。
“李帥媽媽的奶很好，李帥吃到快4歲才斷奶，但即便不吃奶了，到了晚上，李強還必須摸著他媽媽的胸才肯睡。那時他媽就說孩子大了，不能讓他摸了，我說沒事。”李強本以為，這是孩子對母親單純的愛，他還跟妻子陳芳開玩笑說：“他是你身上掉下來的肉，就算摸，也是相當於你摸你自己。”
李強經常當著母子二人的麵說這句玩笑話。李帥聽了後，應該就放在心裏了——因為他喜歡父親，接受父親的話。而女人對孩子的愛隻會更泛濫，所以陳芳也認可了這個觀點，往後經常洗澡、上廁所不關門，哪怕是李帥逐漸長大，她還是當著兒子的麵換衣服。
令他們夫妻倆沒想到的是，隨著李帥進入青春期，有了性欲望和自主意識後，他對母親的感情發生了微妙變化。
有一天，李帥上學去了，陳芳去幫他整理房間，沒想到竟然在他的被子裏發現了自己的內衣。陳芳很納悶，不知是李帥故意拿的，還是自己沒注意不經意掉在這裏的。這個問題著實有點尷尬，她就把內衣拿回自己臥室，也沒多問。
然而，那以後陳芳經常找不到自己的內衣，次數多了，她便確認，這是李帥故意而為之。她心裏很擔憂，但又不知道怎麽開口和兒子說，隻好將內衣鎖了起來。一次她回家看到李帥把家裏的抽屜和衣櫃翻得很亂，就問他在找什麽。李帥很煩躁，怎麽問也不答，還一個人生了好久悶氣，不同母親說話。
“李帥是順毛驢，不能在他倔的時候捋。”陳芳怕常年不在家的李強不知怎麽和兒子相處，經常提醒丈夫這一點——陳芳從來沒有一次是采用強硬手段拿下兒子的，從小到大一直被兒子牽著鼻子走，哪怕是李帥性意識勃發、提出了非分的想法，她也依然妥協了。
那次因為內衣的事，李帥和母親冷戰僵持了一周。陳芳知道兒子的脾氣，依然給他做好飯等著，洗好衣服放著。她早習慣了家裏靜悄悄的，但這麽長時間的僵局還是第一次，但是她能做的，也隻能是等兒子自己把氣順過來。
僵局是由李帥打破的，而陳芳的心慈，也讓兒子陷入了萬劫不複。這天晚上，陳芳在睡夢中，感覺到有人鑽進了自己的被窩，一雙手抓著她的手放在了一個部位，猛地驚醒——竟然是李帥用手抓著她的手在手淫。陳芳抽出手把兒子推開，李帥就赤身裸體在床上打滾耍混。陳芳穿好衣服讓他下床，他卻擺出了誓死不從的樣子，說“就這一次”。為了阻止兒子的哭鬧，陳芳妥協了。
可李帥青春期的衝動如管湧潰堤一般，陳芳為了不讓兒子陷得太深、做出更大違背倫理的出格事，隻得退而求其次，後麵繼續為他手淫，並答應其保密。李帥每次在事後也很愧疚，向母親懺悔道歉。陳芳開始時會抱著兒子安慰他，後來也就無所謂了，還和李帥開起了玩笑，揶揄他“真多餘”。
其實陳芳也是故作鎮定，她隻能通過玩笑的方式給自己解壓。她心裏想的是兒子快點長大，快點度過這一道坎，她相信時間能解決這一切。畢竟，這是每個青春期男孩都會經曆的，或許這是一次特殊的性教育，李帥經曆了，然後會對性祛魅，也就會成熟起來了。
李帥則一次次地被這種矛盾心理糾纏得很痛苦，他將自己的心事都寫進了日記本裏。
5
李帥上初二時，李強在春暖花開的5月底回家了。有天晚上，李帥在夜深突然闖進他們夫妻倆的房間，看到父親和母親一個被窩，就呆呆站在旁邊。
起先陳芳是安慰兒子，後來就開始罵了起來，讓他回自己房間。李強不明所以，但是他那次明顯感覺到，兒子看妻子的神色和以前不一樣，而妻子也似乎在躲著兒子什麽。李強感覺不適，覺得可能平日裏都是他們娘倆在一起，如今自己像個陌生人闖回來一般，自然需要讓兒子適應一下。
然而，“有一天大清早，我一開門看見李帥在我們房間門口坐著睡著了，他一晚上都在監聽我和他媽媽……”
這一次，李強沒有再息事寧人。等李帥當天上學後，他便開始逼問妻子到底出了什麽事。陳芳一開始什麽都不說，李強翻箱倒櫃，找到了兒子的日記本。看完後，李強氣得一巴掌揮到了妻子臉上，陳芳沒為自己解釋，隻是事無巨細地將事情的來龍去脈講給了李強聽，還懇請他不要傷害兒子，一個勁兒地保證：“李帥不會變壞的，過了這個坎就會好起來……”
為了不讓兒子難堪，陳芳偷偷把那本日記本燒了。李強則請了長假，準備陪兒子過完暑假再走。那個夏天，白天沒事兒的時候，他基本不出門，就一個人在家自己跟自己玩撲克，也不怎麽說話。
李強性格偏內向，但是自尊心特別強，幹什麽都不服輸，之前每次一回家都會去走訪親朋好友。而這次，村裏的親戚朋友還是像往常一樣三天兩頭喊他出去喝酒，但他一直不去，村裏就有人傳閑話，說他被工地開除了。
“我就是想讓李帥看到我這種反常，自己心裏有點數。”李強這麽說，是覺得他作為過來人，知道麵對青春期的性衝動猶豫不決、放任自流，會惹火燒身，這樣會害了兒子，害了整個家庭。但是他也沒想好怎麽和兒子怎麽說這種事，加上自尊心作祟，隻希望兒子看了自己反常行為能“自動變好”。
幾天後，李帥發現他的日記本不見了，意識到了父親知道了一切。家裏三口人誰都沒有提——這層窗戶紙似乎薄如蟬翼，但實際上卻像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誰都不知道揭開這層窗戶紙會帶來什麽後果，也不知道該如何麵對這個問題。整個家庭都感到不自在，以前那種無拘無束的快樂氣氛徹底消失了。
到了7月，李帥放暑假了。為了涼快，李強一般是早上5點出去下地幹活，幹到9點回來。但好巧不巧，一天他在6點多回家拿工具時，從院子的玻璃看到房間裏李帥母子倆正待在一起，因為反光，他其實也沒看清是什麽情況，但是他的心卻怦怦直跳。
他急匆匆推開門，看到李帥光著身子在黏著陳芳。李強知道兒子的目的，一時像發瘋一樣，拿起地上的四角木頭板凳就朝他砸了過去。李帥被砸倒在地上後，李強還衝上去踹了他幾腳。
反應過來的陳芳，趴在兒子身上，大聲喊：“你打死我倆算了！”
李強滿含怒氣，把家裏的鍋都砸了，然後摔門而去。
“我當時就是打算不過了……”李強捂著臉，也不再看我。
那天深夜，李強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李帥早已睡了，陳芳躺床上裝睡，一家人就這麽安安靜靜的。第二天，所有人都像什麽事沒發生一樣。
隻是自那以後，李帥再也沒和李強說過一句話。後來，李強發現他在新的筆記本上寫上了一句：“誰知道，我的心裏有多苦？誰在意，我的明天去何處？”
李強也好不到哪裏去，那天後，他各處找親朋好友喝酒，借酒澆愁。一個半月後，他決定不在這個家待了，於是收拾好行李，沒和妻兒說一句告別的話便回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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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尷尬，李強這次離開家後，就待在工地常年不回家了。陳芳給他打去電話，說李帥從被打後再也不黏著她了，一心都撲在學習上，學習成績很好。
最終，李帥高中畢業，順利考上父母滿意的大學，在大學學習成績也很好，每月的生活費，陳芳給打多少就多少，從不多要，也從不提什麽多餘的要求。每年的寒暑假李帥都回家，但他隻在家待一個晚上，第二天就去網吧了，就一直在網吧待到開學，中間隻偶爾回家洗澡、換衣服。陳芳勸了一次又一次，嘴都磨破了，李帥就是吃了秤砣鐵了心，怎樣都不肯回家。
“就是那次打李帥，把他的心從家裏打飛了，打到他狐朋狗友那兒了。他不回家，天天泡在網吧，慢慢學壞了。其實，我那一打，也間接把那層窗戶紙徹底捅破了，他不再和我說話，我更拉不下臉來主動找他說話。”李強再次抓著頭發懊惱地說。
從2017年夏天開始，李強就不再上班了——因為雙耳聽力障礙最終被認定為二級傷殘，工傷保險基金一次性支付給了他25個月的工資，保留勞動關係，退出工作崗位，他可以每月從單位領取工資85%的傷殘津貼。他用積蓄在主城區買了房，裝修好後，一家人就住進去了。他打算等李帥畢業後，父子兩人好好修複關係，然後等李帥結婚時，這套房就作為新房。
2018年5月，李帥打架勒索女友新男友5000元，李強為此賠償了一大筆錢，換來李帥取保候審12個月。那天李帥從派出所出來時，李強和陳芳都去接他，李強本想教育他幾句，但是話到嘴邊，還是沒說出來。父子倆還是一句話也沒說，李帥回家後，第二天就去學校了。
沒有想到的是，這才過了2個月，李帥又被公安機關抓了。李強聽說取保候審期間犯新罪，再取保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李帥還有一年就要大學畢業了，本可以有一個美好前程的，現在都將化為泡影。
更讓李強難受的是，這一切本可以避免。他後悔5月份沒有拉下臉和兒子說說話，也後悔在兒子初、高中期間沒將事情擺在桌麵上好好說清楚。他後悔自己因為那該死的臉麵，不敢麵對兒子，不敢鼓起勇氣走出解開心裏疙瘩的第一步，“總之，我沒盡到當一個父親的責任”。
李強用手搓了一把臉，很無奈地繼續說：“實際上李帥和他母親的秘密是屬於過於親密，按照倆人一直以來的做法，越界不多。如果不是李帥日記本中寫的那些，他娘倆親親抱抱摸摸的我都能接受。我常年不在李帥身邊，沒對他進行正確的性教育，讓他媽媽一個人天天麵對他，所以都怪我，都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不能怪孩子……”
我知道，一個男人能說出這些事不容易，也知道，作為父親，李強自揭家醜，是為了告訴我李帥本性是好的，隻是缺乏正常家庭教育，交了不良朋友才導致一時犯錯，與其他犯罪嫌疑人不同，這樣一來，我們可能會對李帥從輕處理。
隻是，感情的歸感情，法律的歸法律。
李帥被送進了看守所後，李強聘請了律師，律師嚐試著再次為李帥申請取保候審，但我局決定不予變更強製措施。
更讓李強遭受打擊的是，這次李帥參與的案件是一個惡勢力團夥案，李帥與亮哥等人經常糾集在一起，參與了尋釁滋事、介紹賣淫、敲詐勒索等3次以上犯罪，已經在一定區域內形成了非法影響，性質很嚴重、情節很惡劣，符合惡勢力團夥的構成要件。
後來李強又來了局裏幾次，給我聊了一些近況。他說，李帥的事兒讓陳芳崩潰了，每天在家裏發泄著不滿和委屈。他任憑妻子的巴掌打在自己身上，“我倆都太恨自己了，把這麽好的孩子給養成這樣，不能怪孩子，都怪我，讓我去給他坐牢吧……”
我理解李強的悲傷，但是他沒辦法，他隻能自己扛下所有的錯，因為如果把妻子的過錯說出來，受傷的將是所有人，他和妻子都沒這個勇氣。看著他痛苦的樣子，我能做的隻是安靜坐在他身邊。等他緩過神來，我給他倒了一杯水，安慰他：“向前看，走下去。”
根據經驗，我告訴李強，在家庭關係裏，他們3個人都互相愛著，但都不知道怎麽去愛，在一步處理錯誤後，與愛越走越遠，也讓李帥越發缺愛。李帥在青春期內，麵對欲望，不知怎樣克製和釋放，加上青春期的男孩子在某一段時期內會出現想脫離父母發展的自主性，如果與父母的關係處理不好，就會讓他們走向同伴，跟隨同伴的習慣、語言和規則，改變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甚至通過攻擊行為外化他的情感問題，直至不計後果地做出違法犯罪行為。
“你必須先放下包袱，接納李帥，告訴他，你一直都很愛他，要陪伴他，彌補他，不要給他壓力，不要一家人都互相戴有色眼鏡看自己和對方，隻有這樣才能走出來……”
李強愣愣地看著前方，輕輕地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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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帥自己選擇走進網吧不一樣，同案的大鵬和阿淳更多是沒得選擇。
我們到大鵬和阿淳的家中和村裏了解，得知他們的家庭情況和個人成長與他們自己說的基本相符，都是單親家庭。大鵬的父親就是一個酒鬼，每次喝酒後就喜歡開車，出了多次事故，把家底都賠光了，曾被判拘役兩次，醉酒後還家暴，所以妻子起訴離婚，大鵬才跟著母親過。因為從小被父親打罵，大鵬養成了又愣又橫的性格，一根筋，“不服就幹”，從來不考慮後果，初中畢業後，他整天在社會上瞎混，對朋友兩肋插刀，很講“義氣”。
村裏人對大鵬母子的遭遇很同情，但是誰都不敢和他們走近了，因為誰和大鵬的母親走近了，大鵬的父親就去找誰麻煩——他還經常到前妻工作的地方去鬧，大鵬的母親被逼得根本沒法生活，找份工作，最長幹不到一年就被鬧沒了，日子過得很艱辛。
阿淳生活在山區農村，父親好吃懶做，吃喝賭樣樣俱全，母親受不了就跑了。父親常夜不歸宿，什麽也不管，阿淳就跟著爺爺奶奶長大，好不容易讀完初中，怎麽也不肯讀了，到城裏跟著比他大的“大哥”們瞎混，最終投靠了亮哥。阿淳自己啥都不懂，傻乎乎的，但是正是他這種性格，所有人都很喜歡他。
亮哥在有了死心塌地的“小弟”們後，“為讓大家過上好日子”，帶領眾人在他們活動的那一片區域尋釁滋事、敲詐勒索、介紹賣淫、故意傷害，成員間奉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江湖習氣，什麽事都隻講“哥們義氣”、不講對錯。他們甚至有意實施違法犯罪，打響自己的名號。隨著他們違法犯罪次數變多，他們的勢力和名聲越來越大，知名度也越來越高，團夥中的每個成員都欣然地享受這種滿足感和虛榮心。
這些問題青年就這樣“組建”了自己的新“家庭”。了解了他們的故事，我也更理解了李帥。李帥同其他小孩一樣，在成長過程中缺愛，渴望愛，卻又不知道怎樣去愛，沒人關心、沒人引導，就走向了違法犯罪的深淵。
最後，王大雷因尋釁滋事被判刑，亮哥團夥成員的多數家長都對被害人給予了一定的賠償，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加上所有犯罪嫌疑人到案後認罪態度都較好，法院根據案情對他們分別予以了適當的從輕處理。但亮哥等人被法院認定為惡勢力團夥，亮哥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大鵬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阿淳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李帥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2022年夏天，因為工作關係，我到李帥所在的轄區派出所，順便跟社區民警打聽起李帥，民警說李帥在2020年上半年被釋放了，是他們派出所登記在冊的刑滿釋放重點人口，他平時表現很好，隻是大學的文憑拿不出來了，找了好幾份一看就知道幹不長的工作。因為疫情關係，李帥也沒打算外出闖一闖，大多數時間都在家裏，每次來所報到，父母都陪著，“看起來白白淨淨斯斯文文的，不像是個罪犯”。
亮哥、大鵬、阿淳他們，至今仍未出獄。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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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末夏初，彭帥站在玉橋街的艾可幼兒園門口，扭頭回望那座不算高大、甚至看起來有點灰撲撲的教學樓，心裏像堵了一塊沉沉的鉛塊——1小時前，他剛在教學樓的辦公室裏簽下了這家幼兒園的轉讓協議，他知道，從簽下名字的那一刻起，這家由他親手創立、用心經營8年之久的幼兒園，就此易手了。
那天的景象一直如刀刻般留在彭帥心裏：遠方挖土機的轟鳴聲若隱若現，旁邊大朵大朵的梔子花，香味濃得好像晚風都吹不散。幼兒園外的花開之後，這樣的香氣他幾乎每天都能聞到，但他知道，這天之後，那些花兒就和他沒有太多關係了。
彭帥心事重重，不久之後，他還要關停公司旗下的另一家幼兒園。可他沒有意識到的是，這兩家幼兒園的關停並非偶然，一年後登上話題熱點的“民營幼兒園關停潮”，其實在此時已經悄無聲息地拉開了序幕。
1
2015年，彭帥在玉橋街創立了艾可幼兒園（一園）。彼時由於大部分公立入園名額一票難求，許多家長都轉而投向民辦幼兒園的懷抱，幼兒園行業風頭正盛，是眾人眼中真正的朝陽行業。
彭帥和同行們覺得迎來了行業的春天——2016年國家全麵開放二胎政策後，新生兒的數量迎來了一波小高峰，2016年、2017年中國新生兒數量分別為1883萬人、1765萬人，是繼2000年之後最高的新生兒數據。
與之對應的是，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2019年的民辦幼兒園數量也達到了頂峰，全國多達17.32萬所。2年後出台的一份關於民辦幼兒園產業競爭現狀及投資前景分析報告也顯示：在幼兒園品類的結構構成中，“中國民辦幼兒園數量長期占據幼兒園總數量六成以上的比例”。
彭帥在當時的政策、分析報告和艾可幼兒園亮眼的經營數據的鼓勵下，躊躇滿誌，準備在這個行業大展拳腳。他性格沉穩，辦事並不魯莽激進，經過了慎重的選址和籌備，在艾可幼兒園進入到穩定成熟的發展期後才開始自己事業版圖的擴張——第二家和第三家幼兒園分別在2018年3月和2019年9月開園（下稱二園、三園）。
2020年1月，彭帥在武漢的第四家幼兒園（四園）正在緊鑼密鼓地施工裝修，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那時他還沒意識到，從此一切都將不一樣了，當時他所有能想到的，是如何拚盡全力去度過這一場從天而降的危機。
直到現在，彭帥回憶起當初仍是百感交集。相較於大部分身邊朋友對於生死的恐懼，他身上多了一層壓力——3個運營中和1個施工中的幼兒園齊齊關停，何時能恢複正常，是一個巨大的未知數，已知的是4個園區的固定租金和老師員工工資的龐大缺口——他的幼兒園，也在經曆一場生死劫。
之前已經投入運營的3個園區，僅僅房租和工資，每個月每家都需要20到50萬的純支出，四園雖然暫時沒有工資支出，但因為占地麵積大，每個月光租金成本也要10萬多。對於彭帥來說，每個月在毫無進項的情況下，他要承擔著近百萬的現金流支出。
2020年4月解封後，彭帥和同行們幾乎快把教育局的門檻踩碎，大家都在問“到底什麽時候能開學”，教委的回複，從“4月底應該能開學”變成“爭取5月吧”，再到“6月看看能不能開兩天，讓你們減少一點損失”，遲遲給不出一句準話。
彭帥能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希望在一天天破碎，到了最後，他的期盼已經退化為“能開一天都是好的”——能開一天，就能挽回一天的損失。
然而，為了防止管理失控，全市的中小學和幼兒園最終全都等到當年9月才正式開學。開學那天，彭帥忍不住仰天長嘯，旁人恐怕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他這9個月是怎麽度過的——他和另2位合夥人賣了車，抵押了幾乎所有的房產，孤注一擲，努力維持住現金流，才終於熬到了幼兒園正常開學。
二園是相對幸運的，彭帥與房東最終商議達成一致，減免了3個月的租金，老師們也同意隻領取基本工資，所以盡管當年9月的招生情況並不理想，但踉踉蹌蹌，還算是勉強能合得上賬。
但一園和三園的境況著實令他堪憂。
一園開在本市的老城區，也是鬧市區，寸土寸金，租金高昂，園區規模不大，但勝在周圍人群基數大，生源豐富，原本運營情況一直不錯。可出乎彭帥意料的是，疫情之後，這個成熟的園區，就如同一位突受撞擊的老人，看似硬朗的身子骨在受傷之後，就沒法再緩過來了。
緊隨其後的是三園，這家幼兒園開業於2019年9月，隻運營了三四個月就迎來了疫情。伴隨著9個月的關停，稀薄的基礎完全無法應對後期生源缺乏帶來的壓力，入不敷出的三園，資金鏈毫無懸念地斷裂了。
2
一園秋季招生不理想，是彭帥意料之中的事情——疫情過後，大量的外來人口離開本市回了老家，這場出於人本能的趨吉避凶的遷徙，讓這個城市的各個方麵都大傷元氣。他身邊的朋友、熟人都在抱怨，工廠招不到工人，本地土著的房出租不出去，許多小商販的門店都掛上了“停止營業”，連保姆保潔都變得炙手可熱。
他相信省會城市對周邊人口的虹吸能力，也相信隨著時間的推進，一切都會慢慢回到最開始的模樣，所以覺得這隻是暫時的狀況，並未過分擔憂。
但他隻判斷對了一半——後麵的一年裏，外來人口確實如潮汐走了又回，周圍的各種口音漸漸豐富了起來，可幼兒園的生源卻遲遲沒有回暖。
2020年9月複學後，一園苦苦支撐了一年多。盡管營收一直不理想，但畢竟是自己開的第一家幼兒園，是自己事業的起點，有著特殊的感情和意義，再者，一園的很多老師都是從開園之初便守著這家幼兒園了，幾年的時間下來，大家早已生出了比雇傭關係更深一層的感情，所以彭帥不願意輕易關停它。他雖然口中歎氣，眼神卻堅定：“隻要這家園不虧本，我就會堅持開下去，就當養著這群老師們吧。”
那時彭帥還沒有意識到，這一年的“招生難”隻是困局的開端，他忽視了那條從2016年之後就平緩卻又堅定地一路向下蔓延的生育率曲線——在教育部的統計數據裏，2020年中國民辦幼兒園入園兒童數量為819.32萬人，較2019年減少了85.36萬人，同比減少9.4%——這一年幼兒園的新生生源，還是2018年左右的出生嬰兒，而2020年之後斷崖式下降的生育率，要在2023年才會真正對他露出猙獰的麵容。
2020年，全國範圍內超過5千所民營幼兒園倒閉停業，2021年則是被彭帥的業內同行們普遍稱為“幼兒園生源荒元年”——不僅是彭帥的幼兒園如此，周邊的數家幼兒園全都籠罩著化不開的愁緒。
“那時候，一園實在是招不來學生了。”彭帥對著我歎出一口氣，“我們做幼兒園，到現在已經做了七八年了，招生經驗足夠豐富，也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流程體係。可是，沒有生源，蛋糕無論如何做不大，你就一點辦法也沒有。”
一個學年結束後，彭帥垂著頭麵對著一園的賬本：2021年一年時間，新進生源隻有50餘個，而往年，這個數字應該是100多。最終盤點一番，僅這一年，一園的虧損便達到了近50萬——幼兒園，不再是往常人們概念中的“會下金蛋的鵝”了。
再深的感情亦是抵不過現實的殘酷，幾番思慮之下，彭帥還是決定關停了一園。同樣，三園在2021年虧損了40多萬後，也靜靜迎來了關門的一刻。
於此，彭帥公司旗下就隻剩下二園和四園還在舉步維艱地繼續掙紮。
我去過艾可幼兒園的二園，它坐落在本市的經濟開發新區，處於新老城區的交界處。相較已經關停的一園和三園，二園的選址有其獨到之處，這也是它現在尚能正常運營的基礎因素之一——這個地段看似不那麽起眼，沒有老城區的繁華與車水馬龍，也沒有新區高科技企業集中的現代化感觀，但卻有足夠多的流動人口和外來務工人員子女。
這所幼兒園看起來和常見的民辦幼兒園並無太多區別，透過圓拱形的柵欄鐵門望進去，是一大片鋪著彩色塑膠的操場，占地1000餘平米，各種活動器材足夠孩子們的運動和娛樂；教室麵積600餘平，室內外合計1650平米，在彭帥的計劃裏，能容納10個班級、最多300名孩子——若是招生能達到滿員，運營數據雖不至於暴富，但也完全可以細水長流。
在過往幾年，二園的招生一度確實是按彭帥的預期穩健發展的。2018年春季開園時因為是學年中期，才招到了40多個孩子，可到了當年9月，招生就達到了100人。2019年的兩個學期，生源逐步增多，肉眼可見是平穩發展的趨勢——直到2020年春節前後疫情爆發。
靠著較低的租金成本，二園熬過了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也熬過了2022年下半年幾乎整整半年時間的封控關停，但它如今同樣無法回避的，依然是“生源減少”所帶來的衝擊。
從2021年開始，彭帥就有一個很直觀的感受——“孩子少了”。他的感受和統計數據是一致的，2016至2017年的生育率“小陽春”推移到3年後，便是2019年。那是大部分幼兒園迎來的最後一小波入園高峰，其中生源很大比例都屬於二胎子女——二胎政策能刺激出來的生育意願，基本還是已有生育史的家庭，“生的還願意再生，不生的怎麽也不肯生”。
那陣子，在艾可幼兒園的孩子，往往都是家裏的老大在這裏就讀過之後，老二也順理成章地跟著過來，老師們笑言這叫做“傳承”。跟著哥哥姐姐們的腳步來入園的孩子們，也讓幼兒園的招生工作簡單了不少。然而這波小高峰轉瞬即逝。2021年，彭帥和幾個園長一起做了數據搜集和統計，發現前來幼兒園就讀的二胎越來越少，新生的一胎也是越發稀罕。
生育的熱情和意願大概以“85後”、“95前”為一個模糊的分界點：前麵的“70後”“85前”就算有零星的生育念頭，也會很快被現實打回去——她們已經“生不動了”，不僅僅是自己的身體不再處於優質生育年齡，父母也年歲漸高，無法再在孫輩的養育上“搭把手”了；後麵更年輕的兩代人顯然不再有生育的執念，有時彭帥和園裏的年輕老師們聊天，那群“95後”“00後”嘻嘻哈哈地回應自己的老板說：“我們隻想自己現在能過好一點，至於以後怎麽樣，不會管那麽多。”
3
一園和三園關停後，彭帥將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二園的運營之中。生源缺乏已是事實，他和同行們同時都要直麵一個現實而殘酷的問題：如何活下來。
“搶人大戰”自是不可避免了。以往對於一家幼兒園來說，招生、運營、教學研發，工作都是同等重要，不分伯仲，但如今，二園的吳園長能明顯感覺到，老板似乎在有意無意地將招生劃為更優先的工作內容。往年的招生工作一般都在開學前的兩三個月開始推進，例如9月開學，那麽園區會在6月左右開始部署下學期的招生，但2022年春節剛過，彭帥就給吳院長下了指令，招生從4月就要開始了——這比去年的5月又提早了1個月。
吳園長有些為難——招生工作如果花費了太多的精力，那麽園裏別的工作都會受到影響。一所幼兒園的運轉，猶如一台零件眾多又緊密協作的機器，絲絲扣扣都需要嚴格契合，自己和老師們的精力是有限的，忙起來未免顧此失彼。但牢騷歸牢騷，吳園長比老師們更能理解幼兒園目前麵臨的困境，她隻能一邊打起精神，一邊安撫老師們。
安撫完老師後，吳園長自己的情緒也落入了一個小小的低潮，她回憶起去年年底的招生大戰，忍不住長歎了一口氣。
作為民營幼兒園，自然不能有公立幼兒園的矜持，大部分時候招生都需要“主動出擊”。為了迎接今年春季的入學季，從去年11月開始，彭帥就拉著幾位股東和她開了一場又一場討論會，會議的主旨便是“搶生源”。
按照討論，最先實行的，是展開一波“老帶新”的活動——若是在讀生幫助介紹來了新生，幼兒園就會給出學費減免、增送延時課和特色課等等優惠。這樣的方式最簡單直接，往年就一直作為常規化的手段，效果頗佳，幼兒園裏孩子的家長們隻要認可艾可幼兒園，便會積極幫助在親友間宣傳——但這個招生方法，也是大部分民營幼兒園的首選方案。
今年，彭帥想出了第二個方法，“利用網絡宣傳”。除了最普遍的常規發廣告帖，他在這方麵花了不少心思：想盡各種方法搜集適齡兒童的信息，然後主動電話出擊；花費不菲在朋友圈定製定向廣告，嚐試對周邊3公裏內的中年女性用戶進行精準推廣；去到各個視頻平台發視頻廣告；把幼兒園的各種活動做成“美篇”，然後在網絡上轉發……
幼兒園人手不足，老師們應對日常教學和照顧孩子們便已分身乏術，彭帥交代下來的這些任務，自然落在了吳園長身上。她一開始有點不太樂意，但並沒有多說什麽，隻是對著說明、按著步驟在電腦上學著做視頻的剪輯，找身邊的年輕孩子求教怎麽在各個平台上發布作品並且與觀看者互動。
沒多久，吳園長就感到力不從心——一個幾分鍾的視頻，背後往往需要數小時的製作過程。她實在太忙了，做視頻的時間常常被壓縮到了下班後，熬得自己哈欠連天。
吳園長問彭帥，是否可以招聘一個專業的新媒體人員來單獨負責這些事項？但答複始終沒有下文。吳園長就沒有再繼續追問，她清楚地知道，老板一直在試圖壓縮各項可能的支出，此時再去增加運營人員，顯然頗有些不合時宜。但她發現，彭帥不知何時也學會了視頻剪輯的相關技巧，在自己忙不過來時，老板便親自上陣了。
幾番操作下來，招生的情況有了一些進展，但吳園長和彭帥也累得夠嗆。
和吳園長關係好的小吳老師私下裏忍不住問她：“您說，幼兒園雖然算是服務行業，但是這麽多年，也沒看到您為招生累成這樣呢。”
吳園長揉揉眉心，苦笑了一下：“你說，現在除了這些法子，還能怎麽招生？現在彭總就像和其他幼兒園賽跑一樣，那些孩子就在跑道前方蹦蹦跳跳，咱們誰先趕上一步，誰就求到那個孩子。”
4
待到2022年11月底，彭帥和另兩位股東開了一場小會後，神色略帶嚴肅地找到吳園長商量：“我們想了想，（明年春季的招生）可能還是得降一下價。”
吳園長對這話並不意外，雖然所有人都不願走到這一步，但是其實誰都知道，“搶人大戰”貼身肉搏到了最後，肯定躲不過這一招。
二園的定位屬於中檔幼兒園，這是依據周邊生源的情況定下的。經濟開發新區的居民大多以外來人口為主，收入有限，消費能力不算太強，對價格敏感。因此，從開業起，二園的學費定價便不算高，初始定價隻要9000元一個學期。周邊的絕大多數幼兒園定價也都在類似的區間浮動，拉不開差距。
彭帥和吳園長見過太多這樣的情形：這些來省城務工的家長們並非不注重教育，為了考察孩子們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在開放日的時候，大多數家庭都是全體出動，父母，甚至雙方老人，6個人齊齊到場，他們會關注老師是否負責任有愛心，會檢查教學環境是否舒適，會關注操場是否有足夠的活動空間，會考察食堂的餐食是否衛生可口……但在考察完艾可和周圍幾所大環境相差無幾的幼兒園之後，不少家長最終決定孩子去哪家幼兒園的關鍵因素，往往就在於那便宜三五百的價格。
這種情形讓彭帥苦惱，這些太關注於價格的家長，對於區域裏每一所幼兒園來說都不算好事，大家被迫陷入了價格的博弈，精細又艱難地計算著成本與盈利的平衡點。但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彭帥也非常能理解那些家長的糾結與無奈——這般略帶窘迫、斤斤計較的狀態，才是大部分人的真實人生。
多年來，對於收費定價，彭帥和周圍的幼兒園“友鄰們”早已結出了一種默契與競爭參半的關係。可現如今，默契已悄無聲息地被打破，“降價”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事。
吳園長還想再掙紮一番。作為園長，她清楚園內的運營壓力，房租水電和人員工資的成本是固定的，收入卻在持續減少。本來就稀薄的營收早就讓她做起事情來束手束腳了，一旦再降價，她的壓力隻會有增無減：“本來轉成‘普惠園’後，學費就降了一道，現在‘普惠園’的補貼也拿不到，哪裏還能再降價？彭總，你算過賬沒有，再降大概就要虧本了。”
（編者注：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是指具有資質合格、辦園達標、行為規範、收費實行政府定價或接受政府收費指導價的民辦幼兒園，政府對學生有一定學費補貼。）
彭帥當然知道吳院長的顧慮，但也隻能強行壓下心頭的焦灼，輕言細語安撫：“我當然知道，我是比你更不願降價的啊。先不說營收的壓力，單單想到降價對我們品牌的傷害，我就心痛。降價傷客又傷己，可是又能怎麽辦呢？我們不降，別人降了，那生源就全被搶走了啊。”
兩人一起沉默了。他們都知道，生源被搶走是幼兒園最不能接受的事情之一。一名生源若是轉到別家幼兒園就很難再回來，一丟失就是至少3年，若孩子家中還有二胎，損失則更大。
聊到最後，彭帥和吳園長商量出了具體的方案：降幅定在500元/學期。但彭帥給降價的活動增加了一個限製：“做成限時優惠吧，設定為接下來的12月到明年元旦前，這一個月內報名才能享受這個降幅。”
2023年元旦之後，在降價的刺激下，二園的招生數據雖不如前些年耀眼，但也差強人意。吳園長悄悄鬆了一口氣，神經終於可以不那麽緊繃了。但彭帥比吳園長更焦急，他清楚降價就如阿司匹林，隻能緩解暫時的疼痛，卻無法解決侵入骨髓的困境。
彭帥將目光投向了辦公室的一角，那些教材和教具樣品堆在那邊已經很久了，他卻一直沒有翻動過——大部分民營幼兒園在收費和硬件環境上都與公辦幼兒園有不小的差距，想要與之分庭抗禮，除了相對充裕的學位名額，主要的優勢就是教學內容了。從艾可一園創立之日起，教研活動就是彭帥和園長老師們的重點工作。這些年下來，彭帥和幾家優質教材供應商建立了成熟而規範的供應和升級體係，與之對應的特色課也成了艾可幾家園區有別於本地公辦幼兒園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彭帥一直在想，想要和附近的幼兒園拉開差距，價格戰是下策，課程的優化才是“破局之法”。可是，陷入生源大戰中的彭帥，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將精力放在課程內容之上了。如今招生工作告一段落了，他才能有心情看一看這些樣品。
可稍稍定下心來的他，似乎找不到“課程升級”的突破口了——說起來簡簡單單的四個字，背後卻需要大量的體係支撐：教材教具的升級迭代，課程的研發和豐富，教學的打磨……一點一項，全都需要豐沛的資金支持。可他已經實在拿不出錢了。
隱患還不隻在於教材教具。幼兒園盈利不足，老師的收入也在下滑。民營幼兒園的老師們沒有“編製”加持，對崗位往往也沒有太多執念。這些20歲左右的女孩子，不少人還都玩心未泯，一旦收入持續降低，便會毫不猶豫地離開。因疫情關停的9個月裏，盡管彭帥抵押自己房產來貸出資金給老師們發基本工資，但那點微薄的薪水還是遠遠夠不上在這座城市裏的基本生存需求的，當時不少老師選擇了離職甚至轉行。
彭帥對於她們的選擇充滿理解，但這並不能代替家長和孩子們的感受——三四歲的孩子，尚在對抗與父母的分離焦慮，對老師的依賴前所未有地強烈。不論是孩子還是家長，對於幼兒園教師團隊的穩定性都極為重視。
2022年一年，二園已經陸續有好幾位老師提出了離職，彭帥無奈，隻得咬咬牙把她們的待遇強行提高了一些。這樣一來，二園的流動資金就越來越少了。
彭帥知道自己已經站在了惡性循環的入口——降價招生一旦開啟，隻會進一步壓縮幼兒園的利潤空間，而沒有資金，就沒有課程和教師的優化，體驗感降低後，對招生必定會有進一步的負麵影響。招生不足，盈利不夠，就更拿不出利潤去做園內的優化……如此往複，像一個離開樹根枝幹滋養而漸漸萎縮的蘋果，尋不到破局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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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平靜過後，突然有一天，一位熟悉的家長找到彭帥，躊躇再三，還是吞吞吐吐向他透露了一個情況：隔壁海騰幼兒園的招生人員找到他，神秘兮兮地向他透露了一個信息，“我們作為普惠園，是有政府補貼的”，接下來，招生人員向他承諾，若是將孩子轉學到海騰，海騰便把這個補貼拿出一部分來返給家長。
家長轉述完海騰幼兒園的承諾後，用略帶質疑的眼光看著彭帥，似乎有未說出口的責怪：“補貼的事你們怎麽從來不說？這還是海騰幼兒園告訴了，我們才知道。”
彭帥一時驚得說不出話來——他估計，海騰的招生人員恐怕不會僅僅隻找到這位家長，想必早已經將“所有能挖的牆角統統挖了一遍”。他又氣又急，已經記不清是如何應對完這位家長的了。送走他後，彭帥將自己狠狠摔進沙發裏，重重呼了好幾口氣，仿佛才能將肺裏的一股濁氣排盡。
在去年決定降價之前，周圍幾家幼兒園的老板們提前坐在一起，進行了一場簡單的碰麵。為了避免降價搶生源的情況失控，更為了避免陷入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惡性競爭，幾個老板彼此商定了一個底線，雖未白紙黑字，但也算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否則，價格戰一旦失控，誰也活不下去。彭帥很清楚，海騰幼兒園的這個“返補”方案，是變相的降價，他們打著“普惠政策”的幌子，暗戳戳地破壞了之前大家好不容易達成一致的約定。
2017年5月是學前教育行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時教育部等4部門聯合頒布了“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要達到80％左右”。2018年11月，國務院發布政策，再次強化了上述目標，並進一步要求“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到2020年全國原則上達到50％”，隨後，將這個“5080”指標納入地方政府的考核與問責體係。
在彭帥看來，幼兒園從擴張到萎縮，除了疫情和人口的影響，政策的變化也是導致民辦幼兒園舉步維艱的因素之一。隨著“5080”目標的確立，全國幼兒園的辦園結構急劇調整。那些原本以“民辦園”為主體的地區，必須新建一大批“公辦園”才可能完成指標任務——如果說“民辦園”之間的關係是“貼身肉搏”，那麽“公辦園”對“民辦園”則是“碾壓式地打壓”。
彭帥是在2019年接到的政府通知，要求將艾可幼兒園的二園轉為普惠幼兒園的。接到通知的第一時間，他本能地有些抗拒——二園轉型後，性質雖還是“民辦”，收費卻隻能是“普惠”了。最關鍵的是，他無法預知轉為“普惠園”後，現有的辦學模式會發生哪些變化。
但後來，彭帥才知道自己的猶豫頗有些多餘——政策推行下來時，他們是沒有選擇空間的。從市級細化到區級，每個片區最後都一一劃分了本區域裏相應的“普惠率”，這是需要強行達標的數字，也是要作為行政部門最終的考核結果的。
參加完了一場一場的會議後，彭帥意識到了情勢不可逆轉：從國家政策的層麵考慮，想要提高生育率，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降低養育成本，而幼兒園的高收費一直都是飽受詬病的重災區。
“國家既然下了決心要推行這項便民政策，”相關的負責領導拍拍彭帥肩膀，“你們都要好好配合，做好相應的工作啊。”
這次轉型，成了不少高檔幼兒園發展的分水嶺。彭帥的好友天哥經營著一家高檔幼兒園，每學期學費6萬多。按本地政策要求，“普惠園”的收費上限為7980元/學期，天哥幼兒園的學費直線下降，即便加上少許補貼，收入也直接降為原來的零頭。得到“轉普惠”的消息後，天哥愁得整晚睡不著覺，他最後掰著指頭給彭帥算：除了壓縮老師工資和獎金、取消部分課程、減少玩具教具開支、降低夥食標準這些之外，自己已經無計可施了。可幼兒園還是隻能配合著政策完成了轉型，“能怎麽辦呢？不然就隻能直接關園了”。
隨著幼兒園的各項軟硬件質量的降級，那些對幼兒園環境有要求的家長紛紛帶孩子轉到別家的“非普惠民辦園”，失去了一大批原來的優質生源，天哥的幼兒園泯然淪為和周圍園區嚴重同質化的幼兒園，之後的招生一年比一年困難。
不久前，彭帥和天哥喝了一場酒，酒過三巡，彭帥望向對麵的天哥，那個愁容滿麵的中年人的麵龐上，再也找不到當年意氣風發的樣子了。
轉為普惠園，本身收費不算貴二園受到的衝擊沒有彭帥想象的那麽大，有政府給出的補貼，收入勉勉強強能持平。看到天哥的遭遇，彭帥那時還有些慶幸。但疫情過後，政府對於“普惠園”的補貼發放開始變得遲緩甚至拖延起來——最開始，彭帥和吳園長還會去問一問催一催，碰壁的次數多了後，他倆也就不再在這方麵投入太多精力了：“誰都知道，現在政府也困難，所以能不能發、什麽時候發，也不是我們催得來的。”
所以，當彭帥聽說海騰幼兒園承諾“返補”後，第一反應是疑惑——莫非海騰真能拿到補貼？若真是他們拿到了補貼，為什麽不趕緊把錢用在園區的調整上？想到這裏，彭帥抬頭看看浸潤著自己心血的二園，目之所及，是太多想要做的事情——有些角落的裝修已顯斑駁，急需修葺；有不少教學物資一直缺位，等著補給；還有那些答應了老師們的補貼遲遲未到位……樁樁樣樣，彭帥都曾寄希望收到補貼後能一一落實。
他更氣的是，“普惠園”的補貼原本就是政府針對降低學費後對幼兒園做出的補償，從來就不是返給家長的。海騰的做法，既隨意給家長們扔出一顆不真實的煙霧彈，又單方麵破壞了原本同行們“優惠要有底線”的約定，實在是不地道。
吳園長觀察了一下彭帥的臉色，想了想，小心翼翼地發問：“那我們怎麽辦？”
彭帥仿佛聽到了，又仿佛沒聽到，目光盯著牆角，沒有接話。
一天之後，彭帥烏著眼眶回複吳園長：“告訴家長們，我們也返補貼。”
吳園長張張嘴，欲言又止，她知道：“哪是什麽返補貼，就是跟在海騰後麵降價罷了。”
彭帥還交代了吳園長另一件事情：“從這個月起，夥食費的退費政策也做一個調整吧。”
因為幼兒園的孩子不比中小學生，請假特別頻繁，生病了、家裏有事了、起晚了、天氣不好了、心情不好了……統統都是請假的理由，大部分還都是當天早晨臨時請假，對於幼兒園準備食材一直都是很大的困擾——從早飯到中飯再到下午的加餐，采買與備料是要提前完成的，孩子當天請假，食材的損耗沒辦法避免。
艾可的幾家園區夥食費一直是按月收取的，隻有孩子請假達到3天以上才能進行退費，家長們對此欣然接受。但這次，彭帥仿佛下定了很大的決心：“以後就按天計費，吃多少天收多少天”
吳園長還有些猶豫：“那運營成本就又增加了好多啊。”
“沒辦法，價格戰不好打，隻有拚服務了，隻有要讓家長們感受到我們的誠意和品質，這是無形中的競爭。”
6
對於二園如何運營下去，彭帥在長久的一籌莫展中，也曾經找到分管的領導，想嚐試著聊一聊，找到一些方向。領導給了他一個建議：“試一試‘托育班’吧，對於這一塊，目前國家和政策的態度都是扶持的。你們隻需要在證件上麵做一個項目的拓展，增加一個‘托育’的項目就可以了。”
彭帥大喜，連連道謝。回家後，他趕緊查找了相關的政策信息——2019年5月，國務院發文，“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招收2歲至3歲的幼兒”。而國家“十四五”規劃綱也將“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目標是“到2025年，實現每千人口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達到4.5個”。
去年9月的招生結束後，二園比往常少招了幾十個孩子，正好也有空出來的教室。彭帥立刻新開了一個“托班”，招收2歲半到3歲的孩子。
“托班最大的優勢在於收費不用受到‘普惠園’的指導價限製。而且一旦能抓住一個托班的孩子，那麽很大可能，孩子的幼兒園3年也有繼續在我們這裏讀下去。”對於那時的彭帥而言，這樣的自救嚐試似乎讓二園在求生掙紮中抓到了一根浮木。“如果情況順利，未來我們有可能會嚐試加到2個班，或者3個班。”
和彭帥一樣，全國各地的民營幼兒園都在試圖抓住這根救命稻草。比如上海市教委的數據顯示，到2022年底，已有超過50％的幼兒園開設了托育班，其中超過一半為公辦園。北京、安徽、山東等地也從2022年開始探索“幼托一體化”試點。
盡管托育班暫時緩解了二園的生存危機，彭帥依然偏謹慎，在今年春季新開的學期裏，他並沒有如吳園長所願，開第二個托育班。
彭帥沒有對吳園長過多講述其中的考量，隻有他自己知道顧慮在哪兒——經過了上一番波折後，他已經學會盯住文件中的個別字眼：“‘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這個‘有條件’太寬泛了。什麽叫‘有條件’？是有意願、有空餘學位和教室即可？還是需要各個部門一層層審批檢查通過才行？”
彭帥的顧慮不無道理，托育班孩子年齡偏小，一旦要決定大量鋪開，那麽幼兒園環境和護理條件的完善，都需要他對園區進行再一次大範圍的改造。同時，“小小孩”的生長發育、敏感期與3到6歲的幼兒差異巨大，哪怕隻隔了半歲，需要的護理條件和強度都不可同日而語——那也意味著，幼兒園需要招到更多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綜合能力更強的老師，以避免潛在的風險和隱患。可這樣的老師，目前在國內的保育老師體係中整體都是稀缺的，工資也水漲船高。
“想要大麵積鋪開‘托班’，這些無形中增加的成本都不可避免。對於現在的二園來說，這實在是個不小的負擔。”彭帥的眼眸裏閃過一絲光亮，卻又很快被愁雲籠罩。
成本的增加還不是開拓托育班的唯一障礙，與此並行的難題，依然在於“招生”——從長久來看，新生兒總體的數量依然是萎縮的，而相對高昂的托育班費用肯定會擋住了一大批家長們的腳步。盡管彭帥已經將利潤努力壓縮，但每個月幾千元的費用對於不少家長來說，依然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說起來也挺諷刺，養育成本過高導致生育率下降，出生人數的驟減導致幼兒園招不到生，可如果解決方案就是開‘托班’的話，豈不是依然在加重養育負擔嗎？這個閉環，又該怎麽去破解呢？”
相較於二園的艱難掙紮，倒是最後開辦的四園，生存目前顯得容易一些。
四園最終沒有被規劃至“普惠園”，每年學費的定價不受限製。彭帥幾經斟酌，將學費定在了1.4萬/學期。這樣的收費其實並不算高，畢竟，四園各方麵的運營成本都要比二園高很多。
首先是租金，四園占地麵積比較大，室內2000平、室外4000平，一年就是100多萬；其次是裝修成本，從基礎設備到各項軟裝，彭帥都是大手筆投入。高昂的前期投入，帶著回本預期和貸款利息，一起沉甸甸地壓在了後期的運營壓力上。
相比二園，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便是四園在教學上的開支：彭帥考察過周邊的家庭，都是收入相對較高，這也意味著家長們對教學的要求會水漲船高。為此，彭帥設定了更有競爭力的薪酬體係，聘請了更優質的師資，購入了更高端的教材教具。“蒙氏教學”，“雙語浸潤”，常駐外教老師，還有諸如馬術、插花這樣更高端新穎的特色課，讓艾可四園在周圍數家幼兒園裏顯得鶴立雞群。家長們口口相傳之下，四園的招生一直都不用發愁，開業不久就達到了滿員狀態。
彭帥對四園的定位很清晰，它的收費並不像那些貴族幼兒園般高昂，但這樣的利潤空間也足以支撐園區的各項支出，也許在各方順滑默契地運轉之下，四園能一直在良性循環的軌道。他曾經感慨，如果還有機會再新開一家幼兒園，四園的模式一定是他的選擇方向——一味的低價從來不是民營企業的生存之道，合理的利潤才是生存和升級的關鍵。
吳園長常常會羨慕四園，但她也知道，這樣的模式是無法複製到二園的。如今的二園脆弱得像一個玻璃花瓶，哪怕一點最微小的學費漲價，都可能導致生源的流失，讓它摔得粉碎。彭帥也曾想過，如果二園生源繼續減少，是否能嚐試之前一直設想的“小班化教學”？但他很快想清楚了答案：不可能，“小班化”意味著更多的支出和成本，在生源有限的前提下，以二園為代表的民辦幼兒園們，沒有誰能做到。
“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經濟的問題。”
尾聲
彭帥送我走出幼兒園，路過操場的時候，我們的目光同時被那些歡笑尖叫的孩子們吸引。孩子們像一隻隻軟萌可愛的小雞雛，跟在老師身後搖搖擺擺，煩惱和他們好像離得很遠很遠。或許很多年後，他們長成艱難的成年人後，才會意識到，時代的大浪載沉載浮，不論是個人還是行業，都如浮木般漂漂蕩蕩，不知會被浪頭打到哪一個駁岸。
彭帥的視線扯向遠方，似乎在回憶什麽，又好像在思考什麽。我看向他許久，他才收回思緒，用輕描淡寫的口氣說起：“去年下半年，我去北京、上海許多幼兒園考察了一圈，那裏的托管班市場要比我們這裏好很多。畢竟一線城市的收入高，能承擔托育費用的家庭也多得多。可是，全國那麽多幼兒園，又有多少能開在北京上海呢？我們誰也不知道，這一輪又一輪之後，還有多少人能笑著留下來。”
（文中機構、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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