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跟彭海提接觸前，就有人提醒我，說他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一提起從前的事便很容易落淚。果然，2013年年底，我在東莞泗安麻風院第一次見到他時，他說起自己的母親，不過講了幾句，臉上就有了淚痕。後來，他跟我講麻風病院裏的往事，說到那些昔日出院的或是去世的好友，眼底憂深：“走一個就傷心一次，走一個就難過一次。”
那種動情忘我，那種深不見底的憂愁讓我震撼。那時我心裏暗暗稀罕：世間竟然還有如此敏感多情的男子。我們同為潮汕老鄉，我從小所見的潮汕男子，特別是有一把年紀的，大多言談粗魯，三句不離髒話，他們在那種“男兒有淚不輕彈”的環境中成長，一般是不會輕易在人前流露脆弱的。但這位伯伯長勢竟十分不同，他的枝椏早已伸出了那片舊土地的邊界。已到暮年的他，情感仍充沛而熱烈，待人溫和有禮貌，也不憚於流露柔弱。
我後來才知道，他的一生如海浪起伏翻滾——從戰亂的“舊時代”走來，趕上兩次大饑荒、兩場大瘟疫，又因麻風大半生漂泊他鄉——卻始終保存著一種做人的天真和信仰，他的愛和痛都似海深。
我要把他這一生長長的故事，慢慢說與你聽。
1
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同年，在粵東潮陽縣一個冠莊姓的村落裏，小海提降生了。因為家鄉水網密布，南邊又連著浩瀚的太平洋，父親便在他的名字中加了個“海”字。
一年後的六月，日軍占領汕頭東邊的南澳島，以此為基地調動萬餘士兵，出動四十艘艦艇、二十餘架飛機，從海陸空侵犯潮汕地區，汕頭、潮安、潮陽等地相繼淪陷。國難當頭，國共兩黨關係卻愈加緊張。1941年皖南事變後不久，小海提的母親收到了丈夫朋友帶回來的消息——她那參加中共地下黨的丈夫，在附近的一個村莊裏被捕了。她一下子癱軟在地，又努力站了起來，邁開幾步又摔倒，如此反複幾次，摔到膝蓋都淤青了，才終於踉踉蹌蹌地到了事發地。她撥開觀望的人群拚命往裏擠，看到的卻是丈夫的屍首。旁人說，殺害他的人是國民黨的軍官黃少初。
那時的小海提不過是個四歲小孩，不知自己失去了父親，更不知死亡意味著什麽。此後，母親一人拖拉著他們五個孩子，村裏人看她辛苦，勸她把兩個女兒送人，她卻始終不舍。
捱到1943年三月，從冬天到春天，連著五個月沒有下過雨，韓江、練江、榕江，潮汕三大江江水枯竭，海水倒灌，很多地方的春苗被鹹水浸爛了。加上日軍掠糧、奸商囤貨，米價飛漲，大饑荒在潮汕地區迅速蔓延開來。在饑荒和戰亂的雙重夾擊之下，很多民眾隻能靠野草、樹葉果腹，大量人口湧外逃難。恰在這年炎夏，霍亂爆發，流民進一步加劇了瘟疫的傳播蔓延，小海提一家所在的小村自然不能幸免。村中幾乎每天都有人死於饑疫，祠堂裏停滿了屍體。
小海提家裏的米缸就要見底了，就在他母親一籌莫展之際，一個媒人婆（人販子）上門來，跟她說可以幫她把兩個女兒帶去給富人家養。她思來想去，認為這樣下去，一家六口人橫豎都是死，把兩個女兒送出去，可能大家還能各得活路。她最終同意送走女兒。又因為要外出做工，她把年幼的小兒子也送人了，最後隻留下小海提和他哥哥——據《潮陽縣誌》的記載，在1943年這一年，戰亂、饑餓加上致命瘟疫，本地的人口銳減了四分之一，非正常死亡者竟有二十萬之多。因為家裏吃飯的嘴巴少了，小海提兄弟倆和母親才勉強度過了這多災多難的一年。
母親外出打工，幫富人煮食，隻能把兩個兒子送到自己的弟弟家中寄住，遇上年節她會帶著雞鴨魚肉和菜湯回來。難得見到母親一麵，小海提自然十分歡喜，又見肉菜如此豐富，不禁問：“哇，怎麽有得食？”在他的記憶裏，以前他們過年過節時也常吃稀粥水和青菜。母親這才告訴他，那些東西是富人吃不完的，她就拿回來吃。
平時，小海提的母舅家教十分嚴厲，遇到兩個女兒不聽話，他拿起藤條便抽打。於是，七八歲的小海提學得敏感乖覺，每日自覺跟在哥哥屁股後麵去放牛。到了田裏，他和村裏小孩們赤條條在田裏滾來滾去，滾得渾身是泥巴，便去村裏的河裏洗澡，玩水嬉戲。他早早就學會了遊泳，像水鴨子一樣，水性十分好。
那時外嫲也跟母舅一家住一起。外嫲麵慈心善，腳像三角形的小粽子，常戴著草帽在太陽底下幫兒子曬稻穀。每逢初一十五，她都要一個人食齋（吃素）。小海提感到新奇，便問母親：“為什麽阿外嫲不食肉？”
“她念佛，初一十五食齋是做好事，是行善積德。”母親答。
小海提聽了，似懂非懂，但從此知道了行善積德是好的。他又問母親，為什麽常常有人喊他“長科仔”？母親告訴他，“長科”是他父親的名字。他又問，“那他哪裏去了？”母親便慢慢地將往事講給他聽。說起小海提的兩個姐姐時，她的眼裏噙滿了淚水，說饑荒那年，家裏一大鍋稀粥水端出來，兩個懂事的姐姐常常舀了上麵的粥水喝，把下麵的米粒留給他和哥哥，“你兩個姐姐是為了救你，才送人的”。
小海提看出了母親眼底的悲傷，不自覺地挨近了母親——如果不是母親主動提起這兩個姐姐，他已不記得了。他同樣也想不起父親的模樣，卻逐漸記起了在天井回蕩的槍聲——有一回，父親回了家，哥哥偷偷拿了父親的駁殼手槍在天井玩，在學步的小海提也上去搶，就在這時，哥哥不小心扣到了扳機，槍突然“呯”的一聲響了起來。
小海提在母舅家住了大約三年，長到九歲時，他母親經人介紹改嫁給了彭厝村的一個男人。在彭厝又有了一個小女兒後，母親便尋思要把兩個兒子也接過去。就在小海提要跟著母親回新家時，膝下無子的母舅提出請求，希望她能留一個孩子給他做兒子，長大後跟他的女兒成親。
小海提的母親猶豫了——她的五個孩子已送走了三個，如今還要再舍下一個嗎？可是她又是理解弟弟的——潮汕家庭裏要沒個男丁，是要被人瞧不起的。當初她把兩個兒子留在弟弟家，不也是為著延續家族香火？念及困境中弟弟對自己的接濟，再想想自己改嫁後再帶著兩個兒子過去不免被人詬病，她最終答應了。可要帶走哪個孩子呢？這又讓她犯難了。大兒子年紀大些，按理來說更省心，但最後她還是決定帶走小海提——她大概還是偏愛這個二兒子多一些，他年紀雖小，卻心思細膩，愛與人親近。
小海提就這樣跟著母親到彭厝住下了。堪堪十歲的年紀，他卻已如江上浮木東飄西移，住過了三條村子。不過對於年少的他來說，住哪兒似乎不甚打緊，隻要他在母親也在，就知足了。
2
“彭厝村”正經名字的是“仙彭村”，後來被追認為是中共革命的根據地之一。到了這裏，他隨繼父改姓了彭——這邊的奶奶本來還給他起了個新名字叫“楚提”，但他覺得別扭，不願改，母親也仍喚他原來的名字，最後名字就沒改成。
新家有了，新父親卻仍不在身邊，家裏還是孤兒寡母的狀態——繼父在香港，靠做苦力、拉人力車賺食。除了母親抱在懷裏的小妹妹，新家還有一個哥哥，是繼父和他的前妻生的。村裏的大人看著小海提，笑他是“跟母仔”。這些話母親不理睬，也不去和人理論，彭海提看到母親的表現，也就不太在意了。
在彭厝住下不久，彭海提就被送去讀書了，可他卻不知那書讀來有何用，還是像之前一樣調皮好玩。從未讀過書的母親對此也並不在意，隻盼著他健康長大就好。母舅住的那條村叫華裏西村，與彭厝不過一水之隔。逢年過節，母親叫彭海提拿東西去母舅家給外嫲，來回的路，彭海提走得十分熟悉，幾乎閉著眼也能走到——他日日在這條河裏遊水玩耍，要不是手上拿著食物，一個猛子紮進去，不出半分鍾就能遊過河對岸去了。
每次見小海提拿了東西來，外嫲總是拉著他的手說：“阿孥（孩子）啊，你以後要行孝你母啊，你母是非常淒慘的啊。”更多的話，她也不說，想是海提長大了會慢慢懂得的。
這些話真是鐫刻到小海提心裏去了。
隨著年歲漸長，母親的形象在彭海提眼中愈加凸顯起來——一個身材高大的婦女，頭頂草帽，肩挑兩擔粟（未脫殼的米），挺直腰杆赤腳走在田埂上，嘴裏還叼著一支煙，引得路人紛紛側目而視。人們紛紛讚歎：“真好看，有氣派。”在田裏玩耍的彭海提也看得咋舌——本來擔粟這樣的重活都是男人做的，但繼父不在家，母親一人也照樣做了。在小海提的眼裏，母親能幹，仿佛永遠不知疲憊，她白天去田裏揮汗幹活，晚上得空了就在煤油燈下繡花、織漁網。這個改嫁過來的女人把家裏裏外外照料得服服帖帖，用自己的行為慢慢贏得了村裏人的尊重，再無人敢小覷，無人敢欺負，那些流言蜚語也漸漸消褪了。
彭海提來彭厝兩年後，潮汕地區解放了。又過了兩年，開始分田分地了。繼父此時從香港回來了，想著回家後學著鄰居們去挑水種田澆菜，但從小就在香港長大的他沒下過田，很快就發現做不來，還是更習慣每日拉車穿街走巷，於是就又折回香港去了。臨走前，他留給了小海提一句話，說等他以後長大了，就帶他過那邊去。
十三四歲的彭海提像吃了發酵粉一樣，比多數同齡的孩子長得都高大。有時他去外嫲家，鄰居看到了都禁不住誇他，說一段時間不見，他模形已經大不相同。他學會了抽煙，看來，他真像母親期望的那樣，健康快樂地成長著。
但還沒出半年時間，他就像遇到了蟲害的農作物一樣，不怎麽繼續發育了——因為期末成績不合格，他沒有順利升上四年級。重讀三年級時，有一日他去上學，同學發現他眼角下有一小塊紅斑，便對他說“你生蘚了”。他不以為意，心想過幾天就好了。沒想到幾日後，他的腳上手上也開始長紅斑。母親開始著急了，帶他去看醫生，醫生說這不過是普通的皮膚癬病，便給了他藥水回去塗。他在臉上的斑點處塗了下去，感到辣痛得不得了，但想著病能快點好，也就忍忍過去了。可後來患處脫了皮，掉了痂，紅斑卻又重新浮出來了。這時有村人給了個土辦法，說可以用蒜頭磨刀鏽來擦，他真的試了，療效是一點沒有，卻讓他有點破相了。
那時的農村連個正經診所都沒有，這個十四歲的男孩得了怪病的消息開始在村裏四散傳開，有老人見他的症狀，便說那是“癩哥（潮汕話，麻風病）”。民國以前，麻風病被稱作“癩病”，清代曾設有收容病人的“癩民所”。到了潮汕地方，對這個病的描述更加了戲碼，當地人把麻風病人喚做“癩哥”——疾病都加了性別，可以窺見這片土地是怎樣的男權至上。潮汕男人一旦患了麻風，那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因為他已被看作是無用的、無法擔承責任的人，延續後代、振興家族的希望在他身上已然破滅。“癩哥”到後來，便成當地人罵人的話，用來形容那些讓人嫌棄、不願接近的人。
那時農村人多以為麻風病是遺傳病，甚至還傳言這是風流病，搞得彭海提的家人困惑不已。母舅說：“孥仔怎麽會有癩哥？我們家族多少代人都沒有這個病。”
很快，學校不肯讓彭海提去了，他自己也不敢去。他在各樣的流言蜚語中，感到自己和正常人不一樣了。
3
1953年，彭海提十六歲了。一日，幾個人進了彭海提家裏，不久便走了。他們走後，彭海提不解地問一個村幹部鄰居，這些人是來幹嘛的？對方說他們是廣州檔案組的調查員，“他們有你父親早年參加革命的檔案，可來了這裏得知你母親已經改嫁，你家‘革命烈屬’的稱號便沒有了。”
那時，彭海提的注意力還在自己身上，也就沒把這些事放在心上——患病二年，他看過了很多醫生，也試過不少土方子，可臉上和手臂的紅斑始終不見消褪。可他的親哥哥不一樣，他得知此事之後，便有些責怨母親，說如果她當年沒有改嫁，一家人還能有個好名聲。但彭海提始終是理解母親的，他明白她的苦衷和不易，也清楚在那個亂世年月，如果沒有母親的掙紮求生，他們兩兄弟是不可能存活下來的。隻是在晚年回憶起這件事時，他才對自己的無知感到有些後悔，說要是當時知道是怎麽回事，他就站出來說是烈士父親的兒子——但事已了了，沒有榮耀，沒有紀念，最後連承認也沒有。父親的勇敢和對信仰的堅持，留給母親留給海提的，隻有家散人亡的痛苦和記憶。
十六歲的半大小子在農村已經算是個成人了，他開始跟著母親一起下地幹活。到了1954年秋天，農村開始搞生產合作社了，兩年前分給各家的土地如今又要收歸集體了，收成的稻穀也由集體分配了。於是就有了生產隊，大家集體勞作。彭海提作為一個青壯年，便被分配去做最辛苦的體力活，那時他一心想著要通過努力幹活來報答父母，每天和其他青壯年一樣擔粟、挑水、插秧、除草……隻要是隊長分配他去做的，他都盡力做好。
村裏有人看到彭海提幹這些重活，就在一旁悄聲議論：“這個病以後要殘廢的。”
他聽到了，抬起頭來生氣地質問他們：“你們擔抬起一百斤，我就擔抬起一百斤，我怎麽會殘廢？”
雖然嘴硬，可他心裏是有懼怕的——他們村有個老人，也是他這樣的病，手腳都殘廢了。想到這些，他便更加拚命地幹活，他要向人證明，他和他們一樣，什麽活都能做好。
又到一年三月初春，彭海提被分配去田裏插秧，他看著別的青年人“唰唰唰”很快就能插好一排秧苗，自己卻做得好辛苦——插著插著，拳頭就握不緊了，苗也插不下去了。但他又不願停工，不希望讓人看出來自己的失常，隻能咬緊牙繼續幹。一個月後，田間雜草開始肆意生長，和青禾爭奪陽光和肥料。拔雜草時，彭海提發現自己的雙腳有些麻木。他跪在地上，一邊拔草一邊挪動膝蓋，等到站起來，他發現膝蓋磨出了血，自己竟還沒有知覺——他的身體還在繼續壞下去。
幾個月前，曾有人告訴他，有一種叫“606（灑爾佛散）”的藥能治麻風病。他聽了很高興，以為自己的病有了轉機，便叫母親托人寫信叫“阿叔”（繼父）寄一些回來。有個曾在部隊當過衛生兵的，轉業回來在村裏開了個私人門診，彭海提拿到藥後便去他那裏打，“兵仔醫生”看了，搖搖頭說：“‘606’是打梅毒的。”
後來，鄉裏又有個年輕人也得了這樣的病，聽說用了大風子油（中藥，療效未被證實）後效果不錯。村裏有個好心腸的讓他去叫“阿叔”從香港買，怕這個藥又不對症，彭海提就先去問了“兵仔醫生”，得到了肯定的答複，才寄信去了香港。
海提母子在家裏焦灼地等，卻始終沒有等到藥油。又去信問，繼父說已經托鄰鄉一個從香港回來探親的朋友順路捎回來了。彭海提跑去那人家裏問，才知道那人在半路不小心把藥油摔碎了，因為藥油一瓶要幾百塊錢，他故而一直瞞著不敢說。
繼父隻好通過郵件，重新寄了一瓶藥油回來。終於盼來了大風子油，母子二人都很歡喜，彭海提把藥油小心揣在手裏，拿到了“兵仔醫生”的診所。一瓶藥油要分多次才能打完，還得用12號的大針頭，比抽血用的針還粗。那支針是專門給彭海提用的，要分開單獨消毒，所以收費也比一般打針要貴許多，但為了治病，彭家也隻能接受。
大針頭在皮膚上紮下去，彭海提感到異常的刺痛，一個勁地咳嗽——後來等他入了麻風院治病，護士給他打針時，針頭插下去竟能弄彎了，護士感到很驚訝：“你的皮膚怎麽硬過石板？” 彭海提回答：“以前打針打太多，打到皮膚（肌肉）都變硬了。”
“兵仔醫生”見彭海提咳個不停，說這樣不行，刺激到肺了。他想了一會兒，說還有一個辦法，你回去把藥油加糯米粉和蜜糖，炒熟做成藥丸吃。彭海提的母親便將剩下的大風子油製成了一整瓶的藥丸。可沒想到一顆藥丸剛落肚，彭海提就吐出來了，等到下頓吃藥，他一看到藥丸就先幹嘔了。如此試了幾次，都是不行，母親在一旁看了，隻能歎息。
彭海提家對門的女人知道了，便問他：“這個藥你食唔落，給我阿嫂食好不？”彭海提知道她嫂子也有這病，隻說：“這個藥很難食的哦。”女人說：“我阿嫂說隻要醫得好，屎都願食。”彭海提心想這個藥這麽貴，自己沒有緣分吃，能給別人吃不浪費也是好的。他又去問了他母親，母親也同意了。
接二連三的打擊，讓彭海提變得敏感多愁。如今，病醫不好，幹活也比不得同齡的青壯年，他心裏就對父母感到愧疚。他想起之前“阿叔”還說以後要帶他去香港的，如今知道已是沒得想了。
潮汕人最是愛拜老爺（潮汕話，神明）的，每個村寨裏，廟宇少則一二個，多則十餘個。潮汕人想要財、想得子、想合家平安、延綿益壽，便去求老爺。彭海提的母親早就去那個小小的老爺宮燒過很多次香了，後來又聽人說貴嶼附近一個大鄉裏有大老爺宮，便帶著彭海提去——總之，隻要聽說哪裏有神明顯靈，她就一定會不辭辛苦地帶著他去拜。
有一次，彭海提跟著母親又去了一間廟，廟外麵有人看到他的樣子後說，“得去看醫生啊”。這話正應了他心中所想，於是他站住拉扯著母親的衣角：“母呀，我們去看醫生吧，拜這個沒用的。”母親聽到這話，一下慌了神，一巴掌在他臉上打將下去：“不要四散說（潮汕話，亂說）！”又匆忙跪落在地：“老爺啊，孥仔不懂事，你不要怪責他！”
一罵一求，一打一跪，母親的焦躁慌張，彭海提都看在眼裏了。一瞬間，他突然理解母親了——自己從小時便是她的希望，這麽多年來，她無論經曆多少的難言的辛苦，也一直留自己在她身邊，即便自己患上如此難治又惹人嫌的病，她也一點沒有放棄，甚至比以前更疼惜自己。如今母親去尋找一點微弱的光亮和盼望，他又如何忍心去澆滅它呢？再者，拜神真的全個無用嗎？如果這樣，那他又還能相信什麽呢？彭海提這麽想著，既自責又愧疚，眼淚就淌出來了。
從那以後，無論母親要去哪裏求神拜佛，他便自覺跟著去了，不再說什麽。
4
出了家門，彭海提並不願意讓人知道自己身體變差了。他照樣在生產隊幹活，有一回他負責去踩水車抽水灌田，雙腳用力蹬踏板時，就能感到腳底莫名地刺痛——痛得他閉上了雙眼，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為了減少疼痛，他想象自己在夢境裏，想象那雙腳不是自己的。他強忍著幹完了活，心底盼著，“休息一下就好了”，哪知此後一直也不見好轉。
其實他的狀況生產隊隊長早就看出來了——他在插秧、拔草時速度比一般人慢，還有他臉上流露出的痛苦神情、膝蓋上的血跡，都是遮掩不了的。這時彭海提已經十九歲了，農戶的牲畜也已經歸公了，隊長便主動問他：“你去看牛好不好？時間長，但是輕點，不用擔擔抬抬。”
他才意識到自己的病早瞞不過隊長了，既然如此，就去看牛好了。
彭海提負責看的是一頭黃色的山牛，原來是一戶富農家的，公社化後歸了公。他想，既然走路腳痛，不如幹脆騎到牛身上去好了。誰知那牛跟他不熟，不肯讓他騎——這可真叫彭海提受苦了，每日從家到放牧的地方有七裏路，路上有碎石子和沙子，他常常腳底痛到聳起雙肩，連一對耳朵都豎起來了。那時農村人平時多是赤腳行路，最多也就穿一雙草鞋，可即便走路辛苦，彭海提也不願穿鞋，生怕招人耳目，讓村人已知他與常人不同，製造出不可知的傳言軼聞來。
幸而那頭牛看彭海提待它不錯，每日把它喂得飽飽的，還常帶它去溪裏洗澡，很快變得溫順依人，讓他騎到身上去了。
彭海提的畫作《牧牛圖》(作者供圖）
一般來說，在生產隊“牽牛”的不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就是十來歲還沒有成長為“全勞力”的娃娃。牽牛娃們常常玩在一堆，彭海提主動去跟他們搭話，很快融入進去了。當他知道孩子們常常大清早就牽著牛去田裏，中午還要走長路回家吃飯時，覺得這樣很是麻煩，便提議早上出門時就帶上午飯，放在田間的小草寮，這樣免得來來去去，將中午的時間用來去撿牛糞，賣給生產隊漚肥，等年底結算，一起分錢。若時間還富裕，可以去田溝裏撈魚，晚上帶回家“加餐”。彭海提又對這些牽牛娃說：“我們要齊心，如果有誰的牛不小心吃了隔壁生產隊的草，有人問起，要一起說‘沒有’。”
有了這個大哥哥的加入，放牛娃們多了一些玩樂的時間，自然很願意聽他的話。生產隊的大人們看到了，便給彭海提起了個外號——“牽牛頭”。
放牛沒多久，彭海提的手也開始像腳一樣，一碰到堅硬的東西便開始刺痛了。有時牛不聽話，他發力拉牛繩時，覺得就像有密密的針刺在戳自己的手。他不覺“哎呀”一聲，旋即又擔心被牽牛娃們發現，趕緊收聲，裝作無事人一樣，依舊和他們說說笑笑。
彭海提常常右手撿牛糞，左手拾柴草，傍晚放完牛回家，還要去給自家那點自留地澆菜。他像母親一樣甚少休息，一心搏命幹活——他唯有通過此種方式來報答父母了。又過了幾個月，白天牽牛時，他用力拉牛繩時手竟然不覺得痛了。但這並非身體在好轉，而是他的神經末梢已被麻風杆菌破壞了。沒有了知覺的雙手，也開始變得越來沒力氣，有的手指漸漸蜷縮沒法再伸直了。
彭海提身子越來越瘦，他看的那頭黃山牛卻越來越肥。他的勤勉努力，眾人都看在眼裏，隔壁生產隊的人甚至對他說：“你要是能來我們生產隊養牛就好了。”村裏跟他家相熟的人，清楚彭家母子的做事為人，大多數人並不害怕歧視他，反是憐憫惋惜的居多。
5
在生產隊牽了兩三年牛後，彭海提被評上了“五好社員”，公社獎勵了他一件白襯衫。他和母親很歡喜，認為這是來自集體的肯定。也是在這一時期，潮陽縣皮防站開始落鄉普查麻風病，彭海提終於確診了。汕頭礐石有個麻風村，防疫人員問他要不要去，他堅決地拒絕了。母親知道去那裏名聲不好，也不同意讓他去。
彭海提是在和人吵架中知道有麻風村的。有一回，村裏有個小孩笑他是“癩哥仔”，他聽了非常生氣，要跑去打他，沒想到那小孩一溜煙鑽到大人身後，那個家長竟也幫著自家小孩說話：“把他關到‘癩哥寮’去！”他聽了，心裏難過極了，眼淚隻是往口裏咽，心裏卻下了決心：“癩哥寮”肯定不是什麽好地方，我死也不去。
自從確診之後，皮防站的工作人員便每月來發放氨苯碸，他們告訴彭海提，每天吃一粒。他看著這些白色藥片，不過隻有尾指指甲的三分之一大，想，以前吃中藥都要熬一大包呢，要是自己每天吃多一粒，豈不是可以更快治好病？這樣就能不再被人笑話了。
可他實在是小瞧這小小的藥片了，每日多加的一粒，就像往肚裏日積月累地添加炸藥，不過幾個月時間，他開始渾身難受，臉像充了氣一樣紅腫起來，耳朵像剛被燒過的豬耳朵一樣。醫生來派藥時看到了，十分訝異，排查之後得出結論，吃藥過量了。此後，醫生便叮囑他母親要每天監督他吃藥。
彭海提感到身體比之前更糟糕了：哪怕手腳不觸碰任何東西，也會突然出現猛烈的抽痛，像有小鋸子在一遍遍地鋸他的骨頭一樣——後來到了醫院，他才知道這是神經痛。疼痛常常發生在夜裏，一遍遍地來襲，擾得他在床上痛苦地翻來覆去，坐起又躺下，躺下又起來，整夜無法安眠。
當時，“阿叔”的兒子不顧彭海提母親的反對，已經跟本村的女孩結婚，分家出去住了，母親則帶著妹妹在村裏另外租房住。彭海提一個人住在土改時分的小破厝裏，每晚疼痛來襲時，蜷縮到床角，不知該往何處躲，常常一個人在夜裏放聲哭。
鄰居聽得心裏也涼颼颼的，不免低聲咕噥：一個男孩子，怎麽跟女孩子一樣整日哭呢？
雖然夜裏不得安眠，白天他仍舊堅持著早起去看牛。有時去母親那邊吃早飯，說起前一晚手腳抽痛太難受了，說著說著，便在母親麵前哭起來。母親聽著聽著，也心酸落淚。自彭海提生病這麽多年來，母親從未在他麵前抱怨過。隻有一次，他聽到母親和別人訴苦：“為什麽別人生的孥仔好好的，我生的就這樣？”
“是做壞事做太多了。”一個老人回答她。
“我們並沒有做什麽壞事啊。”
“不是（此生），是前世。”
彭海提不禁想：自己這一身的病痛，真個是前世作孽太多嗎？不然這病痛為何無止休地折磨自己呢。神經抽痛仍隔三岔五地在夜裏造訪，好不容易睡著了，他又常常做夢，夢見自己赤腳走在田間的小土沙路上，好像走在尖錐地上，刺痛難耐，隻能踮起腳尖慢慢地走。然而這條路看起來好像怎麽走也走不完，他不由得一邊走一邊感歎：“為什麽這條路這麽長，怎麽路上的沙母這麽大顆？”
當他被消磨得不成人樣時，隻好讓還在讀書的妹妹去頂替他看牛一周。但這麽做，他心裏是有愧疚的，妹妹還在讀書，不該耽誤她學習。聽說他痛得太厲害了，“兵仔醫生”便告訴他，有一種叫“何濟公”的止痛散，是治牙痛的，可以買來吃。這藥隔壁村的診所才有得賣，彭海提自己不敢去，便叫妹妹去幫自己買。買了一包，吃了，竟然很靈驗，那夜他終於能舒舒服服睡上一覺了。
彭海提著實很歡喜，“何濟公”真是救星啊。但這邊廂，那間賣藥的診所醫生見他妹妹常常來買藥，感到很奇怪——一般人牙痛的話，吃一兩包就好了。醫生有些擔憂地問她：“妹啊，這些是止痛藥，你怎麽一直買？”
“有人需要。”妹妹不敢跟醫生說哥哥的病。
“不能經常吃啊。”醫生隻好叮囑她。
妹妹回家把醫生的擔心告訴了哥哥，彭海提聽了，隻是說：“你別管他，沒辦法，不吃不行啊。”
“何濟公”吃多了，止痛效果也日漸減弱，慢慢地也不太管用了。買藥也是要錢的，彭海提想，一直吃也不是辦法，就逐漸停藥了。但神經痛卻仍然沒有停下來。一天放牛回來，他在生產隊的儲物間偷了一條牛繩，拿回來在自己房間床後藏好，心裏想著，要是哪天真的覺得太辛苦了，就自己了結。
6
天氣開始有些異常，已經連續好幾日沒有下雨了，土地開始幹裂，禾田開始垂頭，再之後，竟都枯萎死了。這樣持續了幾個月，彭海提經常去遊泳的那條溪也幹了，這是他長這麽來以來從未見過的。
大饑荒來了。
1943年那次饑荒時，他沒有留下多少記憶，但這十七年後的滿目瘡痍，卻是後來怎麽都忘不了的——那年厝邊（潮汕話，鄰居）恰好有個男嬰出世，父母便給孩子起了個名字叫“大旱”。
人民公社，一切物質歸公，農民家也沒存糧。開始自留地裏還有一點菜可吃，一天吃一點，沒多久就摘盡了，連用來熬給豬吃的糠也已被人吃得精光。彭海提和母親一起去挖野菜，村裏人也都出來挖。哪裏有那麽多野菜，於是香蕉皮、樹根、樹葉子，一切可以吃的，也都熬來填肚子了。幾乎人人都得了一種叫“大腳筒”的怪病，手腳腫得跟水桶一樣粗大，用手指一按就塌陷下去一個坑——其實這就是長期挨餓加上營養不良導致的水腫病。
彭海提也餓得麵容慘白，手腳腫脹。為了換點吃的，他母親把自己的一對耳環當掉了，但市麵上食物價格飛漲，換回來的口糧也不過勉強吃個三兩天。正值青年的彭海提已是餓得虛形，本來他因為自己的麻風病行事一直慎重，不願再招非議，但無邊消磨的饑餓還是迫使他去偷了一回人家的樹薯——樹薯吃多了會中毒，但他顧不得那麽多了，熬熟了就填肚子。
路上的流浪乞食者也多了起來。村裏有個麻風病人去乞食，被人拿掃帚頭趕了出來。這人回來後跑去彭海提麵前哀歎：“那些健康人去乞人家還（才）有可憐。”彭海提聽了也覺可悲，他堅定地說：“我寧願餓死，我不去做乞丐，我寧願受死不能夠受辱。”
很多人活活餓死了，幸而彭海提的繼父每月還能從香港定期寄錢回家，也不時會寄米麵油鹽和肉等過來救濟，雖然遠遠不夠吃，但日子終歸還能捱下去。到了老年時，他也依然感念“阿叔”的仁義——自他患病，“阿叔”一直配合他母親盡力去醫治這個跟自己沒血緣的兒子，始終沒有怨言，如今遇上這饑荒災年，“阿叔”也始終對老家的妻兒不離不棄。彭海提知道繼父賺錢不易，不管風吹雨淋，日日穿梭於香港的大街小巷，後來年紀大些了，積存有一點錢，才自己購來幾輛車子出租給別人用。或許換作別的男人，早就對在大陸的家不管不顧，一個人在香港瀟灑，再另娶個老婆搭灶過日子了。
母親每次收到那些微薄的救命食糧後，照樣要先拿出一些分給一樣挨饑受餓的親戚和鄰居，這些彭海提都是見慣了的。想土改那時，地主富人都遭了殃，財產充公，還日日挨批受鬥，一些地主仔落得流浪行乞的地步。有一次，一個地主仔來討錢，他母親便偷偷塞了一些錢和米。他母親本來也是跟人輪流看守村寨門的，後來這件事被村人知道了，村幹部就不再讓她去，還批評她“階級路線不分明”。但這些並沒有改變彭海提母親的心腸，之後隻要有人來行乞討食，她仍不管是誰，定要給些零錢或是吃的，有時粥鍋剛揭開蓋，米湯滾滾，白煙升騰，她便會先舀上熱騰騰的一碗端給那人。
母親把繼父從香港寄來麵粉變著花樣做成各樣的麵食給一家人吃，後來麵粉袋堆得多了，母親就用它們給彭海提做了一件襯衫，也算是有件新衣服穿。
生產隊很多的豬、雞、鴨、牛，也都餓死了。人都沒得吃，誰還管得牲畜的死活？但彭海提沒有忘記他的牛，他自己餓得辛苦，不能叫牛也受餓。牛吃的草是最耐旱的，他每日照樣牽著它往長雜草的荒地去找吃的，剩下一點濕潤的河泥上野草叢生，裸露的死魚骨成了滋養草的肥料，最後便宜了彭海提的那頭牛。
一年多後，漫長的饑荒終於熬過去了，田地上漫生的雜草被連根鏟除，村民們灑下從其他地方抽調來的稻穀種子。春天來臨，地裏終於冒出了青青翠翠的苗頭來，又能聽到四處的蟲鳴鳥叫了，大地開始複蘇。
彭海提和他母親，還有他的牛，都活了下來。他的身體比之前更差了。幾年的發育停滯，讓他比同齡人都要矮小。作為一個病人，他原本應該多休息，多加強營養，但他勞心費力，幾乎沒有一日停過工，加上饑荒的摧殘，神經痛變得更加頻繁了。他的手指愈加走樣變形，那些肉仿佛被抽幹了，雙手變得像鳥爪子一樣。
原來別人說的是真的，這個病真是要殘廢的。那些在田埂上空飄蕩開的預言，像一把巨形大傘一樣在彭海提頭上蓋將下來。他感到羞恥，為這“癩哥”的名號，為日夜不停的神經痛，為這逐漸變形的手腳……他牽著牛走在這片祠堂香火旺盛的土地上，覺得很多東西對他來說已是無分。自己這樣子，在這個地方，還要怎麽做人呢？
他想起了那條藏了有一兩年的牛繩——心裏有個聲音告訴他：殺死自己，拒絕這命運的宰治，拒絕預言成真。
7
別人都是對辛苦的事情一筆帶過，或者幹脆閉口不說，但彭海提不是，他會一直背負著它們活下去。對於自己青年時自殺未遂的那段經曆，他沒有一點避忌，向我清楚地講了。這件事仿佛就發生在昨日，在離他當下的生命很近的地方，他伸手就觸及它。
那夜，神經痛又發作了，彭海提終於決定要結束這一切。他一點也沒有感到害怕——作為一個潮汕孩子，他原本要在十五歲（虛歲）那年“出花園”的。那是潮汕人隆重的成人禮，孩子要在浸有不同鮮花的水中沐浴，穿上外婆送的新衣裳和紅木屐，拜別床腳下的公婆神，扔掉香爐碗，吃下甜菜湯圓和象征長壽的麵條，表示長大成人，神明保佑，一生平安。但因為這身病，家裏並沒有給他辦，那一晚他給自己做了這個重要的決定，想將這個選擇作為自己成人的標記。
他從床後拿出了那條牛繩，站上了衣櫃，房梁有點高，他踮起腳尖才勉強把牛繩穿了過去。他冷靜地將繩結打緊，把頭放進去，閉上雙眼，便雙腳蹬開櫃子。然而就在這時，繩子“嘣”的一聲突然就斷了，他猝不及防，重重摔在地上，“哎呀”一聲慘叫出來。
第二天早上起來，彭海提的腰還有點痛，走起路來有點瘸。細心的母親發現了，又注意到他脖子上有一道烏青，便問他：“你條脖子怎麽那樣？”
“我老實跟你說，我不想做人了。”自知捂不住，彭海提終於說了出來，卻不敢直視母親的眼睛，“我受不住了，我不要做人了，我不想拖累你。”
母親一下子就哭了出來。
從那以後，母親就不肯讓彭海提一個人在小厝間睡了，要他在自己租來的房子外麵的廳搭個床鋪。以前他一個人住，神經痛時可以自己一個人哭，現在他夜裏哭，母親便能聽到了。看到他抱著雙手哭，母親便來給他按摩。
彭海愧疚不安，勸母親先去睡：“你猛猛去睡覺，不用理我，不然我沒死你倒先死了。”
母親不解地問：“怎麽這麽講？”
“你一個健康人，該休息就要好好休息，再這樣下去是不行的。要是連累你也生病了，我怎麽受得起？”
可是母親仍執拗地守著彭海提，有時妹妹半夜醒過來，會被這番景象嚇哭，最後便是三人一起痛哭。夜裏的哭聲飄出門外，厝邊前後都聽到了。有時鄰居聽到他神經痛發作，就在外麵悄聲議論：“不行了，抽筋了抽筋了。”
在一次神經痛發作後，彭海提就暗中備下了一瓶老鼠藥，藏在房子的牆縫裏。
又過了一兩年，妹妹出嫁了。有一日母親出門去看望妹妹，隻有彭海提一個人在家，他想，這下機會來了。
看到母親走遠，他便去找之前藏好的老鼠藥，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他想起在巷口賣農藥的人那裏看到過一種叫“特百蟲”的農藥，乳白色的，他心想應該不難吃，便買了回來。回到家裏，他先抓了一大把糯米洗淨下鍋——之所以煮糯米飯，是因為他想起厝邊有個老人看孫子顧著玩不吃飯，便罵他“做鬼要做飽死鬼”。他聽了覺得有理，在生死的關口，還得最後好好款待一下自己。
一碗香噴噴的糯米飯下肚，心滿意足，他便吞下了“特百蟲”。喝完，他便馬上把沾有農藥的碗筷全部扔掉，想著斷斷不能讓母親碰到這些毒藥。之後他又想，不能倒掉在家裏，不要叫母親回來了嚇到，於是趕緊出了家門往屋後的竹場方向跑去——死在竹林深處無人知道，等晚點有人發現，再給他收屍就好了。
匆忙走在路上，陽光明晃晃地照在眼裏，他想，這大約是此生最後一次見到光了。他突然感到眼前發黑，一頭栽在地上。可沒過多久，他的牽牛朋友剛好經過，看到他口吐白沫，趕緊把他送去了診所。他醒來時，得知自己被救活了，不解地問醫生：“為什麽我食了那麽多藥還是死不去？”
醫生告訴他，幸好是他先吃飽了。他隻是歎息，後悔不該先吃飯。
等他逐漸恢複過來，母親叫來了母舅。母舅一到便指著他罵：“你這個不孝子，你母辛苦一世人，飼你到這麽大，你死了一了百了，留下你母怎麽辦？你要她難過一輩子嗎？”
母舅的話像是把他在迷夢中猛然搖醒，他暫時卸下了自己的苦痛和迷惘，回頭看見了母親眼裏的痛苦和淚痕，自己也不禁落淚——他怎可能是那樣決絕無情的人呢？他想起了從前，想到了外嫲的囑咐，想到從出生到現在，經曆生父去世、戰亂、饑荒、霍亂……母親把她的那些孩子一個個忍痛放下，卻獨獨留他自己一人在身邊。即使現在他一身的病痛，母親也始終給他依傍。
想到這些，他便無法再舍心而去了。他跟母舅承諾，自己不會再尋死，就算是為了母親，他也願意去尋覓活著的希望。
8
一晃又五年過去了，到了1970年，彭海提已在生產隊看了十五年的牛，那頭黃山牛看老了，隊裏又給他換一頭水牛，他一樣細心照料，把它養得肥肥壯壯。
這年間有一日，村裏的大隊幹部跑來問彭海提，說省裏辦的麻風院新洲醫院在“招人”，問他要不要去。一聽到說是個省辦的醫院，又不在家鄉，彭海提便心動了——反正自己也是死馬當活馬醫，來日就算客死他鄉，耳邊也聽不到那些不幹不淨的話了。
他想去新洲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對母親的心理負擔減輕了許多——在他四年前那次喝農藥自殺未遂之後不久，母親便把二十多年前被迫送人的那個小兒子找回來了，想是晚年能多個依傍。那時母親也曾想再去找回他的兩個姐姐，但打聽一番後，才知道她當年是被騙了，那個媒人婆說是將她兩個女兒帶去富人家，實則是要把她們帶到外地賣掉，結果那人在半路上病死了，彭海提的兩個姐姐也不知所蹤。
有弟弟在母親身邊，彭海提也沒有太多的後顧之憂了。母親雖是不舍，終究不願見他一直受苦，想著或許去大醫院能治好他的病，便同意他去。在彭海提動身的前一夜，母親一直哭。已過而立之年的彭海提，在幾個孩子中，是陪在母親身邊時間最長的，母親又怎能不肝腸寸斷？心緒不定、憂愁重重的彭海提看到母親落淚，不禁眉目緊蹙，急躁起來：“不能哭，又不是去當兵！”“明早出門你一定不能哭啊。”
第二天分別之際，母親果然依了他的要求，強忍著沒有流下眼淚。她明白兒子的倔強和自尊。細心的彭海提看出母親很是難過，便細語安慰她：“我去了那邊，每年都回來尋你。”說這話時，他心裏是發顫的，也是強忍著淚水和悲傷——此去路途殊遠，其實並不知會去到怎樣的環境，能否活著回來。
彭海提先被送到了潮陽當地的竹棚麻風村暫住，病人要在這裏集中，等湊夠了人數再一起包車去新洲醫院。真到了竹棚，彭海提才知道，原來這裏也是個治病的醫院，建在了荒無人煙的山邊，病人在裏邊隔離治療邊勞動——隻是外頭的農村人把它說得太可怖了，“癩哥寮”，多難聽的名字啊。
他在竹棚住了三個月左右，也是看牛，等湊齊了約有六十人，便有人安排了一輛大客車，把他們送去了位於東莞縣的新洲醫院。大清早出發，到目的地時已是晚上，食堂煮好了粥等他們來，露天處在放映電影。
這是彭海提第一次出遠門，他暈車暈得厲害，什麽也沒吃就去休息了。第二日醒來，已是身處異鄉。住的是集體宿舍，一個宿舍兩排平行的床鋪排開，滿滿當當住了三十多個病人。聽說整個醫院的病人數超過千人，這讓彭海提有些意外——原來還有這麽多和自己一樣的人。
新洲醫院建在了東江支流的江畔，和彭海提的家鄉一樣，也是近水。醫院比農村條件要好，他在家裏晚上隻能點煤油燈，這裏不管是宿舍還是外邊行人道上，都是一路燈火，像白晝一樣光亮。他在家每日都要打井水或溪水抬著回家用，這邊卻已經有水龍頭了。醫院裏還建了個大磚廠，輪流燒磚的輪窯有二十四個窯門，可以日夜二十四小時不熄火，不停生產。彭海提第一次見識到這麽大的磚廠，不禁嘖嘖稱奇。
彭海提手繪的1970年的新洲醫院的地圖（作者供圖）
事實上，彭海提他們這批病人正是因著這個磚廠才有機會來新洲的。磚入窯出窯、製作煤餅、燒火、挑磚落船等等都需要用到人，磚廠最多可以容納四五百個粗壯勞力，那段時期醫院多番到潮汕各縣市鄉下去“招人”，主要就是為擴充勞力。新病人一進院，便要過來磚廠這邊接受挑揀。進磚廠是有門檻的，一隻手必須要能抓起兩塊磚頭才行——彭海提蜷縮的雙手好不容易抓起了兩塊磚頭，卻無法抓牢抓穩，很快就放下了，自然被淘汰了。
他隻能成為一名雜工——這是醫院裏一個特殊的工種，任何時候、哪裏有需要，就把他喊去。他做過很多樣工作，磚廠鏟煤渣，拆窯門，去水下挖泥……和在老家的生產隊時一樣，每樣事情，他都是勤勤勉勉。
每日做到傍晚收工，渾身落滿灰、邋邋遢遢的彭海提便去江邊遊水。新洲是沙洲，江灘上滿是沙子，江水清澈見底，這讓他十分歡喜。黃昏時分，紅霞漫天，這是一天中彭海提最快樂最放鬆的時刻了，他像水鴨子一樣一頭紮進水裏，許久才浮出頭來，然後再一次紮進去，又浮上來，如此反複，直至渾身筋骨舒展了，才抖落頭上身上的水珠，走上岸來。
來得久了，雜工頭也知道了彭海提水性極好，便讓他去做一些跟水打交道的工作——或者在水上扒船，渡病友們去對麵的小沙洲上種菜種甘蔗，那裏是專門搞農業的；或者去水下挖泥，把江邊拐彎處淺水灘下的軟泥撈出來，和上煤炭，製作燒磚用的煤餅。
有一次他去了磚窯幫忙，雜工頭就叫了兩個不識水性的病人去挖泥。他們站在江邊幹活時，剛好有一艘大火船疾駛而過，帶起的浪將兩人卷到了船下，最後都浸死了。消息很快在醫院裏傳開，彭海提很是驚詫，沒想到自己隻一次沒去挖泥，就沒了兩個病友。從那之後，凡是要挖泥，雜工頭便把他叫去。當年家鄉生產隊的那個“牽牛頭”，如今在這東江畔麻風院裏也找著自己的位置了。
9
因為每天早晚要用力扒渡，又常常要去水下挖泥，彭海提的手總是受傷，可他即便給手貼上膠布，也不會停工。這樣努力勞作，主要是生活所迫——他得自己養活自己，此外，也想著要積存一點錢，好做回家看母親的路費。
彭海提剛來新洲不久，醫院便辦了夜校，一個潮汕的老病友教病人們學當地的方言白話（粵語）。白日工作，晚上學習，彭海提三個月就學會了，比病友們快些。會了當地話，他就能跟老病友聊天了。老病人管這裏叫“約瑟洲”，是麻風病院的舊稱，說解放前是神父修女們在這裏服務的，解放後政府便把醫院接管了。洲邊堤壩旁那些枝繁葉茂、盤根錯節的榕樹，還是建院之初種下的。
不過，初來乍到，彭海提還是跟潮汕的同鄉走得更近些。那時醫院潮汕的病人有三四百人之多，熟悉的鄉音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相處得投機一些的，在彼此心裏就是家己人（潮汕話，自己人）。彭海提覺得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飄落在此處，就要互相憐惜，互相幫助。
有個潮汕的老病友，是專門負責撐醫生每天來回渡江的——那時醫生們晚上都住在江對麵的梁家村，早上才過來醫院這邊上班。在水上撐船是很使力氣的，老伯年紀大了，知道彭海提水性好又年輕，氣力不足時便叫他來幫忙。彭海提隻要有空，便和這位老伯一起撐醫生過渡。
彭海提有次和一位潮汕病友被安排去磚廠幫工，他們一個負責拆開窯門，另一個負責鏟煤渣，輪換著做。彭海提的雙手已經麻痹到不知冷熱，拆窯門時常常燙傷。病友看到了，便主動對他說：“你來鏟煤渣好了，拆窯門的事我來做。”
這些潮汕病友在異鄉互相幫來幫去，是常有的事。這樣的環境容易讓人忘記他們還是病人。公允地說，新洲的醫療條件在當時算是不錯的了，藥房、醫療室、檢查設備、手術室一應俱全，幾十名醫生仁心盡責，每日都會到病房給病人看病開藥，並不歧視和嫌棄他們。入院體檢，彭海提便查出了有肝病，一個姓肖的女醫生總是過來跟進他的病情狀況。肝病病人需要多吃糖，但在計劃經濟的年月，糖靠票證限量供應，肖醫生看到有一些注射用的葡萄糖沉澱了，不能再直接注射了，就拿來給彭海提吃。
一次台風天，江麵大水洶湧，那個潮汕老伯一人撐渡應付不來，便叫了彭海提來幫忙。彭海提站在船尾，由於雙手不能正常卷握，撐渡時手中的竹竿不知被水底的什麽東西纏到了，被順水卷走，他便一個猛子紮進江水裏，又把竹竿撈了起來。船上的醫生們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潮汕老伯嚇得大喊：“這樣的大水以後不能跳下去啊，竹竿沒了後麵再去砍一支就好，這樣很危險的。”
也有人開口說：“彭海提，如果有天我落水了，你可一定要救我啊！”彭海提抬頭一看，說這話的正是肖醫生。原來以前也遇到過這樣的天氣，也是病人撐醫生過渡，船被大浪打翻，病人卻不敢去救醫生，最後便有醫生溺死了。肖醫生擔心彭海提在救人時會多一層避忌，所以特地告訴他。
敏感的彭海提猜到了這點——醫生能這樣對他說話，這樣相信他，他心裏是歡喜的，就嗬嗬笑了起來，回答道：“哎呀，利是大吉（潮汕話，祈禱平安之意）。”
白天有事可忙，有人可說笑，過得很快，但夜裏靜下來時，彭海提仍會想家。他總是夢見在家鄉，夢見在田裏牽牛，去溪裏撈魚，夢見一起牽牛的朋友，夢見自己擔一桶水在鄉路上跑，夢見提了溝水去澆菜……許多夢裏，他都是在拚命勞作。
“最多是夢見我母，我神經痛拚命哭，在夢中我的眼淚總是一直流一直流，夢到我母在幫我按摩……夢著夢著，突然哭得很大聲，然後就醒了，眼淚流到枕頭都流濕了。”
在離家四百多公裏的麻風病院，他與母親已經有數年沒有見麵了，唯一的聯係方式就是寫信。母親在寄來的每封信中幾乎都這樣寫道：“孥啊，你什麽時候醫好病？醫好了早點回來，我們母子相依為命。”
母子千裏兩相思望，怎奈兒子有病在身，路途殊遠，歸期始終未知。
心焦之下，彭海提就去偷藥——每個病人宿舍配備了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他們每天早上來巡房時，護士的小推車上就放著當天要發放的藥物。那時在醫院裏，沒有醫學常識的病人偷藥見怪不怪，人人都巴望像感冒一樣，十天八日就能把這一身病醫好了。他的病友猴仔，十來歲的一個孩子，也跟人去偷，拿過藥瓶一下子就把藥片全倒進肚子裏，最後被醫生拉去洗腸。
宿舍中央一張乒乓球桌大小的桌子，是平日醫生給病人看病的地方，有一日彭海提看到上麵放有氨苯碸，便趁醫生不注意偷偷拿了一些。他很小心地把藥藏了起來，平時吃藥時自己小心翼翼加量。可不按醫囑吃藥終究還是不行，他臉上浮起紅斑，手腳腫痛，還是當年在家時就做過的失敗的試驗。
醫生來查房時看到了他的症狀，說：“你是不是吃藥吃太多了？”
他馬上掩蓋：“不是，是身體（麻風）反應了。”
知道著急也無用，他便隻好安慰自己：這裏醫療條件好，醫生仁心，病友都是一樣的，自己要耐心地等下去。
10
誰知，彭海提在新洲住下五年，病還沒醫好，這個醫院便突然散了。
那麽好的一個醫院，怎麽說停就停了？有人說，醫院裏領導關係不睦，院長意氣用事，就把醫院關了；又有老病人說，也可能跟磚廠收入銳減有關，以前磚廠是醫院收入的大頭，後來醫院的土用完了，隻能去外麵買，扣除成本，就很難賺到什麽錢了。
新洲醫院解散的具體原由，現在已難以考究。總之，從1971年開始，平洲醫院和接收軍幹的稍潭醫院這兩大省級麻風院先陸續解散，最後也輪到了新洲。一個具有悠久曆史的麻風病院，在短短一兩個月內悄然宣告消失，如突來的大風浪打在上千名病人身上，他們像洲邊的茅草花一樣，被四散吹走。彭海提和尚未治愈的幾百名病人，收拾了行囊，分批上船，船沿著東江支流一路向東，駛開十多公裏，一直駛向一座叫泗安的孤島。
這裏便是彭海提命運飄向終點，他之後餘生生活的地方——泗安醫院。
突然被推到這裏，病人們都迷迷徨徨的，生性敏感的彭海提更是如此。他似乎有些水土不服，喝水時都覺得有股土腥味——新洲那邊是沙洲，江水澄澈，水是清甜可口的。這讓他好長時間都不太適應，胃口一直不好。
與新洲不同，泗安醫院的運營以農業生產為主。這裏盛產香蕉，陽光下一眼望去，是大片大片明晃晃的香蕉林，稻穀和蔬菜也是島上的主要作物。彭海提擅長的事情在這裏派不上用場了——病人們種作就在島上，醫生們也住在島上碼頭附近，不需要他撐渡了，他“失業”了。
泗安跟農村老家一樣，也是分生產隊的。彭海提心想：繞了一圈，又從“城市”回到“農村”了。他隻能做鋤草一類較輕的農活，可是這樣的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工資相比在新洲時自然少了不少，生活不好過了。實在沒錢了，他便給“阿叔”寫信，叫他寄一點錢來接濟自己，繼父便從寄來了港幣——這麽多年過去了，“阿叔”還是那個“阿叔”。
病人宿舍是一間四人，倒是比新洲的大宿舍要好些，隻是他住的二樓，雖然有水龍頭，卻常常沒水。有個從部隊患病送來的，在水龍頭接不到一滴水，一氣之下便從樓上跳了下去，當場摔死了。
宿舍樓上樓下各有一間診室和藥房，照樣是每天有醫生來看病。一日彭海提去看病時瞧見有張空椅子，便順手拉來要坐下，沒想到值班醫生看到了連忙擺手：“不行不行，這張椅子不是你坐的，你坐那一張。”他抬頭一看，那個醫生的帽子和口罩將臉上包裹得嚴嚴實實，根本看不出模樣來，立刻意識到，這裏的醫生對麻風病怕得要緊。
剛到泗安時，彭海提仍像在新洲一樣，傍晚收完工便去江邊碼頭遊泳、洗澡。後來住在附近的職工看見了他，說“這裏不是你們來的地方”，他遊水的樂趣也被剝奪了。
回想在新洲時，醫生和病人互相尊重，說說笑笑是常有的事。醫生每天就在宿舍中間的桌子旁給他們看病，彭海提和舍友們常把那裏當飯桌，端著飯碗在上麵吃飯，醫生看到了也不曾說什麽。有些病人症狀輕微，手腳完好，健壯如牛，閑下來了便去籃球場打球，醫生看到了就去和他們一起打——幾年下來，也沒有一個醫生傳染上麻風病。
兩個醫院同在東莞，同屬省衛生廳管轄，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大概是因為泗安醫院最初隻是縣級麻風院，直到1963年才“升級”，醫護人員的專業素養自然遠不及曆史久遠的新洲，如今又突然湧入幾百名病人，它一下子如何消受得了？
彭海提手繪的1970年代的地圖（作者供圖）
新洲一散，彭海提在那裏交的很多朋友也都離散了，之前一起在磚廠做雜工的病友已出院回家了，常叫他一起幫忙擺渡的潮汕老伯則去了一個海浪險惡的海島麻風院。也有好幾個潮汕病友一起過來了——大隻佬，林楠，黃德平、猴仔——經過了一場風浪，大家還能在泗安相聚，彭海提和他的朋友們更加倍珍惜這段緣分，比之前更顯親密了。
到泗安兩三年後，彭海提開始自己養雞養兔，中秋過年，他便叫了手腳好的黃德平幫忙宰殺雞兔，喚上大隻佬等幾個好友，摘了地裏的青菜，湊了幾盤菜肴，圍坐一起，邊吃餐飯邊說說笑笑。彭海提越來越感到“遠親不如近鄰”，這些聊得來的朋友就像自家兄弟一樣，泗安也是他的家了。
那時他與大隻佬同個宿舍——大隻佬真名鄭育強，生得人高馬大，身體肥壯，所以彭海提他們便給他起了個這個外號。有一次，大隻佬的弟弟來醫院探望，要來宿舍，彭海提自知手腳不太好，模樣又嚇人，心想，當年家裏的親弟弟吃飯時要求自己單獨用一雙筷子，何況別人呢？他不願彼此尷尬，也不想影響舍友兄弟相聚，便自覺走開了。大隻佬知道後，特地把他找了回來，對他說：“不怕的，我弟弟不怕。”搞得彭海提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就這樣，彼此消了芥蒂，大家圍坐一起吃了頓飯。
如此跟朋友們相互扶持著在泗安住了四年，彭海提收到了一封家書——不是母親寄來的，而是當年過繼給母舅的哥哥寫的親筆信。彭海提頗感意外，離家近十年，這個親阿兄從未和自己聯係過的。待拆開信，看到的卻是觸目驚心的消息：弟弟自殺了。
改革開放了，弟弟有闖勁，想要賺大錢，跟著人家承包山頭打石，沒想到缺乏經驗，石頭銷路不好，最後錢沒賺到還欠了一身債。他想不開，便直接在山頭上吊了。彭海提拿著信看了又看，手直抖，似乎不敢相信。眼淚早已溢滿了他的眼眶，他喃喃自語：“他是個健康人，怎麽就這樣死掉了？”
那一刻，他真希望死的是自己。
11
弟弟死後不久，彭海提又收到一封信，這次是母親寄來的了，希望他能回家，見一麵。彭海提想，跟母親一別已十載，確實應該回家一趟了。
泗安醫院仍是隔離治療，想出島，必須得以重要事由向醫院請假，獲得批準才行。因為請假製度嚴苛，常有病人半夜偷偷劃了小舟偷渡出去。但彭海提想光明正大地走，他回信讓母親跟村裏大隊打張證明，說明家中有急事。這張證明最後通過電報發到了泗安醫院，彭海提被批準請假回家探親。終於可以回去見母親了，可他卻連一雙正經鞋子都沒有。有個當過兵的舍友知道了，便拿了一雙解放鞋給他。
彭海提要先從東莞坐船去到廣州，再在那裏坐車回家。上了渡船，那個擺渡的一見他的手腳模樣，知他是泗安來的，就要他買五張船票。
“這是誰人規定的？”彭海提理直氣壯地反問。那擺渡的便說，這個座位你坐了，前後左右都沒人敢坐了，所以要收五張票的錢。彭海提卻不同意，一直要他給出合理依據，那人自知是在欺負人，再糾纏下去會影響行船，便隻好隻收一張票，不情願地讓他上船了。
到了廣州大沙頭碼頭，上了岸，已是下午四點多，彭海提隻能在附近過夜，第二天再乘車回家。看到路邊有家旅店，他便走了進去跟服務員說要住宿。服務員看到他的手腳模樣，便不想讓他住，還調侃他：“這裏住滿了，你可以去找外僑賓館。”
彭海提是第一次住旅店，也就真信了。人生地不熟，他隻好又上了公交車，問別人，外僑賓館在哪裏？車上的乘客聽了，都笑了起來。他聽著不對勁，又去問售票員。售票員看著他，冷冷地說，外僑賓館我不知道，這裏下去就有賓館。他趕忙下了車，果然看到有家旅店，便走了進去——沒想到那家旅店也說“住滿人了”。
從第二家賓館出來，他恍然大悟，決定坐公交車回去，去找第一家旅店理論。到了那裏，他看到有個人正好在辦理入住，耐著性子等那人登記完了，便上前去問：“你不是說已經住滿了？”
“剛剛那個人是提前預約的。”那個服務員敷衍他道。
“我還比他先預約呢。”他知道了對方是看他手腳不太好，心裏怕他，便昂起了脖頸說，“你要不給我住，你走到哪裏，我跟到哪裏。”
那服務員則聽得怔住了，半晌沒出聲。彭海提見他有點不知所措，便見勢曉之以情：“我一個出門人，出門在外，你不給我住，我去哪裏過夜呢？”
那服務員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何況那時是旺季，旅店也是要想盡了辦法賺錢的，於是便改口說：“現在真是沒房間了，你要不介意的話，可以在走廊處安個床位。”
“好好，有個地方落腳就行。”彭海提此時已經乏了，不願再折騰，便應承了下來。
“（旅店的）飯堂要關門了，你趕快去吃吧。”辦好了入住手續後，那服務員又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好好，多謝。”彭海提就把早前的不快丟掉了。
來回折騰一番，已是掌燈時分。吃完飯回來，彭海提便扯著被子躺下了。回想起這一天經曆的種種，不禁歎息了一聲——沒想到這麽久出一次門，在社會上就被如此歧視，心中的酸楚隻有自己知道。但想到明早還要趕路，隻好先不去想那麽多，閉眼歇息了。
到了，那個他午夜夢回許多次的彭厝村終於到了。這是他曾經住了廿五載的地方，是他的故鄉。
就在踏入村寨門一刻，彭海提迎麵撞見一位相熟的老人，老人一眼便認出了他，歡喜地說道：“孥啊（孩子啊），你回來啦？”她親昵自然地拉起彭海提的手，注意到了那隻手已經變形——有的手指已經沒有了，剩下的手指也都蜷縮著無法自然伸直。
老人眼裏的光澤消失了，露出訝異的神情。她用自己布滿老年斑的粗糙的雙手慢慢地輕輕地在彭海提的手上摩挲著，晶瑩的液體充盈了她的眼睛，又順著眼溝垂落下來：“孥啊，你的手怎麽變成這樣了？”
母親一個人住在他過去住的那間小破厝裏，聽說這個小屋是曾經的富人家建來放棺材的，彭海提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吊自殺就在這裏，真是半隻腳踏入棺材又出來了。還沒進家門，母親的眼淚已像雨水般往下落。她拉著已經四十三歲的彭海提從頭到腳打量了許多遍。彭海提注意到，以前身材高大的母親，如今腰已經有點彎了，頭發也開始泛白了。
“你怎麽這樣了？”母親心疼地問道。
“我們在農村不懂，治得太慢太遲了。”彭海提流著淚答。
得知彭海提回來了，同村的那個嫂子也過來禮貌性地問，要不要過去吃飯？彭海提自覺，說不用了，在母親家裏吃就好。哥嫂便送了一些菜過來。這時生產隊已經沒了，當年跟彭海提一起牽牛的朋友們有的去當了兵，有的外出打工，大多不在家。說起時代的變化，提起吊脖子自殺的弟弟，母親便不停地抹淚，問：“為何命運對我如此不公？”彭海提聽得心裏淒然，想著自己也是一樣的，但他不能說出口來，還要引開話寬慰母親。
他拿出過去十年裏省吃儉用積存下來的幾十塊錢，遞給了母親。母親始終不收，說他還在醫病，讓他帶回去買點東西吃。彭海提最後說：“這是我做工的一點辛苦錢，是做兒子的一點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母親便隻好收了。
閑話間，母親說起了村裏以前一個喜歡過彭海提的女孩，說人家等了他好多年，等到三十歲了才出嫁，跟著丈夫一起去了海南島。彭海提聽了不住歎息：“哎呀，怎麽那麽傻，我一直叫她不要等。”
那個女孩彭海提自然是忘不了的——當年他在家時，女孩看他勤勉真誠，喜歡上了他，甚至跟他明說想要嫁給他。那時他已經有病了，她是知道的，卻一點沒有嫌棄，隻叫他好好去醫治。後來女孩得知他要去大醫院治病，還悄悄找了他，說要等他回來。彭海提急了，鄭重地對她說：“你不要等我，不會有幸福的。你去找別人。”
彭海提就這樣推開了那女孩，心裏卻像被刀剜了一下——眼前這個好姑娘，他難道不愛嗎？是他不能愛。如果他能像“阿叔”一樣，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肩負起家庭的責任來，他一定是會答應的。但他不能給她留下虛假的希望。說出那話時，他心裏充滿了悲哀。
母親又在唏噓感歎——彭海提剛開始患病時，她還叫他去相過一次親，後來看著他的身體逐漸變差，成家的事才不再提了。
住了十日，假期盡了，彭海提便要動身回泗安醫院了。母親的那句話終於還是問出了口：“你能不能不要回去？留下來我們母子相依為命。”
得到兒子否定的回答後，這個老婦人似乎感到命運的一切都湧來了——在革命中犧牲的前夫，不知所蹤的兩個女兒，遠在香港不知歸期的丈夫，自殺的小兒子，還有海提——她心頭最大的疼痛和困惑。
母親不再說什麽了。怕耽擱下去母親會更難過，也怕自己會大哭，彭海提狠下心走了。他心裏清楚，就自己的身體情況，就這外麵人待他的情形，這一走，恐怕是回不來了——雖然，這裏有母親在，可有了這個病，很多東西已經無法兩全，隻顧得了自己了。
他隻希望，母親能明白他，原諒他。
12
到了1983年，彭海提的麻風病被治愈了。但對人到中年的他來說，身體已經壞得差不多了，這病醫沒醫好，已經沒有什麽區別了。
醫院政策也變了，允許治愈的病人繼續留院，但要家裏給生活費。這個轉變源自一起砍人事件。大約一年前，有個叫望島的病人治愈後，認為外麵的社會很難接納自己，不願意出院。醫院告訴他，如果實在不想回家，就得搬去台山那邊海島上的麻風院。望島實在不想去那個風浪險惡的海島，心中就燃起了仇恨。他先用平素叉魚用的魚叉傷了一個與自己不睦的病友，又用砍香蕉的砍刀砍死了兩個與自己有過節的隊長，之後便在一棵樹上上吊自盡了。出事後，人們發現他在桌子上留了一張紙條，上麵留下四個字——“逼上梁山”。
“怪不得他昨晚問庾宏那幾個字怎麽寫，原來他早暗中做好準備了。”彭海提想到事發前一天晚上，他們幾個人在大食堂旁的服務部看電視，病友庾宏就坐在他旁邊。望島突然走到庾宏身旁，問他“逼上梁山”怎麽寫。庾宏當時正好拿出煙紙準備卷煙，便在煙紙上給他寫了。
三條人命驚動了廣東省衛生廳，新政策就下來了。這是用鮮血換來的一點改變，一點對愈後麻風病人的理解。
彭海提也不想回家，他想：肯定不能要母親的錢，家裏還有什麽人呢？同胞阿兄早給了母舅做兒子，妹妹已經出嫁，弟弟又自殺了，或許有能力給自己生活費的，便是那個並無血緣關係的哥哥了。他寫了信，寄去大隊和哥哥侄子一家，說了自己不想回老家的情況。大隊中有老人還記得這個患病的苦孩子，怕他侄子不答應他回來，便對他侄子說：“你阿叔雖然患病，他當時在生產隊幹活是非常落力（盡力）的，是非常勤勞個人。”
侄子雖然對這個叔叔沒有什麽印象，卻是個明事理的人，聽完老人這番話，爽直地應承了下來，每月都給彭海提匯款。不過彭海提知道這背後的經過，純屬偶然——一個從他們鄉裏出來收破爛的人，一路收到了泗安醫院，偶然相遇時，竟認出了彭海提，告訴了他這件事。
彭海提就這樣在泗安醫院繼續住了下去。他的手指已經殘缺，一隻腳也有了傷口，不能再像年輕時那樣拚命幹活，平日裏就養上十多隻兔子，自己種點菜，夠吃就好。他空閑的時間逐漸多了起來，沒事時就跟人搓牌打麻將，或是找庾宏下棋，或是到林楠那裏喝兩杯茶。
時間久了，他究覺這樣是蹉跎光陰，沒太大意思。再看看那些醫好病的病友們，手腳好的，自己承包了大片蕉地，每天忙碌而充實。這麽想著，他心中煩悶，不免又想起過往那些悲傷的事來——這樣活下去有什麽意思呢？
有朋友聽他言語間常常流露出悲觀情緒來，便提議他去圖書室找些書消磨時間，這樣就不會胡思亂想了。他覺得有道理，第二日一早便出現在了圖書室。在琳琅的圖畫中，《廣州畫報》上各樣特別的圖畫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驚喜地睜大眼睛，一頁頁地翻，一本本地看，仿佛發現了寶藏一樣。
翻畫報時，他想起了以前讀書時，同班的一個“天才畫童”。那畫童在地上隨意拿一塊尖石塊或碎瓦片，就能在牆上畫龍畫馬，活靈活現，栩栩如生，陽光一照，龍馬仿佛就要破壁騰飛一樣。他曾心裏暗暗讚歎，想要是自己以後能像這畫童一樣就好了，但沒過多久，他就患了病，被學校退學了。
不如就學畫畫好了——這個逐漸明朗起來的想法讓彭海提感到振奮，心頭的烏雲終於逐漸散開了。
醫院會定期訂閱《健康時報》《東莞日報》一類的報紙，看報紙的人不多，燒報紙的倒不少。島上的生產隊散了之後，飯堂也就隨著散了，病人們變成了村民，各人隻能自己燒柴煮飯，就去拿了圖書室的舊報紙來引火。彭海提就去找他們要，說自己要練習畫畫寫字，練完了再還給他們，朋友們也都應允了。
他先是臨摹“人仔冊（小人書）”上的那些人物，看到《三國演義》上關公在看書，就依樣畫葫蘆，又見到《西遊記》上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哇，看起來非常威猛”，又學著描這一張。畫了一張又一張，用掉了很多張紙，拿起來看，還是不滿意，就揉成紙團丟掉了。
畫了沒多久，他右手拿筆的那隻手指就腫痛得厲害，醫生給他拍了片，發現從拇指開始，連著三隻手指的骨頭都已腐壞，對他說：“這些手指必須剁掉才行了。”
彭海提右手原本也就剩下這三隻完好的手指了，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他流著淚哀嚎：“這樣我還怎麽畫畫啊？”
“如果握不了筆，那就在拇指和食指間再開一刀，開一個口子就好。”醫生安慰他。
手術後，彭海提的拇指和食指隻留下了半節。他用僅有的那點指節夾住筆，畫畫寫字。筆會經常夾不住，掉落在畫紙上，把畫了一半的畫亂塗上一筆，實在讓他懊惱。他就用纏腳傷的白膠布，在筆上纏上幾圈。
彭海提畫畫的毛筆（作者供圖）
有個做護理員的病友是廣州人，看到彭海提整天在埋頭畫畫，卻隻有一支筆，就在一次請假回家探親時，給他買了兩支新筆回來。“我們這些大鄉裏出城的，靠朋友的。”回想起這些時，彭海提笑著自嘲——他很慶幸還有這些好朋友幫忙。再往後，他用畫紙和毛筆畫畫了，畫紙是托開船運貨的大隻佬幫忙買的。一個有文化的朋友見他這麽喜歡畫畫，便說畫畫寫字是一體的，學畫時候還要多練字。他聽了覺得有理，便又去找了字帖來勤奮臨摹學習。
島上也有著意刻薄、歧視他人手腳不太好的人存在。同宿舍的幾人共享一個小火灶煮飯，有人煮食後火槌仍放在爐上，彭海提不知道爐是剛燒過的，伸手去拿火槌，一下便被燙到了。他看著撕開了皮的手，生氣地去問那人：“你怎麽可以這樣做，那支火槌放在這裏燒，我的手麻木都不知道！”
沒想到那人譏諷彭海提：“你這個人，要文無墨，要武無力。”
彭海提被這話刺激到了，心想：幹活幹到雙手都沒了，現在自己確實是“要武無力”了，哎呀，激氣啊，現在武的沒有，就學點文的吧。
他更加每日埋頭苦練，整個人都被字畫吸附進去了，經常不知不覺中屋裏光線就暗了，抬頭來，窗外已然紅霞染天，歸巢鳥雀的聲音重迭起伏，一日就這麽過去了。漸漸地，他看著畫的東西終於有幾分像了，心裏便十分歡喜，幹脆把畫貼在牆上。
有人看到了就問他：“這是你畫的？你很厲害，雙手這樣還能畫畫。”
彭海提的畫作《風和日暖》（作者供圖）
13
有了治療麻風的特效藥，新患病者再也不用隔離治療了，出去的多，進來的少，泗安醫院的人便漸漸稀疏了。彭海提的好幾個好朋友也相繼出了院，到了1988年，連大隻佬也走了。
這年，醫院裏來了一個叫連青的年輕人，不過三十歲左右，聽說是部隊的連長，比文工團來的瘐宏待遇還好，直接住到幹部區那邊去了。幹部區那邊的牆門內有食堂，護理、醫生，一應俱全，本來這樣的公家人跟彭海提他們這些普通病人是不大接觸的，但醫院領導大約是看連青年輕，人來了沒多久，便叫他幫忙管整個院區的治安。
從幹部區走出來的連青身上沒有官架子，喜歡和彭海提他們聊天說笑，大家漸漸便彼此熟悉起來。彭海提他們都喚他“兵仔”。兵仔臉上皮膚好，手腳也好，一點看不出有麻風病。彭海提知道他也是潮汕老鄉後，對他更是感到親切。客家此處，如今又遇了一個“家己人”，看他平日做事率直，對人真誠，待他就像弟弟一般親近。
很快，連青和醫院裏另外一個女病人看對了眼，戀愛了。連青把彭海提當作哥哥一樣，有什麽快樂憂傷的事都願意說與他聽。看著“弟弟”在醫院找到了未來做伴之人，彭海提也著實替他高興——新的藥物管用，治療又及時，相信連青不久就能出院了，出去就又有大把世界。
隻是有時，看到連青，彭海提就不免也想到自己——幹部區裏那些人不都是這樣的，一個個醫好了便溜走了，可歎自己就是出生在農村人家啊。但對於連青，彭海提並沒有不滿或者妒忌，倒是會憐惜——好好一個青年，即便手腳是好，世人要有知道他來過這裏，看他的眼光也會不一樣了吧？
果然，連青滿麵憂愁地告訴彭海提，父母不同意他跟醫院裏的女朋友在一起，還罵他：“你自己都這樣了，還找多一個？”不久，他請假回了一趟家，回來後就像變了個人一樣，投錢去承包蕉地魚塘，又買了一批鴨乸回來養，整日埋頭在工作裏，臉上卻始終悶悶不樂，一點沒有了先前的活力。一年後，他跑來找彭海提，神色慌張地說：“我被封鎖了！我無法跟家人通信！”
彭海提聽了覺得著實蹊蹺，忙跑去問領導是怎麽回事——一問才知道，連青瘋了。
原來，前一陣連青回家後，屈從了父母的意誌，和一個三十歲的女人結了婚。結婚時，他隱瞞了自己在麻風病院的實情，隻是說自己在單位工作，婚後還得一個人回來。沒想到嶽父嶽母一心想要抱孫子，催他帶自家女兒一起回去。
他好不容易找了理由回了泗安，想盡辦法在醫院賺錢，以後回家好有本錢做生意。可越是著急越是踩了一身泥水，一年過去，養鴨蝕本了。偏偏此時，家中的妻子生病了，在深圳打工的姨囝（小姨子）竟說要過來看他。
彭海提明白，把連青逼到盡頭的，應該就是他姨囝提出要來泗安的事。他想起有次，有個潮汕同鄉的親戚前來探望，連青遠遠見了，怕被認出，慌忙躲到了彭海提住的樓上。
連青的境況一日日差下去，他像個浪蕩子一樣在島上遊蕩，魚塘和香蕉地早已被丟在了一邊。村民們看到連青瘋瘋癲癲的，大多隻當作尋常事一樁，仍是過好自己的生活。但彭海提無法坐視不理，他養兔的地方，後麵剛好是連青的香蕉地，再不遠處就是連青承包的魚塘。他每日去喂兔時便去給連青的香蕉地除草，殘指握著鐮刀慢慢割著草，哭著感慨：這麽好的一個年輕人，一個同鄉的兄弟，被麻風病逼成這番田地。他哭連青，也哭自己，哭這一群人可歎的命運。
有傷口的腳不能負重走遠，割好了滿滿一籮筐的草，他便拜托手腳好的村民幫忙把草拿走，倒入連青的魚塘。他希望魚塘裏的魚能養得肥一點，希望連青能賺多一點，早日好起來，不要過像自己一樣的苦日子。
連青不見好轉，醫院給他開了藥吃，也不見效。彭海提想，醫病還要醫心，還得是他的家人來幫他解開心結。他找連青要了他家人的聯係方式，寫了信過去說明情況，叮囑他們不要再刺激連青，希望他們能寫信來好生安慰他。
沒過多久，那邊便回信了。信中，連青的弟弟對哥哥生病的事情感到遺憾，表示他哥哥應該樂觀一點，眼光看遠一些，並拜托彭海提幫忙鼓勵勸導。
彭海提隻能自己勸慰和疏解，1990年，連青的狀態有了點起色，就出院回家了。一年後，有個出院的同鄉病友回來探望彭海提，幾個朋友坐在一起閑聊，彭海提就問起連青的情況。
“不太好，說話都不太對。”同鄉說。
“哎呀，那就敗啦。”彭海提哀歎道。
不出一年，又有一個叫來來的潮汕病友和一個老鄉起了爭執，被對方三番四次威脅說要拿刀砍他的家人。一個落在遙遠異鄉的人，最怕的莫過於獲悉家裏有了變故，來來也精神失常了。
還是彭海提不離棄地陪著——他瘋瘋癲癲跳下池去，彭海提便把他撈起來；他每晚要多擺副空碗筷，說是跟妹妹一起吃飯，夜裏在身後藏一把刀，說要砍人，同宿舍的人被擾得隻好搬去彭海提房間睡了。來來隻對彭海提服帖和信任，他擔心被人偷的東西，會放在彭海提那裏，彭海提給他“借力（安慰他）”：“東西放我這裏，沒人敢動你的！”來來聽了，便好似服下了一劑安神藥。
彭海提寫了信給來來家裏，他的家人來看望他，一起好聲安慰，來來就逐漸好起來了。這樣的事足夠令彭海提心情好上幾日——當朋友的痛苦少一些，他的痛苦仿佛也減輕了，當朋友好起來的時候，他心裏便開始像雀兒一樣歡躍起來。
14
來來好了後，香港教會的義工就來泗安島探訪了。她們提出在島上建個教堂，可以常駐島上為村民們服務。這個提議被當時的醫院領導否決了，一時間，村民們怨言四起——麻風隔離政策已經取消了，政府在這方麵的投入逐漸縮減，連彭海提他們需要的棉花膠布也開始匱乏了。醫院不能滿足的需要，很多時候都是義工在提供，如果建了教堂，他們就能常駐島上，村民在生活上有什麽困難，他們也能幫忙解決。
彭海提十分生氣，他跑去質問醫生：“這裏叫什麽？”
“衛生院。”醫生不知道他什麽意思。
“這裏是衛生院，我現在不衛生，有傷口，我每天要幹活，晚上回來卻沒辦法換藥，弄成這樣，蚊帳被席都弄髒了。”他怒氣衝衝，“別的東西我不敢搶，現在我聲明，你們要是有棉花膠布過來，給我知道的話，我要搶的！”
護士在一旁勸他：“不要吵，冷靜一下。”
“我現在斬（殺）人都要啊！”他瞪大了眼睛，故意嚇唬她。
後來教會送來了一批棉花膠布，彭海提得知了，真的直接就去搶。他臉色凶狠，沒人敢勸阻。有護士提醒他說，那些棉花膠布還沒剪好。“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他一邊說著，一邊不回頭徑直走了。
跟醫院置氣時，彭海提收到妹妹的來信，說母親在屋頂曬穀時不小心摔了，之後便起不了床。他讀罷，眼淚滾落下來了。他想回去看望母親，想在她床旁盡孝，可要回去，卻是顧慮重重：一來腳已經不方便走遠路，二來這麽久沒回去，擔心親友看了會害怕。
思來想去，他還是決定，暫且不回去了。有潮陽的朋友請假回家探親，他便托那人帶了六十塊錢給他母親。朋友到了他家，才知道他母親已經去世了。妹妹沒有收下他的錢，反而添了四十塊，湊了個整兒，又讓他的朋友帶了回來。
彭海既悔恨又難過。他提筆寫信問妹妹：為何母親去世了不告訴他？母親臨終前是否有什麽遺言？
一個月後，妹妹的信來了，彭海提顫抖地從信封裏取出信紙，慢慢展開，一字一字慢慢地看，生怕漏過任何一點與母親有關的信息：
“親愛的胞兄，你好，很久沒有寄信給你問候，很是想念，念得你近來身體安康為好，我闔家也平安。正月初九，你的朋友到我家來，哥你托他帶來的六十元，妹托他帶回給你，又托他再加四十元，不知道哥你有沒有收到？
母親過世的事情，你不用難過，哥你沒有在家，同樣，我是媽的親生女兒，母親過世，為妹也很傷心。母親生病一年多，妹也有請來醫生治療。治療四個多月，醫生說，母親年歲大，治不好。一年多來，我是在母親她老人家身邊。但她老人家沒有什麽遺言。
母親過世時，妹沒有通知哥你，是怕你傷心，這是妹的不是，請你原諒。另者，哥你在外生活，各方麵有什麽困難，也該寄信讓妹知道，妹已寄去五十元。妹有很多話要跟哥你說，可是，寫不出來，為妹把字全部忘忘了。祝福你快樂。妹。”
彭海提嚎啕大哭起來，眼淚把信紙沾得一片濕。這一年是1993年，年近六旬的彭海提，失去了他的母親，失去了這世上最在意他、最愛他的人——這位母親，她的名字叫歐玉珍。
一想到沒能在母親病危的時候在床前盡孝，他便垂淚歎息，茶飯不思，夜夜難眠。細小時外嫲要他以後好好行孝母親，可是因為麻風病，他卻沒能做到。撕心的痛苦和悔恨折磨著他——回想自己這大半生，待人接物，對朋友處處盡心盡力，是問心無愧的，獨獨對母親，彭海提感到虧欠太多。可歎啊，此生此情是無法還回去了，每每追思，悔恨不迭。
有時哭得疲憊不堪，彭海提沉沉睡去，夢裏卻是另外一番情景：他醫好出院了，母親特別歡喜，二人走在路上，她逢人便說：“我孥醫好了！我孥出院了！”
後來，他畫了一幅畫，畫上一個男孩在一個年長的女人麵前下跪。左上角寫著三個字：跪母恩。
三個月後，彭海提漸漸從哀痛中緩過神來。
一日，病友庾宏過來他屋裏閑坐，看見他在畫畫，便告訴他，自己學過畫畫，也跟他要了紙筆回去畫。但庾宏畫了幾張，把畫給人看，有人就一張裸體女子的畫提出了疑問，庾宏覺得這裏的人多是農民，過於粗鄙，無法理解自己，索性把畫直接塞到櫃子裏，從此很少再畫了。他性格本身孤僻，此後更加格格不入，似乎成了島上的局外人。
但彭海提這邊卻是另一番景象，因著畫畫，他身旁聚集起了更多的朋友，大家有空了就去他房裏看他作畫，和他說笑。有個東莞本地人，以前是島上的生產隊長，回家前請彭海提畫兩張給他。彭海提欣然答應。之後也陸續有村民也找他要畫，他都很大方送人。
就這樣又悄然過了幾年，島上的人走的走死的死，越發稀落了。彭海提住的四區，有大半的房間已經空置出來，幹部區那邊則是人去樓空。
15
到了2000年，為了讓村民集中居住，方便管理，四區的病人集中搬遷到了幹部區新大樓。彭海提和老友黃德平住進了一套二房一廳，二人的房間對著，中間是一個小客廳。
彭海提把隔壁一個空置的小房間當作他的畫室，找來一張閑置的舊床，在上麵放張木板，就是畫台。畫室裏掛著很多型號、大小不同的毛筆，每支毛筆都纏了很多層白色的膠布。
這個坐南朝北的房間是獨屬於彭海提的一片小天地，是他的精神世界，也是會客廳和療愈所。天氣晴好時，陽光照在二層樓外龍眼樹繁密的葉子上，畫室裏也是一片金燦燦。彭海提以前一直期盼著能有這樣的一個陽光充足的房間，他終於等到了。
泗安醫院昔日軍幹區的門(作者供圖）
他已不再養兔了——他的殘指已快消磨完了，腳上的傷口也變成了潰瘍。醫院會給他們一點生活費，侄子仍舊每月會寄一些錢來，夠用了。畫畫之餘，他經常到幾個相好的朋友那裏坐坐，開小賣部的林楠是他常往來的一個——他也是個潮汕人，茶爐幾乎是沒有停過，一日都可喝茶待客。
林楠算是個“富人”。他文化高，以前在生產隊做會計，搞活了，他便將醫院裏的小賣部承包下來。因為麻風病，林楠妻離子散，好在在香港的兒子雖不認他，卻會定期給他寄錢，加上小賣部的收入，他的生活比這裏一般人要好。他每年都會回家鄉的麻風村，去看望一個早年在那邊相好的女病人，順便帶些錢過去給她生活。
林楠的這些事，都說給了彭海提。最後一件事，讓彭海提想起了自己的“阿叔”，所以跟林楠便顯得比一般人親近。當年連幫連青和來來寫信時遇到不會寫的字了，也會跑來問林楠。
林楠對彭海提信任有加，則是因為開小賣部帶出的事。
開小賣部，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進貨，同鄉大隻佬沒出院前，每次出船就帶林楠一起。大隻佬出院後，掌船的換成了一個叫王超的村民。有一次，林楠和王超起了爭執。王超覺得林楠要求太多，林楠則嫌王超不好說話。一氣之下，王超撂下狠話，說以後不陪林楠出去進貨了，自己少賺點外快也無妨。但林楠卻不能沒有王超幫忙——那時泗安和外界的通道就隻有這一條水路。林楠有點後悔，又偏拉不下麵子來，最後還是彭海提出麵，說和了他們。
2003年，林楠的一隻腳查出了皮膚癌，不方便走路了，便提出讓彭海提來幫忙照顧小賣部。彭海提坦誠地說自己手腳也不太好，怕是會照顧不周。林楠說不用擔心，我是信得過你的。幾個潮汕病友一起閑坐時，林楠跟眾人說了一聲，大家也都齊聲讚同彭海提過來照顧。這些多年老友，雖無生死契約，但在遠離親人的異鄉，互相照顧也是很自然的事。
彭海提隻好先把畫畫擱置一邊，白天裏過去小賣部，看有什麽要幫忙賣的就幫忙賣，晚上在那裏另搭了個小床鋪過夜。
一日林楠和彭海提對坐著喝工夫茶，那套茶壺工具是林楠入院時特意從家鄉帶來的，大概是祖上留下的。林楠指著那個紫砂壺說：“這是老古董，要是哪天我死了，你就拿去用。”
“哎呀，說這樣的話！”彭海提馬上止住他。
可一語成讖，不過一個多月，林楠身體便每況愈下，連話都說不利索了，隻能讓彭海提幫忙清點鋪頭的東西，準備要把小賣部盤出去。按照林楠的交代，彭海提把油鹽醬醋這些普通的東西分發給了相熟的朋友，像煙酒這些較貴重的，則單列一張清單，便宜一些轉賣給接手的下家。
大小事宜，林楠都全權委托彭海提去做，還把存錢的保險櫃鑰匙也交給了他。清點轉賣完貨物後，彭海提特地叫來了另一個潮汕好友郭予正，當麵開了保險櫃，把裏麵的錢拿出來點，總共還有幾萬塊，點清楚了，便把鑰匙交還給了林楠。
等林楠的侄子來了，彭海提便將那些清單拿給了他看。這之前，侄子已來過一次，親自清點過了一遍，看到金額，有些驚訝地說：“真沒想到有這麽多錢！”彭海提便笑著說，有些貨物放在隱蔽處了，他上次應該沒有清點到。
小賣部盤出去後，林楠便搬到了彭海提宿舍的對麵的二樓。林楠睡在臥室，彭海提就在外麵的小廳搭了床鋪。林楠已經說不出話，也起不了床，彭海提每日每夜陪伴左右。他的手無法幫林楠洗腳包紮，便特意請做護理的病友過來幫忙，自己偷偷付了錢。
知道林楠病重的好友都來看望，有人來探視，彭海提便在本子上將人名記下來。大約一個月後的一天晚上，彭海提見林楠躺在床上隻是“哼哼”地叫，呼吸微弱而艱難，估摸是大限已到，便打電話給林楠的侄子，讓他盡快趕過來。
侄子第二日趕來時，林楠剛好過世。彭海提已叫人幫他齊整穿好了壽衣。他將探訪者的名單交給了林楠侄子，告訴他：“這些人來看過你叔叔，都是有心的。可以每個人給個紅包，也不用多，二三十塊就好，算是禮貌。”侄子聽了，滿心讚歎，便按彭海提所說，又添了一點，給每人包了五十塊的紅包。
要將林楠的遺體送去火葬場了，彭海提又提醒林楠的侄子，到時要上船過渡，不能跟平時一樣隻給一塊錢，最好能給一百塊。以前附近的麻湧人，特別是撐渡的，是很怕“麻風佬”的，泗安島上運出的屍體是更是忌諱，常常要連夜把屍首送走。現在雖然已經開通了許多，但終究是托人辦事，林楠生前留下不少錢，何妨散發一些出去，換得後事處置妥當，就是最好的。
那個侄子連連稱好，聽從了彭海提的建議，又順利帶著林楠的骨灰回到泗安。他感激彭海提在辦叔叔後事過程中的細心體貼，要塞錢給彭海提，彭海提卻執意不肯收。一旁的好友見了，便說：“要收一些，多少是人家的心意。”彭海提這才收下了五百塊錢。
侄子清點好林楠的遺物，想將電視機和電話機都給彭海提。彭海提說自己已拿了林楠留給他的那套工夫茶具和紫砂壺，不便再拿其它的了，但見對方誠意要他收下，便拿了個電話機。這時侄子又恭敬地提出，希望彭海提能跟自己一起把叔叔的骨灰送回潮汕老家。彭海提想到自己已是多年沒出島，到時在人家家裏過夜，究竟不太方便，便叫上來來一起，想著到時晚上在來來家歇夜。
送了老友林楠最後一程，再回泗安，事情總算有了頭尾。彭海提心裏雖為老友的離世難過不舍，但一想到林楠不用再躺床上受苦，自己也算凡事盡心盡力，心裏便感到寬慰了一些。
林楠留下的電話機，在當時的麻風村仍然算稀罕物，以前村民們都是在小賣部付錢打電話，如今就徑直到彭海提宿舍裏來打電話來了。彭海提從來不肯收人一分錢，誰想來打就來，想打多久就打多久，大家高興來用就好了，到了月底，幾十塊的話費就自己去交。
16
即使麻風病已經治愈十多年，但神經痛仍十天半月便造訪一次。有許多個夜晚，彭海提都痛得睡不著，嚷出來又怕影響到舍友，便幹脆走到江邊吹風。在那裏，他時常看見有人在來回踱步，不用問，就知道八成也是相同的緣由。
他坐在江邊吹著冷風，天氣晴好時，月光落在江邊，偶爾能見到江麵浮著一兩艘漁船。他直等到頭發和衣襟沾上了露珠，實在倦了疲了，才回到宿舍沉沉睡去。
他已吃過許多種不同的止痛藥，吃得多了就會產生耐藥性，一聽到病友說有什麽好的藥，便又換了一種新藥來吃。幾十年來，藥一瓶瓶地吃下肚，要稱重的話，可能論百斤不止。
教會的義工來探訪時，會跟他們講《聖經》上的道理，還對他們說，遇到困難可以禱告。有時夜裏神經痛發作時，彭海提便開始祈禱：求天地，求上帝，你可不可以給我歇一段時間不讓我神經痛？你如果可以兩年不（讓）神經痛，你就是讓我死我就死掉——讓我兩年不要神經痛好不好？天地呀，給我試一下一個人兩年不會神經痛的生活是怎樣的，好不好？就一兩年……
他在床頭祈禱，在江邊許願，甚至夢裏也在說這些話，不管是天地神明還是上帝，他都真誠地祈求，但也不見有什麽效果。最後，得知有個病友吞了氨苯碸自殺了，他又想年輕時那樣，自己也去偷了一瓶回來藏好。
2007年有段時間，彭海提的腳底發炎發痛，走路時一瘸一拐。從廁所出來時，他單腳跳了一下，沒想到地麵太滑，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腦袋磕在門檻上，直接暈倒過去了。醒來時，他心想，“哇，我怎麽躺在這裏，不行不行”，想要站起來，才感覺到腰痛得厲害，起不了身。他喊救命，有村民聽到了，趕緊把他扶回宿舍去了。
雖然摔得厲害，但也無法送到外麵醫院去治療，隻能由這裏的醫生給他開藥吃。腰每日每夜地痛，忍不了了，他就叫醫生給他開杜冷丁。醫生告訴他沒有，他知道是醫生沒這個心，不想給他去找。
他想起之前自己藏的那瓶氨苯碸，自殺的念頭再一次浮現。他馬上七十歲了，生活上能少病痛、能自理是最要緊的。他怕哪日痛得起不來床，無法自己做主，活著的尊嚴，始終是他最看重的。
他把藥拿了出來，打開瓶蓋，才發現放得太久，有些藥片都化作粉末了。整整一瓶，都吞了下去，那些粉末也倒進嘴裏。之後，他將自己穿戴整齊，躺在床上等待長眠。
然而，兩三個小時過去了，到了淩晨兩點多，他還活著——不僅活著，他還感到痛苦異常，五髒六腑都在撕扯。他哭了出來，對著對麵幾米遠的房間喊：“德平！德平！”
熟睡中的黃德平聽到了哭喊聲，馬上起身趕了過來。黃德平是護理員，腳好手好，常年在藥房裏給人打針發藥，有藥房的鑰匙。彭海提哭著求他：“德平啊，汝可不可以做好心幫我去藥房拿一瓶安眠藥過來？”
黃德平搖了搖頭，趕緊打電話把醫生喊了過來。他們把彭海提送去洗腸急救，又把他送回了自己的房間。彭海提又一次沒死成，卻吃什麽吐什麽，連灌水都能吐出來。想要大小便也爬不起來，隻能放尿桶在旁邊。每天早上黃德平起來，自覺過來幫他把排泄物倒了。
想死死不了的滋味，彭海提年輕時就嚐過了，不僅自己辛苦，還要拖累別人。醫生過來時，他便請求道：“求你做好心，給我安樂死，拿支針給我死。”見醫生不為所動，他又以幾近哀求的口吻說：“你是做好事，你看我現在這麽痛苦。”
“現在國家沒有這個政策。”醫生說。
在床上躺了四個月，彭海提又能勉強能下床走路了。他的命實在太硬了，似乎在冥冥之中，總有一些暗暗積蓄的能量在抵擋著他走向死亡。他得出結論：閻羅王總是不收我，既然這樣，便好好活下去吧。
17
彭海提畫室正麵和側麵的牆上有很多不同的畫，有他自己的字畫，也有別人的，有精心裝裱好嵌在玻璃裏的，也有直接貼在牆上的“裸”畫紙——那是一些學生誌願者畫的，有個女生畫了一張自畫像，有點稚嫩卻不失天真，彭海提照舊把它貼在牆上，和自己那些色彩繽紛的山鳥人物畫放置在了一起。整個畫室就像個小展覽廳，容納著稚嫩、調皮、天真，容納著稀奇古怪的想法，容納著來自天南地北的個性各異的人。
彭海提的房間（作者供圖）
學生誌願者是從2009年開始陸續來到泗安島的。第一次見到大學生來，彭海提感到稀奇：“你們敢來？”學生們對他說他們都不怕的。
慢慢地，他們知道了這個老人喜歡畫畫。他待人體貼溫柔，又愁緒多多，有滿籮筐的故事，年輕的學生都很喜歡跟他待在一起，有的幹脆拿著畫紙畫起了畫。彭海提看著也高興，便將它們貼在牆上。彭海提也很喜歡這些有活力的年輕人，有他們在時，這裏熱熱鬧鬧的。
又過了兩年，開始有教會的義工姑娘長駐島上服務。她們在這裏照顧不能自理的村民，幫他們喂飯、洗澡，打掃衛生，每日給那些腳上有潰瘍的村民清潔，包紮傷口。
有個上海來的姑娘，來到了彭海提房間，要幫他護理傷口。彭海提連連擺手：“不行不行，怎麽可以讓你們做這些事。好邋遢的，不行。”其實他心裏是擔心：我的腳那樣難看，她看到了也會嫌棄的。
上海姑娘便對他說：“你就當我是你義女就好，義女幫老爸洗腳，這很正常嘛。”
聽到姑娘這麽說，彭海提幾乎就要掉淚了，他同意了，不要辜負他人一片真心意。
沒想到，姑娘看到他的腳，眼淚先落下來了：“你的傷口怎麽這麽嚴重？”彭海提便也順勢哭了出來，很快淚痕滿麵。姑娘的話牽動了自己的舊日的隱痛，另一方麵，這樣的愛也讓他深受感動——這樣非親非故的人，竟然對自己這樣的好，這真是從來沒有過的。
又有姑娘去他房間找他聊天，見到他在吸煙，便輕聲對他說“這對身體不好”，輕輕拿走他手中的煙。另一個姑娘來了，也是好意勸他不要再吸煙。如此三次，他心想：這些姑娘來這裏服務，沒有工資，對我們又這麽好，如果我繼續抽煙，是很沒禮貌的，就算是還她們這份情，也要下決心把煙戒了。
事實上，他老早就試過戒煙了，但一直也沒能成功。戒煙的原因很簡單——他的手夾不住煙，煙頭總是把衣服燒出洞來。林楠留給他的茶具，手也總拿不住，喝茶也是常燙到手，便幹脆不喝了。有一回，換下被燙壞的新褲子，他盯著上麵的破洞呆望了許久，猛地一甩手，將褲子從窗口扔了出去。他生了自己的氣，決定戒煙。可戒了一段時間後，煙癮上來，忍不住點了一根，就又重新抽起來了——他的煙癮實在是太重了，有時一天要抽掉兩包便宜貨。
可這一回，麵對這些好心的姑娘，他是真下了決心。聽說嚼口香糖戒煙效果不錯，他便去外麵商場買了，每次犯煙癮時便嚼一片。嚼了幾個月後，真的就把五十多年的煙癮戒掉了。
島上的村民受到義工們的感化，陸續有人信了教。大家信教的原因各異，有人是為了留住姑娘們，有人是為了尋得一點寄托。有一次在朋友閑聊時，彭海提笑著說：“如果他（耶穌）能讓我的手變好，我就相信。”但他隨即又告訴自己：“我這樣說是很叛逆的。”他隻敢和朋友聊天時這樣自我調侃，他知道到自己如果在姑娘們麵前這麽說，會被怎樣“教育”。
彭海提最終選擇跟姑娘們信了教，但他自己也承認：“說實話，我信教是出於禮貌。”他跟上帝的關係或許還比較遠，但他和義工姑娘們走得近，他相信她們，也願意嚐試去相信她們所相信的東西——如果沒有這個信仰，她們又怎麽會跑到這孤島上來長駐，陪伴他們，為他們服務，為他們祝福呢？
2012年年底，彭海提那隻久治不愈的腳被查出了皮膚癌，必須截肢才行。這讓彭海提想起很久之前在新洲醫院時和一個病友的對話。那時彭海提的手不太好，腳還是好的，那病友則相反。病友說：“如果我的腳能像你的一樣就好了。”
彭海提也歎息：“我也希望自己的手能像你的一樣。”
說著，兩人都大笑起來。
下一年年2月，彭海提在義工組織的資助下，去江門免費做了截肢手術。隨後，去了跟義工組織合作的佛山紅衛麻風院休養。他在紅衛歇了不過幾日，又有一個新截肢的病友來了。彭海提看著他麵熟，看了幾眼，認出了是當年在新洲醫院做護理員的羅漢鬆。此番景況下與昔日病友重逢，彭海提既悲又喜，詢問之下，他才知道，1975年新洲醫院解散後，羅漢鬆便回了家鄉普寧的麻風村當上了村長。此次再見，已經是四十載後。
兩人同為潮汕男性，年少時都曾在家中備受寵愛，被寄寓了太多的期許。可麻風病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18
我就是在2013年去紅衛探望羅漢鬆時，第一次見到彭海提的。在那之前我就聽說他是個喜歡畫畫的阿伯，還是我的潮汕老鄉，早就想認識他了。但跟他真正熟絡起來，還是在我去泗安找他之後。
朋友都說彭海提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一提起往事便很容易落淚。這讓我很好奇，這個在異鄉的阿伯經曆了什麽？他願意跟我講他的故事嗎？
2014年春天，我在泗安住了十多日，在彭海提的畫室裏與他促膝長談。我常常聽他講得忘了時間，直到光影從牆上的畫移到了地上，又從窗台漏了出去。天地混沌不明，夜幕拉下來了，他口中的故事暫告一段落，我卻掉入時間的漩渦裏。
彭海提和我印象裏的潮汕男人是如此不同，他情感豐富炙熱，總能在說起往事時很自然地落下淚來。他是個悲觀傷感的人，可他又如此熱愛這個不曾厚待過他的世界，總是滿懷深情地講起他的母親和朋友。
麻風病院裏幾十載，聚散生死的事，許多的病友早已習以為常，不再過多傷感。可彭海提真是沒法子做到，每走一個人，他總不免要鬱鬱寡歡幾日：“我這不是壞心腸，站在朋友的角度來說，這（死）是好的，為他們開心。隻是，走了一個，我自己又孤獨了一些，不免會傷心。”
我常去的那三四年裏，泗安總是熱熱鬧鬧的，大學生誌願者和義工團體你來我往，絡繹不絕。跟外麵的人接觸多了，彭海提也變得開朗許多，有時也會呈現自己幽默的一麵來：“我是外星人，不是地球人，人家看著很出奇。”“我雖然麵容不好，但我是個善良的人。”
他的畫也如其人，它們不是精美的、精雕細琢的、過分修飾的，卻是自然的、天真的、質樸的，他畫花鳥、畫人都是如此。很多的誌願者和義工喜歡他的畫，願意買下來，希望他能過得好一點——當然，我們喜歡他，勝過於他的畫。
十幾年前，便有義工跟他買過畫，但每年不過一二人。那時他生活不好過，錢便自己留著補貼生活。後來跟他買畫的人多了起來，他把錢抓在手裏，雖暗心歡喜這樣被人喜歡和看重，但也總想起這麽多年自己困難的時候，病友、義工和公益組織是怎麽幫助自己的——2012年泗安來了個姓易的院長後，麻風院景象一新，大家有些什麽這裏醫院無法應付的病，就會被送到外麵醫院去醫治，也不用自己出錢。這麽一想，他便覺得這些賣畫的錢是“額外”的了，他自己怎好一個人獨占呢？怎能隻是想著自己的好處呢？他最終決定，把這些錢捐出去，捐給服務麻風病康複者的公益組織“漢達”。
他從沒想過這些照顧是他應得的，他甚至沒有想到用這些錢去買一件好看的衣服，或者自己出去吃一頓好的——看看他的朋友庾宏，每月領著文工團兩千多塊的工資，心安理得給自己買一大堆好吃的，猛抽好煙，大清早一個人去高級茶樓飲早茶，也能花得差不多。
但他不能，他無法一個人去享受這些。即使有時賣了畫，一時有了興頭，想著獎賞一下自己，出去外麵吃頓好的，也定是要叫上好朋友和相熟的大學生誌願者一起的。他會歡歡喜喜地說：“我最近賣了一張畫，有個兩百塊錢，請大家食飯。”大家也高興，便欣然答應，坐上他和村民們的“坐騎”，一起出去。
每次我去泗安，隻要彭海提知道了，就一定要請我去外麵吃飯。我們常去一家潮汕餐館，因為雙手不便，他總是會隨身帶一把叉子，吃飯時，會笑著自我調侃：“我這是在吃西餐。”相比早前，他在外麵吃飯已經自在了許多。吃完飯，一定要是他買單才行，他會非常認真地告訴你：“你們後生要用錢的地方有很多，我老人家留著錢沒用的。”眾人知道他的脾性，都會順著他來，隻要他開心就好。
他依舊相信因果循環報應，七八十年過去了，他仍不時會記起他剛患病那幾年，村裏的老人對母親說的那句“可能是以前做壞事做太多了”，現在他能行善積德，就要去做。他也會袒露自己的心聲：如果有下世，要做健康人，不要做殘疾人。
那時有個收集麻風村舊物的退休記者黃焱紅也在泗安長住，常往各地麻風村跑。彭海提便告訴他，如果去了那些村裏，哪裏有需要的就告訴他，他要捐錢。有時他也跟著黃焱紅去，在一個偏僻山區的麻風村，出入不便，許多老人都出不來，彭海提便把畫畫義賣的錢拿出來，給他們買了一輛電動三輪車。
2015年，彭海提準備陪黃焱紅等人一起回家鄉的竹棚麻風村看看，臨出發前想起大隻佬如今還在老家，便想跟他約在竹棚會一麵。好不容易找來電話，卻一直打不通，後來，他才得知大隻佬已去世了。
去了竹棚，也隻有十來個病人了，有兩人還是1975年新洲解散時回來的。外麵都5G了，這裏卻剛剛通電不久。看到那些病友有幾個也是手腳不好的，彭海提和黃焱紅他們商量後，從自己賣畫的錢中拿出一部分來，給他們買了一台洗衣機。
19
2016年夏天來了。彭海提因為以前患麻風，身上閉汗，比常人要怕熱，上身常穿一件無袖的球衣，露出肌肉緊實的手臂來。他宿舍的窗外多草木，滴水觀音、龍眼樹、榕樹隨處可見，還有幾棵香蕉樹。風景好，也容易滋生蚊蟲。夜裏蚊子飛入窗內，他的手又不方便點蚊香，所以被叮咬得睡不好覺。
不巧，他又得了重感冒，吃飯也沒什麽胃口，心情又開始低落下去，夜裏一個人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記憶就像在江上撐渡，不自覺便往記憶深處漫朔。他想起了家裏人——他有多久沒有見到他們了？
1999年，母親去世六年後，外甥女第一次來醫院看他。在隔離的年月裏，據說為了保護高級幹部的隱私，這個小島的具體地址被隱匿起來，直接用“21號信箱”來指代，神秘而難覓蹤跡。外甥女當時來東莞打工，知道舅舅在這裏的麻風院，卻不知到底在哪裏，最後去了郵電局問，才尋到了目的地。許多年後，外甥女才告訴彭海提，外嫲生前曾囑托她，要她來日有機會來探望母舅——彭海提這才知道，原來他母親生前最牽掛的，仍是他這個在遠方的兒子。
妹妹和妹夫也來這裏探望過他一次。2015年，在“漢達”的幫助下，他也回去老家看過妹妹一家——總之，這幾十年來客居他鄉，跟家人的聯係就是這樣斷斷續續、稀稀落落的。
他的同胞哥哥呢？那個留在母舅家做了兒子的親阿兄呢？他還活著嗎？將近四十年前，他收到阿兄的第一封也是最後一封信，是弟弟自殺的噩耗，自那時以後，又音訊全無了。彭海提想，如今這重感冒不知還好不好得了，如果說，自己餘生還有什麽願望的話，那就是再跟親阿兄見上一麵吧？如果能見上哥哥一麵，我死後也會庇佑他一家，祝他“合家大細平安”。這是一個潮汕人，所能給出的最好的祝福了。
一樁深埋於心底幾十年的心事突然抖了出來，卻憂思無解。接下來幾天，他便茶飯不思，整日端坐在畫台旁，把頭埋在雙肘裏，什麽也不做。
“阿伯，你最近怎麽這麽瘦？”前來探訪的學生誌願者覺察出了異常，問他。
彭海提是不會藏心思的人，心情不好時，一切都顯在臉上了，既然有人問，他就說出了緣由。
彭海提的願望很快便在誌願者中傳起來了。最後，來自潮陽的誌願者達達，循著彭海提提供的信息，直接到他哥哥的鄉裏去藉問，竟順利尋到了人。哥哥還健在，給彭海提撥來了電話：“海提，是我，我是海春啊。”
那是一口有著濃重潮陽口音的潮汕話，低沉混濁，拖著長長的歲月的尾巴。是他，他的親阿兄，他還活著——但彭海提的確信，卻不是因為那蒼老的聲音，而是因為對方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阿兄。”彭海提的聲音因為激動而有點顫抖，他的眼眶已經紅了。
一陣沉默。
“阿兄，我們可以見一麵嗎？”彭海提終於問出了口，像是向著遙遠的歲月發問，向著還是少年時的那個哥哥發問。
“不用約地方，你直接回來家裏就好了。”哥哥爽快地回答。
“不行啊，那些侄子侄女都沒見過……”彭海提連忙說道。
“沒關係，現在不怕的，他們也想見你。”哥哥覺察出了弟弟的顧慮，這麽回答他。
彭海提為了哥哥這句話，好像已經等待了很多年。
彭海提將回家見哥哥的事告訴了易院長，易院長便安排了黃焱紅和職工謝翠屏帶他回去，達達和另外一個誌願者小寒得知事情已經敲定，便提出要一起回去——這樣的人生場景難得，她們也想去湊個熱鬧，做個見證人。
回想當年獨自回家看母親時的一路曲折，這一次，卻有一群朋友陪著他回去了。彭海提開心地一口應承下來：“你們願意一起去最好了，給足我麵子。”他心想：有他們一起去，就算那些年輕後輩們看到自己會怕，也會不看僧麵看佛麵，不敢表現出來。
一想到要跟哥哥見麵了，彭海提心裏就複雜地翻騰起來。他準備了幾幅自己畫的畫，又想，還能給哥哥帶些什麽特別的禮物呢？他想起了林楠留給他的紫砂壺——哥哥在老家那邊肯定是要喝茶的，於是便把紫砂壺帶上了。
一別五十年後，彭海提又回到了華裏西村這個母親出生的地方、母舅長居之所。一切已經麵目全非，除了幾座祠堂舊建築依稀可辨，其它的，他幾乎快認不出來了。半個世紀裏，兄弟二人過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再相見時，二人都已是滿頭銀絲。彭海提還是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哥哥，哥哥長得高大魁梧，幾乎比他要高出一個頭。而站在哥哥身邊的嫂子，正是自己母舅家的大表妹。
歲月重重疊疊，光影交錯，一齊湧上來了，彭海提感到有些恍惚。他的記憶似乎還停留在七十年前，而眼前的表妹，已經一下從幾歲的孩子，變成了個和記憶裏外嫲年紀相仿的老太太了——她真像外嫲，雖然老了，還是好看。
彭海提突然有些為難：“我是叫你阿嫂，還是叫你表妹就好？”
她回答：“叫我表妹就好。”
在哥哥家裏坐定後，彭海提把自己的畫給了他，告訴他是自己畫的。謝翠屏便在一旁說，彭海提如今會寫書法和作畫，還義賣幫助別人。哥哥聽了，很為弟弟高興。彭海提又小心地把紫砂壺拿出來，跟哥哥說，這是以前老友留下的古董，特意帶來給他。
夜裏，表妹主動把床讓了出來，彭海提和哥哥像幼時一樣同床而眠。想到還能活著見到自己的親阿兄，彭海提思緒洶湧，難抑激動，在床上翻來翻去也睡不著。他注意到阿兄也一樣醒著，於是問：“阿兄，你也還沒睡著嗎？要不我們來聊天。”
於是兄弟二人便躺在床上聊了起了來。阿兄談了自己解放後去海南做民兵的經曆，談他的苦情，彭海提則聊他在醫院幾十年生活的悲喜。不知不覺中，一直聊到了天光大亮。
彭海提看到了牆上掛著的母舅畫相片，便站在那裏端詳——潮汕人家大多都會擺著自家先父和先母的相，多是在父母年邁之時提前畫好，多用炭筆畫成，多求神似，好在父母年百年之後年節家祭時用。彭海提站在那裏看得出了神，思緒又飄出很遠。一切來都不及哀悼，家裏的先人——外嫲、母親、母舅、舅母——都已不在了。
“可真像啊。”他最終強露微笑，感歎了一句。在一旁的侄子提議讓阿叔畫一張他父母的肖像畫，又叫他畫一些好彩頭的畫，下次再見麵時帶來。彭海提欣然應允。
彭海提的畫作在廣州國際學校義賣（作者供圖）
家裏的後輩們大多都外出打工了，很多侄子侄女都沒見著。臨別時，哥哥讓他過年再回來一趟，大家再熱熱鬧鬧團聚一次。彭海提同意了——他們誰的心裏都明白，人生此時已近尾聲，能見上一麵是一麵了。
到了大年初三，按照約定，黃焱紅和謝翠屏又送彭海提回了哥哥家裏。這次侄子侄女們都回來過年了，真是子孫成群，一大家子加起來有二十多人。後輩們歡歡喜喜地迎接這個遠道而來、素未謀麵的阿叔。彭海提之前帶來的畫，被掛在了客廳顯眼的位置上。
哥哥和侄子還特地邀請了族人一起過來吃餐飯，加上一起去的誌願者，屋裏一共圍坐了三桌，場麵熱鬧非常。黃焱紅跟彭海提的哥哥說，來年開年，彭海提將作為康複者，代表中國去日本參加國際麻風遺產研討會，家裏人聽了，都很高興。
這便是彭海提和哥哥的最後一次見麵。
20
了卻一個多年的心願後，彭海提開始為四月份的國際麻風遺產研討會忙碌，他畫著何仙姑、關公、武鬆等中國神話或者古典小說中的人物，準備到時送給參會的十三個國家代表。這時彭海提八十歲了，再過一年，申請護照會更加困難，所以在考慮參加會議的人選時，大家都一致推薦了他，覺得應該讓國際友人們認識這樣一位特別的老人。
畫作完成大半時，彭海提隱約感到有點腰痛，後來便愈來愈嚴重，但還是強撐著完成了所有的作品。來巡房的醫生聽說他腰痛，便給他開了一些止痛藥，但並不起作用，他夜裏又開始痛得翻來覆去睡不著，他便像青年神經痛發作時，一個人放聲哭。
他從來沒想過自己還能活這麽久。死何足懼？可這次本來難得有機會出去見見世麵，卻遇上這樣的事，心裏實在氣惱不過。他衰老、痛苦又脆弱，在無法安眠的夜裏，潛藏心底的那個念頭又一次浮起來了，他決定再次將匕首伸向自己年老受困的身體。唯有這樣，他才不用受它牽製，被它激惱，為它憂愁，因它受傷了。
三月的一天，他在那張灑滿陽光的畫桌上寫好了遺囑，寫明自己剩下的一點錢都留給最好的朋友黃德平，然後準備等晚上隔壁房的黃德平睡著了就吞藥。到了黃昏時分，他拿出了那瓶存放了多年的安眠藥，還把尼龍繩綁在畫室的窗上——以前吃藥都死不了，這次吃完藥再上吊，一定就穩妥了。
他想著，還得等德平睡了再行動，才能保證萬無一失。但等到晚上七點多，隔壁房間的燈仍然亮著。他望著那邊一直亮著的燈幹著急：“德平怎麽今天還沒睡？”
不等了。他擰開了藥瓶蓋，把藥倒了出來，跟上次一樣，把那些粉末也吞下去了。他搬了椅子，靠著綁繩子的那個窗台，想著等黃德平睡著了就上吊。也不知過了多久，他一頭栽在地上，昏迷過去了。
等他再次醒來時，已是三日之後，躺在外頭洪梅醫院的病床上——那晚黃德平要睡覺時，望見他畫室的燈還亮著，感到有些蹊蹺，便走過來看，發現了暈倒在地的彭海提。
再一次自殺未遂，彭海提感到頭又暈又脹又痛，夜裏頻頻做噩夢，夢見自己從樓頂、從山上滾落下來。驚醒後，他下意識按住了撲通直跳的心髒——他有心髒病。
得知他自殺未遂住院的消息，次日一早我便決定去醫院看他。彭海提穿著病服躺在病床上，見到我來，很開心。他告訴我，他不記得發生了什麽了，也不知怎麽來的醫院。我注意到他的眼神有點離恍惚，眼底平素的憂鬱深邃竟消失了。
我相信他沒在說謊，他是真的失憶了。我心下想：都忘了吧，都忘了吧，暫且做一個丟失了記憶的“無情人”吧，這樣便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因為摔倒，他的腰椎部分斷裂，在洪梅住了兩周才出院。後來我們在泗安的畫室閑聊時，他的記憶已經慢慢恢複了過來。他告訴了我之前自殺的事，還給我看了他寫的遺囑。我想努力說點什麽，卻似有棉花塞住了喉嚨：“伯啊，你要好好活下去，有什麽事就告訴我們……”
我感到每個字都吐得異常艱難，我用盡胸腔的力量把它們推了出去。我哭了出來，我不敢想象他的離去，我覺得那對我來說是無法承受的。
“我知道，如果不是那麽痛苦，在今天這麽好的社會，我也願意接受大家的愛，我也舍不得這個世界。”彭海提眼神憂鬱深深，淚水順著那淺淺的眼底又流了出來。
他告訴我，他去問了長駐服務的義工姑娘：“為什麽閻羅王老是不願意收我，是覺得我受苦還沒夠，罪孽深重，不肯收留我？”
姑娘想了一下，認真地回答他：“上帝要留下你做見證。”
幾個月後的盛夏，彭海提被評選上了“東莞好人”。早前有人告訴他有這個評選活動，評上了有兩千塊獎金，他沒有多想便答應了，說評上了就把錢都捐出去。許多認識他的誌願者和義工都主動為他拉票，最後，他順利評上了。他很歡喜，他知道這個“稱呼”，是社會好心人，是學生誌願們為他爭取到的，是對他的一種認可，他因為這樣的原因珍惜它。
彭海提榮獲“東莞好人”時的合影（作者供圖）
21
2019年秋天，彭海提收到侄子的電話——他哥哥生病了。他還沒來得及回去見最後一麵，哥哥便去世了。
緊接著，新冠來了。泗安既是醫院又屬於養老院，大門一拉，村民出不去，誌願者也進不來。時隔三十年後，已到暮年的彭海提，和幾十名村民又一次隔離在了這美麗的孤島上。
在四方寂寥中，彭海提仍在努力把日子過下去。每日清晨起來，他開著小電動繞島閑逛，看白鷺濕地飛，江上日出紅，蘆葦隨風拂。就這樣看到了2021年年初，一日早上他兜風回來，踏樓梯台階準備回房歇息時，左腳踏空，失足摔了下來。沒摔傷骨頭，但大腿淤青一片。不得已，他隻好搬下樓來住，黃德平仍是留在樓上。
那年六月，疫情後醫院包車外出買東西的日子，彭海提沒有出去，他以為黃德平去了，可到了中午十一點，買東西的人都回來了，卻沒有見到黃德平。彭海提感到不對勁，趕緊走回宿舍，就聽到有人在樓上喊他：“快來，德平起不來了！”
他的心幾乎就要跳出來了，拚了命想一口氣衝上樓去，卻好幾次爬不上台階，差點就跌倒在地——還是那隻受傷的左腳，二十多年前，因為它，他無法回鄉在病危的母親床前盡孝，如今不過樓上樓下的距離，又因為它，跟老友的距離被拉得那樣遠。
終於爬到了樓上，他看到德平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早已盛滿的眼淚一下子就飆了出來：“德平！德平！”德平聽到了，一隻手無力地擺動著，眼淚也順著眼角垂了下來——他中風了，說不出話來，身子也動不了了。
德平被送去了外頭的水鄉醫院，十多天後出院，仍然是被抬著回來的。他癱瘓了，被安排到了一區有護工照護的房間住，剛回來那天深夜，便從床上摔了下來，第二日早上才被發現。彭海提知道後，又是難過又是自責，從那之後，晚上便收拾床鋪過去那邊睡，好照看他。彭海提一直記得黃德平的好——2013年他截肢後，穿著假肢上下樓不便，德平每日去樓下衝熱水時總會幫他衝上一壺。年節時候，也是德平炒了菜二人一起吃。
彭海提和他的電動車（作者供圖）
彭海提仍舊每日清早六點多開著電動車在島上閑逛，人間再孤寂無奈，也不可辜負了這美景風光。他沿著四區旁的小徑一路往北，左邊是綠油油的香蕉地，地裏曾滿是勞作的人，如今卻一個人影也沒有。過去的河湧裏已長滿了水草，河道堵塞，不像以前小船可以直接開到裏麵來了，也沒有了運香蕉的船。偶爾才能在半路撞見一兩個身體較好的村民，騎著單車，也正閑逛。到了碼頭邊上，太陽已經升起，江麵波光粼粼，彭海提便開著車，迎著風，沿著堤邊慢慢地走。
回去路上，彭海提看見一串香蕉墜在枝頭，想到那些護工平日照顧德平很辛苦，就想摘了去給她們嚐嚐鮮。他自己走上前去，沒注意到雜草下有個小土坑，又是一腳踩空，失去平衡，把大腿摔斷了。
被封控的我，第二日一早得知了他摔傷的消息，隻能打電話過去。我聽到他在電話裏哭了，他告訴我，他很痛苦，晚上又睡不好。我勸他動手術——我想起自己的一個親人，也是年老摔斷腿，因為采取了保守治療，最後的日子十分痛苦，不出半年便去世了——想到這些，我也哭了起來。
我意識到彭海提的狀況很差，決定每日給他打電話，陪他渡過這難熬的時期。開頭那幾日，他的情緒起起伏伏。他說，有個護士一直鼓勵他，跟他說現在醫療很好，勸他要動手術，有個老人九十多歲了，做了手術，已經快恢複過來了，還推著他到那病房去看。我也趁勢鼓勵他，說，聽護士醫生的建議沒錯的。
他最終答應了做手術。我得知那個醫院可以探訪，便決定等他做完手術後去看他。動身前一晚，我想起了許多跟彭海提過去相處的點滴——2016年臨近年關，錢囊空空又未來不定的我跑到了泗安島上過年，他見我沒回家，問我：“你沒回家，你媽媽會不會想你？”我告訴他，等元宵再回去，他便對我說：“我這裏有一包臘腸，東莞當地的特產來的，你到時帶回家好不好？”我當時幾乎就要哭出來了——在這異鄉的土地上，眼前這位潮汕阿伯溫柔的話語撫慰了我。
因為疫情，我們已經一年多沒見，我本來想買些他給我買過的潮汕綠豆餅去，卻聽說那家綠豆餅在疫情期間倒閉了。我又想起五年前他在洪梅住院時，曾買過一束花去給他，這番又在醫院相見，還是帶一束花去吧。
按照防控規定，我們隻能在電梯口見麵。知道我回去路途遠，聊了不過一個小時多，彭海提就催我回去了。臨別前，他說：“等我出院了，你再來探我咯。”我愉快地答應了。
十多天後，彭海提出院了。我向泗安醫院遞交了探訪申請，雖然按照防疫規定，過去隻能探訪一個小時，但為了見到他，我還是去了。我們在樓下的房間裏見麵，聊了一會兒後，出乎意料地，他拿出了紅包，要我收下。我受寵若驚，不知他竟做了這樣的準備，告訴他，實在不能要。我口氣堅決，心想，這份堅決，敏感的他必定接收到了。
“你一定要收下，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他口氣比我更堅決，說著，已經淚流滿麵。
我驚訝又心疼，突然意識到，經過疫情這三年封控的生活，他更顯孤獨衰老了。
“一定要收下嗎？”我問。
“是，你要收下，這樣我才安樂。”
我知道我非得收下不可了。可是我得承認，當時有一點我自己也覺察出來了竊喜——因為我終於知道了，我在他心中是占有一個位置的。我想，這個紅包，是他在還過去半個月每日電話問候的相伴之情，別人對他好，他定要加倍地還回去的。
“阿伯，你可以送我一幅畫嗎？”我突然想起他的畫來。幾年前，我認識的另一位麻風村裏的畫家陳安華，他在世時我從未跟他要過畫，在他2017年突然離世後，我才從他弟弟那裏拿了一幅畫。我不想再有這樣的遺憾。
彭海提爽快地答應了。我挑中了一幅花鳥畫，畫上是兩隻可愛的胖嘟嘟的小鳥，並立在枝頭，一隻緊貼著另一隻，眼神溫柔地望向對方。畫麵的右上角，是《聖經》的一句經文：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從泗安回來後，我開始整理筆記，準備動筆寫彭海提的故事。我生出了一個強烈的念頭——我要他活著看到自己的故事。
22
彭海提在輪椅上了坐了這將近兩百天，左腳才真正快好了，但還是有點腫。他可以穿上假肢，但力氣仍不夠，也不能走遠，要在前麵推一張輪椅，慢慢學步。
黃德平經過將近一年的康複，有一邊的手和腳終於能動了。護工把他扶上輪椅，讓他在外麵廣場上自己慢慢挪動。彭海提便在一旁陪著他，看著他。
有一日，彭海提突然在電話裏告訴我：“實話告訴你，我本來是不想活了，但你們一直勸我，安慰我，還有德平，他現在需要我，我不能這個時候離開他。”這時我才明白，原來他心裏仍是想著我們，念著大家的好，不願見眾人傷心。他放不下患難之交德平，仍是要把情義還回去的。正因為他愛我們，他終於沒有放棄生命，他用勇敢和堅韌，用對我們的愛，去克服和忍受，熬過了那些困難的日子。他真是了不起。
臨近過年時候，我給他寄了一箱堅果。他年紀雖大，但牙口仍是很好。春節時候，他給我發來了語音，祝我新年快樂，又告訴我，不用花錢給他買這些東西：“你還來日方長啊。”
又過了十多天，他發來語音告訴我，他元宵那天又摔了，已經在外麵住院一周。這一次，他語氣平靜，似乎學會了克製，不願叫我擔心。我打了電話回去，才知道元宵前一日，他在推黃德平上坡時被輪椅撞到了腰，第二天去撿掉地上的手機時又摔了。醫院檢查結果是，腰部有根肋骨開裂了，但這次還好，不用動手術，隻是遭罪。
那時我正在寫他的故事，知道他這次狀況比較穩定，便跟他說等他出院了再去看他。可是他的經曆太豐富，他的愛和痛都太深了，我寫得十分艱辛。
彭海提出院了，我又給他打了電話，他問我：“你什麽時候來探我？”
我告訴他：“我正寫你的故事，就快寫好了，寫好了就去探你。”
又一年春天來了，泗安那裏一定又是百花爭豔、鳥雀鬥鳴，路旁那些榕樹一定仍是那樣茂盛蔥鬱。是的，我要到那裏去看彭海提了。
彭海提收錄進《美麗心靈》的畫作（作者供圖）
（為保護文中人物隱私，望島、連青、王超和來來均為化名）
妹妹的女兒小雅自北京返回我們小城上學，欲尋一位京劇老師繼續學習京劇。很巧，通過兩個人，就找到了年逾古稀的李老師。
妹妹說李老師一生唱戲，功力深厚，唱法正宗。在公園看了一次李老師教戲後，我女兒吵著也要跟著學。我帶著女兒登門拜訪，聊天時，李老師說，曾經人們都叫她“五歲紅”——這個名字讓我一怔，它仿佛是駕時光機，跟隨它，能夠輕鬆地將時空推到遙遠的過去。
李老師的人生經曆讓我萬分感慨，一直想動筆記錄下來。
1
那一年，五歲紅還不滿五歲。土壘的戲台上鋪著蘆席，四周一圈布帷帳。台下，木板釘的大長凳上，坐滿了熱切的河工們。
這天要演的戲是京劇《張四姐》。剛上台，五歲紅就有不祥的預兆，隻覺腳在蘆席上一踩一個坑——糟了，戲台壘得太鬆了。她有些慌張，因為演打“小快槍”（京劇演員表演基本功之一，用刀、槍、劍等各種器械訓練武打技術的基本功也都叫把子功。每套把子均有專名，如小快槍、大快槍、小五套等）時，需要在快速旋轉的同時，不斷出槍和對麵的父親李蘭對打。在快速旋轉中，五歲紅不斷拔出深陷泥蘆席中的腳，努力尋找平衡，四圈五圈……人小力弱，還是沒有支撐住，跪倒在台上，手裏的槍摔在了地上，台下一片哄笑。
恍惚中，她覺得對麵的父親操起地上的槍，“啪”的一聲，狠狠地抽打在她的後腰上，她“啊”的一聲，爬起來逃到後台，鑽進化妝桌下麵的土坑裏躲起來——戲沒散場，這個倒洗臉水的坑裏沒有水。
父親拿著槍追了過來，氣憤地說：“不能用技巧處理好嗎？”
行政團長攔住了他：“您別這樣，台下觀眾都等著呢！先讓她把戲演完，該怎麽罰由您做主。”
父親無奈地朝行政團長點了點頭：“好吧好吧。”
五歲紅聽了，乖乖地爬了出來，擦幹淚痕，上台繼續演出。演出結束後，父親不許她吃飯，罰跪一夜。第二天，天剛亮，父親又踢著跪在地上的五歲紅，讓她去練功，喊嗓子、拿大頂。
在戲班，每天練功是雷打不動的，哪怕是輾轉跑場子的時節，白天賣戲，早晚也得抽空練功。雨天在屋簷或棚戶下練功，雪天掃出一塊空地練功。在路途中，五歲紅常常騎坐在父親的肩上，風雪吹紅了她的小臉，忍受寒冷的同時，她漸漸能夠體悟父親說的“一日練一日功，一日不練十日空”的深刻含義——唱功是他們吃飯的手藝，是一家人活下去的依靠，是生死大事。
這些幼年的往事，五歲紅記憶尤為深刻，也成為她生命的底色。
過去，在戲班唱戲的都是苦命孩子——沒爹沒娘的，家裏窮得吃不上飯的，街頭流浪的，受苦受難的，走投無路的。唱戲很苦，要下苦功夫，戲才能出彩。而除了唱戲，還得什麽活都幹，才能在戲班裏站得住腳。當然，能站得住腳，唱好戲，也是給有錢人娛樂，地位還是卑微。
五歲紅的父親李蘭就是這樣的苦命孩子。他小的時候，爹被日本鬼子扔到水牢裏淹死，緊接著娘又生病去世，成了沒爹沒娘的小叫花子，流落街頭。最後，李蘭被山東戲班班主李兆玉收留，在京劇科班裏學戲。李兆玉的戲班當年在民間小有名氣，活躍在魯南蘇北一帶。李蘭學武旦，聰明勤奮，很快就有模有樣，開始上台演戲了。
戲班裏，忙的時候演戲，閑的時候學戲，四海為家，哪裏有人請戲，就去哪裏演出。天當房，地當床，飽一頓，饑一頓。年景好的時候，能苦到糧也能苦到錢，年景不好的時候，老百姓手裏沒錢，就拿糧食換戲看。碰到打仗的時候，沒有戲演，藝人變戰士，上戰場打鬼子。
李蘭戲學得好，仗也打得“妙”。日本鬼子的碉堡裏機槍“突突突”不停地掃射，人一片片地被打死。李蘭抱起炸藥包，小心翼翼地爬向碉堡，在機槍掃射的間隙敏捷地將炸藥包扔進碉堡，然後一個“搶背”翻了下來——李蘭在戲台上可是能翻三張桌子的高度——碉堡被炸了，他則毫發無傷。
戰事消停後，戲班繼續給人唱戲，苦點糧食糊口。在學戲、演戲、打仗的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李蘭逐漸長大，到了該成家的年紀，可是一個窮唱戲的孤兒，拿什麽討老婆呢？
老天垂憐，姻緣命定。有一天，李蘭隨戲班到地主家演戲，與地主家的一位姑娘看對了眼。後來，姑娘在兄弟的幫助下，順著梯子爬出了高高的院牆，跟著李蘭私奔了。這位姑娘叫林芳——也就是五歲紅的母親——是個可憐人，十多歲就在地主家當童養媳。起初，她在戲班裏打雜，後來，夫妻倆從師爺的戲班出來，拉起了自己的戲班，成了家，立了業。
2
五歲紅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母親幹活的時候總是把她背在身上，在後台的嘈雜忙亂和抑揚頓挫的戲腔中，她一天天長大了，咿咿呀呀開口說的話，就是各種唱詞。蹣跚走路時，父親就開始帶著她練功，拿大頂、擺身段、學唱腔。
兩三歲時，五歲紅已經可以客串一些娃娃生的角色，這時，母親又給她添了一對雙胞胎妹妹，其中一個出生就夭折了，隻剩一個二妹妹。家裏添丁添口，負擔更重了，父母不再有什麽時間陪伴五歲紅，她每天的樂趣就是跟著戲班的演員們練功，站在台口聽戲學戲。
二妹妹剛會走路，母親又懷孕了。日子很艱難，但父母親對新生命還是充滿期待。母親挺著孕肚包攬所有的家務和雜活，包頭（京劇戲班裏的行話，就是把頭包起來做成不同角色的相應的頭發造型）、洗衣服、疊衣服、做飯。小妹妹出生時，正是全麵抗戰最後關頭，中華大地戰火紛飛，民不聊生。戲班很久都沒戲可演，糧食也見底了。
五歲紅記得小妹妹出生那天，一個破敗的大通間被布帷帳分隔成幾間房，母親躺在最裏麵的一間。她偷偷地看到，母親在一張破蘆席上痛苦地呻吟著，從早上一直到傍晚，才聽到“哇哇”的嬰兒哭聲。接生婆說：“嫂子，又是個女的。”母親看也沒看，拿起條破褲子把孩子一裹，扔到了床底，絕望地癱軟在席子上，“哇哇”的哭聲戛然而止。
五歲紅被這場景嚇得怔住了，咬著嘴唇，眼淚嘩嘩地流了出來，她無助地轉身，要去找父親。父親一早出去找吃的，還沒回來，她不知道父親在哪裏，就倚在門邊，抽泣著，眼盯著門口那條馬路的盡頭。
天黑了，路上沒有人，隻有兩旁的樹在無力地搖擺。不知道過了多久，五歲紅隱約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她踉蹌著迎了過去，撲在父親的懷裏，隻說了聲：“俺大，我餓！”眼淚又嘩啦啦地流了下來——她看見父親咯吱窩裏夾著幾張煎餅。
父親拉著她匆忙往屋裏走，有人說：“蘭哥，有好事哦，養了個千金！”
父親一邊“好好”地應著，一邊來到母親的身邊，問道：“孩子呢？”
母親悲傷地說：“我撂床底捂死啦！”
父親著急地說：“你怎麽這麽惡毒！？”
趕緊把孩子從床底掏了出來，已經凍青了，父親心疼地揣在懷裏焐著，小妹妹長呼一口氣，才又“哇哇”地哭起來。
看到李蘭拿回了幾張煎餅，大夥很高興，七手八腳燒了一鍋開水，把幾張煎餅放了進去，趕緊給母親盛了一碗，加了點紅糖——這是林芳這一天吃的第一口飯。吃完後，她用頭巾把頭纏著，就起來幹活了。
後來再回想這個場景，五歲紅慢慢明白了，父母都想生個兒子，為他們承擔家業。過去戲班裏唱戲的都是男人，女人唱戲是後來的事。
此後，五歲紅練起功來不要命，別人能翻兩張桌子，她一定要翻兩張半，別人能轉五圈，她就要轉六圈。破皮了，摔傷了，繼續練，腳指頭摔歪了，掰過來，繼續練，從來不吭一聲。五歲紅的“小翻”一次能翻三十幾個。她就是要比大夥強，比男演員強。
小妹妹出生後不久，抗戰形勢越發緊迫，為了阻斷日寇，武工隊扒掉了徐州向南的鐵路。李蘭也跟隨武工隊一直向南轉移，鬼子不斷向鐵路周邊突襲掃射，許多民眾也向南逃。
大運河上的鐵路橋隻剩鏤空的鋼架，人群在鋼架上逃命。驚慌失足的，被擠落的，被擊落的，一個個生命從橋架上落入江水中，成了一片片斑駁的浮萍。一個姑娘身子跌落下去，但粗黑的大辮子刮在橋上，她拚命地喊救命，慌亂不息的踩踏解開了姑娘的辮子和橋之間的死結，她驚恐地匯入了那片浮萍。李蘭的一隻小白鞋遺留在橋上，李蘭很愛幹淨，白淨的鞋在血跡斑斑的橋架上分外醒目……許多天後，鄉人們轉述這些情景的時候，懷抱著小女兒的林芳渾身驚恐地戰栗著，也有鄉鄰安慰：“聽說蘭哥好像到南京金陵京劇團了，興許他沒死。”
看著三個幼小的女兒，林芳無聲地流著淚。
林芳做了一個悲壯的決定：她扯了白布和麻繩，母女四人披麻戴孝，徒步去找她的蘭哥，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沒有通訊，鐵路公路都毀了，林芳抱著才幾個月大的小女兒，五歲紅一手扯著母親的衣襟，一手牽著剛會走路的二妹妹。累了，她們就坐路邊休息；渴了，就喝大河裏的水，餓極了；就到莊稼地裏扒點麥粒、玉米、紅薯充饑。
走到徐州西的張河村時，林芳害了“汗病”，小女兒“哇哇”地要吃奶，五歲紅和二妹妹要吃飯，母女四人實在走不動了。街上空蕩蕩的，隻有一戶人家好像有動靜，林芳示意五歲紅去要飯，五歲紅不知道該怎麽做，隻是怯生生地站在那戶人家的門口。主人問她幹什麽，她淚眼汪汪地看著對方，然後扭頭看了看身後不遠處的母親和妹妹。主人看到母女四人乞求的眼神，不忍地搖了搖頭，然後把她們領到馬路對麵的店裏，打開板搭門——店裏都空了，貨早已轉移到南京了。
主人找了一塊木板，讓林芳躺下休息，然後端來一盆稀飯和幾塊菜餅，母女四人吃了一頓飽飯，活了下來。
主人詢問她們的遭遇，林芳一五一十地把情況說了。主人聽完便表示，他可以托人到南京打聽李蘭的下落，“在情況沒落實前，你們放心在門店裏休養”。林芳千恩萬謝。接著，二妹妹和小妹妹也病了，隻有五歲紅沒事，每天從早到晚倚靠在門上，盼著父親的消息。
終於得到可靠消息，李蘭確實在南京金陵京劇團，他聽鄉人說妻女四人一個月前就去找他，也一直托人四處打聽她們的下落。當得知她們在張河村時，立馬趕了過來。一家人見麵後抱頭痛哭，謝了恩人之後，李蘭把母女四人接到了南京，安頓在金陵京劇團。
抗戰勝利後，李蘭帶著一家人回到徐州唱戲。徐州是南北通衢，東西要道，許多戲班都在徐州賣戲。李蘭經常邀請各地名角來戲班演出，也會應一些師兄弟或朋友引薦，帶著五歲紅到上海、南京、煙台、淮陰等各地演出。
每次演出，李蘭都會安排女兒拜同台演出的名角為師，五歲紅不知道自己拜了多少師父，北京、上海、天津、山東、南京各地的師父都有，比如李菊潁、王香蘭、黃曼秋、李雲鵬、陶程程、孫玉玲、王藍田、李鈞昉等等，這些師父當時大多年事已高，現在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
師父們演戲時，五歲紅會在台口出神地看，一出戲聽個一兩遍，差不多就會了，再經師父指點，就能很好地把握一出戲了。大家都說：“這哪是學戲，這就是‘吃’戲。”
五歲時，戲班常演的旦角戲，不論哪門哪派的，五歲紅都能演，並且已經在十裏八鄉小有名氣，她和父親主演的戲場場爆滿，被票友們稱為“五歲紅”。
3
新中國成立以後，京劇行業實施劇院團製度，京劇演員納入體製內，有固定工資。社會地位也得到提高，由“下九流”“戲子”變成了“演員”“文藝工作者”，受人尊敬。傳統京劇迎來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黃金時期，各地紛紛成立劇團。
李蘭被師兄弟邀請到鄰市籌建市京劇團。他又從老家找了五六個人一起趕了過去，其中有京劇科班兄弟，還有部隊文工團複員軍人以及五歲紅等家人。他四處籌措資金，大家一起動手鋸木頭、釘板凳、搭舞台，把已成廢墟的老劇場重新建了起來。從山東、南京請來幾位名角做指導，加上當地的幾位演員，市京劇團就正式成立了。
京劇傳統劇目在新時期的舞台上重新煥發生機，五歲紅在這一時期的演出中快速成長起來。
兩年後，李蘭老家的領導要求他回去籌建縣京劇團。李蘭便帶著家人還鄉，縣裏實行公私合營，全縣上下的戲班、演員、道具、服裝等都集中起來，成立了縣京劇團。
縣京劇團深入城鄉演出，五歲紅的戲深受百姓喜愛，一票難求，常常是劇場內外擠滿了人。有一次，五歲紅生病發燒，掛著吊瓶，不能演出。觀眾紛紛要求退票，五歲紅隻好拔了針管，忍痛上台演出。
幾年的磨礪，五歲紅已是縣劇團優秀的青年演員。她的表現引起了縣分管文化的王部長的注意，王部長是北京戲曲研究院下放幹部，他說：“這麽好的苗子，一定要送到北京進修，好好培養。”
那年，五歲紅十七歲，在劇團黨支部書記的介紹下，火速入了黨。一年後，她被派往北京中國京劇院進修。
五歲紅被分在中國京劇院四團，有全國各地來京進修的京劇演員，還有中國戲曲學校的演員。
團裏一位劉老師問五歲紅：“會唱《拾玉鐲》嗎？”
五歲紅心想，自己在娘胎裏就唱戲：“這當然會啦。”
劉老師讓她唱唱看，五歲紅就開始念底兒，打詩白引子。聽了聽，劉老師笑了笑說：“別念了，別念了，我教不了啦。”
五歲紅怯怯地說：“怎麽啦？錯了嗎？先生就是這樣教我的。”
劉老師說：“你這是從頭到尾傳統的教法，我們學的是出國演出的，簡易的，你這不用學了。”
後來，一位楊老師問她能唱《穆柯寨》不，五歲紅點點頭。
楊老師說：“你把‘坐山’（《穆柯寨》裏的一場戲）演給我看看。”
五歲紅演了三分之一，楊老師便說：“好了，不要做了，你這是地地道道的梅派坐山，一招一式都很好，我也不教了——你的師父是誰啊？”
五歲紅說：“教我‘坐山’的是上海的李君寶老師。”
過去民間戲班的演員，各門各派的戲都要會唱，觀眾喜歡哪出戲你就得唱哪出，戲班養不起那麽多的演員。五歲紅從小在戲班裏長大，得到過許多優秀老藝人的栽培，所以梅派、荀派、程派等各個門派的經典劇目，她唱得都很好。現在老師們都不教自己了，這可怎麽辦啊？五歲紅不知如何是好。
耗了半年之後，推薦她來進修的王部長來看望她，她匯報了自己的情況和處境。王部長馬上和中國京劇院的領導反映了五歲紅的情況。隨後，五歲紅被調到了一團，跟隨閻世善老師學習《武鬆打店》《扈家莊》《擋馬》《打焦讚》《虹霓關》《打孟良》等經典劇目，閻老師讓五歲紅一個一個走給他看，指出問題，五歲紅再按要求調整、練習。
一段時間下來，五歲紅進步非常快。閻老師也有意將五歲紅留下來：“這確實是棵好苗子，很難得！”
五歲紅得知後，卻猶豫起來。她想到父母，想到小妹妹出生時，母親的絕望和嫌棄，想到父母沒有兒子，兩個妹妹還年幼，誰來照顧他們呢？她不能丟下父母不管，她要照顧父母，她要自闖天下，給父母更好的生活。
於是，進修結束後，五歲紅毅然地回到家鄉，回到父母身邊。她想像以前那樣到全國各地跑單幫，多演戲多掙錢，孝養父母。
哪知道，她這個想法有點“一廂情願”——時過境遷，私人劇團不允許進行商業演出。五歲紅深受打擊，一度鬱鬱寡歡。後來，在一位師姑的引導下，她天天練功、琢磨戲，逐漸走出陰霾，在縣劇團的各種演出中表現突出，戲唱到哪兒就火到哪兒，成了劇團的台柱子。
好景不長，“文革”開始了。李蘭曾經收養過一位女子做養女，以便跟五歲紅搭戲，這時，有風言風語說他和那女子關係不正常，於是李蘭被打倒了，下放到鄉下一個菜園子裏種菜。
當時，少不更事的五歲紅一度因此非常憎惡父親，多年不與父親講話，她想：“如果你沒有做的話，別人怎麽會冤枉你呢？”
李蘭被下放後，五歲紅作為台柱子，大大小小的演出需要她支撐，沒人敢明麵上欺負她，但她的兩個小妹妹在劇團飽受排擠。五歲紅隻能一邊認認真真地演出，一邊忍氣吞聲、小心翼翼地照顧兩個妹妹，同時教四個學生唱戲。
隨著京劇傳統劇目全麵停演，隻會演舊戲的五歲紅也成了多餘的人，差點被扔進河裏淹死。幸虧許多群眾為她說話，才把命保了下來。
幾十年後，經曆了人生的種種坎坷後，五歲紅老淚縱橫地說：“我對不起父親，父親嘔心瀝血地培養我，我卻不理解他、不信任他……父親是優秀的演員，是頂天立地的漢子！是好父親！”
4
躲過被淹死的厄運後不久，五歲紅被迫改行，到了縣商業局人事科。人們以為五歲紅在北京進修過，應該能寫會畫。誰知，五歲紅自小學戲，和父母一起討生活，沒有時間學文化。後來，商業局組織了一個宣傳隊，下鄉宣傳農副業生產，別人寫好稿子，五歲紅就照著念，都是些怎麽養豬、種植什麽好的內容。
這期間，有人給五歲紅介紹了個市區的小夥子，大學畢業，會流利的日語，曾是重點中學的老師，因為在黑板上寫字時說了句“這粉筆灰就吃飽了”，就被打倒下放到工廠做工人，工資隻有之前的三分之一，家裏兄弟姊妹八九個，又是前後娘。
起先，五歲紅和家人都沒有看好這段姻緣。可小夥子喜歡五歲紅，鉚足了勁兒追求她。過了一陣，五歲紅心軟，覺得他挺可憐的，懵懵懂懂就同意了。
結婚時，五歲紅二十五歲，從縣城商業局人事科調到了市糖煙酒公司宣傳科。一直活躍在舞台上的她，不習慣機關裏的清閑，主動要求下基層，到櫃台幫忙，做服務工作。櫃台工作也不簡單，需要算賬、打算盤，一兩果子幾毛錢幾兩糧票，不能出一點差錯。
五歲紅看著別人打算盤，認真記著、學著，然後私下裏默默練習，硬是學會了打算盤算賬。逢年過節，貨賣得非常多，一大堆一大堆的毛票、硬幣，她一絲差錯也不會出。
櫃台雖然是個服務窗口，卻也是個考驗人的地方，時常會有一些服務員不知不覺就被調走了，五歲紅很是納悶。後來山東部隊轉業的老書記瞪著眼睛跟她說：“手腳不老實，錢出問題，能不調走嗎？”
任何事隻要幹了就必須認真幹好，這是五歲紅從小學戲演戲時養成的習慣。對於這個服務工作，五歲紅也像演戲一樣，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熱情和精力，她把櫃台內外收拾得幹淨整潔，每天提前到崗準備，下班後盤賬、整理妥當後才離開。
聽說有個在北京進修過的漂亮女演員站櫃台，不少年輕顧客假裝買東西，湊過來看五歲紅，還有人說要給她介紹對象。五歲紅不說話，隻是埋頭幹活，心想：“我都已經是三個女兒的媽了，哪有工夫跟你們拉呱？”
工作加上三個女兒的陸續出生，一度讓五歲紅心力交瘁。好在兩個妹妹成家後，母親辭去工作從縣裏來給她照看孩子。即便這樣，工作和育兒還是占去了五歲紅所有的精力，丈夫對此很不滿。
丈夫的脾氣越發暴躁，甚至惡語相加，這讓要強的五歲紅難以接受，他們的婚姻亮起了紅燈。就在他們的婚姻即將滿十周年的時候，五歲紅不願再將就，兩人離了婚，三個女兒判給了丈夫。五歲紅托了很多關係，才把三個女兒的撫養權爭了回來。
五歲紅離婚後不到半年，十年浩劫結束，古裝戲重新放開。市裏分管文化的領導知道商業局有個京劇人才，就將五歲紅調到了市京劇團。當時，煙台、青島、溫州等地的京劇團都來要五歲紅，給房子、給級別，市文化局都不放人。五歲紅考慮到父母、孩子、姐妹都在此地，不能扔下他們不管，於是也安心地留了下來。
那時五歲紅才三十五歲，風華正茂，領導、同事、朋友、家人都爭相給她介紹對象，也有不少追求者，可她選擇放棄再婚。她說，自己有三個女兒，再婚對象和她結婚，可能會對她好，但會怎麽對待她的三個拖油瓶呢？她常年在外演戲，男方又如何和三個女兒相處呢？如果這次婚姻又出現問題，一定會有風言風語說是她這個演員的不是。劇團確實有一些不檢點的人，可她不是，她從小學藝很規矩、很講究，台上風風火火，台下很保守，從不和亂七八糟的人接觸。她有熱愛的京劇事業，也能養活三個女兒，她情願不再婚。
當時，市京劇團人才極度缺乏，樂師隻有拉京胡的，沒吹笛子嗩呐的，沒有像樣的武生，醜角也不夠用，唱一出戲很不容易。劇團外出演戲，由五歲紅帶隊，憑借她個人的唱功和技藝，硬是帶領劇團圓滿完成兩個月的演出任務，否則，最多撐一周就得打道回府。
當年，五歲紅還曾應邀在溫州演了三個月的戲，溫州民間經濟發達，戲曲文化土壤豐厚，仍有舊日的習俗，無論是單位還是私人，大事小情，都會“請大戲”。五歲紅的戲在當地很受歡迎，人們送她“賢妻良母、藝德高尚、品德優秀”的美譽。
回來後，領導讓五歲紅當團長，五歲紅不願意。她說：“當團長就沒有精力鑽研戲了，我是個演員，戲是我的天，我隻想為觀眾演好每一出戲。我不能荒廢了自己的藝術。”
五歲紅們仍在精益求精地鑽研技藝，可是京劇的這次複蘇已不複之前幾次的強勁勢頭。
經過了“罷黜百家、獨尊樣板”的十年，演員和觀眾都出現了斷代。改革開放以後，港台和西方流行文化湧入，電視普及，大眾文化日趨多元化，看京劇不再是人們文化娛樂的主要方式了。80年代短暫的幾年表麵繁榮後，各地的京劇團紛紛陷入困頓，人才大量流失，最終有的萎縮癱瘓，有的被取消，有的被合並。
五歲紅所在的市京劇團，在古裝戲重新放開的最初幾年進了不少演員。後來隨著京劇在當地的式微，大家都各顯神通，逃離劇團。年輕演員紛紛轉到地方戲劇團或其他演藝團體，而年長的演員則要麽提幹，要麽轉行。
五歲紅一直堅守在市京劇團，劇團興盛的時候，讓演什麽戲就演什麽戲，不讓演，她就看著別人演，跟著別人學。劇團衰敗了，她也不急，她相信國粹藝術還會有輝煌的一天。她依舊堅持練功、學戲，隻要需要她上場，她就認真演好戲，直到2000年她五十七歲時，正式退休。
5
我第一次帶著女兒去五歲紅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學之間，遺落著幾幢破舊的兩層聯排磚混小樓，坐北朝南。小樓西側是一排坐東朝西的兩層臨街商鋪，將小樓和街麵的喧囂分割開來。商鋪正中間的門洞是小樓裏的人們進出的唯一通道。穿過門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屬院——小樓底層有自搭的各式小廚房，二樓有淩亂的電線和晾曬的花花綠綠的衣服，兩排樓之間中間是鋪著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給我指的路，我從一處逼仄的樓梯上到二樓。樓梯的拐彎處，一隻灰白小花狗和一隻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著。它們都被拴在欄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時，它一直亢奮地跳著。
我越過兩個小家夥，看到直懟著樓梯的房門虛掩著，門東是小廚房，廚房邊上有個大大的平台。我衝著房門喊了聲“李老師”，五歲紅睡眼惺忪地迎了出來，歉意地說：“剛睡醒。”
她把我讓進屋，轉身去了廚房。房間昏暗、破舊，擺得滿滿當當，好在層高不低，倒也不顯得壓抑。兩個大開間，裏間應該是臥室，外間北側靠窗戶是一張大床，西麵靠牆依次擺著紫紅色木質老式沙發，老式印花梳妝櫃。臥室房門北側放了張桌子，桌上桌下擺滿吃的用的物品，南側擺著一個大立櫃。看得出來，這些家具雖然很老了，想必當初都是上好的品質，曆經歲月，看起來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進屋來的五歲紅好像是變了一個人，化了淡妝，光彩照人。她指著那兩隻小狗說：“這兩隻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沒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撿來養著。”
我們在沙發上坐下來。我問她學習京劇相關的問題，她跟我講她的學藝經曆。
其間我問：“為什麽沒有換房子呢？”
五歲紅認真地說：“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膽潑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觸。父輩人說‘寧要家滿不要房寬’，我就記著了。當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樓，市裏領導都給我，我沒要，隻要了兩間，帶著老媽和三個女兒住，夠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業街後，太鬧騰了，單位就安排到這兒來住了，這裏安靜，離公園也近。原先這樓下也是我的，借給人住，借著借著就不是我的了。”
說著話，有位穿著牛仔褲的中年女士從屋裏走了出來，去廚房洗把臉就出門了。望著出去的身影，五歲紅緩緩地說：“這是我的二女兒麗麗，今年五十一歲了，我這一輩子綁在她身上了。”
說著，她眼眶一紅。我第一次帶著女兒去五歲紅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學之間，遺落著幾幢破舊的兩層聯排磚混小樓，坐北朝南。小樓西側是一排坐東朝西的兩層臨街商鋪，將小樓和街麵的喧囂分割開來。商鋪正中間的門洞是小樓裏的人們進出的唯一通道。穿過門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屬院——小樓底層有自搭的各式小廚房，二樓有淩亂的電線和晾曬的花花綠綠的衣服，兩排樓之間中間是鋪著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給我指的路，我從一處逼仄的樓梯上到二樓。樓梯的拐彎處，一隻灰白小花狗和一隻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著。它們都被拴在欄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時，它一直亢奮地跳著。
我越過兩個小家夥，看到直懟著樓梯的房門虛掩著，門東是小廚房，廚房邊上有個大大的平台。我衝著房門喊了聲“李老師”，五歲紅睡眼惺忪地迎了出來，歉意地說：“剛睡醒。”
她把我讓進屋，轉身去了廚房。房間昏暗、破舊，擺得滿滿當當，好在層高不低，倒也不顯得壓抑。兩個大開間，裏間應該是臥室，外間北側靠窗戶是一張大床，西麵靠牆依次擺著紫紅色木質老式沙發，老式印花梳妝櫃。臥室房門北側放了張桌子，桌上桌下擺滿吃的用的物品，南側擺著一個大立櫃。看得出來，這些家具雖然很老了，想必當初都是上好的品質，曆經歲月，看起來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進屋來的五歲紅好像是變了一個人，化了淡妝，光彩照人。她指著那兩隻小狗說：“這兩隻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沒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撿來養著。”
我們在沙發上坐下來。我問她學習京劇相關的問題，她跟我講她的學藝經曆。
其間我問：“為什麽沒有換房子呢？”
五歲紅認真地說：“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膽潑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觸。父輩人說‘寧要家滿不要房寬’，我就記著了。當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樓，市裏領導都給我，我沒要，隻要了兩間，帶著老媽和三個女兒住，夠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業街後，太鬧騰了，單位就安排到這兒來住了，這裏安靜，離公園也近。原先這樓下也是我的，借給人住，借著借著就不是我的了。”
說著話，有位穿著牛仔褲的中年女士從屋裏走了出來，去廚房洗把臉就出門了。望著出去的身影，五歲紅緩緩地說：“這是我的二女兒麗麗，今年五十一歲了，我這一輩子綁在她身上了。”
說著，她眼眶一紅。我第一次帶著女兒去五歲紅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學之間，遺落著幾幢破舊的兩層聯排磚混小樓，坐北朝南。小樓西側是一排坐東朝西的兩層臨街商鋪，將小樓和街麵的喧囂分割開來。商鋪正中間的門洞是小樓裏的人們進出的唯一通道。穿過門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屬院——小樓底層有自搭的各式小廚房，二樓有淩亂的電線和晾曬的花花綠綠的衣服，兩排樓之間中間是鋪著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給我指的路，我從一處逼仄的樓梯上到二樓。樓梯的拐彎處，一隻灰白小花狗和一隻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著。它們都被拴在欄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時，它一直亢奮地跳著。
我越過兩個小家夥，看到直懟著樓梯的房門虛掩著，門東是小廚房，廚房邊上有個大大的平台。我衝著房門喊了聲“李老師”，五歲紅睡眼惺忪地迎了出來，歉意地說：“剛睡醒。”
她把我讓進屋，轉身去了廚房。房間昏暗、破舊，擺得滿滿當當，好在層高不低，倒也不顯得壓抑。兩個大開間，裏間應該是臥室，外間北側靠窗戶是一張大床，西麵靠牆依次擺著紫紅色木質老式沙發，老式印花梳妝櫃。臥室房門北側放了張桌子，桌上桌下擺滿吃的用的物品，南側擺著一個大立櫃。看得出來，這些家具雖然很老了，想必當初都是上好的品質，曆經歲月，看起來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進屋來的五歲紅好像是變了一個人，化了淡妝，光彩照人。她指著那兩隻小狗說：“這兩隻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沒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撿來養著。”
我們在沙發上坐下來。我問她學習京劇相關的問題，她跟我講她的學藝經曆。
其間我問：“為什麽沒有換房子呢？”
五歲紅認真地說：“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膽潑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觸。父輩人說‘寧要家滿不要房寬’，我就記著了。當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樓，市裏領導都給我，我沒要，隻要了兩間，帶著老媽和三個女兒住，夠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業街後，太鬧騰了，單位就安排到這兒來住了，這裏安靜，離公園也近。原先這樓下也是我的，借給人住，借著借著就不是我的了。”
說著話，有位穿著牛仔褲的中年女士從屋裏走了出來，去廚房洗把臉就出門了。望著出去的身影，五歲紅緩緩地說：“這是我的二女兒麗麗，今年五十一歲了，我這一輩子綁在她身上了。”
說著，她眼眶一紅。我第一次帶著女兒去五歲紅家，是在2021年的夏天。
在一家精品大酒店和一所中學之間，遺落著幾幢破舊的兩層聯排磚混小樓，坐北朝南。小樓西側是一排坐東朝西的兩層臨街商鋪，將小樓和街麵的喧囂分割開來。商鋪正中間的門洞是小樓裏的人們進出的唯一通道。穿過門洞，仿佛魂穿四十年前的家屬院——小樓底層有自搭的各式小廚房，二樓有淩亂的電線和晾曬的花花綠綠的衣服，兩排樓之間中間是鋪著水泥板的走道。
按妹妹給我指的路，我從一處逼仄的樓梯上到二樓。樓梯的拐彎處，一隻灰白小花狗和一隻咖色小泰迪朝我不停地叫著。它們都被拴在欄杆上，我伸手摸了摸小花狗，小花狗不叫了，伸手摸小泰迪時，它一直亢奮地跳著。
我越過兩個小家夥，看到直懟著樓梯的房門虛掩著，門東是小廚房，廚房邊上有個大大的平台。我衝著房門喊了聲“李老師”，五歲紅睡眼惺忪地迎了出來，歉意地說：“剛睡醒。”
她把我讓進屋，轉身去了廚房。房間昏暗、破舊，擺得滿滿當當，好在層高不低，倒也不顯得壓抑。兩個大開間，裏間應該是臥室，外間北側靠窗戶是一張大床，西麵靠牆依次擺著紫紅色木質老式沙發，老式印花梳妝櫃。臥室房門北側放了張桌子，桌上桌下擺滿吃的用的物品，南側擺著一個大立櫃。看得出來，這些家具雖然很老了，想必當初都是上好的品質，曆經歲月，看起來仍然很有力量感。
再進屋來的五歲紅好像是變了一個人，化了淡妝，光彩照人。她指著那兩隻小狗說：“這兩隻都是街上的流浪狗，沒人要了，瘦得不行，被我撿來養著。”
我們在沙發上坐下來。我問她學習京劇相關的問題，她跟我講她的學藝經曆。
其間我問：“為什麽沒有換房子呢？”
五歲紅認真地說：“你看我在舞台上大膽潑辣，私底下我很保守，不跟外界接觸。父輩人說‘寧要家滿不要房寬’，我就記著了。當年老街上四上四下的小樓，市裏領導都給我，我沒要，隻要了兩間，帶著老媽和三個女兒住，夠住就行了。老街改造成商業街後，太鬧騰了，單位就安排到這兒來住了，這裏安靜，離公園也近。原先這樓下也是我的，借給人住，借著借著就不是我的了。”
說著話，有位穿著牛仔褲的中年女士從屋裏走了出來，去廚房洗把臉就出門了。望著出去的身影，五歲紅緩緩地說：“這是我的二女兒麗麗，今年五十一歲了，我這一輩子綁在她身上了。”
說著，她眼眶一紅。
麗麗漂亮、聰明，但性格內向，80年代末畢業後被分配在食品廠。工作後不久，食品廠就接二連三地有女工變魔怔了。坊間傳言，“廠裏鬧鬼不幹淨”。五歲紅感覺麗麗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樣似的，想著食品廠整天殺豬宰羊的，於是就不讓她去上班了。
那時麗麗也就十八九歲，有時會到家邊的文化宮裏玩。以前的文化宮是年輕人娛樂的場所，有一次，有個男青年搭訕，說帶她去找工作，她就高興地跟著去了。他們坐火車到徐州，然後又倒了好幾次汽車，到了山東一個偏僻的黑兵工廠——男青年把她賣到了廠裏。她被強迫在這個封閉的廠裏做槍把子，她知道不想辦法逃出去，可能就會死在這裏了。
廠裏有個做飯的司務長，以前當過八路軍，平時經常外出采購，人很和善。這天下著大雪，麗麗假裝上廁所，在廁所裏寫了一封求救信，然後請求司務長幫忙帶到外麵寄出去。信是寫給五歲紅的，可是不知道什麽原因，五歲紅一直沒有收到。
等了很多天，沒有音訊，麗麗又設法寫了第二封求救信，這次她寫給了街道派出所戶籍警朱警官。朱警官接到信後，馬上通知五歲紅。被女兒失蹤折磨了近兩個月的五歲紅，頭發已經白了一大半，朱警官的消息讓她絕望的心燃起了希望。
朱警官和當地派出所聯係，了解情況，確定了解救方案。隨後，朱警官帶領公安幹警、特警開了一輛車，五歲紅前夫單位出了一輛車帶著五歲紅家人和親友，兩車人按照與內線約好的時間，準時來到黑兵工廠門口。
這時，剛好是工廠開門的時間，麗麗已經按照口信悄然來到了廠門口，看到兩輛家鄉車牌的車停在門口，她發瘋一樣狂奔著衝出大門，向車跑去。傳達室裏的門衛見狀，一窩蜂地追了出來。眼看著麗麗已經爬上了車，可說時遲那時快，有兩個門衛扒住了車門，情急之下，車上的人把兩個門衛一起拉上了車，按倒在車上，兩輛車就開足馬力一路狂奔。
車開了很長一段時間，路過一個鄉鎮，確定後麵的人追不上來後，他們把兩個門衛扔下了車，然後才順利回家。這件事讓麗麗的精神備受刺激，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情緒才逐步穩定。
五歲紅剛想鬆口氣，母親又突然撒手人寰、愴然離世，不久後，父親也隨母親而去了。父母相繼離世的痛楚和悲涼，成了五歲紅心中永遠的傷痛。
曾幾何時，年幼的五歲紅就決心要像男子漢一樣照顧父母，給父母最好的生活，可世事豈如人意？從五歲紅一出生，父母傾注了所有的心血培養她，給她創造各種學習提升的機會，雖說五歲紅在藝術上一直表現出色，然而生活又不隻有藝術。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五歲紅對父親李蘭的誤解，給父親造成怎樣的打擊，無人知曉，而父親在鄉下小菜園走完了怎樣孤寂的後半生，五歲紅也無法想象。雖然在父親最後的歲月裏，五歲紅會帶著母親和孩子去看望他，然而，這樣的時光到底還是短暫。
給自己撐著天的人走了，五歲紅瞬間感受到了生活更大的壓力。好在妹妹常會來幫她照料家事，大女兒和小女兒也相繼工作成家了。大女兒夫婦在事業單位工作，小女兒留學回來後，開始經營自己的生意。
6
麗麗精神狀態穩定後，五歲紅重新全情投入到工作中。此後，有人給麗麗介紹了個對象，兩人談了不久就在一起了，五歲紅出差回來後才知道，也就默許了這門婚事。沒料到，這個女婿脾氣不好，經常家暴。麗麗的孩子出生第一天，婆家幾個人空著手來看看就走了。五歲紅當即決定：麗麗和外孫她自己養，與這家人一刀兩斷。
從此，小外孫就在五歲紅的懷抱裏一天天長大。撫養年幼的外孫，照顧精神狀態不穩定的二女兒，對於已年逾五旬、幹了一輩子事業的五歲紅來說，其中的艱辛自不必說。
而經曆過各種打擊的麗麗，仍然狀況不斷，災難像影子一樣糾纏著她，也無情地侵蝕著五歲紅的生活。有一次，麗麗又被人拐賣到縣城，被毒打得遍體鱗傷，半夜被撂到河裏，所幸沒淹死，她自己爬了上來，打車逃回了家。可到家後，麗麗什麽也說不清楚，反倒是精神狀態不斷惡化，需要持續服藥幹預和控製。
既要照顧嗷嗷待哺的小的，還要照顧精神失常的大的，有一次，五歲紅實在太累了，沒有盯著麗麗吃藥，沒想到，麗麗竟然把一瓶藥都吃了下去，然後就昏死過去了。送到醫院時，瞳孔已經放大。五歲紅找最好的醫生搶救，麗麗奇跡般地活了過來，又撿回一條命。
從那以後，五歲紅不敢有一絲大意，小心翼翼地照顧著這一大一小。盡管如此，還是狀況百出，麗麗一會兒被車撞斷腿了，一會兒又莫名地被人打了……
五歲紅沒被這些事打敗，她說：“哭泣和埋怨趕不走挫折和苦難，隻有昂起頭，一步步向前，一點點把生活過好。”
為了二女兒母子倆，五歲紅退休後那幾年完全告別舞台。好在，在她的照拂下，如今，她外孫已經是一米八的帥小夥了，大學畢業後，在南方工作，麗麗也終於精神穩定，能夠照顧自己的起居生活了。
隻是，五歲紅已經滿頭銀絲，年近八旬。
當我們的話題轉回到京劇上來時，五歲紅凝重的眼神中瞬間升騰起明亮的光芒。
看到我女兒對京劇感興趣，五歲紅非常開心，她讓我女兒下腰、壓腿，仔細看了看她的身段，欣喜地說：“這孩子看著身子長得結實，可柔韌性又非常好。”又教了我女兒《貴妃醉酒》裏的一句唱詞，聽了聽她的聲音，五歲紅說：“聲音也很好，又潤又亮，是個大青衣的好料子。”
隨後，五歲紅著重示範了唱詞裏的一個轉音。我女兒練了好多次，才找到了一點感覺，忍不住感慨道：“好不容易啊！”
五歲紅說：“可不是嘛，你看就這個轉音，在台上也就幾秒鍾就唱過去了，台下可要花很多功夫，有的演員要練好幾個月才能熟練掌握。”
隨後五歲紅又對著我女兒說：“你領悟得挺快的，我教你，好好學，以後一定有出息。”
我能感受到，五歲紅對年輕人學京劇的熱切期望。其實，我女兒隻是覺得京劇好聽，很好奇，想了解了解，學著玩玩，隻要學校課業一緊，隨時就學不了了。
想到這裏，我心裏不禁有些歉意。
7
五歲紅在給徒弟說戲 (作者)
我第二次去五歲紅家已是2022年的夏天。外甥女小雅一直在跟隨五歲紅學京劇。每周六周日的上午，在五歲紅家附近的公園裏，師徒倆都會好好待上兩三個小時。
家裏聚會時，小雅有時會給我們唱一段，字正腔圓，招招式式都很有範兒。而我女兒因為中考學業重，沒有時間再學習京劇，很是遺憾。妹妹偶爾會講起五歲紅的生活，這讓我還想去拜訪拜訪她。
那天，兩位狗將軍仍然在樓梯的拐彎處，衝著我敷衍地叫著。敲了門，五歲紅還是剛睡醒，聽到了“李老師”的叫聲後，迎到門口。
我一腳踏進屋時，滿屋熱烘烘的尿騷味撲麵而來，定睛一看才發現，房間裏放了七八個大大的寵物籠子，裏麵是一隻隻慵懶的貓。看見我尷尬的表情，五歲紅說，咱們去廚房吧，那邊開著空調。於是我就退了出來，順手推開右邊廚房的門，這時才發現，小廚房長大了，原先的平台不見了。
五歲紅說：“你看，變了吧？我把這平台給蓋了起來，做了一個新廚房，建了個衛生間，原先的廚房改成了小臥室。”
我仔細打量一下，隻見小臥室裏單人床頂上的吊櫃，和床頭的立櫃以及廚房的櫥櫃，都是一樣的胡桃木色，配著典雅的古銅色把手。
這時陽光透過窗戶照在廚房中間的小餐桌上，頓覺很溫馨。五歲紅一襲紅花綠葉重磅真絲連衣裙，染黃的短發燙成了小卷，畫著精致的妝容，金絲邊眼鏡上金色的鏈子自然垂至肩後，雍容華貴。
她泡了杯茶，慢悠悠地喝著。
我說：“這下寬敞、方便了！這申請蓋房很麻煩吧。”
五歲紅說：“起先我申請要把平台蓋起來，城管、街道三天兩頭來說不許蓋。前段時間，我剛撿的一隻受傷的流浪貓，在院子裏被人給毒死了，我心疼啊，在樓下院子裏哭得昏天黑地的，街道的領導都驚動了。裏外的人都以為這老太婆瘋了，一個流浪貓至於嗎？你說至於嗎？那是一條命啊。你看我現在收留了這麽多流浪貓流浪狗，我沒有地方放了啊。我放外麵不安全啊。我這房子原先樓上樓下，現在隻有樓上了。”
說這話時，五歲紅眼圈紅紅的：“然後，我就一夜之間把平台蓋了起來，我讓工人把外牆都蒙上了塑料布，規定說用塑料布搭臨時棚子他們不管。我這也是沒有辦法啊，後來也沒人管我了。”
“這是我今天的第一頓飯。”五歲紅向手裏的那杯茶努了努嘴，這時已經是下午兩點了。
外孫在外地工作，麗麗經常不在家吃飯，五歲紅的生活回歸自我，又能與戲相伴了：“昨天晚上，我在手機上學台灣幾位老前輩的戲，一直學到淩晨四點多。手機上有許多京劇名家的戲，我得天天看，天天學。”
隨後，她又聊起自己如今的作息，不管幾點起床，都是先收拾一下家務，然後喂貓喂狗遛狗澆花，做完這些後，坐下來喝茶，餓的話，最多就吃兩塊餅幹，然後就去公園教徒弟們練功、唱戲，“幾十年在劇團養成的習慣，早起練功，不吃飯”。
每次去公園，五歲紅都會帶些糧食去喂公園的小鴨子小鳥，一般到下午一點多回家做飯吃，然後午休。傍晚，她也會去公園，公園的西北角是她的根據地，上午或傍晚，你會看到一位銀發老太和幾位女士或小朋友抑揚頓挫地唱著京戲，或一陣舞槍弄棒。
我詫異地問：“您都八十歲了，為什麽還這麽拚命地唱戲、學戲呢？”
五歲紅很認真地說：“人老了，倚老賣老，有國家給的退休工資，就吃喝享受，我不喜歡這樣。我要學習。我一旦學起戲來，什麽都不想，飯不想吃，覺不想睡，廢寢忘食，學了戲以後，我的肚子是滿滿的，精神也飽滿，心情也愉快，感覺自己又年輕了。誰跟我談戲，我就開心。我的徒弟跟我拉家常，常會被我批評。”
頓了頓，她又說：“不管什麽時候，人都要有價值，為觀眾唱戲，為京劇發展出力就是我的價值。京劇是藝術，是國粹，我這一輩子經曆了好幾次京劇的興衰，我相信京劇一定還會再興盛起來的。我願意為京劇的複興再獻一點力。”
對於現在的生活，五歲紅說她很知足，問心無愧，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她說在人生的各個關口，她的選擇並非都是最好的，比如當時在中國京劇院進修時，如果選擇留在北京，事業是否會有更好的發展呢？
“可人生沒有如果，好在我的選擇都還算穩妥，兜兜轉轉一直能從事所熱愛的京劇事業，始終相信政府，勤懇工作，認真唱戲，在每個崗位上，都發揮了自己的特長，服務社會，最終在市京劇團順利退休……”這看起來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可對於五歲紅這些老一輩的藝人來說，卻是不容易的。
五歲紅說：“很多解放前京劇界響當當的角兒，建國後被關在體製外，晚景淒涼。”
比如她師姑的朋友，以前是上海非常出色的大武生，哥哥、老婆都是演員，他演的十八羅漢、猴子戲、花車戲，都是大戲，解放前享譽一方，出門前呼後擁，戲裝、道具非常昂貴，家大業大。解放後，國家成立了各級專業劇團，老藝人們有的進入國家的各級劇團，有的出國了，有的就在體製外自謀出路。師姑的朋友是最後一種情況，可是時勢已經不同，社會上的各種演出都是由各級專業劇團承擔，過去的流動演員、跑單幫、民間劇團都沒有生存空間，於是他的家業逐漸衰落了。
“他年老時，在醫院裏蹬個小三輪車，用小暖瓶給病人送熬好的中藥，有一次騎著騎著，一不小心車翻了，一車的中藥都打翻……”說到這裏，五歲紅的眼圈就紅了。
如今，已至耄耋的五歲紅談到自己這輩子最大的遺憾，並不是沒有成為享譽全國的“大師”，而是因為一直忙於事業，沒有把三個女兒教育好：“沒有一個孩子能繼承我的京劇事業，沒有一個孩子能在某一方麵有突出的成就。”
我想，從世俗意義上看，她的大女兒、小女兒都過得不錯，可能是五歲紅一生要強，對此就沒那麽滿意罷了。她說，大女兒和小女兒並不認同她的生活方式，也根本不喜歡京劇，平日沒有太多這方麵的交流。而二女兒麗麗一生坎坷不幸，她隻能竭盡全力照顧：“雖然我已經老了，隻要我在一天，就會照顧二閨女一天。以後呢，我不知道。有一天，就唱一天的戲……”
（本文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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