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時代,中國性蕭條正在加速
CDT編者按:部分插圖由MidJourney AI生成
有性學專家的研究顯示,無性婚姻在人群中的占比達到五分之一。
後疫情時代,外部不確定性增加,甚或生活也變得蕭條,親密關係也更容易滋生倦怠。當人們用自己的方式來應對不確定,對性的忽視和抑製,就像對消費和享樂的壓抑一樣,也是自然而然的反應。
關閉了的性開關
書房是賴德倫的避難所。白天,他參與雞飛狗跳的家庭雜務,晚上就躲到書房處理工作業務,累了直接在書房睡下。有時夜深人靜,孩子們都睡著了,妻子也會來書房找他,但兩個人沒有心力互訴衷腸,張口閉口都是孩子和工作中的問題,聊完就各自休息,更沒有力氣調動情緒發生親密行為。
生活令他們疲憊,“性”衝動像被打濕的火柴,燃不起火花。
小兒子現在剛滿月。有一天,賴德倫在家裏的小白板上列出了孩子3-6個月、6-12個月、12-15個月需要注意的各種事項,密密麻麻樁樁件件都需要時間和精力。
年邁的父母已經承擔了快四歲的大兒子日常的接送,剛滿月的小兒子就得由賴德倫夫妻倆自己照看。雖然有月嫂幫忙,但夫妻倆的壓力仍然很大。白天要從工作中分神照料孩子的吃喝拉撒,晚上也得定時醒過來看顧。工作和孩子兩頭兼顧,使得賴德倫夫妻心力交瘁。
這對夫妻自己創業已有兩年,但收入一直不算穩定。他們做的是情感谘詢項目,主要幫助學員處理婚姻中的問題。疫情開始後,學員數量一直處於較低水平,而令賴德倫沒有想到的是,當三年疫情結束,他沒有等到預想中的學員數量反彈,就連議價也從過去的開誠布公變成了極限拉扯。
不少人以“疫情期間經濟壓力大”、“疫情之後沒掙到什麽錢”為由要求降價,有人甚至提出能否作為公益幫助免去費用。有一個月,賴德倫隻掙到了2000塊。
2022年10月,賴德倫帶著一家人從燕郊搬到了北京。同樣是120平的房子,房租翻了六倍不止,生活成本也水漲船高。2023年3月,小兒子降生後,由於是自己創業,不工作就意味著沒有收入,沒人能給夫妻倆放產假,因此新生兒到來的喜悅沒有維持太久,賴德倫就又被柴米油鹽的壓力淹沒了。
賴德倫的妻子從坐月子起就恢複參與工作,每天在手機上處理運營事務,回答客戶的售前谘詢。工作之外,這名女性還得時刻準備著給孩子提供奶水,有時候小兒子不願意吸奶,她就得借助機器,機器吸不出來又得上手擠,這令她的情緒十分焦躁。
谘詢業務都壓在賴德倫頭上,他需要時刻注意,及時回複學員的信息,疏導學員的情緒,晚上也是語音通話一個接一個。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他還得分神照顧妻子的情緒和小兒子的日常。
才37歲,賴德倫的頭發已經白了一半。他是眼睜睜看著白發擴張領地的,從兩年前零星半點的斑白,到後來占據了1/3,再到如今盤踞半個頭。每個月的成本攤開在賴德倫眼前,他沒法不焦慮,他無法想象收入持續低位的後果,“很恐怖”。
依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有由低到高五種生理需求,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和愛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越低層次的需求越有必要被滿足。原本,性的需求歸屬於生理需求,但當對安全、穩定的需求關聯到生存相關的基本生理需求,性好像自然而然就被放在了不那麽重要的位置。
麵對不確定、不穩定的收入,和維持一家人生活所需的龐大成本,賴德倫不斷重申自己背負的壓力。有時即使有什麽想法,他的第一反應也是按捺下來,“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我隻想早點處理完早點休息。”賺不到錢,一家人的吃和住都會成為問題。
對賴德倫來說,性生活是有開關的。生活的壓力、夫妻情感的波動,都會影響他有關性的生理需求。有時他選擇關上開關,而更多時候,他是下意識地忽視這個開關。生活已然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候,與衝動勾連的性,好似也失去了吸引力。
馬由的開關早已蓋上一層厚塵。直到被問起,這位32歲的媒體人才驚覺,上一次與女友發生性行為竟然已是兩年前的事情了。隨之被意識到的另一個發現是,抽屜裏單價幾十元的“小雨傘”應該也早就過期了。
這兩年來,馬由從未覺得有哪裏不對勁,也沒有察覺感情生活有什麽缺失。在他的印象中,女友從未對此有過不滿,兩人平靜和諧的關係讓他相信一切都是“順其自然”。
這明顯不是大自然的規律,而是由生活壓力助推的。這幾年,馬由成了一個低物欲的人,對消費、財富、成就乃至性,都已經沒有太多的欲求。與女友同居三年,馬由每個月的工資堪堪足夠支付兩人的房租和日常開銷,女友的工資則由她自己支配。
“排消費需求,男人是在狗下麵的,我就是這種人。”馬由調侃自己說,在媒體工作10年,他現在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剛入行時的水準,工作壓力卻比以往要大。他用“降低預期”來描述對現狀和未來的悲觀。
馬由和女友相戀四年,同居三年,目前雙方家長已經在商議婚事。馬由估計,如同他們二人水到渠成的感情發展,無性的狀態也會自然而然地延續到婚姻生活中。
馬由和女友都是堅決的丁克,理由是“沒有信心,也沒有打算讓下一代來背負生活的沉重”。雖然丁克的選擇和性生活並不完全抵觸,有很多技術手段可以用來預防生育,但這個選擇被錨定之後,馬由覺得,性行為的必要性好像就被剖除了。
不堪重負的生活
張曉慧的“開關”是在生完大女兒不久後關上的。家庭經濟狀況急轉直下,拮據的生活讓一切都變得清淡。當她看向丈夫,目光裏原有的炙熱也被撲滅了。
丈夫比張曉慧小三歲,是個廚師。2019年8月,34歲的張曉慧和丈夫一起在寧夏開了一家飯館,主要做新疆小吃和炒菜。生意起初很火爆,一到飯點,就有源源不斷的客流。那時,張曉慧已經懷孕八個多月了,但仍堅持在店裏幫忙,她挺著沉重的身軀穿梭在桌椅之間,招呼客人、點菜上菜,有時要忙到晚上八九點。
雖然忙碌辛苦,但這對夫妻感情很好。張曉慧時常覺得丈夫有“皮膚饑渴症”,經常要求親親抱抱。每天飯館關店後,丈夫會陪著她散步鍛煉身體,兩個人手牽手走回家。散步的時候兩人無話不談,展望未來的美好生活。
剛生下大女兒沒多久,疫情就來了,飯店生意也受了影響。起初,張曉慧和丈夫沒想太多,隻覺得疫情總會過去。夫妻倆一邊帶孩子,一邊支撐飯店的生意。大女兒是個“高需求寶寶”,要在父母的懷抱裏才能安穩睡著,撒不得手,一放下就哭。張曉慧隻得和丈夫輪替抱娃,她抱前半夜,丈夫抱後半夜。盡管疫情令飯店生意一落千丈,但仍有忙碌的時候,夫妻二人既顧孩子,也要忙生意,收入卻慘淡。
在與現在的丈夫結婚之前,張曉慧曾有過一段7年的失敗婚姻。離婚時前夫威逼利誘,企圖挽回,給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陰影,朋友們也覺得她遇人不淑。嫁給現任丈夫之後,又遇上飯店虧損,於是朋友們開始將現任丈夫與她前夫相提並論,認為張曉慧“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嫁的第一個男人就那樣,第二個男人又這樣(沒本事)”。張曉慧將這些話聽了進去,她身心疲憊,自憐自艾,也將不滿投射到丈夫身上。
張曉慧將這些不滿形容成“在內心種下了惡的種子”,她無法抑製對丈夫的嫌棄,尤其在麵對丈夫偶爾的親熱需求時,她會很煩躁。她開始以各種理由推脫,“我今天好累”、“我今天好困”、“我今天頭疼”,並在心裏不滿丈夫的不思進取:“他一個大男人,天天不想著掙錢,腦子裏淨想著這些事情,挺沒出息的”。有時實在推脫不掉,她就像完成任務一樣應付丈夫的需求,感受不到過去濃情蜜意時的愉悅和快感。在窮且忙的生活壓力下,張曉慧對丈夫的評價降低了。
疫情第一年,張曉慧夫妻的飯店還能勉強支撐,但到了第二年,飯店開始持續地隻虧損不盈利,債務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等到閉店時,債務已經累積到了20萬。閉店之初,張曉慧的丈夫回歸了當廚師的老本行,企圖用打工來還債,但時運不濟,每隔一段時間,她丈夫工作的飯店就會出現問題,有的甚至直接倒閉,他白白工作一個月卻沒拿到一分錢。
張曉慧的丈夫原本是個樂天派,即使陷入經濟危機,也沒有太影響他的情緒,“天是塌不下來的”,他依然按部就班地生活。但妻子長時間的冷待,卻讓他的心理開始失衡了,他無法再自如地處理生活困境和負麵情緒,開始因為一點小事而憤怒和狂躁,仿佛身體裏困著一頭野獸,他牽不住韁繩,任由其橫衝直撞。張曉慧記得,有一次僅僅是扯了兩次抽紙沒扯出來,丈夫就開始發脾氣。
相互的不理解,使得這段關係變得岌岌可危。“貧賤夫妻百事哀。”張曉慧說。
後來,張曉慧的丈夫放棄餐飲行業,開始向外謀求發展。2021年冬天,他成為了一名房產銷售,第一個月就拿了一萬多的工資。丈夫興致勃勃地回家報喜,想帶著張曉慧和女兒出去吃大餐,但張曉慧卻潑了一盆冷水,她提起小家庭的負債,冷靜地盤算這工資更應該的去處,“哪些要還給誰,之後要用在哪裏,做銷售誰知道下個月又是什麽情況呢?”
令張曉慧沒有想到的是,她剛盤算完,丈夫就開始了怒吼,她已經記不清丈夫大聲吼向她的話語,隻對他當時的表情記憶猶新。“他像一個惡魔一樣,好像馬上要來把我撕碎”,張曉慧說,她被嚇得不敢作聲,孩子在一旁哇哇大哭。
結婚這幾年,丈夫對妻子如此激烈地宣泄情緒是頭一次。聽著丈夫的控訴,張曉慧也感到難過。她沒有預料到的是,結婚幾年來,她在丈夫心裏有那麽多缺點,在婚姻這堂課上,她仿佛得到了一份不及格的成績單。不過,張曉慧沒有停滯在這場風暴裏太久,她當時將這場衝突歸因為丈夫的情緒不穩定,但後來再提起,她承認了丈夫的情緒問題與她的拒絕有關。
2022年7月,張曉慧開始進行心理治療。她開始意識到,自己過去兩年對丈夫的冷暴力,重要的源頭之一就是不穩定的經濟狀況帶來的不安全感。她想給自己溺水的情緒和婚姻扔去一個“救生圈”。
同為女性,許南珂認為自己的上一段婚姻自始至終都處在“失重”的狀態,直到現在,她仍舊認為自己從未得到過丈夫和婆家的體諒與理解。許南珂1994年生,2016年,年僅22歲的她早早地結婚了,23歲就有了小孩。“太天真了。”她認為,與前夫結婚生子太早,實際上他們沒有做好準備去承擔家庭的重任。
生下兒子的頭兩年,這對小夫妻自己帶孩子。他們住在男方父母的房子裏,沒有房租壓力,南方五線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不高。但光是養育一個孩子的瑣碎日常,就足以讓這對年輕且脆弱的夫婦開始懷疑人生。
妻子許南珂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育兒責任,“百度百科”是比丈夫更靠譜的幫手。不懂孩子哭鬧的原因,她就上網去查,當孩子哭鬧不休的時候,她就會崩潰,和孩子一起哭。結婚前的服裝店事業因為懷孕生子中止,但直到孩子一歲半,許南柯都沒能恢複工作。
最令她崩潰的是,丈夫和婆家一邊將她的付出視作理所當然,一邊又挑剔她沒有正經工作,不能賺錢。她婆婆是做會計的,不由分說地給她報了一個會計班,讓她白天帶孩子,晚上去上課。許南珂翹掉了這些課,她覺得很荒唐,“她也不是沒有帶過孩子,怎麽會說出這種話?我整天帶孩子,晚上哪還有精力上課?”
起初,實在束手無策時,許南柯會給丈夫打電話,讓他回來幫忙,但每次,丈夫回來後都滿肚子牢騷,認為自己失去了自由。許南珂至今記得丈夫那句戳傷她的話,“有本事你出去賺錢啊。”於是,等到兒子一歲半時,許南珂找了一份月薪三千的電商工作。她請保姆幫她帶娃,盡管保姆費要四千塊,比她自己的工資還高,但她覺得這個錢花的心甘情願,她無法再忍受丈夫和婆婆的打壓了。
這段關係最終走向崩潰是在疫情期間。當時,許南珂的丈夫和朋友創業,開了一家舞蹈培訓機構,丈夫負責教中國舞。這家機構按年收費,但為了配合防疫要求,機構時不時需要停課,年卡的時效性隻能跟著一直延長。拉長的疫情戰線,不斷消耗這家機構的生命力。
許南柯的丈夫創業陷入困頓,卻好似找到了“躺平”的理由,在開課受限的時間裏,他就和一幫酒肉朋友吃喝玩樂,尚有積蓄時買的一輛寶馬車,成為他在朋友麵前支撐麵子的資本。
丈夫創業虧損有父母幫助承擔,而許南珂卻隻能靠自己。她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電商事業,最忙的月份有20多天都在外地出差。她放在丈夫身上的注意力越來越少。
生完孩子四個月時,許南珂曾和丈夫嚐試著恢複性生活,但進展並不順利,是丈夫臨陣退縮了。那個男人給的托辭是,“陪產之後有了心理陰影”。許南珂上網查詢,發現確實存在這種現象,她就信了。她曾經勸說丈夫去看心理醫生,丈夫則立刻回複他已經去過醫院了,“醫生說我沒問題”,她便沒再追問。
後來,許南柯怕晚上帶孩子打擾丈夫休息,她開始與丈夫分房睡,這成了他們倆感情的分水嶺。此後兩人交流越來越少,待許南珂工作步入正軌時,相互間的“冷漠”已經成為常態。
緩衝過後
賴德倫已經在書房住了三年,但與許南柯夫婦不同,他的書房從爭端的起點變成了夫妻關係的緩衝帶。賴德倫坦然承認,當時搬到書房時,“確實抱著一點想要從雞飛狗跳的日常中逃離的念頭”。
那是在2020年初,賴德倫與妻子剛結婚一年多,大兒子才七個月,他的妻子畢業於學前教育專業,和婆婆在育兒上觀念上產生了難以調和的衝突。一場大戰過後,他的妻子決定自己帶孩子。因疫情防控而不得不居家辦公時,賴德倫參與帶娃還比較方便。等到疫情好轉,辦公室恢複開放,他下班就要和人拚車,跨越大半個城市,耗時數個小時,直到夜幕四合,才能從北京回到燕郊,解放白日被牢牢與孩子“捆綁”的妻子,安撫她波動的情緒。
當時賴德倫正在與合夥人一起創業,到了收割期卻不見回報,越滾越多的負債壓得他喘不過氣,令他鬱悶又焦躁。即使妻子承擔了大部分的育兒責任,他也再不能忍受將事業之外的所有時間投入到家庭瑣事上了。他承認自己當時的急於求成,作為家裏唯一的經濟來源,他壓力實在太大了,這令他不自覺地開始對妻子有怨言,忍不住抱怨妻子的固執,令他母親不能來幫忙緩解兩人的重負。
因為從事谘詢行業,賴德倫需要在晚上接待許多谘詢訂單。當晚上輪到他哄孩子睡覺,他時常一手抱娃,一手抓著手機回學員的消息,這令他的妻子很生氣,指責他帶孩子不專心。
有一次兩人爭執了起來,賴德倫說了氣話:“我就要看手機,孩子就讓他自己睡,他也要學會自己睡覺。”再回想起這一幕,賴德倫才醒悟過來自己當時的幼稚。他自我剖析後認為,積壓的情緒、不順暢的溝通,如同一塊塊磚石壘成厚厚的牆,令他和妻子之間有了心理上的隔閡,身體上也本能地想要遠離。
賴德倫主動搬到書房睡這件事,令他的妻子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她開始懷疑賴德倫對她的愛,也開始貶低自己的價值。而到了2021年初,賴德倫和妻子開始共同創業,合夥人的身份混淆著夫妻的身份認同,夫妻雙方的矛盾愈演愈烈。
共同創業的這家公司裏,妻子負責短視頻的運營、推廣和前期的谘詢準備工作。賴德倫反思,他當時過於渴望做出成就,心急地用業內人的標準來要求剛剛重回職場,並且正嚐試新行業的妻子。而他時而粗放的工作風格也不能被完美主義、習慣於摳細節的妻子認同。於是,在文本策劃和視頻剪輯方麵,兩人常常吵架。妻子曾向賴德倫抱怨:“我有時都分不清你到底是我老公,還是我老板。”
“你不是婚姻修複師嗎,怎麽不修複修複我們倆呢?”一次爭吵正酣時,妻子挑出賴德倫的職業諷刺他。
床頭打架床尾和。在過去性生活頻率正常時,性行為也是夫妻二人情感流動和溝通交流的渠道,它幫助他們迸發壓抑的情緒,也助推他們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有不少的矛盾和誤解都在一次次性行為之後化解。但失去了性這個出口之後,脫口而出的話語再成為利箭刺向對方時,書房就為情緒的冷卻留出了空間。
隨著這對合夥人之間的矛盾在磨合中消弭,夫妻間的溝通方式也在調整。賴德倫夫妻開始養成吵架後複盤的習慣,一次又一次平和交流後,他們又開始貼近對方。
隨著創業項目逐漸進入正軌,賴德倫與妻子的經濟收入也增加了,2021年底他們償還完了所有的債務。債務還清之後,賴德倫的壓力少了一部分,盡管當時疫情造成的影響仍未完全消退,他和妻子已然開始展望一份更有希望的生活。2022年6月,賴德倫的妻子懷上了二胎。
在房地產行業遊蕩了半年後,因為收入不穩定,張曉慧的丈夫在2022年又回去幹廚師了,月入7000塊。但飯館總是容易倒閉,這位丈夫也總間隔著失去收入。家裏的開支需要靠張曉慧做婚姻谘詢來支撐,經過心理治療之後,張曉慧不再苛責丈夫偶爾待業的狀態,但仍希望他再找機會出去工作。直到上個月,春暖花開之時,經曆了幾個月等待的這位大廚,又找到了地方上班,不過這次不是脆弱的飯館,而是一家保險公司。
張曉慧的丈夫在售後服務崗位,雖然工資不高,但收入穩定,也有固定的上班時間,下班還能分擔育兒的壓力。債務還沒還完,但自從丈夫入職保險公司後,張曉慧覺得家裏的氣氛煥然一新,好像未來也跟著明朗起來了。
馬由仍然從事著穩定卻一眼望不到頭的媒體工作,但近半年來,他女友一直都在為工作苦惱。疫情前,女友在一家民營企業工作,趕上風口項目,一年的收入抵得上馬由幾年的收入。但在疫情之後,她就在不斷地被降薪。
她從最初的民企跳槽到國企之後,收入降了一波,從國企再跳槽到事業單位,工資又降了一波。幾年時間裏,馬由女友的履曆不斷地在豐富,收入卻一降再降。馬由對比過,疫情前後,女友的收入可能相當於直接抹掉了一個0——降了十倍。目前,這個頗有能力的女孩在一所高校任職,名頭不錯,但收入不比過去高,工作壓力卻比過去更大。
馬由和女友租住在郊區,他平時無需坐班,但女友每天準時八點出門,晚上回來的時間卻說不準,遇上不順心的事,到家還要繼續工作到十一點左右。每個工作日,馬由和女友最多的運動,就是聽女友宣泄情緒,馬由提供心理按摩。到了該睡覺的時間,馬由一沾枕頭就著,但女友仍然需要通過“網上衝浪”來排解不斷積壓的個人情緒。
周而複始,馬由的女友陷入了對現狀的不滿。盡管不斷地增加工作技能,且不斷地豐富履曆,但她工作的性價比卻連剛畢業時的的第一份工作都比不上。她想過換個行業,但是卻找不到合適的坑位。馬由也在幫忙關注合適的機會,但太多的崗位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對馬由和女友來說,感情的穩定和相互的陪伴最重要,領不領證隻是一張紙的區別,有沒有性生活也並不影響兩人依戀關係的締結。
*文中受訪者信息有模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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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捕手計劃|在北京,超過6000人住在廁所裏
大家好,我是猛哥。
北京有一項有意思的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公廁最多的城市之一,
一共有12769間市政公廁,還不包括數量眾多的商場、飯店公廁。
這些馬路邊的公廁裏,經常可以看到有一個管理間,那也是公廁環衛工人的家,很多人吃住都在那裏。
不久前我在北京的很多胡同轉了轉,去體驗了一下住在公廁裏的生活。
這是一個我從沒見過的北京。
廁所裏的家
劉軍的家在雍和宮附近一間公廁裏。
家隻有兩平方米,放一張半人高的櫃子,留下一個過道,就擠滿了。如果要睡覺,他得踩著梯子爬上閣樓,那裏更局促,頂多能坐起來。
家裏沒有空調,閣樓有扇窗戶和一台電扇,天熱了就靠它們。
劉軍的全部家當,除了衣服就是櫃子裏塞的電磁爐、電水壺和電飯鍋,此外便無其他。
劉軍在公廁的家
他是一個環衛工,和媳婦一起住在公廁的管理間,關上門就很難和真正的廁所區分開。
相比之下,另一個環衛工張元民的家寬敞些,但也隻有五平方米,床板是拚起來的,床和置物櫃中間留下一人寬的過道,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睡在閣樓裏。
北京是世界上擁有公廁最多的城市之一,共有12769間市政公廁。
這些公廁按等級分為一類、二類、三類和三類以下,其中一類和二類公廁都是可以住人的,要求24小時有服務,一共有7354間。
但不管一類還是二類公廁,住人的管理間都差不多大,不會超過一張床加一個櫃子的麵積。
條件稍好一點的,比如景山旁的一個廁所,前兩年給管理間也裝了空調,讓冬天和夏天不再難熬。
景山東門的公廁
對住在這裏的人來說,最麻煩的是洗澡。劉軍兩口子來了兩個月,至今沒有洗澡,隻有晚上沒人的時候,躲在廁所裏擦擦身子。
吃飯也在廁所的家裏。劉軍兩口子每天買菜,最常見的是土豆和白菜,偶爾會有辣椒和菠菜,總之什麽便宜買什麽。
其實環衛工人也有食堂,每天五塊錢,但吃得很差,“我們每天吃的,蘿卜、白菜、土豆、豆芽,就這幾樣,還咬不動”,張元民一邊吃一邊把碗裏的豆芽都挑了出來。
主食往往是漿水掛麵或者白米飯
張元民和媳婦都是公廁環衛,他每月工資三千九,媳婦四千,兩口子每個月除了吃飯,花不了錢。
原本張元民一個月話費也隻有8元,現在因為每天要給廁所拍照片匯報工作,才多充了20塊的流量。
劉軍兩口子也都是公廁環衛工,除了劉軍抽煙喝酒花點錢,都存起來,兩口子一個月至少能存六千。
像劉軍和張元民一樣,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千名環衛工人,把24小時的全部衣食住行,都藏在一個又一個這樣的家裏。
打掃了北京15年
15年前,張元民剛來北京就住在廁所裏。
他不是沒有想過幹別的,在甘肅老家時,張元民賣了十年水果,但他太實誠了,從不缺斤少兩,被同行排擠,掙不到錢,最少的一年連2000塊都沒有。
為了養家,2008年7月1日,39歲的張元民帶著媳婦第一次到了北京。
當時的北京沉浸在迎接奧運的火熱氣氛中,也在進行第四次“公廁革命”,北京市政府為迎接奧運會,3年裏新建公廁1891間,改造3118間。
張元民夫妻投入到了首都的廁所建設事業裏,在長安街的長安商場門口,他們當上了“所長”,一人負責男廁,一人負責女廁,一個月一共掙兩千塊錢。
也是從那時起,北京對公廁的衛生要求開始變得嚴格,“在公共廁所裏,任何時段都應做到蒼蠅少於兩隻,廢棄物停留時間不超過半小時。”
南鑼鼓巷旁一間公廁,現在已經幹淨多了
2012年,離開公廁後,張元民兩口子又開始在西城區掃地下通道。
在張元民眼裏,這份工作至今令他懷念:有社保,一天隻用幹8個小時,雖然沒有休息日,但節假日三薪,逢年過節還發幾百塊錢,兩口子發了100斤大米根本吃不完。
每天下午下了早班,張元民還會去做兼職,在西單管理自行車停放。這也是另一種意義的環衛,把雜亂的馬路變得幹淨。
做這份兼職時,張元民一人管著十幾個人,拿了塊“先進個人榮譽證書”的獎牌和兩箱飲料,獎牌至今還留在老家。
靠這兩份工作,張元民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拿六千塊,讓他可以花錢在鼓樓租房住。他以為自己的日子會這樣一直下去,但他錯了。
2018年,這份掃大街的工作因為要給北京人幹,單位把他們三十幾個外地人遣散了。
之後,他和媳婦先是去了金融街一棟大廈做保潔,然後去了一所學校做保潔。但隨著年紀變大,媳婦已經拖不動沉重的垃圾袋,他們又離開了那裏。
北漂15年,他們無路可去,所以今年又回到了公廁。
張元民去過北京很多景點,但提到北京,他最想說的除了工作還是工作。
胡同裏的人常把汙物潑得到處都是,便池裏總出現各種異物,尿不濕、衛生巾甚至是各種生活垃圾,反複提醒也沒用,每次都是張元民撈出來。
這讓他覺得自己沒有受到尊重,因此不和任何人說話。“人家本來就看不起我們,還跟他聊啥呢?”
但張元民並不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他說自己以前也是個很幽默很愛聊天的人,“現在叫生活弄得話也不會說了,啥也沒心情了,幹啥都沒心情。”
最大的願望
跟張元民不同,劉軍大部分時間都在哈爾濱農村種地。種地越來越存不下錢,他兩口子就在附近打零工,因為沒有技術,隻能做些純體力活。
如今他59了,體力活幹不動時,在網上刷到北京中介在招保潔,一個月有四千塊。今年2月,劉軍背著一個大兜子,媳婦推著行李箱,坐著火車來到北京,住進了公廁。
他覺得這份工作並不累,隻不過除了吃飯,就幾乎不能離開廁所。
到北京的第一個月,他的媳婦哪兒都沒去過,就守著廁所。劉軍負責的廁所就在胡同另一頭,她也隻去過一次。
第二個月,她才在晚上休息的時候出去看看,能找到胡同的超市,也能走到胡同口再找回來。
沒有什麽人會和他們說話,即便同事之間也是點頭之交。離他們家最近的公廁,隻有不到一百米,住了一對河南夫妻,但因為口音太重聽不懂,雙方平時隻是打個招呼。
胡同裏的人也讓劉軍緊張。一次,他穿著工作服,在一個胡同裏找廁所,被一個老太太一直盯著。她警惕地說,這裏沒廁所,讓他趕緊出去。劉軍感覺自己被當成了小偷。
至於北京的那些著名景點,跟他們更是毫無關係,即使他們的家步行到雍和宮隻需要五分鍾,卻從沒想過去那。
劉軍隻嚐試去過一回天安門。那是下午1點左右,廁所沒啥人,他穿著工作服,偷偷騎著自行車就往天安門那邊去了。
以前,他隻在手機直播裏看過升國旗、降國旗,那天他想去看看真國旗。
但騎到天安門附近時,他被交警攔下來,說是逆行,再往裏走還要刷身份證。劉軍沒見過這陣仗,怕惹麻煩,又騎回了公廁。
北京還有很多東西劉軍也沒見過。他住的廁所對麵,是一個神秘的四合院,沒有牌子,大門緊閉,總有一個穿著得體的年輕人接待偶爾開來的轎車。
在擁擠的胡同裏,這個四合院甚至擁有一個車庫,卷閘門轟隆隆升起又放下。
劉軍不知道裏麵是幹什麽的,穿著得體的年輕人也不跟他說,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倆都是打工的。
再過一年,劉軍就要60歲了,到時候他可以領養老金,每個月一百多。兩口子要為自己的未來做打算,因此打算繼續留在北京。
張元民也還得多幹幾年,為未成家的兩個兒子攢錢。沒有別的本事,張元民隻能認認真真地把廁所擦了一遍又一遍。
剛來的時候,地板上、便池裏、牆壁上全是黃色的尿堿和各種衝洗不掉的汙物,張元民隻能用最傳統的解決辦法——鋼絲球,趴在地上一點一點刮幹淨。
小便池裏不通水,廁所裏也沒有洗手的水池,他隻能用5升的水瓶去接大便池裏的水,再用來清洗小便池。
還有一些並不太常見的汙漬,前幾天胡同裏有人把吃完的火鍋湯倒在了便池裏,等張元民看到的時候已經凝固住了,還是隻能用鋼絲球,弄完這一個便池就花了半個多小時。
張元民的二手自行車後麵掛著他的清掃工具
“這活幹得特別憋屈,他們就檢查廁所衛生,也不檢查我們個人衛生。”
但他並不因此而對工作鬆懈,他怕連掃廁所的工作也失去了,”既然幹上了就再勤一點,跟洗碗一樣,人家擦兩遍,我擦四遍,人家轉兩圈,我轉四圈。自己別給自己找事。”
每晚8點半以後,張元民依次檢查完三個廁所的情況,拍完照發到群裏,這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無人時,他拿起車簍裏的兩塊紅磚快速揮動,鍛煉臂力,再趴在環衛小車上做幾個俯臥撐。這是枯燥反複的日子裏,為數不多的放鬆時間。
這是張元民鍛煉用的紅磚
他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誰,尤其是老鄉,不想讓自己“失敗又狼狽的一生”和現在的身份,影響到兩個還沒有成家的兒子。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一個8小時製4個工休的待遇,很想,做夢都想。我這點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太離譜,太奢侈,是我吃多了還是喝多了,我也搞不懂,但是這點想法不過分吧?”
我認識劉軍的那一天,他們兩口子留我在家裏吃了一頓飯。
他們從櫃子裏取出了小電飯鍋和大米,特意用桶裝的礦泉水煮了這鍋飯。電磁爐放在地上,阿姨蹲在地上,炒了一盤西紅柿雞蛋。
我去附近的涼菜店買了一點牛肉、雞爪和一瓶二鍋頭。
開飯的時候,我們圍坐在廁所門口,在椅子上墊上報紙,擺好菜肴。
阿姨很快就吃完了,我和劉軍幾乎喝完了一瓶酒,我的頭暈乎乎的。
我走的時候,阿姨似乎和我說了什麽,我記不清了,也許是我喝大了。
但我希望,他們的聲音並不是真的那麽微小,而是可以被更多人聽到。
(應故事講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係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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