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20年3月的第一個周末，天氣很好，我去學校找同學討論作業。
“花散裏夫人對源氏的愛到底來自哪裏呢？”有位同學對著閱讀文本認真地發問。
我突然開始走神，看著不遠處的陽光穿過櫻花樹，影子落在地上斑斑駁駁，很好看。在那一刻，雖然通訊錄裏再沒有叫聶北的人，但我還是不爭氣地想起了他，想起了我和他的初吻。
就在前一天晚上，在聶北的車裏，他突然靠近我。柔軟的氣流與觸碰，拂過我的耳朵與脖頸，冷而密的戰栗蔓延開來。身體是愉悅的，我知道。但我心裏不斷問自己——我喜歡他嗎？他喜歡我嗎？這是愛嗎？隨著熱流的起伏，我在意料之外的狀況中思考著，恐慌著，強裝鎮定。至少在我看來，這樣的身體愉悅必須與深沉的愛連在一起。
事實上，那也是我的初吻，跟一位在交友App上認識的、僅有兩麵之緣的男人。盡管我當時已經27歲，但還沒談過戀愛。除掉學習和工作，我幾乎不跟男性接觸。在情感方麵，我確實開竅很晚，甚至到現在，通過交友App認識接觸了很多男性之後，也依然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
聶北比我大3歲，主業是小公司的項目經理，副業開淘寶店，曾經創業上過電視，空閑時會玩音樂。從加上好友、熱聊、失聯再到見麵，隔了半年時間。他在忙工作，我在忙研究生學業，我們都很默契地省略了中間的情感狀況。
見麵第一天，我們在飯桌上聊了聊各自的變化。飯後，我們又一起看了電影，除掉我拒絕了他的牽手行為之外，一切都很舒服。
一周後的第二次見麵，我們一起去公園。聶北不是很想聊天，隻是到處找人少的地方，走了一陣，意興闌珊，又帶我回了車裏，說需要休息一下。那時，車裏很安靜，我有些困，又有些無聊。不知怎麽，他又提出要牽手。我有些慌張，就伸出手說要比誰手大。
“你的手確實很大。”聶北一邊說著一邊順勢握住我的手，慢慢地，又變成十指相扣，“你要不要靠我肩上試試？”
“不要。”
“試試嘛。”
試試就試試吧，我不再拒絕，隻是懵懂地照做了。再後來，他就親了過來。嘴唇相貼的時候，我有點懵，不知道該做什麽。
“把嘴張開。”我記得他這麽說，有點無奈，有點不耐煩，或者還有點驚奇。
我能理解他的驚奇——是啊，一個27歲的女性，竟然沒談過戀愛，竟然接吻都不知道張嘴。
但對於一個非常聽話的乖乖女來說，這又有什麽好奇怪的呢？上學時，老師和家長都說不能早戀，早戀影響學習，我聽話照做，以至於大學時有男生拚命對我示好，我還分不清這是男女之間的感情，還是同學之間的正常交往，直到他把表白信發到我的電子郵箱裏。不過我並不喜歡他，也沒想過在大學期間談戀愛，所以那封信也被我立刻刪除了。
大學畢業後，長久以來被學業、家人壓製的戀愛渴望終於得到解放。我孤身一人從縣城去大城市工作，沒有同學、朋友、親人在身邊，可以接觸到的異性也隻是男同事。在剛開始工作的4年裏，我與個別男同事有過單向曖昧的情愫，或者是我純粹的暗戀，或者是對方朦朧的好感，不過都礙於工作無疾而終。
年齡逐漸接近30歲，家人、同事以及大量的公眾號都在問：為啥這個年紀不談戀愛呢？再看看身邊的同齡人，不是在戀愛、相親、結婚，就是在生孩子。我心裏的異樣感逐漸浮現，我漸漸開始疑惑，似乎在30歲，一切單身的行為和理由都變得不恰當，不談戀愛的人是不正常的。有一度，我甚至覺得單身是一種刑罰，它會讓我在半夜驚醒，在熱鬧的節日裏找不到存在的意義。
“如果最後要結婚，那還是要盡快找對象，越早越好。”
“一個人待著多可憐，為什麽不找個男朋友？”
“你看那個誰還是一個人，現在要找也找不到了。”
“要求不要這麽高，差不多就得了。”
“你不會性取向有問題吧？”
類似的話語終日充斥在我耳邊，腦海裏仿佛有個聲音在說：“快看呐，所有人都有另一半，就你沒有呢，所有人都那麽正常，就你不是呢。”
帶著這股變成正常人的渴望，我開始想要戀愛。但愛情是什麽，我並不清楚，隻知道像我爸媽一樣經常爭吵的肯定不是愛情，電視劇裏演的也過於浪漫化，公眾號和書裏寫的或許才是愛情——“因為愛情可以讓人了解自己，完善自己。”“因為愛情是無條件地付出，是承擔責任，是自我修行。”“沒有愛情的人生並不完整。”……總之，我對愛情的想象來源於這些概念，帶有自我完善的需要，還有獲取情感和經濟支持的功利性目的，也摻雜了電視劇本中的浪漫情節。
親戚朋友也有給我介紹相親，但不多，基本都不是我喜歡的類型。現實中，我的工作相對封閉，能主動認識人的機會挺少的。為了體驗心中理想的愛，也為了證明自己是正常人，我開始了交友App上的探索之路。從“珍愛網”、“Soul”到“一周cp”、“青藤之戀”，再到“她說”、“牽手”、“二狗”等等，我試用了很多交友軟件。有的主打靈魂伴侶，有的則側重性格匹配，有的會設置一周假想戀愛，有的則是廣撒網模式。我在不同的社交軟件中來回穿梭著，期待能遇到一個與我完美匹配的對象。
交友App的最大優點是方便建立聯係，但最大的缺點也是方便建立聯係。如何辨別真偽，如何識別渣滓，全看個人本事。
剛開始，我用最大化的真誠去麵對每個人，不斷向他們展示、介紹、說明自己。一天裏，我可以同時跟很多男性聊天，幾天的篩選之後，就開始一對一接觸，熱情總是被點燃、高漲，然後就開始消磨，直到殆盡。每遇到一個男性，跟他網聊很多天，實地見一麵，沒後續就下一個。那時的失敗循環，是沒有後來計算的。
聶北是第一個打破循環的人。
“親得舒服嗎？”聶北問。
我沒回答，隻是被動地感受著唇舌之間的交觸，臉逐漸發燙。他停了一會，又親了下來，隻是這次，他開始摸胸，我胡亂地阻擋著。
聶北問：“為什麽不能摸，摸了又不會少塊肉。”
我沒有回答，隻是用行動拒絕。那是我第一次被親吻，完全不知道該怎麽回應，但他還是親了很久，直到他送我回家。這是一次複雜的體驗，克製、害羞、抗拒、害怕，甚至還夾雜著享受，所有感覺都混在一起。
“你的側臉好像男的。”聶北在親完以後跟我說。
“我好醜。”我邊照鏡子邊說。
“別照了，再照也不好看。”他說，“要不要去見我朋友？”
“不要。”
到家以後，我終於冷靜下來，開始整理雜亂的思緒：現在是什麽情況，我算是戀愛了嗎？我感覺不到愛，能感覺到的隻有混亂、迷茫，甚至還有恐慌。恐慌來自哪裏呢，是突然的親吻嗎，還是親吻時需要阻擋的手？抑或是他一邊親我還一邊回消息的舉動？還是來自外貌上的負麵評價？
“到家了嗎？今天辛苦你了。”我終於開始給聶北發消息，同時說了對突然發生的親密行為的恐懼，又估算了約會中的消費金額，把一半的錢轉賬給他。他並不理解我的恐懼，隻是說下次會注意，隨即收下了轉賬，然後我就立刻刪除了他。
那天的感覺就像放煙花一樣，可以迅速而熱烈地開始，也可以突然而決絕地結束，隻剩下灰暗縹緲的餘煙。
後來，我和聶北就再沒聯係過，我也沒和任何人談起過這件事。
2
兩個月後，我又認識了一個名叫崔嘉維的男人。他曾經當過兵，跑過龍套，後來開了一家策劃公司。那是五一節第一天，他遲到了，隔著電影院的玻璃門，見我已經到了，就更著急了，因為掃不出健康碼，還跟保安吵了一架。
我模糊地感受到一絲危險的氣息，再看他頭上的發蠟，不合我心意，腳上光亮的尖頭鞋，也不合我心意，通身的社會氣，更不合我心意。如果是現在的我，可能就不會見他第二麵了。但那時的我不知道，我們的羈絆才剛剛開始。
自聶北之後，我就認為，過快發生肢體接觸是危險的信號，如果我沒有辨別好壞的能力，那不跟任何男性產生過快的肢體接觸，不發生婚前性行為，就可以保證自己的安全。而崔嘉維則在見麵的第一天，就讓我感受到了危險的信號。
在跟保安爭執過後，我們換了一家電影院，終於落座。因為畫麵中的血腥鏡頭，我下意識地捂住眼睛。他察覺到我的異常，就開始拉我的胳膊和手。被我飛快地甩開後，他有些不高興，就沒了動作。
電影結束以後，我們誰都沒說話，他神色晦暗地往停車場走，我默默地跟著，既擔心遇見壞人，也害怕因為過於謹慎做了誤判。在車上，我開始解釋對交友App的不信任來源，對肢體接觸的恐慌。而他則堅稱，在當時的場景下，他隻是出於安慰和保護，並沒有其他想法。
不過，這段不愉快的插曲很快就被強烈的脫單渴望衝淡。後來，崔嘉維每天都會打電話給我，或者是一天的見聞，或者是過往經曆的片段，又或者是曖昧的情話。我也開始跟他講我的工作和生活，還有令人頭大的研究生作業。剛開始留下的不好的第一印象，開始慢慢淡去，替代它的，是一個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
崔嘉維進社會很早，很會跟人打交道，與不擅社交、隻知道宅在家看書的我有極大不同。那時的我大概有一絲喜歡他，甚至可以主動確認戀愛關係。但那是愛嗎？我無法確定。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之間的鴻溝隨著了解的深入繼續擴大，即使說著同樣的普通話，寫著同樣的漢字，用最直白的語言，我們依然無法有效溝通。
而其中最大的矛盾點，是性。
確認關係後，我會因為他佯裝生氣逼我放棄原則同他發生關係而吵架，也會因為提前溝通無法阻止意料之外的身體接觸而吵架。我們隔著電話爭吵，又用書信和解，然後再繼續爭吵，歇斯底裏的樣子，像極了我爸媽。
我家的吵架頻率可以按天來計算，如果爸媽一周都沒吵架，說明已進入冷戰時期。我爸媽是相親認識的，相親不久就迅速結婚，結婚不久就有了我。因為爸爸經常在外麵做建築，一年中隻有一兩個月在家。在為數不多的團圓日子裏，我也經常能看到他們吵架，隻是他們吵架的重點要瑣碎繁雜得多。印象裏最深的吵架，總跟過年有關。不知怎麽的，別人家大年三十總是熱熱鬧鬧的，我們家過年總是有股陰鬱氣。在城裏還是鄉下過年要吵，年夜飯做幾個菜也要吵，爸爸老抽煙要吵，打麻將不回家也要吵。
小時候我總把這些爭執的源頭歸到媽媽身上，認為一切都是她小肚雞腸的原因。再長大些，我開始怪爸爸懶惰，吸煙成癮。再後來，我隻能歸咎於他們性格不合，早該離婚的。但他們並沒有離婚，吵架對他們而言，似乎是接受了無法擺脫的捆綁模式之後一種宣泄情緒的方式，就像小動物被困在籠子裏，總要發起抗爭，但凡抗爭必然會有些響動，甚至流血。
他們吵架的時候，我一般都捂住耳朵躲在角落裏。等爸爸摔門而去，房間安靜下來，我就會探頭探腦地開始找媽媽。她總是一動不動，在床上側躺著身子，任由眼淚打濕枕頭。我有些不知所措，在床邊待了會兒，總覺得自己該說些什麽。
“媽，怎麽了？”我問道。有時，她什麽也不會說，隻是默默擦眼淚。有時，她會帶著哭腔開始罵髒話，罵完後，眼淚也幹了，再繼續跟我強調，“以後千萬別嫁像你爹這樣的人”。
我點點頭，又自己總結了一番：頻繁吵架的人不能要，抽煙的人不能要。
而崔嘉維這兩點剛好全占了。所以，每當我跟他發生爭吵，最後的解決方式，總是分開，更準確地說，是我單方麵想要分開。
最後一次見麵，是我主動去找他。那晚的月亮很漂亮，我們在江邊散步，看霓虹和樹木的倒影在晚風中隨著流水晃動，崔嘉維難得地沒說許多話，隻是看看我，又看看江麵，有些心事，又不肯跟我說。天氣涼，他的擁抱很溫暖，身上隱隱有絲檀香的味道，我緊繃的神經開始鬆弛。
本來，那會是一個安靜寧和的夜晚，但爭吵還是發生了。崔嘉維照常送我回家，我們照常在車上親吻。濡濕的觸感，從額頭，鼻子，嘴，再往下，衣服扣子被解開，隨即又被另一具身體的溫暖所覆蓋，隻是這次，他把手伸進了我的內褲。
“還說沒感覺。”他說。
我腦子裏的那根弦終於斷了。每次親密接觸，他都試圖突破些什麽，直到我的最後一道防線被觸及。我突然冷靜下來，整理好衣服，然後開口說：“我們就這樣吧。”
“可以，”他說，“這是第三次拒絕，事不過三。”
想想也是好笑，認識不過一個月，確認關係也僅十多天，我就提了三次拒絕。每次提，都是以意料之外的肢體接觸開始，再以無法解決問題的爭吵結束。
我們互刪了微信。下車後，我沒有感到悲傷，更多的是平靜和解脫，終於不用再判斷他是不是個好人，終於不用再陪他看不喜歡的電影，也終於不用再爭吵。回家的路上，我甚至還能哼歌，反複唱著同一句歌詞：“可能我偏要一條路走到黑吧。”
從那以後，我們再沒見過。在拉黑了兩個微信號和三個手機號後，崔嘉維用第三個微信號聯係上我：“最近怎麽樣？”“看電影嗎？”“睡不著怎麽辦？”……
我並不怎麽回。
去年春節，崔嘉維又給我打電話，第三個我才接。他說喝了白酒才敢給我打電話：“不明白為什麽不能和好。”
我也沒說話。
跟崔嘉維分別之後，我又繼續循環一年前的脫單模式，隻是我從對戀愛一無所知的小白，變成了有一個月戀愛經曆的菜鳥。在情緒低落的時候，我會反複想起他，也會反複看他的信，信裏描述的我，是少見的善良的人，也是少見的孤僻敏感的人。他比我更相信我能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能講好脫口秀，也能成為一個健身達人，即便我都還處在嚐試階段。
現實生活裏，我就像一台性能不佳的機器，麻木地製造問題、解決問題，與問題同時出現的還有對自我的厭惡。我討厭自己明明想成為工作中的佼佼者，卻成為一個隱形的麻煩製造者；明明想要掙脫體製內的環境，卻越來越不敢掙脫；明明想跟朋友親密無間地相處，卻因為自卑保持禮貌而疏離的態度；明明想對家人更好，卻總是沒有能力；明明想寫好小說，但收獲的總是普通、陳舊、不合邏輯的評價。
我在一個個無法解決的困難之間感到無法呼吸。我能想象，如果跟身邊的人分享脫單經曆，原本就不靠譜的形象必然繼續固化。所以當朋友雙雙問我“最近有遇到合適的人嗎？”我隻說遇到一個人，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喜歡我，但我確定他跟我不合適。
“為什麽他給你寫了這麽多信？努力聯係你這麽久還不能算喜歡呢？”雙雙不解地問，“還有怎麽樣才算合適呢？”
雙雙和初戀男友分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看與愛情相關的電影電視劇，喜歡穿普通但昂貴的衣服。那時她與現任的男友談著異地戀，有時一個月都見不了一麵，也不打算結婚。她對另一半的需求很少，她總是對我說，要求別人之前先看看自己，別對伴侶和感情有過高的要求。
“可我覺得，我跟他無法溝通。”我說。
“好吧，那就算了吧。”雙雙無奈地回答，仿佛我已經無藥可救。
但在崔嘉維那裏，我不是這樣。如果他知道真實的我，還會喜歡我嗎？如果他從沒說過真話，我又會經曆怎樣的崩塌？我不想知道，也不敢知道。所以無論崔嘉維怎麽做，我都不敢跟他有進一步的接觸。
之後我的脫單重點，不再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個正常人，而是想通過找到合適的伴侶，來確認自己的價值。
3
在極度慕強的時候，我遇到了汪梓鑫。他是一個公司部門裏的小領導，做動畫設計，喜歡健身、看書和攝影。
那時是2021年10月，第一次見麵，我們約在一個商場喝咖啡。我在商場門口等他過來找我的時候，還瀏覽著他的個人介紹——是我喜歡的樣子，但我心裏也在想他會不會喜歡我。
“嘿，你在這呀。”汪梓鑫很自然地跟我打了招呼。他的樣子比照片上更有朝氣些，穿著灰色襯衫，右手上還纏著一台黑色相機。
“我們去玩‘鳳凰’吧。”我跟汪梓鑫說。商場裏有個手環，據說把手放進去，就可以在顯示屏上見到一隻涅槃的鳳凰。我胡亂嚐試了一下，沒成功，就想走開，汪梓鑫卻很有耐心地想要繼續試。時間在我這兒從來是倉促的，而在此刻，卻變得細致而溫柔。
十幾分鍾後，一隻鳳凰在一片紅光中緩緩出現，它展開翅膀旋轉著，尾翼上的羽毛如絲帶飛舞。
“快拍，快拍！”我提醒他。
“這樣會不會挺傻的？”汪梓鑫拍完以後問我。我們折騰半天儀器沒成功，又求助工作人員才順利看到。
“不會啊，我覺得特別開心。”我回答說。
那天，我們好像很合拍。看一幅畫時，汪梓鑫指著一抹深藍，說他很喜歡海。我說，好巧，我也是。汪梓鑫又說最近在看《道德經》。我說，好巧，我也在看。後來，我們又聊起脫單的話題，我說這大半年幾乎都在失敗中度過。汪梓鑫說，他也是。
“你覺得我怎麽樣？”汪梓鑫突然問。
“我挺喜歡你的。”我迅速給了回答。
汪梓鑫詫異地看向我，又說：“你不問問我嗎？”
“我覺得你比我優秀很多。”我說。
“不會啦。”汪梓鑫擺擺手。
“那你喜歡我嗎？”我順勢問道。
“喜歡。”
後來，汪梓鑫又教我拍照，很晚才送我回家。在家附近的便利店，我買了瓶桃子味的氣泡水，汪梓鑫買了檸檬味的。
“你要不要嚐嚐我的？”我在喝過他的飲料後問。
“好呀。”汪梓鑫這麽說著，臉突然湊近，舌頭冰涼涼的，我懵了一會後，就主動配合他的吻。
“很甜。”他說，然後又繼續親了下去。
那時的我們，即使說了喜歡，也並沒有多喜歡，或許，這隻是一種欲望，經過些許碰撞而愈加強烈的欲望。與此同時，我又開始反駁自己，隻是時間沒到而已，隻是這一次而已，我們繼續熱烈地擁抱著。
那是一個非常愉快的夜晚，見麵第一天，我們就確認了情侶關係。
但剛開始的順利也隻是剛開始而已。後來的工作日，汪梓鑫總說工作忙，沒在工作時，又說在拍照，或者在聽音樂，沒有看手機的習慣。我們一天的聊天次數用一隻手就可以數清楚。
有天我氣不過，跟汪梓鑫吵起來，但到第二天，又會主動道歉。到了周五，汪梓鑫沒提前說，直接開車來找我。我想，即使有點奇怪又怎麽樣呢，隻要快樂過就好。我們幾乎沒聊天，隻是在接吻。汪梓鑫親我的時候，會說：“你好騷。”我說：“你不能罵我，我從來沒罵過你。”
他也會問：“你平時看什麽片子？可以一起看嗎？”我說：“我從來沒跟人聊過這些問題。”
在我家，性是禁忌話題。
小時候，我偶然發現一個安全套，會把它反複地套在手指上，又取下來。我問媽媽：“這是什麽。”她選擇忽視我，默默在一旁做家務，趁我不注意時再把東西拿走。上初中時，我偶然看到爸爸買的碟片裏的色情電影，看到男女交合的場麵，身體會湧現不一樣的感覺，熱流和顫動會隨著夾腿留存，之後，我就會偷偷看色情電影，也會偷偷在被窩裏夾腿。但有時會被媽媽發現，她見我夾腿會撇過頭去，小聲地說：“你不能這樣，人會沒用的。”我迅速地停止了，又很想問，到底是怎麽個沒用法？但媽媽的臉色告訴我，這個問題也是禁止的。
工作後，有已婚女同事在身邊大大咧咧地談性，我有很多疑惑，卻還是忍住沒敢問。我學會用手觸碰外陰來獲得愉悅，或許，再過些時間，我也會使用自慰工具。但這一切都是偷偷進行的，對性的羞恥感早在媽媽的言辭中被固化，對我來說，性是深水溝裏藏著的髒東西，見不得天日，我也不認為性合拍是兩人相處的必要條件。
後來，我在交友App上遇到諸多男性，跟他們講我“拒絕婚前性行為”的原則時，他們就好像聽見舊社會的封建殘留一樣，覺得不可思議。當時，我和一個接觸對象距離戀愛關係隻差一步，他因此果斷地拒絕跟我繼續接觸。完全無法理解的我，開始不斷地詢問。
有人說，因為性是判斷相愛的手段。有人說，因為性合拍很重要，培養出感情後才發現不和諧會很慘。還有人說，讓已經吃過肉的人退回去吃蔬菜很難。還有人說，因為人跟人不同，有些人的性需求特別大……
聽完這些，我開始反思自己，似乎是我的問題，為了保證安全而壓抑性需求。可是，我不知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能在不信任對方的時候就跟他進行性行為嗎？又或者，信任對方真的要等到結婚以後嗎？我到底應該怎麽做才能知道對方是值得信任的呢？
我不知道。
“但你可以跟我聊。”汪梓鑫繼續說，打斷了我的回憶。
我迷茫地看著他，這要怎麽聊？說我害怕進行性行為，還是說我害怕你隨時可能會走，又或者，說害怕你在做完之後就不喜歡我了？我沉默著不說話。
“親我的脖子。”汪梓鑫見我沒反應，也沒繼續問，隻是發出一個指示。
我聽話照做，用舌頭吮吸，是鹹鹹的味道，一聲悶哼在我耳朵上方傳來。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褲襠上，又問：“你感受到了嗎？”
我好奇地捏了捏，汪梓鑫又發出悶哼聲。
“脫我的衣服。”他繼續發出指令。
我也照做了，但男士襯衫不好脫，我隻解了一半的扣子，看見鎖骨，就親了上去。
“你有感覺嗎？”我問汪梓鑫。
“沒有。”他回答。
於是，我隻得繼續尋找。
他沒有動我的褲子，隻是扶著我的腰，在他腿上躍動。我覺得自己像個大型的助興工具，有些好笑，又有些荒唐。但我不想結束，至少現在我是安全的，能被他當成工具也挺好的。
後來，他在工作日消失不見，我倆周末正常約會的模式僅僅持續了三周。
在第四周的周二，汪梓鑫一整天沒回我消息。我想，如果他主動來找我，我一定會跟他吵一架。如果他不主動，我就沉默地結束這段關係。後來，汪梓鑫沒有來找我，即使我發了一條暗示性很強的朋友圈。
默默刪掉汪梓鑫後的周末，我沒法獨處，就到研究生同學莉莉家住了一晚。她和男友是在大學期間認識的，一路磕磕碰碰走到現在。我隱去了和汪梓鑫已經確認情侶關係的情況，隻是說他很少找我聊天，最近還消失不見。
“你們還隻是剛認識，他對你還不夠了解，你喜歡他的話，就再試試。”莉莉對我說，她剛認識男友的時候也非常主動，改善了穿搭，嚐試考研、做生意，“不想留遺憾的話，就再試試。”
在她的勸說下，我重新登上交友App，發現原來我們確認關係後，答應注銷賬號的他並沒有注銷，還在動態裏跟別的女性互動，最後因為違規被舉報。我才明白，原來所謂的沒時間，所謂的不看手機，都是幌子。他的資料有多少是真實的，他的話又有多少是可信的，我都不知道。
4
一個月之後，我遇到周楠的時候，第一感覺是安心。
我仿佛生活在一個巨大的謎團裏，無論是工作、學習，抑或是親密關係，隻看到問題，不知道答案。我也不清楚跟我接觸的男性是因為愛還是因為性。如果有人直接告訴我答案就好了——我曾經這麽想過——而周楠就是直接告訴我答案的男性。
他是一家金融公司的基金會計。盡管是同齡人，他長得很可愛，說話也比我幼稚些，有點小性子，但也不算太過分。他不抽煙，也足夠真誠，會在跟我接觸的第二天就主動停用交友App，會很頻繁地聯係我、鼓勵我，也會說很多遍喜歡我。我們之間即使有矛盾，也可以放下情緒，理智溝通，迅速解決，一切都在可以接受和控製的範圍內。
我仿佛看到了希望，從無止境的單身焦慮中解脫的希望。在交友App上接觸了許許多多男性之後，我的焦慮感和疲憊感同步升級。外貌上，高矮胖瘦，好看的，不好看的都有，學曆上，從高中到博士都有，年齡從年下1歲到年上10歲，有情商高的，有情商低的，有富有的也有貧窮的。
曾經，我總想結合他們身上所有的優點，去掉所有的缺點，就像我對自己做的那樣，但這根本不可能實現。
對比之前的男性，周楠算經濟實力一般，職業也還在發展中。但他善於共情，也樂於陪伴，可能是最能理解我的人，或許也最能接受真實的我。清醒點，我對自己說，不要再挑三揀四了，試著談談戀愛吧。
我試著放下完美主義，想去談一場正常的戀愛。與可愛乖巧的外表不同，當周楠靠近我的時候，行為會變得強勢許多，但我既不害怕，也不排斥。相反，我很需要他給的溫暖，牽手、擁抱、親吻，讓我短暫地從現實中抽離，但隻要再過一會兒，曾經窘迫的生活、爸媽頻繁的爭吵、同事的眼光，包括自己的無能都會成為強烈的不安感。
我害怕進一步接觸後，還是無法堅定地相愛，也害怕真正愛上彼此之後卻因為經濟而爭吵分離。我渴望過上有愛又有錢的生活，卻不相信我們能一起做到。
後來，我還是沒能擰過自己，以一個非常奇怪的理由停止了這段曖昧關係。
“我看到別的男性依然會心動，我對你不夠喜歡，我們到此為止吧。”我這麽對他說，即使曾經牽手、擁抱、親吻，我們也沒確認過關係。從朋友的身份開始，又以朋友的身份結束，我有些遺憾，又覺得這樣也挺好。
之後，周楠又聯係過我幾次，我們還見過幾次麵。隻是，一切都變了。我不斷從我們的相處中找出喜歡和不喜歡的端倪，不斷地向他闡釋我的想法、感受和需求。他對我的好感在這一次次的闡釋中不斷被消耗，但依然可以憑著動物的本能，想跟我牽手、親吻甚至進行性行為。
“我想要你對我更大方一點，想要你更上進一些，但我暫時不能滿足你的性需求，我先給你買玩具吧！”最後一次見麵，我這麽對他說，他沒有回答。
“如果你沒想好要不要在一起的話，就別再聯係我了。”他也沒再聯係我。
“一切關係都需要時間，你提這些要求是不是過早了？”當我跟朋友羽羽分享這段經曆的時候，她不能理解我的行為。羽羽有一個相戀十年的男友，雖然有異地的挑戰、女強男弱的現狀，她也可以不斷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來適應這段關係。我也很想變成羽羽那樣的人，可我暫時做不到。
曾經的我大概怎麽也想不到，兩年後的自己，會從懵懂無知的母胎單身變成現在這樣。至此，從2020年開始的戀愛嚐試，終於以失敗告終。
我對遇到的每一位男性，都報以結婚的期待，總是在細枝末節中判斷他們，思考他們，或者在細枝末節中判斷自己，思考自己。
我想，單身這麽久肯定有我的問題，得改。戀愛時間這麽短，肯定也有我的問題，得改。隻是，為什麽我愛不上他？為什麽他愛不上我？我們是合適的人嗎？到底誰才是合適的人？我在錯綜複雜的問題網中焦灼著，總覺得自己還差一點就能得到真正的愛情，可最後還是徒勞無獲。
或許，我從沒做好戀愛的準備，也從沒真正認識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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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暫停了所有交友App。在職研究生畢業了，我沒能在學校裏拍畢業照，連畢業證也是同學代領的。
再沒約會對象的我，終於有時間和同學們聚一聚。我們在韓式烤肉店大口吃著芝士雞蛋卷，舉起米酒碰杯，又點了咖啡味的綿綿冰，聊了很久。從學校老師的八卦，到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最近還沒脫單嗎？”她們問我。
“沒有呢。”我回答道。
有時約不到朋友玩，我就開始獨自找樂子。周末，我會去畫室體驗平板插畫，又因為畫畫老師挑的海景圖，花三個小時倒三班地鐵和公交去看海。晚上，我躺在民宿的沙發上，喝可樂吃炸雞，一覺睡到自然醒。然後在中午，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跑去海邊看海。
“小姑娘沒看過海啊，我們那邊的海才好看。”一個騎摩托車的大爺自顧自說著，而我隻是從他身邊經過，連眼神的接觸都沒有，我一邊走一邊想，他是有多寂寞。
那天風很大，近處的海水灰黃而渾濁，天空陰陰的。我拍了好多照片，沒什麽人可分享，就一鍵發送到家人群裏，下一秒，又撥通了媽媽的視頻電話：“媽，我來看海了。”
媽媽也很喜歡看海，念叨了很多年，但從沒去過。有陣子，我爸所在的工地資金周轉不靈，我們家沒有任何收入，連生活費都得向親戚借。媽媽跟我抱怨過沒錢的生活有多艱難，她過慣了極度節儉的日子，就算經濟好轉了以後也不舍得去海邊旅遊，反倒是我爸的戒煙問題成了她新的操心重點。為此，她給我爸寫過條子，說隻要因為抽煙生病，她就不會照顧他，上麵還有倆人的簽字。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不覺得爸媽之間存在愛情。
“喂，你怎麽吃完直接走了，快吃藥。”她在電話那頭對我爸叫，中氣十足。
明明說過不會相互照顧的兩人，還是口是心非地生活著，這或許也能算是愛吧。
我默默聽著電話，沒什麽話可說。海風吹過來，涼涼的，我張開手，在手指的縫隙裏觀察著天空，厚厚的雲層被吹散，太陽出現了，遠處蔚藍的海麵上，波光像星星般閃爍著，很耀眼。
“快看，太陽出來了。”我對媽媽說。
攝於海邊，太陽從雲層中出現
“你一個人嗎？”我媽問。
“一個人。”我說。
兩年後的今天，我依然獨自一人。曾經，我為了靠近主流聲音中理想的三十歲而努力，也因為朋友羽羽的戀愛長跑而向往愛情。
但最近，羽羽告訴我她分手了——就在結婚前夕，她發現男友在異地還有一個談婚論嫁的女友，還通過交友App，在微信小號裏加了許多女性，甚至在單位裏還跟許多非單身女性有過性行為。這樣的狀態還能跟羽羽保持高頻聯係，隻是因為他把要說的話都複製粘貼並群發了。
“你有什麽好的脫單渠道推薦嗎？比如有什麽交友App比較靠譜？”羽羽想有一個新的開始，在電話裏詢問我。
“交友App裏魚龍混雜，需要自己辨別。”我把自己的脫單經曆和盤托出，想給她提個醒。
“我都不敢用交友App了。”她聽完以後跟我說。
“它隻是個認識人的渠道，不用害怕，我們隻是運氣不好罷了，總會遇到的。”我安慰她說。
現在，我還是會焦慮，也重新開始使用交友App，隻是不再輕易相信任何人，也不再有很高的期待。
我嚐試去接受現狀，去接受現在的自己。我有些現實和物質，又有些理想主義，不那麽優秀，但還算有韌性，不那麽出色，但至少有幾個閃光點。未來會如何，我不清楚，我隻知道，從前因為想要融入人群，變得主流而放下的自我，正在逐漸恢複，一切問題的答案或許也需要時間去發現。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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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安醫生總是提醒我：“你是我這幾年為數不多活著的病人之一，可千萬別砸了我的招牌。同時，你也算是我的得力助手，我需要你。”
不可否認，她亦是我見過最好的醫生之一，即便大部分病人在她手裏一個接一個地離世。
1
2020年，我因創傷後應激障礙症（PTSD）一直在接受藥物治療和心理疏導。這一年，我見了不少有名的心理谘詢師，接觸後發現其大多差強人意，有人理論一大堆，盛名之下，卻連與患者進行基本的溝通都難以做到，反而加重了我的病情。
我與餘安醫生的相識亦多有波折。有天，在朋友的多次勸說下，我決定再去一家心理谘詢室。朋友說那位心理醫生是知名專家，曾在好幾個國家研學，絕大多數患者家屬對她都是讚不絕口，而且人美心善，隨和，很能共情，對待病人頗有耐心。怕我信不過，朋友還讓我去看那個醫生的資料：“餘安真的是很好的醫生。”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餘安醫生的名字，約好時間後，我如約來到她的私人工作室。剛介紹完自己的病情，隻聽見“啪”的一聲，工作室的門突然就被撞開，一個滿嘴粗話的男人衝了進來，未及我反應過來，便一把揪住餘安的頭發，將她摁在辦公桌上連扇了幾記耳光，然後罵罵咧咧：“你為什麽要把我的衣服洗了？為什麽？！”
我連忙拿出手機拍錄，警告男人放手，說自己是律師，等警察來了一定會作證。餘安醫生揮手製止我：“千萬別報警，這是我的家事，一時半會兒說不清，我自己能處理好。”而後，她又哀求男人：“算我求你了，有事回家說，別當著我病人麵撒氣。”男人鬆了手，一言不發，往桌上重重錘了一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出了辦公室。
見餘安醫生趴在桌上，頭發淩亂，連聲歎氣，我就問她受傷沒有，需不需要我送她去醫院？她小聲說：“不忙，我得先整理一下自己。”我便很識相地說：“我還有事，下次再約吧。”結果我起身正準備出門時，她卻又攔住了我，雙手遮住半邊臉道：“實在對不住了，給我幾分鍾就好，你受的傷比我重，作為醫生，我不想你就這樣走了，我有話要跟你說。”
我沒有等，直接走向電梯口，卻發現大廈的電梯正在檢修，便站在一旁發愣。過了一會兒，餘安醫生也走了出來，看著與被打之前一樣幹淨利落，仿佛臉上的紅腫是自己不小心印上去的。她麵帶微笑，指著電梯道：“要等一會兒了，要不去我屋裏坐坐？”我點頭，之後便不知道該說什麽了。她就自嘲道：“有些尷尬本來是我的事，反而令你不知所措，可我們不能讓傷痛在自個兒身上停留太久，你說對嗎？”
因為這句話，我再次走進了餘安醫生的工作室，然而不到10分鍾，我又想走了——餘安醫生居然推薦我看“羊皮卷係列”。我明知故問：“哦，寫在羊皮上的書？”她笑道：“這是世上最偉大的一套勵誌叢書，文字優美，滌蕩心靈，涵蓋了所有人生。”
我問餘安醫生還有什麽要推薦的書，她認真地答道：“卡耐基你聽過沒？”我聽完，默默地戴上口罩，掏出手機，這時，餘安醫生像是靈光一現：“哎，我怎麽忘記那兩本書——海倫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還有《布魯克林有棵樹》，你看了會流淚。”見我不吭聲，她又向我發問：“你知道種一棵樹，最好的時機是10年前，其次呢？”
我看著這個為我勞心費力、但完全不對我胃口的心理醫生，有些感動——她正殷切地盼著我回答：“你盡管說出自己的答案，錯了沒關係，我有正確答案。”
我無奈回答：“其次是‘現在’。”
“很好，好聰明的小夥子，你是有智慧的呢，還是有福的，千萬不要自暴自棄。”她不停地誇讚我，“我推薦的幾本書你一定要去看，我相信你能看懂。”
我終於忍不住嗆聲：“我聽說您在好幾個國家研學過，想必外語應該不差，文獻也沒少看。海倫·凱勒是小學生都知道的作家，理應把人家的名字叫全，至於《布魯克林有棵樹》，也是我兒時的讀物。您是很好的心理醫生，但我現在不是小孩了。”
餘安醫生並未因我的譏諷而惱怒，她給我剝了個橘子，自己將橘子皮放鼻子下方嗅著：“我聽說過你童年不幸，但同時也看得出來，你小時候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就沒有那麽幸運了，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我以前難過時，就愛聞橘子皮的味道。”
我心裏真誠地感謝她想拉我一把，但這些對話讓我實在坐不住了，便說自己“該回去吃藥了”，起身告辭。
2
從餘安醫生的工作室回去的路上，我打定主意，以後就老老實實地吃藥，不再輕易接觸心理醫生了，就算嘔吐、頭暈、發胖，我也認了。我本想減輕痛苦才去接觸心理谘詢，但幾次試錯下來，反而令自己情緒更為糟糕，甚至還曾被心理醫生刪除過，因為覺得我“不聽勸”。
剛進家門，朋友就打來電話，說餘安醫生忘了加我的微信，問我是否願意將聯係方式給她。我回答得很幹脆：“不可以，不是所有名醫都適合病人的，我不會再去了。”
“那她要是作為當事人想見你呢？”朋友怕我惱怒，小心翼翼問道，“如果是她需要你幫忙，你會不會願意？”
我說，那沒有問題，但是那樣的話，得她來我辦公室坐坐。
很快，我就又接到了餘安醫生的電話：“我是想來看看你呀，我自己的事情先放一邊，還有病人需要你幫忙。我們得去醫院病房談，具體情況見麵說，你能過來嗎？”
那時能支撐我動起來的，就隻有工作了。我答應了餘安醫生，約定兩天後見。那兩天裏，她從早到晚，每一個時段都會給我打好幾個電話，哪怕我說話語氣不耐煩，她也是細聲細語：“我想三百六十五天每天聽到你的聲音，我還想一千零一夜都講故事給你聽，之後你就慢慢走。”
兩天後，我們在一家醫院的病房再次見麵。餘安醫生原本想讓我先去她的工作室會合，好提前告知我一些病人的基本情況，而後又打來電話，說醫院那邊準許我帶著核酸報告進入病房。疫情期間，怕防疫政策隨時變化，所以她讓我趕緊過去。
她親自來醫院大門口接的我，一身白大褂，手機一直在響，忙碌中透著幹練。醫院的保安和保潔都跟她打招呼，一個保安笑著說：“大家忙得四腳朝天，連覺都睡不好，但餘大夫越發容光煥發，真是奇了怪了。”一位年老的主任也跟著開起了餘安醫生的玩笑：“跟在你身邊的是你兒子還是小情人啊？”餘安醫生挽著我的手道：“我要是有這麽好的一個小情人，做夢都笑醒，是我兒子啦。”說著，她哈哈大笑，然後對我說：“老主任人很好的，喜歡開玩笑，你不要介意啊。”
看得出來，餘安醫生確實是一個很隨和的人，短短的一段路，很多人都會停下來與她交談幾句。病房裏的病人見到她更是興奮不已，有個老頭當眾撒嬌：“親愛的餘大夫，都是這鬼疫情害得，這段時間我見的鬼都比見的人多，還好有你在呢。”餘安醫生從口袋裏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遞給老頭：“魏爹爹，你會長命百歲的，可不能危言聳聽嚇唬自己病友啊。前幾天你吵著讓我送你一張照片，我打印好了，不能用於商業活動哦，要不然我找律師告你！”然後挨著我道：“這就是我的律師，看你怕不怕。”那個魏老頭一把搶過照片：“我下輩子再捧你做大明星咯。”
魏老頭剛消停，窗戶邊那床的簾子又緩緩拉開了：“餘醫生，你帶著律師來了啊？”說話的是一個看上去上了年紀的女人，大家叫她康媽媽，她身子枯瘦，宮頸癌晚期，醫生已不建議手術治療了。不過五十來歲的她，看上去與餘安醫生像是兩代人。她坐在床頭不停地咳痰，過了幾分鍾才跟我打招呼：“你好啊，律師，既然是餘醫生帶來的，我也不說廢話了——你敢替殺人犯說幾句公道話嗎？”
我點頭：“該受的懲罰要受，該說的話要說，該留下的命要留，我不怕被罵的。”
“還是你們讀書人聰明，人是要受得起罵。我受不起啊，最後害了我兒子。那些人也是可恨，幾十年欺負我們一家人，好端端人也被刺激成了神經病了。”康媽媽拉著餘安醫生的手道，“我兒子是殺了人，可是當媽的知道他心裏的苦啊。”
餘安醫生安慰康媽媽：“做母親的記掛兒子是沒有錯的，人想活個明白也是沒錯的。您要好好接受治療，做兒子的支撐。既然律師來了，您就將外麵的事情就交給他去處理。”我也表態：“我會盡力了解您兒子的苦，與他一起在法庭上說出來。”
康媽媽抬頭望著我說：“這就定了，律師費多少，你直說。我大不了不買骨灰盒，不葬墓地，骨灰揚了算回事。趁還剩著幾根骨頭，當媽的總要給兒子一點支撐。”
我說：“我還欠著餘醫生的谘詢費，她不肯收。到時候我幫您申請法律援助，當是還餘醫生的人情了。”餘安醫生也爽快地接話：“那我就不客氣了。”
這時魏老頭叫嚷道：“放心，我到時候開一個畫展，肯定爆滿，有藝術家在，不怕沒錢！”見餘安看著他不說話，他就又撒起了嬌：“餘大夫的照片我才不拿去賣！”
3
經過這次醫院的會麵，我覺得自己之前或許對餘安醫生有些偏見——她確實是一名好醫生，病房裏的病人們的態度不會騙人，我確實也沒見她在病人麵前擺過臉色。
出了病房，我迫不及待地給朋友打了個電話，說自己好像有些敬佩餘安醫生了。朋友似乎鬆了一口氣：“其實我一開始也糾結，不知道讓你找她是否合適。我知道關心則亂，但看著你那麽痛苦，想著怎麽著也得試一下，至少她心善。”
朋友這才告訴我，餘安醫生的本職工作是醫院的臨床醫生，後來因個人原因調崗後，才開始兼職做心理谘詢方麵的工作，“主要還是免費給一些病人做臨終關懷”。朋友的奶奶臨終前怨天尤人，記恨丈夫曾跟一個“醜八怪”出軌，整日念叨自己吃了一輩子苦，就算死也要將他一並帶走，最後是餘安醫生揭開了老太太的心結：“在男人出軌的那一刻，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們就不是夫妻了，各人走各人的路，下輩子再也到不了一塊兒了，您揪著不放，他還以為自己很重要呢。隻當他是可憐人了，不懂珍惜眼前人的都是可憐人，您吃了那麽多苦，以後有大把的好日子過。”
就這樣與餘安醫生聊了幾次後，老太太突然就釋懷了，說“去他的老頭”，最後走得很安詳。
聽朋友說了我的情況後，餘安醫生很上心，還做了幾頁筆記，記下了我從童年到現在的多次應激創傷，列出了會刺激到我的話題以及詞匯，用驚歎號標注出來。我知道在這個世上在意我生死的人其實不多，餘安醫生這樣做，著實令我感動。
後來我們變得無話不談，我也曾揶揄過她，說為啥一見麵就給我推薦那些不太高明的心靈雞湯書，她卻是一本正經地說：“病房裏的那些病人可喜歡了。”
我說：“我信，人到最後，最在意的是陪伴，因此無論你說什麽，他們都會開心。”
餘安醫生馬上舉手回答：“要是你能陪著我，隨便你說什麽，我也會開心。”
我問她：“您看起來好年輕，卻聽說兒子都成年了，您今年到底幾歲呢？”
她雙手叉腰道：“四十幾歲咯，你覺得隻有二三十歲，我也會誇你好眼神。”
若非我之前親眼見到她在辦公室挨打，我定會以為她童年幸福，家庭美滿，因為她的性格太好了。但她告訴我：“之所以一聽到你的經曆，我就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幫你，多少是因為我們有著相似的經曆，心理醫生也有可能是病人。”
原來，她也是兒時被父母拋下的孩子——因上麵都是姐姐，她又體弱多病，所以不到兩歲就被送到了親戚家。後來因她學習出眾，父母後悔了，才又花了點錢強行將她接回了身邊。那時她已經十歲了，所以她說自己的童年“動蕩不安”。即便現在快五十歲了，她仍心有餘悸：“我夢見自己越來越年輕，從五十歲到四十歲，再到二十歲，好像很美好的樣子，突然就哭醒了，因為到了十歲以前，我化身成了一個肉球被人踢來踢去，最後又變成一隻老鼠，左右亂竄，人人喊打。”
談及自己的丈夫——就是那個在工作室打她的男人——她滿是糾結：“我讀碩士，讀博士，無論從經濟上，還是精神上，要不是他全力支持，恐怕完不成學業。”
“不知道這麽說對不對：要怪就怪疫情，他那麽好的一個人，從不坑蒙拐騙，也不是經營不善，就因為病毒來了，生意賠個精光才導致性情大變。我給病人做手術時不會有任何猶豫，但麵對他，我做不到手起刀落，所以我們都是被困住的人。”
至於她現在為何主要做臨終關懷，則是：“因為這種看似無用，又沒法賺錢的事，沒有人去做。那些患有惡性腫瘤的病人，很多都是活活嚇死的。好多病人，活得體麵，死的時候卻是一團糟，還有些病人，生死都沒有體麵過。”
所以，餘安醫生再給我灌輸心靈雞湯時，我也總是樂於配合了——因為她在做“沒用的事”的嘛。她念：“未來不迎，過往不戀。過好當下，活出一生。”我便脫口而出大喊：“鳥要振翅，人要奮誌。”
一頓呼喊發泄後，我內心依舊黯淡，但餘安醫生在眼前，我就沒有那麽慌亂。我想，病房裏的那些毫無求生希望的孤獨患者們也是這麽想的吧，有人在，有人在乎他們。
之後，隻要我有空，便會以誌願者的身份跟著餘安醫生去病房。而餘安醫生不但會在自己的醫院給病人做臨終關懷，一有時間還會去其他醫療機構做誌願者。
4
康媽媽的兒子康建，涉嫌故意殺人，一死一傷。當我接手案件時，檢察機關已經建議法院判處康建死刑。我告訴康媽媽，法院判其死刑的可能性較大，具體情況要再看。
康媽媽雖然難受得嘔吐，卻較為開明：“不能人要死了就誰也不管了吧？我死了不能怪醫生，我兒子沒留住，也怪不了律師。我們娘倆命苦，那就結伴著去那邊。”
我不禁有些心疼康媽媽，備受苦厄，卻最是明理，她的兒子亦是如此。我初次會見康建時，他一見我就哭了，不停地說話：“我媽媽都那樣了，還要記掛著我。希望她一定要好起來，我被判死刑是活該，但我媽媽一輩子都是大好人。”
康建當時19歲，稚氣未脫，臉上還長著青春痘，胡須一看就是從未剃過的。會麵大概有十幾分鍾，他都是在談及自己的母親：“我媽媽從不得罪人，就算小孩頑皮不小心打破我家窗戶，都是先問他們有沒有傷著手，連我自己家的狗都沒見她罵過……自從我爸爸去世後，我就沒見她買過新衣服。我們姐弟給她買的衣服，或者貴一點的水果，都會被她拿去賣掉，說我還沒有成家……”
“如果罪有應得才會得病，那我媽媽絕對長命百歲。”康建咬著手指哭了兩三分鍾才止住，“請您幫我轉告醫生，一定要給我媽媽用最好的藥。還有，現在家裏那棟房子也沒啥用了，您讓我姐幫忙賣了它，給媽媽治病。”
當時已是初冬季節，見康建還穿著單衣，我就問他怎麽沒通知家裏寄衣服和被子。
康建哈了一口氣說：“我年輕，陽氣重，獄友都摟著我取暖，沒事的。現在醫術發達，把錢留著給我媽治病，或許還有希望。”
“不麻煩你媽媽，我到時候跟你姐姐說一聲，寄幾件暖和的衣服，花不了多少錢。”
“真的不用，我有個倉友犯的事不大，很可能是關多久判多久，過幾天就開庭了，我倆體型差不多，他說臨出去之前會把衣服被子等生活用品給我。我姐也不容易，家庭條件一般，還有三個孩子要養，最小的才兩歲，還要去醫院照顧我媽。”康建像是哀求一般，“我橫豎是要死的人了，不想再影響家人的生活，錢難賺。”
我想，既然康建不嫌棄別人的衣服，剛好我還有幾套睡衣，到時候可以讓他姐姐寄來，便不再勸他，而是鄭重其事糾正他的觀點，“在我眼裏，沒有當事人橫豎是要死的。作為律師，我要監督有關部門至審判完成，而不是等到審判完成。救治你媽媽的醫生也一樣，世上的人都要死的，但病床上沒有橫豎要死的人。從法律程序上來說，看守所的人更是如此，否則容易產生冤案。”
當然，我不否認他的罪責，同時問道：“你因為幾句口角就殺人，現在認罪認罰，後悔嗎？”
“我當然後悔殺人，不過重來一次，還真是不知道該怎麽辦，他們那邊太過分了。”康建又一陣抽泣，“我們不是沒有忍耐嘛，也找過村裏，可那個女人就要惡語相向。”
其實我來見康建前已經與康媽媽詳談過，大致了解康家與被害人那邊多年來的恩怨，卻還是想聽聽康建最真實的想法，這樣到時候我也好展開辯護——我確信了，他不像是會隱藏自己的人。
康建與被害人梁滿芳是鄰居，康建的父親年輕時與梁滿芳的丈夫還是朋友。當年梁滿芳丈夫家境不好，幾兄弟擠在一間破屋裏，二十五歲了都討不到媳婦，連媒人都不願意上門。他想蓋個房子好說媳婦，無奈自家宅基地太窄，分到他名下的隻有不到五十平方米。他蓋房都要四處借錢，更別說買宅基地了。再說了，那時農村蓋房，還得留出地來建豬圈和茅房，如此一來，他這塊宅基地，就算能蓋房子，蓋出來也是四不像。
就在他一籌莫展之際，康父主動提出，可出借自家的部分菜地給他使用，讓他別蓋豬圈和茅房了，等以後娶到媳婦，兩口子一起努力，賺了錢再去旁邊田裏蓋一個大房子。他大喜過望，主動立下字據，寫明自己是借康父的地蓋的茅房和廁所，隻要康家任何人要，隨時可回收。當時康媽媽對於丈夫的善意並未反對，隻說幫人可以，但不賣地。
房子蓋好沒多久，梁滿芳便嫁了過來。結婚後前幾年，她丈夫每年都會給康家拜年，說自己沒賺到錢，又生了小孩，恐怕還得暫時借用康家的地。康家老兩口都說沒關係，反正小孩還小，暫時也不用蓋房，讓他不必焦慮，日子慢慢會好的。
約莫十年後，梁滿芳的丈夫時來運轉，在外麵做包工頭賺了些錢，真的在對麵田裏蓋了大房子，之前的老房子也沒人住了。而此時，康建父親查出身患癌症，他想著，既然鄰居一家人蓋了新房，自己又時日無多，就想替兒女們將借出去的地收回來。他以為不過就是通知對方一聲，將豬圈和茅房拆了，再簡單不過的一件事，哪想梁滿芳一聽說康父要收地，連夜找來娘家人加固了豬圈和茅房，七八年都沒再養過豬的她還買了兩頭小豬關在裏頭。而梁滿芳丈夫則總是借口“忙”，不露麵。
梁滿芳裝傻充愣：“我不管你們之前的那些破事，反正我嫁過來那天就曉得這豬圈和茅房都是我在用，沒聽說是跟誰借的，你不能自己得了癌症，還見不得人好。”
康父倒也沒跟她計較——當年借地時她確實不在場，要胡攪蠻纏也沒法說，反正自己手裏有她老公的字據，男人之間商定的事，犯不上與女人爭吵，便執意要拖著病體去工地找梁滿芳丈夫。康媽媽想陪著一起，丈夫先是不讓，最後隻有康媽媽答應他“不插嘴、不發脾氣”，他才勉強同意，說朋友之間要好聚好散。
工地上，麵對虛弱的老鄰居，梁滿芳丈夫全程沒有接茬，隻是問：“我知道你需要錢，就說你要多少。”康父說：“我從查出癌症到現在，從沒向你開過口，你應該知道不是錢的事，過來跟你說一聲，地我拿回去了，你的紅磚木料什麽的，我不會要，你自己拿回去，做人憑良心，其他我不多說了。”
梁滿芳丈夫抽了一根煙，許久才從喉嚨裏擠出一句話：“既然你不要錢，那行吧。”
5
康家夫婦回家後，限梁滿芳三天內拆除豬圈和茅房，說是她丈夫的意思。梁滿芳指責康家夫婦撒謊，當眾開外放給老公打去電話。手機那邊先是“呃，呃……”了幾聲，隨後說：“我的原話是‘你們不要錢，就算了’，沒同意拆咱家豬圈茅房。”
盡管如此，康父還是等了梁滿芳三天，見對方毫無動靜，才叫來挖掘機。梁滿芳躺在豬圈前撒潑打滾，又說豬圈和茅房是她用身子換來的：“三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喂豬，突然被一個男人捂住嘴，他在我身上亂摸，我掙脫一看，是姓康的，簡直翻天了，當即表示要報警，是他苦苦哀求，說把豬圈和茅房送我們了……”
三年前恰好是南方冰災，村裏人都記得康家夫婦當時在外麵做小生意，連過年都沒回來。見扯謊沒有效果，梁滿芳又去村委會撒潑，去鎮上鬧，村委會和鎮上被吵怕了，就和稀泥說，康家讓她三尺又何妨？康父認為，若是明事理的人，讓就讓了，但梁滿芳的行為與明搶無異，自家土地登記簿上明確登記著土地權屬，還有她丈夫親筆寫的字據，還有村裏的證人證詞，再說，給了梁滿芳三天時間才讓挖掘機來，算仁至義盡了。
村委會最後撂下一句話：“既然雙方都這麽軸，我們管不了，你們自己看著辦。”梁滿芳便以此為由，提出兩家平分地基：“既然村委會發話了，那我就大度點，一人一半算了，你們別給臉不要臉。”
康家自然不同意，梁滿芳便天天在家大喊大叫罵人：“得癌症的壞東西，占人便宜沒好下場的病秧子，見色起意的短命鬼。”後來康父臥病在床，說不了話，她便對著自家的雞鴨指桑罵槐：“發瘟的畜生，浪費糧食，占了我家多少便宜，要死就死，吊著一口氣幹嘛，是怕沒地埋嗎？”康父去世那天，梁滿芳身穿大紅襖，在家門口唱歌打腰鼓，將家裏的一隻公雞活活摔死，口中念念有詞：“發瘟的，讓你叫，報應來了。”
成了寡母的康媽媽含淚忍受著這一切，想著丈夫不在了，女兒也不過15歲，兒子還小，自己不能有事。哪想梁滿芳沒完沒了，後來隻要路過康家，就會大罵：“得癌症死的，哈哈，他家的人是得癌症死的，羞不羞？”康媽媽找過村委會，也報過警，村幹部和警察對梁滿芳也進行過口頭教育，但後來他們就不管了，說女人之間有點口角很正常。
康媽媽一直在外麵當月嫂，賺的都是辛苦錢，女兒16歲也出門打工了。康建上高中後見母親和姐姐打工辛苦，自己的成績一般，便堅決要輟學去打工。康媽媽拗不過兒子，就想著一家人努力打工賺錢，蓋個新房過小日子，也算有盼頭。可康家蓋新房時，梁滿芳變本加厲，又出來罵人：“癌症真是個好東西，自從男人得了癌症，女人在外麵就好賺錢了。”
房子剛建好沒多久，康媽媽就查出來得了宮頸癌。她想著家裏隻剩幾萬塊錢了，兒子尚未成家，無論如何也不肯辦住院手續，說是回家收拾東西，卻再不肯出門。康建極力勸說母親去醫院，康媽媽卻說，都是命，不浪費錢了。康建又求母親去住院，康媽媽哭喊著“沒用的”，讓兒子以後成家立業，生兒育女，說著說著，母子倆就一起抱頭痛哭。
偏偏此時，梁滿芳和娘家的一個嫂子出現在了康家門口，梁滿芳拍手叫好，大聲對她嫂子說：“又一個得癌症死的，這是亂來才會上身的病，禽獸發瘟，是要死一窩的。”
康建聽見了，再無法忍受，朝屋外喊：“你有完沒完？再不滾我弄死你！”
梁滿芳毫無收斂，扭著身子罵人：“小畜生有能耐啊，你媽的癌症不就是你弄出來的？”
我看了那天的監控視頻——康建是突然衝出去的，沒有說話，四下環顧，梁滿芳依舊出言不遜。隨後，康建撿起門口的一把鐵錘，砸向梁滿芳的頭，邊砸邊喊：“癌症，癌症，癌症死的……我讓你閉嘴！”他一共砸了三下，見梁滿芳倒地，就停止了擊打。梁滿芳的嫂子曾試圖阻止康建，在混亂中被康建一把推開，跌到了旁邊的小溝裏，手臂骨折。
當康媽媽反應過來跑去門口阻止時，梁滿芳和她嫂子已躺在了地上。梁滿芳在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梁滿芳嫂子經司法鑒定為輕傷。
殺人之後，康建欲拿菜刀自殺，康媽媽求他自首：“是媽媽不對，我該去醫院的，我就想給你省點錢，卻惹了禍。你不要死，先去自首，就算活不了，我們都要給自己、給別人一個說法。”
康建丟下刀，向母親跪下磕了幾個頭：“媽媽，跟你沒關係，是我沒用，活到成年都沒能耐保護你，隻會魯莽行事，你一定要去醫院，用了藥至少沒那麽痛。”
說完，康建打電話自首了，被警察帶走時，他還對圍觀的村民喊：“一人做事一人當，我是殺人犯，但與我媽媽無關，我希望我的媽媽不要再被人罵了！”
在看守所，康建最關心的除了康媽媽的病情，還反複叮囑我：“麻煩您幫我打聽一下，是否還有很多人在罵她。您到時候一定要說真話，不用擔心我的情緒，我就想知道到底是怎樣一個情況。要是他們罵我媽，那我寫個道歉信會不會好點？”
會見完康建後，我又趕去病房。大概是康媽媽跟病友們也沒隱瞞過兒子的狀況，病房還能動的病人見我一來，都過來打聽康建的情況，讓我務必想辦法“救”他一命。
康建的姐姐康紅也在，看上去疲憊不堪，頭發蓬亂，頂著嚴重的黑眼圈，手機一直在響。她接通後，反複地說著：“媽媽很快就回來。”剛結束通話，手機又響了，掛斷後，接著又響起，她不得不接通，忍不住喊：“媽媽也是有媽媽的！”
康媽媽在一旁小聲勸說康紅：“我知道你辛苦，你們姐弟倆以前也是這麽粘人的。”
我過來是想告訴康媽媽一聲康建在看守所至少目前情緒穩定，能吃能睡，讓她一定要聽醫生的話，好好接受治療，這樣就是對康建最大支持。我不確定是否真如康建所說，會有獄友將自己的衣物被褥給他，最終還是跟康紅提了一嘴，問康建穿多大碼的鞋子和衣服，若是能給他寄點錢，至少能改善一下夥食。
這時，隔壁病房的一位大嬸掏出二百塊錢遞給我：“律師，麻煩你給康建買件衣服。”康紅馬上擋在中間：“張嬸，這裏麵的病友，誰的日子都不寬裕，大家沒有瞧不起我們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張嬸直接將錢塞我手上：“就說是得癌症的張嬸想給康建買件棉毛衫。”魏老頭也走了過來：“律師，我們加個微信。”當我掏出手機時，他又改口了：“要不你出示個收款碼就行了，我也給康建買雙棉鞋吧。”
我看著眼前一個個的病人——他們同樣是生死未卜，或經過了九死一生，走廊上從來不缺掩麵而泣、強顏歡笑的家屬——他們此舉何嚐不是對自身命運的憐惜？
想到這裏，我便勸說康媽媽母女倆收下這些好意：“或許這樣能帶給康建一些力量。”
張嬸歎氣道：“都是被嫌棄的苦命人，就當是我們外麵的叔叔阿姨陪他說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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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張嬸是我接觸時間最短的一個病人。她患的是胰腺癌，經過多次放化療，雖然身材消瘦，但餘安醫生說她心態好，治療的效果不錯。我剛見她那會兒，她看上去比其他病人的精神狀態要好，她喜歡串門走動，能長時間跟人聊天，也吃得下東西。
可一個月不到，我就接到了餘安醫生的電話，她說張嬸要出院或轉安寧療護區了，還在問康建案子的進展，而且多次提到了我，想必應該有事想向我谘詢，好像也是與她兒子有關。
我聽了有些驚訝，愣了一下。餘安醫生以為我沒聽懂她的意思，解釋道：“當病人到了安定關懷期，這就意味著常規治療對他們沒用了，醫院會通知TA出院或轉安寧療護區，畢竟臨床的床位緊張，其他等著放、化療的病人要過來。”
我沒能與餘安醫生一起去探望張嬸。那一年無論是在我自己身邊還是社會上，皆充斥著死亡，或是天災或是人禍，很多人都不在了。現實告訴我，走了的人就真的回不來了。我陷入了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像踏入沼澤地，越是掙紮越是深陷，最後清醒地沉淪，將自己和世界整個淹沒，沒有半點痕跡。
後來我得知，張嬸的病情突然惡化，是因為突然接到了網貸公司的電話，催債的人語氣不好，讓她通知她兒子，“還錢！”張嬸說自己兒子絕不會去碰什麽高利貸（她以為是高利貸），對方便惱羞成怒，出言不遜：“原來一家子都是無賴，不還錢我就公之於眾，讓他沒法做人。一個大男人連六百塊錢都要借，借了又還不起，聽說還花女人的錢，軟飯男！連叫花子都不如，哪來的臉活著？！”
可張嬸對自己兒子再清楚不過了，“自尊自愛，從小到大幾乎沒啥陋習，雖然家境一般，卻不占人便宜，不找人借錢”。張嬸丈夫愛“買碼”，經常找親戚借錢，從來不還，所以上大學時，兒子還抱著張嬸說：“咱娘倆都爭一口氣，再不找人借錢。”
兒子大學的學費是張嬸做家政賺的，兒子沒問家裏要過一分生活費。兒子大學畢業後，本來是要被保研的，但為了減輕家裏負擔，選擇了就業，還在公司找了個女朋友。那女孩張嬸見過，是大家閨秀的樣子，她相當滿意。之後張嬸生病了，女孩還來醫院看過她兩次，還說等她好了，就能見證兒子結婚了。兒子每次都是叮囑張嬸安心治療，錢的事完全不用擔心，他有一幫好兄弟幫襯自己，實在缺錢，就是一句話的事；又說單位的同事聽說了他家的情況，捐了一萬多；還有他女朋友家裏條件好，是他最堅強的後盾，她說一定要治好“準婆婆”的病。
張嬸將網貸公司的人罵了一通後便掛了電話，憤怒之餘還隱隱不安。她想到，兒子這段時間明顯比以前忙，每次來醫院繳費都是待不了多久就要走，皮膚明顯黑了很多，平日有潔癖的一個人，突然就不愛講究了，身上總是散發一股汗餿味。她決定找兒子問個明白，卻一連打了幾個電話都沒人接。她又撥通了兒子女朋友的電話，對方先是問“哪位？”待張嬸表明身份後，女生似乎有些驚訝：“啊？”又支支吾吾道：“我與他早就分手了，也是一言難盡。”
那個女生告訴張嬸，她兒子被公司裁了，欠了她和同事的一些錢，“當然，我們也沒打算讓他還的”。張嬸這才知道，是自己拖累了兒子——為了給自己湊醫療費，兒子想盡了辦法，發動眾籌，能開口借錢的人全問了個遍，依舊不夠。屋漏偏逢連夜雨，他又遭遇裁員，隻得去送外賣，無論什麽單都接，就算是電梯停電，二十幾層的樓梯他照樣爬上爬下。
得知真相後，張嬸並沒有拆穿兒子，隻是兒子再來醫院時，她總是要拉他的手，摸他的臉，說自己有個好兒子，身體好了很多，想看著他結婚生子，輕輕鬆鬆過活。
7
哪想一個月不到，張嬸的情況急劇惡化，肚子鼓得很大，腹部劇痛。意識還清楚時，她斷斷續續朝著丈夫喊：“我們的兒子在送外賣，你要疼他。萬一我有什麽情況要好好說，千萬不要嚇他。騎電動車很危險，我怕到時候他火急火燎的傷了自己。”
張嬸還來不及辦理出院手續，便離開了。她老伴用她手機給兒子發消息：“兒子，媽媽想你了。”
張嬸的兒子當時正在附近送外賣，想著趕忙來見媽媽一麵，再將剩下的外賣送完。所以他出現在醫院時，外賣服外麵還套了件大衣。當他趕到病房時，發現桌上的杯子、飯盒、水果還在，母親的床卻空了，隻有餘安醫生和康媽媽站在那裏。
餘安醫生對他說：“孩子，媽媽在下麵，你想哭就哭出來。”張嬸兒子望著牆上“禁止喧嘩”的標語，擺了擺手，低著頭。
在電梯裏，這個年輕人還不忘裹緊外套，用手理了理頭發，自言自語：“不能讓媽媽知道我在送外賣，她會擔心。”走出電梯後，他的電話響了，應該是催單的，他接了電話，開始兩句還能平靜地道歉：“對不起，對不起……讓您餓肚子了。”然後，人突然蹲在地上大哭起來：“對不起，我沒有媽媽了，我沒能見著媽媽最後一麵啊……”
張嬸生前曾請求過餘安醫生，說她怕冷，想回家，到時候別將她往冷庫裏放。所以她的遺體被送至太平間時，也沒有進行冷凍。太平間的工作人員說擺外麵違反規定，不能放太久。此時張嬸兒子已經給殯儀館打過電話——悼念廳滿了，就算拉去燒，也要排隊。
年輕人求餘安醫生幫忙，餘安醫生連忙向工作人員求情：“我們應該給家屬一個安放悲傷的地方，這個孩子不燒紙、不祭奠，就想陪會兒媽媽。”在她的擔保下，工作人員同意不收死者家屬的裹屍費、轉運費（太平間收費也確實不便宜），隻同意張嬸兒子留下來陪母親兩個小時——前提是沒有新的遺體送過來。
為了滿足張嬸“回家”的願望，餘安醫生幫著她兒子簡單地“布置”了一下太平間——其實就是拿了一套家用的舊被套墊在了擔架車上，在臨時帶來的塑料置物架上擺上了張嬸生前喜歡的手撕日曆，還有一把早就用不上的梳子和一麵小鏡子。餘安醫生傷感地說：“看上去就好像張姐會馬上醒來梳洗，再撕下一頁昨天的日曆。”
之後，殯儀館的工作人員來了，餘安醫生主動幫張嬸兒子討價還價——不搞“喪葬一條龍服務”，無需壽衣、壽棺，骨灰盒也不要，能省則省。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問她：“你這樣不怕得罪醫院的同事嗎？”餘安醫生回複：“說我在太平間擋了誰的財路，我是認的。正好趁著這個機會說道說道，問問他到底要發多大的財？就不想想有些病人確實困難？人家托付我的事，我得做到。”說著，她給張嬸兒子看了他母親生前的視頻——這正是張嬸的意思，她笑著留言：“媽媽痛歸痛，卻最是心疼你。我治病沒省錢，最後不該讓兒子為難。”
骨灰盒是張嬸托餘安醫生在網上買的，隻需要幾百塊錢，而殯儀館差不多樣式的骨灰盒動輒幾千。餘安醫生不忌諱這些，她那時當即就答應為張嬸簽收保管骨灰盒。
張嬸的事終了，當餘安醫生再次回到病房時，臉上又會綻放出微笑，原本死寂的病房，再次有了歡樂。
餘安醫生說：“病友的離開會對其他人帶來很大的心理負擔，即便流淚，我還得澆灌這些雖然枯萎、卻忍受劇痛滋生勇氣想再次盛開的患者們。”她照例還是與他們講一些平日我瞧不上的心靈雞湯，諸如：“不要灰心，不要抱怨，我們所承受的苦最終都會化作一粒解藥，令我們在淬煉中浴火重生。”她總是不急不躁地傾聽每個病人的要求，說那些患者像小孩一樣，在經曆一場輪回，再次回到了生命的起點，人最初活著就是無憂、任性、吵鬧的，那才是可愛的。
我不再替她的言語感到尷尬，因為那些話我聽著也覺得越發動人。對於有些人而言，這是人世間的聲音，每一次聽到都算是奢侈了，它們無需多深刻，還能聽到就好。
我也逐漸與這些病人熟絡起來。有一個比魏老頭還事多的爺爺，一直當自己是“神童”，因此大家都叫他“神童爺爺”，他愛拉著我說話，說“隻有你這種‘知識分子'才能和我搭上話”。他愛下象棋，我卻從不讓著他，隻因他太囂張了，總說什麽“人棋合一，所向披靡”。於是每次下棋他都嫌風水不好，換了好幾個位置，還是贏不了我。我再來時，他就不下棋了，改考我數學簡便方法，神神叨叨，毫無邏輯，見我答不出來，就哈哈大笑，讓我做他的“關門弟子”，喊一聲“師父”就好。
我忘了他得的是膀胱癌還是尿道癌，反正一問他“身體是什麽問題”，他就生氣，說自己一表人才，最後被這該死的病折磨得像個小醜。他聽說我在做康建的辯護律師，就送了我一把蒲扇，說是諸葛亮傳下來的：“羽扇綸巾，諸葛亮就是用的這種蒲扇，你下象棋靠的是風水，打官司得展現實力呐。”我說，“羽扇綸巾”指的事周瑜。“神童爺爺”卻突然一臉嚴肅，“是說周瑜，‘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人也一樣，有時候脆弱得風一吹就散了，哪還有罪與罰？”
我說:“斷人生死，罪與罰一定要分清楚。”
醫院的病友們雖不懂法律，卻有著自己樸素的法律觀，都爭著與我討論。換作以前，我最多搪塞幾句，不爭執，更不會予以糾正，而麵對他們，我樂於探討，盡管知道他們給不出任何建設性的意見，我也像餘安醫生一樣，與他們認真交談，並在手機裏記下他們的建議，並對他們表示讚揚與感激。
因為我知道，下次我再來，有些病友也許就見不著了。
8
遺憾的是，我承載著病人們的希望，卻還是落得一場空。
我向檢察院提交了法律意見書，提出變更罪名——康建雖然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但他沒有主觀上的故意，他的作案工具是在門口隨意撿的，沒有預謀殺人的故意和準備，而是在被害人的挑釁、刺激下喪失理智而發生的激情犯罪行為，且其行為有節製，應屬於故意傷害致人死亡。
其實，律師向檢察機關遞交法律意見書，主要是我們對法律的探討，起到提示、釋法的作用，按照目前普遍狀況，律師的意見大多不予采納，個別公檢法的工作人員甚至對其不屑一顧，因而多數情況下，不會產生實質的法律效力。盡管如此，我每次都會認真提交，總是想著，萬一能給有關部門提供參考意見呢？萬一我是對的呢？我和餘安醫生一樣，也許是在做著無用功，一時不會有所收獲，但既然接了案子，就應該堅持，那是我們的權利，也是在維護國家的辯護製度。
至於相關證據以及證人證言等，我之前調取了案發現場的監控以及錄音，證實了被害人梁滿芳確實在康建家門口，對其母子有過辱罵行為，與康建的供述一致。
就在康紅帶我去村裏查看案發現場及搜集證人證言時，她的兩位堂兄問我有沒有可能救出康建。在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後，他們又問康建是不是會被槍斃。我說不大方便透露案情，但我會盡力爭取為其做罪輕辯護。
過後他們又拉著康紅問“律師靠不靠譜”，“辯護到底有沒有用”，“提梁滿芳與康家的舊怨到底是為啥”之類的問題。這兩位堂哥之前與康紅兩姐弟還算親近，康紅便說：“律師和我們一樣，是想讓弟弟活下來的，我們先爭取鄰居的證人證言，能進一步證明梁滿芳自身的過失，然後再與她丈夫商量一下，作出相應的賠償，看能否拿到諒解書，盡可能地為我弟弟爭取死緩甚至無期徒刑。”
當時我確實拿到了一些鄰居的證詞，即便我提出要拍下他們的身份證，他們也樂於配合，還說雖然打官司的雙方都是鄰居，但還是要講公道話，並承諾開庭時一定會出庭作證。
可我回來後才三天，便接到了其中一個村民的電話，態度一百八十度轉彎，無端指責我“不會做人，拉老實人墊背，唯恐天下不亂”。我聽得雲裏霧裏，問發生了什麽事，對方就扔下一句話：“總之，我們是被你蒙蔽了，人家的事那麽好摻和的？”
與此同時，康紅也同康媽媽商量，說堂哥們建議更換律師，他們說我把事情搞砸了，惹得梁滿芳丈夫大發脾氣，揚言一定要讓康建以命抵命，決不諒解。隻要將我換掉，堂哥們願意自掏腰包，請有關係有背景的大律師來辯護。
康媽媽當著康紅的麵給我打來電話：“我這個糟老太婆還沒糊塗呢。我要請你這兩天抽時間趕緊去會見一次康建，會見的費用我額外付給你，你幫我帶幾句話進去，這不違規吧？”
我趕去醫院，發現康媽媽在紙條上寫著：“康建，你記住了，相信蔡律師就是相信媽媽，萬一哪天媽媽不在了，你也要相信他。其他任何人給你帶話，你都要如實告訴蔡律師，聽取他的意見，越是絕望時越要清醒、堅定。”
康媽媽坦言，她一聽康紅講完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知人知麵不知心，那兩個侄子是想著，我反正救不活了，康紅已經嫁出去了，康建一死，我家裏那套房子就歸他們了。”怕我對康紅有意見，她又解釋道：“我的女兒我知道，不壞的，隻是沒啥心眼。”
我向康媽媽表示，自己可以將紙條帶給康建看，但關於堂兄的事，我不多言，在判決書下來之前沒必要告訴他這些。對康紅我絲毫沒有責怪，她很不錯。
很快，康紅的一個堂兄弟就給我打來了電話：“幹脆就挑明了說，我們不至於那麽壞，讓自己的堂弟去死。我們打聽了，梁滿芳家裏那位可能願意出具諒解書，但要康建房子的一半來賠償，康建那套房子是祖傳的正屋，我們不能讓它落到外人手裏。”
我回複說，房子的事自己無權摻和，康媽媽母子的任何決定我都無權幹涉。
那個堂兄又不避諱地表示：“康建成了殺人犯，就算拿一套房子出來買命，還是要坐一輩子的牢。換作是我，還不如死了算了，這樣至少不會給家族造成實際損失。”
我問他：“人命是這麽算的嗎？”
他立即反駁：“殺人犯不該死嗎？”
我每次做辯護律師時，都要被問到同樣的問題。盡管我的聲音微弱無力，但總是會耗盡所有力氣去回答：我們不要輕言殺戮，即便法律要定一個人的生死，必須得慎之又慎。而想保證量刑得當，必須得嚴格遵循審判程序，不是世人一張嘴，嫌疑人就該死，那與殺人犯無異。如此下去，總會有冤假錯案的出現。我總是妄想告訴每一個人，不要以批鬥的形式針對某個行業，然而，我總是被罵得狗血淋頭，無一例外。
果不其然，我對康建堂兄說的話被他錄了音（當然，說話前我已經做好了被錄音的準備），有人打來恐嚇電話說“你怎麽還不去死！”一些本地的營銷號，更是罵我“詛咒世人該死，隻有殺人犯該活著”，然後上綱上線舉報我攻擊司法：“狡辯康建的案件屬於冤假錯案，瞎了狗眼。”還有一些女性拋出言論：“康某與其律師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康某殺的是一個女性，是一個母親，一個長輩，女人命賤，總是被打被殺被家暴！那個律師因兒時被其母親虐待過，因而對女性懷有切齒之痛，而樂於做幫凶！”
我想躲到餘安醫生那裏去，特別想聽她說那些不痛不癢的心靈雞湯，她卻告訴我，就在這天，康媽媽也轉去安寧療護區了——她想省點錢，再者，她情況也確實不太好。
病房裏，康媽媽拉著我的手說：“康建的案子我相信你，我每次做的夢都是好的，他能活。”我知道，這是她最後的心願了，心裏發虛，自然地想將手往回抽。她卻緊緊抓住不放：“讓我久握一點，下次你再去看康建時，幫我握住他的手，可以嗎？”
我感覺一陣胸悶，突然哭了出來，稀裏糊塗地問：“或許康建的堂哥真的認識一些相當有能耐的律師，要不要過問一下？或者咱們找更好的律師吧。”
康媽媽放開一隻手給我擦眼淚，另一手依然緊握著，同時改了稱呼：“我的好崽，你不能放棄。你的事餘醫生跟我說過，說來你也是在和自己搏鬥，定的是自己的生死，不怕的啊，我滿身是癌，但我沒有放棄自己，不放棄兒子，也不想放棄你。過些天我不在了，你要告訴自己，也告訴康建，那不是放棄，我撐到了最後。”
我問她，若梁滿芳的丈夫提出要用康家的房子來作為賠償，是否答應？她毫不猶豫：“隻要是我有的，都願意舍出去，作為賠償沒問題，不過得康建來定了。自家別有用心的人，想要就得搶，我們絕不會拱手讓人。”
9
康媽媽最終還是在康建的案子開庭前走了。我後來有時候想，還好她沒等到這次開庭。
公訴方對我提出的法律意見予以反駁，他們認為，康建作為成年人，又曾做過泥瓦匠，應當知道鐵錘的傷害性大，而且擊打的是頭部這樣的要害部位，還是連錘三下，情節惡劣，與此同時，鑒於他還攻擊了試圖阻擋其行凶的另一被害人，構成故意殺人罪。
康建願意認罪認罰，向梁滿芳家屬道歉，但拒絕以房子的一半產權來換取諒解書。我在開庭前約見了梁滿芳的丈夫，見麵還算順利，雖然我在他臉上看不到什麽悲傷，但也沒有我以為的刁難，能夠正常溝通。
我先是問梁滿芳丈夫有何要求，即便是抽康建一頓，或者罵他沒有人性，都會代為轉達。
“事已至此，做錯了事就要承認後果。”梁滿芳丈夫兀自抽起了煙，“我強不過我老婆。”
我本來點醒他一句，是非對錯真不該由梁滿芳一個人承擔，最終還是忍住了，假裝無意間提起了一句康建的父親：“都說他是個很厚道的人。”
梁滿芳丈夫不接話，狠吸了兩口煙，咳了幾聲。
我便直言了：“若康建被判了死刑，當然他身上背了人命，也算是罪有應得。不過也可以說，康家三條人命了結恩怨，不欠誰的了。反過來說，康建要能活下來，欠了你這個長輩一條命，這是起碼的是非對錯。”
梁滿芳丈夫沒有回答，突然起身離去：“如果在法庭上說這些，就不好了吧。”
數月後，法院一審判處康建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處一定數額的罰金。得知判決結果，我陷入了一種更深的自我懷疑之中，恨自己沒能讓事情恢複成它本來的樣子。似乎一場疫情，不但讓我們失去了健康，生命，還有理性的思考，務實的精神。
餘安醫生竭盡所能地安慰我，讓我跟她學心理學：“人的傷心是有盡頭的，有人懂它的那一刻，便有了快樂。”見我拒絕，她又勸道：“活著本身就在打破虛妄。”
大概是怕我崩潰，餘安醫生再度開口跟我說起了她自己的事。
她說她喜歡橘子皮，是因從小被人送來送去，大人將她當成包袱一樣扔掉，沒人在意她在垃圾堆旁邊翻江倒海地吐，她想著再上車時跳下去摔死一了百了算了，就在這時，一個撿垃圾的大娘塞給她一塊橘子皮，說：“暈車很痛苦，但不是什麽大事，吸口氣就過去了。”
此事一直溫暖著她：“真就一片橘子皮救了我。後來我告訴自己，哪怕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渾身髒兮兮的，哪怕身上隻有一個或許是撿來的橘子，最後隻剩下一片橘子皮，隻要我們有心去幫助別人，或許就能將人從生死邊緣拉回來。”
餘安醫生給我看了她屋子裏一大堆的材料，是有關相關部門增加安寧療護試點以及殯葬改革建議的。她調侃道：“用這個勁來發論文評職稱，說不定成專家了。”
數年來，她跑衛健委，跑民政，勸說社區醫院設立安寧療護病房，忙得腳不沾地，也受夠了冷眼。好幾次，她被社區的居民團團圍住，罵她別有用心，揚言要打斷她的腿：“從頭到腳都散著晦氣的女人，將社區醫院變成死人堆放地！”
為了替那些“被健康拋棄，也被健康人拋棄的患者”說話，她不顧個人安危，朝人群喊：“他們不是死人，隻是多了一身病痛，到底隻是沒有我們幸運，睡一覺醒來還能看到明天，但他們的尊嚴還在，即便剩一秒鍾，也該被溫柔對待！”
人群裏似乎有人被說服了，走過來對她說：“你說得對，誰家都會有老人病人，但是現在我們家沒有，所以就不能在我們所在的社區當做‘安寧地’，我支持你去別處。”
餘安醫生心性樂觀，說自己從不委屈，“至少有人不再反對建安寧病房，這就是一點改變”。於是，短短5年時間，本地已經有了近200張床位，醫養結合的機構越來越多。
“我們想為社會做點事，彰顯個人價值，但歸根結底還是我們自個的事，那就隻要遵從內心，一往而無前就好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曲折是常態。若是被誤解，被傷害，就當是在給自己消業障。或許我們也曾在不經意間，傷害過一些善良人。”
餘安醫生說，她丈夫或許就是被她傷害的善良人：“我不肯離婚，是想著他曾經為我、為兒子付出了太多。我怕別人指責我忘恩負義、在最艱難的時候離開他，所以不肯聽取他的訴求，與病毒一起將他逼成了一個酒鬼、一個隔三差五家暴的人。”
說著，她對我做出了一個邀請的姿勢：“你還願意做一些人的橘子皮嗎？我過幾天打算離婚，需要你的幫助；病房裏的很多患者說好久沒見你，他們並未對康建的案子失望，說不過就是走了一個過程而已；還有個姑娘說有話要親自對你說。”
我又熬過了一個月。這一個月，我找餘安醫生的丈夫談了，他說他有對自己失望的權利，有離開的權利，不需要同情，就是不愛了，想逃離家庭，一個人蜷縮著。
離婚後的餘安醫生反而更顯年輕漂亮，她說：“人在任何時候都要有改變的勇氣。”
我鼓起勇氣再次會見了康建。一審判決後，我極力勸說他上訴並更換律師，他同意上訴，卻沒讓我推薦的律師接手，說是願意等等我：“換成別的律師也都一樣，您該做的，該說的，都做了說了，我上訴是不想放棄。您的手心傳遞的是我媽媽的愛，若您不嫌累，那就再陪我走一程，我不想死，但萬一有那麽一天，我不怪任何人。”
我見過很多被判死刑的當事人，他們殺了人卻不甘心麵對死亡，想盡一切辦法要活下去，實在沒轍後仍憤憤不平，罵遍所有他們能想到的人，包括自己律師。所以我沒能拒絕康建，在一個人有所悔悟、萌生善意時，我希望他有一雙手可以握。
10
張嬸走了，康媽媽不在了，神童爺爺也再沒能與我下象棋。他走之前麵帶微笑，大家都說，他很有可能是在笑餘安醫生——他的最後一盤棋是餘安醫生陪他對弈的，餘安不大懂得規則，走馬的時候要在棋盤上比劃日字，卒子尚未過河就橫衝直撞。之後幾天，神童爺爺總是發笑：“放眼天下，就那個小律師能在風水上勝我一籌，他有天助，沒辦法。”
那個想和我說話的姑娘叫蕙蘭，才20歲，在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查出自己患了骨肉瘤，笑稱“可能是太專注於高考而誤了病情”。我第一次同餘安醫生去到她的病房時，她已下半身癱瘓了。她是那樣年輕，盡管戴口罩，還是會畫淡妝，還念叨著“卡粉了”。
蕙蘭想找我說話，是一次偶然在走廊上聽見我和康媽媽說話，得知我是律師，說是聲音很符合她的胃口——她高考後填報的是法學專業。
這個姑娘多才多藝，會拉小提琴，英語特別好，說話時總愛夾雜幾個單詞。而我則告訴她，我高考沒及格，四六級考了好幾次。她聽了哈哈大笑，說可以教我學英語，“附帶著撩妹的技巧”。為了答謝蕙蘭，我說要送她一個禮物當做學費，她應下了：“你送我一個沙漏吧，沙漏可以一直輪回，看著流逝的時光倒過來再流一遍。”
她還喜歡話劇，想讓我陪她演給病友們看。我說我隻演過《無間道》的一個片段，她拍著手說：“是不是梁朝偉爺爺他們在天台上演的那場戲？”
我聽得一愣：“梁朝偉爺爺？”
蕙蘭擺動脖子：“可不是，我才二十歲哪，他快六十了。”
說著，她低下頭：“我還沒談過戀愛，沒相過親，沒能穿律師袍。我是一個連仙人掌都會養死的人，早知道自己的二十歲如此與眾不同，或許就不拒絕那個小時候流鼻涕長大了滿臉青春痘的男孩了。”
我偶爾也會跟她提起康建的案子，說自己對不起康媽媽和那些對我抱有希望的病友。蕙蘭又冒出一句我聽不懂的英文，我點了點頭，裝作自己聽懂了，她則以師長的口吻對我說：“小蔡，你聽懂了個屁。那句話我就不給你翻譯了，你沒有對不起誰，這就隻是你的案子，與病友們沒有關係，他們隻是想鼓勵你，就像你和餘安醫生鼓勵我們一樣。至於結果如何，大家心裏都有數，不必為難自己。”
還有一次，蕙蘭突然當著她媽媽的麵，讓我靠近她的胸口：“你過來聽一下我的心跳聲，是滴滴答，還是滴答滴，也有可能是滴滴滴，你聽了以後就不要忘記了啊。”我有些不好意思，蕙蘭媽媽卻點頭同意，於是我將耳朵貼在蕙蘭胸口：“是‘動次打次’的聲音。”蕙蘭笑著說：“那你要永遠記得這‘動次打次’的聲音，它好舍不得停止。你要像我一樣，永遠年輕，永遠勇敢。”
蕙蘭走的時候，我沒有過去醫院，在一家架子鼓培訓室敲了一天的鼓。餘安醫生說，蕙蘭給我留了話：“你告訴蔡律師，‘我一個人行走，不再孤單’。就這一句，他懂的。”
最不可能走的魏老頭，在康建一案二審判決後也走了。
他得的是淋巴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幸福癌，不會死的”。他看著滿頭白發，其實也才五十幾歲，卻很樂意別人將他當成“爹爹（爺爺）”輩。
他是美術老師，年輕時因為自己喜歡的姑娘在四川，便考了過去，之後一直留在四川工作。他說與妻子結婚三十年，從沒吵過架，地震那年，妻子不幸遇難，短短幾天，他的頭發差不多全白了。餘安醫生當時作為心理專家對他進行應激幹預，自那以後，他常找餘安哭訴，說想念愛妻。在醫院，他也曾不無傷感地對我說，“我愛她呀，感覺自己在坐牢，該刑滿釋放了。”
魏老頭的畫展還是開成了，是卡通肖像畫，就在殯儀館的悼念廳。他畫了張嬸，康媽媽，神童爺爺還有一些我不認識的病友，唯獨餘安醫生的肖像是上了色的。魏老頭本來吩咐他女兒，說不能把餘安醫生的肖像畫跟病人們的擺一起，怕不吉利，餘安醫生卻堅持要把自己的肖像畫擺在那些患者的中間，“我最不怕的就是晦氣”。
魏老頭本想讓我將那些畫帶去法庭上，他還寫了一張紙條：“茲證明癌症患者不該被歧視，被辱罵。被告人康建心疼母親大人，情有可原，盼法院從輕判處。”我當然不能將畫和紙條作為證據呈上去，卻拿著康媽媽的畫像又去了村裏，一遍一遍地問當地村民：康爸爸不在了，康媽媽走了，康建被判了死刑，真就大快人心嗎？你們願意自己一磚一瓦蓋起來的房子被別人拿走嗎？
見他們默不作聲，我隻當人心依舊冷漠，發動了車子準備離開。這時一位老者攔住了我的去路，手上拿了一碗甜酒，說：“你都來兩次了，喝杯酒再走吧。”
我沒好氣地說：“你們存心害我是吧？我隻要一沾酒，恐怕交警就馬上來了吧。”
老者依舊雙手端著碗：“小夥子莫說笑了，甜酒沒度數的，你喝了陪我聊會兒天酒氣就散了，再說誰害人往酒裏加雞蛋的？你放心好了，我寫了一封求情信，讓人挨家挨戶去簽字摁手印去了。我這裏是窮鄉僻壤，但不出刁民，有懂大道理的人。”
我連忙端過碗一口氣將甜酒喝了，裏麵的兩個雞蛋也被我吃得一幹二淨。老者看著我笑：“小夥子喝酒吃蛋的這個勁，真讓人歡喜呐。”
一個小時後，我拿到了村裏關於從輕或減輕處罰的請願書，而梁滿芳丈夫的諒解書也被老者送了過來。
康建一案二審開庭時，我在做最後的陳述時也差點哭了。我說：“被告傷害他人性命，是犯罪行為。但俗話說，‘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我們真的能逮住一個人，就往死裏攻擊嗎？人真的可以無所節製地在他人身上釋放戾氣嗎？我推己及人，自己作為律師，什麽話都沒說，什麽事都沒做，就因為是律師，都會招致一些謾罵，都難以忍受，這是我們尊崇法治精神時想看到的場麵嗎？”
法院最終在二審進行了改判，以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判處康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就意味著，隻要康建這兩年在監獄裏好好改造，就不用執行死刑了。
尾聲
餘安醫生還與往常一樣，笑嘻嘻地對著病人說著一些俗套的心靈雞湯。
我最近一次見她，是病房裏一個得癌症的大哥衝自己的妻子扔東西，抱怨說，明明在做化療，偏要轉到安寧病房來等死，他不甘心，說去腫瘤科肯定有新藥能治好自己的。
餘安醫生輕言細語地安慰那個大哥：“一個有風度的男人，無論在外麵經曆了什麽，自身承受著怎樣的不甘，都不應該向自己的女人發脾氣，她可是一直陪著你的女人，一輩子沒找人借過錢，為了給你治病，找親戚借了遍，就等著你變好。”
我知道，餘安醫生那雙手一直在握住那些絕望的人，讓他們感知人間最後的溫度：“安寧病房最後連呻吟聲都沒有了，沒有患者能發出聲音，死一般的寂靜，盡管醫護人員早已無能為力，但他們還活著，生死之間最是孤獨，希望有人能握他們的手。”
餘安醫生其實也沒能治好我的病，但這個世界需要這麽一雙手，勇敢而溫和。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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