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認識Kate姐實屬偶然，她是一個理發師，在美國加州我們這個老華人區曾開過一間小小的理發店。前兩年疫情洶湧，當地很多華人非常害怕，自發居家隔離，輕易不出門，更不會去理發，Kate的理發店很快關張了。之後，她將理發、燙發的工具挪到了自家車庫，成天打開車庫門暗戳戳營業，竟然搗鼓出了一個不交房租的“理發店”。
疫情稍緩後，我想找一個靠譜的地兒燙頭發，朋友就給我介紹了這家車庫理發店。我去了，第一次燙得我很不滿意，頭發燙了跟沒燙一樣，回家後，我越看越氣，打電話跟Kate發牢騷。Kate卻不惱不氣，笑眯眯地說給我免費重做。我立刻開車過去，Kate如約推掉其他客人，給我重新燙了一回。這一次燙得效果挺好，但回家後我又覺得修剪得不如意，再次致電Kate，一通埋怨。其實到這一次，我心下已經有點過意不去，但Kate又好脾氣地讓我回去重新剪。
最後，我終於對新發型滿意了，也對Kate產生了興趣。
車庫理發店隻有十來個平方，幹淨舒心，毛巾整整齊齊藏在印花桌布後，理發工具分門別類插在收納筒裏，等候區擺一張大沙發，茶幾上陳列著近期的雜誌，旁邊置了一台咖啡機和一摞一次性咖啡杯。牆上掛大公雞形狀的鐵藝裝飾，窗台上沙漠玫瑰開得火紅。
Kate上了年紀，卻也是時髦的一個人。她時常上著一件條紋襯衫，下搭咖啡色煙管褲，襯衫下緣掖在褲子裏，淺淺勾勒出她的纖細腰身，清新、優雅。她麵龐白皙、五官清秀、略帶細紋，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一頭茶色鎖骨發自然散落在肩，很精致，隻有一雙青筋滿布、皺皺巴巴的手暴露出了她的年齡。
熟了後，Kate給我回溯了她跨越三個國家，跌宕起伏、飄飄搖搖的大半生。這世上一些人有故鄉，但卻從來沒有去過。我常叫她“Kate姐”，後來才知，按照歲數，應稱呼她一聲“姨”，因為她已過耳順之年。
Kate在韓國仁川的一個小村子裏出生長大，後去往台灣讀書，現於美國退休，但無論在韓國、台灣或是美國，她從出生到年老都是異鄉人。她爸爸從小就告訴她，他們的故鄉是山東煙台。故鄉風物也深深地刻印在Kate的骨子裏，她愛吃鮁魚餃子、大蒜，能講一口土掉渣的山東話。
但直到60多歲時，Kate的雙腳才第一次踏上山東的土地——這個她念叨了一輩子的故鄉。
2
1948年，戰火中的國民黨兵力損失嚴重，幾乎是掃蕩般地在山東各地抓壯丁，連老弱病殘都難逃一劫。當時Kate的爸爸20歲左右，正是最“危險”的年紀，為了躲避兵禍，三天兩頭東逃西竄，後來實在過不下去，家裏老人便說，“出去躲躲吧”。
那時村子裏好多男人都會弄個小舢板漂過黃海到對麵的朝鮮半島去，隻需在海上漂一晚就能到。Kate的爸爸和伯伯也這樣賭了一把，兩兄弟走得急，隻草草卷巴了一點錢和幾件衣服，本想著躲幾個月就漂回山東，卻不想這一走便是與父母從此天人永隔。
他們上岸後，經韓國政府檢查，去了仁川的華人聚居地。雖被允許在當地生活，但按韓國新政府當時排斥外僑的政策，這些漂來的山東人無法取得韓國國籍，隻有居留權，而且想要拿到永久居留權也不知要苦熬多少年。
當時有這樣一大批的山東人聚集在韓國，因為語言、文化、風俗、國別、製度等原因，他們完全無法融入韓國社會。因為被排斥，在仁川的山東老鄉們遂集資在郊區買了一大塊土地，在上麵建住房和華僑學校，大家住在一起，孩子們在華僑小學念書，老師也都是從山東來的，授課用山東話——那個地方，就像山東在韓國的一塊飛地。
Kate的爸爸和伯伯先是靠著打零工維持生活，一段時間後，眼見回國無望，哥倆遂跟別的老鄉學著做山東炸醬麵來賣，再之後賣起魷魚幹。日子稍好，兩兄弟便相繼在韓國結婚生子——當然，他們都是娶了山東女人做妻子，那時韓國人絕不允許自家女兒嫁給中國人，山東老鄉們也普遍不願意娶高麗女子。
1958年，Kate出生了，成了家裏孩子中的老小。此時家裏在做漁獲生意，屋子裏永遠都充斥著一股魚腥味，蒼蠅嗡嗡亂飛。Kate回憶起媽媽時，滿眼笑意和疼惜，一如父母回憶孩子：“我媽媽長得美，但是性子嬌弱，又特別任性，身體還不好，常年生病。家裏全靠我爸爸一個人支撐。我媽媽被嬌慣了一輩子，不太懂事，到現在也還是不懂事。”她爸爸一天到晚腳不沾地，回家還得照顧妻子，孩子便像雜草般肆意生長。
Kate爸爸做生意有一股山東人的實誠勁兒，去批發商那拿貨不會刻意壓低價格，到市場上賣也不會刻意減少分量，故而魚攤生意很好，韓國婦女們都喜歡上他這裏買東西。可她爸爸會的韓語有限，她哥哥大了一些後，時常幫著爸爸在攤子上吆喝。
每年過年，是Kate最高興的時候——她會穿上新衣，跟著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和和美美地包餃子。煙台過年老傳統要吃鮁魚餃子，而鮁魚也是韓國人常吃的魚，包餃子當然不成問題。豬肉混著鮁魚肉剁餡兒，包成一個個巴掌一般大的餃子，一口下去，魚的鮮味就在舌尖綻開。每次吃餃子，爸爸都要鄙夷一番韓國人的飯食：“一小碟泡菜，一小碟辣黃瓜，一小碟鹹豆芽，一小碟瓜條，一小碟魚板……摳摳搜搜的，吃那些東西幹活兒哪有力氣？哪像咱們山東人的大包子大餃子，一口咬下去，滿嘴是肉，多實在，那才像話嘛！”
大年初一，大家淩晨起床，互相串門以山東話拜年，拜著拜著，天就亮了。主婦們拿出各色小菜當早飯，炸小魚、豬皮凍、蒜泥豬頭肉，當然一定得有自己蒸的花饃饃，捏成鯉魚、牡丹等樣式。她們互相較量，看誰家的最好看。
在蒸騰的白茫茫熱氣中，吃著白白胖胖的大餃子，一年就過去了。看著這些熱熱鬧鬧，年幼的Kate心中就會湧起一陣莫名的感動。山東老鄉們緊緊抱在一起互相取暖，共同抵禦外頭湧來的幾多歧視，讓她感覺心裏有底。那時她尚沒有“家國”、“民族”的概念，爸爸以前在山東也隻是普通農民，所以，對她來說，中國就等於山東，守住了心裏的山東，就是守住了祖國。
Kate的爸爸有時會在家裏喝點小酒解乏，微醺時總會把兄妹倆叫來訓話，叫他們一定不要忘了自己是山東人。每每聽到爸爸這麽說，Kate自豪的同時也隱隱有些心酸：日常生活裏，她覺得自己就像活在一座孤島——彼時韓國經濟已經開始起飛，滿大街牛仔褲、小短裙，女人們將頭發燙出一個個小卷，臉化得花紅柳綠，但這日新月盛，從來不屬於仁川華人聚居區的山東老鄉們，這裏一切還是老樣子。
戰後，因為韓國政府特別忌憚華人會掌握經濟資源命脈，擠壓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所以出台各種政策，中國人在韓國隻能居住在特定的區域，納稅的稅率比韓國人要高，拿的工資卻比韓國人低，連積累財產也有上限規定。爸爸說，華僑就是這樣子的，在人家的地盤上討生活，能活著就夠了，不要奢望太多。
每當這時，Kate心中就會升起一股憤怒：為什麽自己要在這裏討生活？為什麽不可以回到故鄉呢？唯一能發泄怨氣的渠道，就是學中文——彼時韓國還在大量使用漢字，她中文學得紮實，讀書、看報都不成問題，每次看到韓國小孩學漢字那費力的苦相，她甚至有一種優越感。
可惜山東老鄉們無力興辦華僑中學，小學畢業後，Kate和同齡的中國孩子們隻能進入仁川當地的中學。初中對Kate來說幾乎是噩夢般的存在——那裏有歧視中國人的韓國老師，欺負她的韓國同學，成績自然是一落千丈。好不容易熬到初中畢業，Kate說什麽也不想進入韓國高中了。正好哥哥要去台灣，全家人一商量，幹脆讓兄妹倆一起去台北繼續學業。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像Kate家這樣漂到韓國的山東人及其親屬後代，身份一直比較尷尬。很長一段時間裏，韓國政府不承認他們的身份，也不讓他們入籍，而大陸“文革”尚未結束，跟韓國也沒有建交。後來經過爭取，台灣表示願意接納這群黑在韓國的山東人，Kate和哥哥去到那裏後，能領取到一本“無戶籍護照”，他們的爸媽因為生意走不脫，還要支付兄妹倆的學費和生活費——幸好幾年後，爸媽拿到了韓國的居留權。
就這樣，16歲的Kate離開了父母，從仁川南去台北。臨行前，媽媽拉著Kate的手依依不舍，Kate倒覺得很高興，恨不得早點離開，看著媽媽眼淚汪汪，隻覺不耐煩。
哪曾想，她這一走，也走上了同父輩相似的路，之後，再沒機會回家長住了。
3
到了台北後，哥哥住進學校宿舍，沒辦法再帶著Kate了，遂請人介紹了一個開餐館的家庭，讓妹妹寄住在那兒。餐館位於天母，離Kate的學校不遠，閣樓有一個空房間正在招租。主人家姓吳，當年是被國民黨軍隊帶過去的，也是山東人。初次見麵時，吳家大小都蠻熱情。
正值花季的Kate亭亭玉立，皮膚白皙、鼻子細巧、身材苗條，笑起來一雙眼睛彎成了月牙，特別迷人，“我當年也是校花一級的人物啊！不誇張地說，那個時候，幾乎半個學校的男生都在追我”。
追求者眾多，男生們送的禮物課桌裏都堆不下，也讓Kate的心一下子野了起來。父母遠在千裏之外，Kate完全無心學習，跳舞、閑逛、和女伴們一起去跟男生聯誼，占據了她大部分的日常生活。70年代中期，鄧麗君和鳳飛飛的歌紅遍寶島的大街小巷，每每周末郊遊，Kate都會和朋友們擺上大大的收錄機一起聽歌。坐公共汽車時，她和女同學們都會羨慕起漂亮的“車掌小姐”，她們燙著卷卷的頭發，每到一站，清脆的哨令、播報聲就回蕩在車廂裏。當車掌小姐曾經一度是許多台北女孩們夢寐以求的職業，可Kate心裏明白，要想實現夢想，自己必須先把高中念完。
（編者注：在1930年代台灣就已出現“車掌小姐”，即“隨車售票員”“隨車服務員”，她們專門負責剪票、驗票與補票、報告站名、嗶哨指揮車子及協助注意路況等工作。台北市公車處的車掌小姐，月薪高達6、7百元。到1990年代後期，這個崗位逐漸消失。）
可沒過多久，追求者們突然銷聲匿跡了。Kate很納悶，直到有一天看到哥哥糾集了一幫人把一個男生堵在學校門口毆打，才明白是怎麽回事——彼時哥哥早成了所在學校的一霸，但這樣一來，誰還敢追她？
從眾星捧月到無人問津，滋味不好受。在韓國的爸媽還殷殷期望著她能考上大學，可Kate心裏明鏡似的——她的心早不在學習上了，現在的她隻想玩、隻想享受青春。
哥哥堵得住學校的男生，卻防不住家裏的——Kate和房東的兒子吳天翔戀愛了。
吳天翔比Kate大三四歲，人長得高高的，很文靜，不愛說話，也不愛讀書，高中畢業後就一直在自家餐廳裏幫忙。吳媽媽精明要強，瞧出兒子讀書無望後，立馬讓他進入餐廳打下手以便日後接班。
Kate剛住進來的半年，都沒能跟吳天翔說上幾句話。按當初談好的條件，吳家人要負責Kate的早晚餐，本以為開餐廳的準備飯食很容易，誰知Kate住進來後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吳家人開的是隻有七八張桌子的家庭餐廳，薄利，沒錢雇工，每天吳媽媽都早早起床，叫起全家，買菜、打掃、備料……中午11點左右，餐廳開始營業，主營小籠包、水餃，另有個小窗口賣些鹵豬腳、鹵大腸。
吳家全家忙得連吃飯的當兒都沒有，哪有工夫顧Kate？經常扔給她一些昨天賣剩下的盒飯包子之類的就算作早餐了。寄人籬下，Kate不好說什麽，告訴脾氣火爆的哥哥隻可能更糟糕。但有一天，Kate發現，樓下餐桌熟悉的位置上，擺著豆漿、熱乎乎的包子、油條和米粥，似乎是專門留給她的——之後的每天都有，而且餐餐不重樣。
Kate一番觀察後，發現，是吳天翔。一次，她偷偷早起下樓，看著廚房裏那個高高瘦瘦、認真專注的身影，眼底就盈起潮熱——原來還有一個人在默默關懷她，頓時倍感踏實溫暖。吳天翔熱好早餐，把包子放到桌上，一抬眼，驀地看到Kate愣愣的樣子，霎時羞紅了臉，也愣愣地跟她對望良久。
男生的小心思被Kate全收眼底，而這一刻的心動，也釀出了十多年的糾纏。
兩個年輕人就這樣背著家人談起了地下戀愛，Kate遠在韓國的爸媽更不可能知道，每月隻照舊寄錢來續房租。他倆悄無聲息地談了好幾年，Kate的學習成績波瀾不驚，感情倒越發如膠似漆。直到Kate開始頻繁嘔吐——小情侶小心維護的窗戶紙要被捅破了，吳天翔更是被嚇住了，兩人摟在一起瑟瑟發抖，像是一對在雨中被淋濕的小兔子。
第一次踏進吳家餐館的門談租約時，Kate就感知到吳媽媽是不好惹的。後來哥哥給Kate送行李時，吳媽媽正在指揮人卸麵粉和大米，他一眼便料定這個家真正管事的人是吳媽媽，還開玩笑地對妹妹說：“幸好她不是你婆婆。”哪知一語成讖。
吳媽媽燙一頭小卷發，吹得蓬蓬鬆鬆，很貴氣的樣子，平日著一件綠色鑲金邊長袖旗袍，胖墩墩的身子異常靈活，常常把丈夫、兒子和女兒指揮得團團轉。丈夫做廚師，兒子女兒當雜工和服務員，隻有她才是正兒八經的老板，餐館裏的一分一厘都得從她眼皮子底下過。晚上餐館打烊之後，她會獨自坐在燈下撥拉算盤盤賬，架勢十足，少一分錢，全家雞犬不寧。
懷孕的事終究瞞不住，沒多久，吳媽媽就知道了兒子和自家的女租客闖了禍。她原本根本不可能認下這樁婚事——Kate是從韓國跑過來的，雖說也是山東人，但中文說得怪怪的，在台灣一點根基也沒有，怎麽能配得上她兒子？但越來越大的肚子替Kate說了話——等不了了。吳媽媽看著Kate尖尖的肚子，像是懷了個男孩，也就無奈點頭了。
吳家用最最簡便、快速的方式辦了婚事——叫Kate哥哥過來談了談，給Kate在韓國爸媽打了個電話，喊親友們一起吃了個飯，將小夫妻的房間合在一起，這事就算辦完了。
當地人把婆婆這些大陸來的人叫做“外省人”，而Kate則是“外國人”。婚宴上，一個親戚聽說她從韓國來的，就起哄讓她說兩句韓語。Kate本不願意這樣被人當猴耍，但看著丈夫無動於衷的樣子、婆婆寒冰一樣的目光，她隻得勉強笑著說了兩句。親戚們聽完哈哈大笑，餘興未盡地研究起了她的肚子，算著月份，一臉意味深長。
4
不滿20歲的Kate就這樣懵懵懂懂地結了婚、成了家。她還來不及品嚐一丁點新婚的甜蜜，第二天立馬就被婆婆拉著投入了餐廳的勞作——這場婚事，隻是讓吳家又多了一個免費的雜工。雖然吳天翔對Kate仍舊很好，但隻限於夫妻之間，在公婆麵前，丈夫是一點也不敢維護她。
每天早上5點多，吳家全家就都起床了。公公和丈夫一個去早市買菜，一個去漁港買海獲，婆婆和小姑子去店裏打掃、備料，Kate則負責家裏的衛生、洗衣服。
8點多，剛打掃洗涮完畢，Kate就得趕到樓下店裏包餃子、包子——婆婆已經把肉餡兒調好，麵也和好了，她坐下來就開始包。婆婆規定她和小姑子每人每天要包500個餃子。Kate常常包得頭也不抬，隻機械地舀餡兒、捏皮兒，包完一抬頭，好幾個小時過去了，脖子酸痛、臂膀腫脹，肚子裏的孩子也在拳打腳踢。
她剛準備起來歇一歇，婆婆便會進來斥罵她手腳慢，有時驚得孩子在肚子裏跳。有時恰逢丈夫扛著蔬菜進門，Kate多希望他能替自己說句話，可吳天翔總是把頭一縮，扛著菜快步避到廚房。看著丈夫冷漠的背影，Kate唯有活動一下麻木的雙腳、酸疼的脖子，咬牙接著幹。
婆婆派來新活兒，喊Kate去鹵肉和炸雞。她端著一大盆焯過水的豬蹄跌跌撞撞地挪到鹵鍋旁，腥臭的熱氣噴在臉上，一輩子都忘不掉。這個時候，她已有7個月的身孕了，但無人在意。
好在兒子很堅強，平平安安出生，全家一片喜悅。但生活照舊，Kate坐完月子後，背著兒子繼續操勞，每天仍然有一大盆肉餡兒在等著她。家裏所有錢財都被婆婆把持著，婆婆從來不會給家裏人發工資，頂多過節時給一點紅包，店裏每天迎來送往，那裝得滿滿的錢匣，Kate能看見但永遠摸不著。
Kate也不是沒有鬧過，沒用，隻能忍。小時候，她在被韓國人同學欺負或者家裏生意與韓國人有衝突時，爸媽總是叮囑她必須“忍”，他們是外鄉人，不能得罪當地人。她那時不理解爸媽為何這麽懦弱，長大後才知道，他們那時連居住權都是臨時的，一旦跟人發生爭執，引起訴訟，可能會被遣返，全家多年辛苦積攢的家業，就煙消雲散。
孩子身上髒了、鼻涕流下來了、生病了、吃了不幹淨的東西了，婆婆都要罵她。Kate清楚，婆婆看不上自己，嫌自己是外鄉人，嫌自己靠著肚子裏的孩子不明不白地擠進了吳家。那時哥哥已大專畢業回韓國去了，她和婆婆發生任何衝突，也沒有人能給她出頭了，婆家親戚們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她。有那麽一段時間，Kate覺得生活簡直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盡頭。她也曾陰暗地想：自己總能比婆婆活得長，小姑子總要嫁出去的，到時候，全部家底就是自己的了——可婆婆才50歲出頭，身體硬朗、風風火火，看起來比她還年輕。
好在丈夫還是貼心的，白天，婆婆的強勢和凶悍讓她喘不過氣來，晚上，夫妻倆躲在房間裏長出一口氣，伸展手腳。有時候受了委屈，Kate偷偷地哭，吳天翔總會溫柔地安慰她。她明白丈夫愛她，但沒有多少用處，這種溫柔隻敢在夜裏偷偷綻放。
對於當年的種種，如今的Kate早已釋然，她說：“我那個婆婆雖然厲害得很，但是仔細想想，她確實也鍛煉了我。後來，生活不管多苦多難，我都能撐下來。而且，在餐館幹了這麽多年，我好歹學到了很多技術。”
日子如流水，四五年後，小兒子出生，大兒子也念小學了。
Kate依然要幹那麽多活，背著一個孩子累得直不起腰。小姑子出嫁後，婆婆終於鬆口雇了幾個幫工，Kate雖然不知道家裏賺了多少錢，但看婆婆跟人搓幾圈麻將的功夫，就把信義路上的一套好房子給定下來了——當然，婆婆可不會那麽好心地讓他們小夫妻倆搬出去住，她轉頭就把房子租了出去，再攬一筆進賬。
有時候婆婆會去複興北路逛街，和朋友去“波菲爾”做頭發，會把整個餐館交給Kate打理。Kate坐在收銀機後，服務員們就“老板娘”“老板娘”地喊著，丈夫有事也會從後廚跑到前廳問她，一時之間，Kate真有點恍惚，覺得自己也要當上老板娘了。
80年代末，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進入了發達地區行列，人們口袋裏錢多了，各種生意也好做，吳家小餐館物美價廉，成了周圍許多居民的食堂，遇到飯點，服務員忙得連跑帶走。麥當勞、肯德基早就入駐了台北，哈蒂漢堡也開了十來家分店，台北人興起了一股吃洋快餐的風潮，年輕情侶們紛紛跑去快餐店約會，連吳家的小餐廳都開始做起煎肉餅和份飯等餐食。塑料薄膜包裝的一次性碗筷流入市場，幾乎所有小飯店的餐桌上都配上了鐵製的帶刺小戳，以供顧客們用來刺穿塑料薄膜——雖然一次性碗筷不免費，但市場一片欣欣向榮，人們不在乎這點錢。
公公身體不太好，一直嚷嚷著不想做了，向婆婆提議把餐館幹脆交給兒子兒媳。吳天翔甚至開始跟Kate規劃：等過幾年他爸媽退休，餐廳交到他們手裏，到那個時候，他們就是真正的老板、老板娘了。
丈夫的心願很多，想要擴張餐廳，想要給家裏添一輛小汽車，休息時開車帶著孩子們到台北郊外玩——當時，天母街頭到處跑著小汽車，堵車很厲害，從天母到南邊的公館不過七八公裏，但常常要開一個小時。巨大的車流人流帶來了巨大的生意，小店的生意簡直好到爆，買一輛汽車並不是奢望。
5
1989年的那一天，陽光特別好，照得門口芭蕉樹上的葉子閃閃發亮。但婆婆突然宣布：她決定全家移民美國。
那一刻，Kate完全是木的，她看著自己住了十來年的小樓，剛放學的兒子和鄰居小孩正在一起滾鐵環。
這麽多年，Kate已經習慣了台北的生活，鄰居大姐拜年時，為感謝上次Kate及時把她的小孫子送到醫院去，特地送了她一塊藍底白花的綢緞料子；丈夫參加同學聚會時，她也會穿著新買的洋裝和白皮鞋一起去，那曾是她最放鬆的時刻。她的生活已經深深地嵌入了這裏，雖然不是故鄉，但也差不多，而且，而且，她很快就要當上老板娘了，可這一切美好，一夕之間突然被一把大錘打破了。
婆婆的話是聖旨，全家沒人敢反對。婆婆想移民，其實早有先兆——和她一起搓麻將的幾個老姐妹，兒子都出國念的書，後來都在美國安了家，紛紛把老母親們接去住了一段時間。老姐妹們對國外讚不絕口，天天誇耀兒子開車帶她們去大商場購物、去國家公園遊玩、去坐遊輪……當時，台灣正大興房地產，天母的地皮價格一路飆升。婆婆一向是個最要強的人，兒子吳天翔沒別人的兒子有出息，這口氣她早就咽不下了。如今，抓住可以全家移民的機會，她當然要一雪前恥。
婆婆張羅著把店麵、住宅全都賣了，然後把所有的錢都換成了美元。這時Kate才知道，家裏的房產、店麵再加上積蓄，居然有50多萬美元。
婆婆的老姐妹給她介紹了美國洛杉磯的一個華人地產經紀，洛杉磯能講中文的華人地產經紀很多，專門做華人新移民的生意。那天，Kate站在樓梯口聽婆婆與那個地產經紀打電話，“50萬美元”一出，驚得她倒吸一口冷氣，緊接著一陣心酸和憤怒湧上心頭——這麽多錢！都是一家人這麽多年拚死苦勞賺到的，卻全把持在婆婆一個人的手裏！
婆婆放下電話後，一瞅Kate臉色，就知道她心裏想什麽，厲聲教訓道：“這錢是我家的，你個外人想都不要想！”
那時正是早晨，吳天翔剛送完小兒子上學回來，看見這個情形，還是一聲不吭。那一刻，Kate氣血直衝腦門，她真的不想再忍了！她嫁進吳家近十年，天天牛馬一樣，一分錢工資都沒有，想給自己買件衣服、給孩子買個玩具還得喊丈夫去跟婆婆要錢，每次都引來一陣怒斥。哪怕是按市價折算，幹服務員、幹餐館雜工，她這些年的工資得是多少錢？多年怨氣頃刻間湧了出來，Kate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今天這日子不過了，也要把這筆賬算清楚！
她正要跟婆婆理論，卻被丈夫猛拽回房間。她氣得心髒一陣絞痛，恨不得立刻衝出去和婆婆打一架。丈夫卻死死按住她的肩膀，低吼道：“不要鬧，將來錢都是我們的。”見她平靜一點，丈夫摟住她，在她耳邊承諾：到了美國以後，他們的錢要買房子，他一定會把她的名字寫進去，到時候，這筆錢有她的一半。
“你放心，我這次說到做到。再說你也不想想，天秀（小姑子）已經嫁出去了。爸媽就我一個兒子，所有的錢將來都是我們的。”
在丈夫的溫柔攻勢下，Kate漸漸安靜了。去美國重新開始也未必不好，房子重新買一遍，這一次，她也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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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美國洛杉磯，為省錢，一家人先租住在一棟破房子裏。那個華人經紀開始四處帶他們看房。此時洛杉磯房價不貴，十來萬美元就可以買一棟獨立屋。婆婆大概也意識到自己太過分了，竟然允許Kate參與看房了。
在Kate的堅持下，婆婆決定買下一棟高速公路旁的大屋子，出門方便，離小學近，接送孩子上下學都非常省事。搬進新家，Kate很興奮——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她的家。房子大，格局方正，樓下是大客廳、廚房，另有一間客房和廁所；樓上四間臥室，其中兩間自帶衛生間；房子層高三米，采光充足，門口種著高大的棕櫚樹、紅豔豔的玫瑰花——這棟房子，幾乎算得上是豪宅了。
同時，婆婆又買了一棟房子，一套有三個臥室的獨棟小別墅，裝修還算新。在中介的幫助下，小別墅很快就租了出去。
接著，婆婆又全款買了兩輛車——那段時間是吳家花錢最大手大腳的時候，在美國人均月工資1000多美元的時代，他們有50萬美元，是妥妥的有錢人。Kate回憶到這兒，不無後悔：“當時應該貸款買房買車的，這樣可以增加信用分。可是我們當時不懂啊。大家還遵循著山東人的那一套處世原則，覺得自己又不是沒錢，何必去跟銀行借錢呢？”
（信用分：美國金融體係對每個人的評分，辦有信用卡或借貸又能及時還款者，才可以獲得較高的信用分。分數高的人在辦理貸款、租房方麵都有一定的優勢。）
一家人安頓下來，一下子從經營小餐館的辛勞中解脫，像是放假一樣，完全放飛自我，每天什麽都不做，就懶洋洋地休息。大房子住，小房子收租，一點兒房貸壓力都沒有，銀行裏還躺著20多萬美元。
這也是Kate過得最高興的一段時間：早起做飯，牽著兒子們的手送他倆上學，回來打掃一下屋子，然後去韓國教會參加活動。教會裏的人全是自韓國來的，Kate說了多年中文，又重新回到了韓語的環境中，大家都挺熱情，這讓Kate覺得幼年受到的欺淩仿若黃粱一夢。
存折上的錢慢慢變少，吳家人開始不踏實了——還是得找事情做。別的事情他們也幹不來，接著開餐廳吧。可在美國開餐廳並不容易，一家人一句英文都不懂，如何申請執照，需要辦哪些手續，更是一竅不通。但想到要開餐廳，全家人疲憊中又有點淡淡的興奮，畢竟老行當了。
婆婆先讓兒子去別家餐廳工作一段時間，摸一摸底，吳天翔非常聽話，很快就在一家中餐廳找到了打荷的工作——每天早起跟著師傅去買菜，回到廚房分揀、洗、切，客人點單了，他負責配菜。
在中餐館打荷很辛苦，吳天翔要背下幾十種菜譜，再根據客人的需求進行配菜。美國中餐與台灣中餐口味迥異，所需配菜完全不一樣，一切都需要重新記憶。吳天翔手腳稍微慢一點，就會被廚師用鐵勺敲打後腦勺，雖說不太疼，但是很嚇人。他本就膽小懦弱，被敲打幾次之後，更是嚇破了膽。Kate說，丈夫當時精神壓力特別大，好幾次都在睡夢中大喊“別打我”“別打我”，她嚇得緊緊抱住他，輕聲哄著，直到他安靜下來。
在這異國他鄉的黑夜裏，Kate感覺渾身冰冷，心裏滿塞著無力和絕望，冷臉的婆婆，弱小無助的丈夫，到處的不適應。他們住華人區，吳天翔去中餐館打工，Kate到中國超市買菜，雖然都用不到英文，但有一種隔閡感仍難以消弭——畢竟，一打開電視、收音機，到處都是英語，信件、賬單、通知之類的也是英文。雖然婆婆在洛杉磯的好友會每個月開車來他們家一趟，幫忙看信、處理賬單、繳水電費，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
Kate在一家成人學校報了名，剛下決心好好學英語，婆婆卻通知：準備一下，家裏要開餐館了。看兒子每天在中餐館打荷苦不堪言，婆婆就想，反正銀行裏還有20來萬，不如盤下一家店自己當老板。
說幹就幹，跟幾個洛杉磯的老友一說，有人便講，剛看到一家餐館在出兌，問婆婆要不要去看看。婆婆立馬跟幾個朋友去瞧，餐館位於新華人區羅蘭崗一個有中國超市的Plaza（廣場）裏，總體麵積不大，位置比較靠邊，旁邊已有一家大型中餐館，但不知為何大門緊閉，貌似很久不營業了。
婆婆很滿意，當場敲定，還獨斷地給餐館取了“天母餐廳”的名字，以紀念曾在台灣天母的舊家。餐廳照舊賣小籠包、小餛飩、牛肉麵等等，味道雖然不算驚豔，但是很地道。旁邊守著華人超市，出入廣場的都是中國人，很多台灣人看到“天母”兩個字，都倍覺親切，所以剛開張時上門的客人很多，
生意做得順心，但Kate的學英語計劃泡了湯。她隻能自學，沒有教材、沒有時間，她就拿兒子的小學課本擠時間來念，遇到不認識的單詞就問兒子，甚至問店裏的客人。說到這兒，Kate很得意：“學語言靠的就是練。那時候，我給自己規定一天就學一個單詞，但是我會在一整天裏念上幾百遍，確保自己能記住。”比如，她學了“spinach（菠菜）”，她就會在洗菜的時候念、端菜的時候念，甚至給客人點單的時候，還問人家要不要“spinach”，把客人搞得一頭霧水。
丈夫嫌她丟人，Kate才不管，學語言就是需要厚臉皮，遇到隻講英語的客人，Kate就主動衝上去打招呼。就這麽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蹦，漸漸地，老公和婆婆都主動默認她去接待英語客人，再後來，家裏的賬單也不用請朋友了。
7
為了省錢，起初“天母”的經營又是全家人上手，待餐廳逐漸步入正軌，打掃、洗涮就不由地懈怠了一些，因為實在忙不過來。
美國衛生局檢查非常嚴格，一個區域的衛生檢察員每半年就會輪換管轄區域，就是為了防止商戶們行賄。每逢檢察員來，吳天翔就靠邊站，一家人把唯一會英語的Kate推去應付。檢察員也很奇葩，每次都是突然闖入，東看看西敲敲，從廚房到衛生間都檢查個遍。有一次，檢察員甚至很有耐心地站在後廚敲牆壁，敲了半個多小時，直到把兩隻蟑螂敲出來。看到蟑螂的一刹那，檢查員嘴角咧了咧，似乎很得意，隨手一張罰單，並要求餐廳停業整頓3天。
這種不時的突襲，搞得一家人不勝其煩。而後公公中風住院，婆婆要去照顧，餐廳的人手一下子非常緊張。沒辦法，Kate隻好雇了兩個墨西哥人。
可Kate沒想到，墨西哥人很懶，隻要工資一到手就揮手說拜拜。墨西哥人熱衷聚會，一大家子聚在公園裏，吃吃烤肉、喝喝啤酒，聽震耳欲聾的音樂，孩子們在公園的秋千上玩得不亦樂乎。平日裏，他們也會囤上炸豬皮、炸薯片等一大堆零食，在家裏邊看電視邊吃，錢耗光了才出門。Kate雖然有些看不起他們，但是幾乎每家中餐館都會雇傭墨西哥幫工——他們不挑活兒，什麽都能幹，工資要的不高，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會像華人雇工般偷師，然後自己去開店，他們就踏踏實實地打工，打一輩子工。
這樣的“隨性灑脫”，在Kate等勤懇勞作、拚命攢錢的華人看來，簡直不可理喻，華人手裏不攢一點錢，過日子就心裏沒底，而墨西哥人就像把家建在浮冰上似的，漂到哪兒算哪兒。墨西哥人來來去去倒是自由了，可苦了Kate這些小業主，三天兩頭地招人。招不到人時，夫妻倆以一當五。
禍不單行，隔壁關門的大餐廳竟開門營業了，原來之前的關張隻是重新裝修而已。大餐廳實力雄厚、裝修豪華、菜品齊全，“天母”根本拚不過——人家已經開了多年，積攢了很多老顧客，此前老顧客們隻是退而求其次才跑來吳家小餐館吃飯。如今，“天母”就如同被抽幹了水的湖一樣，人聲鼎沸瞬時消失，一整天都上不了一個客人，蒼蠅也嗡嗡兩下就寂寞地飛走了。可即使這樣，也得備菜，偶爾來一桌客人，不能說沒菜做不了，那人家下次更不來了。蔬菜米麵肉備好了，也是一筐筐地爛，Kate心疼得要死。
1991年，餐廳就賠得差不多了，一家人趕緊低價出兌止損。可黴運像是纏上了吳家一樣，小別墅的房客也退租了，新房客則陸陸續續地來又去，沒有一個能長期租房的。婆婆著急之下，找了一位老姐妹推薦的算命先生，先生掐指一算，說婆婆買在高速路邊上的那棟房子風水不好——這下，婆婆總算找到了發泄口，她一股腦地把所有恨意都甩在了當初堅持買那棟房子的Kate身上。
拿著剩下的錢，婆婆又折騰起了一家花店，但花店也賠了，最後也著急頂了出去。這些事兒，婆婆和丈夫都沒有精力管，就靠著Kate跟著一個地產經紀跑來跑去。吳天翔37歲了，自打花店關了，他隻能去別的餐廳打工，而近60歲的婆婆，全身精力都用在了中風的公公身上。
錢去得流沙一樣，隻要用力一握，就消散於指縫間，什麽也留不下。剛來美國時的富足感蕩然無存，然而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麵。
一次，吳天翔把一大盆洗好的土豆抬上操作台，一不注意，腰“哢吧”一聲扭傷了，立時就直不起身了。吳家一直沒買醫療保險，在美國治病全靠自費。吳天翔在餐館打工本來可以交醫保的，但那樣工資就會比較低。他們聯係了一個診所，光看診費就要30美元，治療費則是100多美元一次，想要治好，恐怕得4、5千美元，實在太貴了，根本治不起。婆婆也不相信西醫，她覺得台灣的中醫推拿更好，於是，吳天翔被送回了台北，Kate和兩個孩子留下來，再跟著中介一起跑賣小別墅的手續。
趕巧，教會的一個姊妹想考一個美容美發的證，她不敢自己一個人去，生拉硬拽著Kate一起學。Kate英文是個二把刀，平時說話還行，但是聽課、做作業，她真的幹不下來。美容美發學校又極其嚴格，每天得在學校老老實實地聽完8個小時的課，筆試、實操考試一樣都少不了。
家裏生意、房產賠了錢，丈夫又病了，Kate拖著兩個孩子，心情實在煩悶，根本不想去，可是架不住姊妹三番五次來拽她。最後，姊妹的一句話徹底驚醒了她：“你才30多歲，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呢。你們開飯館賠了不少錢，幹嘛不想想別的主意？學了美容美發，把證照拿在手裏才是真的。不然，你以後靠什麽過活哦？”
說學就學，Kate和那姊妹一起去報了名，每天早晨送完兒子，就開40多分鍾車到帕薩迪納（Pasadena，洛杉磯的一個衛星城）去上學。下午放學後，兒子們會被鄰居接走，在鄰居家寫作業。等Kate下了課，開車回來都6點多了，她把兒子們接回來，做點晚飯，然後攤開書本，反複消化複習白天所學。
職業術語不好記，Kate就硬記：bleach（漂白），dye（染色），alcohol（酒精）……她用上老辦法，每天嘴裏不停念叨，學到後半夜才沉沉睡去。早上7點多一醒來，做點早飯打發兒子們吃了，送他們去上學，她去上課，周而複始。
那段日子，Kate開車時常困得眼睛發花、腦子發木。有一次要並線時，她轉頭確認左後方來車，卻不想恍神了。回過頭時，發現自己馬上就要撞上一輛大貨車了。嚇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美國美容美發執照考試分技術操作和筆試兩部分，實操課考試時，Kate仔細觀察，考試老師怎麽說，排在前麵的考生怎麽做，她就依樣畫葫蘆。但筆試120分鍾，100道選擇題，要考到70分才合格，對英文熟練的人來說沒什麽問題，但Kate一道題就要看上幾分鍾，還不一定能夠看明白。無奈，她給自己定了一個原則：絕對不要死摳題目，如果看不懂，就選最長的。
一番操作下來，她居然考過了，拿到美發證的那一刻，她頭腦發懵。
“我的運氣實在是好。”Kate說起考試還是一臉得意，“當時，我隻考了一次，就過了，而我的那個朋友考了三次才過。”
8
考試過了的當晚，Kate興衝衝地把兒子們接回家，卻意外發現家裏的燈亮著。她心裏一驚，急促的腳步不由地慢了下來。前幾天，婆婆打電話說丈夫要回來了，而她忙於考證，幾乎把這事兒忘了。一想到婆婆那張冷冰冰的臉，Kate就覺得心裏發慌。
進了家，果然是丈夫和婆婆回來了。吳天翔在沙發上坐著，Kate心裏一喜，他的腰應該是好了。兩個兒子興奮地撲上去叫“爸爸”，但吳天翔摸了摸孩子們的頭，一臉心事重重。Kate剛翻上來的喜悅退卻了，瞥見一邊的婆婆，臉陰得能滴下水來，她的心一下跌到穀底。
原來，丈夫和婆婆回來時剛好碰見了鄰居，好久沒見，不免多聊了一會兒，鄰居就無意說到Kate經常跟著個男人進進出出，每天又回來得很晚——天地良心，鄰居口中的男人，其實就是地產中介，有時會來家裏接Kate去簽合同，Kate也沒多想，就坐上了他的車，僅此而已。Kate本以為這很容易就能說清楚，但她低估了婆婆的頑固和丈夫的唯命是從。之後，丈夫以休養身體為由，跟她分房睡，平日裏幾乎避免所有單獨和她在一起的場合。夫妻之間，不但沒有親密，連靜靜地在一起說兩句話都不可能了。
兒子們也注意到了父母的冷淡，甚至想要幫他們。放學後，兩個孩子經常看看爸爸在幹什麽、媽媽在幹什麽，然後使勁把吳天翔拽到Kate的房間裏來。兒子們的懂事讓Kate心酸，一次，她聽見小兒子偷偷問哥哥：“爸爸為什麽不跟媽媽住在一間屋子裏？”大兒子沒回答，隻是拿手捂住弟弟的嘴，看得Kate潸然淚下——大兒子才15歲，小兒子10歲半，可是大兒子活得小心翼翼的，一點都沒有青春期孩子的恣意飛揚。
之後有一次，兩口子帶孩子們去Chick-fil-A（美式連鎖快餐店）吃炸雞，這是吳天翔回來後他們夫妻倆難得單獨相處的時候。小兒子懂事地把Kate拉起來，按在爸爸身邊，被兒子拉著時，Kate心裏又是一陣酸楚。
好不容易和丈夫坐在一起，聞著他身上熟悉的味道，Kate心裏終於染上一些微微的幸福。她想，隻要把問題說開了，他們還是幸福的一家人。看著丈夫熟悉的側臉，Kate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去摸摸，誰知吳天翔卻像觸電一般迅速別過了臉，Kate的手尷尬地停在半空中，渾身像結了冰。
一段時間後，吳天翔到底跟Kate攤了牌：他倆必須得離婚，他的腰並沒有好，也不想拖累她了。Kate知道，除了吳天翔的那一點善意，其中也有婆婆的攛掇，婆婆嫌棄她當初靠著懷孕擠進了吳家，如今又想把她擠出去，婆婆從來就沒拿她當過自己人。可畢竟她也生了兩個兒子，為什麽非要逼著他們離婚呢？
後來Kate才知道，原來是婆婆後悔來了美國。原本一家人守著台北的小餐廳，日子過得還行，來了美國之後幹什麽賠什麽，公公和丈夫的身體又不好，婆婆早就打算回台灣去了。但她不想再帶Kate回去，因為她覺得Kate是個災星，弄得他們家敗業落——她完全忘記當初是她自己堅持要來美國的，而吳天翔多年被撕扯在母親和妻子之間，早就累了，這一回，他選擇徹底站在自己母親那邊。
Kate哭過，也鬧過，咬著牙拖著，拚命想挽回丈夫。吳天翔看她傷心欲絕，也有過動搖，但是自己母親那雙冷冷的眼睛在警告他，不準違逆。
1993年，Kate終於筋疲力盡，同意離婚。房子賣了之後，他們立刻辦了離婚手續，吳天翔要走了兩個兒子的監護權，Kate答應了——雖然婆婆對她刻薄，但是對待兩個孫子相當疼惜。
吳天翔自覺心裏有愧，承諾給Kate 4萬美元，算作她這麽多年辛苦勞作的補償。可錢都捏在婆婆手裏，吳天翔隻能說容他一段時間，等母親心情好點兒，他再把錢要過來給她。
離別時，小兒子哭成了淚人，連一向要強的大兒子也紅了眼眶，但就是咬著嘴唇一句話都不說。
在南加州，秋天是最好的季節，陽光晴暖卻不燥熱，樹葉泛黃卻不蕭瑟，人們逛公園、徒步、野餐，羅蘭崗偌大的鄉巴佬公園（Schabarum Regional Park，發音與“鄉巴佬”類似，所以華人們起名“鄉巴佬”）裏到處都有尖叫奔跑的小孩、活潑雀躍的狗。人們拉家帶口地席地而坐，烤肉的香味飄滿了整個公園。可那天，Kate獨自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哭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臨，公園裏漸漸安靜，她才漸漸想明白接下來該怎麽做。
人生打了一個轉，她又是孑然一身了，上次還有個魯莽的哥哥在身邊護著她，現在，在這樣一個更加陌生的國度，就隻有她自己了。
夜深了，公園裏的人走光了，樹林黑魆魆，Kate渾身發冷。她想自己曾經也當過老板娘，有過熱熱鬧鬧的大家庭，有自己的房子還當過房東，可轉眼間她就被拋到了社會最底層。現在，她沒房、沒家、沒錢、沒工作，今晚死在這裏，明早就會變成一具無人認領的女屍，世界遺忘了她。
但有一個瞬間，她骨子裏山東人的那股強勁兒湧了上來了，她一把抹去滿臉的淚水，站起來對自己說：“我要好好活著。”
9
吳家的房子已經出售，新屋主允許Kate再多待一個星期，所以她必須在一個星期內找到新住處。南加州的華人為了增加收入，很多人會把家裏的一個房間租出去，他們尤為喜歡安靜、簡炊的女性房客，羅蘭崗的電線杆、紅綠燈柱上到處都貼有招租的廣告。Kate正是符合他們預期的房客，她很快找到了安身之所。房東是一對中國小夫妻，有一個小女兒，夫妻倆買了一棟三個臥室的房子，用了兩間，第三間租給了Kate，每月租金三百多美元，不便宜。
住處解決後，下一項是工作。Kate翻出了壓在箱底的理發師證，從大華超市門口拎了一大摞免費的地方中文報紙回家。報紙最後一版是各種豆腐塊招聘廣告，Kate挨個打電話去問。她以為自己精通韓語、中文，英語也勉強能說說，找個工作應該不難，然而理發店的老板們一聽她快36歲了，都連連拒絕，有個老板直白地說：“35歲以上的人，我們都不要。幹理發是要站一整天的，這活兒太累人，大姐，你這麽大歲數了，幹不來的。”
工作找不到，Kate手裏那點錢漸漸花光了。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為了活下去，什麽都做，去餐館洗碗、去後廚打雜，特別難的時候，她也想向在韓國的哥哥借點錢，可嫂子生下小侄子沒多久就撒手人寰，哥哥在韓國一個人又當爹又當媽，撫養一雙兒女，日子也很苦。
一次，她洗碗的那個餐館突然關門歇業，她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別的活兒，銀行卡裏空空如也，兜裏隻剩幾十塊了。又快到交房租的時候了，恐慌如同潮水一般湧來，加州的大太陽明晃晃的，照得她頭暈。Kate到處轉悠，拚命想能從哪裏搞到一點錢，把眼前的難關對付過去——她甚至想過找教會的朋友借點，可實在開不了口。
焦急之中，Kate隻得鼓足勇氣撥通了吳天翔的電話，讓他兌現當初4萬美元的承諾。誰知吳媽媽剛巧就在旁邊，她一把奪過電話，大罵道：“你這個不要臉的妓女，居然還敢來跟我兒子要錢？你把我兒子害成這個樣子，我沒讓你賠就算是好的了。你這個不要臉的賤貨……”
Kate猛地把電話掛上，渾身顫抖，快要站不住。
即便現在已過去近30年，回憶起這段往事，她仍淚流滿麵。
好在，一個朋友說自己認識的一戶人家急需一個保姆。主人家是台北人，做生意的，很有錢，把小女兒送來南加州一個人讀高中，需要一個誠實可靠的女性晚上去家裏幫小女兒做做晚飯、料理家務，或者開車帶女兒出去買菜。朋友推薦了Kate，那家主人不差錢，先預付了Kate一個月的工資，讓她體麵地把這次交房租的難關渡了過去。
Kate另找了一份白天洗碗的工作，跟餐館老板好說歹說，人家終於同意她每天早點下班。她每天晚上7點多從餐館出來，開車趕往小女孩的家。小女孩家裏亂得像雞窩，襪子、衣服、被單到處都是，可樂瓶倒在地上，地毯浸染了一大片。伊始，小女孩刻薄、跋扈又冷漠，應付Kate時連眼皮也懶得抬一下。進門後Kate先垂手問女孩晚飯要吃什麽，女孩說自己不喜歡Kate做的飯，點名要吃某餐廳的有機壽司、要喝某牌子的礦泉水，於是Kate趕緊開車去買。等女孩吃飯時，Kate就收拾屋子、打掃地板、清洗地毯，洗堆在水槽裏的碗，一切歸置完畢，然後才離開。
直到一次傍晚，天空打起響雷。女孩竟一改往日女王般高高在上的姿態，驚恐請求Kate留下來住一晚。那一晚，Kate睡在客房裏，女孩睡在臥室。晚上起來上廁所時，屋外電閃雷鳴，她聽見女孩嚶嚶哭聲如同鬼吟。Kate忍不住敲門詢問，原來女孩是想家了，想念父母。女孩家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大家族，父母忙於和叔叔爭家產，顧不上她，遂把她拋來美國念書，名義上是為她好，實際上沒人在乎她。父母各有心愛的孩子，爸爸愛哥哥，媽媽喜歡姐姐，她像是多餘的。
女孩轉身拭淚時，Kate看到她薄薄的肩胛如同蝴蝶的翅膀，心裏不禁一酸：原來家裏再有錢也沒用，錢始終是冰冷的，隻有愛是溫暖的，多少人渴盼父母的愛而不得。
Kate不由地思念起兩個兒子，她很久都沒有他們的消息了。那一刻，她擦幹淚打定主意：她必須結束打零工的日子，找到一份正式工作，然後開自己的店，隻有這樣才能再見到兒子。
第二天，Kate特地去餐館請假了一天。她燙了頭發、做了指甲，買了許多化妝品，重新找到各家理發店的電話，一家一家地打過去。在電話裏，她反複央求老板們給她一次麵試機會，一家韓國理發店同意讓Kate過去麵試。
麵試之前，Kate刻意化了濃妝，戴上假睫毛，一頭卷發吹得極為蓬鬆，暗紫色的指甲也很豔媚。
當她出現在理發店老板娘麵前時，老板娘有點吃驚：“你很年輕嘛。”
Kate心裏一喜：看來有戲。
老板娘說：“你在電話裏對自己的年齡含含糊糊的，我還以為你年紀很大呢。”
Kate的心忽悠一蕩，有點玄玄的。老板娘問她有沒有經驗，是否在別的理發店做過——Kate心又是一顫，隻能狠拍胸脯保證，自己非常有經驗。
麵試結束，老板娘很滿意，要了她——Kate中文、韓文流利，英語也會講一些，要的工錢又便宜。
Kate考的理發師證隻教了理發、染發操作流程的規範和禁忌，並未涉及具體的洗剪吹技巧。麵試時，老板娘跟她說好了，她隻負責給客人洗頭、打掃店麵、換洗毛巾等雜活，沒想到店裏生意異常興隆，可上班沒多久，老板娘和幾個師傅忙不過來，就趕鴨子上架要Kate去給男客人理發。
老板娘將一把推子塞進Kate手裏，Kate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來了，愣在當場。男顧客哪知道理發店裏還有不會理發的人，早就擺好姿勢挺直脖子等著她了。Kate求救似的望了望周圍，人人都在低頭忙自己活計，根本沒人管她。顧客的頭顱還支著，Kate眼一閉、心一橫，拿起推子就推。
那是Kate平生理得最膽戰心驚的一次頭，推子剪子拿在手裏重似千斤。她戰戰兢兢地推完，反複檢查男顧客頭上的每一絲弧線，稍有不平整，就拿過剪刀細致地修。等修完男顧客的整顆頭顱，站起身，Kate覺得衣服涼涼的，一身的冷汗。
顧客起身離開時，臉色有點難看，嘟嘟囔囔地付錢，抱怨Kate理發時間太久，他坐得腰都酸了。老板娘一邊收錢，一邊瞥了Kate一眼。Kate渾身發虛，嘴角卻控製不住地咧開——她是一個真正的理發師了！
10
Kate幹好分內活之外努力偷師，每次師傅給顧客剪發、染發或捆燙發卷子，她都在旁邊細細地瞧。回家後，就拿窗簾須子、自己的頭發練習。
一段時間後，她大概摸清了店裏的情況：這家理發店雖然生意興隆，但每次盤賬，老板兩口子都直搖頭。他倆手太鬆，管理鬆散，理發師傅們散漫慣了，有推銷員來店裏推銷洗發膏、染發劑、養護膏、發蠟等等用品時，多說兩句好話，師傅們就會應下，再跟他倆報賬。這些用品，理發館後麵的小倉庫裏都快堆不下了。Kate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暗暗地替兩口子算了一筆賬——除去工資、房租以及雜七雜八後，他們忙活一年也就賺了個寂寞。
這樣的經營狀況，她是不是有什麽機會呢？開始Kate不敢想太多，先把手頭上的做好，等她手藝日漸精湛，也開始有顧客點她理發。月末，除了基本工資，老板娘還會給她發提成。一筆筆的錢，Kate都小心攢起來。
除了理發店，Kate還在東奔西跑幹各種雜活兒瘋狂賺錢——教會的朋友出去旅行，她幫著澆花、遛狗；開服裝店的朋友晚上有事，她就幫著看店；她甚至跑到各個華人教會和韓國教會，去邀請教友在她那裏訂餐——她定價實惠，一個豬肉韭菜的餃子連工帶料才收5美分，口碑傳得很快，之後有教會辦慶祝活動或者新年活動，都會從她這裏預訂200個餃子和30份豬蹄。
Kate上班下班連軸轉，回家簡單吃一點東西，就馬上開始拌餡兒、和麵、包餃子。那段日子因為長時間坐著，Kate得了腰椎間盤突出。可看著戶頭裏的錢不斷增多，她極滿足：“隻要一閑下來，家裏那死一樣的安靜，會讓人發瘋。前半生，我陷在那個婚姻裏，給人白幹了十幾年，如今掙的每一分錢，都是我自己的。”
在小理發店幹了兩年多，店裏的經營狀況越來越差，老板夫妻倆在店裏公開說要把店兌出去。
Kate動起了當老板的念頭，她算了一下手裏的錢，盤店應該夠了。心裏的火苗越竄越高，她又怕自己做不好，好不容易攢下這些錢，賠了，將再次一無所有。
躊躇之間，Kate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熟悉又陌生的聲音——是吳天翔。Kate不由地一愣，精神便恍惚起來，她完全沒聽清他在說什麽，等回過神來，隻聽見前夫在電話那頭“喂喂喂……”
Kate連忙定了定神，問：“你說什麽？”
吳天翔說得斷斷續續：吳媽媽拖著一家人回台灣後，日子每況愈下，老伴半癱，隻能由她伺候著，當年那個穿綠色鑲金邊旗袍、戴珍珠項鏈的體麵老太太，徹底淪落成了一個貧苦老婦人。再開餐館是不可能了，吳天翔自己找了一家餐館打工，掙得很少，隻夠全家日用，根本存不下錢。好在吳媽媽用餘錢買了個小公寓，一家人用不著付租金。他們的兩個兒子他是照顧不上了，每天自行上下學。
如今，大兒子快要上大學了，前夫囁嚅著，說他實在沒有精力照顧孩子了，能否把兒子們送到美國來。Kate哪能不懂——吳媽媽心裏門清，大孫子上大學要付一大筆學費，她這是把這些擔子又拋給了自己。
把兒子們接過來，是又受了一回前婆婆的欺負；可不接過來，畢竟那是她的孩子，怎麽能不管？思來想去，孩子是最重要的，Kate咬牙答應了吳天翔的請求。
兩個孩子被送過來時，Kate眼淚流到視線模糊得完全看不清他們的長相了。兒子們已經長成大小夥子，把他們摟在懷裏那一刻，她覺得真的別無所求了。多年懦弱的吳天翔終於硬氣了一回，偷拿了家裏的存折給她打了3萬美元，兌現了當年的承諾。
可這些錢卻無法緩解Kate的窘迫——這些錢加上她自己的積蓄，盤店夠了，買房也夠，但隻能選一樣。
Kate狠了狠心，決定先做生意。她租了一套公寓，帶兒子們搬了進去，然後找到理發店的老同事豔姐，商量兩人合夥盤店。豔姐是延邊的朝鮮族人，爽朗大方，常把自己做的泡菜、打糕拿到店裏請大家吃，她們兩姐妹平時很聊得來。
豔姐正有此意，一拍即合。很快，手續辦完，理發店是她們的了。Kate給店裏簡單添置了一些設備，更換了座椅、鏡子。看著窗明幾淨、裝修一新的店麵，她心頭升起一陣豪氣，仿佛自己可以氣吞山河，在這裏打下一片江山。
可自豪滾過去之後，留下的底色卻是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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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開張，最怕出岔子。Kate給幾個老理發師打電話，反複說明“換老板不減待遇”，裝修結束後，希望他們能繼續來店裏上班。師傅們都答應得好好的，一切準備就緒，真正屬於Kate的店馬上要開起來了。然而，一個電話敲碎了這一切。
深夜電話鈴聲叮鈴鈴響起時，Kate正在睡夢中，她心頭一陣亂跳，慌忙抓起聽筒後，發現是韓國的爸爸打來的——她哥哥去世了。聽見這幾個字，Kate的頭一陣陣嗡嗡地響，再聽不清爸爸在說什麽了。過了好久，她才感覺臉上似乎有蟲子在爬一樣，非常癢，一摸，全是淚水。
新店開業在即，韓國的親人在等，兩個兒子學習緊張，Kate隻身返回韓國參加葬禮。臨走前，她給豔姐打了一個電話，安頓好孩子們，隨即啟程。
韓國，這個Kate愛恨交加的國家，過去的二十幾年，她隻回來過一兩次。不承想，現在卻是因為哥哥去世再次回來了。走到家門口，Kate一抬頭看見院門上裝飾的白花，眼淚就撲簌簌地掉。離上次探親又過了好幾年，爸媽又蒼老了許多，爸爸高大的身軀佝僂下去了，洪亮的嗓門沙啞了，風風火火的動作也遲緩了；媽媽還是慌慌張張的，一會兒接待賓客，一會兒想起廚房裏的茶還沒泡，一會兒覺得客人脫下的鞋擺得不正，東奔西撞，一抬頭猛地看見靈堂裏兒子的大相片，眼淚噴湧而出，人也癱軟下去，旁邊的人忙過來攙她，靈堂一片混亂。
曾經野草般的小女孩，如今也頂起了這個家。Kate張羅起了哥哥的喪事，思量哥哥留下的兩個孩子怎麽安置——侄女剛剛上大學，學費靠哥哥的遺產勉強能支撐住，小侄子才十來歲，爸媽他們照顧好自己都吃力，Kate似乎是唯一的監護人人選。但她也萬般猶豫，自己本就是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而此前租房、盤店、裝修、購置家具，手裏的錢已所剩無幾，這次來韓國的機票錢都是咬牙擠出來的，她真的要再帶一個孩子回美國去嗎？
她正在想事，兀地發現小侄兒不見了，找了好久，才在一個堆放雜物的小隔間裏找到他，小小的人兒蜷縮著。她連忙把小侄兒抱在懷裏，摩挲著孩子小小的臉龐。然而，侄兒的表情木木的，不哭也不鬧，隻安靜地坐在她腿上，半天都不說話。Kate隱隱覺得懷裏的侄兒像塊冰，怎麽捂都捂不熱。
她牽著孩子回到客廳，一些親友還沒散，正圍著她爸媽念叨著“該怎麽照顧孩子啊”。母親心疼Kate，絮叨著她孤身一人在美國，拖著兩個孩子，本就活得不容易，怎麽能再添一個。客廳裏的親戚們也連忙附和，但半是同情、半是奚落，說Kate自己過得苦，何必把孩子也帶到美國受苦。
氣憤、委屈、難堪、心酸、悲傷……合成一股洪流，快要把Kate淹沒了。她正氣得全身發抖，驀地感覺衣角被人拉了一下——低頭一看，是侄子正緊揪著她的衣角。
Kate把侄子摟進懷裏，主意已定：“我要帶他走，一起回美國。”
她爸媽先是愣住了，然後不斷地勸她別任性，一時意氣把孩子帶過去，到時候如果養不了，還得送回來。這邊這麽多親友，“一家給一口”，好歹也能把孩子養大。Kate把侄子摟得更緊了——“一家給一口”，當他是什麽，一隻小狗嗎？
更有親戚沒頭沒腦來一句：“你也是單身一個人，今年還不到四十，將來萬一再結婚怎麽辦？拖兩個兒子就夠受的了，拖三個孩子，誰敢娶你？”
Kate眼淚劃過臉龐：“我就任性這一回了，我就任性這一回了。”
回到美國後，Kate給侄子單獨收拾出來一個房間，聯係了學校，責令兩個兒子要照顧好表弟。侄子英語很差，一開始上課完全跟不上，Kate讓兩個兒子輪流給他補課。
平時，家裏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先盡著侄子。後來，侄子跟Kate說：“姑姑，不要什麽都給我。”
Kate有些吃驚，忙問：“是不是哥哥們跟你說什麽了，他們欺負你了？”
侄子搖頭：“我想變成姑姑家的孩子，不想像客人似的。”
Kate滿臉詫異，小侄子的腦瓜子裏怎麽會有這麽成熟的想法？她迅速調整，不再刻意遷就，而這也許才是讓孩子融入家庭的最好辦法。
過了不久，侄子改口了，喊她“媽媽”。
12
轉過頭，理發店的生意還是一團糟。周六日本該顧客盈門，但卻隻有稀稀拉拉幾個人。豔姐抱怨說，早先談好的老師傅們一個個都不來上工，近半個月，店裏全靠她一個人撐著。很多顧客都接待不了，搞得理發店口碑漸漸變差，老顧客們發了一通牢騷之後，再也不來了。
Kate急忙給老師傅們打電話，有人打哈哈說想休息一陣子，有人說Kate太凶不敢來，還有人已另投他處，更有人幹脆不接電話。一圈電話打下來，竟沒有一個人想來。Kate與豔姐麵麵相覷，再看看新鏡子、新椅子，頓覺無力。
時間不等人，門麵租金馬上要交，家裏的更是不能斷，還有三個孩子指著她呢。Kate深吸一口氣，開始打第二輪電話，她放低聲調央求那個說她很凶的人：“你來幾天試試嘛，我凶不凶，你試試就知道了呀。”
那個老師傅終於答應試試，人來了以後，Kate近乎諂媚地對她好，同時安排豔姐趕緊對理發店進行包裝宣傳，給老顧客們打電話。過了幾天，其他老師傅突然開始陸續給Kate打電話，問能不能再回來——他們去別的理發館找工作，座位費被要得特別高，有的理發館老板也不好相處。
（編者注：在美國，很多華人理發師獨立營業，每個月向理發館繳納一定的座位費，以獲得在該理發館做生意的資格，費用每月500到1000美元不等，根據理發館的檔次、裝修而定。）
Kate自然張開雙手歡迎，豔姐的宣傳也起作用了，那些很久不上門的老顧客也回來了。Kate一直堅持低價策略，男頭5美元、女頭8美元，燙染也才不到50美元，即使到現在物價漲了幾輪，她的理發定價仍然比別家便宜。她又特別能琢磨愛琢磨，自己的頭發，孩子們的頭發，都拿來練手，還能根據顧客的臉型幫忙設計發型。這樣一來，理發館生意好到爆。
諸事順遂後，Kate甚至有了一個追求者——男顧客Paul。Paul個子高高的，頭發向後梳著，是個地道韓國人，與Kate交流起來沒什麽障礙。他來理發館很頻繁，每次都點名要Kate剪，有時候頭發明明根本不需要打理，也還是要來。時間久了，Kate再傻，也明白他是什麽意思。
Paul說，自己第一眼看到Kate就心動了，每來一次，心動就更深一分。大家都是成年人，Kate就主動約了Paul去星巴克，大大方方詢問他的情況：30多歲時，Paul就移民美國，現已在美國待了20多年。他在美國一直做建築工，現在有一個自己的小團隊，5年前，他離婚了，和前妻育有一子一女，孩子們已經大學畢業，並各自獨立。
Kate雙手捂住熱氣騰騰的咖啡杯，盯著杯子裏蒸騰出來的白氣，緩緩道出了自己這麽多年的波折。長長的前半生，似乎幾句話就說完了。最後，Kate吐露了最艱澀的部分：“我哥哥去世了，我收養了他的兒子。加上我自己的，我得撫養3個孩子。老大現在已經上十一年級，馬上就要考大學了……”
她的聲音逐漸低了下去。Paul的兒女都已大學畢業，他自然懂得在美國上大學何其昂貴，即便是普通的大學，一年學費也要1萬多美金，再加上生活費、住宿費、書本費等等（美國的書大多很昂貴，一本教材就要100多美金，一個學期修七八門課，各種教材或其他設備加起來也有上千美金），一年得3、4萬，4年就是20來萬。供3個兒子，相當於買3棟房，這還不包括他們的生活費。按照亞洲人的傳統，將來可能還要讚助他們買房結婚，這就相當於走向一個無底洞，誰有閑錢往裏填呢？
“帶著3個孩子，負擔確實挺重的。”對麵的Paul說。
Kate別過眼睛，一股子酸楚直衝眼睛——那個討人厭的親戚說得對，帶著3個孩子，她這輩子別想再嫁人了。
“那我們更得在一起了，我好早點兒幫你分擔。”Paul說。
Kate不敢置信地轉回視線，對麵的男人衝她笑著，笑意真誠。
這次會麵之後，表麵上一切如常，但一切又都不一樣了。麵對Paul的熱烈表白，Kate保持了冷靜克製。她深知，說到和做到是兩回事，人家憑什麽幫自己養孩子呢？自己的魅力有這麽大嗎？她該上班上班、該回家回家，克製住自己。
Paul還是經常來，有時候帶一束花，有時候帶一些小禮物，甚至有一次塞給她一張支票。錢不多，1000多美金。Kate堅持拒絕，Paul卻不管。理發館眾人看著他倆推推搡搡，最後Kate不好意思，隻能暫時把支票揣在兜裏。
漸漸地，他倆的傳聞散得到處都是，孩子們也知道了。大兒子帶著弟弟們鄭重地跟Kate談了一次，孩子們支持她再婚，隻要那個人能對她好。
Kate看著唇邊冒出青茬的大兒子——他已經長得比自己高了，筋骨結實、肩膀寬闊，看起來像個男人了。Kate又看看老二和小兒子，兩個孩子都對她用力地點頭。Kate摸摸孩子們的頭，沒有說話。
Paul開始進入她的家庭，帶孩子們玩，請他們吃飯。每次吃飯，Paul都先點孩子們愛吃的，菜上來，他把好吃的都堆在孩子們那。Kate氣得直叫：“哎哎，我也要吃呀。你把好吃的都放在他們那邊，我怎麽辦？”
大家都笑，Paul好脾氣地請服務員過來加幾樣她愛吃的菜。
13
大兒子順利上了大學，理發館依舊紅紅火火。然而，煩惱也還是有——Kate經營理發店多年，天天泡在各種化學製劑裏，雙手被腐蝕得不像樣子，皮膚問題一直困擾著她。
Paul看了心疼，勸她轉行。兩人先盤下一家超市裏的音像店，出租一些韓國和中國的電影電視劇DVD。一開始生意還不錯，很多在美國多年的華人不懂英文，也不愛看美國影視劇，隻能靠在他們這裏租DVD一解鄉愁。
可誰知，互聯網異軍突起，音像店生意一落千丈。Paul又勸說Kate跟他一起做製衣廠。Paul把製衣廠的前途渲染得非常好，說有朋友一直在做這方麵的生意，有很多服裝品牌的門路，他們隻需要從服裝公司那裏拿已經剪裁好的布料，再用縫紉機拚接起來。他保證一切苦力都請工人來做，工廠走上軌道之後，他們隻需要負責管理，可比開理發館輕鬆多了。
Kate心動了，似乎隻要製衣廠開起來，她就能退休了。為此，她還特地考了個執照。製衣廠開起來以後，一直是Kate在管理。一開始生意確實不錯，訂單多的時候，夫妻倆雇了20多個工人，甚至能接到H&M、Forever 21等品牌的單子。
然而一年多以後，合夥人私吞了錢款。Kate氣得去跟那家夥理論，怒火衝天之時，順手抄起了桌上的剪刀。合夥人立刻報警，要求警察以謀殺未遂逮捕她。好在，警察並沒有聽信合夥人一麵之詞，隻是警告了Kate一下。
經此一役，Kate認命了，她這輩子就是個理發師的命，發不了大財，但也還不錯。於是，她重新開起了理發館。
2005年，當Kate把目光投向房地產市場時，才發現房價漲了一大波，之前吳家買的房子漲了兩倍多。想起當年，Kate苦笑著對我說：“當年我們帶了那麽多錢來美國，要是拿這些錢全買成房子，一套自己住，兩套出租，然後老老實實打工賺錢，而不是瞎折騰做生意，我們早就是百萬富翁了。”
可人生沒有如果。
婚後，在Paul的幫助下，他們買了一棟3個臥室的獨立屋。3年後，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他們的房子貶值了許多，但Kate不難受，便宜也好、昂貴也好，守著一個安穩的家，有體貼的丈夫和可愛的兒子，她再沒有什麽遺憾了。
可Paul的子女不同意父親再婚。他大女兒做律師，是個風風火火的女強人，不太看得上Kate。平時姐弟倆來看望父親，也是把Paul約到外麵餐廳，從來不進家門。Kate每每想起，難免神傷，但Paul一直安慰她：“隻要我對你好，對你的孩子好，這就行了。其他的人，你不用管他們。”
Kate聽了，也就釋然了。她與Paul的婚姻，陰差陽錯，雖然她從小就憎恨那些歧視和孤立她的韓國人，誰知到頭來，還是嫁給了韓國人。這個國家，終究也變成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過了幾年，噩耗再次傳來——留在韓國的侄女在一場事故中去世了。Kate痛哭一場，更加寶貝家裏的老三，他是哥哥唯一的孩子了。
供完老大後，家裏已經捉襟見肘，老二主動提出不上大學了，直接出去工作。Kate從小在韓國長大，中文都說得別別扭扭的，不想讓兒子也這樣，正好Paul有一個朋友在北京開公司，Kate靈機一動，想把兒子送到北京去，既學習又工作。
於是二兒子高中畢業就隨著朋友去了北京，發來的照片裏，他站在天安門廣場上哈哈大笑，Kate不知怎地就流下了眼淚，想著，自己沒回去過的故鄉，讓兒子回去一趟，也挺好。
再後來，老三也長大了，是3個兒子裏最體貼、最孝順的，Paul也最喜歡他。老三看家裏不富裕，說什麽也不去上大學，Kate拚盡全力勸說，可是老三強得像頭驢似的。最後，Paul讓老三去他的建築隊幹活，見孩子實誠又能幹，Paul幹脆讓他接了班，自己索性退休了。老三接手以後，幹得不錯，每個月都拿錢給Kate補貼家用。Kate勸他不要這樣，應該攢起來，留著將來結婚買房子。可是老三就是不聽，倔驢一樣，Kate隻能幫他把錢攢起來。
尾聲
疫情來了，理發館不得不關門。關門之後，Kate在家裏開起了車庫理發館。
疫情稍緩後，她暫時歇業，和Paul一起回了一趟山東煙台，這是她策劃已久的旅行。爸爸沒能回去的故鄉，她一定要回去一趟。60多年過去了，父親的聲音仍一直在她耳邊回響：“要記得，你是山東人。”
夢裏的故鄉，她終於來了。她和Paul一起去了蓬萊閣，站在山頂上看著浩瀚大海，渤海與黃海交界處，青色與黃色涇渭分明。Kate不禁感慨萬千。
走到山腳處，他倆在一個小販那裏買雪糕。小販看她打扮時髦、身量苗條，一襲豆青色的連衣裙襯得她清雅脫俗，又聽見她和Paul嘰裏呱啦地說韓語，不禁問道：“你們是韓國人嗎？”
Kate轉過頭用地道的煙台話回答：“不是，俺就是煙台的。”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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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山東萊蕪西部的一個村子裏，雙龍河蜿蜒著從村子中間流過，滋養著這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我父母開的農資店就在雙龍河旁邊，靠著村裏的“龍門”，開了二十多年。
年前，我從學校回家，發現店門口突然多出一圈鐵絲柵欄，正詫異著，我媽拉了拉我的袖子，壓低聲音說：“過完年咱就不幹了，這事啊，跟誰也沒說。”
我看著這意圖過於明顯的柵欄，從牙縫裏擠出來一聲“哦”。
我一時很難接受關店的事實——這間小店承載了我不少回憶。我對人與人、人與土地的理解，對物候與農時的感受，也都與它息息相關。當然，我也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際遇，年輕一代在出逃，整個村莊在無聲地老去，人與土地的關係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我家的農資店終究躲不過被時代淘汰的命運，它不再屬於當下，隻能留在農業發展的“黃金期”，活在老一輩人的夢裏。
1
我出生於1998年，彼時父母都在鎮上的供銷社工作，我媽在供銷社大樓，我爸在生產站，他們雖然收入不高，但好歹都是工人身份，旱澇保收。
誰承想，還沒轉過年去，下崗潮就席卷了小鎮，我媽沒躲過，拿著一紙證書被迫下崗。鎮上別的廠子的情況也類似，沒什麽新的工作機會。同一批下崗的人大多選擇了幹買賣，不少人在鎮上包上一間門頭房，做點百貨、早餐、服裝生意。
我媽不會幹農活，回家種地不太現實，似乎也隻剩下做生意這一個選項。但做什麽生意，她犯了難。
就在這時，國家政策變了，農資經營權下放，個體戶也能賣農藥化肥了——此前，工商局不允許個體販賣這類農資產品，我爸所在生產站壟斷了整個鎮下屬40多個村的農資銷售。既然我爸在生產站已經積攢了一定底子，老家村裏又沒有農資店，我媽和他一拍即合——回村裏，開農資店。
從清朝起，薑就成了萊蕪的特產，建國後，更是成了本地的農業名片，鼎盛時期，幾乎家家戶戶都種。我爺爺說，他年輕時還帶著老家的生薑，坐上轟隆隆的大車去北京做過生意。
比起單純的種糧食，薑作為經濟作物的收益也要高出不少，因此但凡家裏有青壯年的都願意種薑。當我爸媽準備開農資店時，我們村有近千畝的薑地，化肥需求量極大——每逢農曆五月和七月“上小肥”時，每畝薑地需要撒100斤肥料；在農曆六月“上大肥”時，每畝薑地則需要撒300斤肥料。除了種薑，我們村還有不少蒜地、玉米地，對化肥也有需求。總的來看，農資銷售是個前景可觀的“事業”，這給足了我爸媽信心。
可真到想法落地時，我爸媽發現他們手頭沒啥餘錢——雖說他們已經上了幾年班，但工資低，基本月光，加上我身子弱，費了不少錢看病補營養。最終，我媽隻能找先前做鋼鐵工人的姥爺借了1萬塊作為啟動資金。
我家的老房子離生產田太遠，位置過於隱蔽，實在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我爸媽在村子裏繞了幾圈後，才找到了一個開店的“黃金位置”——這塊地緊挨著村口龍門和石橋，在鄉親們出村的必經之路上。
建新房期間，他倆在附近先租房試營業了兩個月。事實證明，家門口有了賣化肥的，村裏人便很少再去兩三公裏外的鎮上買了——路上得花費1個多小時不說，推著車來回，人還累得夠嗆。村裏有了農資店，農忙時節也不用像以前那樣一下囤幾袋肥，村民們什麽時候要去上坡撒肥，什麽時候就來我家店裏拿一袋。
“這生意能成！”我爸媽高興地互相打氣。
等四間屋子蓋起來後，我家的農資店就在千禧年初正式營業了。開業前，我爸還找人在門前打了一口11米深的水井，準備順便開展洗薑業務。
種薑是一門技術活，也是體力活，每年秋天把生薑從地裏挖出來後，就地削掉長長的薑苗子，再把薑整齊地碼進薑筐子裏運出來，“下薑井子”——這至少需要三個人配合，支起工具以後，一個人在上麵搖工具，另一個人往繩索上掛薑筐，第三人則需要掛上安全繩，踩著井壁的凹陷處，下到井窖裏接送薑筐、放生薑——這活兒，恐高的和體力差的都做不了。
生薑最早播種時節為4月下旬至穀雨，最遲為5月上旬至立夏；最早收獲期為10月上旬至寒露，最遲為10月下旬至霜降。播種前的農曆二月，春寒還未褪去，村裏人就開始風風火火地“炕薑種（催芽）”。在此之前，就得先洗去在薑井子裏躺了幾個月的種薑身上的塵土和泥巴。
把薑上的泥巴洗淨並非易事，尋常人家裏都是小水泵，水壓小，勁頭不足，衝洗費勁，用水量還多，因此很多農人幹脆花錢請別人做。他們會推著車子把一筐筐薑種運到我家，我媽就套上連體皮褲，喊我爸摁開發動機開關，抱起粗口水管開始衝薑。水的衝勁十足，得用上全身的力氣才能握緊水管，趕上忙的時候，我媽要泡在冷水裏忙活半天。
生意做起來沒多久，這年夏天，一道新的選擇題又擺在了他倆麵前。
隨著個體農資店在好幾個村莊落地，去鎮上生產站買化肥的人越來越少，生產站入不敷出，逐漸成了擺設，供銷社的領導直言，“想走的走，想留的留，反正是發不出來工資了”。十幾個職工，隻剩下了5個，我爸糾結了很久，還是決定留了下來。他們一起承包下了生產站，自負盈虧，每年統共交給供銷社辦公室一萬四五，剩下的錢幾個人平分——到了年終一算，每人能有六七千，比之前還好點。
而我家的農資店在那年年末結算時，刨去各項開銷，收入竟超過1萬元，這讓我媽特別高興。我媽下崗之前，每個月隻能拿到300多元的工資，加上我爸爸的收入，一年也掙不到8000元。
有了這對比，兩人的幹勁兒更足了。
2
我家的洗薑業務沒開展幾年，對門大爺家就買了一台洗薑機，之後村裏離我家稍遠一些的地方，也陸陸續續建起幾台新的洗薑機。除了洗薑，這些人家也兼做收薑，自成一條業務線。四五台設備加起來幾乎可以包攬整個村子的洗薑需求，我們家陳舊的手工作業就被機器化設備淘汰掉了。
自此以後，我爸媽便全心全意地投身在農資銷售上。
起初，我家賣的化肥種類比較少，豔陽天複合肥、撒可富複合肥、美國二銨、俄羅斯複合肥、齊魯尿素等，以進口肥料為主。在周邊其他村子還沒有農資店時，我家便靠品牌肥料打出了名氣和口碑。老一輩人結親，媒人都是先挑附近村子的人介紹，鄰近村子的人好多都有親緣關係，本村村民認可了，口碑順著地緣和親緣不斷傳播，生意最好的時候，周圍三四個村子的人都會來我家買化肥，爸媽每年能賣出近百噸。
又過了兩三年，農資生意基本下放到了個體戶裏，我爸的生產站徹底沒什麽生意了，幹脆變成倉庫出租。與此同時，我家農資店也開始進入了激烈的市場競爭中。
想著農民不願走遠路，有不少商家開始下鄉來賣肥料，開著車在村裏轉幾圈，大喇叭裏不時發出“賣化肥了，賣化肥了”的吆喝。每次聽見動靜，我總按捺不住要出去瞧一瞧，回來跟我爸媽通風報信，他倆卻是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估計沒啥好東西，要是大牌子，還用得著來下鄉？”
農資這一行，老百姓叫得出名字的大品牌幾乎都有自己的經銷網絡，廠家最怕經銷商到處亂竄、互相壓價，亂了市場。來下鄉的人，多是賣些小牌子，沒那麽多講究和規矩。爸媽怕大家吃虧，常趁家門口人多的時候跟大家講肥料的好壞和不同，但村裏人不會因為他們的一兩句話就變了想法——一來，貪便宜是人的天性，二來，務農是一個靠天吃飯的事情，收成差了，賣的貨錢還不如施的肥料錢多，大家就隻顧著降低生產成本了。
與此同時，造假的人也瞅準了農民們“貪便宜”的心態，搞來一批假貨，拉到鄉下來賣，或者在鎮上趕集時出售。
有次，我媽去村裏孝大爺家串門，屋裏放著一袋美國二胺（氮磷肥），我媽走過去，打眼一看，發現是假貨，便直截了當地問：“哥，你這化肥是從哪買的，多少錢，怎麽還是假貨？”孝大爺有點懵，不太相信，但仍然回了句：“101塊1袋。”
我媽回家之後，孝大爺緊接著裝上一把化肥粒子追了過來，說要看看我家的“二胺”長啥樣。我媽拆開袋子，捧出一把給他瞧，兩相對比，他一看就傻眼了：“這也太不一樣了。”—— 真的美國二胺，顆粒硬硬的、形狀不規則、化得慢，化出來油油的；他買的冒牌貨，圓圓的，黑黑的，一捏就碎，一見水就發黑。
真假二胺的售價相差無幾，真貨賣102元，假貨賣101元。但真貨進價要100，而假貨實際成本隻有30到40塊。識貨的人並不多，造假的和賣假的賺大發了，吃虧上當的隻有農民。為此，我爸媽也不得不改變經營思路——進口肥的確好，但也確實太貴了。在精心對比各種經銷商的宣傳冊後，他們開始售賣更多口碑不錯、性價比高的國產肥，比如芭田複合肥，史丹利複合肥，天脊複合肥，住商肥料等等。
那時，同學們每次問起我家是做啥的，我回完“賣化肥的”之後，總喜歡接上一句：
“就是電視上演的那個史丹利”。
“我知道，‘黑土地，黃土地，種地就用史丹利’。”
3
與外來商家下鄉相比，同村商戶間的競爭更讓人頭疼。見我家生意不錯，附近幾個村基本都有了個體農資店，我們村前前後後也又開了5家。其中有3家開了1年多便關門大吉，剩下2家——王叔家與張大爺家——與我們家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麵。
村裏人抬頭不見低頭見，誰種薑誰不種薑，哪家種得多，哪家種得少，大家都一清二楚。借此，個性張揚的王叔便想出“送貨上門”的招數。他騎上電動三輪車、拉上肥料，直接送到農戶家裏，待人家還沒反應過來，他就把肥料往地上一撂，說：“現在不要錢，你們先用著，錢以後再支。”麵對王叔這種“強賣”，態度強硬的人家會直接拒絕，麵子薄的就隻好留下。
張大爺家則更是有“先天優勢”。早前，張大爺包下了生產田裏的一口水井，水井周圍的人要想澆地，就得跟他借鑰匙。張大爺本就是個不苟言笑的人，開了店後，更是“鐵麵”到底——哪家不買他家的肥，他就給哪家使絆子，不讓人家痛痛快快地澆水。有時，人家的地才澆了一半，他就給停掉，理由是“要去接孫子放學”。這種做法不講“武德”，成效卻不錯，村民們看不慣歸看不慣，末了還得忍氣吞聲地去他家買點東西——人低低頭沒事兒，莊稼要是不吃水就死了。
張大爺這招是學不來，爸媽的幾個朋友就勸他們學學王叔：“人家都把化肥送到家了，你倆還不趕緊送。”
我媽想都沒想，就拒絕了這建議：“你直接送，人家也不一定要，沒那個必要。”
他倆有自己的執拗，相信自己“選品”的眼光，也相信優勝劣汰的道理永遠不會過時。但他倆也沒完全擺爛，琢磨出了一套鞏固客源的法子——請人從城裏打印來小卡片，村裏人買幾袋肥料便送他幾張卡片，一張等於3塊錢，等到年末還賬時，這些攢著的卡片可以折算成現金，也能換些小物件——20張換電動噴霧器，10張換氣管子，3張換洗臉盆。
人們很喜歡這些小物件，連經銷商送的掛曆、福字也是十分緊俏的禮物。每逢過年，店裏此起彼伏都是這些話：
“有掛曆了嗎？給我一本。”
“來個福字也行啊。”
“你看看你小氣的。”
……
也因此，每次出去拜年，我都會悄悄觀察別人家裏的掛曆，碰上熟悉的牌子，我就知道，“哦，這是‘自己人’”。
雖然競爭激烈，但做買賣這些年，我們家從未落過下風。
生意好，從人氣上就能看出來。農忙的時候，無需定鬧鍾，早上五六點，天還蒙蒙亮，就有人來叫門：“開門啊，來買肥。”爸媽便著急忙慌地起床，開始一整天連軸轉的工作——搬肥、送肥、拿藥、記賬……
平日裏，我家也是村裏最熱鬧的地方，門前打牌的人絡繹不絕，隻有過年和農忙那幾天才清靜些。上小學的冬天，我常就著昏黃的燈光趴在爸媽算賬的桌子上寫作業，和我一牆之隔的屋子裏，村裏的大爺、叔叔、老爺們吆喝著打牌。有時我都關燈準備睡覺了，牆外的聲音還是不斷，不時還會傳來我媽的怒斥：“別抽煙！”
奶奶曾跟我吐槽：“你媽一個女人，還在那和一群大老爺們打牌，不像話。”
我媽聽說之後，隻是歎口氣：“做生意，沒辦法。”
打牌的人總是在馬紮上動來動去，時而身體前傾，吆喝著出牌，時而往後撤撤身子、藏藏牌。冬去春來，他們不知道坐壞了多少馬紮。臨過年，我爸會把壞了的馬紮裝到三輪車上，送去爺爺家修理，爺爺幾乎每次都要嘟囔兩句：“這些人，也不會好好坐。”我爸先是附和兩聲，又細細地跟爺爺解釋：“要是人家都不願意來了，還做啥生意啊。”
農人們與土地締結了最原始的契約，他們躬耕在自己的土地上，像嗬護孩子一樣嗬護著種下的種子，等它發芽、結果，拿力氣換安穩。而我爸媽也與土地上的人們，以互信換發展。
4
2008年北京奧運會，萊蕪生薑被指定為調味品原料，在國際友人麵前狠刷了一波存在感。本以為借著奧運會的東風，生薑出口能再掀起小高潮，可大家的夢還沒做多久，冷水旋即潑了下來——因為生薑的農藥殘留量太高，根本過不了關。
究其原因，還是儲存環節用了太多藥。
薑的價格隨著季節波動，幅度很大，價格高的時候每斤能達到七八塊，低了隻有幾毛錢。為了延長薑的儲存時間、等到價格高了再賣，村裏人常常把薑擱到六七米深的薑井子裏。下薑井也並非萬無一失，還得用半濕的沙摻上六六粉，撒到薑上，防止薑生蛆蟲。這六六粉聞起來嗆人不說，還容易殘留在薑上，隨著薑被處理、食用而進入人體內。
而農產品綠色貿易壁壘的出現，讓六六粉上了“黑名單”，成了禁售藥品。2009年，我爸媽把六六粉換成了無毒無害的薑窖寶。新品上市，自是無人敢用，甚至在我爸媽說明了六六粉“國家禁售”之後，還有人偷偷來問：“能不能搞點六六粉？”
新品備受冷落之際，吳叔站出來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是我們村的種薑大戶，最多時種了四五畝地。因為他開了換藥的頭，薑窖寶的銷路才慢慢打開。
同一時期，“爛脖子病（根腐病）”在周圍好幾個村子裏傳開了，它不似“薑瘟”那般溫和，地裏有一株薑不對勁了，超不過兩三天的工夫，整片地裏的薑就能被傳染個遍。“爛脖子病”一來，不少薑地都絕產了，村民丟了一年的收成不說，地裏也有了病菌——明年會好嗎？沒人有信心。
沒過多久，鎮上的農藥商就搞來了“靈丹妙藥”——地不好，那就用藥把它熏好。霜降前後收完薑，把薑苗子運出去，就開始熏地。所謂熏地，是用農藥改良土壤，驅除地裏的病菌，減少生薑的病蟲害。時興的農藥有兩種，一種叫“棉隆”，一種叫“氯化苦”。經銷商來我家推銷了好多次，幾經對比，考慮到氯化苦危險性較高，爸媽選擇押寶棉隆。
那幾年，薑的行情好、價錢高，村民賺了不少錢，可棉隆仍然遭遇了與薑窖寶一樣的冷落——投入成本太高了，一畝地按60斤棉隆的量來“熏”，得花2500塊錢，要是“求穩”，需要加大藥量，成本就升到了2700。這藥之前沒人用過，效果咋樣，誰也摸不準，宣傳來宣傳去，問的人不少，但通常問了就再沒有下文。
眾人還在觀望的時候，吳叔又一次站了出來。他說：“不試，地隻能那樣，試了，就還有翻盤的可能。”
吳叔成了我們村第一戶也是為數不多幾戶熏地的人，他的地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試驗田”。我爸親力親為地跟著吳叔忙前忙後，既是不想辜負吳叔這份信任，也把“推廣產品”的希望押在了吳叔的地裏。
等2010年的薑種種進地裏後，我爸媽格外關注吳叔家生薑的生長情況，晚上出門散步，會特意繞到吳叔的地裏，平日裏去吳叔家串門，除了聊些家長裏短的事之外，也總繞不過他家的薑。好在那一年，吳叔的地格外爭氣，不僅沒生啥病蟲害，薑的長勢還格外好，幾乎成了我家產品的“活招牌”。
有了吳叔的地打廣告，這一年，熏地技術在我們村大麵積推廣起來，大家滿心期待這些農藥有奇效，能一舉攻克“爛脖子病”，帶來更高的產量和收益。
從村民那裏得到響應之後，爸媽進了大批量的貨——熏地的程序比較複雜，撒完棉隆之後，還需要在上麵蓋一層厚厚的地膜，這種膜和蒜地用的薄膜不一樣，得專門去鎮上截。村裏人買完藥，跟我爸說好膜的尺寸，我爸就騎上摩托車，去鎮上幫忙截地膜，連灑藥也是親力親為。後來他解釋道，熏地剛開始推廣，好多人不會熏，他去幫忙，出錯誤的概率就小，“別讓人家白花了錢”。
當時，我爸並沒有太多安全意識，直接穿網鞋就去地裏了，一個“熏地季”過去，藥賣了不少，他的腳也硬生生從汗腳變成了幹腳。我爸對這件事很遲鈍，還是我媽先發現了變化——冬天泡腳的時候，我爸的腳幹裂得厲害，脫掉鞋子也沒有以前臭氣熏天的威懾力了。
為了總結成績，激勵大家來年繼續好好幹，鎮上的棉隆經銷商組織了一場“慶功會”，會上公布了今年的銷量排名，我家以5噸半的成績名列三甲，銷售冠軍更是突破了10噸。我爸捧著個獎牌回家，我對此卻沒啥概念。我爸給我解釋道：“按一畝地60斤棉隆的用量算，咱們相當於熏了近200畝薑地。”
那年，我的生日過得相當“隆重”——我爸早早出門，進城提車，回來後神氣地丟給我一串車鑰匙，說這是送我的生日禮物。我家沒蓋車庫，車隻能停在路邊，新車一亮相，就在村裏掀起了波瀾。鄰裏湊在一塊紮堆聊天，都議論我家今年熏地賺了不少錢，鄰居奶奶性子直，直接衝我媽喊：“你就是喝老百姓的血，喝出來了一輛車！”麵對大家的嬉笑諷刺，我媽很無奈，隻能用同樣的大嗓門喊回去：“我們正當做生意，怎麽就是喝血了？光熏地也賺不出一輛車錢啊！”
熏地火了兩三年就沉寂下去了，隨著薑價持續走低，農人們入不敷出，鮮少有人願意花大價錢在地裏了。種地靠天吃飯，年成好的時候，一畝地最多能產近萬斤薑，少了也有五六千斤，而氣候不好，年成差了，好地也產不到五六千斤。這讓種地像極了賭博，和市場賭，和天賭。
那幾年我也常聽爸媽講，生意沒以前好做了，銷售量再難恢複到2010年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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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考上高中，開始了住宿生活。每逢周末回家。我們一家三口都會在晚間出門散步，繞著村裏的小路走，會經過大片的農田，幹了這麽多年買賣，誰家地在哪兒，誰家薑種得好，我媽如數家珍。
雖然我媽嘴上說得熱鬧，但農田種植麵積肉眼可見少了許多——一些農田改頭換麵，被連片地承包出去，變成了鬆園、櫻花園。不少薑地也改種了蒜、玉米、花生等好養活的作物。我爺爺家原來有塊薑地在十字路口旁邊，緊挨著省道。爺爺年紀大了，種不了薑後，開始改種蒔蘿籽。2016年，有開鬆園的人尋上門來，想以每年1900元/畝的價格包下爺爺的地。同一時期，村子內部的土地流轉，一畝地隻能拿到差不多500塊的租金。爺爺考慮到他和奶奶年歲漸長，我爸媽又不會種地，便打算抓住鬆園這個機會，把地租出去。
“不用下力氣，還有錢拿。”——麵對這等好事，不少村民做出了和爺爺同樣的選擇。這些鬆園的位置都很好，散落在進出村子的幾條大路旁。當然，鬆園的出現和擴張並不是我們村特有的現象，鄰村的鬆園麵積甚至比我們村的還大。我媽說，這些人原先在山上種樹，那時候，鬆樹的需求旺盛，行情也好，可上山的人少，樹不太好賣，他們就下山，來了平原。
“這些鬆園可占了咱們村不少的地。”她感歎。
但我卻在想：即使耕地麵積真的回到原來的水平，還能找到那麽多種地的人嗎？按我爸媽的說法，60歲以上的老人基本沒力氣種薑了，40歲以下的年輕人幾乎沒人種地，他們更願意出去打個“五六千一個月”的工，也不想回家。看起來，能堅守在土地上的，倒是那些50歲上下的中年人。
然而，擺在這些中年人麵前的路卻很難走。
從我上高中起，就陸續聽到有同學父親出國打工的消息，大多是去日本和東南亞，那邊工資高，比在國內打工強，壞處就是離家太遠。但和現實的經濟壓力相比，“思鄉之情”算不上什麽。我們村裏也多了幾個包工頭，搞裝修的，起初是農閑時招攬村人外出務工，後來眼見外麵賺得多，不少人幹脆舍棄土地全職出去打工。
畢竟，在我們村子裏，大部分中年人都扛著至少兩個家庭的擔子。他們把自己安排得緊緊的，尤其是家裏有男孩要結婚的，更是勒緊褲腰帶掙錢——我這一輩，村裏好多男孩初中輟學去讀了中專、職校，無論讀書多少，學曆如何，二十幾歲的青年都不願意再回到鄉村。不過，對他們來說，城裏好的工作機會並不多，靠自己幾乎解決不了人生大事，不管是否情願，他們隻能從自己父輩身上“吸血”。
於是，中年人無奈接過了下一輩組建家庭的擔子——結婚、養孩子，哪件事不得花錢？孩子的人生大事沒解決前，坐在村子裏打牌的中年人就少了。年輕一代的婚姻成了很多家庭生活的分水嶺，當房、車成了婚姻的必需品，娶媳婦就成了一件舉全家之力的事情。
城市繼續往外擴張，吞並著邊緣的村莊，一幢幢平房消失，新樓盤拔地而起，各村的人湧入一個個尚未開發完全的樓盤，哪怕得跟親戚好友挨個借一圈，也要先給自己孩子買下一套回遷房，不為別的，隻為給孩子增加在婚姻市場上的籌碼。
存款歸零，背上外債，中年人便不再指望從土裏謀生。拋棄土地，走出鄉村，成為萬千農民工中的一個，成了他們不得已的選擇。
近幾年，村子裏的薑種麵積萎縮到不足300畝，連20年前的1/3都不到，我家農資店的銷售額自然可想而知。另外兩家的生意就更慘淡了，可大家還在苦苦撐著。聽熟人傳話，張大爺說，“店開了這麽久，有個念想，又是自家房，也沒房租，開著就開著吧”。我爸媽的想法也差不多。
縱然知道村裏的狀況如此，可聽聞種薑大戶吳叔出國的消息，我還是很震驚。
2022年，村裏人都不太好過。先是碰上幹旱，“爛脖子病”卷土重來，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上小肥之前，村裏不少地就絕產了。大家還沒緩過勁來，又遇上連綿不絕的雨，地被泡透了，泥濘得進不去人。等雨停了、地幹了，上小肥的時候也過去了。缺了一遍肥，薑的長勢就差了許多，薑苗子泛著黃，不複往年青綠。吳叔家更遭遇意外，雨水泡壞了他家的一口薑井子，一萬斤薑悉數埋進了地裏。
我隻覺唏噓，忍不住問我媽：“啊，那他說啥了，不難受嗎？”
我媽回我：“能說啥，都這樣了，能咋辦，還能上大街上哭去嗎？”
年近半百的吳叔身上背負了太多壓力。他兒子跟我同歲，初中畢業後去讀了職校，現在已經工作了，馬上麵臨“娶媳婦”這個關卡，為了保證兒子順利娶上媳婦，吳叔咬咬牙在城裏給兒子買了套房，幾乎搭進去他半輩子的積蓄。錢沒了，生活得繼續，之前農閑的時候，吳叔會跟著村裏的打工團隊出去做些體力活換錢，可房子麵前，這些錢顯然不太夠。思來想去，吳叔決定出國。
過年那幾天，吳叔給我爸打來微信視頻，我們在這邊裹著厚棉襖，視頻裏的吳叔穿著短袖，在印尼的陽光裏笑得很靦腆。我爸停下手頭摸麻將的動作，一臉懵——他知道吳叔有出國的打算，卻沒想到人已經漂洋過海到另一個國度了。
吳叔介紹了他在印尼的狀況：那邊剛建了幾個廠子，周圍很多中國人，現在的工作也不算辛苦，他跟工廠簽了兩年的合同，“先幹著試試，要是還習慣，就多幹兩年”。我爸勸吳叔一個人在外要保重身體，兩人又聊了幾句家常，就掛斷了電話。
我爸歎了口氣：“這年頭，誰都不容易，這麽大年紀了出國打工，得多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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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爸媽常感歎：“地少了，人也少了。打工的打工，進城看孩子的看孩子，村裏剩下最多的就是老人和小孩。”
最明顯的是，村裏的“嘮嗑打牌團”幾乎全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其他不打牌的老人，中午12點一過，趁日頭正盛，他們就三三兩兩地出來，提著馬紮到村口紮堆兒，夏天躲在樹林裏涼快，冬天靠在發電室的門上曬太陽。忙活了大半輩子，這些老人終於能閑下來，看著中年人繼續折騰，跟生活對抗。也恰恰是這些和土地有過命交情的老一輩，格外掛念土地的歸屬和作物的死活。
2022年春天，乍暖還寒，種子從土裏冒出頭，整個村子是嫩綠色的。沉睡的土地開始複蘇，可我的爺爺卻走到了人生的盡頭——這個愛抽煙的小老頭，查出了肺癌晚期。爺爺膽子小，家人瞞下一切，隻告訴他是肺炎。我爸在醫院給他辦了張床位，卻沒舍得讓他住院——病房裏的氣氛太壓抑，家裏人擔心此起彼伏的喘氣聲、呼吸聲會把他壓垮。
除了病情嚴重必須住院的那幾天外，爺爺每天都會一個人走去我家，坐上我爸的車去城裏治療。那時的他已經虛弱到種不了任何東西，但還是會順路去瞧一瞧田地，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麽。
爺爺的病被我們瞞得很好，直到他去世時，村裏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生病的消息，聽聞隻覺詫異。葬禮上，我聽往來的鄉親哽咽著說：“每天早上，都能看見二哥在地那邊走，這才幾天，怎麽能這麽快。”“跟他說話，問他是去地裏蠻？他點點頭，還答話，看起來多好。”
在一眾哭聲中，我閉上眼睛開始想象：爺爺看著地裏青青的雜草，開始感歎自己的老去，他或許已經知道了命運，但隻要不開口問，所有的擔心就仍是猜測。而在猜測命運的歸宿之餘，他會不會懷念起自己拉著生薑北上做生意的日子呢？
可所有的疑問再也尋不到答案。這個在土地上混了一輩子的小老頭永遠沉睡在了他心心念念的土地裏，在他爸媽身旁，長久地和土地為伴。
或許是爺爺的故去讓我爸媽的心境悄然變化，去年下半年，他們決定關掉農資店，在家門口築起一道鐵絲柵欄，我家終於不再跟馬路“坦誠相見”。起初我十分不解，也曾嚐試跟其他人一起說服他們再幹幾年，畢竟他倆年紀也不大。
但我媽麵色堅毅，語氣堅決：“現在生意不好幹，薑地越來越少，薑一畝地用七八袋化肥，蒜連薑三分之一都用不上，玉米更少，一畝地一袋就夠了。去年（2022年）一年，才賣了二十幾噸肥。咱這片兒的薑有名，為了保障基本農田麵積，國家也開始補貼農民，去年咱村裏發了有機肥，按人頭發，一人一袋，聽說隔壁鎮上還發了地膜，助農措施倒也不錯——隻是我們小店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了，我們就想，要不別幹了，周一到周五炒股，周末休息，也挺不錯。”
我爸也立馬接上：“其實，也是年紀大了，身上毛病都出來了，我這胳膊疼的毛病好幾年了，打了兩針封閉都不管用。你媽的腿也疼得厲害。”
我知道，那是20年前洗薑生意給我媽留下了永久的印記——因為泡在冷水裏的時間太長，她的右腿有嚴重的靜脈曲張。
當然，還有個原因他倆提到的次數最少，但我也知道——我是女孩，買房結婚的壓力稍小一點，“要是你是個男孩，現在我們還不得繼續拚命地幹？”
勸說無果後，我開始跟爸媽嘮叨，給他倆退休生活提建議：“你們也可以進城再找點事幹啊，待在村裏多無聊，多出去逛逛。”
“你怎麽知道我們不出去呢，我還想讓你爸開車帶我去泰安買煎餅呢！我從抖音上看著那個手工煎餅可好了。”
“光買煎餅多沒意思，出去自駕遊玩一玩。”我繼續勸說。
“別說了，頭疼！”我媽忽然爆發性地吼出一句。
眼見著硝煙即將燃起，我爸忙站出來充當和事佬，一邊安撫我媽的情緒，一邊勸我別再多嘴：“你媽現在太累了，啥也不想幹，等她在家待煩了，自然而然就找事幹了，你就別操那閑心了……”
我這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與我們這一代人拚命逃離土地、試圖在大城市紮根的迫切心願不同，很多老一輩人是被迫離開土地的，無論是進城打工，還是去看孫子。也許，他們在那裏過得並不快活，銅牆鐵壁隔絕了鄰裏情誼，高樓大廈讓他們失去了踩在土地上的踏實感。他們的心，依然和老家的土地、房子緊密相連。
我放棄了勸他們去過我理想中的退休生活，那是我的理想，不是他們的。
返校後不久，爸媽開始大張旗鼓地裝修，按照他們最初的設計，把過去放肥料的屋子改成客廳。他們會在家庭微信群裏每日更新裝修進度，好讓我也有些參與感。我開始對爸媽的退休生活充滿期待，哪怕村莊老去，他們依然有老友相伴，哪怕我家的農資店關在了冬天，屬於他們的下一個春天也會姍姍而來。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