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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過後，上海穩定地溫暖了幾天。前幾天路過的枯槁的枝椏已舉起一枝枝新綠，到處都是白色的花朵，深淺錯落，形態各異，像是一簇簇白色的火焰，被春風吹散在各個枝頭。花香和新生的草木之氣混雜在一起，與汽車尾氣拉鋸著撲進來往行人的鼻腔，即使是被圈禁在格子間裏的打工人也能聞見。大家在工作的間隙抬頭看見一片清新之景，然後相約著在下班後隨處走一走。
晚風也是溫暖的，行走在零散的花朵之下，不時有粉白的花瓣落在肩頭，空氣裏充滿了浪漫的氣息。我和朋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朋友忽然沒頭沒尾地說了一句：“去年這個時候，就在櫻花開的前幾天，我們正在被關在家裏呢吧？”
是的，2022年3月的上海，也是這樣春光明媚的。在那之前，疫情已經走到第三個年頭，但病毒離我們卻好像還很遙遠，口罩還沒有長成身體新的器官，消毒劑和酒精也安穩地停留在貨架上。1月愚園路的奶茶店被劃定為中風險地區時，年輕人呼朋引伴，約著等它解封了一定要去打個卡。
等春風吹起來的時候，病毒似乎就無聲地包裹住了城市。朋友自嘲地說，“我應該算是最早被關起來的那批人了，‘鴛鴦鍋’之前，我就已經居家一個禮拜了”——對於去年在上海度過春天的人來說，“鴛鴦鍋”這個詞有著美食之外的意味，它指代了一個防疫政策：以黃浦江為界，先靜態管理浦東，5天以後，再輪到另一半的上海靜默。當時對未來幾個月的遭遇渾然沒有預感的人還在調侃，“如果想躲開封控，可以漂在黃浦江上”。
之後的那幾個月，出現了許多全新的詞匯，不過論堅挺程度，哪個詞都比不了“核酸”。許多前一天的新詞很快就被層出的更新的詞替代了，隻有“核酸”憑借自身無可取代的專業能力，穩穩霸占在了老百姓生活裏麵，鄰居彼此問候“做核酸了嗎？”，一度比“吃飯了嗎”說得還要自然順暢。
當然，“核酸”並不算是一個新生的詞匯，它是DNA（脫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的總稱，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質，是停留在書本、實驗室或者一些特殊職業和崗位上的專業術語。那個春天之前，也許大多數上海居民都不知道“核酸”具體為何物。盡管彼時離研發出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拭子已經兩年有餘，但“核酸”離人們的生活很遙遠，隻要不出國、不離滬，就沒有“做核酸”的需求。人們談論起“核酸”，好像隻有一個印象——做一次要一二百塊錢，好貴。
“做核酸”把“檢測新冠病毒的遺傳物質”的術語言簡意賅地凝縮了出來。時至今日，許多人對“做核酸”的理解仍然是具體而繁瑣的：排隊、張嘴，等著一根細長的棉簽伸進鼻孔或者咽喉，目的是得到不斷更新的電子證明——陰性最好，陽性也沒有辦法。
而對我們醫護群體來說，視角就又掉了個個兒，“做核酸”，是看著別人排隊、張嘴，用一根細長的棉簽伸進對麵人的鼻孔或者咽喉……在2022年3月之前，這隻是檢驗科醫生的工作，但它就像3月的春風一樣肆意吹拂，蔓延到整個預防保健科，蔓延到所有的醫生、護士。
電話響起，領導開門見山地問我：“做過核酸嗎？”
“啊？做了吧……”我趕緊一邊翻找著手機上的核酸記錄，一邊心虛地應答——由於職業的特殊性，這兩年來，作為醫生，我們做核酸的頻率保持在每周至少1次。隨著疫情管控程度逐漸升級，我們的核酸頻率也在頻繁增加，有時看診太忙，來不及查看工作群通知的話，很難記得現在是要求“1周3次”還是“2天1次”——如果漏做了，會被領導電話提醒。
查找到記錄後，我底氣立時足了許多：“對，昨天早上剛做的！”
“不是問這個，我是問你有沒有給人做過核酸？”
“沒有啊……”
“之前做核酸的培訓你沒去參加過嗎？”
“沒有啊……”
“那‘大白（醫用防護服）’會穿嗎？”
“我沒穿過啊……”我快速在手機上切換了幾個工作群，確定沒有遺漏什麽培訓通知後，茫然地回答著領導的提問。
對麵歎了口氣，下定決心似的說了句：“那就這樣吧——你明天去XX小區做核酸。”
2
上海3月的春天並不穩定，因為冬天隨時會卷土重來。
我去做核酸那天就是個冬天，一群毫無做核酸經驗的醫生們早早坐在會議室，等著先驗者前來培訓。同事們用滬地方言熱火朝天地聊著，有人在抱怨這突如其來的工作安排，言辭裏還有對新冠病毒的恐懼。
我們等著培訓，大約和病人們等著看醫生是一個道理——排號時間漫長，而就診時間短暫。據說給我們培訓的老師，這天一上午要給周邊十幾家醫院的醫護上課，所以分給我們的時間不會比我們在網上看的視頻更長。
培訓結束，等我們穿戴完畢，抵達目標小區時已經過了9點。寒風中蜿蜒著幾百人的隊伍，居委會的幹部像我們一樣手忙腳亂。負責掃碼登記的阿姨戴著手套戳不動機器的屏幕，急得大叫，負責維持秩序的年輕女人被排隊的居民們罵得一聲不吭。
“你們在搞什麽東西？我們7點多鍾就在這排隊等著了，沒病都給凍出毛病了啊！”
做核酸是一件不太需要技術的事情，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不能把棉簽完全伸進標準位置，捅得太深會讓人難受，而別人難受了，必然會停下來說幾句，讓你也不好受。
“捅得這麽深幹嘛！”
“痛死了！”
“要出血了！”
每個人都早早起床去熟悉自己的全新位置，不過似乎誰都做得不夠好。重複的機械的動作容易讓人分神，隻有這些叫罵的聲音能把我拉回來。叫罵聲總是從一位上了年紀的主任桌前傳過來，而主任也是寸步不讓，對抱怨的居民鬥誌昂揚地說：“咽拭子的深度不夠，采集到的標本就不符合規定，你們做了也是白做！”
鄰桌的同事扭頭朝向我，我大概能想象出她在麵屏和口罩下擠弄的眉眼——“她不累嗎？”我撇了撇嘴角回應，然後又意識到她看不見我的表情，就聳了聳肩。
做核酸的隊伍看不到頭，源源不斷的人從樓棟裏走下來——在這之前，我從沒想過一個小區能容納多少居民，他們同時排隊做一件事情又是多麽壯觀。他們戴著差不多款式的藍色醫用口罩，裹著厚厚的居家睡衣，問我什麽時候核酸能出結果，什麽時候他們能出家門。這完全是我認知之外的事情，好在他們在我麵前停留的時間短暫，短到隻能讓他們完成提問。
也有人問我為什麽捅得深，還有人問我為什麽做得一點感覺也沒有……廣場上隻有幾張不成套的桌椅和臨時扯出來的警戒線，做完核酸的人來回亂竄，維持秩序的人舉著破舊的揚聲器指引他們該往哪裏走。每個人都像是充滿了怨念的氣球，挨挨擠擠，哪一個先炸開了，恐怕都能引得旁邊的人也原地爆炸。
“不要吐痰！”在居委領導的嗬斥聲中，一口白痰落在了我們桌子腿邊，吐完痰的那個人抬頭，正好和我目光相對。他的眼神沒有惡意，沒有詢問，有的隻是一點點迷茫，好像是在問我：剛剛被棉簽捅了嗓子眼，不把痰吐出來，難道要咽下去嗎？我換完手套，把頭轉回來，還沒有成形的回答也在這個動作結束時煙消雲散，接著就下意識地將手裏的棉簽伸進了下一個排隊者的喉嚨。
按照標準，應該每做完一個核酸更換一副手套。但這樣太費時間，於是我們都默契地將步驟精簡，改為每做完一個人就用消毒凝膠洗一次手。但這樣還是太久了，仔細洗一次手要花費1分多鍾，我才將凝膠按在手心，還沒來得及搓開，下一個人已經拉下口罩張開嘴巴了。
“你急什麽呢？我手還沒有洗幹淨，你現在就摘下口罩，萬一感染了怎麽辦？”還是主任的聲音，她中氣十足地衝著眼前的人說教。在她說話的工夫，我手裏已經換過了3根棉簽。
因為3天內要給全體浦東居民篩查2次核酸，標本數量已經遠遠超出了浦東的醫院、實驗室的檢測能力，所以采集完的標本，有很大一部分將送往浦西。公共交通的停擺，讓車水馬龍的道路徹底空曠下來，那晚載我運送標本的是一輛警車，同行的是兩位同樣穿著白色防護服的警察。他們打開了車頂上的紅藍爆閃燈，沒有開警笛，就這樣一路疾馳。上了高架橋，我看見下麵沉寂的路麵，連路燈的光線都好像黯淡了幾分。與空曠的道路對應的是林立的住宅樓，每一扇窗戶都是明亮的，有些窗口隱約能看見人的影子。
車子到了翔殷路隧道口才慢下來。那裏守著的幾個大白（穿著防護服的警察）已經提前移開了路障，不過還是和搖下車窗的我們寒暄了幾句。
穿過隧道就是浦西，晚上8點多鍾的光景，路邊許多小店還未打烊，還有拎著食物的行人走過，有人甚至沒戴口罩，邊走邊吐著煙圈。
我忍不住感歎：“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啊。”
“那你要不要下去買點吃的？”坐在副駕的警察笑著問，“要不然送完標本我們去吃個燒烤也行。”
“算了吧，一會兒我們3個大白到人家店裏，要把人嚇死了的。”正在開車的警察否決了這個提議。
後來堂食關閉了許久，我時常會後悔沒有堅持去吃那頓燒烤。
3
隻有回顧，我們才能知道2022年3月初的封控、核酸，僅僅是一個開始。解封沒有如期到來，春天在居家中慢慢消逝。
生活雖然沒有恢複正常，人們做核酸的配合度卻漸漸高了起來。
隨著封控的持續，居委會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每天都是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和醫院對接做核酸時間和大致的人數。他們按照樓棟、樓層安排居民有序排隊，提前準備好核酸管、拭子、手套，也會在我們離開後清理幹淨垃圾。而我們隻需要穿好防護服，完成“捅一下”的動作。
“其實居委完全可以自己做核酸嘛。”有一次閑下來時，我讚歎著居委會的能力。
“那可不行，他們沒有培訓，沒有考證，可不能自己去做核酸。”同事還沒接話，一旁的主任先開口說道。
“我們也沒培訓過啊……”同事說。
“怎麽沒有？我們那天早晨不是簡單培訓了嗎？”
我在主任的話裏捕捉到了另一個讓我驚奇的點：“做核酸還有證呢？”進而想起了3月初的那個早上不到10分鍾的培訓：“那我們豈不都是無證上崗的了？”
“咱們是醫生，醫生不需要證。他們考了證的也不一定就比咱做得好呢，咱們醫生的手，那是有巧勁的，同樣伸進去那麽深，欸，咱們做得就不疼！其他人要麽是捅的深度不夠，要麽就是把人捅疼了……”
主任還沒說完，同事就把我拉走了，邊走邊壓低聲音說：“她又不是外科的，有手什麽巧勁？她還捅得不疼了？我跟她出去做核酸都是她被打……”
不過，即使居委分擔了很大一部分工作，醫護也是忙碌的。除了被迫“賦閑在家”的人，人人都很忙，隻是醫護這個專業的可替代性差了一點。接送我們往返於各個社區的司機可以是專職司機，也可以是開著私家車的人。我們每天會坐專門的公交車出去做核酸，也可能坐警車，偶爾還會坐坐豪車。
因為做核酸的緣故，我整個春天都是“自由”的，每天都能出門去透風，欣賞到不同的小區的綠化帶。我見過瀑布一樣的紫藤蘿的花廊，因為沒有人群的驚擾，蜜蜂肆意地在低位的花心裏穿梭；也見過無人修剪的女貞，規整的球體上密密麻麻地伸出淺黃色的新枝，像一個個張牙舞爪的小刺蝟。
最開始，小區裏的核酸標本都是“十人管”，如果結果是陰性，一管人自然皆大歡喜，如果結果是陽性，那麽這10個人便都會先得到陽性報告，然後醫護再單獨上門給他們再做一次或者連續幾次核酸。聽說情況最好的小區也曾持續做過20人混管的核酸，采樣和檢測的效率都高，不過如果出現了陽性，複查的工作量也會大很多。
有疫情控製得好的小區，自然就有控製得不盡如人意的。混管陽性多的小區，就得采用“一戶一管”，不管房子裏住的是普通的一家幾口還是合租的陌生人，都要一起下樓排隊，把沾有自己體液標本的拭子放進同一根試管裏。這是當時我覺得最合理的核酸安排，裏麵的邏輯關係特別清晰——長久地同住在一個屋簷下，他們就是最小的“核酸單元”，如果有人感染了，其他人是很難幸免的。
大部分時候，我和同事一整天都會待在同一個小區，如果本小區的核酸沒有做完，卻接到去支援另一個小區的通知，這便是那個小區的防控忽然升級，原來安排的人手有點不夠了。
需要去“支援”總歸不算是什麽好消息。“支援”本身意味著脫下防護服的時間被延長了——做核酸，最花時間的其實是等待，等司機來接我們去需要支援的小區。我們可以隨時停下手裏的動作，換一副手套就能等在小區門口，但是車子要開過幾條馬路，等幾個紅綠燈，不會因為我們的焦急而改變。車是很忙的，送完我們還要安排其他的人，或者是送核酸樣本。
所以隻能讓人等車，不能讓車等人。我們常常在小區門口枯等，保安若是端來板凳，便可以坐一會兒。保安雖然也身穿大白，卻不會像我們一樣穿得嚴絲合縫，他們露著手、腳和腦袋，似乎大白隻是一件新型的、一次性的工作服，並不為了防護什麽病毒。對我們這些做核酸的人——也就是隨時會接觸到病毒的人，他們常常是很避諱，我們坐過的板凳，他們是拿著酒精噴槍猛噴一頓後才敢再觸碰的。
穿著大白不能玩手機，我們就看樹，看花，看在馬路上溜達的悠閑的流浪狗。櫻花開得正盛，舉著一樹耀眼的粉白色雲霞，香樟落了一地紅棕色的葉子，剩下青黃的嫩葉遮不住陽光。以往在上海的街道很難看到堆積的樹葉，但那時候樹葉怎樣落了下來，就靜靜地留在原地，無人清理。小狗在落葉上走走停停，然後臥倒在斑馬線上——小動物喜歡一些邊界分明的東西，畫出來的框它們也喜歡。隻有送外賣的電動車呼嘯而過時，它們才會警醒一點，稍微提高一點速度奔走，像是被突然出現的人類嚇到。
等得無聊了，我就會和同事一起數外賣員——最常見的黃、藍、綠騎士，我們會賭在那一時刻和地點出現最多的顏色。外賣員們也是“自由”的，甚至在無人的道路獲得了暫時恣意的路權，我看見他們闖紅燈，走機動車道，甚至有人騎著電瓶車上高架橋。我和同事總是數著數著，就聊到其他的事情，或者被車子接走，賭局就不了了之。
4
除了給小區的居民做集體核酸，我們也要給“密接”“次密接”的居家隔離人員上門做核酸。標本采集手法大同小異，無非是拭子伸進嘴巴或者鼻孔，最嚴格的便是同時伸進嘴巴和鼻孔，稱之為“雙采”。
不同的是，這些人不再能下樓和鄰居們一起排隊做核酸了，隻能等在家中。他們的門上會有居委打印出來的封條，後來又有了更高科技的門磁報警器。也許是這小小的設備太過新奇，有些負責安裝的人並不懂怎麽使用，就直接將兩個部分都貼在了門上（這樣即使開了門也不會有任何感應），如同把鑰匙插在鎖中然後掛在那裏。至於封條，粘貼得也並不牢固，我們每次去做核酸，總是要撕開的。
居家的人並不是囚犯，門上的各種標識的表觀意義遠超其實際作用。但幾乎沒有人會打開自己的門亂跑，他們接受所有安排，最多把垃圾放在門外。
上門做核酸是一件非常低效的事情，半天的時間隻能做十幾二十幾個，對醫護來說非常沒有成就感。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路上，從一個小區開車到另外一個小區，從一棟樓走到另一棟樓。上海有許多沒有裝電梯的老房子，雖然隻有6層，但是一旦進入這樣的小區，就意味著要連續上下好幾個五樓六樓。不少等待我們來做核酸的人知道自己住的樓層高，還會在我喘息的時候道歉：“不好意思啊，你們辛苦了。”
我擺擺手，喘得不願意多說一個字，隻是叫他掃碼、張嘴。若是遇到群租的房子，因為人多，還能多停留幾分鍾，緩過勁後，倒是能說上兩句話。
“還要關幾天啊？我們天天做核酸，天天都是陰性的。”
“我們裏麵的‘密接’早就帶走了，我都沒看到他人，就是因為租房租在一起了，也要關這麽久啊？”
“我什麽時候能上班啊？天天關在家裏麵，吃喝拉撒都要花錢的……”
我隻能回答：“我也不知道啊，你們可以問居委，居委不知道就打12345。”
其實在向我提問之前，他們就已經知道我是不可能給什麽答案的，因為他們已經嚐試過了所有知道的求助方式。他們站在窗邊就能看見同一個小區裏進出的、已經複工複產的鄰居，隻是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輪得到自己。
被困在小區群租房中的租客，麵對的並不是最壞的情形，畢竟他們還有單獨的房間和衛生間，也許還會有公用的廚房和小客廳——這聽起來像是生存的基本條件，但畢竟這裏是上海，是全國最富裕的先進的發達的超一線城市，隻有越往城市的邊緣走，才知道上海居民的辛苦。
在城市的邊緣，可以看到老舊的、待拆除的房屋街道。那裏有臨時搭建的樓梯，幾乎開在房頂的窗戶。屋裏麵的人需要側身才能打開房門，而我站在逼仄的樓梯上，時刻擔心抬手會被牆角的木刺刮破防護服。
不過這裏也是城市最先蘇醒的部分，封控的政策稍一鬆動，蟄伏的人群便都湧進狹窄熱鬧的街市。那裏是有一些陳舊卻毫無古樸曆史痕跡的近現代水泥建築群，是簇擁著城市寬闊馬路延伸出來的一條瀝青車道。既然靠著路，那兩邊的屋子自然就是“門麵”，形形色色的小店就支起來了，又因為門麵太小，各家又暗自較著勁，侵占起了路麵。裝水果和蔬菜的筐子可以劃出整齊的界線，煮著茶葉蛋的煤爐自帶“生人勿進”的氣息。比“華潤玩家”派頭還要大些的“億家超市”在牆角摞起啤酒瓶，白石灰的牆麵上刷上歪扭的紅字，“禁止停車”。於是，原本還能通輛轎車的路，現在過一輛電瓶車都要吆喝幾聲，“讓一讓啊讓一讓——”
在這樣熱烈的生活裏，新冠病毒都似乎插不進去腳了。既然讓出家門了，那一定是沒有多少危險了，於是膽子大點的人，口罩就摘了下來。口罩的價格起起落落——上海市政府也發過幾次，隻是不知道他們領到了幾個——總歸是一筆額外的開銷。計算過每天更換一個甚至多個口罩的支出後，他們似乎對病毒的恐懼也沒那麽強烈了——折中一點的做法，是將口罩反複使用，口鼻的位置起了毛邊、顏色發黃都沒關係，隻要它擋在麵前，就總是有點功效的，隻要它還能掛得住耳朵，就不能浪費。
這些不戴口罩的人也不一定就有表現出來的那麽勇敢，他們暢快地呼吸著晚春的空氣，又小心翼翼地和路人保持“安全距離”。專家說，相距1.8米可以避開病毒的飛濺，那挨挨擠擠的窄路自然隻能盡量避開一點，在說話的時候也要匆忙把掛在下巴的口罩拉上去，不然就抬起胳膊橫在麵前——連手也騰不出來的時候，就隻能把臉別開了。
當然，這些都是我對麵的普通人的場景。像我這樣的“大白”，走在狹窄的小路都是順暢的，人們見到我，會快速走進路邊的店鋪，實在來不及進入建築的，也會緊緊貼著牆根站定。我就像是分開紅海的摩西，兩邊是好奇又有點畏懼的魚群。
這一部分的上海，像是華麗袍子上收邊不夠工整的邊角。住在待拆除的自建房裏，即使是被貼了封條，也有著大大的院子。天南地北的租客在院子裏大聲說笑，有人問我能不能給串門的野貓也做個核酸。
“為什麽不能啊？它天天來我們家討飯吃，我們要是陽了，它肯定也帶病毒。那要把這裏的人都傳染了的！”一個年輕女人作勢要去抱貓，就見貓矯健地躥上了院牆。
“哎呀，它叼著啥？魚啊！我的鹹魚！”另一個看起來五十多歲的中年女人朝著貓看了一眼，激動地跳了起來，被驚到貓靈巧地躍下，落在鐵門外的我的腳邊。
“小畜生！”中年女人把臉貼在鐵門上——門外有封條、報警器和一把自行車鎖——她斜眼看向貓，問我：“醫生，你能不能幫我把鹹魚拿回來？”
比起“老破小”的六樓的住戶叫我幫忙丟下門口堆積的垃圾，拜托我去追野貓、奪回貓口中的鹹魚的要求荒誕又有趣。不過等我捅完了院子裏十來個人的嗓子眼兒，貓已經拖著鹹魚大搖大擺地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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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是在5月初，更南方的深圳早早進入高溫，開創性地設計出了核酸亭。視頻號發布相關新聞時，用了占據半個手機屏幕的大字解釋這一設計的巧妙之處：有空調！可以隨時上廁所！我的整個朋友圈都是羨慕的聲音——這個全封閉的設計的小盒子把醫護人員從密不透風的防護服裏解放了出來了，隻是和亭子玻璃窗連在一起的厚手套看起來很笨重，活動起手指來必然不太方便。
上海的核酸亭和夏天一樣晚到了一些，也沒有做到深圳款的全封閉。我們在核酸亭裏依舊要穿大白，但是亭子裏有空調，能夠避開暑熱。彼時大部分人都已經複工複產，隻是各行各業都要求員工要有24到72小時內的核酸陰性報告才能上班，一些小區更是要求有當天的核酸檢測記錄才能進出。
做核酸，成了比吃飯更要緊的事情，不吃飯人隻會虛弱，不做核酸，人就在城市寸步難行。
核酸亭很快像盛夏的繁花一樣開滿了上海各個角落：大點的廠區、居民小區，都有了自己的專屬核酸亭；走過兩條街道，必然會遇見一個核酸亭；每家醫院，不論大小，必須承包一個24小時的核酸亭。那時候的房產市場有個笑話，說一個小區周邊10分鍾的步行距離裏若是沒有2個以上的核酸檢測點，這個小區房價肯定就很一般了。
有了核酸亭的醫護人員，像是流動小販分配到了自己的攤位，雖然“上核酸班”比在醫院上門診多，但好歹不用再東奔西走了。醫院承包的24小時的核酸亭，有4批醫護值守，早上8點到下午2點的班錯過午飯，下午2點到晚上8點的班錯過晚飯，晚上8點到淩晨2點的班熬大夜，淩晨2點到次日8點的班熬通宵——說不上哪個排班更差一點，大家漫無目的地輪著班，不去想到底什麽時候這班能結束。
我們醫院的核酸亭設在一個交通要道，大家都說這個選址不好，因為往來的人流太多，“生意”火爆，值班的醫護一天到晚竟沒個空閑的時候。
“有些人本來不需要當天做核酸的，看到我們（的核酸亭），就覺得‘那就做一個吧’。”同事憤憤地說，“萬一做出來陽了他就後悔了，要是我，肯定能少做就少做的。”
“是啊！”另一個同事接著說，“我做到最離譜的一個，他自己說早上已經在廠裏做過核酸了，下班看到我們這邊居然沒有排隊，就又來做了一次。”
“怎麽？看到不排隊不來做一個，他就虧了嗎？”我哭笑不得地說。
除了外賣、快遞、醫護等特殊性質行業的從業者外，隻有感染過新冠的人才可以申請做“單人單管”的核酸。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和自己同管做核酸的另外9個是什麽人，萬一其中有人陽了，也會牽連同管人被關在家中三五日，等待醫護人員上門複核。高頻率做核酸是有風險的事情，沒有人願意把自己通行證的有效性寄托在隨機排列的陌生人身上，所以，核酸亭前逐漸出現了“約管”的人——約上10個朋友同事或者鄰居，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聯係的人一起排隊做核酸，若是被他們牽連著陽了、關了，好像心中的委屈也能少一點。
這樣的“隊中隊”在我們的窗口前自成一派，見前一根試劑管沒有裝滿，他們就會問清楚還需要幾個，然後在自己的隊伍之外讓出相應的人數。領頭的那個拿到管子，就是“管長”，他安排好大家站到長隊的外側掃碼、核對人數，保證小隊裏絕不漏掉一個自己人，也絕不放進一個外人。
“散客”裏的“管長”隻有拍照發朋友圈留念的榮耀，不過若前一個排隊的人剛拿了試劑管，後一個又拿上了，就會被心細如發的排隊人發現端倪——兩根相連的管子，就意味著他們當中有一個會是“單管”，快遞員和外賣員都具有極高的辨識度，醫護人員一般在自己所在的醫院做核酸，那麽誰還要專門做“單管”？再偷瞄一下前麵那人的“核酸碼”，不是綠色，於是“嗨呀”一聲驚呼，努力和前麵那個人拉開距離。
理論上，排隊做核酸是要保持1米間距的，隻是排隊的人太多，從來也沒保持過如此大的距離。有人這一退，不免就會和身後的人產生一點肢體接觸，隊伍就嘈雜起來了。
“你搞什麽東西……”
“我前麵那個，黃碼！”
聽見這聲“黃碼”，人們就都讓了兩步，有人朝隊伍兩邊讓，有人下意識朝後退，整條隊伍東倒西歪起來。不過等這幾個“單管”做完了核酸一離開——也就是幾分鍾的事情——隊伍便又恢複了秩序和安靜。
因為做“單管”被歧視嫌棄，許多感染後康複的人不想搞特殊，都主動要求做“混管”，好像自己的咽拭子融入了試劑管，他們也就融入了健康的人群。也有些人想明白了“混管”的風險，又不願意天天“約管”，就想方設法要求做“單管”，說什麽自己剛剛陽過、自己是外賣、快遞員。可那時候的外賣、快遞員都有單獨的核酸碼，各種扯謊在大數據的法眼下無處遁形，“騙單管”不成功，隻能悻悻地做了“混管”。
兩個人群像是一個圍城，“單管”的人不能混進去，“混管”的人也不能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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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的輪次多了，大概也就能看出規律來了：8點前來排隊的大多是想著做個核酸好去上班的人，上午來排隊的大約是不上班的爺叔阿姨，中午來的是午休期間溜達出來的打工人，下午5點以後是下班大軍，晚上8點以後來的可能多是加班者，淩晨來的，則是三班倒的工人，準備去上班的和剛剛下班的都有。
上海有那麽多人，完全可以把小小核酸亭的24小時填得滿滿當當。
在核酸亭裏做核酸更輕鬆一點，坐上6個小時，除了雙手，身體的其他部分好像都可以閑著，所以有大把的時間觀察來做核酸的人群。我和負責掃碼的同事最喜歡提到的是那種外貌和年齡不相稱的人，如果一個看起來像是中年的人，掃碼的信息隻是個青年人，等那人做完核酸離開，我們便會壓低聲音談論兩句。
“剛剛那個人，戴頭盔的，你猜他多少歲了？”
“看著年紀挺大，四十多吧？”
“二十多……”
“啊？”
這樣的對話常常出現，兩個同事天天待在兩三個平方的密閉空間裏，沒有太多新鮮的話題可講，又不能什麽都不講，隻能互相發出一些無意義的音節。
“剛過去的是個台灣人欸。”
“哦？”
“掃碼的時候身份證是亂的，他叫我選‘台胞證’，勾完就登記成功了。”
“哦！”
其實台灣人和安徽人長得也差不多，要不是他的核酸碼掃完會多一道程序，我們也不會注意到他。
“剛剛那個是個日本人！”
“啊？看不出來啊。”
“是的，他掃碼的時候說了幾聲‘護照’，我還在想這人講的什麽方言，都聽不懂。”
“哈哈。”
日本人對“核酸碼”很熟練，拉下口罩張嘴，捅完了嗓子轉身離開，也沒對我說一聲“阿裏嘎多”。
孩子們大部分時候都在學校做核酸，偶爾有“流落”到我們核酸亭的，就得讓大人們抱起來才能把嘴湊到窗口前麵。孩子們張嘴的動作是最標準的，你叫他們“抬頭張嘴”，他們的嘴巴就的的確確朝上張開了。大人們則常常做不來這個動作，他們像是不會抬頭，總是朝前伸長了脖子，再加上“張嘴”，就更困難了，眼神和嘴巴就一起微微朝下了，我們要別著手才能艱難地把棉簽伸進去。
“你對著哪呢？嘴巴朝窗口啊！”我著急地朝著外麵的小老太太大喊。她的臉對著玻璃，緊緊閉著眼睛。
“不好意思啊醫生，她看不見。”一邊的家屬連忙把老太太往旁邊拉了兩步，她依舊保持著原來的姿勢，隻是兩手緊緊抓著扶著自己的親人。我胡亂在她嘴裏刮了兩下，既不敢叫她再湊近一點，也不敢再叫她調整姿勢。
“剛剛那個老太太掃碼的時候就不太對勁。”又做完了兩根管子，同事又忽然開口提起那個盲人老太。
“唉。”我歎了口氣，為自己當時的態度懊悔不已。
“看著就不像是會出門的，你說她跑來做核酸幹嘛？”同事又說。
“萬一人家想出門呢？”
“最多小區裏麵逛逛好了喂，她還想逛商場啊？”同事打斷我的話。
當時的上海到處都是檢查核酸的“場所碼”，室內建築不必說，就連進公園大門、公交車站台都是有碼的。掃了碼就能看出來你的核酸情況，最近一次核酸是24小時還是48小時以內的，是不是安全的綠碼，一目了然。
核酸亭的對麵有兩家小吃店，也是24小時營業的。白天還好，大家都有“生意”。若是值夜班，淩晨時候我們的亭子外麵排著長隊，對麵卻是門可羅雀——可能小吃店的老板們是想用晚上的時間把停止堂食的那幾個月補回來吧，隻可惜我們這邊排了長隊做完核酸的人，也不會走到對麵去吃個宵夜。
到後半夜兩三點鍾，小吃店二樓有稀稀拉拉幾個人下來，吐著煙圈大聲說著：“老板，來份豬肚雞麵，加份煎餃！”在安靜的夜晚，這些聲音大到我們都能聽得見。就算店老板在打瞌睡，想必也被叫醒了。
“說得我都餓了。”我衝同事抱怨。
“二樓……”同事暫停了掃碼的動作，湊在臉大的窗口上朝對麵看去，“那邊二樓是個棋牌室啊，這些人打牌打到這麽晚的麽？”
“人家24小時開店，總是要有點生意的。”我笑著說，也趴在玻璃上朝對麵看去。二樓的燈熄了，隻有閃著五顏六色燈光的招牌還亮著，上麵寫著“棋牌麻將”。
“還是有人是好過的。”
吃完飯的幾個人吹著口哨，溜溜達達走進了對麵的小區。夜很靜，隻是睡著的人已經熟睡，沒有睡下的人不需要入睡，反而也不會覺得他們擾民了。
後記
我們醫院承包的那個核酸亭如今還矗立在原地。醫院向鎮政府申請過搬走它，也聯係過廠家，暫時還沒人來處理。不少小區和街道上也都還遺留著核酸亭，這些無人問津的盒子就像是春天裏從茶樹上墜落的大朵大朵的花，開始腐敗，卻還保留著綻放時的形狀，明豔豔地占據著自己腳下的土地，不容人忽視，無聲地講述自己熱鬧的風光的過去。小一些的標識則容易清理多了，居委會揭下舊的標語，貼上新的告示。商場則遲鈍一些，時不時還能看到一些“新冠遺跡”。
新的春天已經到了，所有的花兒在2023年的春天熱情地盛放著。我翻出去年外出去一個小區做核酸時拍攝的照片給朋友，笑著說：“給你看看去年的春天。”
“去年的春天是什麽？”朋友好奇地湊過來。
照片是一排大紅的試劑管和半樹櫻花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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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以後，經濟不可避免滑向下行周期，“考公熱”持續升溫。然而，懷揣著美好想象、匆匆“上岸”、以為進了避風港的年輕人，卻想不到這裏同樣會有命運的車輪碾過來。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也沒有一片雪花在飄落之時，能想到最後自己也將在雪崩中埋葬。
1
2022年夏天，上級單位的人事處找我談話的時候，距離徐穎第一次抑鬱症發病已經過去了將近18個月。
窗外蟬鳴聲聲入耳。人事處派來的副處長在小會議室攤開筆記本，例行公事地說：“小胡，今天組織找你談話，主要是談一談徐穎同誌的病情。雖然你剛剛調離原單位，但是畢竟她與你共事2年多，對她的情況，你最熟悉。現在，請你就徐穎同誌自殺這件事，講一講你的想法。”
在體製內工作多年，我對這種腔調再熟悉不過，隻是這一次，我實在忍不住冷笑了一聲。我當然有很多話想說——比如，這18個月你們為什麽都假裝不知道徐穎的病？比如，前因後果你們都清楚，為什麽還要來問我？
但是我最終還是把這些話都咽下了，給出了他們想要的答案：“徐穎同誌家境貧寒，雖然靠著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公務員，工作也很有成效，但是原生家庭一直給她很大的經濟壓力。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科室分管徐穎的副科長，沒有及時關心和發現她的異常。”
事實上，這18個月來，我向上級匯報徐穎的情況不下20次。如果徐穎沒有吞下那一整瓶的安眠藥，再過1個月，她就要登記結婚了。
徐穎的未婚夫李益是她所在科室科長汪直的同學，本市公務員家庭出身，是銀行的中層幹部，條件比江西農村出身、家境貧寒、還有個弟弟的徐穎高出一大截。李益的父母原本看不上徐穎，但是兒子容貌和情商在門當戶對的相親中屢屢碰壁，無奈之下，隻能同意了這門婚事。
不過因為徐穎的自殺，這門婚事如今自然是不作數了。
後來的事，我是聽原單位部門同事王麗講的。她在坐上副科長之前，在科室裏一直被拿來和徐穎比較，對徐穎自然沒什麽好感，講起徐穎的事來繪聲繪色：“胡姐啊，你是不知道——嘖嘖嘖，身上管子都還沒拔掉嘞，未來婆婆和親娘就在病床前麵吵退彩禮的事情，話講得那個難聽哦，我都不好意思聽，說‘這麽個半死不活的女兒，還想賣好價錢’……”
2
2019年夏天，24歲的徐穎研究生畢業考上公務員，成為我的下屬。她長得端莊漂亮，眉目間有幾分董潔的神韻，學曆和能力在我們這樣的區級單位很是出挑。不過她剛來的幾個月，我一直有些奇怪——她小小年紀，平日卻隻穿黑咖灰色係的衣服，配一隻尼龍質地黑色的輕奢品牌包包。
當年年尾，我們帶著徐穎去深圳參加一個外事活動，期間我發現了兩件重要的事。
一件是晚上我們吃夜宵，徐穎借口太累沒有參加，那時候王麗對徐穎就已經有些敵意，像模像樣地跟我分析，說徐穎穿黑灰咖是因為這些色係對衣服質感的要求最低，“彩色的衣服如果買便宜的，很容易掉價”，又說徐穎背的輕奢包也是假貨，“之所以買尼龍質地的，也是因為皮質的假貨更容易被拆穿”。
另一件事是，回程之前的最後一個晚上，宴請規模很大，坐了3個包廂，我看見科長汪直在一片觥籌交錯中，從自己吃過的碗裏撥了半碗煲仔飯給徐穎，兩個人的杯子放在一起，倒著不同的飲料，徐穎時不時都拿起來喝一口。
2020年春天，徐穎告訴我，她懷孕了，請求暫停出差，但也請為她保密，千萬不要告訴任何同事，畢竟她還是未婚的身份。
接下來的事情，我本以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但五一假期，汪直在朋友圈曬出了婚紗照，隻不過新娘並非徐穎。
那時汪直應該是三十四五歲，在曬出婚紗照之前，對外一直宣稱單身，除了我在深圳看到的那一幕之外，他與徐穎的交往一直是正常的上下級關係。我不敢妄自揣測徐穎肚子裏孩子的父親到底是不是汪直，徐穎對此也守口如瓶，我隻能假裝什麽都不知道，在向汪直匯報徐穎要請病假做人流的時候，輕描淡寫地試探：“最近科裏工作不算很忙，能不能讓徐穎多休幾天假？”
汪直不置可否，眉眼一挑：“小胡啊，你的管理能力還有待提升啊，對待下屬要一視同仁。年輕同誌正是幹事業的時候，還是要以鼓勵他們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為主。人流嘛，電視上都說了，‘早上做人流，下午就上班’。當然，法定的假期，我們肯定是支持的。”
我本來還想給他科普，“人流”遠遠不是電視上說的“睡一覺”那麽簡單，對於女性尤其是徐穎這樣的年輕未婚女性來說，身心上都是巨大的創傷。可思來想去，我到底還是什麽都沒說。
後來徐穎抑鬱症發病，我有過懊悔、自責，雖然我的爭取可能也無濟於事，但是我到底也沒為她據理力爭過。
3
1個月後，徐穎回來上班了。她瘦了一圈，原本瘦高的身形更加輕薄，之前嬰兒肥的鵝蛋臉隱隱看得出顴骨和下頜線了。她話少了很多，配上黑咖灰的穿著風格，整個人越發肅殺。
2020年的七夕，上級單位特地做了一期公眾號采訪，講述係統裏幾對異地公務員夫妻從相知相戀到結婚生子的故事，其中就有汪直和他妻子的事跡。我是通過這期公眾號，才知道汪直和他妻子是大學同學，倆人畢業後就一直是異地公務員。他妻子是另一個地級市司法係統穿製服的幹部，直到2019年年底升遷到了省會，他們才解決了異地問題，結束戀愛長跑，喜結連理。
看完采訪的時候，我曾經有一點僥幸心理——如此蕩氣回腸、不離不棄的校園戀愛，汪直和徐穎的事，肯定是我多心了。但接下來，我又無法忽略徐穎工作狀態的急劇下滑——一開始是開會的時候發呆；後來是經常談著談著工作就突然哭出來；再後來，她開始因為失眠請假，請完年假請事假。
為了徐穎工作的事情，我沒少挨汪直的罵，批評不外乎是我“管理能力太差”，“連這麽點兒事情都做不好”，縱容下屬隨意請假偷懶。起先，我還耐心和他解釋：“徐穎的精神狀態真的很不對勁，根本無法正常開展工作，其實應該建議她放長假休整。”後來，我被汪直拍著桌子罵了幾次：“她放假，她的工作怎麽辦？你來幹？你把她的工作幹了，我就批準她請長假！”
我隻好沉默。
徐穎是在2021年春節前的最後幾天確診抑鬱症的。我把她的診斷證明轉發給汪直，一時間百感交集，思維一片混亂，不知道說什麽才合適。
我很佩服汪直的一點是，明明他置身其中，我隻是旁觀者，但他卻從始至終都沒有流露出哪怕一點點黯然的惻隱之心。果然，共情能力更強的女性，關鍵時刻總被說“不適合管理崗位”。
徐穎開始休病假後，最先得利的人就是王麗。她當時的頂頭上司姚副科長對她的工作一直不滿意，總讓她跟徐穎看齊，眼裏要有活兒，不要整天就想著怎麽偷懶。徐穎這一病，王麗在我麵前都不再掩幸災樂禍的神情：“我跟我們姚科長講，你這麽喜歡徐穎，結果怎麽樣啦？一天到晚請病假，你有我總比是沒有的好，對不對啦？胡科長，你要是實在忙不過來，你不要客氣，可以叫我的哦。”
我哪裏敢真的使喚她，隻能一個人默默把徐穎留下的工作承擔下來，為此難免出了一些紕漏，又沒少挨汪直的罵。
有一次，汪直為了一個數據的錯漏，在走廊裏就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正好被路過的副局長老林看到。他走過來拍拍汪直的肩，露出慈祥的微笑：“小汪，開展工作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最近大家工作量都很大，要多給年輕人一點機會。”
汪直這才放過了我。
徐穎的情況在春節後有了短暫的好轉，因為汪直告訴我，他給徐穎和自己的同學李益牽了紅線。
汪直很是有些得意：“小胡啊，做事情光有好心是不夠的，你要多想一想別人實際的需求是什麽。我這個同學，論長相可能是比我差一點，但是論家庭條件，論收入、前途，都比我還要好，徐穎這不就沒病了？”
我抬頭看了一眼汪直，他自知話講得不合適，險些露了馬腳，趕緊又圓了回來：“當然，跟我比是沒有意義的，我也就是這麽一說，小胡啊，你要多關心關心下屬。”
經他這麽一說，我突然想起來，原來他在我們係統裏也算得上是一表人才的帥哥，當初上級宣傳部門找他拍公眾號的視頻，也是看中他們夫妻長相都不錯。
4
徐穎和李益是有過一段很好的甜蜜時光的。我後來回想起來，徐穎能很快接受李益，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她真的很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另外就是前頭的幾個月，她和李益隻見過彼此的照片，一直沒有見過麵，相當於是一段網戀。
那段時間徐穎跟我聊得很多，聽她的描述，李益長得雖然一般，但是個性格和聲音都很溫柔的男人，給了她很多安慰和鼓勵。她說自己剛經曆過一些黑暗時刻，狀態還很不好，不想這麽快和李益見麵，想恢複得再好看一些，再和李益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
“他每天都語音跟我說晚安，問我一天過得好不好，還會拍夕陽、小鬆鼠、路上的野花給我看。他問我什麽時候可以見麵，我說我可能沒有你想得這麽好看，到時候怎麽辦？他說他不在意，覺得早點見麵了就能早點好好照顧我。”
畢業後踏入社會的這兩年，徐穎受了很多委屈，有很多的不甘和不平，和李益“網戀”的那兩三個月，大約是她唯一有過的美好時刻。那時候我是真心為她開心的。
可惜屬於她的美好時光，實在是太過於短暫了。
2021年初夏，汪直在朋友圈裏曬出了剛出生的兒子——此前我們根本都不知道他妻子已經懷孕。我記得那天汪直早早下班回家，我們在單位加班，徐穎直接在辦公室哭得站不起來。
整整一年了，這一年徐穎過得很辛苦，她很辛苦地想忘掉過去，忘掉一個可憐的胚胎，重新開始新的生活，但是在這一刻，她所有的努力都分崩離析。我不知道該怎麽安慰徐穎，隻能過去摟住她單薄的肩膀，感受她在襯衫下劇烈顫抖的身體。
徐穎像拉住救生圈一樣拉住我的手臂：“胡姐，憑什麽？那個孩子隻存在了兩個月，隻有兩個月啊胡姐！它都沒有機會見光，憑什麽我的孩子就看不到這個世界？！”
她這番話讓我心裏很慌，因為既印證了我之前模模糊糊的猜想，又像是勘破了一個事關重大的秘密。從這一天開始，我就萌生了想離開這個單位的想法。
既然汪直的孩子出生，徐穎決定，揀日不如撞日，就和李益約定了要線下見麵。她去見李益那天，我特意偷偷準許她早點下班。那天她少見穿了一件粉色的連衣裙，精心化了淡妝，整個人報複般地神采奕奕。
我以為那場見麵應該會成為徐穎命運的轉折，但是沒想到會是另一種轉折——當天晚上，她就給我打了電話，出離憤怒，又語無倫次，感覺還喝了酒，說到後麵，又哭又笑，其間數次提到了之前汪直和她的眉目傳情、暗通款曲，我實在是不敢聽，隻能假裝沒聽懂。不過在那個言語混亂的電話裏，有一件事我聽懂了：那個李益，不隻是長相普通，還是個體重至少200斤的黑胖子。
徐穎自視甚高，這對她不啻是毀滅般的打擊，她當晚就拉黑了李益，第二天來上班，又和我提出了想換科室或者換單位。在機關單位，自己提出換崗位是大忌，她無依無靠又有抑鬱症病史，正常情況下，領導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這天我給了徐穎一個當時覺得很聰明、事後發現愚蠢至極的建議——我想到之前那天在走廊裏為我開脫的老林，覺得這個領導可能是性情中人，於是給徐穎支招，讓她“去找林局長說說，說不定有用”。
5
後來徐穎的事情開始朝著我意料之外的方向前進。
徐穎和林副局長深談後，接了一項幫老林寫“個人著作”的工作，要求在一個季度裏完成，作為她換崗位的交換條件。第二個星期，李益開始來單位接徐穎下班。徐穎陸陸續續收到了幾次花，我也喝到了幾次李益愛屋及烏點的奶茶。徐穎平靜地告訴我：“我決定和李益重新開始交往。”
她當時拉黑李益我可以理解，但是她選擇再次和李益開始交往，讓我非常意外。我自己其貌不揚，戀愛經曆寥寥，但也是一直抱著寧缺毋濫的態度。平心而論，李益雖然說起來條件很好，但若換了是我，我做不到和這樣外形的男人親密交往。
李益對徐穎真的很好，他一周幾次來接徐穎下班，給徐穎送飯點外賣，都是非常精致的餐點。徐穎穿著打扮的質感有了明顯的提升，甚至因為吃得好，臉色也比從前好了些。
說起李益，徐穎雙眼無神表情仍然沒有一絲的波瀾：“胡姐，我想過了，我覺得林局長說得對，人要知道感恩、知道知足，愛情是很好，但是愛情這種東西是我們這樣的人能考慮的？李益要是玉樹臨風，能天天圍著我轉？”
王麗眼睛尖，她見過幾次李益給徐穎點的外賣和給我點的奶茶，就直接斷定徐穎的這個男朋友“條件不錯”。她不知內情，不敢去問徐穎，就拐彎抹角來跟我閑聊，想知道徐穎是怎麽認識的李益。我很意外她的這份八卦心，隻說是“領導介紹的”。
王麗隨手從我桌上挑了一顆巧克力，邊吃邊說：“胡科長，你是吃巧克力都隻買德芙的人，不知道網紅店、網紅奶茶的溢價有多高，有的店我們這兒叫不到外賣，還得找跑腿買，這說明啥？說明這個人和現在外麵那些雞賊的‘經濟適用男’不一樣，是願意為女朋友開心花錢的。你覺得他長得欠缺點，但是我上次在門口看過，人是好人，身上一團和氣，徐穎是走運了。”
老林也找我閑聊過一次，言語之間，他對汪直對待下屬的嚴苛似乎了如指掌。他先是拐彎抹角說了很多片兒湯話，最後還是笑眯眯的，不忘敲打我：“小胡，遇到這樣的上級，你怎麽辦？你橫豎是不能辭職的，隻能更加努力工作，爭取讓上級早點升遷，不然他走不了，你也走不了，隻會更痛苦。人生的路都要自己走的，你走不過去怎麽辦？有人肯幫你，你就要識相。”
這場談話讓我第一次萌生出絕望之感，我決定，無論如何，不管付出什麽代價，都要離開這個單位。
2022年春節過後，距離徐穎確診抑鬱症1年，距離徐穎和李益相識也差不多是1年。
徐穎每天加班加點沒日沒夜幫林副局長寫書。老林的要求很高，而徐穎的狀態越來越糟糕，文稿經常出現錯漏，老林不滿意，還找我專門交代了一次這事。作為科室負責人，我隻能幫著徐穎一起寫一起改，有幾章書稿完全由我完成，我的工作量又增加不少。
不過，老林保證，說他的著作一旦完成，至少會讓徐穎離開這個科室，不會繼續在汪直手下工作。
單位之外，徐穎和李益的交往也還算平穩，雖然徐穎對李益沒有愛情，但是李益的執著也多少給了她一些溫暖，她甚至有了和李益結婚的打算。
隻是徐穎的狀態越來越差，疲倦、呆滯、臉色蒼白，時不時半夜給我打電話。前幾次是傾訴她的寂寞、害怕、孤苦無依，講她家裏自從知道了李益的存在後，天天讓她趕緊攀住這根高枝，跟他談彩禮，趕快和他結婚——她弟弟等著這筆錢。後來她開始跟我聊宗教、哲學、報應輪回這些話題，非常瘮人，讓我都有些害怕。我多次和汪直、老林匯報徐穎的情況，他們都不以為然，隻說是我管理能力太弱，根本不會管下屬。
和李益結婚的事情一旦提上了日程，徐穎不敢辭職也不敢請假，畢竟，她做過人流、得過抑鬱症的事情還都瞞著李益，她不想被男朋友追問，也不想再說更多的謊，隻能硬撐著保持表麵上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狀態，維持和汪直正常的上下級關係。
這一年她才27歲，這一切對她來說，實在是太沉重了。
6
2022年春天，老林的“個人專著”交付給出版社的同時，也等到了提拔的喜訊——在副局長這個位置上已經熬了將近10年，個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他終於去了市裏當了處長。我平時看網友的評論，經常有年輕的網友信口開河，感覺到廳局級都不算是仕途，實際上對於絕大多數公務員來說，退休前能走到處級，已經是仕途的天花板了。
老林走了，後麵的人按資曆依次提拔，汪直被提拔為副局長，受到徐穎的影響，領導班子一致覺得我不適合提拔，於是姚副科長被扶正，作為她下屬的王麗就被提拔為了副科長。從前和我平級的姚科長成了我的領導，對我的稱呼從“胡老師”變成了“小胡”，王麗對我的稱呼，則從“胡科長”變成了“胡姐”。
老林這一走，他答應徐穎換崗的事，自然也就打了水漂。
我不是沒想過為自己和徐穎討一個說法。可是仔細想來，實在也不知道，到底這一切應該由誰來負責：汪直和徐穎曾經的不倫之戀是令人不齒，可是那時汪直還沒結婚，和徐穎也是兩廂情願，並不存在強迫或者違法，徐穎甚至都無法證明她對汪直已經有女友的事實不知情；徐穎留不下那個孩子是必然的，可是她自己也知道，不管孩子的父親是誰，說出這件事，自己在這個單位的前程幾乎也就斷送了；汪直把李益介紹給徐穎，當然是對她的補償，從世俗眼光來看，男人的外表不重要，條件好、對她好，不嫌棄她出身貧寒，已經是相當難得；老林找徐穎幫他寫書，徐穎當時是自願的，一切合理合法，現在“林局長”已經不在單位，當然隻能愛莫能助。
至於姚科長和王麗的升職，成王敗寇，我更是沒什麽好說的。沒有實力就是原罪，在這個叢林一般的地方，弱肉強食就是規則，不能適應，那就隻能離開，沒有魄力離開，那就隻能忍受。
2022年的一個春夏之交的午後，徐穎出去辦事了，不在單位。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負責老林那本書的出版社，說他們有個領導很欣賞這本書的作者，見聯係人留的是這個座機，所以想打來問問看，能不能聊一聊。
鬼使神差，我猶豫了幾秒鍾，告訴對方，這本書的作者是我。那是一個偏重曆史文字領域的出版社，希望調任一名有工作經驗、有管理經驗的中層幹部，問我有沒有興趣，如果有興趣，可以再發一些自己的作品過去，再過去見麵聊聊。
我雖然想離開，但還是有些顧慮。畢竟，體製內的調任，萬一沒成功，我可能在原單位就混不下去了。對方打消了我的顧慮，說他們這次調人情況特殊，是為了完成一個級別很高的課題。對方坦言，他們已經通過正常的選人渠道找過一些幹部，但是想從經濟口調走幹部去“冷板凳”的單位，遇到了一些困難，所以領導有“特批”的指示——如果我本人有調任的意願且滿足他們的條件，他們可以負責來做我現單位的工作。
相對於我現在這個外貿口、外事口的單位，這個出版社其實算不上是一個多好的選擇，職務沒有提拔，地位邊緣，收入隻降不升，連出國的機會都幾乎沒有了。但甲之蜜糖乙之砒霜，這種“流放”正是我現在求之不得的。我太累了，我無法處理這裏的一切的關係，一切的事情，一切的情緒，我每分每秒都想逃離。
我火速整理了一些過往自己寫過的文字材料發給對方，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是有徐穎參與寫的。我設想過單位會阻止我調任，沒想到領導二話沒說就同意了，還幫著我在出版社那邊說了很多溢美之辭。
我明白，畢竟，那個出版社雖然是個清水部門，但是級別比這裏高，我若過去，既算是“為上級單位輸送了人才”，還能為這裏空出一個副科長的位置。這一年多來，領導班子早已因為徐穎的事情對我產生了諸多不滿，姚科長和王麗提拔後，我和領導班子的關係也陷入了尷尬。對於領導們來說，他們根本不關心書是誰寫的、事情到底是怎麽回事，他們隻想體體麵麵地解決掉一個已經沒什麽用的過氣女幹部。
他們自己說的，你討厭一個人怎麽辦？趕緊幫助他升遷離開。
麵對徐穎，我找了很多理由來寬慰自己。比如，人家出版社本來就想調一個副科級別以上的中層幹部，徐穎也不符合對方調人的條件；比如，徐穎有抑鬱症病史，對方了解了情況，很有可能也不會選擇她；比如，徐穎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確實也參與了，我看她實在是太累了，暗中幫她承擔了一些，所以對書的內容頗為了解，不然和出版社那邊談話肯定會穿幫；比如，我這次在提拔中落敗，本來就和她有莫大的關係……
不過，由於此次調任的性質有些特殊，所以一切細節在原單位都沒有披露，同事們隻知道我要離開了，並不知道其中的緣由曲折。徐穎給老林寫書的事情原本知道的人就沒幾個，領導們都絕口不提，就沒有人把這兩件事聯係到一起，徐穎應該也不知道內情。
但是我總是會想到徐穎哭到崩潰的那個晚上，想到我離開原單位的那天，徐穎一臉焦慮在我旁邊說：“胡科長，你能不能不要走啊，你走了，就隻有我一個人了。”
我無法義正詞嚴地批判任何人了，我甚至開始理解老林、汪直、李益、姚科長、王麗，理解每一個親手把徐穎推下深淵或者在深淵邊嘲笑徐穎“怎麽這麽弱”的人。或許這世上也沒有壞人，隻有命運，是命運讓人為了保住自己，不得不放棄別人。
7
離開原單位以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靜和祥和。終於擺脫了那些烏糟糟的人和事，能夠在簡簡單單、健健康康的人際關係和工作環境裏安安靜靜寫字，再也不用強顏歡笑做外事外貿那些送往迎來和我本來就不擅長的工作。
我刻意與原單位的人都斷了聯係，包括徐穎。幾個月以後，徐穎自殺未遂的消息，還是姚科長打電話告訴我的。
姚科長比我小半歲，前幾年就已結婚生子，比我也冷靜成熟得多。她話說得字斟句酌：“你調任以後，我對徐穎照顧有加，王麗對徐穎也非常關照，大家到底都是老同事。誰知道她都準備和李益結婚了，才發現李益竟然是瞞著家裏和自己交往，李家裏根本就不同意他們結婚。這裏頭徐穎吃了一些苦頭，我也不好多說，汪局長都出麵做了一點工作，李益父母才總算是同意了，徐穎卻想不開了，本來下個月就要結婚了，你說可不可惜？徐穎考進來，一直都是你帶的，她的情況你最了解，胡姐，你看能不能受累回來一趟，和人事部門解釋一下實情，不然對你在新單位的影響也不大好，你說是不是？”
這一番話說下來，她連個停頓都沒有，難怪她能當正科長而我不能。
我回去這一趟之前，不是沒有想過把實情告訴上級單位，可是思來想去，最終我還是不敢。我畢竟隻是個外人，我不確定麵前的人和誰私下是不是有過什麽約定，我到底能不能信任。我也不確定躺在病床上的徐穎，想不想讓我把這一切都說出來，我不能替她做決定。更重要的是，我知道這一步跨出去，自己就再也沒有回頭路了，我輸不起。
沒有人能以一己之力和這個龐大的機器體係抗衡。
徐穎選擇自殺，不必多說，一定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實在是熬不下去了，才走上了這條路。雖然理論上我調崗的材料都是保密的，但是我也不能完全說服自己，說她受的那些委屈裏就一定沒有我的這一份。我心虛不再和她聯係，她也沒有再發過信息給我，我看到的她的朋友圈的內容再也沒有更新。也許她知道什麽，也許她已經封閉了自己，總之，我沒有勇氣問候她哪怕一句，她也沒有來質問我什麽，一切不明不白，都沉入了海底。
後來的消息零零碎碎，都來自於姚科長和王麗。她們都是那種認可叢林法則的人，話裏話外都不同情徐穎，更多的是怒其不爭，嫌她小姐身子丫鬟命。
徐穎出院後就取消了和李益的婚約，開始休長病假，單位按照規定隻給她發放基本工資。單位對於徐穎的例行調查結束後，沒有人告訴我這件事最後的定性是什麽，我也不知道徐穎到底有沒有向組織透露什麽該說不該說的隱情。但是從結果來看，老林早已高升，汪直和姚科長作為年輕的幹部，處理這件事是得當的，涉及此事的人都好好地繼續過著自己的日子，至少明麵上並沒有受到什麽影響，看來都未來可期。
最後，毀掉的隻有徐穎的人生。
在這個社會上，是不是不掌握資源的人就已經不配有感情、有脆弱、有執念，隻有強大到刀槍不入這一條路可走？是不是男人真的就這麽好當，女孩麵對的就隻能是暗虧、欺騙、利用？
我對這個世界不免有些失望。我原來信奉，人生不是軌道而是曠野，不是一定要大家都擠在一條路上。後來我才發現，人生不是軌道也不是曠野，人生是麵對世界的一道門，越是手無寸鐵就越隻能支棱起來，不然就是很快被人在門檻前踏過、踩碎。
我又覺得，自己可能也沒有資格對世界失望。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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