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由蘭州站上車，從檢票口到車廂，一路艱難跋涉，剛瞅到自己的硬臥鋪位準備抬行李，一雙粗糙的手便晃到眼眉前，下一秒，行李箱就被安置在了下鋪床底。我低頭連連道謝，抬眼才發現那雙手的主人是一位農民工，他麵龐困倦、粗糲、剛毅，短發，我直視他灰蒙蒙的眸子打招呼，他那幹裂起皮的嘴唇響了一聲回應，是西北人特有的腔調。
老顧，這個1979年出生的青海農民工，我們就這樣相識了。
K1518是始發西寧終點沈陽的一趟慢車，跨越五省，浩浩蕩蕩，綠色車皮，普普通通。在中國，哪兒都有這樣的一列火車，而在這火車上，你或許也會遇見像老顧一樣的農民工——扛大號塑料硬殼行李箱提帆布貨袋，一張爬滿皺紋的臉，濃重難懂的鄉音，打電話時能讓整個車廂都無奈收聽的好嗓子，以及能鑽出口罩的厚重汗味。大部分人都不愛和老顧他們坐在一起，原因很多，髒、臭，還有人性基底中固著的一絲傲慢和偏見。
上車時是下午4點多，車窗外日頭曬得歡。冬季，隴原上的太陽一如既往，幹燥熱烈，不會有南方那冷豔豔的水汽。火車在鐵軌上拖著臃腫車廂“呼哧呼哧”，暖氣加上烈烈日光，車廂裏的溫度便升上來了，老顧脫了黑色羽絨服倚靠在對鋪。上車時一陣子手忙腳亂，我也累出一身汗來，遂脫了厚外套，清清爽爽地坐在鋪上看窗外的天。
這時候，老顧突然問：“我能脫鞋嗎？兄弟——我襪子新換的，腳不臭。”
我連忙回應：“當然能成，脫、脫。”
老顧臉上的肌肉放鬆下來，脫了鞋，愜意地盤坐在車鋪上，又拿出煙敬我。
我笑著回拒：“不抽不抽，我抽不慣的。”
老顧聽了這話，收了煙，把剛掏出來的打火機也揣了回去，看得出來是怕我介意。他的腳上竟穿著一雙白襪，確實是新換的，很幹淨。我有些驚訝——我自幼做工，在力工、農民工堆堆裏長大，這些幹重體力活的人通常絕不穿白色，因為白色最不耐髒。出苦力的人汗腳多，白襪子根本洗不幹淨——可老顧身上又有著我熟悉的地道農民工、西北漢子風貌。
“您是往哪去？”我主動與老顧攀談。
“包頭。”他的口音聽著像青海海東那邊的。
“是在包頭幹活嗎？”
“屋裏頭女兒在包頭成了家，年前喊我過去給她帶娃娃，那時候疫情嚴重走不起身，年過完電話又打過來了。沒辦法，女兒要上班，家裏兩個娃娃還小，沒人管。”
“讓女婿多幹點嘛，你跑過去帶孩子也不容易。”
“女婿22年年初染了新冠，先是成了‘無症狀感染者’，後來在方艙做核酸檢出陽性，在方艙待了不到兩個月，走了。醫院說是得了‘白肺’——你知道‘白肺’是啥樣不？我沒見過他的片子，從進醫院到出火葬場，頭到我們家屬去接，人已經燒好放在骨灰盒了。”
老顧說的“走了”，在西北方言裏，就是死了。
“我聽一起做工的工友說，他老家遼寧葫蘆島的，村裏頭大部分四十多歲的人都得過矽肺。矽肺是絕症，治不好的，他們給‘黑礦’幹活，隻戴一個口罩，口罩就是兩頁紙，能防得了啥子？工友說，‘白肺’的片子和矽肺差球不多，黑黑的一張塑料片子上一片白，那一團白就是肺。好肺機器掃描出來是黑亮黑亮的，白的就是壞透了。”老顧說這話時，臉上沒有什麽表情。車廂裏陽光很足，光大片大片落在我們坐的白色床鋪上，打在老顧半張臉上，照得他半個身子金黃金黃。
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麽，過道正對坐著的一位大姨接了話茬兒。她連連長噓短歎安慰老顧，然後自顧自講起疫情期間，他們縣哪個莊、哪個村死了哪些人，說大部分都是高齡老人，又歎賣紙火的（經營喪事用具的店鋪）和殯儀館的掙足了錢——因為新冠是傳染病，縣裏要求去世的人必須火葬，不能土葬，人多得送殯儀館燒都需要預約：“人一輩子多麽不容易，最後一關了，還要屋裏人先預約燒埋，才能死得安然。”
老顧若有所思，感慨：“棺材換成了骨灰盒，大盒子換成了小盒子。人一輩子就是挪騰來挪騰去，都一樣的。”
車窗外，高高的黃土連著天，一條條黃土溝、一道道沙梁盤桓在大地天空，一代代農民就在這些溝壑裏勞動生活，死生往複，都一樣的。
2
一個鍾頭後，天光黯淡下來。老顧舉著半塊油饃讓我吃點，我沒客氣，從包裏翻出一袋子西紅柿。
“你這是好東西。”老顧眼睛發亮，“洋柿子配饃饃，解渴又解饞。”
“96年我在新疆當兵，新兵下連第一頓飯，我記得連炊事員就是切了一盤白糖洋柿子。那個時候，能吃上一盤白糖洋柿子，就是當兵最幸福的事情了。”老顧邊吃邊說，吃相相當小心，一隻手當托盤在下麵護著，生怕渣渣掉到地上，“我當兵的地方偏遠，吃不上啥好飯，連隊駐紮得離村鎮遠，菜又貴又不好買，洋柿子是搶手貨。”
我理解老顧，我當過兵，家裏外公也當過兵。年少時，外公經常給我講他在新疆邊防騎兵連的故事。故事裏頭，外公有好多種樣子——在邊防哨卡上，他透過步槍的覘孔能瞄見對麵哈薩克斯坦的哨兵，兩邊會互相朝對方哨卡20米處的空地射擊，空子彈殼從硬邦邦的沙地上跳起，蹦到他們的警戒線內；他是騎兵，有一匹戰馬……外公一講，我就開始幻想——黑色鬃毛的戰馬、跳起來的子彈殼、半夜在倉庫捉老鼠吃的小解放軍。我日複一日地陶醉於此，直到今天依舊沒有停止，隻是記憶變得難以捕捉。
我出神地看著老顧，試圖在他滄桑的臉龐上尋找到一種陌生的熟悉感。
“真沒看出來您以前還當過兵。”我由衷地問，“您是當了幾年兵？”
“我當兵的時候正好碰上了兵役製度改革，義務兵滿服役期後轉改了誌願兵，誌願兵幹完就回了老家。”
（編者注：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重新修改的第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縮短了義務兵服役期限，將義務兵服現役期限從原來的3至4年，一律改為2年，並取消超期服役的規定。）
“不過我結婚早。”老顧笑著說，“九幾年部隊結婚要審核年齡，不到年齡不讓結哩。我家婆娘我們打小兩個人認識，家裏麵早給定了親，等我第一年回家探親，就在農村老家辦了酒席。當時結婚還瞞著部隊，不敢讓連隊的領導知道，這可是受處分的事。”
我打趣老顧：“那你這可是犯錯誤啦，還是明知故犯。”
老顧咧咧嘴，繼續說道：“我以前在部隊因為會寫毛筆字，所以當過團裏的文書。義務兵滿服務期後原本想繼續幹，可沒辦法，團參謀說轉改誌願兵的名額緊張，有轉改想法的人又多，僧多粥少，得看運氣。我是莊農人出身，從來不相信運氣。我知道團參謀是在‘點’我，可我也沒辦法，家裏窮，還有個老媽媽常年臥病在炕，當兵掙的那點津貼全搭在看病上了，哪有錢去‘活動活動’……”
“你當時沒去找戰友借？”
“借了，都借遍了。我想轉改想瘋了，當時在部隊的生活條件雖然苦，可當兵就是改變人生的寶貴一步。部隊上的飯再難吃，也比在老家山坳坳裏種洋芋、刨洋芋要好，刨一輩子地，又能刨出什麽來呢？別人都說熱愛家鄉、熱愛土地，我一點都不熱愛。我當兵就是想逃，可惜武裝部走兵時沒塞上錢，原本有一個去陝西漢中的名額，被占了，我被替換到新疆阿克蘇了。” 老顧苦笑道，“越逃越西北。”
“那最後還是沒留下來？”
“是啊，我那時也年輕，幹了兩年文書，就覺得自己從泥鞋換布鞋了，在領導身邊待得多了，以為自己也有本事了，其實是自己騙自己。我去找同年兵、找以前新兵連的老戰友借錢，甚至都找到老連隊連長、指導員，就想靠這份錢謀劃個工作，再幹上三年。可不但一毛錢沒借到，反而受了人家一頓白眼。我一個青海老鄉，當著那麽多人的麵說：‘顧海成，這兩年你幹文書，沾了團長的光，尾巴杆杆都翹到了旗杆上，現在想借錢活動關係、想走後門，跟我們搶名額？我告訴你，門都沒有！你要是轉改成了，我第一個跑團委告你。’”
“我們是一個地兒入伍的老鄉，算起來還是一個莊的本家！可世事就是這樣，你高的時候，人家捧你；你落難了，人家就怕你再爬起來，不是對你有多恨，隻是受不了你比他們好。沒辦法，這話一說出來，我知道我這個兵是當到頭了。我收拾好行李，退伍那天，背上包、拿上一把馬紮，從阿克蘇坐回了青海。”
老顧說著就悵惋起來：“社會怎麽把人改造成這個球樣子？我們看見比自己過得差勁的，都願意可憐他，一旦有朝一日他發了財、穿了貂，搖身一變比你高一截，我們就開始咒罵、詆毀，甭管說他是作惡害人還是賣身求榮，總之就不是什麽好東西。”
3
老顧說完，沉默了一陣，不願再談這個話題。他把小桌上的吃食拾掇到一邊，身子湊上來給我看他手機裏的照片，裏麵全是“書法作品”——有些是正正規規拿毛筆蘸墨汁寫在白紙上的，有些是拿拖把自製的“大筆”蘸水寫在水泥地上的，還有更多是拿磚頭塊、粉筆頭、樹棍寫在地磚、牆壁、工地水泥牆和黃土地上的。
老顧一邊翻，一邊講解：“這是在包頭，工地上粉筆多得很，不用錢，牆上亂寫亂畫也沒事兒，後頭施工的又會把牆再粉刷上……這是我幹保安的時候，閑著嘛，每天沒事在地上畫幾道，水寫的，一會兒就幹了，也不會有業主投訴……這是在醫院門口，我家女子養頭胎，我跟著伺候，在住院部病房沒法寫，每天晚上伺候我女子吃完飯，我就帶她走走路，在住院部下麵的花壇邊上拿樹棍棍畫，還有這個……”
說老實話，我對書法一竅不通，也看不懂楷書、小篆、隸書的風采。老顧講得津津有味，我的注意力則全集中在那些照片的背景上——老顧青海老家的苞穀場、黃土夯實的土院子、紅磚頭鋪就的堂屋。我被他的這些作品所震撼，照片上的老顧和我麵前的老顧仿佛不是同一個人。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張照片裏，老顧戴著一頂黃色安全帽，蹴在牆邊，拿粉筆虔誠地寫下“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照片另一端是個身材矮小、一臉水泥灰的小夥在給老顧比“大拇指”。
我問老顧為什麽會寫那幾個字？老顧不好意思地說，那段時間自己女子在外麵物流中心打工，被掉下來的重物砸到了手，他心裏焦急，可又趕不過去，就想寫點菩薩保佑的話，保佑女子平平安安。這是他一個沒本事的父親，唯一能做的事。
如今，那麵曾承載了老顧心願的牆壁或許已經成為某位業主的家，粉筆頭寫下的祈禱被膩子一遍遍覆蓋。我想如果菩薩有靈，那他一定會顯現他的慈悲，即使呼喚他的道場，隻是一扇建築物半成品的牆壁。
火車闖進暮色，蒼茫的隴原靜謐肅寂，高大鈍圓的山陵座座相連。我看見太陽馬上要掉落到山後麵去了，好奇它的歸向，目不轉睛地盯著，落日於是就掉進我的眼睛裏，在我的瞳仁中不斷下沉。
快臨近白銀，天色完完全全浸入昏暗，即使往車窗外遠眺，再也看不見什麽了。窗玻璃反光，照見老顧雙手托舉腦袋的倒影。我又好奇地問老顧，他當過兵、做過團部文書、會寫字，在村裏也算半個文化人了，怎麽從部隊回來就沒找個什麽輕鬆活兒幹，工地上賣力氣也幹不長久，人都要熬幹在鋼筋堆裏的。
老顧霎時愣住了，躊躇半天，嘴巴張開又合上，最後在暮色的倒映下歎了口氣，才娓娓道來：“2001年底我從部隊回來，按照當時的退伍兵安置政策，滿一定服役期的老兵，如果有三等功就可以在鄉、村兩級安排工作。”
“那你是沒立功？不符合政策？”我追問道。
“符合是符合，我拿過兩次三等功，在部隊當過一年副班長、一年班長。當時我複員回青海老家，鎮政府安排我去了另外一處偏遠村子，當了一名村幹部。說得好聽點，沾個‘幹部’的名，說直白了，就是一個守林人——沒辦法，村子就那麽大，村委會辦公室就那麽三把椅子，無端空降一張吃飯的嘴，我坐那兒了，別的人還怎麽坐？所以就安排我去當守林員了。不過，我也樂意，我本就是從山坳坳裏出生的，一身泥味，屁股生來就是坐黃土地的，坐不來辦公室的靠背椅子。”
“守林員錢少點，也算是個好差事，你怎麽就沒幹下去？”
老顧搖搖頭，認真地看著我說：“不是我不幹，是出事了，我被上麵拿掉了。”
看著我疑惑的眼神，他嘴角緊抿、一臉苦笑，隨即向我吐露了“被拿掉”始末緣由。
4
我沒想到，像老顧這樣一個普通的農民工，人生也過得如此跌宕起伏。
起先，老顧安安心心地做起守林員的活計，雖然錢少，但樂在清閑，林子裏除幾隻野獾和偶爾路過的野豬之外，再沒有其它保護動物，唯清明、重陽和臘月正月村民上山祭祖時，才需要他重點做防火巡查。
在山上沒有所謂的固定上班時間，老顧每天睡醒之後架爐子生火，烤幾個黃麵饃饃、煮上一盅茶，吃飽喝好，就帶上一把鍬、一個哨子，牽上他養的狼狗“黑皮”，上山巡邏。巡邏也沒有什麽特殊的地方，和當兵站哨差不多，主要防偷砍樹和打野豬。
當時，山下的城裏興起玩鳥，一隻長尾雀能賣八十多元，非法打獵的大小鳥販子聞風而動，幾個毛娃子（小混混）天天上山打鳥，老顧巡邏時經常看見樹底下要麽散一地羽毛，要麽是一兩隻被彈丸射倒的死鳥。
林子大，毛娃子們體力個頂個的好，有時候老顧在山坡上明明看見了，可就是喝止不住。那幾個王八羔子還炫耀似地拿著鳥籠子舞來舞去故意給老顧看，老顧氣急了破口大罵，毛娃子們嘴巴也厲害得緊，一個接一個、一句接一句，什麽髒話都能從他們嘴裏吐出來。
有次老顧氣得不行，大喝一聲，舉著鐵鍬往上坡地趕。當時他剛退伍兩年，在部隊練出來的體力還沒消退幹淨，腳下還有力量。他死咬著幾個毛娃子，追著他們不鬆口。可畢竟年齡上來了，他終究跑不過那些個二八小夥，累得蹲在地上直喘氣。被追的毛娃子們看他步步緊逼，也急了，邊喘氣邊罵：“老東西，隻不過抓了幾隻鳥，你跟追你大（爹）一樣要魂要命，難道這林子是你家開的？樹是你家栽的？”
老顧試圖教訓那幾個毛娃子：“你們這幾個壞慫，哪個莊的不學好？這林子不是我屋裏頭的，可我是守林員，你們來幹啥？來犯罪！”
一個瘦個子毛娃朝老顧喊：“守林員？呸！原來是看門狗！”
老顧受不得這羞辱，怒上心頭，又追上去，毛娃子們見勢不妙，撒腿就跑。老顧倔脾氣也上來了，一時糊塗，竟放開了“黑皮”。人跑得再快也跑不過狗，“黑皮”一個狗竄就追過兩道山坡，眼瞅著要到幾個毛娃子跟前了。之前叫囂的瘦個子猝然看見狼狗露著獠牙嘶叫著衝過來，心裏發怵，腳下慌不擇路，竟跑到一處斷壩邊邊，一個扭腳，整個人直接從斷壩上滾了下去。
“啊！‘黑皮’回來！”瘦個子從斷壩上掉下去的一瞬間，老顧立馬就清醒過來了，趕緊往斷壩底下趕。其餘幾個毛娃子顯然是被嚇到了，他們也都是窮人家的孩子，上山打鳥無非為掙幾個錢交學雜費、吃吃零嘴。那個斷壩隻有兩米多，可下麵接著個緩下坡，等老顧趕過去找到瘦個子，翻過他身體叫喊他時才發現，他撞到一塊大石頭上。
按老顧比劃，那塊害人的石頭大概略小於胸，我聽得目瞪口呆，忙問：“那後來呢？”
“長尾山雀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當時來林子的除了救護車，還有派出所的警車。警察問了我大概的情況，就把我和幾個毛娃子一起帶走了。警車小，坐不下，其中一個打鳥的孩子還在上小學，個子一米四都不到，就被安排在後備箱，膝蓋頂胸，抱著腿，蜷縮身子窩著。一路上我和那幾個毛娃子擠在一起，我看著他們，再回看自己，一心悔恨。
“毛娃子們雖然是非法打獵，但因為年齡小，查出來他們捕的鳥也不多，加上家裏人使勁，除了為首的兩個混子，其他孩子審了一晚上就放了。醫院那邊打電話過來說人死了，沒搶救過來。民警給我傳達了這個消息，我心如死灰——我的生活也到頭了，現在死了人，還是個孩子，先不管法律上怎麽判，孩子的家裏人是放不過我的。
“後來半年，我都在為這件事付出代價：先是守林員的工作丟了，村委會上報鎮裏給我記了行政處分，扣了三個月的工資給孩子家屬做補償。後經派出所鑒定，我雖然沒有直接造成孩子死亡，但放狗追人，是過錯方，法院判了我兩年有期徒刑。之後因為我在監獄裏表現良好，減刑了四個月。我想，法院判得沒錯，雖然我坐了牢，但一個孩子的命沒有了。這是我這一輩子的債，我永遠也還不了。”
還有，“黑皮”也在他入獄前被村委會幹部收走，借“給孩子家屬一個交代”的理由宰殺了，皮毛賣給了狗販子，肉消滅在了他們的肚囊中。
聽了後續，我心裏難受。老顧臉上倒沒有太多的異樣，甚至神色中顯露出一種不易察覺的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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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完刑後，老顧專門去了那孩子家。孩子父母所在的莊離老顧家的村子不遠，翻過一個小山，再隔兩道沙梁。
第一次，他都沒敢進那家的門，隻是遠遠路過望了望。後來，他裝成蘋果販子進了院子，屋子很破舊，隻有兩個老人，是孩子的爺爺奶奶。他一問，才知道孩子的媽是孩子爸從雲南拐過來的，受不了這裏的苦，早在孩子出事前就跑了。孩子爸常年在外打工，好幾年沒回過家了，兩個老人看起來沒有什麽勞動能力，全家就指著二十多棵蘋果樹過日子。
“我看著兩個老人，始終感覺良心上虧欠。當時我剛出獄，老婆鬧著要離婚，家裏也沒有經濟來源，我懷裏就揣了三千塊錢，臨走放在了喝水的碗底下了。”老顧說到這，情緒忽然激動起來，倏然竟掉下淚來。
我一時手足無措，回過神後趕忙從衣服兜裏掏衛生紙遞給他。但他沒接，拿一雙粗幹的手搓搓臉。
老顧想起自己被扣的工資，還有當年的福利補貼，當時應該經由村委會上報鄉政府，作為賠償金補貼給受害者家屬了，所以他問兩個老人：孩子出事後，政府管沒管過你們的生活？老人們搖搖頭，老顧頓時心裏打鼓——坐牢該，經濟上的處分也該，他都認，但他從沒懷疑過那筆錢的走向。
於是，老顧又問：你們村裏、鄉裏難道沒人提過補償金嗎？兩個老人說，孩子出事後，孩子爸回來處理的後事，鄉裏領導來過，但他們說孩子是非法打鳥，被護林員追趕後自己失足跌崖摔死的，本來這種事就扯不清楚，現在你們家運氣好，政府好，法院不但不提非法打獵的事，還要幫你們追究護林員的刑事責任。放心好了，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護林員被判刑了，你們也不要再傷心了，日子還是要過的。
鄉領導說完這些話就走了，這件事故蓋棺定論。孩子家裏頭都是些老實巴交的農民，也沒有想過找間接造成孫子死亡的老顧要補償金。一個死了，一個蹲牢了，死的冤，蹲牢的也冤，也就這樣過去了。
老顧從孩子家出來，就去了原來被安置工作的村子，多方打聽，才確認那賠命錢根本沒有給孩子家，而是被當時的村委會班子欺上瞞下“吃”了：“他們居然拿這錢去市裏麵找貓兒（嫖娼），不是人，這是畜生幹的事！”
2000年初的西北農村，村幹部是一方土皇帝，這並不是什麽稀奇事，但像老顧這樣的經曆，我卻是頭一遭聽聞。
老顧從當兵入伍到複員安置，吃了整整快八年的公家飯，文化雖淺，但心裏麵是亮堂的。當他知道賠命錢被村委會班子揮霍在了水月會所，成了嫖資，立時怒不可遏，一度想跑到村委會討說法——但他終究沒踏進村委會院子——緊要關頭，他的妻子一手牽女兒，一手舉結婚證，母女倆一起跪在他麵前。妻子對他哭喊：你剛從監獄裏出來，又要回監獄蹲牢嗎？你現在去找那些畜生有啥用？難不成你還要去和他們拚命？走走，你今天真要出這個家門，那我們兩個先去民政局把婚離了，廚房裏有菜刀，你拿上刀要殺要剮都和我們母女沒關係！你這輩子不活人了，我的女兒還要活人，她不能有一個蹲兩次牢，當勞改犯的爹！人家家屬都不言傳（說話），你又替誰鬧騰？我就問你顧海成，你圖個啥？
妻子聲淚俱下，繼續勸老顧道：“莊農人的大腿扭不過當官的胳膊，咱們不要主動招惹人家，他們就不會禍害我們。世上沒有咽不下的氣，他們有他們的報應，我們就等著看吧，看他們的因果什麽時候到。”
老顧低頭看看妻子女兒，再看看家裏的一片狼藉，火氣消退了。他回想起蹲牢的滋味，妻子說的都是對的。
他長歎一口氣，拉起妻子和女兒，從此再也不提這事。他把三等功軍功章拿到縣城裏賣了錢，然後去農貿市場換了兩頭豬仔。妻子開心極了，特地花了四十五塊錢從勞保店為他買了身迷彩服。穿上這身熟悉的綠，背起行李袋，他加入了村裏外出務工的老鄉團。
自此，老顧從一名勞改犯，變成了在工地上討生活的農民工。
火車在夜色中咣當咣當前行，除了售賣零食的小推車，車廂裏難得地安靜下來。我在這片安靜中聽完了老顧的講述，借著光線，看見他臉上的條條溝壑緊緊皺在一起，額頭和顴骨兩側褶皺盤曲，組成一個說不出的“苦”字，好似與生俱來。
“小兄弟，我看你像個上班的文化人，我問問你，你說這世界上有沒有因果報應？”老顧最後問我。
我沒想到一個四處討生活的人會問我這個問題。可我也知道老顧問我的不是一個問題，他並不是在尋求答案，隻是在尋求肯定。於是我向老顧點點頭。
老顧若有所思，穿上鞋站起來走向車廂連接處，不一會兒，一股煙草燃燒的嗆味彌漫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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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有限的坐臥鋪的經驗裏，幾乎沒碰見過不打鼾的鄰鋪，無論老少、男女。老顧的鼾聲和他這個人是一點兒也不像，白天的他有多麽忠厚沉默，晚上的鼾聲就有多麽策馬奔騰。
第二天一大早，老顧神采奕奕，熱情地招呼我吃早茶——小桌子上敞著一包用白色塑料袋裝裹的幹油茶，他自豪地說，這油茶麵是他正月初一在老家炒的，和外麵超市裏賣的不一樣。
他用塑料小勺小心地往自己的水杯裏舀油茶麵。我拒絕不了，那黃澄澄的油茶麵散發出菜籽油和核桃仁的混合香味，拿火車上的免費開水一衝，熱騰騰的香氣就在窄小的車廂中漫溢開來。老顧美滋滋地道：“這油茶放足了料，幹核桃、花生仁、杏仁、小茴香、白芷……多多地放，還加了牛骨頭，不但香還補胃。嚐嚐吧，不要嫌棄。”
我看著老顧，感覺今天的他又與昨天不一樣，身上透露出一種沙棘草的韌勁。生活就似戈壁灘上的風沙日夜侵蝕著他，可他沒有抱怨、甚少慨歎，生活無非就是大風裏的石子，打在身上受著、吹進嘴裏咽下。
我打趣他：“這次回女兒家又得忙起來了，在城市裏生活，是不是沒有待老家愜意？”
老顧點頭：“你看這火車要在軌道裏走，人也要在軌道裏走，不能脫軌，脫軌了就要出大事。我現在就是在自己的軌道裏走，能給女子好好帶孩子，再找份零工，多少掙兩個錢，這就能成了。人一輩子就是這樣，我十八歲就把婚結了，那時自己也是個毛娃子，什麽也不懂。等到反應過來，謔，娃娃已經大了，脖子上也跟老黃牛一樣套上了皮繩，這下好了，你就頭夠低老老實實拉犁吧！”
然後又說：“可誰能想到，自家女子也走了我的老路，不好好讀書，上高中就談對象，一來二去，等到我反應過來，孫子懷上了。唉，這下好了，學下了，早早把婚結了，除了給人家老板打工，這輩子也走不出山溝溝了。窮人家的孩子要走出這個圈圈，難得很。”
我笑道：“現在社會好了，發展得也快，包頭也不錯，以後娃娃上學也方便，寬寬心好著呢！”
老顧喝一口油茶，連連點頭：“好著呢、好著呢，往前看。”
油茶喝完，車廂廣播提示，火車進包頭站了。老顧趕忙收拾起來。他行李多，我幫著一起將行李抬下火車，他朝我回頭點點。包頭站是一個換乘大站，人群浪湧，老顧背著大包小包很快淹沒在站台上，他睡過的下鋪，很快又上了新的旅客。列車再次開動，炒油茶的香味在車廂裏持續了一陣子，隨即淡化在空氣中。
火車搖擺像地龍一樣，車廂連接口倒灌進內蒙古的寒風。新年剛過，春寒冷得倒逼隆冬，從車窗往外瞧，山區裏家家戶戶門上的對聯和門神紅豔喜慶，與四周一片黃土蒼涼拉鋸對立。
三年沒有開張的春運，今年又拉起候鳥遷徙式的大幕，這片土地從極致熱鬧到極致冷清。我農村老家，一些老房久無人住，已坍塌頹圮，一些因人口外遷遺留下的房子，由村委會出麵雇來推土機三分鍾夷平，隻等兩場春雨，平地生出新綠，來年此時，這些曾經承載過幾代人的老房子，就會變成一片標準的荒地，融進黃土高原。
老顧和像老顧這樣的人，從一座鄉村逃出，輪轉到另一片土地。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過一百年、兩百年，土地不變，隻有其上的人不斷在變。三代過後，情緣、親緣都化作風中沙石，大風吹過荒原，萬象更新。
他下車後，我無心再睡，開始久久思索起他的經曆——昨夜，我聽到老顧說夢話：“怎麽會那麽像呢？都是命、都是命，你要認罪、你要認命。”“你是又找我來了，我知道光坐牢是還不清這個債的，我認、我認，你安然點不要吵，一切債我都認。”當時就有種不妙的猜想。剛才我送他下車時，特地問了他一句話，老顧聽見後，驚慌失措，我知道猜想成真了——他的孫子和失足摔死的毛娃，長得一模一樣。
（文中人物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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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晨三點，去醫院接重病的奶奶回家
作者：沈念念，學生
編輯：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