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被礦大起訴“悔捐”的吳幽，到底是什麽人？
這一次捐贈，原本是個好故事：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差生”在學校裏獲得包容，輟學出去創業，闖出名堂，回饋母校。但後來的一場官司，以令人唏噓的方式，續寫了故事。3年過去，吳幽承諾的1100萬捐款始終沒有兌現，中國礦業大學將他告上法庭。
文 | 徐晴 黎佳佳
編輯 | 金匝
運營 | 栗子
“悔捐”始末
2019年的4月10號，對吳幽來說是個重要日子。這天，他穿了褪色的藍色牛仔褲、黑框眼鏡，背著雙肩包，帶著一種“極客”氣質，出現在中國礦業大學。
中國礦業大學是吳幽的母校。十幾位學校領導接待了吳幽，其中包括礦大黨委書記和副校長。眾人見證下，吳幽簽署了捐贈協議：向中國礦業大學捐贈1100萬，用於支持“雙一流”建設和人才培養，設立高端人才計劃、家庭經濟困難本科生海外實習等基金。
吳幽表達過，之所以是1100萬，是恰逢礦大建校110周年，“110萬太少，1.1億太多，1100萬正好”。而這個數字，比當時礦大曆史上接受過的任何一筆捐款都要多。
吳幽在礦大講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曆和創業曆程。他說，自己是江蘇徐州人，家境不好，第一次高考失利，複讀一年，2008年靠相聲的藝術特長上了礦大，學礦物加工專業。入學沒多久，他就發現自己並不喜歡這個專業，除了體育課，其他全部掛科了。
他給自己規劃了新的人生方向：做生意。他賣畢業生麵試需要穿的正裝，一套服裝利潤是六七十元，做生意一年零四個月，他賺了七八十萬，在輔導員的鼓勵下，大二輟學，全職經商。
在吳幽的描述中，他後來又創業做淘寶電商，3年營收2.8億；2014年，他認識了薛蠻子大佬，進入了創投圈，創立了“鏡湖資本”，管理著一家“有46億資金”的基金，而這個名字，就來源於母校礦大裏的人工湖鏡湖。
聽起來，這是個異常勵誌的故事，也鼓舞了礦大的學生們。當天下午6點，礦大的官方公號就推送了文章，標題叫做《礦大110年校慶，這位90後校友為母校捐贈了1100萬人民幣！》，閱讀量突破了10萬+。吳幽也在這篇文章的評論區留言，被置頂後，獲得了1436個點讚。不少校友來評論區認親，言辭裏都是驕傲與敬佩，“住我隔壁宿舍的哥們”“我同班同學”“直係學長，太厲害了”。
▲ 中國礦業大學校慶專題網站，仍保留著對吳幽的報道。圖 / 中國礦業大學校慶專題網
這一次捐贈，原本是個好故事：一個世俗意義上的“差生”在學校裏獲得包容，輟學出去創業，闖出名堂，回饋母校。但後來的一場官司，以令人唏噓的方式，續寫了故事。
2022年，3年過去了，吳幽承諾的1100萬捐款始終沒有兌現，中國礦業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將他告上法庭。小小的直播屏幕裏，學校請的律師、吳幽和法院工作人員戴著口罩，三方對峙。
庭審中，吳幽給出了理由：自己承諾捐款後，經濟大環境變化，他管理的基金遇到困難，“需要時間來履行”。但校方的律師表示，吳幽事實上具備履約能力。吳幽提出一個折中方案，用他管理的一個基金的長期收益完成捐贈，但學校隻要現金。
當時的調解結果是，吳幽需要在2022年10月20日前先給礦大200萬，2022年12月31日前付清900萬元餘款，有任何一筆錢沒付，校方都可以申請法院執行。
吳幽還是沒有捐。今年開年，吳幽先是被列為被執行人，2月時，又因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被列為失信人，成了大眾熟知的“老賴”。
最近幾天，這場有點奇特的官司登上了微博熱搜，引起了許多討論，輿論分化成了兩個極端。有人同情吳幽，覺得學校是在“逼捐”，去礦大的微博下喊話：“我給你捐5毛，你要不要？你必須要，不然我起訴你。”也有人認為吳幽“詐捐”，3年都在靠騙來的榮譽為自己背書。
▲ 網友在礦大微博下麵的評論（部分）。圖 / 微博
而這次和1100萬一同被戳破的，還有吳幽“鏡湖資本創始合夥人”的名頭。真正的鏡湖資本，在2022年發布過一份聲明，稱90後吳某以鏡湖資本創始人名義在北京活動，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鏡湖資本全稱為深圳市鏡湖投資谘詢有限公司，沒有吳姓創始人、合夥人、高管及股東——簡單來說，吳幽的“鏡湖資本”是“李鬼”。
吳幽到底是誰？做過哪些投資？如何走到今天？這些年，吳幽接受了大量的媒體采訪，也在創投圈、幣圈接觸過非常多的人，每日人物通過梳理資料，以及聯係了接觸過他的人，還原他在悔捐門背後的多個側麵。
打入創投圈
吳幽曾說，創業者成功幾率較大的人，一般具備這些特質：窮過、聰明、成功欲極強。事實上，這也是他的人生寫照。
吳幽的起點很低。在網易科技的報道裏，吳幽4歲起，母親就重病臥床，家境很拮據。他有一個姐姐，讀中學時寄宿，連食堂都吃不起，吳幽心疼姐姐，放學去河裏撿藥瓶賣錢，手經常被劃傷，至今，手上還有不少疤痕，“是他窮過的見證”。也因為條件不好，他上大學的一年多，沒給學校交過學費。
但他有強烈的向上爬的渴望。他曾經在600米深的煤礦井下做了兩個月的技術工，出來之後跟自己說，“以後絕不要在礦上待一輩子”“我不應該隻是蘇北農村裏的種田娃”。
淘寶賣化妝品讓吳幽賺到了第一桶金，結識薛蠻子則讓他進入了創投圈。根據《中國慈善家》以及《中國企業家》的報道，2013年，吳幽陪一位朋友去見薛蠻子尋求投資，朋友半個小時也沒說明白自己的商業模式，但吳幽不到10分鍾就講清楚了，薛蠻子因此對他產生了好奇，問，你是幹嘛的？答，輟學的，在幹淘寶。
薛蠻子出身北京高官家庭，但經曆過父親入獄、自己上山下鄉，少年時期十分坎坷，後來出國留學，才有給孫正義做翻譯、成為天使投資人的經曆。
巧合的是，薛蠻子一直看好的理想創始人李想，也是高中輟學。或許人更青睞和自己經曆相似的人，薛蠻子讓吳幽做自己的助理，後來又一起成立了“K天使創投”，資金隻來自薛吳二人，規模在2000萬元人民幣左右。薛蠻子說：“吳幽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做投資的90後小朋友。”
有了這段經曆做跳板，吳幽又認識了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的創始人劉東華。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商業組織之一，柳傳誌、馬雲出任過主席。在劉東華的引薦下，吳幽認識了不少企業家。後來，吳幽自稱從20個大佬手中募集3.25億資金，LP包括吉利李書福、匯源朱新禮、科大訊飛劉慶峰等。他又對外宣稱2014年創立了“鏡湖資本”，自己是周鴻禕、薛蠻子、李開複等“20多個行業大佬的GP”。
是否真的拿到了大佬們的錢已經無從考證，但吳幽為打入圈子、拓展人脈所做的“努力”，是實打實的。
▲ 圖 / 視覺中國
在礦大做分享時，吳幽說自己是個很愛看書的人，加入過讀書會，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三本書是《唐浩明晚清三部曲：曾國藩》《沸騰十五年》《曾經德隆》——讀書是他進入創投圈子的第二塊跳板。
他加入過媒體人程苓峰和前《創業家》資深記者劉濤創辦的讀書會“濤峰私董會”，這個讀書會成員有金沙江的朱嘯虎、經緯的張穎、真格基金的徐小平等等，吳幽加入後，成了“最年輕的會員”。
2014年7月，就是在這個讀書會上，萬向控股副董事長肖風第一次講述了區塊鏈，建議大家配置2%-5%數字資產，吳幽因此深入了解比特幣、區塊鏈相關信息，買了400個比特幣、3000枚以太坊，後來進入幣圈，投資了一些區塊鏈項目。
吳幽還積極加入各類商會組織。比如前商業媒體高管陳婷創辦的“慧穀家族”，在這裏，他曾經跟恒信鑽石創始人李厚霖一起去戶外徒步；媒體人吳婷創辦的“嘉賓商學”，麵向企業家做培訓，吳幽是學員之一，跟他同期的同學有不少公司的CEO、創始人、高管。
麵對這些大佬，還有創投圈裏新認識的朋友，吳幽會主動付出，加深聯係，希望獲得信任。網易科技的報道提到，“他為朋友公司新業務，引薦人才和業務，有老廠主為孫子的婚事愁眉不展，他幫忙成功撮合對象；有LP為叛逆期的兒子頭疼不已，他引到身邊當兄弟調教。”
還有一次，一位合夥人骨折動手術，需要住院，吳幽睡在醫院好幾天，端屎端尿，不分晝夜地照顧。吳幽說：“我希望讓他看到，患難時，我是可以依靠的。”
除了大佬，各行各業的人，吳幽都積極接觸。他喜歡請客吃飯、聊天，他的朋友圈裏，最經常發的，是跟哈佛學者、奧運冠軍、作家和創業者的合照。
矛盾的標簽
在一次跟亞洲通信公司總經理李旻羲的訪談中，吳幽說自己有錢之後，對物質的欲望已經沒有太多了，買一輛邁凱倫並不會讓他多開心，但如果自己是中國第一個收購歐洲主流聯賽俱樂部的，“這種虛榮心遠遠大於我買了十輛邁凱倫”。他在另一個采訪中坦言：“相較於利，我更注重名。”
逐步走進創投圈後，吳幽一直在經營名為“吳幽”的個人品牌。他樂意接觸媒體，善於講故事，會主動給自己添加標簽、改變標簽，以適應時代的發展。
初出茅廬時，他的標簽是“草根創業者”“怪才”。除了窮苦出身，他反複提到的經曆，是自己5歲學相聲，曾經在徐州的鵬程戲院演出，“比小嶽嶽有才華”；還有16歲進入國家冰球青年隊，“中長跑、二級跳遠都是國家級運動員的水平”。
進入創投圈之後，他的標簽多了一個——“90後投資人，24歲成立鏡湖資本，第一期募了3.25個億”，跟大佬的相處細節成了他最常提到的。多家媒體引用過：薛蠻子說，喜歡吳幽的折騰、不按部就班；劉東華說，初見吳幽，就像2001年見到馬雲；吉利的董事長李書福說，每次見吳幽，都會有新的東西。連雷軍也要主動認識他，在吳幽的描述裏，那是2013年初，“當時雷總身邊不同的人都跟他說，有個小孩特有意思、好玩，介紹你認識認識。那個人就是我。”
但這些大佬們的“加持”，從來隻出現在吳幽的個人敘事中，沒有得到過另一方的回應。
吳幽也頻繁提到自己的“鏡湖資本”，投過的項目和賺到的錢。他的投資風格似乎不拘一格：文娛項目投過《北京遇上西雅圖2》《九層妖塔》，醫療上投過國外知名癌症靶向藥公司，以及國內的16家精神病院（也有采訪說是8家）。
事實上，吳幽創辦的公司，並不是鏡湖資本，而是叫做“新餘鏡湖和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天眼查顯示，這家公司成立於2016年，並不是吳幽所說的2014年。而他自稱投資的文娛項目，每日人物也未查詢吳幽公司參與出品的相關信息。
文品是深圳鏡湖資本管理的創始人，這家公司成立於2015年。文品向每日人物介紹說，自己管理過兩個基金，一個是2015年跟PPTV天使投資人李翀合作的深圳點亮股權投資基金，一個是南京鏡湖基金，後者是在2020年申請牌照，注冊資本1000萬，兩支基金加起來，累計管過的資金在10億左右。根據天眼查信息，文品的鏡湖資本投過一些科技公司，比如中山市博頓光電、深圳力子機器人有限公司。
在過去的幾年中，文品曾經聽說過吳幽的“鏡湖”，以為隻是重名，但是去年，一位朋友到北京出差，提到文品的“鏡湖資本”，創投同行的反饋都是“是不是那個吳幽”，同時“評價不太好”，文品害怕影響聲譽，因此請了一位律師，做了簡單的調查。
律師在評估之後表示，這是一個法律上的模糊地帶，因為吳幽確實注冊了帶有“鏡湖”字樣的公司，說自己是鏡湖資本的主理人似乎沒什麽問題。但看到礦大與吳幽的官司之後，文品到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搜索，發現吳幽的“鏡湖資本”並沒有備案過，也沒有牌照。
▲ 鏡湖資本的聲明。圖 / 鏡湖資本
文品認為：“正規的私募基金都是有牌照的，有牌照才有資格募資，沒有牌照的募資屬於違法行為。”同時，在去年12月頒發新規之前，過去的許多年，拿到牌照的門檻並不高，有250萬注冊資本，再請一位律師就有可能拿到。“吳幽一直宣稱自己管理46億人民幣基金，如果沒有備案，要麽是他沒有實力拿這個牌照，要麽說明他是個行業門外漢。”
到2019年左右，“29歲為母校捐款1100萬”成了吳幽的新標簽。他確實因此收獲了許多榮譽。礦大給了他 “中國礦業大學特別校務參事”和 “創新創業導師”兩個頭銜。因為捐款，吳幽還登上了《中國慈善家》雜誌，有一篇個人專訪，名為《母校最大單筆捐贈，來自這個大二輟學的90後創投合夥人》，以及登上國際公益學院發布的《中國捐贈百傑榜（2019）》，位列第90位，是榜單上唯一一個90後。
▲ 吳幽在嘉賓商學公眾號上的自述。圖 / 嘉賓商學
不知道是否因為接受了太多采訪，吳幽的描述常有誇大色彩，比如他說自己在礦大讀書時，“一年會在圖書館看至少200本書”。這樣算下來，他平均每個月得看16.6本書，兩天必須看完一本，同時還要兼顧做生意、賺錢——這樣的讀書速度，讓人生疑。
亞洲通信公司總經理李旻羲的文章中說，吳幽2010年輟學創業轉戰電商，到2013年贏收2.8個億，但吳幽又在別的場合說，從0做到3個億的，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賺錢速度一下子提升了十倍。
吳幽的另外一些說法也有矛盾。比如中國礦業大學官網的文章中說：一次偶然的機會，吳幽看到了2006級物理係學長肖俊發放的速唯讀書會的招新傳單，“聚天下之賢才，成世間之偉業”的宣傳語吸引了他。肖俊發了2000多份傳單，主動打電話報名的，隻有吳幽一人。
到了公眾號“舵舟”的報道裏，變成了吳幽自己印了2000多份傳單，自己辦了讀書會，口號是“聚天下之賢才，成世間之偉業”。再到“嘉賓商學”公眾號，吳幽印的傳單數量變成了8000張。
不知是吳幽接受采訪時說錯了，還是礦業大學寫錯了，官方公號中介紹吳幽：“他和團隊做的話梅護膚……經過3年時間，其高端化妝品產品賣到淘寶美妝類前10名，2013年零售做到了7800萬元。”但很快，留言區就置頂了一條更正聲明：“據核實，吳幽並非話梅護膚的創始人，給各位讀者帶來的不便敬請諒解。”
▲ 吳幽在接受不同采訪時的自述。圖 / 嘉賓商學、中國礦業大學官網
榮譽給了，錢沒到位
上海的投資人方鑫曾經在5年前和吳幽有過接觸。他記得，那時的吳幽26歲左右，投中過、拿得出手的好項目幾乎是0，但在一場飯局上，吳幽說自己的資本“第一期募資5個億”。方鑫表麵上沒說什麽，心裏想，“這個人不實在，在吹牛”。
在方鑫看來，沒有誰的錢是好拿的，創投圈裏，沒有十年資曆、沒有投中過上市公司、沒有跟出資人認識五年以上，想要募到5億，是天方夜譚。後來，他看到報道裏寫“吳幽一期募資3.25億”，他當下有了判斷：不管有沒有募集這麽多錢，吳幽當時的說法肯定有誇張的成分。
但方鑫理解吳幽結識大佬、運營自己的做法，對一個沒什麽背景，又需要募資的人來說，人脈、名氣都是剛需，尤其在吳幽後來涉足的幣圈，在遠離線下、與實體經濟相隔甚遠的數字世界，名氣是重要的通行證，也是財富的收割機。
吳幽自稱投了50多個區塊鏈項目，算上早期的比特幣、以太坊，還有區塊鏈項目，最多的時候賺了1萬個比特幣，在新疆有6萬台礦機，“大概有72%是我的，28%是朋友的”。這讓另一位幣圈投資人聯想到了跟吳幽一樣同為90後的孫宇晨。
孫宇晨自稱是比特幣和區塊鏈在中國最早的布道者，2017創立了自己的區塊鏈項目“波場TRON”。2019年6月，孫宇晨宣布以3153萬元拍下巴菲特20周年慈善午宴，成為最年輕、最高價的成功競拍者，也獲得了大量關注。但拍下午餐一個半月後，他因為“突發腎結石”取消了會麵，發微博為自己過度營銷道歉。同年12月，孫宇晨的微博賬號被關閉。
國內疫情最緊張的時候，2020年1月，孫宇晨在美國與巴菲特共進晚餐，還送給巴菲特一個內置波場幣的三星手機，消息一出，波場幣暴漲超13%。
這位幣圈投資人覺得，對吳幽來說，給母校捐款，跟公益掛鉤，同時直白地展示自己的財富，有了“很正麵”的名氣，吳幽有可能通過這些，獲得一些間接的利益。
被告之前，吳幽一直對外號稱已經捐了。2019年，他在“嘉賓商學”上自述，“我給母校捐了1100萬”，用的是過去時。一位加過吳幽微信的人也記得，在2019年，吳幽就發過自己捐款的朋友圈，許多人都給他點了讚。
這可能也是中國礦業大學起訴吳幽的根本原因：站在學校的角度上，榮譽給了，名聲給了，而捐來的錢怎麽使用，通常規劃也可能有了，但3年過去，錢遲遲沒有到位，捐款人還一直繼續做著相關人設的營銷。
▲ 事件被頂上熱搜後，吳幽在微博露麵稱會履行責任。圖 / 微博@鏡湖吳幽
北京市浩東律師事務所的張曉玲律師表示，承諾捐贈但未落實，對於不可撤銷的捐贈會構成民事違約，尤其是扶貧、濟困、助殘以及促進教育、科學等領域。
在她的職業生涯中，經曆過類似捐贈的案件，有一些企業在承諾捐贈後，因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影響生產經營，不能全麵實現承諾捐贈行為，或導致合作的科研項目無疾而終。大多數情況裏，雙方在同意、認可、誠信的基礎上，可以達成和解，不會走訴訟程序。但在吳幽案中，“吳幽承諾後未履行，且已經賺足了名譽，雙方誠信基礎不存在，才走到訴訟的地步”。
當然，也無法完全否認吳幽為母校捐款的真心。他曾經提到，在設立“家庭經濟困難本科生海外實習基金”時，校方認為隻有成績優秀，不掛科的學生才能申請，但吳幽覺得，掛科不應該成為申請者被拒的理由——就像他自己一樣。
這些天，悔捐門的討論還沸騰著。它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創投圈故事，處於道德和法律的邊界線上：一個出身寒微的年輕人，早年輟學，遇到貴人，追尋風口：電商、投資、比特幣，一路向上攀升，最終卻陷入危機，落入一場悔捐的官司當中。
最近，吳幽沒有接受任何媒體采訪，但他自己注冊了抖音賬號，發布了兩條關於官司的短視頻，累計獲得了4.5萬讚，1.3萬粉絲。他還告知公眾，沒有捐款，是因為自己的比特幣崩了。有人善意地猜測，吳幽會不會像羅永浩的“真還傳”一樣，直播帶貨，搞一個“真捐傳”。如果真是這樣，這個捐款故事，倒有個好結局了。
▲ 吳幽的抖音賬號，頭像用的還是在學校演講時拍攝的照片。圖 / 抖音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方鑫為化名）
參考資料：
[1]這個90後礦大人憑什麽管理40億基金，來看他的“成長方法論”.中國礦業大學
[2]礦大110年校慶，這位90後校友為母校捐贈了1100萬人民幣.中國礦業大學
[3]母校最大單筆捐贈，來自這個大二輟學的90後創投合夥人.中國慈善家雜誌
[4]90後投資人吳幽：偉大的事物來源於“邊緣力量”.羲知
[5]吳幽：一個90後，憑什麽管理46億基金？.鏈人傳
[6]一場模擬創業之路的戶外挑戰.慧穀家族
[7]吳幽：隻有區塊鏈和精神病院才能拯救人類的未來.塊馬財經
[8]造反者吳幽.網易科技
[9]我要一針捅破天.嘉賓商學
[10]他本應是個外賣送餐員，現在卻成40億基金的管理者.舵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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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人物｜我的工資，沒有父母的退休金高
延遲退休話題下，人們不僅憂慮工作時間再度延長，也憂慮未來拿不到退休金。而在當下，一部分年輕人發現，父輩們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資還高，“退休金倒掛”的現象越來越多。
中青年在社會上內卷，退休的老人們則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兩代人的不同際遇產生的“錯配”和生存負擔的雙重擠壓下，退休金被父輩拿出來補貼下一代，“啃老”成為一種無奈的現實。
而更殘酷的問題是，當這一代人老去的時候，他們又能依靠誰？
第二次選擇
陳秋原33歲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漸漸走入了一個“尷尬期”。
首先發出信號的是身體。她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公司規模不大，流動性卻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時待機的工作模式，長期伏案工作讓她的頸椎曲度變直，時常惡心嘔吐。去年下半年，她因為要補辦婚禮，請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淩晨四點，電話裏，平時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衝她發火了。
當時她就打定主意要辭職，工作已經觸碰到了天花板，為了這每月13000塊錢，也不值得犧牲身體、影響夫妻感情。
裸辭後，收入驟降。原本陳秋原夫妻倆月入過三萬，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緊急調到深圳，每個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貸，現在她沒了收入，還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給兩人的生活費隻剩下約5000元。
陳秋原不是沒有算過賬，讓她有勇氣裸辭的，是來自父母的幫扶——一套父母買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給她帶來每個月6000元的工資外收入，父母還幫她還著每個月2600元的車貸。即便她不工作，每個月過萬的生活費，完全足夠他們夫妻倆開銷。
但她並不想這樣，都這歲數了，還跟家裏伸手，多少會有些壓力。她和丈夫自覺收緊開支，以前每個月都買的衣服，現在大半年買一次，丈夫鍾愛的電子產品也基本暫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顧兩三次人均過千的餐廳，下班早就約朋友逛街吃飯，現在有時間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閑的聚會，“不必要的開銷都沒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試了幾次，但屢屢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對於人家公司的HR來說就是一個炸彈”。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經走到第三輪麵試，但麵試官問過婚育狀況後就沒了下文。麵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漸漸微弱。她還擔心，工作幾年後真的生了孩子，過了哺乳期也會被開除。
家裏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經濟壓力和生育壓力是交纏的，“生不起，養不起”。陳秋原和丈夫商量後，決定先解決工作，之後再考慮生育。
深思熟慮後，她決定考編。社區或許是不錯的選擇，“離家近，壓力可能小一點”。去年七月，離職前，她考過一次家附近的社區。她家還在郊區，幾十個人考一個崗位，結果不太好，距離進麵試還差3分。
這次，她決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裏也沒底，“記憶力和學生時代差很遠”。坐在家裏複習的時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讀書年代，等待著一場重要的考試決定自己命運的走向。
陳秋原本不用麵對這些。父母為她指過路，剛大學畢業，就安排她進了電視台，沒有編製，但能簽長期合同，工作也比較輕鬆。那時候，沒有別的壓力，工資作為零花錢，生活很暢快。
待了兩年，她解了約，“年輕，實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麵找工作，才發現生活很殘酷，“企業總會有壓榨”。
陳秋原的父母都是醫生，早年本科畢業後就分配進了醫院，工作幾十年，升到了高級職稱。現在都退了休，兩人加起來每個月有三萬的退休金。老兩口不想女兒受苦，曾經提過繼續幫助陳秋原，話題剛有苗頭就被她掐滅了。對於啃老這件事，她內心感覺到煎熬。“相當於每個月已經補貼了我8000多元，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他們要錢。”
另一個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為了生活還在打零工，沒辦法給子女提供幫助。陳秋原不忍心麻煩公婆，但“如果我爸媽又出錢又出力，他們也會心裏不舒服”。她朋友就是這樣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這種不平衡傳導給夫妻，倆人頻繁鬧矛盾，幾次走到離婚的邊緣。
陳秋原還是幸運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較輕鬆地擁有了第二次選擇人生的機會，可以脫產考編。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許多人走到中年，眾多煩惱襲來，肩上的負擔越來越重，在條件不錯的家庭裏，“啃老”的負麵意義逐漸消退，許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夠得上高昂的房價和生育成本。
▲ 陳秋原準備考編時下單的參考書。圖 / 受訪者提供
倒掛的“工資”
像陳秋原這樣，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資高，在這樣的家庭裏，補貼子女成為了父母們的默契。
最常見的是在縣城。李曉琪今年28歲，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補貼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齡朋友們，許多已經在父母的幫襯下，過上了有房有車有孩子的安穩生活。這樣的配置通常見於體製內家庭，父母有比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資更高。提前內退的長輩，還有充足的時間幫子女帶孫輩。“在老家，年輕人進體製內的工資都是很低的，那家裏麵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給孩子補貼的準備。”
王遠今年六月大學畢業，他最近在上考公補習班，準備衝刺不久後的安徽省考。王遠的父親還有幾年退休，退休工資能達到一萬以上。他學文科，這個數字很可能超過他未來能拿到的薪水。父親曾主動和他談話，表明等他以後有了孩子，會提供經濟上的幫助。
除了補貼子女生活和養娃，老人們的退休金最多的去處是補貼子女買房。今年42歲的徐荔，她的房貸至今是父母在幫忙還。
▲ 徐荔父母退休後，一家人去國外旅遊。圖 / 受訪者提供
這些有能力補貼兒女的老人們，往往都有著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輕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識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漢當文員的陳溪，每個月工資都達不到交稅門檻。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長輩聊天，對方的退休工資幾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紅書發了一條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條留言，許多人分享自己長輩的高額退休金。她覺得，老人家在那個崗位上工作了幾十年，值得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幾乎不可能幹到退休。她想換工作，曾被騙去麵試衝業績，也在皮包公司白幹過幾天，不繳納社保的工作也碰見不少，很難碰到好的機會。
相比有些年輕人一成不變的收入，許多老人們的退休金每年還在增長。25歲的盧葦，此前在青島的機構當老師，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資更高。每年調整社保的那個月，她的工資還會被多扣幾百塊，那時候她剛工作，發現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聽到父母說起漲工資的事情。盧葦母親幾年前剛退休的時候，退休金也隻有1000多塊，現在則漲到了4000多塊。
父母有能力、有意願幫助子女，但對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時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山西人章靜，今年36歲，有兩個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靜的父母退休金加起來有上萬元。一家人中，章靜的工資是最低的。
她進過電廠和環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區網格員，試用期工資到手隻有1000多塊，還是去年底，經社區朋友推薦，才拿到的報名資格。章靜經過筆試麵試上崗，但被分配到了離家很遠的社區，有時周末還要被喊去工作，她決定放棄。在太原，適合她的崗位並不多。大學畢業的她，也不願意去打零工，“工資很低，也沒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顧孩子重要”。
章靜原本以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難。但麵試了幾個月，一無所獲。有一次她麵試訂單專員，過程很順利，最終仍沒通過。她追問緣由，對方稱因為她有空窗期。“這份工作又不要技術，後來麵試官告訴我，他比我還要小一歲。”章靜明白了，年齡也開始限製她。
她不斷投簡曆和麵試，沒有工作的時間裏，父母的退休金成為了生活來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氣支持了一兩萬的早教課費用。當時她幾番猶豫，還是覺得對孩子成長有好處，準備自己刷信用卡，父親知道後，主動提出付這筆錢。
因為帶著孩子住在父母家裏，章靜平時幾乎不用花錢，每個月生活費用不到1000塊，幾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覺降低自己的消費，也不希望因為花錢產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親戚家，她買了一件100塊的打折雜牌衣服，母親指責她，“又不掙錢，光會花錢”。這種時候，她會加倍感覺到“啃老”帶來的不自由，不隻是經濟上依靠他人，還有日常裏的細微束縛。
但章靜有時也能說服自己。父母手上拿著錢，很容易被各種親戚朋友借走。目前倆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錢，“花在自己姑娘身上，總比花在外人身上強”。
兩代人
在當下的年輕人眼裏，父母們都是“苦盡甘來”，在年輕的時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時候遇上中國經濟騰飛，稍微抓住點什麽機會，就能積累下財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貴，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時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羨慕不來。”盧葦的父母幾年前分別從手表廠和機械廠退休，因為廠裏效益不算好，每個月退休工資都隻有4000多塊，但已經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爺從卷煙廠退休，“十幾年前的退休工資就已經將近一萬了，當時平均工資才一千多”。
王遠覺得，父親吃過的苦，值得拿一萬的退休金。“我父親那個年代還是很苦的，我母親剛嫁過來的時候，我們家還是古磚搭的房子，上麵的瓦還有點漏雨。”他的父親在15歲的時候就頂崗成為了中學老師，“底下的學生年紀都比他大，上課還要墊板凳才夠得上黑板”。他覺得，那時候工資很低，很多人都不願意留在鄉裏教書，父親耐住了寂寞，又評上了高級職稱，對於父親的高退休工資，他並不意外。
2019年畢業後，盧葦去了機構當康複訓練老師。周末算上加班費，工資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個月沒開門，後來又三個月沒開門，去年底碰上疫情又關門很久”。她拿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最低工資。今年，生活逐漸回歸正規，但翻一翻招聘軟件，同樣的崗位，月薪四五千的變多了，“比疫情前還低，可能很多機構倒閉了”。
她決定考研。每天五點出頭就起床去自習室學習，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沒有別的選擇了。”她期望著考上研，進入學校當老師，能夠穩定一些。雖然住在家裏，但隻動用自己的積蓄。吃飯每頓控製在10塊錢左右，每個月自習室收費400塊，她計算過，工作攢下的存款可以支撐到考研結束。
▲ 結束一天的學習，盧葦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圖 / 受訪者提供
盧葦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決定。她的父母生於50年代末，恢複高考後沒有考上，於是直接分配進了廠裏。倆人在不同的廠，後來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後，母親休了長達兩年的產假，漫長的假期結束，又繼續回到原崗位工作。盧葦的爺爺輩都在體製內，比父輩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來，父母的人生比較順利。唯一常常聽到父母念叨的，是後悔當時沒有轉去效益更好的廠，比如電廠、自來水廠，據說退休金能翻倍。
時代變化，兩代人對彼此的理解，需要經曆一個過程。但在家庭裏，誰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話語權。章靜沒有工作，丈夫主要負擔孩子的學費，生活開支都靠父母補貼。父母曾因給親戚擔保，賠了一筆錢，數額高達幾十萬，但兩家人至今仍在來往，甚至母親有時還會給親戚借錢。章靜沒辦法製止，“那是人家的錢，人家有支配權。況且我現在沒有工資，也得多少靠人家點”。
希望把話語權放在自己手裏，也是陳秋原不願再多跟父母拿錢的原因之一。小時候，父母對她很嚴厲，她覺得自己的童年並不快樂。長大後，她掙脫過父母的選擇，卻也難以拒絕父母的幫助，“思維上獨立，經濟上不獨立”。但她內心始終覺得，“年輕人還是要靠自己”。
大多數時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給自己花錢，卻主動給兒女花錢。徐雯雯今年26歲，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個月工資到手6000多塊。住在家裏，不用租房，為她省下了幾乎一半的工資。母親每個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機摔壞了，在不同價位的機型裏糾結了好久，後來母親直接給她報銷了，“讓我買貴點的”。
盧葦家裏一個月水電費支出不到40塊錢，父母學會了團購買菜，總能找到最優惠的價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參與軟件活動換。章靜的母親，在最節約的時候，燉排骨為了省點氣，就提前關火燜熟。父母們身上普遍存在的勤儉節約的品格，讓他們的錢最後大概率到了兒女手裏。
老了怎麽辦？
當父輩的退休金倒掛子女的工資，承受時代壓力的年輕人，在接受父母補貼的同時，也經曆了心理上的波動。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裏。她的父母都在體製內工作了幾十年，每個月退休金不低，加起來一年30萬。此外，公婆也是編製內人員。四份不錯的退休工資，讓雙方長輩每年都主動提供一些經濟支持。其實她和丈夫的工資也不算低，倆人也沒有鋪張的愛好。
但幾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發現朋友會固定給家裏打錢，聯想到自己固定從家裏收錢，她覺得“好像有點丟人”。當聊起父母幫忙還貸，也會聽見有人說“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剝削父母”。有一次和父親聊天，徐荔試探地說起這個話題，但父親的回應“特坦蕩”。“我爸說我一年就給你這麽多錢，你願意拿這個錢吃喝玩樂還房貸，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親甚至和她開玩笑，說不是啃老，“這叫提前繼承”。
章靜也很無奈，“我不願意啃老，我比誰都清楚我爸媽的血汗錢掙得多麽辛苦”。因為要帶兩個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動給錢，找不到工作時，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妝，幾乎不買衣服。”
雖然不願意啃老，但年輕一代很難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幾天，2023年上海事業單位考試開啟報名，陳秋原報名的崗位限製比較多，往年隻有二三十人報考，今年人數翻了倍。截止報名那天淩晨，她發現連殯儀館的崗位都有超過200人報名，她轉發給閨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個殯儀館相關崗位，報名人數超過200。圖 / 受訪者提供
她所報考的崗位最終報名人數超過100人，她開始動搖，“不想當炮灰了，100選1比高考錄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棄考編後，隻能轉頭繼續投簡曆，但不限製年齡的崗位，最多的是單休銷售。“實在沒有的話單休也先去。”
報名人數的激增，陳秋原認為可能和延遲退休的討論有很大關係。“隻有體製內能夠一直做到65歲，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對她來說，考編的時間窗口也即將過去，“感覺35-65歲不知道該怎麽辦了”。
章靜每個月還要自己繳納1000塊左右的社保，如果延遲退休，她擔心領取時間就又縮短了幾年。“如果真65歲才能領的話，也許就不交了，因為不一定能活很久。”陳秋原也覺得，“隻要有人在工作，就會發退休金，發不出來就繼續延遲退休，無非是怕隻能領幾年就死了……”對於未來自己的養老問題，他們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隻有繳納一份社保，“想不了那麽遠，先解決現在再想未來”。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年至2020年，10年間就業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預計到2050年該數據將進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麵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快速提高，目前該數字為18.7%，預計到2050年時將高達37.2%。
一方麵人口老齡化，養老金支出變大，一方麵就業人口有所下降，養老金補給下降。現在老人們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紅利，2000年，平均10個年輕人供養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變成5個年輕人供養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遲退休方案的出台，讓很多年輕人對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過，因為父母有充足的養老金，醫療也有保障，陳秋原的憂慮裏，至少沒有贍養父輩的壓力。對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著她目前隻需要顧好自己。雖然在北京，六千塊的工資並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後盾，她仍然能存下錢，每個月還製定了存錢目標。她和母親關係親密，因為母親屬於三高人群，她現在每天都會念叨母親：“好好吃藥，多活幾年。”媽媽則笑著回答：“我努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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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晝工作室｜60歲後在立交橋下做日結
“不敢拿身份證，說沒帶”
康根長，68歲，日結工
●2023年3月2日淩晨五點，半坡立交橋下聚集著等待招工的人。
天還沒亮，西安半坡立交橋下已經聚集了近千人。包工頭開著麵包車過來招工，幾十個工人同時湧上去，有經驗的包工頭為防止被圍困，會控製麵包車低速前行，不做停留，搶活的人扒著車門跟著跑，招工就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你要做啥的？瓦工要不要？”嘈雜的詢問聲裏，幾個年輕工人沒等說出招工需求，就拉開車門鑽進了車裏。
康根長淩晨四點就來了，已經站了一個小時，緊盯著來往的麵包車。試了幾次上前詢問，沒等靠近就被年輕人擠在了外麵，無奈之下，又退回等待的人群裏。看到有人拿著冒熱氣的烙餅吃早飯，他咽了咽口水，從工具包裏拿出一袋方便麵，“弄點吃的對付一口，填飽肚子就夠了。”康根長舍不得花錢，如果沒找到活兒，他要把一天的開銷限製在10塊錢之內。
●在橋下等待招工的人。
●人群中的康根長。
最近三個月，“沒有活兒做”已是康根長的常態。
康根長今年68歲，西安藍田縣人，和很多村裏人一樣，過得不富裕，土坯房前幾年靠資助才得以翻新。田地不到一畝，種玉米，勉強維持日常開銷。為了掙錢，康根長和妻子到西安打工，已有十餘年。兩人在郊區租了房子，房租一個月300塊，不到10平米的房間裏，沒有窗戶和衛生間。
●半坡立交橋下，每當有人來招工，工人會迅速聚上來詢問工價。
●吃早飯的工人。
康根長不識字，隻能挖地溝，搬水泥，拿推車拉磚，年輕時做力工，每個月能掙4000塊，現在很難搶到活兒。他不善言辭，沒有年輕人會搶，即便搶到了，對方問了年齡，也會拒絕他。“老板看到年紀大就不讓上車，有的老板直接說，你這歲數到工地也是白搭，快回去吧。”康根長說。
很多工地要查身份證。之前有幾次，上車時沒問年齡，到了工地要身份證，他不敢給。工地離著十幾公裏，甚至上百裏遠，但年齡不符合要求，不能進，還是得回去。有些包工頭會給一點回家的路費，也有不管的，康根長隻能自己想辦法。
●在半坡立交橋附近，人們趴在車窗前和包工頭詢問工價。
●臨近中午，沒有找到工作的康根長在橋下休息。
等活兒的人群中，如果有人問起他的年齡，他會說自己“50多歲，長得顯老”，從不輕易拿出自己的身份證。去年有一份屠宰場的工作，工資每個月有5000多，康根長特別想去，麵試時一直不敢拿身份證，說沒帶。他心裏有歉意，隱隱藏藏不是辦法，在外打了10多年工，都是本分做事，沒想到會在年齡上和人說謊。但如果拿出了身份證，意味著又要失去一個機會。
“不拿身份證你來幹嘛？”康根長答不上來，最後回了家。“人家怎麽也不給安排活。”康根長知道，年紀大了，老板怕他在工地出問題。他一般會找沒有年齡限製的私人工地，但不給交保險，也麵臨安全隱患。
2021年在白鹿原卸水泥，地麵不平，他摔進一米多深的溝裏，斷了3根肋骨。工頭以為他在下麵休息，叫他繼續幹活。康根長動不了，隻能打電話給妻子，才送進醫院。醫藥費六千塊，私人工地不給賠，報警後對方才同意，但隻賠了一半。
●來橋下找工作的女工。
●坐在路邊吃饃饃的陝西女工。
●等活兒無聊的時候，康根長（右二）在半坡橋下看直播表演。
康根長沒活兒的時候，兩人的開支主要靠妻子維持。三個孩子都已成家。兩個女兒外嫁，兒子湊不上錢買房，35歲才結婚，三年前遇上車禍需要看病，家裏因此背上了15萬債務。這兩年，康根長和妻子打工還上了10萬，還有5萬沒還清。
妻子今年62歲，在西安城郊給雇主接送、照看孩子，每個月工資1500元。此前，妻子在另一戶人家做保姆，照顧老人七年，老人對她挺好，偶爾多塞一些錢。但雇主家裏是非多，妻子有時會被老人的子女攆出門，在外麵待到天亮再回去。
現在換了工作，沒有了冷眼相待，時間也相對寬鬆，但工資少了一半多。在生活中，兩個老人能省則省，不想拖累孩子，“這就是現實，沒辦法。”
半坡立交橋下，康根長是走得最晚的一個，晚上9點還會在那裏等，零星會有一些臨時的散活兒。最近接的幾個都是清理垃圾，從夜裏12點一直幹到早上8點。“也不知道後麵的日子要怎麽過，隻能趁著能動的時候多幹些活，多賺些錢。”康根長說。
“留點治病的錢，不想再問孩子伸手要。”
程世斌，61歲，臨時工地
●在鋼架上刷漆的程世斌。
令程世斌慶幸的是，被國企（某建築承包商）工地辭退後，還有人願意收留自己。他現在負責給鋼材刷漆，每天要在5米高的腳手架上下30多次。年輕時輕鬆爬上爬下，現在一上去腿就軟了， “老了，沒有人想一直打工，生活所迫。”
61歲的程世斌是陝西寶雞人，在一家國企建築工隊做臨時工近40年，修過路架過橋，被辭退前在工地上開鑽井空壓機。機器壞了，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是什麽毛病。新來了工人，總工會讓他做領班，處理棘手的活兒。
作為城市的建設者，建築工人被視為最辛苦的一個群體。程世斌去過上海，為摩天大樓灑過汗水。在川藏線上做工程，海拔4000米，走兩步就喘不上來。一次工作疏忽，讓他被4米多高的鑽井機軋斷了腿，養了3個月才慢慢恢複。
●上腳手架前，程世斌準備係安全帶。
●用砂輪打磨鋼架。
●在工地上工人們清理建築垃圾。
2021年9月，程世斌離開了工地，距離他的60歲生日，還有5個月。
60歲“清退令”即將施行，三個年齡相仿的工友，一起被辭退，他們在一個小飯館吃了頓飯，算是第一次在工地過生日。大家都很失落，沒有工作、沒有固定收入、沒有退休金，不知道怎麽養老。拿著行李鋪蓋，程世斌騎著摩托車在回家的路上想了很多。
●程世斌在腳手架上作業。
他突然覺得自己老了。在外麵漂了一輩子，在家裏待不住，愛喝點酒，打個麻將，一直這樣也不是辦法，程世斌和同村的人商量，有小活就叫他。
去年疫情期間，程世斌到甘肅天水幹了一個多月的綠化，每天就是幹活、做核酸、再幹活、再做核酸。
由於年齡原因，他多數是通過家裏、朋友的關係找活兒，而且要經過老板的衡量——身體素質、反應程度、技能這些，考核通過，才能有個機會。
●一天工作結束，程世斌和工友吃晚飯。
●幹了一天的活兒，晚飯後工人們回屋休息。
宋青峰是程世斌所在工隊的領班。他介紹，現在很多工地除了查身份證，還要看體檢報告，工人年齡超過55歲，就要考慮是否留用了。三年前，他曾和一名突發腦溢血的50歲工人家屬扯皮了很久，還是賠了20萬。“除了熟人介紹，一般年紀大的工人不敢用。” 宋青峰說。
程世斌如今的工資是一天190，他已經連續幹了一個月，一天都沒休息，“休息一天190沒了，都要堅持的”。他計劃再幹五年，想自己多存一點錢，留點治病的錢，不想再問孩子伸手要。
以後程世斌還要不停找活兒打工，“我掙我的苦力錢，我對自己負責，對老板負責，自己心裏有數就行”。
●長時間的刷漆工作後，程世斌來天台上透氣。
“對方的答複永遠是：沒有錢，等著”
高江才，64歲，日結工
在西安西郊勞務市場，看工友在路邊打牌，成了高江才消磨時間的方式。高江才今年64歲，貼過瓷片，鋪過水泥，靠打零工的方式維持生計。
他每天在工地抬大理石，要兩個人一起才抬得動，每天要幹夠九個小時。上年紀後，他明顯意識到自己不如年輕時應付得來了，太高了會害怕，手比之前更抖了，搬板子時落在工友後麵了，他會歇一歇，再慢慢趕上來。
●高江才（左二）等活兒的時候，在路邊看工友打牌。
●在電動車上午睡的工人。
●在街上找工作的人。
高江才每月有三千塊退休金，他想多掙點兒，出去找活幹。兒子結婚時，他和妻子在西安買了套房子，花了30萬首付，花光了家裏的積蓄，如今兒子在外地工作，房子兒媳住著。妻子幹保潔工作，女性過了58歲，活兒就更少了，兩口子都想多掙一點，給孩子補貼一點，“中國的傳統就是這樣子的，反正也都是為了孩子。”
不過，高江才並不是每個月都能有活。在高江才的手機裏，招工群每天都會發布信息，多數都有年齡限製，他隻能通過工友帶進工地幹活兒。
沒有合同庇護，被坑是常有的事。去年去搬瓷磚，幹了20天，包工頭突然讓他從工地離開，說他年齡太大，不符合要求，直到今年工資還沒有結完，拖欠4000多，對方的答複永遠是“沒有錢，等著”。現在高江才找的活兒都是不卡年齡的，“畫上工日，說過兩天結”，結果往往落空。
●沒接到電話時，高江才也會騎著電動車接一些載客的散活兒。
●中午妻子回家做午飯。
●高江才和妻子在西安租房住，房租每個月 300元，房間裏擺放的家具都已經破舊，他們舍不得換新的。
他也嚐試去做一些私人家裝，鋪地磚，安裝水電，比工地工資高，也沒有了包工頭賺差價，卻容易碰上苛刻的業主。有一位驗收時找借口不給錢，高江才氣不過，可以不給錢，但已經完成的部分要砸掉。後來3000多塊錢的活賠了200，在那之後，他不再接私人家裝的活兒了。
媒體報道中，過去10年裏，建築工人群體幾乎沒有吸引到年輕人進來。年輕人不愛幹，隻有老人肯吃苦，工地對年齡上限做了要求後，不願離開的老人成為了一個被忽視的群體。
現在，高江才每天六點半趕早，去招工多的地方等著，隻有小工，沒有大工，久久尋不來合適的機會。等工的時候，他喜歡看人打牌下棋，但自己不打。“不能把辛苦掙的錢在打牌時輸掉。”高江才說。
●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時段，如果沒找到工作，意味著這一天又進入了漫長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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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虛構故事｜
上大學前給我們打雞血“讀書擁有一切”，
畢業後要我們放下身段“去擰螺絲”
“學曆不但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
最近一段時間，“孔乙己文學”的事兒實在是太火了。年輕人紛紛將自己代入魯迅筆下那個落魄書生。這還了得，這屆年輕人是要徹底“躺平”的節奏啊。
對此，央視不得不跳出來“正本清源”，說：孔乙己之所以陷入困頓，不是因為讀過書，而是因為放不下讀書的架子，不願意勞動改變自身處境。
同時不忘教育一下年輕人，要努力奮鬥，“當代有誌青年絕不會被困在長衫中。”
對於央視網這個雞湯味有點濃的說教，大部分“現代孔乙己”當然不買賬。這條微博下麵為這個事情吵成了一片，還吵出了一個新的文學流派——“孔乙己文學”。
央視這碗濃雞湯非但沒有鼓舞到年輕人，反而引起了他們的反感。本來找不到對口的工作已經夠煩了，你還高高在上地對我說教，暗戳戳地指責年輕人不願放下身段向下兼容。
年輕人又不傻，官媒心裏打得那點小九九誰還不知道。眼下經濟下行，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都很難，就業崗位大幅收縮，社會麵無法吸納所有的大學生。
這本是一個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官媒避重就輕，將社會問題歸咎為個人問題——你找不多工作是你自己的原因，不要怪社會。這著實令人像吃了一隻蒼蠅一樣惡心。
就拿孔乙己來說，人家本來是一個落後社會的受害者，在他們眼裏變成了不願勞動的懶漢。
當年魯迅塑造孔乙己這個人物的時候，也不是對著孔乙己去的，而是對著這個腐朽的封建製度去的。魯迅他對孔乙己的態度是悲憫，不是嘲諷，更不是怒批。
他們把孔乙己挖出來鞭屍，目的是教化當代大學生的。
孔乙己招誰惹誰了。
其實年輕人也不是不肯下沉到工廠和工地，就像董小姐說的，“大學生去工廠擰螺絲沒什麽不可以的”。畢竟小鎮做題家們的父輩又不是沒有擰過螺絲搬過磚。
我們不憤的是不公平。憑什麽那些好單位、好崗位“周公子們”輕而易舉就能得到，我們就非得去工廠扭螺絲，去酒店當保安？周公子是學習比我們好還是學校比我們好？
我們知道，他隻是出身比我們好罷了。
網友說老一代的農民工已經老去，新一茬的大學生風華正茂，活兒總得有人幹，三千塊錢的工資總得有人領。
話雖如此，這活為什麽不是周公子們來幹呢？
但網友還是說出了一個令人心酸的現實：
“新一茬領3000塊工資的大學生正是那些老一輩領3000塊工資的農民工背井離鄉、省吃儉用供出來的。”
在我看來，現在大學生們表現出來的“躺平”態度是種對既定命運的一種消極反抗。
頗具諷刺的是，他們對尚未進入大學的中學生又是另一番態度，用近乎瘋狂的方式鼓勵他們考大學，改變人生。
還記得前段時間一些中學高考誓師大會嗎？那些高亢的宣言還言猶在耳，發言學生那咬牙切齒、麵目猙獰的畫麵還曆曆在目。怎麽上完大學後就要他們脫下那象征著讀書人的長衫？
誓師大會上發言的學生不是說“讀書就是為了出人頭地嗎”？
“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最後讓他們帶著這份豪氣去工廠捏螺絲？他們肯定不答應啊。
上大學前給我們打雞血，說讀書能擁有一切；畢業後兌現不了就讓我們忘記寒窗苦讀十餘載，脫下好不容易穿上的長衫，放下讀書人的自尊。
不帶這麽玩的。
今天看到新聞說，中國2023屆高校畢業生人數再創新高，預計將達到1158萬，同比增加82萬人。北京高校大學生就業創業指導中心副主任蘇秀麗透露，北京高校畢業生今年呈現出一個新的變化，即研究生（碩士和博士）的畢業人數首次超過本科生。
越來越多高學曆現代孔乙己即將畢業，屆時要把他們的長衫脫下來將更加陣痛。
就像網友說的：“讀書讓我不滿足於現狀，但又無力改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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