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離世，韌帶斷裂，練體操18年，我拿過世界冠軍，也一次次在低穀徘徊
我是範憶琳，前國家體操隊運動員。從4歲第一次接觸體操，到22歲退役，體操陪伴了我近二十年。它給過我榮譽和成就，在漫長的運動員生涯裏，我拿過兩次世錦賽冠軍，三次全運會冠軍，還擁有了用自己名字的命名動作“範憶琳下”；也給過我困難和磨練，很多次，我都覺得自己在一點點“爬”出低穀，靠著韌勁，堅持到我作為運動員的最後一刻。
2020年，參加全國體操錦標賽時的我。
1999年，我在上海出生，父母是做五金生意的，平時比較忙，兩歲之前我跟著奶奶在上海周邊的村子裏生活，兩歲時爸爸媽媽把我接到了嘉定。一般孩子都是三歲上幼兒園，但家裏太忙，爸爸就去問園長能不能讓我提早一年入學。可能園長覺得我長得比較可愛，就破例讓我提早進入幼兒園，上了兩年小班。
小時候，我對體操沒什麽概念，走上這條路實屬偶然。我們幼兒園是體操特色幼兒園，有一些少兒體操的基礎訓練，老師選了一些有表現力的小朋友，組成藝術體操班。日常上課之外，老師會帶著我們做遊戲，排練球操、圈操、板凳操之類的，節日時我們還會去演出。
四歲時，我已經在幼兒園接受過壓腿訓練。
我那時候覺得練這些挺好玩的，在墊子上做前滾翻，或打著拍子跳操都很有趣。隻有壓腿比較痛，壓後腿時要抱著老師，一條腿垂直立在地麵，另一條腿被老師搬著，直直地拉起來。痛到堅持不住的時候，老師會讓我們調整呼吸，或是再數十個數。
幼兒園中班的時候，上海市嘉定區和虹口區有一個體操的合作項目，教練來我們幼兒園選苗子。選中的人被拉去了虹口體校，那個體操館特別大，我眼前一亮。場館裏有很多小朋友，年齡看上去比我大一些。把杆旁、地毯上都有人訓練。
教練讓我們壓腿或倒立，測試我們的協調性、柔韌性和爆發力。我不屬於自身條件很好的運動員，還記得教練說，我腿部力量不夠、核心力量也弱，沒什麽優勢。但我不怕痛，耐力強，如果感覺到痛，也不會馬上大叫或者大哭，隻要在自己承受範圍內，都還能再堅持一下。
在虹口體校，我正式開始了體操的訓練生涯。
被體校選中後，我被轉到虹口一個全托幼兒園，上午在幼兒園，下午去訓練，四歲起就一周隻回家一次。周末可以回家待一天半，禮拜一早上六點多又得起床趕去學校。冬天特別遭罪，太冷，起不來，訓練時手也是冰涼的。
和之前在幼兒園做遊戲練操不同，體校的訓練更具專業性，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開始是練習柔韌，壓腿，然後是學習支撐，倒立。慢慢地再加入平衡木、高低杠這些項目。
剛接觸的時候是很害怕的，在平衡木上打體操步，很容易站不住；在高低杠上擺浪，抓不住杠子就會飛出去。好在有海綿坑接著，練久了也慢慢克服了恐懼感。小孩子手皮都很嫩，抓杠子時間長了，破皮是家常便飯，還會起圓圓的血泡。隻能等著反複起幾次血泡，長出繭子來，才不那麽容易破。
除了練動作，教練製定的體能訓練計劃強度也很大， 2分50秒跑完800米，跑不到至少要重來三次。如果三次還達不到要求，教練會把要求放寬5秒，跑進2分55秒就能過關。
那些身體素質強的小朋友就像拳擊手，而我身上軟綿綿的，像舞蹈生一樣柔，和別人的差距明顯。比起跑得快的人，我每回都能差個大半圈。跑步、拉引體，肌肉一酸就使不上勁，速度也會變慢，很誇張地喘著粗氣，達不到教練的要求，還要一次次重來。
但我從小就不是會撒嬌的性格，一起練的小夥伴覺得太疼太苦，就會直接哭了，家長往往很心疼，就沒堅持練下去。我習慣自己消化情緒，心裏有什麽想法和感受，也不會馬上和別人說。我們家當時住的是門麵房，一條街上做生意的鄰居們彼此之間都很熟，他們知道我練體操，每次回家就有一群人圍過來，看到我手上的傷很心疼，但我從來不說苦。
記憶中，父母好像沒對我練體操這件事表達過反對意見或是動搖。直到我退役後回上海，和以前的教練聊天才知道，當時父母也很擔心，一方麵覺得太辛苦，另一方麵也怕我練不出來，人生就此沒了其他退路。
上小學就到了可以進二線隊的年齡，2007年，我加入上海市體操二線隊，正式開始職業體操訓練。小學也在虹口，上午上課，下午兩節課後去體校訓練，還是一周回家一次。
體操占據了我絕大部分的童年時光。
當時的我很羨慕那些不用訓練的孩子，放寒暑假還能出去玩，而我假期一早就要去訓練，中午睡覺也在體操房。偶爾看到一起訓練的孩子生病發燒被接回家休息，我也巴不得可以生病。但奇怪的是，練體操前我幾乎每周都因為感冒發燒去醫院打針，練體操後竟然一次也沒有過。
在市二線隊時，周末回家，周日晚上就要歸隊。我曾跟爸媽說過“不想練了”之類的話，練體操好累，又舍不得離開家。爸爸明白我依戀的情緒，有時過年過節放了幾天假，爸爸再送我歸隊訓練時，都會在體操館的窗外站幾分鍾。
我習慣用餘光瞥窗外，確認爸爸是不是還在，練著練著再一看，發現他不見了，我就知道他走了，這種感覺非常難受。不過，訓練個幾天後，我也不會再想放棄的事。
小時候的照片大多穿著訓練服。
2010年，我11歲，又到了升隊的年齡，升入市一線隊繼續職業體操訓練。小時候的比賽，我一直拿不到獎牌。現在少兒組的體操比賽會按年齡分開，我們那時候是不分的，9歲組和10歲組在一起比。原本同年齡段的人已經比我厲害了，還要跟比我大一歲的人一起比賽，根本沒有拿獎牌的可能。
幸運的是，2012年，我在杭州的中國青年體操錦標賽中抓住機會，取得了自己的第一個第一名。當時預賽比完，我排名第二，沒想到當天晚上我突發急性腸胃炎。我爸爸來看我，給我帶了我最喜歡吃的冰淇淋，為了不讓他擔心，我在他麵前還強撐著吃了一口，等他一走，我就吐了一地。
我被送到醫院吊鹽水到淩晨三點多，教練勸我放棄後天的比賽，但我不想錯過任何一次機會，堅持要上場，最後正常發揮，拿到了第一名。這次比賽也讓教練看到了我強大的抗壓能力。
13歲那年參加的全運會，是我參加的第一個大型比賽，也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我被選上和上海市隊的姐姐們參加團體賽，市隊裏很多都是拿過世界冠軍的運動員。團體賽中，我滿腦子想的就是盡量不給大家拖後腿，能小晃就不大晃，能不掉下來就不掉下來，把失誤率降到最小。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進杠動作是分掏和並掏，一般的進杠動作隻有C組難度，但這個動作難度是D組，場上沒有其他人做，隻有我。
13歲那年，我第一次參加全運會，和姐姐們拿到團體冠軍。穿紅色衣服，站在最左邊的是我。
全運會賽後，和教練們的合影。
這場比賽也讓國家隊的教練看到了我。2014年9月，我從上海市隊去了國家隊。前一天早上訓練的時候，市隊裏帶我的教練周導簡單說了一句，讓爸媽幫我收拾一下行李，第二天就去國家隊了。我感覺出他有些不舍，還跟我說“晚上一起吃頓飯，應該是最後一次見周導啦。”想到要和熟悉的人分開，我心裏也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收拾好行李，爸媽把我送到高鐵站，我一個人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鐵。其實剛得知要進國家隊這個消息時，我是沒有什麽感覺的，等真正進入到國家隊場館，看見牆上掛著的世界冠軍榜，和電視裏紀錄片拍出來的一樣。震撼、光榮，一下子覺得這個地方好神聖。在場館裏，我見到了好多冠軍姐姐，姚金男、黃慧丹、商春鬆......遠遠地看她們，竟然能跟她們一起訓練，整個人像在做夢一樣。
剛到北京時，我不太適應北方幹燥的氣候，時不時流鼻血。訓練時皮膚蹭到海綿坑，洗澡時水再一接觸，就會火辣辣地痛；腳底的皮也會裂開，練平衡木腳砸到地上，鑽心地痛。皮還沒有長牢，訓練一砸開又裂了。一整個冬天下來，腳底裂得很深，口子邊上長了厚厚的老繭。天氣轉暖後，我就拿刀片把繭刮掉一點，再塗一點油，等它慢慢長好。
進入國家隊後，訓練之路變得沒那麽容易了。2014年，媽媽查出癌症晚期，不到年底就走了。她的離開，把我拉進運動生涯的第一個低穀期。
國家隊為了讓隊員們認真訓練，會控製使用手機的頻率，發手機也不是每回都和家裏聯係。我知道家人肯定想問我訓練的情況，但練了一周很累了，好不容易有點休息時間就不想聊這些，更願意自己打消消樂放鬆休息，有時候爸媽打給我的電話會沒接到，或者沒接。突然在15歲那年，我再也沒有機會對母親說我訓練和生活上的瑣事了。
我在國家隊的訓練照片。
2014年，我15歲。中秋節前，教練跟我說，我媽媽生病了，讓我回家一趟。我之前並不知道媽媽的情況，心裏困惑，平時我們自己發燒生病了都不能休息，還要在旁邊壓腿看別人訓練，怎麽家人生病還讓我回去看？沒深入去想，隻覺得能回家好開心。
爸爸來車站接我，我感覺到他很累，見到我也不像平時那麽高興。進了家門，屋子裏擺著我愛吃的桃子和冰淇淋。現在想想，媽媽病得那麽嚴重，卻還想著給我準備我愛吃的東西。
當時我還不清楚媽媽的病情，爸爸也沒有告訴我具體是什麽病。但媽媽身上已經沒什麽力氣了，要人扶著才能走路，大多數時間都躺在床上。我透過臥室門縫，能看見爸爸坐在床邊幫她翻身，或是拍拍背讓她喝水。她應該已經化療了，睡覺的時候會把假發拿下來。
看見我回去，她挺開心的，正好那天過中秋節，外公、外婆、舅舅、小姨都過來吃飯。後來他們說，我回去的那天，媽媽的狀態是最好的，我走之後就慢慢不行了。我當天晚上到的家，第二天中午吃過飯就走了，隊裏還要訓練。
大概過了兩三周，有天訓練時高杠換低杠，我的手沒撐穩，手掌中間的骨頭直接裂開，當即“啪”的一聲響，站在一旁的教練都聽見了。教練們給我敷著冰，不知道為什麽，心裏有種不好的預感。果然，第二天爸爸打電話給我，說媽媽走了。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隻是一直哭，第二天眼睛全腫起來。
家裏人怕影響我訓練，原本沒打算把我叫回去的，但教練們還是讓我回去了。回老家的那幾天，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飯、睡覺、去拜一拜，然後又繼續放空自己。住在村裏，一眼望過去都是陽光和菜地，腦子裏沒有訓練，也沒有什麽別的事。那年我15歲，短暫地脫離了訓練，突然不知道人生該幹些什麽。
2015年年初回到隊裏，我的狀態還是沒有調整回來。體操對體重要求很嚴格，我們平時連喝水都會嚴格控製量。高低杠不像自由操和跳馬，要用手抓的動作多，身體輕盈一點才好看。同時也要看自身能力，我的身體機能差，體重還重的話，就更加完不成動作。各方麵綜合下來，我的體重應該保持在37公斤左右，在家漲到了42公斤。這10斤如果不立馬減下去，時間越長會越來越難減。
除了日常的訓練項目，每天就是練素質，減肥，吃東西也要嚴格控製。對於稱體重的項目，一口水就是一口水的重量，嚴苛到這種程度，稱體重之前，可能很久都不敢喝水。我們在房間裏都會放一個稱，每次吃完東西，或者覺得自己吃多了，就會一直上稱，一直上稱，時刻觀察體重的變化。
2015年，國家隊去廣州二沙島集訓，促進和省隊之間的交流。在省隊集訓，我就代表國家隊形象，肯定希望能給省隊的運動員樹立榜樣，但我每天在旁邊減體重，等到練動作時就沒有力氣了。於是惡性循環，我變得“軟硬不吃”。午休和晚上睡覺時會夢到媽媽，醒來很難過，不想起床也不想訓練，夾雜著各種情緒。
教練把我爸爸叫到廣州去陪我訓練。我媽剛走，他也很傷心，每天看到我這個樣子，他更心疼。他說，“不想練的話，我們就回去讀書好了。”真正提到“放棄”，我開始冷靜，已經練了十幾年體操了，這個時候放棄，比小時候放棄更加不值得。
冷靜下來後，我的訓練態度開始有了轉變。我爸在廣州總共待了五天，時間不長，但給了我很大的心理慰藉。他的陪伴和教練給的那麽一點點肯定，讓我的狀態開始有了爬升。
我適合鼓勵式教育，也特別容易滿足，隻要教練開口說我有一點點進步，我就會特別開心。這時候教練會說，你還沒有做到最好，不要這麽開心好吧？可我的心態就是，如果每次進步一點點就能開心，就可以開心很多次，如果一定要做到最完美才會開心的話，達不到就會一直不開心。隻有滿足過後，我才有力量讓自己再前進。
2015年年初的華東賽，我在高低杠項目上拿了第一。雖然華東賽就是個小比賽，但隻要有比賽，訓練節奏就特別快，沒時間讓你磨蹭，練完馬上得走人，要去休息、調整，反而訓練過程不會太拖遝、枯燥。而我呢，肯定不想比賽出醜，反而更積極地管理體重。華東賽之後，我的體重也逐漸達到了要求。
一切都在越來越好。2015年，6月份，我第一次代表國家隊比亞錦賽，獲得個人平衡木冠軍、團體賽第二，高低杠第三，金銀銅都拿了。10月份，我參加了世錦賽，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世界比賽，心態卻沒有想象中緊張，想著不拿冠軍就算是交個學費。世錦賽都是有名氣的運動員，我什麽都不是，就覺得豁出去了，沒有什麽好慌的。
我是第三個比完的，總分15.366分，暫時排在第一。我在場下看著，暗自期望後麵出場的運動員得分都不要比我高。可第四位、第六位運動員居然都拿到相同的15.366分，在大屏幕上，中、美、俄三個國家的國旗和運動員名字放在一條水平線上。
第七位出場的俄羅斯運動員還是15.366分，四個並列第一，太戲劇了！這是我的第一個世界冠軍，在拿到冠軍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會來祝賀你，等我拿到手機的時候已經看見幾百條消息。
從右至左：我，俄羅斯的科莫娃，俄羅斯的斯皮裏多諾娃，美國的柯西安。四個並列冠軍一起站上領獎台。
2016年裏約奧運會選拔，教練在選人時還提到了這場比賽，說“這孩子心理素質肯定沒問題。”當時我媽媽去世不久，比賽裏各國運動員競爭又很激烈，我頂著壓力拿到了世界冠軍，說明有一顆強大的心髒。
可我的裏約奧運會旅程卻沒有那麽順利。
在資格賽中，我的難度分是最高的，正常發揮肯定是進決賽的水平。盡管出現了小失誤，有兩個連接動作沒有連上，但不至於決賽都進不了。可結果是，我的完成分被打低了，總分排在第九位，無緣決賽。
賽場上，哪怕有再多遺憾和不服都沒辦法去回想，也無法改變結果，隻能馬上調整狀態進入下一個項目。個人賽結束了就要備戰團體的決賽，更多要考慮團體賽上怎麽不出現大的失誤。還好，最終團體賽取得了季軍。
裏約奧運會，我雖然在個人賽中失利，卻仍然在團體賽中努力拚搏。
裏約奧運會中沒能進高低杠的決賽，也讓我短暫走入訓練低穀。教練們為了幫助我走出來，動了很多腦筋。我核心力量弱，下法時做長半徑的動作會非常吃力，短半徑的動作會對我輕鬆一些。按我之前的下法方式，難度分會降組，而後擺180接團身後空翻兩周的下法也是D組難度，教練就讓我練了這個動作。
一年後的世錦賽賽場，穩定的發揮讓我拿下女子高低杠的冠軍，D分是世界上最高的，6.5分。再次登上最高領獎台，是對我真正實力的證明。不僅如此，180後空翻下這個動作也被命名為“範憶琳下”。
有屬於自己的命名動作和拿世界冠軍的心情還不一樣，想到未來別人每次用到這個難度動作，都會說“範憶琳下”，很驕傲。這個冠軍和這個命名動作，成了我衝擊東京奧運會的起點。
2017年世錦賽，我擁有了自己的命名動作“範憶琳下”。
當時的我不會想到，衝擊東京奧運會的過程中，我遇到了比比賽失誤、丟牌更大的挑戰——傷病。2017年世錦賽後不久，我因為腰傷和膝蓋傷，陷入了一個更為漫長的低穀期。
體操練久了腰部都有勞損，2017年全運會前幾個月，我的腰部勞損問題愈演愈烈，走路或抬一抬腿，腰都在疼，有骨頭錯位的感覺。做了一些治療，但沒什麽很好的效果，每天的訓練都很痛苦。找醫生正骨後有所緩解，但每天都要堅持訓練，做重複性的動作，傷不可能好透徹。
2018年初，我在訓練時又把膝蓋傷了。當時剛過完年，大家的狀態都不是特別好，有一個隊內測驗，我想在測驗中給自己提提氣，拚一拚，就選擇了一個平衡木下法的轉體動作，其實狀態和能力都沒有達到可以完成這個動作的程度，結果下法時我沒轉正，膝蓋扭了，韌帶斷裂。
固定好膝蓋後，我在床上躺了幾天完全不能動，等腫消下去。恢複到可以下地走路時，我去找了一個在這方麵比較好的北京醫生，他說膝蓋現在這麽鬆，建議手術。平時我們嚴格控製體重，加上運動量大，發育期要比正常女孩子晚很多。如果這個時候歇下來，運動量一降，體重肯定上漲，身體也會很快發育。當時我已經18歲了，在體操項目裏已經沒有年齡優勢了，時間很寶貴，特別是對女孩子來說。
教練和隊醫問我本人的意見，我覺得我已經有些康複訓練，也能下地走路了，這個時候做手術會影響我的進度。保守治療的方案就要康複周期內多練肌肉力量，讓肌肉拉住膝蓋。高低杠中隻有一個動作需要落地，那我就把肌肉力量練到下法落地站穩就可以了，這不是沒有可能。
我歇了三個月沒怎麽訓練，恢複前期，我的膝蓋靈活度很低，隻能彎那麽一點點，要每天去壓膝蓋，讓它慢慢活動到九十度。配合著做電療，在皮膚上貼切片，電擊肌肉，防止肌肉萎縮。為了不讓身體機能退化，康複期也需要做一些倒立、爬杠子、吊杠子的練習。
韌帶斷了後，我隻能在場下看大家比賽，滿心渴望能再次回到賽場。
正式恢複訓練，我卻連一個完整的動作都做不了，又不能加練太多，膝蓋會水腫。有時候一天這個動作隻能練一次，狀態好的話，慢慢加到兩次，如果練第三次膝蓋開始有反應了，就要停。身體不同部位的肌肉可能都會撐著杠子，或者撐在地上，因此在恢複期，我的肩、脖子、腰、背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肌肉拉傷，後背脊柱也有錯位。
剛開始我還沒有“天塌下來”那樣的恐慌感，覺得過段時間肯定會好起來的，一直給自己心理暗示。但這個過程比想象中要困難，年齡和傷病給我帶來的影響變得明顯起來，小時候隻需要學習技術，現在更多要依賴身體情況和狀態。我能很明顯地感受到現在做並掏動作，比小時候要吃力許多。來回幾次，就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到了要離開體操的時候？
放棄的念頭又冒出來。我哭過很多次，我們房間的女教練常常過來安慰我說，“沒事的琳琳，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教練們知道我狀態不佳，比賽時也會告訴我“安全第一，比賽第二”、“上午練得不好，下午再調整狀態”。他們越是包容我，我越不想讓他們失望。
因為膝蓋受傷，剛恢複訓練時要打繃帶幫助固定。
況且，裏約奧運會我有遺憾，東京奧運會時間逼近，練下去是我唯一的選擇。平衡木的木頭很硬，空翻落下來對膝蓋的衝擊還是很大的，高低杠隻要下法空翻落下來，膝蓋能承受住就沒問題。在此之前，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我的優勢項目，膝蓋受傷後隻能練集中用上肢力量的高低杠了。沒辦法比團體賽，那就隻比單項。無論如何，讓我出去比賽，我的心就有重新回到賽場的感覺，反過來也能激勵訓練。
有人給我起外號，叫“巨能練”，可能說“巨耐練”更合適。體重超標的困擾讓我注定要比別人練得多，除了原本的訓練計劃，長跑加大力量訓練是家常便飯。我了解自身的能力，所以在裏約奧運會後的采訪中，我沒有給到大家一個肯定的說法，說我一定會堅持到東京奧運會，但在我心裏，會一年一年地、一天一天地去努力，堅持到自己練不動為止，堅持到最後一刻。
奧運會團體賽資格由前一兩年的世錦賽成績決定，名額能提前拿到，個人賽資格要通過奧運會前一兩年的各種世界比賽積分決定，隻能靠自己一點一點去打比賽。2019年到2020年，我扛著傷病，拿了4個世界杯分站賽冠軍，獲得了東京奧運會高低杠比賽的資格。
2020年，我參加全國錦標賽，獲得高低杠冠軍。
2020年3月體操世界杯後，東京奧運會推遲的消息傳出，我心裏五味雜陳。一方麵有更多時間用來恢複和準備，另一方麵，延期對我們這種大齡運動員來說很難熬，加上我的傷，狀態存在更多不確定性。
疫情也成了新的不確定因素，每次出國比完大賽，回來就被關在房間裏。隔離期間也要跳繩、倒立，但畢竟場地有限，達不到平時訓練的強度，很難保持狀態。一個月隔離下來，又連一個動作都完成不了，還比什麽呢？
2021年初隔離時，我下決心比完這一年的奧運會和全運會就退役了。反複的隔離讓我身心疲憊，我很想能休息一段時間。對運動員來說，休息時間久了，再想恢複到比賽狀態很困難。我也知道受到年齡和傷病影響，可能往後再也達不到最高水平的狀態了。
參加東京奧運會，因為疫情，在場館裏也要戴著口罩。
東京奧運會前兩周，我在換杠的時候沒抓穩飛了出去，臉著地，整個身子立起來，導致脖子又添了扭傷。新傷舊傷加在一起，對衝擊獎牌，我不敢有太多期待。
贏的感覺都是瞬間的，真正站到決賽的賽場，裁判示意，開始第一個動作，並掏，空翻……第一個長串動作完美。一般來說比賽能達到訓練時的百分之五十就已經很不錯了，但當時我幾乎拿出了訓練的百分之百，這時候我才對獎牌有所期待。隻要後麵的動作都成功了、完美了，獎牌是肯定的。可能是這樣的雜念影響了我，結果下法時失誤，直接坐到了地上，最後隻拿到第七名。
盡管前麵完成得很完美，我最終因下法失誤無緣獎牌。
下法沒站穩的那一刻，我眼淚差點就湧出來，賽場上我一直忍著。我的教練周導沒有一起跟來東京，賽後我給他打電話，聽到熟悉的聲音，眼淚終於止不住地掉下來。控製自己不去想這些事是不可能的，像是一種無意識。一閉上眼，腦子裏全是這些：如果當時沒有想要完美，如果用勁少一點，如果最後站住了......
從這種情緒泥潭中走出來，慢慢釋懷一些，可能還是周導給我的影響。小時候在上海隊，周導就帶著我訓練；2014年我升入國家隊，2017年周導擔任國家隊教練，繼續帶我。他跟我講一些他以前帶運動員的故事，他說他原本是個壞脾氣的人，我剛進上海市一線隊時，能看得出來他的暴躁。
時間的推移讓他變化很大，等再見麵，他來國家隊重新帶我訓練時，已經變得像一個佛係的老父親，像並肩作戰的戰友。他安慰我說，人生會遇到很多事情，不能總糾結在這一個問題上。今天遇到難過的事，你可以隨便哭，但明天就要振作起來，明天是新的一天。
奧運會過後一個月就是全運會。從日本回中國還要隔離，要恢複到參加大賽的狀態很難。脖子的傷病仍在影響我，從上海出發到全運村的時候，我連一個完整的成套都做不下來，外麵也有傳言：“範憶琳不行了。”聽到這樣的言論，我心裏其實沒有難過，反而壓力一下子變小了。比賽的戲劇性太強，你永遠不知道它的結局是什麽，在賽前不被大家看好，這樣才有看點。
全運會預賽保穩，我用了難度分6.3的套，成套難度在預賽中排第二，總分也排在第二。現在的世界冠軍韋筱圓，是當時衝擊這塊金牌的強勁對手，她在預賽中用了難度分6.5的套，總分排在第一。
決賽前一晚，周導和我商量，如果繼續用難度6.3的套，你做得很完美，別人也做得很完美，冠軍可能就不是你的；如果用6.5的套並且順利地完成，冠軍就是你的，但如果失敗了，就什麽都沒有了。到底想不想衝，壓力完全給到我。無非就是成功和失敗兩種可能。這是應該是我退役前的最後一場比賽，我想盡力做到最好。當即決定，就6.5了。
第二天決賽，我能明顯感覺到周導很緊張。以前我比賽的時候，周導會說你那麽著急幹嘛，還有那麽長時間，可以先休息，他還會跑去找別的教練聊天。但這次不同，他全程沒跟別人講話，也不跟我講話，能感覺到他非常焦慮。我也很緊張，沒有安全感，候場的時候不知道哭了幾次。
進賽場時，我和周導說，“最後幾分鍾了。”這句話的意思是我上場前最後幾分鍾，也或許是我體操生涯的最後幾分鍾。不管成功還是失敗，我的體操生涯做完這套動作就要結束了。周導說，“拚了。”我眼淚又掉下來。擦幹眼淚調整了幾分鍾，就輪到我上場了。
賽場上我什麽雜念也沒有，一個接一個地完成動作。並正掏360，騰躍至高杠，空翻……下法穩穩站住。這整套動作是我體操生涯中最完美的一套，即便前兩次拿世界冠軍，動作都不像這套那麽完美。
落地的那一瞬間，壓力完全釋放了，眼淚開始止不住。以前我不理解，為什麽有些運動員拿冠軍時會哭？我想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淚水中混雜著各種情緒，有完成動作的激動和開心，又想起過程中在低穀和頂峰之間反複的種種不易。站上頒獎台的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這次就是真正謝幕了。
運動員生涯中，最後一次站上冠軍領獎台。
那天之後，我正式開始了退役生活。之前特別羨慕退役的姐姐，羨慕她們不用控體重，可以吃各種想吃的東西，也沒人管你幾點睡幾點起。但真到自己退役後，我也有種脫節感。訓練時每天的生活都是被安排，真正走進了社會，人不能是被動的，很多事都要自己了解自己做，直到現在我還在適應的過程中。
退役後，我學起了琵琶，現在已經達到四級水平。
周導跟我們說，不練體操了一定要去大學上課，常年在隊裏封閉式訓練，結束後要去學校裏接觸些新東西。退役後，我去上海交通大學讀了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班裏同學也基本都是運動員。交大校園裏有湖有樹，大家背著書包騎車上課，就是我想象中大學生的樣子。我想未來完成學業後，能做個帶體育課的大學老師也不錯。
疫情期間，我和同學們一起上網課。
受到我的影響，爸爸的工作重心也從五金行業轉向了體育。2018年，他開了一家運動館，叫“範憶琳運動中心”，給小朋友做體育技能培訓。退役後，我有時間會去那裏帶帶小朋友。這和我小時候的訓練性質不太一樣，他們主要是來鍛煉身體，沒有比賽的壓力。雖然這隻是個業餘的訓練館，但也已經有孩子能把難度動作完成得很好，甚至能自己完成側空翻，真的讓我很驚喜。
回望練體操的近二十年，剛接觸時是懵懂的，但如今看來，體操成就了我。因為它，我成了別人眼中的“世界冠軍”，嚐到了巔峰和成功的滋味；也因為它，讓我在年紀輕輕時，就經受過低穀的痛苦，和走出低穀的煎熬。
脫離校園的時間裏，是體操教會了我不少人生的道理，這些都是我的財富。即便現在不練體操了，我未來也還會一直做和體育相關的事情。
*本文在今日頭條首發。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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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人物｜我的工資，沒有父母的退休金高
延遲退休話題下，人們不僅憂慮工作時間再度延長，也憂慮未來拿不到退休金。而在當下，一部分年輕人發現，父輩們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資還高，“退休金倒掛”的現象越來越多。
中青年在社會上內卷，退休的老人們則能拿到比“996”更高的薪水。兩代人的不同際遇產生的“錯配”和生存負擔的雙重擠壓下，退休金被父輩拿出來補貼下一代，“啃老”成為一種無奈的現實。
而更殘酷的問題是，當這一代人老去的時候，他們又能依靠誰？
第二次選擇
陳秋原33歲了，她已婚，未育，在上海工作，收入尚可，但人生漸漸走入了一個“尷尬期”。
首先發出信號的是身體。她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公司規模不大，流動性卻很高，最要命的是24小時待機的工作模式，長期伏案工作讓她的頸椎曲度變直，時常惡心嘔吐。去年下半年，她因為要補辦婚禮，請了一天婚假，第二天去上班，一直加班到淩晨四點，電話裏，平時沉默寡言的老公直接衝她發火了。
當時她就打定主意要辭職，工作已經觸碰到了天花板，為了這每月13000塊錢，也不值得犧牲身體、影響夫妻感情。
裸辭後，收入驟降。原本陳秋原夫妻倆月入過三萬，生活吃穿不愁，但去年初丈夫被緊急調到深圳，每個月增加了5000多元房租，加上原本就有的9000多元房貸，現在她沒了收入，還得自己掏2000多元交社保，留給兩人的生活費隻剩下約5000元。
陳秋原不是沒有算過賬，讓她有勇氣裸辭的，是來自父母的幫扶——一套父母買下的上海房子租出去了，能給她帶來每個月6000元的工資外收入，父母還幫她還著每個月2600元的車貸。即便她不工作，每個月過萬的生活費，完全足夠他們夫妻倆開銷。
但她並不想這樣，都這歲數了，還跟家裏伸手，多少會有些壓力。她和丈夫自覺收緊開支，以前每個月都買的衣服，現在大半年買一次，丈夫鍾愛的電子產品也基本暫停更新；以前每月光顧兩三次人均過千的餐廳，下班早就約朋友逛街吃飯，現在有時間了，反而取消了一切休閑的聚會，“不必要的開銷都沒了”。
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到工作。她試了幾次，但屢屢碰壁，已婚未育的身份，“對於人家公司的HR來說就是一個炸彈”。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已經走到第三輪麵試，但麵試官問過婚育狀況後就沒了下文。麵得多了，她找工作的信心也漸漸微弱。她還擔心，工作幾年後真的生了孩子，過了哺乳期也會被開除。
家裏也催生，但她不敢生。經濟壓力和生育壓力是交纏的，“生不起，養不起”。陳秋原和丈夫商量後，決定先解決工作，之後再考慮生育。
深思熟慮後，她決定考編。社區或許是不錯的選擇，“離家近，壓力可能小一點”。去年七月，離職前，她考過一次家附近的社區。她家還在郊區，幾十個人考一個崗位，結果不太好，距離進麵試還差3分。
這次，她決定全力以赴，似乎考上了，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但她心裏也沒底，“記憶力和學生時代差很遠”。坐在家裏複習的時候，人生又像回到了讀書年代，等待著一場重要的考試決定自己命運的走向。
陳秋原本不用麵對這些。父母為她指過路，剛大學畢業，就安排她進了電視台，沒有編製，但能簽長期合同，工作也比較輕鬆。那時候，沒有別的壓力，工資作為零花錢，生活很暢快。
待了兩年，她解了約，“年輕，實在坐不住”。直到去外麵找工作，才發現生活很殘酷，“企業總會有壓榨”。
陳秋原的父母都是醫生，早年本科畢業後就分配進了醫院，工作幾十年，升到了高級職稱。現在都退了休，兩人加起來每個月有三萬的退休金。老兩口不想女兒受苦，曾經提過繼續幫助陳秋原，話題剛有苗頭就被她掐滅了。對於啃老這件事，她內心感覺到煎熬。“相當於每個月已經補貼了我8000多元，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他們要錢。”
另一個原因是，公婆退休金很低，為了生活還在打零工，沒辦法給子女提供幫助。陳秋原不忍心麻煩公婆，但“如果我爸媽又出錢又出力，他們也會心裏不舒服”。她朋友就是這樣的例子，女方父母付出更多，這種不平衡傳導給夫妻，倆人頻繁鬧矛盾，幾次走到離婚的邊緣。
陳秋原還是幸運的，正是有父母兜底，她比較輕鬆地擁有了第二次選擇人生的機會，可以脫產考編。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許多人走到中年，眾多煩惱襲來，肩上的負擔越來越重，在條件不錯的家庭裏，“啃老”的負麵意義逐漸消退，許多人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扶持，才能夠得上高昂的房價和生育成本。
▲ 陳秋原準備考編時下單的參考書。圖 / 受訪者提供
倒掛的“工資”
像陳秋原這樣，父母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資高，在這樣的家庭裏，補貼子女成為了父母們的默契。
最常見的是在縣城。李曉琪今年28歲，在她的湖南老家，父母補貼子女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她的同齡朋友們，許多已經在父母的幫襯下，過上了有房有車有孩子的安穩生活。這樣的配置通常見於體製內家庭，父母有比較高的退休金，很多都比子女的工資更高。提前內退的長輩，還有充足的時間幫子女帶孫輩。“在老家，年輕人進體製內的工資都是很低的，那家裏麵基本上都是做好了給孩子補貼的準備。”
王遠今年六月大學畢業，他最近在上考公補習班，準備衝刺不久後的安徽省考。王遠的父親還有幾年退休，退休工資能達到一萬以上。他學文科，這個數字很可能超過他未來能拿到的薪水。父親曾主動和他談話，表明等他以後有了孩子，會提供經濟上的幫助。
除了補貼子女生活和養娃，老人們的退休金最多的去處是補貼子女買房。今年42歲的徐荔，她的房貸至今是父母在幫忙還。
▲ 徐荔父母退休後，一家人去國外旅遊。圖 / 受訪者提供
這些有能力補貼兒女的老人們，往往都有著不低的退休金。不少年輕人直到踏入工作，才意識到父母的退休金有多高。
在武漢當文員的陳溪，每個月工資都達不到交稅門檻。有一回，她回到家，和一位長輩聊天，對方的退休工資幾乎是她的三倍。她在小紅書發了一條感慨的帖子，吸引了上千條留言，許多人分享自己長輩的高額退休金。她覺得，老人家在那個崗位上工作了幾十年，值得這份薪水，而眼下自己的工作，幾乎不可能幹到退休。她想換工作，曾被騙去麵試衝業績，也在皮包公司白幹過幾天，不繳納社保的工作也碰見不少，很難碰到好的機會。
相比有些年輕人一成不變的收入，許多老人們的退休金每年還在增長。25歲的盧葦，此前在青島的機構當老師，即使加班，父母的退休金也比她的工資更高。每年調整社保的那個月，她的工資還會被多扣幾百塊，那時候她剛工作，發現社保越扣越多，回家就聽到父母說起漲工資的事情。盧葦母親幾年前剛退休的時候，退休金也隻有1000多塊，現在則漲到了4000多塊。
父母有能力、有意願幫助子女，但對子女而言，“啃老”在很多時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山西人章靜，今年36歲，有兩個孩子，和父母同住。章靜的父母退休金加起來有上萬元。一家人中，章靜的工資是最低的。
她進過電廠和環保公司，最近的一份工作是社區網格員，試用期工資到手隻有1000多塊，還是去年底，經社區朋友推薦，才拿到的報名資格。章靜經過筆試麵試上崗，但被分配到了離家很遠的社區，有時周末還要被喊去工作，她決定放棄。在太原，適合她的崗位並不多。大學畢業的她，也不願意去打零工，“工資很低，也沒有任何保障，可能不如照顧孩子重要”。
章靜原本以為，自己已婚已育，又有父母搭把手，再找一份工作不難。但麵試了幾個月，一無所獲。有一次她麵試訂單專員，過程很順利，最終仍沒通過。她追問緣由，對方稱因為她有空窗期。“這份工作又不要技術，後來麵試官告訴我，他比我還要小一歲。”章靜明白了，年齡也開始限製她。
她不斷投簡曆和麵試，沒有工作的時間裏，父母的退休金成為了生活來源。有一回，父母一口氣支持了一兩萬的早教課費用。當時她幾番猶豫，還是覺得對孩子成長有好處，準備自己刷信用卡，父親知道後，主動提出付這筆錢。
因為帶著孩子住在父母家裏，章靜平時幾乎不用花錢，每個月生活費用不到1000塊，幾乎都花在孩子身上。她自覺降低自己的消費，也不希望因為花錢產生家庭矛盾。有一年在親戚家，她買了一件100塊的打折雜牌衣服，母親指責她，“又不掙錢，光會花錢”。這種時候，她會加倍感覺到“啃老”帶來的不自由，不隻是經濟上依靠他人，還有日常裏的細微束縛。
但章靜有時也能說服自己。父母手上拿著錢，很容易被各種親戚朋友借走。目前倆人都各自借出了不少錢，“花在自己姑娘身上，總比花在外人身上強”。
兩代人
在當下的年輕人眼裏，父母們都是“苦盡甘來”，在年輕的時候受了很多苦，中年的時候遇上中國經濟騰飛，稍微抓住點什麽機會，就能積累下財富，就算不能大富大貴，人生也是向上走的。
“那時候房子分的，工作分的，真的是羨慕不來。”盧葦的父母幾年前分別從手表廠和機械廠退休，因為廠裏效益不算好，每個月退休工資都隻有4000多塊，但已經和她目前能找到的工作收入持平了。而姥爺從卷煙廠退休，“十幾年前的退休工資就已經將近一萬了，當時平均工資才一千多”。
王遠覺得，父親吃過的苦，值得拿一萬的退休金。“我父親那個年代還是很苦的，我母親剛嫁過來的時候，我們家還是古磚搭的房子，上麵的瓦還有點漏雨。”他的父親在15歲的時候就頂崗成為了中學老師，“底下的學生年紀都比他大，上課還要墊板凳才夠得上黑板”。他覺得，那時候工資很低，很多人都不願意留在鄉裏教書，父親耐住了寂寞，又評上了高級職稱，對於父親的高退休工資，他並不意外。
2019年畢業後，盧葦去了機構當康複訓練老師。周末算上加班費，工資能到七八千。但很快碰上疫情，“第一年六個月沒開門，後來又三個月沒開門，去年底碰上疫情又關門很久”。她拿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最低工資。今年，生活逐漸回歸正規，但翻一翻招聘軟件，同樣的崗位，月薪四五千的變多了，“比疫情前還低，可能很多機構倒閉了”。
她決定考研。每天五點出頭就起床去自習室學習，晚上父母休息了才回家。“沒有別的選擇了。”她期望著考上研，進入學校當老師，能夠穩定一些。雖然住在家裏，但隻動用自己的積蓄。吃飯每頓控製在10塊錢左右，每個月自習室收費400塊，她計算過，工作攢下的存款可以支撐到考研結束。
▲ 結束一天的學習，盧葦在回家路上拍的月亮。圖 / 受訪者提供
盧葦的父母起初不理解她的決定。她的父母生於50年代末，恢複高考後沒有考上，於是直接分配進了廠裏。倆人在不同的廠，後來都分到了房子。生下她後，母親休了長達兩年的產假，漫長的假期結束，又繼續回到原崗位工作。盧葦的爺爺輩都在體製內，比父輩的退休金更高一些。在她看來，父母的人生比較順利。唯一常常聽到父母念叨的，是後悔當時沒有轉去效益更好的廠，比如電廠、自來水廠，據說退休金能翻倍。
時代變化，兩代人對彼此的理解，需要經曆一個過程。但在家庭裏，誰的收入更高，才能有更大的話語權。章靜沒有工作，丈夫主要負擔孩子的學費，生活開支都靠父母補貼。父母曾因給親戚擔保，賠了一筆錢，數額高達幾十萬，但兩家人至今仍在來往，甚至母親有時還會給親戚借錢。章靜沒辦法製止，“那是人家的錢，人家有支配權。況且我現在沒有工資，也得多少靠人家點”。
希望把話語權放在自己手裏，也是陳秋原不願再多跟父母拿錢的原因之一。小時候，父母對她很嚴厲，她覺得自己的童年並不快樂。長大後，她掙脫過父母的選擇，卻也難以拒絕父母的幫助，“思維上獨立，經濟上不獨立”。但她內心始終覺得，“年輕人還是要靠自己”。
大多數時候，都是父母不舍得給自己花錢，卻主動給兒女花錢。徐雯雯今年26歲，在北京一家私企工作，每個月工資到手6000多塊。住在家裏，不用租房，為她省下了幾乎一半的工資。母親每個月退休金7000元，比她月收入更高。去年夏天，她手機摔壞了，在不同價位的機型裏糾結了好久，後來母親直接給她報銷了，“讓我買貴點的”。
盧葦家裏一個月水電費支出不到40塊錢，父母學會了團購買菜，總能找到最優惠的價格，喝水去山上打泉水，吃水果就參與軟件活動換。章靜的母親，在最節約的時候，燉排骨為了省點氣，就提前關火燜熟。父母們身上普遍存在的勤儉節約的品格，讓他們的錢最後大概率到了兒女手裏。
老了怎麽辦？
當父輩的退休金倒掛子女的工資，承受時代壓力的年輕人，在接受父母補貼的同時，也經曆了心理上的波動。
徐荔曾被困在“啃老”的迷思裏。她的父母都在體製內工作了幾十年，每個月退休金不低，加起來一年30萬。此外，公婆也是編製內人員。四份不錯的退休工資，讓雙方長輩每年都主動提供一些經濟支持。其實她和丈夫的工資也不算低，倆人也沒有鋪張的愛好。
但幾年前，她和朋友聊起天，發現朋友會固定給家裏打錢，聯想到自己固定從家裏收錢，她覺得“好像有點丟人”。當聊起父母幫忙還貸，也會聽見有人說“你都四十了，好意思剝削父母”。有一次和父親聊天，徐荔試探地說起這個話題，但父親的回應“特坦蕩”。“我爸說我一年就給你這麽多錢，你願意拿這個錢吃喝玩樂還房貸，花在孩子身上都行。”父親甚至和她開玩笑，說不是啃老，“這叫提前繼承”。
章靜也很無奈，“我不願意啃老，我比誰都清楚我爸媽的血汗錢掙得多麽辛苦”。因為要帶兩個孩子，丈夫也很少主動給錢，找不到工作時，她最先克扣自己。“不化妝，幾乎不買衣服。”
雖然不願意啃老，但年輕一代很難靠自己走出困境。前幾天，2023年上海事業單位考試開啟報名，陳秋原報名的崗位限製比較多，往年隻有二三十人報考，今年人數翻了倍。截止報名那天淩晨，她發現連殯儀館的崗位都有超過200人報名，她轉發給閨蜜，“太卷了”。
▲ 在上海，一個殯儀館相關崗位，報名人數超過200。圖 / 受訪者提供
她所報考的崗位最終報名人數超過100人，她開始動搖，“不想當炮灰了，100選1比高考錄取比例都要低得多”。放棄考編後，隻能轉頭繼續投簡曆，但不限製年齡的崗位，最多的是單休銷售。“實在沒有的話單休也先去。”
報名人數的激增，陳秋原認為可能和延遲退休的討論有很大關係。“隻有體製內能夠一直做到65歲，其他的私人公司很容易被裁。”對她來說，考編的時間窗口也即將過去，“感覺35-65歲不知道該怎麽辦了”。
章靜每個月還要自己繳納1000塊左右的社保，如果延遲退休，她擔心領取時間就又縮短了幾年。“如果真65歲才能領的話，也許就不交了，因為不一定能活很久。”陳秋原也覺得，“隻要有人在工作，就會發退休金，發不出來就繼續延遲退休，無非是怕隻能領幾年就死了……”對於未來自己的養老問題，他們眼下唯一能做的，似乎也隻有繳納一份社保，“想不了那麽遠，先解決現在再想未來”。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0年至2020年，10年間就業人口比例由70.2%下降至63.4%，預計到2050年該數據將進一步降至45.2%；而另一方麵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快速提高，目前該數字為18.7%，預計到2050年時將高達37.2%。
一方麵人口老齡化，養老金支出變大，一方麵就業人口有所下降，養老金補給下降。現在老人們的退休金高，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紅利，2000年，平均10個年輕人供養一位老人，到了2021年，變成5個年輕人供養一位老人，但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延遲退休方案的出台，讓很多年輕人對老年生活不抱期望。
不過，因為父母有充足的養老金，醫療也有保障，陳秋原的憂慮裏，至少沒有贍養父輩的壓力。對徐雯雯而言，父母有自己的退休金，意味著她目前隻需要顧好自己。雖然在北京，六千塊的工資並不算高，但有家庭作後盾，她仍然能存下錢，每個月還製定了存錢目標。她和母親關係親密，因為母親屬於三高人群，她現在每天都會念叨母親：“好好吃藥，多活幾年。”媽媽則笑著回答：“我努力。”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