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技校生，在加拿大當電焊工，加班一天能掙5000元，帶全家改變命運
我叫李君，80後，山東德州人。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高中還不是很普及，加上我學習成績不太好，初中畢業就去技校學了兩年電焊。2002年，我靠這門手藝在國外掙到人生第一桶金。赴日本打工三年，我帶回家20多萬人民幣，從那以後就對出國務工這事兒上癮了。
為了老婆和剛滿一歲的兒子，2007年我又去了更遠的加拿大，最開始是在肉食廠殺豬，後來回了電焊的老本行，一幹就是十幾年。加拿大藍領的工資很可觀，我工作的這家船廠能給焊工開10萬加幣年薪，相當於人民幣五十多萬。
算上加班費和兼職，我忙的時候一天能掙一千加幣，合人民幣五千多，全年算下來能掙個一百萬出頭。作為一個沒學曆沒背景的農村孩子，這個收入水平和我自身條件相比，可以說是天差地別。
我的工服和防護裝備，加拿大冬天有零下二三十度，車間裏倒是不冷。
從我往前數至少兩輩兒，“窮”這個字一直就沒離開過我們家。因為爺爺走得早，我爸這邊沒繼承多少祖產，還是重複上一代的苦日子。我媽這邊更可憐，她很早就父母雙亡，我大舅又當爹又當媽，才把六個弟妹拉扯大。結婚之後，我爸媽還是隻能靠天吃飯，自己種地解決溫飽。我和弟弟打上小學起，每次交書本費、資料費都靠借，經常是上學期的剛還完，又要為下學期的發愁。
可能是遺傳了父母的老實本分，我從小性格偏內向，在學習也沒能給大人爭氣，成績始終不太好。唯一拿得出手的是英語，初中英語老師隨便到課本裏找一句，我都能知道是在書裏哪個位置，那段或者那句是在講什麽。可惜我偏科太嚴重，其他科目經常是倒數，自己都很清楚考高中肯定沒希望。
五舅作為家族唯一的大學生，那年幫我指了條路，說這個成績不如去技校學門手藝更實際些。
我五舅學的是日語專業，畢業後在我們縣城當了公務員，當時正好負責一個日本研修生項目。日本的愛源縣和我們德州和是友好互助城市，每年都組織一些中國青年去日本做研修生，其實就是早期的出國務工，打工三年，期間提供免費培訓日語。
考慮到是政府項目，各方麵有保障，五舅建議我以後也報名參加。據說我姨家的表姐就是他介紹去的，在那邊當了三年縫紉工，回來帶了好幾十萬呢。
右三是我五舅，左一是我，這是他後來去日本慰問研修生時和我們老板一起拍的。
16歲的我，對學業和前途都是懵懵懂懂的，哪裏懂這個決定對未來會有多大影響。但我絕對相信舅舅，知道他這麽安排肯定是用了心的。為了方便將來去日本，五舅建議我初中畢業先去技校學電焊，說是這門技術在國外比較缺人。我聽著感覺將來工作很有出路，就答應了。
1998年夏天，五舅把我送到德州技工學校，還幫我把三年8500塊錢的學費一次性交清了。這筆錢在那個年代對普通家庭算巨款，我們家肯定是拿不出來的。為了幫爸媽省點生活費，我到了技校也是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一天三頓吃什麽要想得清清楚楚，上頓要是吃超了，下頓就隻能挨餓。
好多像我一樣的農村孩子都有個特點，就是不管以前過得多混沌，一旦心裏有了目標，那股幹勁兒就上來了。初中我文化課不行，這時候學技術特別用心。
剛開始天天練焊接，我兩隻眼睛被焊光灼得生疼，到了晚上一點不能見光，不然就淚流不止。那時候國內搞電焊還沒有防飛濺劑，防護用品也不夠好，我胸口上、胳膊上、腿上，到處都是被高溫焊花燙傷的疤。
我在技工學校的畢業證，原件已經找不到了。
技校教得很全，製圖、看圖、氣割、氣焊、電焊這些技術我在兩年時間全學會了，尤其是製圖，深得老師器重。第三年學校分配實習，我被分到德州本地的一家輕鋼結構廠。實習期每個月90元工資，錢雖然很少，省吃儉用也夠我一個月生活費，起碼不用再跟家裏要錢了。
廠子裏的環境又髒、工作又累，我們幹活兒的時候就一個焊工帽，連個防塵麵罩都沒有，一天下來臉都是汙的。我每天要焊一箱子焊條，工作時長最少也得十來個小時，下了班腦子裏還是電焊的噪音。
幹夠三個月，我工資漲到200塊錢，這時候又趕上了弟弟上高中。為了減輕爸媽的負擔，我自己留100，另一半給弟弟當生活費。每個月一發工資，就騎上自行車跨越大半個德州城去學校送錢。
實習滿一年後，我正好20歲，五舅通知說可以參加日本企業的麵試了。日企老板對我各方麵能力都表示滿意，唯一擔心的就是我年紀太小，怕適應不了國外的生活，讓我緩一年再去。我覺得自己都這麽大人了，實習工作都是一個人在外麵，怎麽就適應不了國外呢？後來去了日本，我才明白人家說的真是經驗之談。
第二年，我順利通過日企的技能考試，家裏借錢幫我交了三萬塊錢中介費。經過幾個月的短期日語培訓，2002年8月份，我和老鄉一起踏上了飛往日本的飛機。初到日本最大的難點就是語言。
技術再好，說不明白都白搭。每次幹的活兒不是固定的，開工前領導會分配任務，我聽他說話就像在聽天書，嘰裏哇啦一句都不懂。這就導致我在工作中不知道該幹啥，應該怎麽幹。
前排左二是我。這裏有焊工，噴漆工，車工，女孩們都是縫紉工，其餘的是日本老板們。
每次我幹活的時候，旁邊的日本同事都急得指手畫腳，嚇得我一臉蒙，隻能從表情中知道人家是真生氣了。想想也能理解，人家辛苦講解示範半天，我還是搞不懂，有那時間人家自己都幹完了。我這人又比較內向，看別人著急更不敢說話，生怕日本同事一個報告打上去，老板一生氣要把我遣返。丟人都不說，家裏那些債啥時候才能還得完啊？
人越難的時候越想家，我想家的時候就去海邊，望著祖國的方向。海的對麵就是家鄉，我卻在日本受這洋罪，有時候想著想著，眼淚就不知不覺掉下來。
後來還發生過一件事，讓我對語言的認識更深刻。有次我們下班騎車通過一個路口，我老鄉被突然竄出來的小汽車給撞了。廠裏的日本領導趕到現場，見我老鄉傷得不嚴重，就讓司機走了。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司機不僅應該賠錢，還得接受法律處罰。可惜那會兒我們語言不行，最氣的不是沒拿到賠償，而是明顯被人家輕視了。
我（右一）和日本老板、同事的合影。
經曆這件事之後，我學日語學得更上心。為了練聽力，我專門花兩萬日元買了一個迷你錄音機，隨身帶著反複聽。來日本第八九個月的時候，我已經能和本地同事日常交流。第二年，我考下日語等級考試二級證，第三年又把一級證拿到手，意味著我的日語水平達到了外國人留學商務標準的最高要求。
在日語培訓班上課期間，我還認識了一塊來打工的中國女朋友，也就是我後來的老婆。我們那批研修生一共來了18個人，隻有5個女孩，大家工種不同，分配的地方也不盡相同，周末上語言班才能聚到一起。
我女朋友當時在服裝廠做縫紉工，因為是同一批出去的，我倆很快熟悉起來，談起了戀愛。身在異國他鄉，身邊有一個知冷知熱的人，日子才終於有了一點甜頭。
周末學日語課，左三是我老婆，左四是我，沒有她的鼓勵我很有可能堅持不下來。
從2002年進廠開始，我每個月工資八九萬日元，合人民幣六千多，幹一個月等於我在國內幹三年，第一次把錢領到手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不過日本物價也高，我們出國打工就是想多掙錢改善家裏生活。想到家裏還有一堆債，我一點也不敢享受，仍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每次出門采購，我都在心裏默默把價格換算成人民幣，比較貴的舍不得買，就等超市打折再來。有些東西不怕放，我喜歡趁超市搞活動一次性囤上好多。給家裏寄錢我也是攢到半年，等我弟交學費前才一道寄回去，那樣手續費能少一點。為了省路費，我在日本三年一次國都沒回過，探親假從來沒用上。
有些日本同事覺得我們中國工人很不容易，時常給我們送點雞蛋蔬菜什麽的，還自己做飯帶來給我們改善夥食。有幾個老太太人特別好，一塊湊錢請我們去周邊的寺廟，公園玩，去卡拉ok唱歌，想用這種方式減輕我們的思鄉之情。
後來一位老太太的家被洪水衝毀，我們每人給她捐了半個月工資。她特別感動，在我們回國前送了很多禮物，那份人情轉了一圈又加倍還了回來。
回國前和同事的聚會，左二是我。那會兒有兩個同事結婚留在日本，其他都回來了。
2005年合約到期，我帶著三年攢下的二十多萬人民幣回了國。這些錢聽起來不少，但我回國第二年就辦了婚禮、買了房，緊接著又是孩子出生，錢很快就花的差不多了。一塊回國的朋友們有的去了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打拚，有的用在日本賺的第一桶金投資、買房、建廠，生活又有了奔頭。
我很想出門闖一闖，無奈成家之後舍不下老婆孩子，隻好就近在德州找了一家出國中介公司，做日語培訓和翻譯，偶爾接待一下來招工的日企老板們。
說起來，我一個技校生從藍領變成白領，工作也算體麵，該知足了。實際上這份工作對我一點吸引力都沒有，一個月工資才兩千多，剛夠我養家糊口，那種手頭拮據的感覺很不好受。
我還想去日本打工，但因為之前簽了合約，規定回國滿五年後才能再次申請赴日。我再著急也隻得騎驢找馬，天天關注出國中介行業裏的信息。2007年，機會來了，一個加拿大肉食加工廠來中國招人，我第一時間知道了這個信息，周圍人還在懷疑猶豫的時候，我就果斷報了名。
這次出國中介費要四萬多，我剩的一點積蓄正好夠用。經過體能、語言等幾輪麵試，又花了一個月時間培訓英語，我終於通過考核，當年11月份出發去首都機場準備出國。這次遠行又是一個改變我命運的決定。
離開那天，我接過剛滿一歲的兒子狠狠地抱了抱，沒等車開我眼圈就紅了。但凡有點辦法，誰又願意背井離鄉跑這麽遠的地方去打拚？
左二是我，這是我剛到廠裏的時候和哥倫比亞的同事們一起出去玩。
招我們的肉食廠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布蘭登市。這個國家本來就地廣人稀，布蘭登又偏又小，我到了之後乍一看就像是個先進點的大農村。那時候已經是當地的冬天，大雪一下連續好幾天，室外氣溫經常低到零下幾十度。我們住的地方離廠區不近，去上班要頂著鵝毛大雪趕公交。
進廠之後，我發現這份工作對體力要求還挺高的，而且剛開始學徒隻能拿最低時薪10.5加幣，當時匯率稍微高點，合人民幣七八十塊錢。想要多掙錢，要麽更辛苦，要麽級別更高。
對我來說苦點累點無所謂，關鍵是能多掙錢。等熟悉流水線之後，我就選擇了級別相對高的剔骨崗位，每小時能拿15塊加幣。
這是肉食加工廠的車間，我的工作是把這些豬扇骨肉分離。
剔骨工要求更高，一條豬前腿，從拎起來到骨肉分離隻給幾秒鍾時間，流水線上一個挨一個傳過來，一旦你這塊程序沒做完，後麵所有工種都會受影響，隻能等肉轉到流水線盡頭再分揀，這種情況是不允許發生的。
一天八小時班，每兩小時我才能休息15分鍾，除了喝水上廁所，其餘時間手上的剔骨刀都不能停。晚上下班到家，指關節疼得人都睡不著覺。早上醒來還是僵的，使勁伸都伸不開，必須掰直了揉一揉才有點感覺。
出來掙錢，我在生活上也是能省則省，日常吃飯都靠泡麵和打折菜品。一個人打工，吃喝可以湊合，想家的情緒就不是那麽好控製了。幸好當時國內電腦已經開始普及，我特地去買了人生第一台電腦，想家的時候就跟家人聊聊天，跟孩子說說話，心裏才能好過點。
2009年，在我來加拿大工作滿兩年的時候，廠裏幫我們辦好了家庭楓葉卡。我第一次用了探親假，回來的時候把老婆孩子一起帶了過來。這時候我兒子已經三歲，幸虧那些年有網絡視頻，我跟孩子每天看一看，見麵才不覺得生疏，不然他肯定記不得自己老爸長啥樣。
老婆孩子剛到加拿大時帶他們去動物園玩。
老婆後來也進了我們廠工作，為了看孩子，我倆申請錯開工作時間，一個上早班，一個上晚班。加拿大政府規定不允許把12歲以下小孩子一個人放在家裏。趕上交接班，我們要麽把孩子放鄰居家請人家有償陪護一個小時，要麽帶著孩子去廠子裏交接。一直到2012年老婆工作穩定，孩子也上了日托班，生活才輕鬆一點。
也是在那段時間，我發現一塊來的中國同胞跳槽的越來越多，他們都是先學會了英語，再轉行去做護工或者開卡車，還有的去學了技術含量更高的電工、焊工。眼看留在廠裏剔豬沒什麽前途，我也動了換工作的心思。
我有英語基礎，剛來加拿大的時候日常交流就沒大問題，下了班每天還參加英語培訓兩三個小時，所以語言這道坎對我不成問題，隻要看好想轉行做什麽就行。
當時我有個同事就是去做的焊工，他說工資比肉食廠高一些，工作環境也好很多，積累夠了經驗，將來工資還會越來越高。在這位朋友的介紹下，我去應聘了焊工。加拿大一般要看當地認證的焊工證書，我沒證，但我中專學的就是電焊，又有好幾年的實操經驗，老板讓我上手試了試，一看技術還不錯，直接就錄用了。
我和公司老板的合影，在他家工廠我一幹就是十年。
跟我以前在國內的廠子比，加拿大這邊對焊工的安全要求很高，像焊帽、防護眼鏡、耳塞、防塵口罩、鐵頭鞋這些裝備非常齊全，不做好安全措施是不允許進入工作車間的。
廠裏各種工具也盡挑好的買，焊條質量好，電機氣壓穩，使用的焊氣純度還高，這樣做出來的活兒才能更漂亮。有了好工具，我工作起來得心應手，老板也很認可，不斷給我漲工資。
我剛去的時候工資是一小時15加幣，跟原來在肉食廠一樣，後來慢慢漲到18加幣、20加幣每小時，幹到第十年的時候，我的時薪漲到了30加幣，相當於人民幣150元左右。靠那些年攢下的積蓄，我在布蘭登買了房子，還跟老婆要了二胎。
我在布蘭登買的房子，後來為了去大城市，我把它賣掉了，賣它的錢還不夠在溫哥華付首付。
2014年，我各方麵都穩定後，利用親屬擔保身份把弟弟也帶了出來。他2006年大學畢業，學的是旅遊管理專業，在國內早早結了婚，做一份高不成低不就的工作。
像當年五舅幫我一樣，我把弟弟接過來之後也安排他學電焊，後來他成了我們廠的熟練焊工，工資漲了好幾次，車和房後來都有了。等拿到楓葉卡，弟弟把老婆孩子也都帶了過來，跟我一樣要了二胎。
我和弟弟家的二胎都是女孩，倆孩子是加籍，我們大人都還是中國籍。
平時工作不忙的時候，我們哥倆就喜歡一塊遛娃。徒步、出海、釣魚，我都會帶上孩子們。布蘭登的冬天來得早，每年到了十月就開始下雪，等湖水上凍的季節，我們會帶著鑽機去鑿個洞玩冰釣。冰層一般鑽個半米多厚吧，下了鉤不用多長時間就能釣上大魚，冷是冷點，不過那種收獲滿滿的感覺還是挺刺激的。
除了愛釣魚，我還愛玩槍。在加拿大隻要有槍證就可以合法持槍，我們那群哥們裏好幾個都有槍。這裏考槍證並不麻煩，在政府相關網站遞交申請後，去參加個考試就可以了。
最早我是看他們玩，心裏也癢癢。考完證我先買了一把小手槍，花了500來加幣，後來又買了把二手長槍，想著沒事可以去打打獵。雖然加拿大治安還可以，但有這麽一把大玩具放在家裏，能增加一點安全保障，感覺也挺好的。
長槍必須有專櫃存放，連槍帶櫃帶子彈花了600多加幣，合人民幣三千多。
奮鬥這麽些年，我有車有房有存款，閑了還能到處玩玩，早就對生活很滿意了。但我還是覺得人不能老在舒適圈裏待著。這幾年，我身邊一些有想法的同事們為了更好的生活，陸續離開布蘭登去了大城市發展。
我跟老婆也商量了一下，覺得布蘭登是穩定，可小地方資源畢竟有限，孩子們馬上要上高中，如果將來想有更好的發展，還是得去大城市。比如多倫多和溫哥華，這兩個城市是加拿大的一級城市，醫療、教育、氣候各方麵條件都很好，特別是人多，人多機會就多。
2021年六月份，很多加拿大企業因為疫情生意不景氣，我們公司也受到了影響。有段時間鐵板斷貨，不得不放假兩周。我想趁這段休息時間先去探探路。下定決心後，我請老板幫忙開了離職證明，申請了失業保險金，這樣起碼沒有後顧之憂。我一個人開車跑了兩千多公裏，來到溫哥華打前站。
去溫哥華前發現女兒偷偷留的信和錢，感動得掉眼淚。
溫哥華華人多，生活便利，我有幾個朋友也在這裏。我前腳剛安排好住宿，他們後腳就開始幫我介紹工作了，一下提供好幾個工作任由我挑。裝修啊，修理花園啊，什麽活兒我都試了試，一方麵是不想辜負朋友們的熱心，也能掙點生活費；；另一方麵也是想邊幹活邊考察，說不定將來自己也有機會創業。
溫哥華的工作機會還是很多的，隻要有技術有經驗，就不愁找不到好工作。我後來還是繼續做焊工老本行，在鋼結構廠幹過，在私人小廠也幹過，一年後找到了如今這份在造船廠焊輪船的工作。這個船廠是加拿大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國企，福利待遇都很好。我剛入職就拿40加幣時薪，合人民幣200塊錢一小時，加班按雙倍工資算，這個待遇在整個電焊行業都算是高薪了。
這是我工作的船廠，福利待遇都很好，年薪10萬加幣。
工資高，這邊的要求也很高，動不動就要組織培訓、考核，一培訓就是一周半個月的。這點我挺佩服，老板不斷給員工學習先進知識和技術的機會，工人又能掙錢又能提升自己，這是多好的事啊。
加拿大本地工人很有意思，雖然公司這麽好，員工們還是到點就下班。哪怕剩下的活兒還有一分鍾就做完了，人家依然是放下就走，絲毫不會有愧疚感。結果我這種閑不下來的人有了充分的加班時間，周末有時候也幹，一天就能賺700多加幣，下了班再去做幾個小時私活兒，一天收入換算成人民幣能超過5000塊。
做焊工有時候也要爬高爬低，船廠的條條框框其實是對我們工人的一種保護。要是在外麵做兼職，更得自己上心。記得有次一個私人老板讓我給一輛大貨車的油箱焊漏孔。焊之前他說裏麵沒油了，我不放心，還是看了一眼，結果從油箱放出來出滿滿三大桶油，老板都嚇一跳，這要是直接開焊不知道會造成多大的危險。所以無論老外工作風格怎麽樣，我還是習慣細致一點，多想多看總沒錯。
工作穩定下來後，我回布蘭登把房子賣了，帶著老婆孩子來到溫哥華。咱們中國人都是有了房子才更安心，溫哥華房價不低，為了早點買房，我除了做船廠的正職工作，還找時間去做兼職。因為會看圖製圖，我能拿到不少私活兒。
去年我在廠裏的收入有12萬加幣，再算上私活兒，應該有超過一百萬人民幣了。這是我來加拿大掙得最多的一年，感覺搬到大城市這一步又走對了。
我接的私活兒，給一個華人老板的燒烤店搞裝修。2023年元旦三天假，我擠時間幹完的。
兒子現在上高中，隻要一休息我就帶上他給我做幫工。其實他學習成績不錯，比我當年好太多，我主要是想讓他體驗體驗成年人的艱辛。當然，我也不讓孩子白幹，每小時給他10加幣工資，他幹得挺開心的倒是。
對於孩子們未來的職業選擇，我絕不過多幹涉。我從來沒有糾結過藍領、白領，不管什麽領都得落地，能賺錢養家，把自己照顧好，不給別人添麻煩，這才是最重要的。長大以後，孩子可以選擇任何他喜歡的工作，但現在我還是想讓他好好學習，考個好大學。除了有能力掙錢，我也希望他們有更好的眼界和出路。
兒子在給圍欄上螺絲，切割、鑽孔這些基礎活兒他都會幹了。
前陣子我弟弟也從布蘭登辭職來到溫哥華，有了我的介紹擔保，他麵試入職我們船廠都很順利，兄弟倆又走到了一起。我弟弟從做焊工學徒開始，到現在基本上都是按著我的路子來的，我在前麵探路，他隻管跟著我蹚好的路走。比如我在溫哥華各種嚐試適應花了一年時間，我弟跟過來隻花了兩周就搞定了，後來我給他介紹兼職也是這樣。
有時候我倆單獨待著，我就挺感慨，老想起我剛上技校那會兒，吃也舍不得吃，喝也舍不得喝，要不是親戚們幫忙，都不知道日子怎麽過。現在我們哥兒倆吃喝不愁，工作挺好，等經驗再多點，人脈再廣點兒，說不定還能開個自己的電焊公司。
我和弟弟、表姐還有一些朋友在後院燒烤，人一多在國外也不覺得孤單。
我這人其實沒什麽特別長遠的目標，隻會踏踏實實幹活兒，說來也算幸運，很多機會都是不知不覺抓住的。我這個技校生唯一的想法就是，要從我這一代人開始改變，讓我們老李家的日子越來越好，讓下一代再也不用吃老一輩的苦。
*本文在今日頭條首發。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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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晝工作室｜放棄德國永居證，中產媽媽回深圳加入“內卷”
我們聽到過很多將孩子送出國接受西式教育的故事，這篇文章的主人公則完全相反，趕在女兒上一年級前，他們從德國回到中國，在深圳教育最集中的區域，加入了“內卷”。
在德國，風吟讓兩個孩子接受了自由的、放鬆的教育。回到國內，麵對教育環境的不同，風吟和孩子有許多要克服的事，而這位母親也在這個過程中探索自己的教育方式。
我們記錄了這位中產媽媽的教育經曆，也試圖探討不同教養方式是如何根植於社會經濟環境，作為個體又可以做出怎樣的選擇。
文｜周航 編輯｜王一然
視頻剪輯|沙子涵
除特殊標注外，圖片均由講述者提供
從德國到中國
在歐洲待了七年，36歲的風吟回到國內最想不通的一件事是，為什麽舞蹈、書法、畫畫等興趣班都在備戰考級、考證呢？
為了給一年級的女兒找舞蹈班，這位中產媽媽折騰得夠嗆。第一家機構，上沒幾節課，女兒在課上尿褲子，風吟不敢想那位年輕的老師到底多嚴厲，孩子都不敢報告上廁所。到了比賽，訓練更是加倍，不參賽不行——老師說是集體活動，其他家長聽說了還想塞進來，“你們這是不上進。”
第二家舞蹈班依舊嚴厲，壓腿、下腰，孩子疼哭了老師都不鬆手。風吟沒法接受，放棄剩下的四五節課時費，退了課。再說女兒學書法，她感慨，“套路太多了”。孩子試了課，回來就說要報名，風吟後來才發現，上課送樂高，孩子是看中了獎勵。
再續課時，風吟專門去聽介紹，她感興趣的是課程會怎麽融入傳統文化，沒想到負責人一上來就說：“你們知道書法在孩子高考卷麵分占幾分麽？”
“有沒有可能以後機改（機器閱卷），這個分就沒有了？”風吟忍不住問。她忘了對方怎麽打岔過去。總之，這不是她想象中的書法課。
這位喜歡旅遊、會自己開著10小時車帶著孩子去滑雪的媽媽反感應試教育，覺得會抹滅孩子的想象力和創造性，她欣賞自由的、放鬆的教育，希望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這種想法一定程度來自風吟個人的成長經驗。三年級時，父親去都江堰出差，專門給她請假一塊去旅遊，“好像玩這件事情比在教室學習要重要。”風吟說，直到現在，她還記得都江堰那座大橋的壯觀。父親另一次出差，她讓帶本《三毛流浪記》回來，結果錯帶了《撒哈拉沙漠》，台灣作家三毛浪跡異鄉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她，“原來人生可以這麽漂泊。” 現在每次去農村，聞到雞鴨的臭味，她依舊感到親切。她的網名，“風吟”，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作品《且聽風吟》，意味著傾聽自己的聲音。
風吟喜歡的教育方式，恰恰也是她生活多年的德國所奉行的。那裏興趣班也多，日常的、周末的、假期的，園藝、芭蕾、戲劇，沒有考級、考分，也沒有積分換禮物，女兒報名了十幾種。
和國內不一樣，這些課程都便宜得不可想象。在德國時，家對麵的知名音樂學校，一年學費折算成人民幣隻要一千多，最貴的芭蕾，一年也就兩三千，很多學校、政府開設的課程都不要錢。
風吟帶著孩子們在奧地利
原本，風吟有辦法拿到德國永久居住證，她也喜歡德國的高福利，但2019年，趕在女兒上一年級前，一家四口還是選擇回了國，這既是丈夫出於工作方麵的意願，也是風吟的想法。
風吟說，一些事觸動了她。印象最深的，有次逛商店，她覺得一條裙子質量不好，沒想到女兒問，“是不是中國生產的？”“老師說中國製造的東西質量不太好。”風吟很生氣，但冷靜下來，覺得在國外，一些刻板印象難以避免，最好的辦法，還是讓孩子自己回來，“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活呼吸。”
從德國到深圳，物理距離也就半天航程，但適應起來，卻需要漫長的時間。
這三年，風吟把孩子的興趣班砍了又砍，費用高之外，更因為普遍的功利性。現在，書法沒學，舞蹈也放棄了，風吟言語中透露著可惜，“本來在德國跳的還挺好的，有時跳的還是C（主）位。”
比起大人，孩子有時更難適應。女兒草莓有個特點，上課安靜不下來，總愛動來動去。在德國，這不是什麽事，孩子本來就“各種不雅的姿勢”席地而坐。現在，它成了一個缺點，一個小煩惱。有老師向風吟反映過，“最大問題是太能動了”，同桌家長也婉轉表達過“聽說你們家孩子很活潑”，說自家孩子“之前跟誰坐的時候很好”。
風吟在一本雜誌看到，這屬於運動型的孩子，需要“把能量發泄出來後才能讀書”，有美國學校甚至會專門準備帶單車的課桌，讓這樣的孩子邊踩邊上課。
不過既然有家長反映，她也讓女兒多加注意。她想著，女兒要實在沒法改變，之後萬一再被投訴，就申請單獨座位。“內心本質上，我覺得應該隨孩子的性格是最好的。”她說。
另一種內卷？
回國之後，最困擾這位中產媽媽的，還不是興趣班難挑，而是孩子找不到同伴。
深圳市中心福田區，一個晚上都能看到孩子踩著溜溜車滑過的活力街區，聚集了深圳最多的名校，培訓班更是“跟餐館一樣多”，風吟和丈夫把家安在了這。
每天放學，兩個孩子還跟在德國一樣到小區樓下玩，結果發現找不到小朋友玩。在德國，風吟到了周末，總是和其他媽媽在約去哪玩。一個最常見的周末是，幾家人開上車去草坪野餐。
但自從回了國，這樣的聚會顯得特別奢侈，一問，其他孩子都在忙著補課，家長要麽工作太忙，要麽得帶娃。女兒上了二年級，有次放學回家，突然問自己能不能上“學而思”，因為好朋友在那裏上課。
沒辦法，風吟索性自己帶著孩子玩。也不是純粹地玩，風吟形容是一種“自然教育”。回國前，風吟學了專門自然課程的課程，後來接觸多了，最欣賞北歐國家芬蘭，這裏以最自由、寬鬆的教育方式著稱。
你沒法用某個具體的學科來界定自然教育，它是綜合性、軟性的。比如風吟給孩子們講《西遊記》說到“無根水”，即從天而降的水，就帶孩子們去公園灌木叢采集雨水，帶著他們去思考什麽是“無根水”，為什麽它在《西遊記》裏可以做藥引？
在風吟家，你也能看到一些典型的北歐家庭畫麵，家長對孩子有相當大的包容、尊重。前不久過年，有朋友來家裏作客，跟風吟在客廳聊天，看電視的女兒直接喊了出來，“你們能不能小聲點？”風吟就把朋友帶到了臥室繼續聊。
許多家長並不放心孩子到處跑，風吟不是，更小的兒子才上幼兒園，就被派去買早飯，穿過馬路，去了一百多米遠的早餐店。後來其他家長看到，還給風吟發消息，“你夠可以啊。”
當然，這也因為深圳提供的安全感。在德國，風吟經曆過土耳其難民大量湧入，經常看到自行車被偷、車窗被敲乃至銀行被搶劫的新聞，租房時，他們會避開難民聚集的地方。
風吟帶著孩子在戶外上課
回到教育，風吟顯然是特別花心思的那種媽媽。隻不過不是傳統的做題、上課。為了讓孩子接受“底層數學訓練”，風吟會找到美國一個數學在線學習網站，用類似遊戲和講故事的方法講數學原理，“孩子看得很開心。”她經常帶著孩子到訪一個家附近的獨立書店，風吟喜歡參加文化活動，也總是帶上兩個孩子，上周，他們聽的是一位自然與曆史研究者的講座。
一些德國學校的教育方式也被她繼承下來。在德國，閱讀是一門主課，女兒草莓在國際學校每天的作業隻有一件事，就是帶一本書回來讀，課程設計細分到人物、故事、批判性思維等等。風吟好好研究了這種閱讀方法，一直到現在，依舊讓兩個孩子這樣閱讀。
對一些家庭來說，這種接近西方學者所說的“密集型家庭教育方式”或許有些奢侈，甚至可以說是中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它總意味著“勞動密集和經濟昂貴”。
風吟丈夫在深圳一家知名大企業工作，在家裏負責物質。“我負責精神。”風吟說，孩子出生後，她讓丈夫選做家務還是帶孩子，丈夫果斷選了前者。在教育上，丈夫的角色是提供建議，但做決定總是孩子和風吟。
“她那樣不是更卷麽？”其他家長的質疑輾轉來到風吟耳朵。身邊朋友也會調侃，她女兒成績好，才能到處玩。草莓上小學四年級，已經通過FCE測試，相當於達到了大學英語水平，但依舊在上英語授課的戲劇表演課。
風吟不太認可“卷”這種說法。她說，無論是去戶外接觸自然，還是參加文化活動，都是自己喜歡的，做這些並不帶有功利性。
不過她有時也會想，是不是被家庭束縛太多，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她總是想有完全的屬於自己的生活，之前，她自學了樂器尤克裏裏，最近又在學畫畫。前段時間，她看了《月亮與六便士》，這本小說以畫家高更為原型，主人公人到中年，突然棄家去一個荒島，最終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有一瞬間，風吟冒出了類似的念頭。
而且，到底什麽是卷？什麽是雞娃呢？風吟反問。就像她德國的一些朋友，“雞”的不是學習，但孩子滑雪、騎馬、打高爾夫，搞一堆體育活動，“你換我們看，是不是也雞娃，可能還覺得更燒錢是吧？”
坐在深圳福田區的一家獨立書店，她說話語速很快，但語氣是溫和的、放鬆的，你可以長時間注視她而不會感到緊張。
至少，像穀愛淩那樣的成長，風吟是認可的。穀愛淩的母親穀燕曾是滑雪教練，很早帶著孩子滑雪，穀愛淩愛上了滑雪，她又一路支持女兒攀登高峰，“盡管她媽媽犧牲了自己的一些時間，成就了她女兒。”
“中國式家長”
二月上旬，在深圳第一次見到風吟，我恰好見證了她兒子一年級的班級集體活動。沒有老師參加，風吟是活動最重要的組織者，她穿著一件彩虹色毛衣，小小的個子不停奔跑在雨中，帶著孩子做各種遊戲。
一位穿著緊身襯衫的家長看起來很忙碌，一直在樹下打電話。掛完電話，他眼睛望著遠處參加活動的孩子，跟另一個父親聊起天，話題自然而然來到“教育”、“壓力”、“內卷”。
這位父親在基金公司工作，他說“現在看個簡曆自己都很自卑”，有清華、北大還有國外名校，競爭太激烈。女兒上幼兒園，他專門挑了“不學習的那種”，現在後悔了，希望轉而督促她學習，“內卷的意思是上大學不一定有用，但不上肯定沒用。”
這樣的聲音，風吟聽到過太多。她很理解這些家長，就像投資，很多人更願意買可以保本的投資產品。“這種心態其實跟教育一樣，大家肯定願意走一條保險的路”。但具體到自己，她覺得不是所有人都要投身其中。
事實上，不同國家流行著不同的教養方式，北歐和中國就大不一樣。美國兩位經濟學家在著作《愛、金錢、孩子：育兒經濟學》中提到，中美多“權威型”家長，而北歐國家多“放任型”家長。兩者都會積極回應孩子，區別在於，前者重在指引，放任型則會順應孩子每一個請求。通常來說，前者重視勤奮，後者則重視想象力和創造力。
這部著作認為，教養方式沒有優劣，“中國人和北歐人一樣愛孩子”，所有家長都在盡最大可能為孩子在社會上立足做好準備。不同的教養方式，其實根植於社會經濟環境。在北歐，經濟不平等程度非常低，而在中美，經濟不平等程度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比其他人掙得更多時，他們完全有理由督促孩子成為優秀的學生。”
深圳中心公園，孩子們陸續抵達活動現場 周航 攝
聊這些的時候，集體活動散場，我們坐在深圳中心公園的一個閱覽室。風吟的兒子自個兒在公園裏踢球，女兒草莓則在外麵自己看著閑書。至少此刻，在這個漂亮的、幹淨的公園，她沒有什麽擔憂。
打心底裏，風吟向往“放任型”，相信這才能讓孩子超越父母，就像戶外的野草可能比溫室裏長得更茁壯，但現實中她也做不到，更多在“權威型”和“放任型”間徘徊。
在深圳，中考比例是許多家長壓力的來源，風吟也跟女兒聊過，告訴她，如果想要昂貴的衣服、食物，那就得自己努力學習——“但如果她就想成為一個外賣員，那自己接受也行。”
風吟也不太滿意當下的職業教育。她的考慮是：之後孩子初中如果成績不好、又或孩子自己要求，她也會報合適的補習班；退一萬步，沒有考上普通高中，她可能會把孩子送入創新的高中教育機構，那裏的學生通常會出國。
她對孩子的寬容也有限製。特別是關於手機和平板電腦，風吟的態度就很明確，每周隻能給予15分鍾的自由。保護視力是一種考慮，女兒已經近視200度，對網絡的侵入，風吟也很警惕，她提起俄羅斯有一款遊戲會將孩子帶往自殺，覺得過早接觸成人社會，會帶來沒法控製的負麵效應。
這也引起了女兒的反抗。“你不也是一直在看手機，為什麽要規定我？”女兒草莓提出要平等，試圖為自己爭得更多玩平板的自由。
母女倆展開了一場關於平等的爭論。那天費了風吟好多心神，她跟女兒說，自己看手機很多時候是在工作，“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樣通過手機來謀生，你也可以獨立做這件事。”“ 你不能總在一些事情上要求平等，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就不想要求，比如說我做飯了，我叫你洗碗你就不想洗。”……
這樣的爭論多了，風吟覺得孩子在辯論上有天賦，又在內心做了個決定，給女兒報個學習辯論的英語興趣班，將它發展為優點，正好女兒也要求報些英語課維持外語水平。
孩子對辯論沒概念，風吟就用自己的辦法讓他們感受。她報名了一個自然教育論壇的辯論賽，在深圳蓮花山公園，作為選手站上了辯論台。辯論賽上了電視，風吟說，孩子看到後覺得很驕傲，“原來這個就是辯論，很有趣。”
就這樣，母女倆就上辯論班順利達成了一致，以一種婉轉的、曲線的方式。“其實就是把自己喜歡的事情，順便帶著孩子去做。”跟很多時候一樣，說這話時候，她像一個成熟的辯論選手，邏輯沒有漏洞可言，似乎事情總是那麽自然。
其實風吟也會有困惑：勤奮真的那麽重要麽？畢竟生活裏她也見過許多不那麽努力卻抓住機會一舉成功的人。但她隻能跟孩子們說，“如果你盡力了，沒做好也沒關係。”當孩子自己製定目標沒完成去玩，她也會不知道怎麽辦。
說到這些，這位語氣總是非常肯定的媽媽難得皺起眉頭，說自己也苦惱，“找不到（玩和學習）平衡的點”。但風吟也能接受這樣的焦慮，“因為我是人，我不是神對吧？”
（文中講述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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