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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26歲的我從外地酒店辭職回到省城，入職了一家物業公司。
一般來說，物業行業分為“前期物業”和“後期物業”。前期物業是在售樓部主要負責配合地產開發商的營銷部門促銷，提供端茶倒水、指揮停車等服務；後期物業則是在建成的住宅、寫字樓、商業、工廠等場所負責維修、養護、管理等工作——也就是大多數人知道的那樣——大部分是開發商的附屬服務單位，獨立運營。
我最初的工作就隸屬於前期物業——售樓部的“禮賓員”，說白了就是保安，每天負責立正站崗充當門麵，給來看房的客戶指揮停車。要不是單位有央企背景和五險一金，年紀輕輕的我怎麽也不會選擇幹這個工作。
我們幾個禮賓員分為白班夜班兩個班組，每半個月換一次班。相比白班工作的細碎，夜班工作比較簡單，一般就是兩人一組，穿著反光背心，手持警棍、手電筒和對講機等裝備在售樓中心各區域交替巡邏，每半小時一次。
起初很多上夜班的同事熬不了夜，等適應後，不少人又開始“摸魚”，要麽隔幾個小時巡邏一次，要麽直接一覺睡到白班同事來接崗。這種情況，不遇到事兒還行，但凡要遇到點事兒，值班的人就得負責。
當然，在售樓中心一般也不會遇到什麽大事兒。我入職後，夜班唯一一次遇到的大事兒，是一個小*****夜闖樣板間。等我和同事陳傑發現的時候，人已經打碎廚房玻璃逃走了。經查看，樣板間裏沒有大件丟失，隻有一瓶XO洋酒樣品被打開了，看樣子小*****應該還喝了一口。後來聽說那瓶酒的單價才56元，而旁邊那套價值千元的刀叉廚具還在原處。
陳傑問主管需要報警不，主管瞪他一眼說：“那口酒別把小偷喝出毛病就行，他不來找我們就萬事大吉，還報什麽警。”
我和陳傑沒有被表揚，也沒被記過。往後，樣板間安排了夜間固定崗，大家上夜班時，誰也不敢再掉以輕心，唯有在對講機裏相互聊天，打發漫長、無聊的時光。
夜班難熬，白班有時候也並不太平。
2016年春天，我身著禮賓統一的白襯衣，正指揮著一位開奔馳的客戶停車，對講機的耳麥裏傳來了主管的緊急呼叫：“所有禮賓員到售樓部門口集合，立刻，馬上！”
我到達時，看見一輛挖掘機轟隆著開上了售樓中心正門前的馬路牙子，吊臂被操縱著堵在售樓中心的門口。挖掘機旁站著兩女一男，滿嘴汙言穢語，其中那位男士看起來40歲左右，左手臂打著石膏，纏著紗布跨在脖子上。
見我從外邊過來，他氣衝衝地朝我走來：“昨天有沒有你？”還沒等我回答，他用右手一把拎住我的領口，開始罵罵咧咧。我本能地就要掙脫、反擊，好在被從挖掘機縫裏擠出來的同事拉住了。
我剛被解救下來，那位男士又將氣焰燒向其他穿白襯衣的禮賓員：“昨天就這群穿著白衣服的乃球貨（晉中罵人的話）！”之後，他打了一通電話，不一會兒，又來了幾個同樣氣焰囂張的年輕人，在售樓中心的大廳裏繼續瘋狂叫嚷，甚至驅趕來看房的客戶，現場混亂不堪。
一旁的銷售經理告訴我們，暫時不要理會對方，因為他們在尋找穿 “白襯衣”的工作人員。隨即，我們所有穿白襯衣的男同事都被安排從另一個門離開售樓中心，避免出現在這群人的視線裏，激化矛盾。
溜走的過程中，我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麽：
售樓部除了物業和銷售，還有個拓客部，負責在售樓中心以外的拓客工作。這個部門一般會通過中介公司招聘兼職大學生或者臨時工去街上發放宣傳單，挖掘潛在的買房客戶，工資日結，如有成交的客戶會得到額外提成。我們都叫這群人“小蜜蜂”。
前一日，這位男士從街上路過時，與搭訕的“小蜜蜂”起了衝突，隨即還被一群穿著白襯衣的“小蜜蜂”在大街上圍著揍了一頓，被打折了左臂。事後找不到打他的人，他隻能找親戚一起大鬧售樓中心。
等我們從外邊被叫回售樓中心時，挖掘機已經撤下馬路牙子，停在了路邊，拓客部的領導和受傷的男士在警察的見證下“握手言和”——據說拓客部私下賠付了對方兩萬元才了結此事。
後來，售樓部統計了受傷員工的情況，拓客部的領導們對兩名被打的女員工進行了慰問，我們幾個禮賓員在拉扯之下雖有不同程度的皮外傷，但看起來不算嚴重，就不了了之了。幾個當過兵的禮賓員義憤填膺一番之後，還是被主管打壓了下來。
這是我剛入行後第一次遇到這種比較大的衝突，雖然並沒有深入參與，但我也知道了，這行沒那麽容易幹，也注定不會風平浪靜。
2016年中，我競選為禮賓領班之後，被調到另一個項目的售樓部，沒多久，又在區域物業王經理的提拔下，競選為物業主管。但我越發覺得這個工作沒什麽挑戰，而且工資即便一再調整，也少得可憐。
彼時的我在父母的幫助下買了房，結了婚，婚後不久妻子又懷孕辭職待產，全家的經濟壓力陡然大了起來。我動了離職的心思，也給王經理講明了原因。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售樓部物業隻是前期階段，項目交付後才是真正的物業管理。你現在完全可以沉下心來，慢慢學習……”
與王經理深聊過後，我對物業這個行業的認知才從“水吧員都是漂亮姑娘，禮賓員永遠是退伍優先”的局限中跳了出來——物業不僅僅是配合銷售開盤維護現場秩序，也不僅是給來看房的客戶端茶倒水，更不是簡單地指揮車輛，弄幾個不符合食品規範的茶點，而是“還有很多經驗和認知以外的事情需要處理”。
當時地產行業如沐春風，我們的公司有著央企背景加持，在城西南最具潛力的商務區開發一個綜合體項目，有購物中心、住宅、公寓酒店和寫字樓等業態，作為地產附屬單位的物業公司，可謂前景一片大好。經王經理的點撥，我心潮澎湃，打算留下來等著項目交付之後大展身手。
但事與願違，限於公司的用人標準，項目交付之際，我們這些沒有後期物業經驗的禮賓漢子和水吧姑娘鮮有人被調崗，後期物業大部分是從外招聘成手。調崗無望，漲薪無期，我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離開。
2
運營部的彩珍和人事部的素娟先我一步離職，入職了另一家物業公司。經她們介紹，我也入職了這家W公司的商業項目，做“客服管家”，算是正式進入到了後期物業管理。
W公司是家民營企業，但在我們當地口碑很好，是行業裏的第一梯隊。我所在的項目有一棟寫字樓，一棟公寓樓，下邊是裙房商鋪，處處彰顯著都市繁華。
剛入職時，項目負責人韋總並不看好我這種沒有後期經驗的新人。我自己也很心虛，畢竟我物業工作經驗止步於“指揮停車、端茶倒水”。最後還是在彩珍和素娟的一番“標榜”下，韋總才勉強答應說讓我“試試看吧”。
沒想到，我這一“試”就是5年多。
在這個項目裏，我們整個後期物業團隊有120人，分為保潔、秩序、工程和客服4個部門，每個部門又有不同的工種。我所在的客服部，顧名思義，屬於直接“對客”的窗口，前台和禮賓在固定崗位上辦理客戶常態化的業務，客服管家負責客戶的所有事情。
作為寫字樓高區兼商鋪的客服管家，從上一任手中接過工作手機時，我幾乎每天都要接打70多個電話，除了辦理裝修和入駐手續以外，大部分時間都要在樓層裏解決裝修問題，以及與入駐客戶講解電梯、空調、門禁、停車等一係列設備的使用事項。我從接起客戶電話時吞吞吐吐到對答如流，中間並沒有多少波折，但工作裏總有一些我解決不了的事情。
一個證券公司在29層買了半層寫字樓，由於行業的特殊性，他們在裝修時將樓層的“回”字形走廊安裝了電動門，想與另外半層的寫字間分隔開，但也封堵了同層其他客戶進出的另一條過道。對於物業來說，這種情況在裝修時是堅決不允許的，但這家證券公司確實把消防備案弄下來了。
同層的2905業主秦生生已經將寫字間出租，有一天來收租的時候發現公區的走廊被封了一道門，就給我打電話。他明顯一副“吃人相”，上來就質問：“他合規合法，憑啥侵占我的利益呢？”我不知該如何回答。
幾經周折，證券公司的負責人黃總答應我，可以與秦先生見麵商談。我們三方在一起聊的時候，我才知道他們彼此早已就此事洽談過，隻不過證券公司不同意秦先生提出的高額補償款，遂將物業作為責任人進行威脅。
那次商談仍然沒有達成共識，不歡而散，難受的是我這個小小的管家。在秦先生的一再責問之下，我把情況上報給我的主管，但是他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最終，我們建議秦先生起訴那家證券公司，他對此嗤之以鼻，說：“我有自己的辦法。”
幾天之後，證券公司黃總給我打來電話，怒斥：“我門上被加了兩把鐵鏈鎖還怎麽營業？你們物業就不管嗎？我還交不交物業費了？”一連三問，瞬間讓我沒有了底氣。
我第一時間到了現場，走廊裏站滿了證券公司的員工，都在憤憤不平地指責秦先生，說我們物業不作為。我實在沒有處理這方麵的經驗，上級也給不了切實的解決方案，無奈之下，我撥通了秦先生的電話：“您這樣合適嗎？已經影響到別人的正常的辦公了。”
這句話，我幾乎是吼出來的，鼓足了破釜沉舟的勇氣。在公司培訓中，物業服務人員嚴禁用質問的語氣向客戶說話，即使有否定的意思，也要委婉交流溝通，可這事已經折騰了我相當一段時間，實在憋屈得難受。
然而秦先生並不理會，直接掛斷了我的電話。無奈，在證券公司眾人的逼迫之下，我協調了工程部，用一把鋼鉗子暫時解決了問題。
鐵鏈鎖被剪斷之後不久，我又被雙方叫到了寫字樓的大堂。原以為他們雙方矛盾升級，沒想到事情卻有出乎意料的轉折——黃總表示，公司隻出兩萬元，“秦先生同意的話，就在物業的見證之下簽字”。秦先生點頭同意，事情就此結束。
之後，每到過年過節，秦先生都會給我打電話問：“小吳，快過節了，還不給我送東西？” 公司有這項客戶關懷費用，我自然也不願意得罪這樣一位業主：“送，當然送。”
不過，也還得感謝秦先生，自那以後，再有占用公區裝門禁的客戶，除了有消防隊的備案以外，必須有同層其他業主的簽字確認，否則我會請秩序隊員對裝修現場強行叫停。當然，也有特例——比如有領導通知：“某某戶裝一個門禁，不用備案，不用簽字，讓他裝吧，不要卡。”
也許這就是當初王經理跟我說的“認知以外的事情”。
3
作為客戶對接的第一責任人，客服管家的招聘信息裏經常會要求“有一定的抗壓能力”。而大部分管家離職，也是因為扛不住業主的壓力，但凡能熬得住，晉升為部門主管，指日可待。
2018年初，韋總已經成為物業公司的“城市總經理”，與前司那位王經理職位相當。我也被推選為客服部的臨時代理人，負責管理部門的大小事務。
經過一年對後期物業的了解，我覺得除了業主們難纏的事情以外，其他基礎業務並沒有想象的那麽難，隻要肯認真總結和學習，很快就能熟練掌握工作流程。就像韋總她經常在培訓時說的話：“物業不是什麽高精尖行業，不研究飛船導彈，隻要肯用心就能幹。”不過我對自己擔任部門主管仍然沒有信心，韋總也是這個意思，讓我先兼任3個月，然後再對我進行考核。
那幾個月，我除了潛心學習客服部的工作內容之外，大部分的精力依然花在處理管家們處理不了的客戶投訴。雖說客服部的專業就是幹這個的，可我發現自己並不能完美地處理好每一起投訴。
對於客戶的投訴，公司是有嚴苛的考核標準的：投訴率不得超過1%，也就是說，100個客戶，1年之內不能超過1起投訴，否則直接影響年終獎。因此，客服部及項目經理對每一起投訴都異常重視，尤其是客戶致電集團的“400電話投訴”。
有天晚上11點左右，公寓樓2903的租戶費先生的朋友黃女士刷卡進不去家門，隨後去物業前台谘詢並尋求幫助。前台告訴黃女士：“可能是由於門鎖虧電不能感應智能卡，隻能使用機械鑰匙進行開啟。”
黃女士在電話中將情況告知費先生，費先生不願意來送鑰匙，要求物業將門鎖撬開。在電話中，管家向費先生說明情況：“物業人員不能隨意撬鎖，而且我們也沒有這方麵的技術。我們可以提供正規的開鎖公司上門處理，也可以幫您預定公寓樓裏的酒店臨時住一晚。”
費先生一聽，逐漸有了情緒，在與管家溝通中，雙方就發生了爭執。第二天，他就以“管家服務態度有問題而且還罵人”投訴至集團的400座機。
我向那個管家落實情況，他很委屈地表示，自己沒有罵人，是費先生出言不遜，先是指責物業不作為，又口吐芬芳針對他。作為自己的下屬，我寧願相信管家所說的。
在與費先生通話致歉並懇請撤訴時，他要求管家本人登門道歉。一來二去，我逐漸失去了耐心，內心開始偏向自己人，一改致歉和撤訴的初衷：“我們物業沒有做錯什麽，管家也沒有罵人，要不然咱們當麵和管家對質？”
費先生聽出我語氣的變化，沒再說什麽便掛了電話。
我想將此事申請為“無效投訴”，簽批至韋總時，她破天荒地要求聽處理過程的錄音。聽到我最後和費先生的通話時，韋總把我和項目經理叫到辦公室，語重心長地教導了一番：“我們不怕投訴，投訴也能間接督促提高我們的服務工作，同時也反省我們的服務細節。況且，處理投訴的流程和話術標準你們不清楚嗎？能和客戶較真爭論誰對誰錯嗎？”
我知道韋總最後這句話的意思——她很不滿意我作為服務人員要與費先生爭論“對錯”，而且還要當麵“對質”。我慚愧地低下了頭，認真反省自己，心甘情願接受了那一年唯一的一單“有效投訴”。
我們雖然不堅持“客戶永遠是對的”和“客戶就是上帝”的服務理念，但也絕對不能當麵與客戶爭論對錯，因為即使客戶真的有錯，在那種情況下也不會向一個服務人員認錯，堅持讓客戶認錯，隻會讓客戶氣急敗壞，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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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線管家到部門的負責人，先不說工作業績是否達標，光是跟上領導們的管理思路、成長為領導們認可的人選，就沒有那麽簡單。
3個月後，我第一次競選失敗，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適合幹這一行。我沒有什麽信心繼續代理客服部主管的工作了，剛好那幾天老上司王經理約我吃飯，我就抱著“二次入職”前司的希望赴了約。
離開前司後，我和王經理斷斷續續保持著聯係。之前他一直忙於各個項目的交付和籌備，如今已經是前司物業的城市總經理，管理著一個70萬方的商業綜合體項目，還有40萬方的住宅項目外加3個售樓中心。
了解我的近況後，王經理並沒有讓我“回去”的意思，隻是說：“要對自己有定位，不能隻想著客服管家那攤事，站位要高。”末了又吩咐我說：“堅持幹著，跟著有經驗的師父們持續學習。”
就這樣，我又磕磕絆絆地做了半年代理部門主管，再次站上了競聘台。我念完了彩珍幫我潤色修改的PPT，看得出來領導們的興趣不大。但第二天競聘出結果時，竟然有我的名字，我想，領導們在“是否同意轉正”那一欄畫勾的時候一定很勉強。
但接下來的工作，我卻並不能“勉勉強強”地幹——正式被任命為客服主管之後，我需要帶領下麵13名下屬處理好與業主們的關係，保證物業費按時按量收繳上來。那些流程化的工作並不牽扯我多少精力，隻要各個管家和前台按部就班就能完成。
但我有時又陷入一些費力不討好的旋渦中。
有一天開完早班會，有管家向我反映，1608客戶的辦公區出了老鼠，很多電腦數據線及網線都有被啃食的痕跡，招來了業主的嚴重投訴。管家抱怨說：“本來客戶按時按點繳納物業費，現在已經拖了1個多月了。”
我去現場查看，把1608整個辦公區布滿粘鼠板後，第二天看到的還是散落的老鼠屎和被啃食的電線。
和王經理聊及我消滅老鼠的事情，他滿臉不屑：“這是你該幹的事情嗎？”
我不知所以然，一臉茫然。
他著急地說：“站位，站位，站位要高！作為客服部門的負責人，你應該幹什麽？”
“總之不是搞老鼠。”我低下頭，羞愧難當。
我開始反思自己：作為一個部門負責人，怎麽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具體事情上？要把控整個部門的大局，保證與項目運營接軌，而不是被一件事情牽著鼻子走，專業的事情還要交給專業的部門去協調處理。
被王經理點撥之後，我把鼠害情況反饋給保潔部。不久後，專業的滅鼠團隊進場，在整棟大樓裏放置了一種神奇的鼠藥，據說老鼠吃了以後不會立馬死掉，而是會口渴難耐，然後尋找水源，進入下水道死掉自然被衝走。
一段時候後，管家告訴我說，1608沒再出現老鼠的痕跡了。我問物業費呢，管家說已經交上了。
之後，我一直在尋找王經理所說的“站位”。可是這種感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與其他部門不斷合作中找到位置，需要在為業主服務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需要在領導們麵前展現出色的處突能力，需要在自己不斷自我評估中沉澱……總之，沒有那麽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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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19年7月份遇見了“師父”，我才找到了“站位”的感覺。
師父是公司新招聘的項目經理（之前的項目經理已經離職）。他很少點撥我什麽，也不會指導我工作中的方向，全靠個人魅力和辦事風格影響著我們幾個部門的負責人。半年時間，他就將物業各個部門的主管們都“盤活了”，部門之間聯動強了，上下一心。加班後他會組織酒局犒勞大家，也會單槍匹馬參加“上邊”的酒局為我們爭取資源。那段時間，整個項目的物業服務工作和收繳業績蒸蒸日上。
師父從事物業工作二十餘載，是行業中真正有經驗的物業人，也是專業的職業經理人，對於商業項目有著豐富的管理經驗，這是他舍家在外一個人打拚出來的結果。出生在小縣城的他說：“想在物業行業裏混，就得有大平台，小縣城有大平台嗎？”
如果說地產商開發建設的能力多少決定了物業公司平台的大小，那麽物業費的標準也多少決定物業人收入的高低，一定程度上與能力無關。
在酒桌上與師父聊起他的從業經曆時，我發現似乎所有物業人都有些共性——物業的門檻比較低，對學曆要求不高，專業更無所謂，如果沒有更好的選擇，那麽“物業保安”和“物業前台”就是不錯的選擇，所以大部分人都來自農村和小縣城，沒有任何社會背景。
師父當年大專畢業後隻身前往北京闖蕩，在一家物業公司做保安久了，覺得工程技工的活兒挺好，每天扛著梯子換換燈泡，擰擰螺絲，開開水閥，至少不像保安一樣天天站在大太陽下百無聊賴。於是他毛遂自薦轉到了工程部，從扶梯子開始幹起。再之後，他又在保潔部擔任了領班。
他對保潔工作情有獨鍾，經常用“垃圾”定律給我們提供思想指導：“哪怕是一堆臭垃圾，也要先分出個三六九等，打上標簽分成類。”外行人可能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平台有大有小，物業有好有壞，事情好不好辦誰都清楚，重要的是你能把一些爛事“處理到什麽程度”。樓宇硬件品質的高低決定於開發建設階段的工程設計和質量標準，這些通過後期物業的軟服務是無法改善的，但是用師父的理念來說：“再爛的硬件也要體現物業軟服務的價值。”
我們項目的車庫逢雨季有很多滲漏情況，長年累月的滲漏把牆壁衝刷出一道道水印，既然漏水解決不了，牆上發黃的水印也沒有必要處理，好幾年都沒有人關注這件事。2019年冬天，雨季一過，師父組織各部門負責人聯合起來將地庫所有的水印道子和潮濕起皮的牆麵進行清理，工程部又重新將牆麵粉刷，嶄新如初。有個不長眼的員工抱怨說：“明年一下雨，又要滲漏，這不是白幹了嗎？”師父聽見了，也沒有生氣：“徹底解決滲漏之前，隻要過了雨季就這麽幹，總有不是雨季的時候。”
項目南廣場的綠化帶經常被外賣員、快遞員踩踏，逐漸形成了一條小路，客戶們為了方便也從那條小路通行，屢禁不止。綠化師傅補了好幾次新苗木，仍然扛不住眾人腳下的踩踏，沒幾天又“還原”回了一條小路。師父說：“既然扛不住，那它必定是條路。”於是花一周時間，讓綠化師傅將被踩踏的苗木清理掉，鋪上了青石磚，讓這裏成為名正言順的路，周圍還點綴種上了鮮花。
我不禁佩服師父這種推陳出新的管理思路。受此啟發，我告訴大堂的禮賓員，早高峰時把門禁係統完全打開，客戶進出不再受限——早高峰時，客戶都在趕著時間上班，不帶門禁卡的情況很多，每次都要求禮賓員去刷卡，而按規定，這種情況必須接受禮賓員的盤問才能刷卡放進，客戶嫌麻煩又耽誤時間，有些白領們不等禮賓員核對信息就已經頤指氣使起來，每天都有類似的投訴。
師父那天早上來了之後問我：“徹底放棄了？”我說沒有放棄，隻是“放開”。
師父疑惑地問：“那推廣信用卡的、辦理POS機貸款的、發傳單小卡片的不都進去了嗎？”
“我分析過了，推銷的外來人員沒有這麽早就混進去的，基本都是上午或者下午，那個時候門禁就啟用了。再說了，平時投訴不給刷卡開門的次數遠比投訴推銷人員進去的次數多，我幹嘛不避重就輕呢？”
師父會心一笑，給我一個大拇指：“真傳。”末了又不放心地吩咐我說：“要把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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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也像其他行業一樣，在市場的競爭中，總要不斷擴大自己的管理規模。也許是提前嗅到了地產行業即將暴雷的氣息，我們很快意識到，隻依附自家地產公司開發的樓盤，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物業公司的集團化運作了。
2020年初，我晉升為客服經理——隻是職級提升，業務內容基本沒變。6月份，公司在外地成功簽約了第一個外拓樓盤，我被推選為項目負責人。韋總很看重這邁出的第一步，臨走時囑咐我說：“物業人很辛苦，走下去也不容易。但是人需要在事上多磨練，方能立得住。”
我聽得出她的意思，這是對我有信賴也有擔憂——果然，我們與這個外拓樓盤隻合作了4個月，就解除了合同。
對於公司來說，這個外拓項目與我們自有物業管理還是有很大區別的，雙方的期望值和利益均衡始終不能協商一致，及時結束合作，也是及時止損。對我個人而言，這4個月感覺像被剝了一層皮一樣，麵對這樣的結果，隻覺得是自己能力不足。我悻悻地回到公司總部，繼續在師父麾下做客服經理。
師父也許是寬慰我，照顧我的感受，在我回來的那天組織了幾個部門負責人為我接風洗塵：“終於回來了，正是需要你的時候。”
是的，又到年底物業費收繳的衝刺階段了。
我們項目業態多樣，物業費標準也不同，寫字樓是15元/月/平方米，商鋪是8元/月/平方米，公寓樓包括能源費和物業費兩部分，平均下來是11.25元/月/平方米。這價格在我們這個二線城市算是中上水平的收費標準，麵積大的店鋪，物業費的確是商家很大一筆開支。
物業費也是我們物業公司最大頭的收入，如果物業費收繳的指標完不成，不僅影響從上至下員工的年終獎，還影響公司在集團的排名。在我們行業，年底物業費收繳率達成90%就算比較出色了，而我們項目的指標要求是年底得收到95%以上的物業費，壓力不小。
華姐是我們這裏的一個老板。2018年，她從在各業主手裏承包了項目裏的兩整層公寓樓，開了家月子中心，物業費由她出。第一年，月子中心生意興隆，華姐賺了不少錢，很快又租了兩層，擴大規模，物業服務也為她提供了很多便利。那時的華姐從不拖欠物業費，與我們也相處融洽。
第二年，一位朋友在華姐的月子中心繳納了1萬元的定金，後來由於特殊原因不能到那裏坐月子了，向華姐討要了幾次定金無果後，便讓我去說說情。然而我剛說明來意，華姐就一改之前的客氣：“這事跟你們物業有什麽關係？我又不欠你們物業費。”我無奈地從華姐的辦公室退了出來。
那事之後，聽管家說，很多業主都說華姐拖欠他們的租金。我不太相信——畢竟，華姐生意風生水起，不像拖欠費用的生意人啊。
可沒想到，2020年底各大商戶清繳物業費時，華姐真的成了一塊“難啃的骨頭”。
我與華姐洽談幾次後，她表示會在11月30日前繳納完當年所欠的16萬物業費用，還拍著胸脯保證說：“我像是缺錢的人嗎？這麽多‘寶媽’入住，你們大可放心，到期肯定會給你們，一分都不會差。”
我被華姐的承諾打發了出來，回去後也像她一樣拍著胸脯向公司和師父承諾：“包在我身上，肯定能收上。”
然而我還是想簡單了——到期時，華姐聲稱自己在外地，說回來再打款。我去華姐的月子中心轉了一圈，發現走廊裏雖然掛滿錦旗，但房間裏的“寶媽”卻寥寥無幾。我才明白，月子中心的“風生水起”，在疫情的影響之下早已成了往事。
疫情以來，我們項目裏不少商家都受到了衝擊，關門的不在少數。從合同角度考慮，這個跟物業沒有直接關係，延遲繳納物業費的政策我們也不敢輕易放出——因為客戶們已經本能地選擇了延遲繳納，我們隻能軟磨硬泡，實在不行，也隻能對簿公堂了。
到了12月中旬，華姐還沒交費，我隻能帶著管家上樓去找她。麵對我咄咄逼債的架勢，她也不客氣，埋怨道：“‘寶媽’投訴屋裏的中央空調總是時不時有異響，嚴重影響休息，客戶不給我尾款，我怎麽給你們結算物業費？”
我當即打電話，協調工程部處理空調異響的問題，華姐答應先繳納5萬元，如果異響處理不了，她說就不打算繳納剩餘的物業費了。我答應華姐空調異響一定處理好，“處理好之後務必繳納剩餘物業費……”
空調噪音解決後，華姐又有了新的拒絕繳費的理由。眼看馬上就要到考核的時間，師父親自出馬找她洽談。華姐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一再說“實在沒有錢”，最後還向我和師父借錢湊物業費。
華姐把話說到這個份上，我內心也是五味雜陳。物業與業主之間的敵對關係，也許是從收物業費開始，也從收物業費結束。我和師父私下商量後，決定借錢給她，我刷信用卡套出1萬，師父拿出5000元現金，華姐總算將剩餘的物業費補齊，清算了當年的物業費。
財務在群裏宣布最後一筆物業費到賬後，我們如願達成了公司的收繳指標，我心裏卻不是滋味：難道物業就真的這麽無情？為了收繳物業費用就把客戶逼到這種地步？可是回頭想想，公司也是做生意的，華姐也是生意人，在利益麵前，誰又會心懷慈悲讓出自己的利益呢？
2021年初，全國疫情多點散發，斷斷續續的封控和管控，讓實體經濟一再蕭條。華姐的月子中心名存實亡，8個月後，她才還清了我和師父的錢。
再之後，比收繳物業費更重要的是防疫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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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初期，很多客戶難以接受防疫政策，當我們在大廈入口處查驗客戶行程碼時，經常遭到質疑和拒絕，即使提前公示了通知和防疫要求，仍有“頑固”的客戶我行我素。
為了嚴格執行社區要求的防疫政策，遇見不配合的客戶，難免由解釋變為爭執，以至於引來一圈大規模的圍觀。有心的客戶就會趁機打開手機錄視頻發到網上，然後來一句“物業拿雞毛當令箭”，在評論區必然會對物業展開無休止的惡評和諷刺，很少有褒語。
這還不算完，更讓物業人難受的是，如果不小心放進樓裏一個不帶口罩的人或是漏查一個行程碼，就會有另一種客戶的聲音出來：“疫情這麽嚴重，物業也不管控，萬一有一例就會被封樓，那得耽誤多少事？”更有甚者，會舉報到社區或者防疫辦，接下來作為物業的我們就會被監督部門興師動眾地責問並要求整改。
夾板氣最讓物業人懷疑自己職業的價值，這份委屈隻能自己消化和平衡，兩頭的事還得照辦。然而，疫情反複，防疫政策一天一變，我們得加大人力、物力、財力投放到防疫工作當中，尤其我們商業體，每天客流量大，一旦有確診和密接，整個項目都會被牽連。
或許是發現大家不過是一條船上的人，漸漸地，客戶們習慣了配合我們的工作。這也讓我們這個日流量8000多客戶群體的商業體，直到2022年初，還幸運地沒出現一例感染者。
比起防疫方麵的幸運，行業的大環境卻並不眷顧我們。受地產暴雷的波及，我們物業公司被大老板“資本運作”之後變得搖搖欲墜，韋總在2022年春節後發完“開工利是”便離開了這個她奮鬥了6年的物業公司。
韋總一走，公司裏人心惶惶。那時我還抱著一線希望——年前，我們簽約了一個外地的項目，有“出征”經驗的我，被再次“翻牌”，是好是壞，不容我有顧慮和選擇，畢竟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下，服從才可能被留下。
可原定於2022年4月去外地項目上任的我，碰上了省城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別說去外地，連出小區門一度都變得困難。但那個短時間合作的項目正值交付的階段，我不想因此耽誤，也不相信“出去就回不來”，還是出門了。還沒有出省城，一路上到處可見“紅馬甲”“白大衣”“黑保安”……路上車少了很多，橫亙在路上的綠鐵皮圍擋分外醒目，疫情來勢凶猛，看來管控也動起了真格。
我怎麽也繞不出省，也回不到公司，幾經周折，晚上寄宿到了前同事祥兵的家中。我詢問師父公司裏的情況，他說他已經提前住在了項目上，為了保障兩棟大樓的防疫工作，他把重要骨幹員工都安排好了，確保物業的防疫工作正常開展。
夜裏，曉偉也來到祥兵的家中。他也是物業人，負責一個住宅小區的物業管理工作，管控前從家偷跑去了單位，已經參加防疫工作一周沒有回家了，單位住宿條件太差，才來祥兵家借宿——此前，為配合社區對小區裏3000多名業主進行核酸檢測，他連續幾天都是睜眼睡覺。
吃飯時，曉偉接到一個次密接的流調電話。在電話中，客服主管向他匯報，業主不配合行程調查，“再三解釋過後，隻說了一些不詳細而且不符合邏輯的行程數據”。
大家都知道，如果次密接的行程不真實，會造成管控不準確，一旦確診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真出了事兒，除了當事人需要負法律責任以外，負責流調的物業人員也會受到牽連，所以曉偉他們不敢掉以輕心。
但是作為物業人，我們也在問自己——我們有權利去流調業主的行程軌跡嗎？對於這位業主來說，麵對沒有知情權的物業人員，憑什麽詳細地透露自己的隱私呢？曉偉也跟我們說：“沒有辦法，麵對密接和次密接的業主，社區一般都會要求物業進行流調，但又沒有正規的授權手續，辦這種事，我們是兩頭為難。”
我們正討論著，社區主任又給曉偉來了電話，催促流調數據，曉偉說明情況後，社區主任讓曉偉以社區工作人員的身份去流調。這個方法的確有效，聽說是社區工作人員，業主雖不耐煩，但也算是配合。
曉偉整理完流調內容已經是淩晨，心裏不踏實，幹脆直接去了單位，投身一線防疫，又是不眠夜。
後來我才知道，其實曉偉當時的健康碼已經黃了，但是作為物業負責人，作為社區防疫工作最具有組織力的物業，能在家裏躺平嗎？疫情之下，很多時候我們都手足無措，麵對社區過硬的防疫要求，我們在落實時畏手畏腳，生怕防疫不當、不夠，又怕防疫過度，隻能摸索著過河。
8
在祥兵家住了7天，外地的項目基本也沒後續了。我隻好回到了項目上，迅速組織物業力量築起防疫的堡壘。
當疫情趨於平緩，公司又有了重大變故。2022年5月，公司“換股”後，“合並”成了既定事實。大家風言風語說“我們公司被收購了”，業主們也在“吃瓜”打聽。
“收購”我們的是一家行業內的龍頭企業，從規模、口碑、實力、體製等都堪稱“大哥”。大哥歸大哥，生意是生意，人家不可能全盤接受我們。人事部門挨個找我們談話，大概意思就是，要麽走，要麽去一個自己不願去的崗位，或者是外地——新崗位的工資和待遇都會大幅度調整降低……
對此，大部份同事選擇離開自尋出路了，我也一樣。我突然想起來剛入行時韋總說的話，“物業不研究飛船導彈，隻要肯用心就能幹”。物業確實不研究飛船導彈，所以可替代性很高。
素娟覺得疫情期間就業環境不好，忍了忍，還是選擇留下——留下的人大多跟她想法一樣。她親自為我辦了離職手續，說：“我幫你留意同行的招聘信息，到時候聯係你。”彩珍留了一陣，沒堅持多久，也離開了公司。
我師父也沒有離職，他說：“回不到過去，也回不了家，再他媽難老子也要幹下去。”
離職後，我坦然地在家待業3個月，為了彌補5歲兒子缺失的父愛，我陪他徒步了郊區幾乎所有的山頭叢林。看著孩子一路在前麵走，我突然發現，做物業久了，天天照顧別人的家，而對自己的家卻忽略了很多，甚至是陌生。
8月份，疫情稍微緩和了一點，我開始找工作。令我沒想到的是，曆經13家物業公司的20多場麵試，我逐漸成了一個“物業侏儒”。行業內可提供的崗位少之又少，薪資更是大幅度縮水。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像W公司一樣的工作了。
期間我和師父見了一麵，酒後吐真言，師父在新領導、新平台之下過得並不如從前。但他仍舊舍家在外，堅持在那個讓我持續積累“後期經驗”的項目之中。留下來的素娟，依然還是說：“大形勢不好，姑且堅持著。”
給王經理打電話聊天時，他說：“正忙著防疫，稍後聯係……”事後他給我回電話，征詢我是否願意離開家，跟著他幹——早於2019年冬天，他就選擇了回老家發展。這次我猶豫了——行業的飄搖讓我覺得前途渺茫，不再想常年在外，況且薪資也不理想。
有一天，彩珍給我發信息說：“在哪個山裏呢？帶著我們也放鬆一下。”我當然清楚這是物業人最後的倔強，不卑不亢，寧願山裏浪，也不願降低標準再入行。當然，人總要吃飯，8月底，我入職了一家管理住宅小區的物業公司，薪資比以前少了一半，好在可以每天回家。
去年年底，老同事陳傑通知我們一起吃飯。他早已從物業轉行房產銷售，地產行業暴雷後，便辭職開了一家餐廳。見到我時，他驚訝地問：“還要幹物業？”
我點點頭。我想，在物業行業摸爬滾打這麽多年，我不後悔，也不可能再從事其他行業了，談不上熱愛，單純為了柴米油鹽。
（本文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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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如何被疫情改寫？
前言2022年年底，疫情社會麵管控放開，再回想起這場之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慨。2020年的春天，新冠病毒席卷法國，巴黎封城，全民禁足。因工作被困巴黎的中國作家申賦漁，本能地開始記錄在封城期間耳聞目睹的點點滴滴。而他之前花五年時間采訪收集的許多平凡小人物的素材，也在此時清晰地串聯了起來。他突然知道該怎樣來書寫這些人的故事，於是有了這本《寂靜的巴黎》。從《不哭》《一個一個人》到《寂靜的巴黎》，申賦漁始終是一位充滿人文關懷的作家。他時刻關注著身邊普通人的命運，以沾滿溫度的筆，真實記錄下他們的境遇。《寂靜的巴黎》講述的故事發生在巴黎，但又遠不止於巴黎，那些被禁足城中的異鄉人，也在娓娓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
遺囑裏的愛情
下午的時候，詹姆斯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他已經立好了遺囑。口氣相當輕鬆，像是終於辦妥了一件已經拖了很久的大事。
詹姆斯今年七十三歲，正是新冠疫情中的高危人群。他是我認識了好幾年的朋友，住在巴黎郊區的一幢兩層小樓裏。我曾好幾次到他家做客，都是他親自下廚，每次的牛肉都做得很好。詹姆斯老家在英國愛丁堡。我偶爾不小心地說，你們英國人如何如何，他都很嚴肅地糾正我：“我是蘇格蘭人。”
去年聖誕節之前，詹姆斯請我、我的《匠人》一書的法文譯者鄭鹿年先生及夫人去他家。正在吃飯的時候，他的電話響了，是視頻電話。打來電話的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詹姆斯激動地讓我們每個人跟她打招呼，隨後不顧禮節地把我們晾了十分鍾。他跑到一邊去跟她敘家常了。
這位老太太住在愛丁堡，比他大兩歲，是他年輕時的女友。兩人相愛了幾年，不知道為什麽鬧翻了。詹姆斯一個人來到巴黎，做英語教師。這一待就是四十多年。兩人各自成家，又各自離婚。孩子也早已成家立業。現在兩個人都老了，女友腿腳不好，詹姆斯有肺病。一個人在蘇格蘭，一個人在法國，已經多年沒見。
他們經常打電話，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
女友今天打電話告訴他，愛丁堡的咖啡館、酒吧、餐館全關門了。蘇格蘭首席部長說，這是她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大挑戰。英國已經感染三千九百八十三例。蘇格蘭感染了三百二十二例，死了六人。誰也不知道下一個是誰。
詹姆斯說：“我們結婚吧。”
“現在結婚有什麽意義呢？”
“我不會去愛丁堡見你，也不會有什麽婚禮。我隻是想在死之前和你結一次婚。”
日漸嚴重的疫情讓兩個人的心態都發生了變化。女友經不住他的糾纏，終於同意了。今天已經說好，通過郵件辦理相關手續。
“祝賀你，詹姆斯。”我說，“這是高興的事，你寫什麽遺囑呢。”
“我沒什麽財產。隻有愛丁堡一套父母留給我的房子，還有法國這一套我住的房子，我寫在遺囑裏，都留給她。這樣我突然死了，就沒關係了。”
“詹姆斯，馬克龍說要給巴斯德研究所五十億歐元研製疫苗，中國、美國、德國都在加緊研製，很快就有疫苗了。”
“巴黎封城後，我每天在看新聞。每天都有人死。意大利甚至都用軍車在運送屍體。這是人類的一場大劫難，我要提前做好準備。年輕的時候，她說要跟我結婚，我拒絕了。之後這四十年，我們都沒再提過。現在，我應該請求她的原諒。”
“都四十多年了，哪還會生你的氣。”
“我去巴黎的那一天，她送我上車，我一回頭，看到她眼睛裏全是淚。這一幕就像在昨天。今天她答應跟我結婚，我才知道，過了這麽多年，她還愛我。”
詹姆斯掛了電話不久，鄭鹿年老師就給我打來電話：“你知道詹姆斯要跟他女朋友結婚了嗎？”
詹姆斯今天下午大概一直在打電話，告訴每一個朋友他要結婚這件事。
我給詹姆斯發了一張今天網上流傳很廣的照片。這是法國最著名的街頭藝術家 C215，在“塞納河畔伊夫裏”的一麵牆上的塗鴉。一對戴著口罩的情侶，深情地擁吻在一起。他們情迷意亂、旁若無人，他們超越了時空，印刻在灰色、粗糙、冰冷的牆壁上。
2020.03.20
想飛的男人
封城之前，我囤積了一批水餃。昨天雅克跟我打電話時，我順口說可以給他一些。他的反應很靈敏，立即問我：“你確定嗎？”然後今天就開車來拿了。
雅克對中國的愛簡直有點偏執，學了好些年的漢語，越挫越勇。幾年前我在巴黎南戴爾大學做了一次有關中國文化的講座，他跟我加了微信。
之後隔上十天半個月，他就跟我聯絡一下。有時候發一句莫名其妙的格言，問我是孔子說的還是老子說的。有時候發一句似是而非的詩，問我是唐詩還是宋詞。有一次甚至跟我探討兩味中藥，非說對降高血壓有奇效。後來迷上了“道”，經常跑到深山老林裏去打坐。不過說實話，他選擇打坐的地方風景著實不錯。我誇了他兩次之後，他就經常給我發他認為有道家意境的美景。
我們聯係中斷是在去年九月。他一下子就消失了。我跟人一向不是特別熱絡，過了兩個月才想起問候他一聲：“最近好嗎？”一般來說，對方會回信說：“挺好的，你怎麽樣？”這樣就又可以恢複聯係。雅克很快就給我回信：“不怎麽好。”
雅克在法國一家公司做高管，酷愛飛行，幾乎每周都要上天一趟。他已經飛了二十二年。今年九月，飛行俱樂部新到了一種新型的小飛機，建議他試一試。雅克很興奮，跨上去駕機起飛。飛機上天隻有三秒鍾，就一頭栽下來。
雅克被送到醫院，二十天後才醒過來。他說，怎麽登機，怎麽操作，怎麽摔落，一直到醒過來的這段時間，他什麽也記不得。不過之前的記憶全在。大概人的大腦有自我保護功能，對可怕的事情會自動屏蔽。他已經出院了，在家中休養。
“身體恢複得怎麽樣？”
“還不錯。讓我難受的是腿受傷了，這會妨礙我運動和長途旅行。我必須趕快進行鍛煉。”
“鍛煉不著急。出了這麽大的事故，能這樣已經很幸運了。 ”我安慰他。
“我過幾天就去中國了，這是很早就跟朋友定好的旅行計劃。不能告訴我的醫生。他會阻止我。”
我對法國人的許多做法都很無語。有人去年剛剛在滑雪場摔斷了胳膊，今年又興致勃勃地登上雪山。有人腿上還打著石膏，搖著輪椅就在滾球場上扔起了鐵球。現在巴黎封城，人們還是會不停地出門跑步、遛狗。他們認為運動對狗也一樣重要。歐洲人大概都這樣。
意大利一位市長憤怒地抱怨道：“你們不停地出門遛狗，難道狗有前列腺炎嗎？”昨天我短暫出門了一趟，發現外麵已經全是跑步的人，我怎麽躲也躲不掉。好像誰也不在乎疫情正在張開的黑色翅膀。旅行和運動，比他們的性命還重要。
雅克回巴黎後告訴我，中國之行太棒了。今年春天他要在法國接待他的中國朋友。他說他剛剛考了新的駕照，這樣就可以帶他們從法國一直開車到東歐。
“你為什麽要重新考駕照？”
“不是跟你說我的腿受傷了嘛。考個殘疾人駕照，我就可以享受停車的方便了。”雅克笑著說。
對雅克這樣的法國人，我有太多不理解。好吧。巴黎停車是太難了。有時看到空著的殘疾人車位我也想悄悄停一下，可是看到牌子上寫著：“如果你要停在這裏，那你把我的殘疾也一起帶走吧。”頭皮一陣發麻，隻得掉頭就走。雅克就沒有心理障礙嗎？
巴黎封城後，雅克跟我的聯係就更頻繁了。一會兒問我中國的疫苗研製出來了沒有。一會兒又問中國用的是什麽特效藥。當然大部分都是抱怨法國政府如何動作遲緩，官員怎樣愚蠢無能，民眾如何自由散漫。也說他禁足在家的日常生活。
他說他在陽台上給鳥兒建了一個食堂。“每天都有不同的鳥兒來吃，我的生意很興隆。”然後發一段視頻給我。他在陽台上掛著一個葫蘆一樣的東西，裏麵裝著食物，在底部伸出一個小嘴，讓鳥兒啄食。房屋前麵的幾棵樹都已經開滿了花，許多鳥兒飛來飛去，鳴囀曲折動聽。春天已經十分喧鬧了。
昨天給我打電話，一向快快活活的雅克突然發了脾氣：“天天晚上八點鍾在陽台上拍手有什麽用？我們缺口罩，所有人都缺口罩，好好想想辦法吧。”雅克把老母親留下的縫紉機搬出來，開始做口罩：“我一天能做二十幾個呢。”
雅克把自製的口罩送給附近的鄰居、掃地的清潔工、送快遞的投遞員，還有他的家庭醫生。“我多了一條出門的理由。”雅克笑著說，“我在出門單下麵自己寫上一條，送口罩。如果警察攔住我，我正好把口罩給他。”
我想，巴黎警察一定不會難為他。昨天晚上，法國內政部把應該給警察的FFP2口罩給了醫護人員，然後什麽口罩也沒有給警察。警察工會憤怒地警告內政部說：“如果再沒有口罩，警察們將暫停戒嚴檢查。”已經有二百五十七名警察被感染。
雅克把車停在路邊上，坐在巷口梨樹底下的長椅上等我。我把一袋水餃給他，他給我幾隻自己做的口罩。為了安全，我們都離得很遠，東西放在椅子上自取。幾隻口罩的布料都不一樣，灰的、白的、紅的、藍的，很好看，大概是他特意挑的。他是個極端愛美的人。
雅克站起身，原本高高大大的一個人，小了一圈。臉上的笑容還是很燦爛，目光也一樣誠懇。他拄著兩根拐杖往車子走過去。他的一條腿齊膝蓋被截掉了，褲腿空空蕩蕩。
2020.03.26
馬奈窗前的流浪漢
從我的住處出門右轉，走到巷口，有一座紅磚的郵局。郵局對麵一幢房子的二樓，是印象派大師馬奈的工作室。大概是因為方便，馬奈站在窗口畫過好幾幅這條街的街景。從畫上看，沒有這座郵局。這是馬奈去世之後才蓋的。
在郵局的屋簷下，住著一個流浪漢，很年輕，留著大胡子，走起路來精神抖擻。我到這裏兩年了，每天都能見到他。彼此偶爾會點頭致意。他的鋪蓋總疊得整整齊齊，擺放在郵局外麵的一個長台階上。台階上麵有片玻璃的屋簷能擋風雨。他白天不在這裏。
我有一次在布達佩斯廣場上遇到過他。每周一、三、五的晚上，布達佩斯廣場上有義工分發免費的晚餐。整個廣場上都是排隊的無家可歸者。隊伍井井有條，寂靜無聲。
這位鄰居每天生活怎樣，對我是一個謎。隻在一天的深夜裏我們有過一次短暫的交道。我們站在歐洲廣場的鐵橋上看下麵徐徐進站出站的火車。我遞了一支煙給他。兩人默默地在黑夜裏抽完手中的煙，點點頭就分手了。
也就在這一天，我突然發現他收養了一條狗。一條很小的黃狗，樂顛顛地跟在他的腳後麵。他很晚才睡，小黃狗趴在他的頭旁邊，一聲不吭。等郵局上班了，他爬起身，疊好鋪蓋，帶著小黃狗消失了。
一年前，郵局開始施工，進行大規模整修。他原先居住的台階被圍擋裹了起來，外麵隻剩下一點點，隻夠人直著身子坐著，再也不能躺了。我晚上散步從這裏經過，看到他和小黃狗無聲地坐在台階上。鋪蓋卷沒有打開，放在腳邊。
我原以為，流浪漢四處為家，既然這裏的窩毀了，那就再換一個吧。可是，每天晚上他還是回到這裏，默默地在他原來的地方坐著。
我心裏有些難過。想到自己年輕的時候，也遇到過這樣的境況。那是在無錫，打工的書店關閉了，突然沒有了住的地方。可是我晚上也還是回到那裏。畢竟這是偌大一個世界上最熟悉的地方。
有天黃昏，我從他麵前經過。他仰著頭，呆呆地望著路對麵馬奈工作室的窗戶。窗戶裏亮著燈，看不到人。房間裏很空曠，靠牆立著一排書櫃。過去了一百多年，還是工作室的樣子。不知道現在誰住在裏麵，燈光很暖。
我回到家，熱了兩隻包子出來找他。可是他又不在這裏了，鋪蓋還在。過了半個多小時，他還是沒回來，我隻好怏怏地回家。之後好些天他都不在。我想，他大概找到新的住處了。畢竟巴黎這麽大。
又是一天晚上，我從聖拉紮爾火車站出來，沿著羅馬路往家走，突然有個很麵熟的人迎麵朝我走過來。等到擦肩而過，走過去好遠了，我才反應過來。是他。他的頭發雖然還是像爆炸後的蘑菇雲，但顯然洗過了。臉上幹幹淨淨。一身衣服也是新的。腳上一雙旅遊鞋，白得晃人的眼。大胡子也修剪過了，顯得相貌堂堂。
巴黎有這樣的機構，專門收留無家可歸者。也許是因為他失去了住處，被他們發現了，因禍得福，得了這樣一身新裝，有了可靠的生活。那隻小黃狗沒有跟著他。我聽說在那個收留機構裏，是不允許攜帶私人物品的，大概小黃狗被沒收了。這也是換一種生活要付出的代價吧。
我一直沒看到他，他的鋪蓋也不見了。我心裏也就踏實下來，甚至有些為他歡喜。已經是冬天了，露天的生活越來越難。有時候一連三五天下雨，氣溫也越來越低。許多流浪漢已經在搶占街頭地麵上冒熱氣的散熱口。市政廳也開始向流浪者開放，不過隻收留女子。我希望我的大胡子鄰居願意留在收留處，好歹不會淋雨，有口熱飯。
巴黎的夜已經很冷了，我還在堅持散步。有一天，經過歐洲廣場的鐵路橋，橋上靠欄杆睡著一個流浪漢。借著路燈的光，我認出了他。就是那個住在馬奈窗前的我的鄰居。他和以前一樣，又是邋遢落魄。他就睡在這露天的夜裏。眼睛閉著，睡得很熟。原先的那個屋簷，離他隻有兩百米，被圍擋擋著。
他回不去，他也不肯離開。
這裏人來人往，不可以長住，必須每天換地方。有時他躺在附近廣場的長椅上，有時在列日街邊的台階上坐著，有時就睡在歐洲廣場的地鐵站口。他總是在幾百米大的一個圈子裏徘徊著，好像在等郵局的施工結束。郵局的工程拖得太久了，不過現在的確已經接近尾聲。
巴黎三月封城後，我隻有偶爾才出門。現在散步有限製，隻能在晚上七點之後，不能離家一公裏，不能超過一小時。一個多月了，我一次也沒有遇見我的這個鄰居。他不見了，不知道是住進了政府安排的賓館呢，還是生病了被安置到了收留中心。
在離馬奈工作室一百米的地方，有一塊長著十多棵銀杏樹的小空地，叫都柏林廣場。廣場上有供旅人飲水的華萊士噴泉和兩張長椅子。昨天晚上，我散步時又從這裏經過，遠遠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人蜷縮在椅子上。我特意從他旁邊走過，果然是我的流浪漢鄰居。他沒有看我。他靠在自己的鋪蓋上，定定地望著因為疫情已經停止施工的郵局。
即便是無家可歸了，人的心裏也還有一個家。
2020.04.18
波德萊爾與賣花青年
巴黎街道旁邊經常有清亮的水在潺潺流淌，這是從塞納河裏抽送上來清掃街道或者澆灌花園的。今天新聞裏說，在這種非飲用水裏發現了新冠病毒。病毒在呼吸間、在空氣中、在水裏，在每一個可能碰觸到的地方。我們應該往哪裏躲藏呢？晚上七點之後，太陽還在天上。我必須到陽光底下去走一走。也許被陽光曬一曬，心情會好一些。左轉右轉，走到了阿姆斯特丹路上。我沿著這條突然變得荒涼的小街一直往前。
阿姆斯特丹路二十二號，是一家叫迪耶普的小旅館。這是《惡之花》的作者波德萊爾暫住的地方。他沒有家，總是搬來搬去。曾經在一個月裏被迫換了六家旅館。大概迪耶普旅館的價格便宜，對他也寬容，他去世前的幾年裏，大部分時間就住在這裏。他的《惡之花》印了一千三百冊，出版才二十天就被檢察官收繳了。
這位檢察官就是那個把《包法利夫人》判為禁書的人。他認為《惡之花》這樣的書敗壞道德，有傷風化，是可怕的病毒。這個荒唐的判決將近百年之後才被法院推翻。波德萊爾出版的最後一本書叫《殘骸》，收了他二十三首詩，印了二百六十本。此時的波德萊爾已經被另一種病毒折磨得不能說話，可是拿到詩集，他還是“顯出了一種孩子般的快樂”。服用鴉片、洋地黃、顛茄、奎寧，以及采取正流行的水療法，都不能減輕他的疼痛，也不能讓他開口說話。
在痛苦中掙紮了一年之後，四十六歲的波德萊爾去世了。他死了，可是許多人對他的詩仍然感到厭惡，甚至恐懼。半年多後，他的出版人又因為這本《殘骸》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
當新冠病毒盛行，人人心懷恐懼之時，從重病失語的波德萊爾門前走過，心裏有著一種異樣的悲涼。我們從來都不知道病毒是什麽。我繼續往前走著。
從小旅館往前一百米，就到了與聖拉紮爾路交界的路口。這裏有一塊幾十平方米的空地，原本是一個喧鬧嘈雜、熙熙攘攘的地方，現在一點聲音都沒有。靠邊擺著一隻投放舊衣服的大桶，影子被夕陽拉得長長的，顯得孤獨又淒涼。病毒把所有人都趕走了。
我把這裏叫賣花地。原本空地上總是擺著一排桌子，上麵放著一箱一箱的鮮花。賣花的是一群阿拉伯年輕人，人人手上捧一大捧花，幾乎要塞到每個行人的手中。價格都很便宜。我每次隻是看看，禮貌地朝他們搖搖頭。
有人笑著用中文朝我喊一句：“你好嗎？”然後又激動地去尋找下一個目標。我不買的原因是他們賣的花我不太喜歡。他們賣的大都是鬱金香、玫瑰、百合等，太堂皇正式了。七八個人，賣的品種都差不多，大概是從一個地方批發過來的。
有一次，一個小夥子麵前放了一箱雛菊，我朝他走過去。他立即把手上的一捧朝我遞過來，嘴裏說：“四歐，隻要四歐。”我點點頭，把錢遞給他。他從那捧花裏抽出一束給我。我笑起來。本來也是，怎麽可能四歐元能買這麽一大捧呢。不過經過這一次，我看到了他們的底牌，也就不再擔心跟他們打交道。即便是這一束，在花店裏也要賣兩倍以上的價格。
有時候，我會特意繞道經過這裏，隻為看一看有沒有我喜歡的花。果真有一次，我買到了丁香花。心裏很高興，就跟他們搭訕了幾句。
“你們不能分散開來賣嗎？為什麽要擠在一起？”他們這七八個人，會爭搶生意。其實價格與花都是一樣的，各人隻能展現出更大的熱情和更誇張的表情。
賣花的年輕人搖搖頭：“其他地方不讓賣。”
我注意觀察了一下。其實這裏也不讓賣。有一次，遠遠有警察朝他們走過來，他們立即搬起裝花的箱子，一溜煙跑沒了。桌子扔在路邊上。警察經過這裏，也就看了一眼，腳步沒有停，一直朝阿姆斯特丹路的深處走過去。他們根本沒管。
等警察沒影了，賣花的青年們又冒了出來。也許，警察與他們已經達成了某種默契，可以在這裏擺攤，但是不合法。在巴黎，有許多這樣的灰色地帶。我覺得這是好的。他們幹得是多歡樂啊。他們大聲叫賣著，用一種既謙卑又得體的動作向每一個行人兜售。他們的笑容真誠而豪放。他們是在進行一種美好的勞動，沒有焦躁、憤怒與仇恨。他們不是病毒。
“你們每天都在這裏嗎？”又一次買花的時候，我問一個瘦瘦的青年。
“不，星期天我們是要休息的。”他笑著說，“勞動不是為了享受生活嗎？”
他們的熱情有時候是好笑的。我剛從一個人那裏買了一束，花還抱在手上，經過另一個攤位時，又會被攔住，更熱情地向我推銷。
我舉舉手裏的花：“我已經買了。”他就誇張地把花放在自己鼻子上深深地吸一下，然後一臉陶醉地跟我說：“你可以再買一束，多香啊。花就像幸福一樣，是不會嫌多的。”
巴黎封城後，賣花的青年們不見了。這個路口顯出一種讓人心慌的幹淨與寂靜。一路上經過的幾家花店也關門了。
我家裏養的兩盆花早已凋謝。有一個土豆發芽了，我放在花盆裏。過了一個月，現在已經長出了茂密的枝葉。幾天前，我在購物車裏發現了兩顆被忘記了的洋蔥，躲在陰暗處，竟然也長出苗來。我也放到了無花的花盆裏，現在也是長勢喜人。可是，它們畢竟不是我愛的雛菊和丁香。
我在這個路口站了一會兒，不能再往前走了，往前就會超過散步允許的距離。我轉身回家。在這個空地的西北角，是聖拉紮爾火車站的廣場。廣場上立著一個用許多時鍾堆成的塑像。在塑像的底下站著三個年輕人。他們沒有口罩，相互靠得也很近，在談論著什麽。正是賣花青年中的幾個。不能賣花了，生活還要繼續，怎麽繼續呢？
在他們的頭頂上，幾十座時鍾疊羅漢一樣壘在一起，每一座都有時針和分針，可是全都一動不動。因為病毒，時間凝固了，隻有死亡還在向前。今天一天，法國又死了三百九十五人。
2020.04.19
病毒正在改變世界
巴黎今天解禁了。法國總統把自己推特上的留言從“請留在家中”，改為“請保持謹慎”。在無數人奔上街頭歡呼自由的今天，法國又有七十人被病毒奪走了生命。每天不斷更新的死亡數字，已經顯示為“26380”。新冠病毒席卷了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超過四百萬人被感染。病毒正在改變世界。
巴黎封城五十五天之後，我再一次往協和廣場走去。一路上的車輛和行人，幾乎與封城前一樣多。一半的行人戴著口罩，大多數是白色的。也有一些人戴著黑的、藍的、紅的，甚至繡花的口罩。無論怎樣艱難的情況下，人們總希望有選擇美的自由。
也有幾位老人戴著政府發放的巨型口罩，幾乎把整個頭臉都包住了。據說洗過之後，就能縮成普通大小。他們太心急，直接戴在了臉上。公交車上的乘客也多起來，每個人都戴著口罩，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嚴肅。地鐵站有人背著一個古怪的容器，給人分發洗手液。地鐵上的乘客，每個人都很認真地戴著口罩，可是人與人之間不可能完全隔開。人們無聲地擠在一起，內心充滿著恐懼。
眼鏡店、花店、理發店、時裝店，相繼開放。不過沿街營業的店鋪依然是少數。有些店門口寫著：未戴口罩，請勿入內。有些藥店的櫥窗上貼著告示：本店設有新冠專櫃。不過大多數店鋪裏都空空蕩蕩，很少有顧客。隻有麵包房門口依然有人在排隊，人人自覺拉開一米的距離。或許是麵包的香甜讓人愉悅，每個人的眼睛裏都不自覺地露出了笑意。
一些大門緊閉的店門口，或坐或躺著曾經神秘消失、又悄然回來的無家可歸者。沒有人戴口罩，他們仍然是那樣疲倦、沉默和悲傷。
行人們神色緊張，看到有人走來，都會盡力避讓。透過車窗看過去，許多司機也戴上了口罩。解禁後是否出門，成了法國人異常糾結的問題。有人說，我害怕每一個擦肩而過的人，看到人我想調頭就走。有人說，隻有戴兩層口罩我才敢出門。
有人說，解禁我也要留在家中，我不在乎工作。也有人準備控告政府：強迫公民戴口罩是侵犯人權。更多的人像歡呼新年一樣歡呼著這個日子。在我的樓上和隔壁，通宵聽到歌唱與碰杯的聲音。
路邊花圃裏的花兒都謝了，春天的確已經過去。街道兩旁樹木的葉子綠得更蒼翠，透出濃濃的生命力，讓人心裏多了一些振奮。梧桐樹又開始了一年一度的飄絮，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沒有一個抱怨。大家都願意相信，隨著夏天的到來，病毒就會消失。
曾經的鼠疫、霍亂、西班牙大流感，不都是這樣嗎？人類何曾戰勝過它們？隻是它們來了又走了。它們總會走的。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它們走之前，努力地活著。病毒還在外麵遊蕩著，巴黎解禁了，卻沒有人敢說自己是劫後餘生的幸存者。
歐洲各國之間的邊界依然關閉著。誰也不敢開放，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每個國家都在擔心著自己的安全，同時提防著鄰居。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的情況剛剛有所好轉，英國、俄羅斯、巴西、美國的情況還在嚴重惡化。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在繼續推遲航線的開通。每個國家，每個人，都被孤零零地隔絕在外。在全球令人心悸的警報聲中，法國的有限開禁，什麽問題也說明不了。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獨善其身。在這共同的恐懼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在思考著改變。
《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說：“人民和政府今後幾周內做出的決定，或許會在今後很多年內改變世界……風暴必將結束，人類必將繼續存在。我們絕大多數人都還活著 —但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中。”
世界將會怎樣？撕裂、孤立、對抗、冷戰？還是和解、交融與合作？沒有人知道。我站在協和廣場的方尖碑下，沒有行人，沒有遊客，隻有我一個人。
兩百多年前，路易十六在這裏被推上斷頭台。隨後幾年中，七萬多人在這裏被處死。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改變了法國，也改變了世界。病毒是不是又一場大革命？而這場革命，會給世界帶來深重災難呢，還是會帶來偉大的繁榮？
……
2020.5.11
（本文節選自申賦漁《寂靜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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