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凋謝於憂鬱的麵具下的臉，我鞠躬
向我忘卻了淚水的道路，向死去的、綠如雲朵，臉上高閃著一片帆的父親，我鞠躬
向為了祈禱並擦亮皮鞋（在我的國家，我們全都祈禱並擦亮皮鞋），而被賣掉的一個孩子
向我將饑餓刻於其上的岩石，它們是滾動在我眼皮下的閃電和雨
向一座我在流浪中帶走了泥土的房間，我鞠躬。
——阿多尼斯
引子
“分享一件你今年遇到的最困難的事。”朋友翻開一張卡牌。
“考駕照！”我脫口而出。
1
選擇2022年在上海考駕照，絕對不是因為我三十而立，終於可以付得起高昂的學費和時間成本。
在這之前，我覺得駕照不是生活必要的東西。地鐵加共享單車，已經可以滿足我在上海的日常出行。路怒症、幾乎平均每分鍾就有1人因車禍死亡的新聞，直接讓以前的我將考駕照這件事排除在自己的人生清單之外。直到疫情這幾年讓我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我開始假設各種可能發生的事——如果我被拐到什麽山裏，想要逃出去的時候，恰巧村口有一輛車，卻因為我不會開車而永遠也無法逃出“地牢”；如果我奶奶去世了，因為各種原因我乘坐不了任何公共交通，又因為我不會開車，將要錯過和奶奶的最後一麵；如果發生戰爭，如果……各種末世場景的湧現，讓我覺得掌握開車的技能是必要的。
於是，我開始詢問各種朋友：上海哪裏學駕照便宜且教練人又好？對比了學費、距離、教練態度等綜合因素，我選擇了離住處不到4公裏的一個駕校，學費7850塊，比朋友們的駕校要高出1000多，但另一個推薦教練的朋友說，他是金牌教練，不喝酒不抽煙不罵人不說上海話，每次學車還負責接送。
2022年3月5日，駕校的體檢處排起了長隊，有些人戴著口罩，有些人沒有。我家附近的上海大學已是封閉的狀態，那個時候上海流行的段子是狼人殺：“天黑請閉眼，奧密克戎請睜眼，奧密克戎今晚要封哪個小區，確認嗎？——好的，奧密克戎請閉眼。預言家請睜眼，預言家你想驗哪個小區，這個小區嗎？——它是這個（封閉）。防疫小組請睜眼，昨晚這個小區被封了，你有一個解封條，你要用嗎？——天亮了，昨天這個小區被封了，沒有遺言。”
我那時常為自己住在郊區感到幸運，畢竟住在市區被封住的概率更高些。我心存僥幸——都是暫時的，一切都會過去。
這個體檢點隻有2個工作人員，一人負責電腦錄入信息，一人負責拍照、體檢。據說原來有5個人，後來不知為何縮減到現在這樣。還好，有朋友陪著聊天，排隊並沒有那麽難熬。
“還排啥排，下班了！”一個男的站在門口大喊。
“我都排了1個多小時！”人群裏有人喊道。
“你們沒看到這上麵寫的上班時間嗎？上午9點到下午3點。”男人指著門口貼的A4紙，“你們在這站著也沒用！”說完他就進去了。
排隊的人沒有散去，仍舊站在那等著。見有幾個排隊的男女跟在一個教練模樣的人後麵，直接走到體檢、拍照的辦公室裏去了，朋友叫我趕緊發微信給教練，叫他來走走關係，不要白白浪費我們等待的1個小時。
過了一會兒，一個男人撥開人群，走了過來——他個頭不高，身材中等，衣著樸素，小麥色的皮膚，白發依稀可見，約莫50歲的樣子。“咋還有這麽多人？”他不滿地嘟囔著，從口音可以分辨出，他和我一樣都是來上海謀生的異鄉人。他就是我的教練，當他找到我的時候，我已經排到辦公室門口了。
“下班了！不做了！”那個男人拒絕了插隊的教練和學員，說，給他們做了，後麵這些人怎麽辦，“我今天從早到晚，屁股粘在凳子上就沒起來過！”
人群仍站著不動，大家以為隻要不走，那個男人就會願意為我們加班。那時的我們並不知道，日後還有更多更長的隊需要我們排，日後我們所能做的隻有——等待。
“我家住在奉賢，我回家還得2個小時！”男人站在門口喊道。人群這才散了。
第二天早上，教練帶我去另外一個點體檢。我到那的時候，大概有10個人在排隊，15分鍾後我就出來了。一開始我還擔心自己右眼弱視無法通過體檢，但形式主義證明我多慮了。檢查視力的時候，工作人員隻是隨便指了兩下，當我拿起色弱卡的時候，對方就示意我可以走了。
2
報名那天下午，教練就帶我去“摸車”了（認識各種標識）。之後，他叫我下載“駕考寶典”“交管12123”，叫我回去沒事刷科一的題目。
“2500道題，這得花多少時間才能刷完！”我驚呼。
“你要嫌題多，就花錢買那個精簡500道題。”
教練一再強調，那個錢不是到他這裏的，考試費也不是交給他的。接著，他把科二、科三考試的pdf文件資料發到我微信上。說實話，資料上所有的字我都認識，但我完全看不懂。
“上車第一件事就是調座位。”上車後，教練說。
我把座位拉到離方向盤最近的距離，才能勉強踩到離合器、刹車和油門。教練見狀，從後備廂拿了個靠墊給我墊上了，並叫我坐直，說這樣才能“看準點位”。
“倒車入庫是科二的第一個項目，也是最難的，我們先學倒車入庫。我發給你的資料，你都看了吧？”教練問我。
“我翻了一下。”
“我就知道你沒看。”教練冷笑了一聲，然後開始教我。
換我開的時候，我才知道什麽叫“眼睛學會了手和腳沒學會”。
“為什麽不回方向？”
“為什麽要放離合？我都跟你說了，今天的重點就是踩離合！”
“知道自己錯哪了嗎？”
“知道我為什麽踩刹車嗎？”
“你開車沒有感覺嗎？你感覺不到車速的快慢嗎？”
“你這樣考試扣10分！”
“你這樣考試直接掛了！”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要休息一下。”我在高度緊張以及教練連環炮的攻擊之下，已臨近崩潰的邊緣。
“你都開成這樣了，還有臉休息！”他氣呼呼地下了車。
我下車鬆了下雙腳、甩了甩腿。教練還沒教會我開車的技能，倒是成功喚醒了離開學校多年的我曾經的“學渣”身份。我已經很努力地去當個好學生，試圖聽懂他的教學知識，比如“車身距離與黃線距離小於30cm、等於30cm、大於30cm”，但實際情況是，當我打完方向盤，車輪壓線了。我以為自己回方向了，但等反應過來，回方向已經晚了。很顯然，我不是一上車就會開車的那種天賦型選手。
“她學手動擋啊，要去賽車嗎，還是要開跑車？”另外一個教練過來湊熱鬧，“女孩子學什麽手動擋啊，現在私家車都是自動擋。”
其實我選擇手動擋的原因很簡單，持有C1駕照可以開自動擋（C2），反過來則不行。更何況，如果我被困在什麽山裏，那裏應該也隻有手動擋的車——比如貨車之類的——我要不會開，不就死定了嗎？
練車場清一色的男教練，他們點起了手中的煙，我的教練抱著茶杯加入他們的談話：“報名的時候，我也是這麽跟她說的，手動擋考試難容易掛科，她不聽。”
教練這麽說當然不是擔心我掛科，而是若我不能盡快通過考試，就會一直占一個“名額”。據我的小小“田野調查”，駕校和教練的關係分兩種：一種是雇傭模式，駕校給教練發工資，學員每個科目的教練是不同的人；另外一種是分成模式，教練自顧營收，對學員從頭教到尾，多勞多得。我的教練屬於後者，他有兩輛車，一輛自動擋，一輛手動擋，駕校規定每輛車有9個學員名額，所以他常對我說：“一個蘿卜一個坑，你不要拖太長時間。”
因為疫情的緣故，他那段時間很難招滿學員。即便招滿了，今天這個學員小區封了，明天那個學員小區封了，他也擔心哪一天自己的小區也給封了。每每有人跟他谘詢費用，聽了都嫌貴，說網上才4000多塊錢。“一分錢，一分貨。”他一般如此回複對方。
C2的駕照和C1的學費一樣，但手動擋的C1考試內容多了“坡道定點停車與起步”“緊急情況處置”兩個項目。我有一種不想學了的衝動，若不是剛剛交了昂貴的學費，我都要放棄了。教練每次的教學都以“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來收尾，很顯然，他還沒帶我進門就期望我和他一樣是個老司機。
我點起了手中的煙，隻聽見他們說——“現在教練不抽煙，學員抽煙，都反過來了”，“女人頂半邊天啦”，“哈哈哈哈哈”。我不理會他們的冷嘲熱諷，自顧自地抽煙。我的心情已經很糟糕了，抽煙有助於疏解。說到抽煙，我想起一個朋友，她在大學任教，因為學校裏其他女同事都不抽煙，搞得她也不好意思抽了。我叫她不要壓抑自己，想抽就抽，她安慰我說，抽煙有害健康，不抽也沒事。可是，現在有害我健康的不是尼古丁，而是有毒的男性氣質。
“你是一張白紙，隻要聽我的話，很好教。”回去的路上，教練跟我說，他以前有個學員會開車，但是考試科目怎麽教都不會，因為現實中開車和考試不是一回事。
我不明白，一個技能考試，不應該更具有“實用性”嗎？
“你下次來學車之前，記得去做核酸。”教練叮囑道，駕校規定，3月12日起，所有教練和學員憑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報告進訓練場，教練們紛紛在微信群裏喊“這下歇菜了”。他繼而又抱怨：“油價貴也就算了，現在還要自掏腰包去做核酸。”
3
“最近疫情高峰期，為了大家的健康，以及基地的安全角度考慮，從明天起基地暫時禁止教練車訓練，訓練暫停時間為3月15日—3月20日。”3月13日，我收到教練的微信消息。那兩天，朋友圈刷屏的新聞是：“江蘇南通高新區：鼓勵舉報上海等中高風險地區來人線索，獎勵200元”；“江蘇無錫高新區：鼓勵提供疫情防控線索，最高獎勵10000元”。
“好的。”我回複了教練，鬆了一口氣，總算有了一個可以不用去學車的“正當”理由了。
我趕緊出門去給一個朋友送物資。他已經在學校的辦公室睡了9天了，至今還沒等到何時能出校的通知。已經有朋友去他家打包過一袋衣服給他換穿，在不能洗澡不能洗衣服的條件之下，他請我去附近的優衣庫給他買兩件T恤、兩件短褲和一雙拖鞋，以免發臭了。聽說在校不能點外賣，我問他還需要什麽，好順便給他一起送過去：“要酒嗎？”
“那我更想念炸雞。”他說。
他告訴我應該去學校哪個側門把物資從矮牆上遞過去。我回：“這比探監還刺激，像在搞什麽黑市交易。”
在我去肯德基買炸雞的工夫，他又發來新的情報，說學校安排了誌願者在校門口接收快遞和物資，我直接到那邊就行。在春風裏，我騎著共享單車疾馳。全身防護的誌願者接過我手裏的兩個袋子，對著猛噴消毒水。
“哎——裏麵有吃的……”我阻止道，後半句話因為濕了的紙袋而低了下去。我想，食物有塑料袋包著，而且我係得挺緊的，應該沒事。
“你還是囤點物資吧，有備無患。”朋友發來微信說。
晚上，在廣州的朋友也給我發來物資購買清單，但我還是沒去。兩天後，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23場新聞發布會上提到：集中隔離點華亭賓館的管理疏忽，引發本土的傳染和傳播，影響巨大，對於失職人員，將進行調查和追責。
下雨了，我決定出門走走——我已經好幾天沒從我的小閣樓裏下來了。我在小區裏晃蕩，聽著鳥叫，走過盛開的梨花、櫻花、桃花，我在分岔口停了下來，鐵皮牆立在我的眼前，牆的那一頭，一樹的玉蘭花正開得妖豔。鐵皮上貼著一紙“告居民書”，寫著：“九區11號至29號將自2022年3月19日起實施‘2+12’封閉管理（具體封閉管理結束時間以實際通知為準）。”我掏出手機拍了一張照片，樓上的兩個小孩趴在窗戶上望著我。
我帶著一身的玉蘭花香味回到小閣樓裏，繼續刷科一的題目。那些題目與其說是考駕駛理論或交通法規，倒不如說是在玩文字遊戲，讓我秒回學生的夢魘時代。
3月23日，我坐地鐵到離住處3站遠的上海鈞濟醫學檢驗所做核酸，因為第二天的科一考試需要24小時之內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雖然“駕考寶典”的模擬考試結果告知我通過考試的概率隻有38%，我還是決定去碰碰運氣。
那天的理論考試，我踩線過了。隨後就在朋友圈裏看到教練帶有兩個驚歎號的動態：“由於疫情嚴重，現在很多小區都在封閉狀態，故基地再停教、停考一周，從即日起到4月2日，後續怎麽樣再聽通知！請及時通知教練員及學員！”
我已經沒有餘力關心基輔的爆炸和遠方的哭聲了，我得去囤物資了。在附近的超市，貨架上的方便麵、牛奶還有些剩餘的，我各買了一份，又買了些其他易儲存的食物——小閣樓房東給我配置的冰箱也是迷你型的，我買不了太多生鮮。當我看著塞得滿滿當當的冰箱，連光亮也隻能透露一點點時，心想這足夠我一個人吃大半個月了。
有了一絲安全感的我，坐下來刷手機，刷到了一個網友發的微博，淚流滿麵。TA說：“不想囤大白菜，凍餃子和卷筒紙。想囤一點周五早下班吹的那陣晚風，囤一點和朋友飯酒時的幹杯，囤趕時間就等不完的紅綠燈，囤手機怎麽也拍不好的月亮，囤赴約，偶遇，囤不戴口罩才有的一見鍾情。囤他媽的一切囤不到的東西，囤一些沒有遮掩沒有阻礙的赤裸裸的生活。”
4
3月26日，我坐上金山小火車去奉賢區的郊區農場拜訪朋友。次日晚上，我們正在院子裏烤著火聊著天，農場的管理員過來打了一聲招呼：“剛接到通知，明天奉賢區要封了。”
“封幾天啊？”我們一邊問著，一邊打開微信，查看“上海發布”的官方消息：“3月28日5時起，上海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實施核酸篩查。第一批，浦東、浦南及毗鄰區域（包括浦東新區全區，奉賢區全區，金山區全區，崇明區全區，閔行區浦錦街道、浦江鎮，鬆江區新浜鎮、石湖蕩鎮、泖港鎮、葉榭鎮）先行實施封控，開展核酸篩查，4月1日5時解封。同時，浦西地區重點區域繼續實施封控管理。第二批，4月1日3時起，按照壓茬推進的原則，對浦西地區實施封控，開展核酸篩查，4月5日3時解封。”
“你們倆要不趕緊收拾，看看怎麽回去？”朋友的聲音很焦急。
我和另外一個來拜訪的友人，趕緊打開了各種打車軟件，無人接單，畢竟已經晚上10點多了。
“也許貨拉拉可以。”朋友建議。
“太晚了，這裏又偏，沒有司機接單。”我們想著，反正過幾天就解封了，難得來農場一趟，不如就此住幾天，也算是散散心。原本打算28日回到寶山小閣樓裏的我，就這樣被封在了農場。
不知道何時解封的我，開始擔心朋友寄養在我那裏的兩隻貓該怎麽辦。我打電話給小區的街道辦，四處求爺爺告奶奶，最後從房東那裏要來了鄰居的手機號碼。平常我和鄰居幾乎沒怎麽碰見過，但他聽了我的難處，立刻答應幫忙照料那兩隻貓。我連聲感謝，叫他拿走我囤在冰箱和櫃子裏的物資，這才鬆了口氣。
農場主和管理員那幾天也因為工人無法進農場幹活而發愁。他們建議被封在農場的家庭，幫管理員一起播種、澆水。如此，大夥幹了兩天的農活。
我每天在農場都數著日子過。做抗原自測和核酸已經成了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做核酸的時間在上午或者傍晚，我們要到2公裏以外的地方排隊做。傍晚時排著排著天就黑了，月色之下，手機屏幕的亮光照在一張張戴口罩的臉上，分外詭異。朋友家沒有車，農場主和那些有車的家庭，常常好心讓我們搭個順風車。再後來有了出門證可以去附近的鎮上采購物資的時候，朋友常感歎“要是有輛車就方便了”，我則恨自己沒有早一點去考下駕照。
“你那個教練不會拿了你學費跑路吧？”朋友很是替我擔憂，“我們以前學車都要給教練塞錢的。”
朋友夫婦都是拿了駕照超過10年的“老司機”，但沒有車。在此之前，打車、公交、騎車，顯然在上海這樣交通擁擠的大都市是更方便的。如今，外麵的街道上空蕩蕩的，別說車了，連人都沒有。
“要是真的跑路了，也沒法子。”我無奈道，時至今日，我們隻能接受命運的安排。
我們不好意思老是麻煩有車的人家，於是決定各自步行去做核酸。走在路上，眼見之處是關不住的春色：我來時油菜花開得正盛，如今路兩旁的油菜都結籽了，綠意盎然。菜地裏雜草叢生，但蠶豆和豌豆豆莢飽滿。香菜開出了散狀小花，茼蒿的花金燦燦的一片，煞是耀眼。每一種春色盛的都是我們的一日三餐，這是坐在車廂裏所無法比擬的體驗——乘車的時候，我對這個地方的記憶隻剩下拐彎、再拐彎的路道。我不小心踢到了石頭，踉蹌了一下，感受到自己真實肉身的存在。
5
從那天後，我每天都步行去做核酸，充分感受在外麵的2個小時。這2個小時，將困在社交媒體和新聞裏的我從黑匣子裏解救了出來。
如果運氣好的話，我還能順道去村裏唯一一家還在“營業”的小超市補充物資。那是個一家三口經營的小超市，大門緊閉，透過玻璃，男人、女人和老人都在。我拉了一下玻璃門，裏麵鎖住了。
“今天不做生意。”男人說。
我仍站在門口等待。男人開了鎖，出門來，望了望小區門口身著白色防護服的人，對我使了個眼色，我心領神會，離開了。
拐個彎，再去附近那家水果店碰碰運氣。一隻流浪貓等在拉了卷簾門的門口，見我來了，朝我走來，對我喵了幾聲，蹭了蹭我的褲腿，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可惜我什麽吃的也給不到它。
我逗貓玩了會兒，再折返到超市，對著門縫喊道：“老板，洗衣粉有嗎？”
“沒有。”女人回道。
“煙有沒有？”
“早就沒了。”老人回道。
“油有嗎？”
“沒有。”
“衛生紙有沒有？”
“沒有，沒有！”
總之，每次去超市能買到什麽東西，就像是拆盲盒。沒有洗衣粉有肥皂，那就趕緊買一塊肥皂，免得下次連肥皂也買不到。再買5個飯碗（因為之前不小心打碎了幾個），零食還有什麽可買的——買一盒醬香味豆腐幹吧。
老板不能出門進貨，能賣的東西也是封城之前的存貨。我想起封城的前一夜，小超市擠滿了人，老板在櫃台前高喊：“大家不用搶！就封個四五天！”如今，已過去27天了。我們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刑滿釋放”，隻能等待。
“你可真是太聰明了！”朋友見我拎了幾個碗回來，十分開心。與她一起準備晚餐的期間，我跟她說起了每日笑話：
上海市市民張三在小區的河裏捉到一條魚，高興地回到家裏和老婆說：“看，我們有炸魚吃了！”
“沒有油啊。”
“那就煮！”
“沒鍋。”
“烤魚！”
“沒鹽。”
張三氣死了，走到河邊把魚扔了回去。
那魚在水裏劃了一個半圓，上身出水，舉起右鰭激動地高呼：“全域靜態管理萬歲！”
朋友笑得前俯後仰：“太好笑了！笑得我眼淚都出來了！”
“路邊的蠶豆都熟了，等下次去做核酸的時候，我摘點回來，不然都要爛在地裏了。”我抹掉笑出來的眼淚。
在農場的第28天的時候，我特別想回家。
“你姑奶叫奶奶莫死，現在要是死了，你們都沒法回來參加葬禮。”在老家的母親前些天打來視頻電話，說祖母前些日子從床上摔到地上了，臉都摔青了。祖母已經癱瘓在床6年了，經曆過饑荒的她，怎麽也想不到她的孫女此刻在上海所經曆的一切。
“你叫奶奶等等我，等我能回家了。”我跟母親說得好像祖母的死亡也是可以延期的。兩年前的正月，祖母的朋友玉蓮奶奶的葬禮因為疫情的緣故，異常冷清。祖母當時就擔心自己的葬禮會像玉蓮奶奶一樣，親戚沒法過來奔喪，少了熱鬧，道士也沒法過來做法事，她的靈魂升不了天——兩年過去了，祖母擔心的事又發生了。
“你能回家嗎？”母親問。
母親真是天真，我叫她先去打聽清楚老家的防疫政策。如果不會被隔離，我排除萬難，就是走路也要走到上海火車站，搭上回老家的火車。可我現在所在的地方，距離我的安徽老家572.4公裏，距離我寶山區的小閣樓68.3公裏。我怎麽回去呢？我能回到哪裏去呢？
母親歎一切都是天意，又說“你朋友一家人是你的救命恩人”，叫我不能在人家白吃白喝，要交點夥食費。我叫母親放心，我懂得禮數。雖然有家不能回，但托朋友的福，我吃得飽穿得暖。
朋友一家三口，再加上我和另外一個友人，每天需要喂飽五張嘴。如何計劃每天的口糧分配，是我們每日最緊要的事。母親說得不錯，如果我被封在租來的小閣樓裏，我要搶購價格昂貴的團購菜，要等待救援的物資。此刻，我為我豐盛的餐盤感到羞愧。朋友為我們做了一盤蔥油炒蠶豆，真是香甜可口。感謝種下蠶豆的農民，感謝大自然的饋贈，讓我們得以果腹。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在麥田裏，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祖母的聲音，她喊我回家吃飯。
6
“明天開始，可以過來練車了。”5月31日晚上，我收到了教練的微信。
6月1日，我搭上了最早的一班金山小火車，7:48分從亭林站出發，再轉地鐵回家。我在農場待了68天，終於可以回到自己的狗窩了。
車廂裏的人不是很多。我有些困意，因為起太早了，但這樣的一天，又怎麽可能打得了盹？戴著口罩的乘客們，像以前那樣低著頭刷著手機，看不出什麽表情。但許火車似乎知道我們的迫切心情，半個鍾頭就到了上海南站。
在走去地鐵站的過道上，玻璃門外的水泥建築上長了一圈又一圈的野草。無人駕駛地鐵轟隆而過的聲音，地鐵到站的報站聲，讓我有恍如隔世之感。1個小時後，我出了地鐵口，街上有很多人，有像我一樣騎著共享單車的人，也有步行的人。這一切仿佛是一場夢境，又如此真實。
兩隻貓聽見了我上樓的聲響，一隻在門口迎接我，一隻躲到了冰箱後麵。屋子也像是被疫情了一樣，貓的嘔吐物，四散的貓砂，床單被子、衣服、書包上都長滿了貓毛，十分茂盛。我花了半天的時間，打掃衛生，收拾屋子，然後洗了個澡，睡了一下午，整個人才緩過來一些。
晚上我請鄰居吃飯，感謝他這段時間幫忙照顧貓。我們去了附近的商場，結果因為他的核酸碼過期了7天，被保安拒之門外。我們隻好騎車前往學校門口的美食街。之前人聲嚷嚷的美食街，隻有屈指可數的幾家招牌亮著燈。我們去了一家擠滿了食客的大排檔，等了許久，才等來晚餐。鄰居說我不必客氣，多虧我家裏的洗發水、衛生紙、油鹽醬醋那些稀缺物資，不然他的日子更難熬了，他還能順便擼貓，已經很開心。他和我訴說著考研兩次沒考上的苦悶，又訴說著與女朋友3個月沒有見麵但是常常吵架的煩惱。
一周後，我調整好身心，跟教練約了第二天學車的時間，他囑咐我：別忘了去做核酸。
沒想到回來練車的第一天，我就被教練氣哭了。
“我可沒有罵你，我哪一句話罵你了，你說說！你做錯了，你知道錯在哪了，我就不說了。可是你不動腦子，你說我是說還是不說？”他氣急敗壞的，數落了我一個一下午。
他又說，之前的一個學員，學了一個下午的倒車入庫，第二天就去學“小路”了。而我已經學了三個下午的倒車入庫了——不算疫情前的那兩次，就算今天是第一次來，學了一下午也應該有收獲了。
我聽了很是生氣：難道我不想早點學會早點拿到駕照嗎？我交了那麽多學費，花了那麽多時間，冒著高溫來學車，還要挨罵，這到底有沒有天理了？
“這個開車和你騎車、走路都是一樣的道理。你騎車，車龍頭歪了，你是不是要轉回來？你打方向盤，你‘借’了多少，就要‘還’多少，你剛學你怎麽不記圈數？”
“我自行車都是自學的，摔了幾次就學會了，不需要花錢不需要請教練。”
我想起小時候學自行車，那是多麽快樂的事啊。那個時候農村裏沒有人家有兒童自行車，我們都是騎二八大杠，人都沒有自行車高，摔得膝蓋都破了皮，還是高高興興地把自行車給學會了。當然，學自行車沒有規則、沒有考試——這或許是學開車如此痛苦的原因吧，哪怕是一個成年人，也會考試不合格，不合格則意味著沒有開車的資格。
想到這裏，我眼淚就下來了。
“你看你這麽說，我還能說什麽！”教練火大道。
後來，他跟我道歉。我想是因為我哭了吧。他說，他下次再也不說我了，他隻是著急了點，然後又說封城的這段時間，他可是一毛錢的收入都沒有，原本可以考完駕照的幾個學員都給耽誤了。
這個時候，我收到了朋友發來的“趕緊搶菜囤物資”的消息。我一打開朋友圈，滿屏的“第二季：紅玫瑰的秘密”。那一刻，我的內心是兵荒馬亂的。
（2022年6月9日，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7場新聞發布會上提到：上海玫瑰美容院3名員工陽性，涉及15個區，502人密接，相關調查工作正在進行，將嚴肅追責相關負責人。）
之後練車時的狀況還是照舊。
“我說的話，你為什麽不聽，你為什麽不動腦子？”教練質問著我，我的眼淚又忍不住地往下掉。
“人家第一次來練車，練得都比你好！”他指著練車場的另一個女孩說。
我看著窗外的那位女教練——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教練——我自認倒黴，後悔自己當初沒有找一個女教練：“人家教練教得好。”
這句話把我的教練氣得不行，說他很少說學員的，我是第三個。之前也有個女孩，不是他自己的學員，是駕校分給他的，不知道那個女孩和之前的教練發生了什麽，女孩隻是跟她說，她可以學3年。
“3年——交管所確實是這麽規定的，但你想想7000多的學費，我要給駕校4000，剩下那3000塊錢，一般我要教你們3個月，你們畢業，我一個月才掙1000塊錢——你說人家發你這麽點工資，你樂意教3年嗎？”
我告訴他，如果他覺得駕校的分成對教練不公平，那麽他應該去跟駕校反映，而不是把氣撒到學員身上：“你要是不想教我這樣的學員，覺得我學不會，耽誤你招新學員的名額了，那我換個教練好了。”我抹掉臉上的淚。車裏很悶熱，外麵下著毛毛雨，我感覺我的頭皮都在冒汗。
“行，那給你安排退學費。你考了科一，再加上我帶你練的這幾次課時，大概扣你1000多塊錢，我也不是非要教你。”
吵完架，我們坐在車裏，沉默。
我整理了一下情緒，繼續練車。他也變得耐心一些了。差不多5點鍾了，練車的人都回去了，我練了一下午，又經過一場吵架，還是沒有形成肌肉記憶，我很氣餒。
回去的路上，教練又說他是恨鐵不成鋼，對事不對人。
“你壓迫性的教學方式基本上已經摧毀了我的自信心。”我說，“誰不希望自己能在最快的時間把駕照拿到手，沒有人想拖3年的時間。”
“我們之間沒有別的矛盾，你學完車拿完駕照，大家以後也不一定能遇見。”他說他隻是著急了一點，讓我不要放在心上。
他重複的說辭並沒有讓我心裏好受一些。我不得不跟朋友打電話吐槽、疏解苦悶和挫敗。
“你被你教練PUA了！”朋友一針見血，說她在鄭州老家學車，學費3000多塊，她的教練在車上刷手機，她把教練給罵哭了。
另外一個朋友聽了我的遭遇，建議我給教練送送禮。可我並不想送，畢竟已經交了昂貴的學費了。
7
穿好防護服，戴好口罩、手套之後，我加入存包的隊伍——手機是不被允許帶進考場的。
全副武裝的藍色隊伍，有序進入考場，繼續排隊。在體感溫度40度的上海夏天，穿成這樣開車，我真的害怕自己會中暑——但是交管所就是這麽規定的，我區區一個駕校學員，隻能遵守，就像我遵守其他的規定一樣。
“你是考手動擋還是自動擋？”坐在我前排的女孩回過頭問我。
“手動擋。”我回答她。
她笑著說她也是。她選擇手動擋的理由比我酷得多，“因為考手動擋比較酷”。看她也有點緊張，我安慰她，有好幾次機會，通不過也沒關係，就當作練習好了。這次考試，我已經做好了掛掉的打算，我最害怕的就是“坡道定點停車與起步”，之前練車的時候就因為熄火、溜車，被教練罵到狗血淋頭。
“你們倆坐開了！”戴著口罩穿著藍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大吼——他吼的是坐在我後排的女孩，她正在請教她旁邊的女孩窄路掉頭打方向盤的問題。
“你們不懂現在是什麽時候啊？現在不管去哪裏，兩個人都不能靠那麽近！”那位男工作人員教訓人時，說話像是吃了炸藥一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叫你了嗎？！”“手套取了嗎？！”“腳踩在腳印上，保持距離懂不懂？！”他不是在吼叫就是在咆哮的形象，讓我想到被我氣得跳腳的教練，是不是在駕校工作的人都是像他們這樣的？
“你看那些從考試通道出來的人，從他們走路的姿勢就可以判斷出是不是通過了考試。”坐在我前排的女孩轉過頭與我說。她昂起頭，雙手抱在胸前，模仿的是考試合格者的喜悅之情，“像隻驕傲的公雞”。她又放下雙手，耷拉著肩膀，模仿的是考試不合格者的沮喪之情，“如喪家之犬”。
“要簽名嗎？”剛考完試的一個男孩問那個吃了炸藥的男人。
“不用簽！”
那個男孩想要看自己的分數，“不合格的不用看！”男孩堅持要看自己的分數，“去外麵的機器上查！”過了一會兒，男孩折返回來，說外麵的電腦壞了，“去交管所查！”
男孩隻得悻悻離開。
我們移步到最裏麵的考場廳。麵前的電子顯示屏顯示著待考學員的姓名和車號，有點像在醫院的候診室。隻不過我們身穿藍色防護服、戴著口罩和橡膠手套的樣子，不是醫生也不是患者，而是要去考試的人。
“顯示屏的名字變成了綠色，你也不能進考場，一定要聽到考官叫到你的名字，你才能進去。”一個女工作人員向我們做著說明，“名字變成了綠色隻是電腦顯示考試結束，但人家學員還沒有把車開到考試車道上來。”
我對著顯示屏，聽著考官叫名字。前排的女孩站了起來，對著我皺起了眉頭：“我就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叫對過我的名字。”說完，她拿著她帶來的坐墊走進了考場。
然後是我。
“考試不合格。”車上的女聲說。
我拿著坐墊下了車，走到垃圾桶旁邊，脫掉橡膠手套，裏麵的手汗像水一樣倒了出來。我兩次都在倒車入庫上掛掉了。這是第一個考試項目，沒過的話後麵的也就不用考了，所以我擔心的坡停坡起熄火、溜車都是多餘的。雖然可以“考一補一”，但是如果第一次沒過，補考的那一次能過的概率也很小——第一次沒過已經很緊張了，我能兩次都在同一個地方跌倒。
“怎麽兩次都掛在倒車入庫上了？”教練在通話裏知道後，不敢置信。
“考試的車太破了，手刹磨掉了漆，離合器踏板踩上去很鬆，跟平時開你的車的感覺一點都不一樣，就連坐在座位上的高度跟你的車都不一樣。”我試圖為我平時練倒車入庫開得很好但一到考試就不行找到些原因。
教練聽完我的解釋，又開始說我不聽老人言，非要自找苦吃——如果學自動擋就完全沒這個問題，駕校的手動擋車老舊得都快淘汰了。
“具體哪裏不合格知道嗎？”他繼續問我。
我搖頭。
“電腦沒說嗎？”
“它隻說‘考試不合格’，其他的就沒有了。”
教練叫我回考場那邊查下不合格的原因，我必須要知道自己錯在哪裏了，才能改進。走回考場的路上，一個女孩拎著坐墊，一蹦一跳地向前走著，這是考試合格的姿態，這是勝利者的姿態。是候考時坐在我前麵的那個女孩，恭喜她。
候考大廳的椅子上已經空無一人，工作台那裏還有一男一女兩個工作人員。
“考試不合格有什麽好查的！”吃了炸藥的男人頭也沒抬地回我。
“我教練叫我來查的。”我說。
“你教練是誰啊，叫什麽名字？！”
“你就讓人家查一下吧。”女人說道，“小姑娘，你從哪兒過來。”
我按照她的指示，走到考試通道出口，把身份證放在一個連接電腦的機器上。我瞄了一眼那個男人，我不明白他為什麽不讓別人查分數，隻不過是刷一下身份證的事，也沒給他造成更多的工作量，他為什麽要給別人設置障礙？隻是為了享受芝麻大的權力帶來的權威嗎？
電腦上顯示我的成績為“0分”，不合格原因是“前輪接觸地點未駛過控製線”。
教練得知之後，安慰我，還有4次補考機會。我十分沮喪。考試的機會用一次就少一次，而我合不合格是由車裏的機器來判斷的，機器會不會犯錯？怎麽確保機器的判斷是萬無一失的呢？
8
8月底的上海，天氣沒有那麽熱了。考試的時候雨也停了，考官的態度比之前的都好。
但我還是沒有考過，不合格原因是倒車入庫時車身出線。第二次補考，左倒車入庫時，不知怎麽就熄火了，然後考試就超時了。看樣子，我是怎麽也過不了倒車入庫這一關了。
“媽的，我今天又沒過！”一個男的坐在取包門口的椅子上打電話，“媽的，我昨天才給教練送了一條中華！”
他罵罵咧咧了好一會兒。我能體會他的心情。學員給教練送禮、請教練吃飯，都是家常便飯的事。此時距離我第一次考試的時間已經過去了1個多月了，為了讓自己在練車的過程中好受一點，我也給教練送了個小禮物——家用消毒器。即使我憎惡自己的行為，我還是這麽做了。
或是因為這個小禮物，或是因為之前吵架說要退費，總之，再練車的時候，教練對我耐心了很多。為了驗證他態度轉變的原因，後麵幾次練車，我又給他帶過水果、買過飲料，他嘴上說著不要，還是接受了。
我也知道怎麽和他交流了。當我沒有達到考試的標準、他忍不住說我的時候，我會跟他說：“不要因為我的錯誤，把你自己給氣壞了，這可不值當。”他的氣也就消了，說要是因為我他氣出高血壓，我可得賠他。
在練“小路”排隊的時候，我甚至會跟他聊聊天。我了解到他做駕校教練的原因是當年工廠買斷了他的工齡，現在他沒有退休金，社保還要靠自己繳納。他還有一個在日本留學的兒子，因為疫情，已經3年沒有回家過年了。他說，他兒子的駕照也是跟他學的。我跟他開玩笑說，你兒子小不了我幾歲，回頭他回國了介紹我認識認識，我好和他交流一下學駕照的心情。
每次考試前我都很焦慮，在考試的前一晚根本睡不著。越睡不著越想要讓自己睡著，就這樣焦灼熬到天亮，尾椎骨突然疼得不行了。但我還是按照教練約定的時間，早上7點15分與他碰頭，在排隊考試前再練會兒車。
可這駕駛考試，和我在學校的時候一樣，即使我很努力，即使我忍著疼痛去考試，也沒什麽用，考試依舊不合格。
“這睡不好覺確實是個問題，考試的時候腦子都是糊的。”教練得知我的睡眠問題之後，叫我考試前早點睡。
“你考試的時候如果緊張，吃一粒安定。”另外一個教練如此建議，這是他的經驗之談。
但我的教練不建議我吃藥。我又問他是否應該在考試之前去模擬場模擬一圈——我一個同樣考手動擋的朋友，就是掛了3次之後，在考試前花了200多塊錢去模擬場開了一圈，才通過科目二的。
“我不建議你去浪費這個錢：首先，模擬場地和考試場地不完全一樣，你去開那開一圈和我平時在練習場教你的差不多，隻不過是電腦代替我說‘考試不合格’；其次，你去考一次試，報名費才40塊錢，你能（在考試場地）開兩圈，這不更劃算嗎？”教練跟我解釋道，又說如果我覺得花幾百塊錢去模擬場開一圈有用，他也不會攔著我。他說，考試考的是真本事和心態，隻要我心態放輕鬆，考試之前把他教的知識點回顧一遍，謹記“帶點刹車，慢一點，做項目要一個一個地做”，通過考試完全沒有問題。
我想他說得也在理。
第四次考試前一晚，我早早地上了床，翻來覆去，還是睡不著，哪怕是已經吃了兩粒穀物素也毫無效果。我隻得和朋友通了個電話。
“你是個不允許自己犯錯的女人。”朋友直指本質。他常說我太好強了，我挖掘自己好強不願意顯露脆弱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覺得隻有優秀的孩子才能得到父母的愛。對於我的父母來說，愛是有條件的，一個失敗的人是不配得到愛的。
不想在焦灼中煎熬的我刷起了手機。我在豆瓣的“我們在考駕照”小組裏，找到了26928個和我一樣的“馬路殺手”，他們和我一樣因為考試焦慮得睡不著。小組的帖子大多是許願通過考試以及吐槽和我同款的教練。在這些信息裏，我了解到一種玄學——有些考場是死亡考場，你怎麽也考不過，但是你換一個考場，一把過。
9
當我第四次走進同一個考場，再一次麵對自己的失敗時，心情十分坦然。我甚至因為自己能一次又一次的直麵失敗而感到自己勇氣可嘉，還能笑嘻嘻地告知教練這一結果。
教練聽了，又一次不解：“怎麽掛在直角轉彎上了，這不是扯淡嗎？我從來沒有學員掛在直角拐彎上……”
“你以後可以拿我給你別的學員舉例子了。”我笑著說。
“你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啊。”
當朋友得知我四戰四敗的結果時，反問我是不是因為我右眼弱視的緣故，對不準那些點位。
“我也懷疑過，可教練說是我的車速太快的原因，和我的眼睛沒有關係。”我回答道。
我兩隻眼睛看上去很正常，一般隻有當我看人有些斜視的時候，對方才會察覺出我的眼睛有問題，小心翼翼地問起。
“先天性弱視，發現的時候已經過了最佳矯正年齡了。”我語氣平常，為了能使對方聽得懂這種“不治之症”，會繼續解釋，“我的右眼就像一座死火山，史前曾噴發過，但因為它長期不噴發已喪失了活動能力，隻能感光，也許有一天死火山複活也說不定啊。”這麽一通比喻下來，對方就會說：“是啊，未來醫學發展肯定能解決。”我再笑著附和——這倒不是因為我有多樂觀，而是在農村長大的我早就明白一個道理：身體上的障礙比起生存的障礙，實在算不了什麽。人都得活下去，我常常忘記自己是有視力障礙的，隻有在一些特定的時候，我的眼睛才會提醒我——比如沒有完善的雙眼視覺功能和精細的立體視覺，我無法準確把握運動中的球體，於是我接不住球。現在，我駕照考試不合格，是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不合格”的人類嗎？
“你要不要換成自動擋啊，更容易些。”朋友問我。
“教練之前就跟我說，已經報名了科二，是沒法中途更換的。”我回答道。
這些破規定好像隻是為了我量身設定的一樣，同樣考手動擋的朋友科三考了兩次沒過時，他的教練會建議他，若第三次還過不了，“花些錢去金山考，那裏包過”。可從小到大，所有的考試，我都是被淘汰出局的那一個，從來不存在“包過”的選項。世界似乎都不是為了我這樣的人而準備的——單眼弱視、身高1米55、女性，我要付出多少努力，我要擁有多少運氣，才能通過人生所有的考試？如果說駕駛汽車是為了可以去到更遠的地方，那在通往獲得駕駛“資格證”和車的道路上，又有多少障礙？這些障礙會在我抵達遠方之前先毀了我吧。通往遠方的道路可以步行嗎？雖然速度會慢一些。我踩在地上的雙腳就是車輪，當我走累的時候，我就歇一歇。我不會因為右眼弱視而走不成直線，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傷害，也不會因為喝了酒或速度太快而撞到任何人，更不會造成空氣汙染問題。
為了找到一個答案，我問了自己許多問題。我甚至想到了北歐神話中的眾神之王奧丁——他將自身倒吊於樹上7日7夜，獻祭了自己的右眼，喝下智慧之水，成為智慧之人。我想，我所看不見的右眼應該也是為了什麽而獻祭了吧。
我打開催眠白噪音，雨聲響起，一時無法分辨是手機裏發出的聲音，還是外麵真的下雨了。這讓我想起7月份在稻城亞丁遇到的那一場雨。
那時我和朋友們約了一起去川西，試圖通過這場久違的旅行，搭建起內心安穩的世界。臨行之前，我每日生活在惶恐之中，生怕出不了上海，因為7月初上海開始了“2022第三季：我為歌狂”。那些天，小區裏“三天兩測”，大喇叭在樓下喊著，“每日一捅”早已習慣。棉簽越伸越淺，不像剛開始的時候那樣，恨不得伸進喉嚨裏捅出我的嗓子眼，捅到眼淚鼻涕橫流，現在捅的人和被捅的人都配合著該走的流程。我越是期待這場旅行，就越是惶恐。這種仿佛沒有盡頭的日子讓我連夜改簽了機票，經曆了航班被取消，我又改簽了一次。
我內心的兵荒馬亂，在登機的那一刻平息了。因為從疫情中高風險地區而來，在出機場和入住青旅時，經過了各種信息的報備，耽擱了不少時間。向來對這種繁瑣程序沒有耐心的我早已磨掉了脾氣。畢竟，出逃成功。
“你會挽著我的衣袖，我會把手揣進褲兜……”歌手彈著吉他唱著，小孩子們在玩著棋，一桌的年輕人玩著狼人殺，有人喝著啤酒聊著天，有人打電話，空調、電風扇呼呼地吹著，吃著冰粉的我，內心湧出了快樂。
5天後，朋友們來到成都與我會合，向川西進發。每到一家酒店，我們先要去做核酸，然後去辦入住手續，出示身份證、拍照、寫保證書摁手印，拿到房卡，癱倒在床上。雖然有高原反應，但眼睛在天堂的體驗讓我有了克服肉體不適的意誌力。
在我們離山頂的牛奶海將近1.3公裏時，天空飄起了雨。兩個朋友高反嚴重決定下山休息，不想半途而廢的我，披上了雨衣跟上了向山頂攀登的人群。當我終於爬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山頂，看到仙乃日、央邁勇、夏納多吉3座雪山，壯闊的景致以宏偉的方式衝擊著我的太陽穴，我感受到了宇宙的莊嚴和永恒，人類的脆弱和渺小。
經此種種，我該明了，不是總有一種力量讓我淚流滿麵，而是總有一層堅冰讓我頭破血流。
10
最後一次考試，我沒有戴橡膠手套，因為出手汗太厲害了。考官沒有注意到我“不符合規範”，但我仍舊無法通過他們製定下的規則。
我又一次失敗了，我用完了所有的考試次數，如釋重負。我想我的教練應該很高興：第一，我沒有占著他的名額；第二，他不用教我“大路”了。之前他一直跟我說：“你就算是科二過了，科三你也夠嗆。”
“你不會又是掛在倒車入庫上了吧？”教練問我，他說倒車入庫是練得最多的，是最不應該掛的地方。
“你猜得真準！”我跟他說，今天考試車上還有一個車墊，我把它墊在腰後麵了，然後屁股底下墊著帶來的墊子，感覺這樣坐著比較舒服。但是這個高度似乎影響了看點位的準確性，然後倒車時車身距離黃線太大，另一邊就壓線了。
“你不應該把墊子墊在腰後麵的，應該按照平時練車的習慣來考試。”教練說。
回到教練的車上，有另外3個學員在裏麵。他們今天也考科二，都通過了考試，其中包括教練一直和我提起的那個72歲老爺爺。
“都是教練教得好啊。”老爺爺說。另外兩個人也附和說他是“金牌教練”。
雖然他們都是考自動擋，但是想到72歲的老人都通過了考試，我還是有點無地自容：“我大概是教練帶得最差的學生了。”
但這些都不重要了，我該結束西西弗斯的苦役了。
“你以後千萬別跟人說是我徒弟。”教練叫我準備好學費，重新報考C2，他會給我打個折扣，“我在駕校等你。”
尾聲
2022年12月31日淩晨5點，我祖母去世了，享年97歲。祖母終於熬到了這一天，熬到了我們都可以回家的日子。我像以前一樣，坐高鐵轉巴士，再搭電動客運三輪車，舟車勞頓，花費1天的時間，回到有我祖母和媽媽在的安徽老家。
隻是，這一回，祖母不再起來迎我、叫我的名字了。她正在通往冥界的路上，她駕鶴而去，她乘風雲遊，她飛來飛去，她自由自在。
“扔掉你背上的怪獸，孩子！”奶奶在夢裏和我說，她拉著我的手，“來，和奶奶一起飛！”
今年過年，我們家沒有貼對子。
（文中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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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年高考完填報誌願時，我打定主意要出省，去四川一所高校讀新聞。我興致勃勃把想法告知父母，母親反應淡淡，也沒表態。翌日中午，她老神在在（閩南話，從容穩重，含貶義）地說，淩晨拜了關夫子廟為我去“跋杯”了。
閩南風俗，跋杯即擲筊。杯筊的凸出麵稱為“陰”，平坦麵稱為“陽”，擲出的杯筊，一陰一陽為“聖杯”，表示神佛認同事情可行，兩個陽麵為“笑杯”，表示此事還需再請示，兩個陰麵為“陰杯”，代表此事神佛不準，凶多吉少。
“我把你要去四川讀書的事和夫子說了，拜了三次都是‘笑杯’，夫子都認為你不能出去讀書。我說，那就留在福建吧——這一跋杯就成了。你看，夫子都這樣說，也不是我想攔著你。”
“明明就是你不想我出去讀書，別把這件事推到神佛身上……”我說。
母親立時嗆聲：“出省有什麽好？在哪兒讀不是讀？你挑個近點的學校，我偶爾還能去看看你，地方近點，心裏也有安慰。”她眼淚說來就來，絮叨著，“你出去讀書，一個人在外麵，我得天天擔心你，你記不記得你高中的事？我在家裏哭了一個月多！”
那舊事想來讓人啼笑皆非。高中時，我終於出鎮到了市裏，離家不過一小時車程。我想住校，母親麵上不顯，私底下哭了一個月，親戚們好說歹說，她才消停。
我反問母親：“要是你早上跋杯的時候，夫子同意了讓我出去讀書，你能同意不？”
“不用說這些沒頭沒尾的事，夫子本來就沒同意。”她避而不答。
之後，這場角力持續了一個星期。母親每天手捏紙巾，眼泡浮腫，急得嘴角燎泡。親戚們熙熙攘攘來勸，唯有弟弟挺我：“你應該想去哪兒就去哪兒，她老是這樣，你別理她。”母親聽到，氣得要抄鞋子。
五個親姨姨私下也來找我，四姨說：“你媽這麽多年過得很不容易，你該乖一點，讓你媽這麽傷心，太不像話了。夫子也不同意你出去讀書……”
母親煎熬，我心裏何嚐不憋悶。最終，我無奈妥協，換了所漳州高校讀新聞專業，同母親談好條件：“我可以在省內讀書，但是畢業後工作的事，我要自己決定，自己選擇想去的地方，你同意嗎？”
母親旋即眉開眼笑、連聲同意。可實際上，大學幾年，她一次都沒來探望過我。
2018年，終於等到大三實習，我信心滿滿地往北上廣撒網，母親則再一次祭出眼淚和“夫子”阻止我。她哭得不著痕跡，做飯時忽得就停了聲音。我慌忙轉過頭，隻見她繃著肩膀、滿臉是淚，我嚇一大跳。
我問：“發生什麽了？”
“你就留在家這裏工作，好不好？”
這話聽著像商量，實際是通知。此前我和她推搡了兩天，選誌願時的承諾一律不作數，她說：“你要是準備出去工作，我就得沒日沒夜地操心你，你這是要逼死我。”夜裏，她又掏心窩地說她和我爸關係焦灼，弟弟畢業後注定會外出打拚，而我如果不陪著她，她就沒了指望，孤零零地過活，不如死了算了。四十幾歲的人，哭起來如此狼狽。
半晌，她擦了擦淚來了句：“我今天去拜了夫子，夫子也不同意你出去工作——看吧，夫子也要你留在這裏。”
我啞口無言。從小到大，父母關係一直很僵，他倆年輕時互毆，上了年紀吵架。一開始，我和弟弟還覺恐懼，後來就習以為常、麻木了。父親祖上富過，他當年小有資產，一艘船，還有房產。母親在本家排行第六，當年家裏直到老七才終於是個“麟兒”。外婆停止這場持續數十年的生育戰時，已經奄奄一息。家貧母弱，隻有兩個姐姐和弟弟讀了些書，母親沒輪上上學，認不得字，十幾歲就進老家廠子裏學做內褲車工。23歲時，她相親相上了比自己大10歲的我爸，幾個月後迅速結婚。
婚後，母親沒過上幾年好日子——我爸破產，船也賤賣了，就此一蹶不振，母親無奈重操舊業。父親是個“木偶人”，母親說一提一動。在我人生約1/3的時間裏，他整天不是窩在家裏就是出門晃蕩。工作和飯菜一樣，要喂到嘴邊。父母互為鏡像，母親控製侵占，父親匿跡隱形，像個幽靈般穿行於家中。20年來，母親日複一日車出一條條內褲，養大了我們姐弟，操持好人情往來，甚至攢下了一筆不菲的存款。我們衣食無憂，龜縮在他們的婚姻敗絮裏。
“我就隻有你和小弟了。”母親說，“我都是為你們兩個活著的。我為你們辛苦了這麽多年，我現在老了，隻想少操點心，看著你好好的，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母親又哭了，她拿捏住我了。我陷入巨大的茫然，心裏有再多的不甘，也得埋好藏好。
我該怎麽做？
2
福建沿海，撐起家鄉小鎮的無非兩個產業——漁業、內衣行業。內衣專攻外貿出口，改革開放之後發展了幾十年，已是全國重要的內衣生產基地之一，得了“內衣名鎮”的稱號。開車進小鎮，大道兩側皆是一杆杆醒目的寬幅內衣廣告牌，一張張帥氣漂亮的白人麵孔。男士隻穿內褲，露出健碩肌肉，女士身姿曼妙，內衣顏色鮮妍。配以各色公司品牌名，圍成了一道綠化帶之上的殊異風景線。
所以，在小鎮找工作，除了考編就是進內衣廠“跟單”，母親早給我合計好了。我一聽是和內褲打交道，天然抗拒——母親長年累月地紮在內褲堆裏，打罵我時身上就浸潤著布料的味道。
“你有好幾個表姐也是做跟單員，人家都做得怪好的，一年賺十幾二十萬。別的工作倒是有，你會教書嗎？你學會計嗎？你這讀出來啥也不會。跟單員怎麽也是個坐辦公室的活兒，媽又不會害你。”母親看我麵上憤憤，勸我。
我說要是能出省，自然能找到適合專業的工作。她叫我少頂嘴，單方麵幫我定了工作，隔天領著我去了鎮上的一家內衣服裝公司。我倆站定，她指著辦公樓對麵的廠樓說：“這家廠開了三十幾年了，前年剛從舊廠搬到新廠，你媽我年輕時就在這裏做過內褲，大老板人挺好，賺得特別多，在鎮上也是數一數二的。車間裏有幾百個人，你看這新廠，多氣派。”隨即帶著我上樓麵試。老板娘隻簡單問過幾句，就叫我過幾天來上班。
下樓時，母親和我細說：這家公司大老板如今已經退休，現在由他兒子管理公司，還有一些她在這裏工作時發生的大小趣事。她呢喃著，笑容不由得回到臉上，我的難受也跟著消退了些。
就這樣，我成了一名外貿跟單員。當然，按照老家的語言習慣，無論是坐辦公室、還是踩機台，統一都被稱為“進廠幹活”。
實習第一周，一同入職的共5人，我、小傑、萍萍、陳斌和梁平，歲數大都差不多。老板安排我們簡單做個自我介紹，之後叫來一位前輩帶著我們去工廠車間。
辦公樓、工廠麵對麵，兩分鍾就到。前輩先把我們領去裝箱區，說接下來一周你們就安在這裏。小傑沒聽明白，問她什麽意思——她麻利坐下，撐開紙箱，撕拉下一段膠帶封底，紙箱翻正，按配比表把包裝好的內衣疊進紙箱：“你們就按照紙上寫的裝，每個碼數需要多少包，一定不能裝錯了。可以幾個人互相配合，一個人裝一個碼，最後再把箱子封起來。”
示範完後，前輩問還有什麽問題，我們麵麵相覷，隻有小傑再次質疑：“為什麽我們要做這個？這種活兒應該也有人負責吧？”
前輩覷他一眼，道：“跟單不是隻坐在辦公室，也應該了解工廠的每道工序。你們現在實習也沒什麽事做，這裏缺人，來幫忙是應該的。”
她說完就走，我們也隻好照著她的話忙活開來，沒有椅子，就拉了點紙皮墊著。小傑打著包，悻悻開口：“我們是來學跟單的，又不是來做雜工的。”
我這才意識到，小傑和我們不太一樣。
梁平適時轉移話題，指著框裏的女士內褲：“這是什麽褲子？”
小傑眼都不抬：“丁字褲啊，你沒見過嗎？”
我們剩餘幾人登時尬住，互換眼神、掩飾笑笑，梁平臉漲紅一片——確實，我們幾人都沒見過。
裝箱看起來簡單，實際並不清閑。為了拿貨、裝貨，我們需反複彎腰，斷碼時四處找貨，在整個裝箱區來回竄。一周的時間裏，我知道了小傑曾有過跟單經驗，他在上一家公司幹了3個月，但學不到什麽東西；陳斌從一線城市歸鄉，以前的工作和跟單完全不搭邊，現在要從頭學起；我、萍萍和梁平，則毫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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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頭土臉一周後，我們被叫回辦公室，正式學習跟單。我的直屬上司是一位年輕的業務員，脾氣好、溫聲細語，剛見麵就安撫我：“這份工作不難，你用心做就好。”
起初工作確實清閑，我甚至過了一段按時上下班的好日子。內衣廠辦公室裝潢別致，樓層邊角立著4個獨立的隔間，分別是老板、業務員、財務和廠長的；中間的大開間則是我們跟單員的地盤，20個工位。辦公桌寬敞，前輩們桌下都塞著好幾個塑料收納箱，收著內褲相關的物品。
公司大部分產品都是內褲，我們的學習重點自然也集中在內褲上，比如英文尺寸表的翻譯、內褲各個部分的辨別、布料種類的區分等等。英文尺寸表的翻譯，國外不同公司有不同風格，用詞五花八門。我曾一頭霧水地盯著“Cross Front”這個詞組，死活都想不明白這是指內褲哪個部位——直到問了上司才恍然大悟，它在這個品牌的女士內褲尺寸表裏指代“內褲的前寬”，就是腰圍以下最寬的部位。
小鎮工廠裏的打版師通常不懂英文，我們的職責之一就是準確無誤地翻譯好客戶用郵件發來的英文尺寸表，注明輔料材質尺寸，打版師好以此進行開版，之後才能夠裁剪布樣。女士內褲通常要注意腰圍、內叉的前後寬度，以及前長的尺寸，輔料所用的蕾絲花邊、花芽鬆緊帶、包邊帶等，皆需打版師提前餘留布料；男士內褲好做一些，輔料花樣少，但也需在腰圍鬆緊帶上下足功夫，常見鬆緊帶寬度為2.5至3.5厘米，餘留布料也相異，倘若因為我們標注失誤導致開版錯誤，就會招來打版師和上司、老板的幾重厭惡。
普通款內褲前片、後片、內叉三塊布基本搞定，複雜點的會多些布片。這些布片經樣品室出樣品，挑揀出優質的幾條，由對接該客戶的跟單員負責寄送。大部分客戶隻需中碼的樣品，也有部分要求全碼——全碼的工作量等於開一次大貨版（最終量產的版本），一遇到這種事，打版師都極難拜托。
部分客戶會在樣品寄達批準後才下訂單，也有客戶會先下訂單，再批樣品，而一旦樣品批準的時間拖長，環環相扣的輔料批準時間和大貨生產時間也跟著壓縮，給跟單員和工廠都造成一連串麻煩。
上麵的流程熟悉了，老板便帶著我們5個新手跟單員去參觀布廠、染廠和鬆緊帶廠。回來後，他請來幾位前輩教我們辨別布料、輔料——市麵上最常見的，100%棉的純棉布，95%棉5%氨綸的氨綸布。前輩教我們上手拉扯布料——純棉布幾乎沒有延展性、氨綸布延展性好，再高檔些的竹纖維、莫代爾，觸感絲滑。國外訂單布料選用嚴苛，我們取布時倘若不慎拿錯布料，樣品還寄出了，那會給客戶留下極不專業的印象。
“好日子”讓我放鬆了警惕，也多了點指望，甚至覺得“這樣也不錯”。之後，上司通過郵件把我介紹給客戶，她細細指導了我發郵件的訣竅，而每寄出一次快遞，我都得發送包裹清單給客戶，注明於何時寄出了什麽。
“這是現成的證據。”上司點我，“遇到客人過久沒有給出評語的情況，我們找出郵件對照時間，才能證明不是自己的過錯。”
她說和客戶溝通，最好是打電話，既方便“催評語”，也方便問清訂單上的迷惑之處，而一旦電話中涉及訂單細節，哪怕得到客人口頭肯定，還必須補上一封郵件。
半個月後，我們才正式跟第一個訂單。
這時我發現自己太過天真：我們的工作要跟完一個訂單的所有流程——產品打樣、樣品製作、寄送，等客戶批複主料輔料，這隻是前期的一小部分，我們還要負責訂單采購，跟進工廠生產進度，再定好船期與貨櫃，直到把一箱箱貨物送上車，才能短暫鬆一口氣。
大部分的訂單貨期為3個月，廠長強烈要求必須預留1個月的生產時間，所以就意味著我們得在2個月內要搞定一切主輔料。老板還火上澆油：“你們得留給染廠1個月時間，留給鬆緊帶廠1個月時間，整天催來催去，你們也煩，他們也受不了。”
老板離了一線，拍屁股的話隨口就來。順著時間線往上捋，那我們的正常批複時間就隻剩1個月。掐指算算，染廠需要3天來打樣，寄到客戶手裏等批複，又是7至10天，小半個月一晃沒。碰上難纏的客戶，一個顏色等批複都能搗騰兩三次，再比如男裝的鬆緊帶，訂線、織帶，15天是正常周期，一次性通過是天下紅雨（閩南俚語，全話是“天落紅雨馬生角”，意思是指不可能發生的事，多帶有調侃、貶損的意思）。最後能怎麽辦？隻能我們去和供應商協商，討債似地催。
入職2個月後，我們5人都入了加班大軍。小鎮工廠沒有雙休，更別提五險和社保，運氣好時能得個周日休息。不隻新人，老人也加班，前輩們也為手頭訂單忙得焦頭爛額。
4
在跟單過程中，瑣碎步驟尚算好的，頻頻出現的“突發事件”才是最大的阻力，貨期逼近，人就是那熱鍋上的螞蟻。
內褲樣品是最常出岔子的。樣品室也是我們的“第二辦公室”，5個樣品員分別負責不同工序，需要應對至少20個跟單員林林總總的樣品需求。跟單員並不是3個月裏隻跟一單，而是多單並駕齊驅。久而久之，這5個樣品員就成了我們必須捧著的“角”。每個同事走進樣品室，都得賠笑臉，輕聲細語道：“樣品做好了嗎？”生怕惹她們一個不高興，自己的樣品就得壓後。
第一次做樣品，我就碰上個大貨版——一款女童內褲，英文尺寸表上從2/3碼到16碼，整整8個號！我拿著翻譯好的尺寸表去找打版師開版，她瞪著尺寸表，數了又數，怒道：“你怎麽做個尺寸樣品還開全碼版？！這麽多碼，多耗時啊！不是我不給你開，其他跟單員做尺寸樣都隻做一兩個碼，你怎麽要做這麽多？這麽多個碼數，我就是給你開了，樣品室都不願意做！”
打版師拋了鍋，我一籌莫展，隻能去求教上司。上司打電話問樣品室的吳蘭，小心翼翼地試探樣品室最近是否產能富餘，能否做8個號碼的尺寸樣。吳蘭立時抗議：“不成啊！其他人還有好多樣品呢，尺寸樣做8個號？哪有這種事！你不能和客人打個商量嗎？”
電話掛斷，上司轉而跟客戶磨，幸好磨出了結果——客戶挑了其中3個碼——還是多，但對方已經讓步，我們自然也不能再進尺。
吳蘭負責做女裝，脾氣差。一個前輩點撥我，對著她嘴巴要甜，更不能先著急發脾氣。
一次，萍萍被客戶催要一套女裝樣品，她拎著布料在吳蘭身邊甜言蜜語一下午，嘴巴都幹了。吳蘭瞥她一眼，指著角落說：“你倒是睜眼看看，那邊還有那麽多樣品等著做呢，你憑什麽插隊？”
萍萍苦澀道：“這也不是我想的啊，是客人急著要的。”
“其他人也都說急著要，我又沒長八隻手，哪裏能應付你們這麽多個？”吳蘭也不耐煩，“我現在做黑色的線，你是白色的布，難道我還得特意為你換個線啊？我又不是來伺候你的！”
萍萍沒轍了，隻好放下樣品蔫頭耷腦回到工位。
我們跟單員聚會時，常拿手上跟過的樣品比慘，比如，尺寸差了1厘米，被客戶無情打回；內褲腰圍拉開度不夠，被嫌棄；針腳不夠密集，16針做成14針，不行；哪怕尺寸合格，客戶認定布料起球嚴重……客戶拒得爽快，我們卻隻有同一個下場——賠笑求5個樣品員重做。
大家屢屢對樣品室唉聲歎氣，我也很奇怪——樣品員既然那麽忙，為什麽不多加人手？一個資深前輩現身說法：“要錢啊！樣品室又不像我們，他們貴著呢！就算樣品做不出來，他們也基本不會加班。他們加班要加班費的，又不像我們。”
私底下，我聽同事們叨叨，別看吳蘭她們現在每月工資才5、6千，等資曆熬上去了，手藝熟稔，工資自然水漲船高。公司得仰仗她們，年底老板會包上豐厚紅包，一年下來收入10來萬也不稀奇。
萍萍剛偃旗息鼓，小傑就步入後塵。他手上一套樣品來回做了3次，客人仍不滿意尺寸。沒辦法，小傑隻能從頭再來，他拎著布片去樣品室，吳蘭推諉，兩人相持不下。
“大家都是打工的，都拿著工資上下班，你憑什麽不願意做？”小傑漲紅了臉，扔下一句，“你神氣什麽？”
吳蘭嘴上罵，手上抓起布片丟到牆角。
當晚，小傑就辭職了。下班後，他找我們4個同期告別，飯桌上臉色灰敗：“是老子主動不幹了，這地方待不下去。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分工明確，跟單就是跟單，采購歸采購，訂艙歸訂艙，不像這裏這麽壓榨人——3000塊的工資叫人做牛做馬的，想得倒是美！”
我上班不過個把月，自己公司裏的事都一團漿糊，更別提其他廠的情況了。小傑這麽一說，我才恍然大悟——我之前傻傻地以為跟單員的工作量就是這麽誇張。
5
小傑走得瀟灑，很快，有一就有二。一年忙碌完，同期入職的5個人，居然隻剩下了我和陳斌。
新人陸續來去，我和陳斌榮升為“前輩”，手頭訂單猛增，工資隻漲了500塊，工時卻比“996”還漫長。客戶下訂單後的一個月，辦公室人人加班，有家室的會被早點放回，但基本也在晚10點左右；我倆更晚，經常到晚上11、12點。
20歲出頭，身上一陣無畏的勇，覺得反正下班了沒事做，不如加班。老板給我倆畫餅，說之後每成一單就給我們提成，這筆錢加總到年終獎裏。我倆還暗地裏討論能拿到多少錢，僅一個假想的數字，就讓我倆開足了馬力。後來，有老同事戳破了這彩虹泡泡——早幾年老板就這麽跟他們說了，現在都沒兌現。
一個人常加班，是個人效率問題；一群人常加班，是老板有問題。當然，我倆對此無計可施。說來好笑，白天本應是上班時間，但幾乎無人能安穩坐在辦公室裏，大家要處理樣品、和工廠交涉、和供應商耍嘴皮子，或像隻沒頭蒼蠅滿倉庫亂轉，隻為尋一塊客戶要的布樣。到了晚上，我們才有時間處理工作事務。
一天晚上，我和陳斌蹲在辦公室角落吃外賣，我好奇問：“每天都這麽加班，你有沒有想過換工作？”
“可這裏工作機會少，一旦做了跟單，換來換去也隻是換工廠，沒什麽差別。”他扒了幾口飯說，“趕緊吃吧，不然晚上又得過12點才能回去了。”
我低頭幹飯，心裏點頭認同。這“內衣名鎮”工作機會少，跟單已是光鮮的了，我總不能下海打漁。每晚母親都亮著燈枯坐到我回家方去睡覺，她擔心我一個人晚歸不安全，但對加班她並無異議。在母親的人生信條裏，吃苦才能賺錢，她不怕吃苦，也不允許我怕。直到現在，母親仍是車間裏的一流好手，隨便一個廠都搶著要。
小鎮內衣廠的車間工人都是計件工資，做得多、快，到手的工資就越多。一間工廠裏，工序繁多，男裝有四線、五線、左刀、平車等；女裝有四線、花邊、打邊、平車等，接檢驗、包裝。凡踏實肯幹，總能賺到錢。一回深夜趕工，我向一位包裝大姐打聽，她正常每晚上工作到10點，遇到好做的貨，一個月能領8、9千，平常也至少6、7千。像她這樣的車間員工，似乎都對我們有所誤解，他們認為跟單總歸是坐辦公室，再忙再累也不及他們。
母親給我鼓勁：“你現在多忙一點，以後就好了，大家都是這麽過來的。”
我咬咬牙，心想，行吧！現在這麽辛苦，說不定隻是我還不夠努力，做得還不夠好。
於是我一頭深深紮進工作裏，社交圈獨留同事，發小朋友們每次組局我都是缺席的那個。生活隻剩下吃飯、睡覺、工作。夜晚加班到腰酸背痛，轉頭看到其他人也在埋頭苦幹，心裏竟浮起些微安慰。
陳斌卻給我的“努力”敲了警鍾。一天，我們又一起吃外賣，他突然說：“我們這樣下去也不是事。”
我抬頭望他，問他是什麽意思。
“你想想看，跟單無論做得多好，也就是個跟單，隻要有耐心，夠細心，這種事很多人都能做。難道你想做一輩子跟單嗎？這份工作沒前途的。”
那時我剛工作不到一年，從來沒想過這麽長遠的事，經他一提，驚出一身冷汗。
“你知道小傑辭職的時候老板娘和他說了什麽嗎？”
“說了什麽？”我心裏奇怪，他怎麽突然提起小傑。
“老板娘說，他愛走就走，沒人攔著。現在大學生這麽多，要招坐辦公室的人一抓一大把。工廠裏最值錢的是車間工人，最不值錢的就是文員。”
這話說得我心頭窩火，僅剩的那點自我價值碎成渣渣。陳斌則一臉漠然、理所當然，似乎他早已消化完了。
沉默許久，我喃喃道：“資本也太高傲，太不把人當回事了。”
“你也不用生氣。”陳斌看我一眼，“跟單雖然吃力不討好，但要想摸透工廠的一切，跟單才是基礎。等把內褲的生產都摸透了，我們可以去做業務員。業務員和跟單不一樣，有更好的工資、待遇，也更不容易被取代。”
“我們得抽出時間好好學口語，業務員需要和外國客戶打交道，沒有好英語是不行的。”陳斌舉起手機給我看界麵，上麵好幾個學英語的APP。
是啊，生氣發火有什麽用，自己不往前走，隻會日複一日地陷在枯燥的生活裏。我也很快行動起來，見縫插針學東西——一天三頓飯，邊吃邊背幾個專業術語；在辦公樓、車間、樣品室來回騰挪那幾分鍾，也拿來複習；睡前擠出半小時，多看幾頁書。
陳斌偶爾和我分享心得、互相鼓勵，我們成了一個陣營的好戰友。但工作不會憐惜我，忙到昏頭轉向，回家恨不得倒頭就睡，強撐眼皮看書成了催眠。我咬牙堅持一個月，貨期一逼近，好不容易製定好的節奏就崩潰了。
我們工廠存貨飽和，訂單又經常趕死線。為了清晨能夠順利趕到貨倉，我們通常半夜出貨。運氣好時，訂單很快能出完，好歹能回去睡個囫圇覺；倒黴時，得盯著裝櫃員工數每種不同箱嘜的貨物，直到每種都對上，貨物出清才算完。最忙碌時，一頓安穩覺都成了奢侈，急促繁密的手機鈴聲、微信提醒讓我神經緊張，生怕拿起手機就迎來一起“突發事件”。
磕磕絆絆地過完那段時間後，我整個人卸下勁來，一上秤，居然掉了5斤。可我還是忍不住叩問自己：究竟是圖什麽？工作確實是要做好，這沒錯，可這麽糟踐自己，難道就是正確的？
6
那陣忙完後，老板趁著我手頭訂單時間充裕，派我去深圳出差3天——客戶公司組織了一場交流會，專門講解其新季度將推出的訂艙係統、箱嘜細節和對色標準，各廠都派了業務員和跟單員參會，以此希冀提高新季度訂單的溝通效率。
母親壓著我的誌願和實習，公司出差她阻攔不了。但她還是特別不放心。我隻好說：“出差是公司安排的，總不能說不去就不去吧？那工作還做不做了？”她沒轍了，但要我每到一個地方就給她發微信，登機下機都得報備。我也沒轍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差，等待起飛時，在母親一連串的憂愁微信裏，我難得收到了另外一條微信——是我大學時期的攝影小組，群裏幾人一起合力拍攝過幾部作品，宣傳片也有，紀錄片也有。我們在校期間處得挺好，但工作後就失去聯係。當時擔任導演的女孩說有一個好消息宣布，她先貼出幾張圖片，再高興地說我們的紀錄片在大學生電影比賽上獲獎了。沉寂許久的群霎時熱鬧起來，群裏其他幾人接連祝賀，我盯著屏幕遲遲不敢動作。直到空姐提醒關手機，一陣手忙腳亂，平靜下來後，心裏特別不是滋味。
我抱的背包，裏麵放滿了內褲樣品，而我必須小心謹慎，保證它們不出現任何褶皺。獲獎的片子是一部關於傳統雕刻文化的紀錄片。拍攝期間，我們每天都泡在雕刻家的工作室裏，當天取材結束後，一定要圍著鏡頭再看一遍，所有人都滿意了，大家夥才回食堂吃飯。
我心頭酸澀，這可太沒勁了，現在我的喜怒哀樂全在內褲堆裏。說白了，樂都算不上，充其量隻是完成任務後偷得一絲輕鬆，暫時掙脫束縛。也會有人熱愛這份工作，但那肯定不是我。
在高空之上，我把自己翻了個底朝天。深圳出差結束後，我撿起沒看完的書，希望把那曾經一個月的堅持往下延續。我告訴自己，我必須得想辦法在這內褲堆裏鑽出一個出口。
日常照舊。晚上趁著吃飯，我問陳斌的學習近況。
“最近都在忙，沒什麽空看了。”陳斌皺眉感歎，“時間還是太少了啊！”
“那也得自己想辦法擠出時間。你說過的，不能就這樣下去。”
陳斌沉默了，過會才問我最近怎麽樣，我回還行吧。
再過一個月，陳斌忙得團團轉，我們隻剩下工作上的事能交流了。慢慢的，他在吃飯時間裏選擇休息一會、喘口氣，或是打開一段短視頻，似乎遺忘了手機裏的那些英語APP。
大概是從那時起，我開始盤算起辭職。說來有趣，一旦想到辭職，人就跟著硬氣許多。車間裏此前就有些讓人看不慣的糟爛事，同事們當沒看見，我也學著沉默。特別是包裝車間主管，脾氣躁，罵人特別難聽。一次我趕去女裝車間收拾殘局，路過包裝車間，聽見他正大嗓門吼一個年輕女孩：“‘僧頭’是不是？我說的話你是不是都沒聽進去？我叫你包得好看一點，你是沒長手還是沒長腦？”
我偷著問旁邊一位大姐“僧頭”是啥意思？大姐手上不停，喉嚨裏冒出一聲笑：“你聽不懂哦？‘僧頭’就是傻瓜的意思！”
主管越罵越起勁，那女孩看著不過20歲，眼睛紅了。我出聲叫了主管，他沒好氣地問：“幹嘛？！”
“你有話就好好說，沒必要發脾氣。”
“關你屁事，管好你自己吧。要不是你們這群跟單的拖拖拉拉，我們哪裏要這麽趕時間？”
好吧，誰都有道理，就我們跟單的沒道理。我當時也窩著火——女裝車間主管看錯了我寫好的生產單，明明寫著腰圍做1厘米的包邊帶、褲腳做0.8厘米的包邊帶，他卻把兩者倒了個兒。我得去清點到底有多少個做錯了，要再補多少輔料。
上司早先把我倆叫到辦公室對質，女裝車間主管抵賴：“單上寫了嗎？我沒看到單上寫了啊！”
我把單子堵他眼前：“你看我寫沒寫！”
他啞口無言，小聲嘟囔“字太小”。
等他走後，上司打我一大板：“這事還是你做得不夠好。”
我大跌眼鏡：“我寫都寫了，樣褲也給了，這還能是我的錯啊？”
上司瞄我一眼，很認真地說：“你要是字寫得夠大，他不就能夠看清了？”
我頓時覺得荒謬無比。這公司裏的人都是甩鍋大王，出了錯，一層一層往下扒，最後總能把鍋安在跟單員頭上。
這頭包裝車間主管仍在罵罵咧咧，說手頭的貨太趕，都怪辦公室裏的某個跟單員沒有及早催客戶評語。我耳朵嗡嗡直響，朝他吼：“我要不要給你買個喇叭，你大點聲，做個全場廣播？”
他大概也沒想到我會回嘴，一時間愣住，啞火了。這下，我心裏終於舒服了，頭一甩，腳步輕快地趕往女裝車間。
工廠裏節奏快，言語摩擦司空見慣，大多也上升不到隔夜仇。我後麵下樓準備回辦公室時，包裝車間主管瞥見我，臉色迅即變臭，可下午我倆就握手言和了。
7
我遲遲未下定決心辭職。一來，辭職後的工作沒著落，二來，母親不同意。辭職念頭晃過腦海後，我坦誠地同母親交流過一次，一五一十細數了工作裏的弊端，可她卻說：“講這麽多，你無非就是覺得太辛苦了，可是就算換到了別的廠，就不辛苦了嗎？”
“不隻是辛苦。這份工作給我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我幹嘛非得吊在這份工作上？”
“那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了嗎？辭了職沒工作難道你想窩在家裏？還是你又打著主意想出去？我告訴你，你想都別想。你才幾歲就說壓力？我活了這麽多年，你能有我壓力大嗎？少想那些亂七八糟的。”
“你能不能稍微考慮考慮我的想法？”
“那你能不能多想想我？”
我倆不歡而散。我依舊上班、下班，可辭職在心裏發酵。後來在和母親的數次交鋒中，我也逐漸想開：我可以退讓一次、兩次，但我不能永遠退讓，直到讓自己退無可退。她的想法總歸是一種束縛，她不滿意，也不會讓孩子快活。
2020年冬天，臨近年底廠裏訂單爆滿，內褲布片一車一車地往其他加工廠送——通常，自家工廠做不完的貨會被送到相熟的加工廠，給一定的加工費用，但原則上外國客戶禁止這樣做。我們要緊盯貨物進度，所以必須往返於不同工廠。
那是一個必須要出貨的訂單，我暗自慶幸包裝還算簡單，箱嘜也是，按部就班地貼完，再把貨物送上車就告捷。
淩晨，我打電話盯進度，加工廠廠長信誓旦旦說一切順利，讓我安心下班回家，到時候他們會直接裝車把貨送走。我立刻鬆了一口氣，裹好羽絨服騎上電動車回家。迷糊間睡到3點鍾，手機鈴刺耳，接起來，就是：“哎呀！你快去一趟辦公室，把箱嘜貼紙重新打印給我吧，工人弄丟了幾張，現在找不到了。”
我沒有餘力發火，得留著力氣起床，大半夜趕回公司，叫醒保安給我開門。保安罵罵咧咧，我上樓摸黑開燈、打印貼紙。一晃半小時，加工廠死命催，剛弄好，我就匆匆騎車往加工廠趕。
寒風淩冽，路上黑悄悄一片，隻能借著車燈往前開。我生怕趕不上趟，錯過裝貨時間，越開越快。一摞摞的箱嘜被我裝在一個小箱子裏，堆在電動車車座前的空當裏。我太困了，冷風刮臉也忍不住打了個嗬欠，隻聽“砰”的一聲響，待我回過神，人已在地上，電動車摔出去兩三米遠。
我一個激靈清醒了，原來是我悶頭撞在了花壇上，冷不丁地被彈了出去。我拍了拍衣服爬起來，身上僅有一點刺痛，心驚肉跳，慶幸隻撞了自己沒有其他人，來不及平複心情，收拾收拾散在地上的箱嘜，趕著扶起車，查看花壇。
車沒事，花壇沒事，箱嘜齊全，就我摔了個地打滾，蹭破了褲子。顧不上心疼褲子，箱嘜送到，我上場幫忙，才趕在6點前結束一切工作。貨櫃司機睡熟了，我拍窗叫他，他睡眼惺忪：“啊，終於要裝貨了？”
天色微亮，我回到家。開門時我怒火中燒，心裏反複回想剛才撞車時的情形。幸好我摔的位置不錯、幸好我皮夠厚、幸好沒人大半夜在路上走……我想了許多個幸好，去掩蓋我對自身的憤懣——我居然在那個時候，還在想箱嘜會不會出事！我簡直要被自己氣笑，我在心裏發誓，無論母親說什麽，這個工作我是辭定了！
推門進去，客廳亮著燈，我準備坐到沙發上洗洗膝蓋上的傷口，母親忽然出現，她問我發生了什麽。
我照實說完，眼淚突然滑了下來。我不常哭，把母親嚇了一跳。她沉默良久，說：“不行就辭職吧。”
後來她說，那晚我一出門她就驚醒了，一宿都沒睡，坐在客廳裏。看見我凍得滿臉通紅，膝蓋破爛，血跡都幹了一片，推門而入，她心裏想：也就是個工作，不幹就算了。
我很快辭職了。老板提出加薪，我說不是錢的事兒。老板鄙夷：“工作不為了錢，還能為什麽？”
我當時沒回，心裏憋著，現在想也許我該回敬：“在你眼裏，員工值幾個錢？”
直到現在，母親還老把“百煉成鋼”“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掛在嘴上。我已經是左耳朵進右耳朵出了。我本來就不是鋼，也不會被煉成鋼。我不想，也不願意。現在，我還在繼續與母親交鋒，爭取著屬於我的自由。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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