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了“不會失業”的土木工程，我三年換了四份工作 | 尋業中國
“土木這個專業既不好，其實也好。很辛苦，但是能賺到錢。很乏味，但是能攢下來錢。很折騰，但是不會失業。”
配圖 | 《我要我們在一起》劇照
2021年底，我校土木工程係的同學們在武漢相聚。畢業近3年，原本40餘人的班級，準點到場的不過寥寥10多個——還全是仍在讀書或者已經轉行的，真正從事土木行業的，都不見蹤影。
“我們在工地的同學，大概都比較忙，抽不開身。”班長端起酒杯，替他們解釋道。
我們沒有感到驚訝，隻是觥籌交錯間頗感可惜。直到聚會進行到一半時，王超突然推門而入，才打破了這場沒有“土木人”的土木專業同學會的尷尬——他目前仍活躍於工地，稱得上“不忘初心”的優秀代表。
王超當年是我們係的明星人物，學習好，長得帥，個頭高，頗討女孩子喜歡。他畢業後去了一家不錯的單位，接連漲薪，這一年聽說賺了近30萬，是我們班所有參加工作的人裏最高的，作為普通學校的本科生，他已十分符合“成功”的標準，尤其是符合土木行業的成功標準。
說實話，當初我們大家選這個專業，看重的無非是工作後錢多、穩定，但後來卻發現，也不是誰都能端得起這碗飯。我畢業前去修地鐵的工地幹了2個月，就知道自己吃不了這份苦，找工作時，迅速換了賽道——大多數轉行的同學，也都跟我的情況差不多。
而王超，看起來應該是捧穩了這碗飯。
“對不起諸位，我來晚了。工地有些事，坐遲了車。”他一邊寒暄一邊抱歉。見他風塵仆仆的模樣，我想他大概不是專門為聚會而來的。果然，他接著說：“其實我是從甘肅趕來武漢述職，才有機會和大家相聚。”
聽到這裏，我們方知他已經被破格提拔為項目副經理，暨儲備項目經理，不愧“優秀”二字。
一陣稀疏的掌聲過後。班長當著各位同學的麵舉起白酒杯對他說道：“不管怎麽說，能來就好，你現在一定是我們班混得最好的了——王總，我們祝賀你，幹了它。”
周圍起哄起來，王超舉起酒杯，神色複雜地笑笑，仰頭一下就幹了杯裏的酒。
然而，這次聚會之後沒幾個月，我便聽說王超辭職了。我很是訝異，便趁他回校做分享時，又約他聚了一次，聽他細聊了一下這幾年的經曆。
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是1997年生人，家在湖北省恩施的農村。
2015年高考結束，我的分數剛夠得上一本院校。選專業時，我沒多猶豫就報了當時最熱門的專業之一——土木工程。各種宣傳上說，土木工程專業學得到技術，將來賺得到錢，而且“工程師”的名頭也特別唬人，可以考證、“掛證”，額外收入不菲，等再“往上”走走，就可以當專家、做評審，甚至自己分包工程，“越老越吃香”。
再說，即便將來不成為像模像樣的總工程師、專家、包工頭，最低也能有工地上包吃包住、收入穩定增長，這對於出身農村的我而言，是一份切實的保障。所以，對我選擇這個專業，父母親戚都表示滿意。
大學新生見麵會上，土木學院的副院長給我們放關於中國基建的紀錄片。看到在建的港珠澳大橋、重慶來福士摩天大樓時，我十分篤定，自己的前途也會像這些巨無霸工程一樣光明。
4年本科時光，我也努力學習了不少力學和造價知識，做過測量實習，參加過全國大學生結構模型大賽，也曾親手養護半月的砼試塊（用於測定混凝土強度的試塊），那時，我覺得這個專業有無限的趣味。
我還喜歡上了土木係僅有的幾個女生裏長得挺好看的一個。大學時不講究錢，不講究出身，隻講究外表和成績，我自覺長相尚可，也一直保持全係前十的績點，於是就真追上了那個女孩子。她叫小迪，皮膚是閃亮亮的白，身高差我一頭，留短發。她是杭州人，家住西湖一公裏遠。
小迪和學業兩者貫穿了我整個大學生涯，但不知哪個更為重要。
土木係的就業方向不算多，大抵是施工單位、房地產企業以及建築設計院三類。剛畢業的本科生，多半去的是施工單位，一來是最容易進，二來，那裏也是老師們常言勸告“施工最能學到技術、最能賺到錢、最能攢下錢”的工作。
2019年臨近畢業，我就想著直接去施工單位上班，因為我需要賺錢。有些同學去考研，想走學術研究的道路，那時我們都笑稱：“土木工程有什麽好搞學術研究的，盡頭無非是當個大學老師。再說本科沒有優勢，又沒出過國，能去什麽樣的學校當老師？”
在我看來，老老實實工作就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讀書這4年，土木工程行業對於 “基建狂魔”的吹捧愈來愈少，“房住不炒”的聲音則在漸漸增多。從事這個行業的師兄師姐們也在逐步離開，常常能聽到一些諸如“誰誰誰提桶跑路了”的消息。雖然這都是些不好的信號，但既然已經學了這個專業，也隻能一條路走到底，再者，我想畢竟中國幅員遼闊，還有不少地方等著我們土木人的建設呀，我仍舊不乏信心。
我在秋招季收到了不下5份offer，有的是進去走兩圈，蹲起兩下，再走兩圈，就會有工作。更有XX隧道集團，上來先發4萬塊錢現金，當場簽約，麵試官說可以拿這錢帶家裏人旅旅遊，給家人買些禮物，然後不忘提醒：“但如果5年內離職，需要全款退回，並按銀行的年化標準支付一定利息。” 我聽了就有些害怕，怕從此我這人等於完全賣給了他們，再也見不到家裏人。更怕抗不過兩年，回頭苦了自己，虧了利息，沒了工作。我拒絕了那遝紅彤彤的人民幣，心裏絕不認同一個本科土木人的身份隻值區區4萬塊。
與此同時，我還收到了駐非洲和中東的施工單位邀請，比國內offer高五六萬，賺的是美元，能額外再吃一個匯率的便宜。不過我也拒絕了，——國際新聞看得太多，在外怕有莫名的危險。
經過深思，我最後選擇去了世界500強前幾名的某建某局。他們號稱自己為“天下第一局”，薪資高出普通單位好幾萬，每月有探親假，報銷路費，晉升渠道看起來也很清晰。當然，好單位的要求也高得多，麵試了3輪，淘汰了一大批人。最後，包括我在內，我們係隻有2人拿到了這個局的offer。
拿到offer讓我甚是自豪，當時唯一讓我難受的是小迪找不到相關的工作。她成績一般，加上性別原因，崗位很難找，用人單位看到她細皮嫩肉更加不敢要。這種現象也算不上性別歧視，因為那些工作實際上確實不適合女生，我想讓她瞧瞧有沒有什麽機關單位可去，卻也沒有合適的。
她給我慶賀了一番後，聽了家裏的話，學習雅思，打算去國外念個別的專業的碩士，環境一類的，隨後再回國工作。沒畢業之前，她就收到了英格蘭一所學校的offer，排名靠前，周期2年。
我略微有些失意。我倆做了約定，說了些等待和承諾一類的話，沒到分手的程度，我祝福的話更多些。
2019年7月，我正式入職，第一個任務是修路，雲貴高速，工地在偏僻的山區，風光旖旎。當地有幾十個標段屬於我們單位，每個標段10到20公裏，平均造價約莫有20億，周圍還有大大小小“各建各局”和我們多線並進。
在施工單位，有個大致的“升級打怪”的順序——測量員、施工技術員、副部長、正部長、生產經理、項目副經理、項目經理，我們這裏也差不多，我也是要先從測量員做起。
測量員，顧名思義，施工前放線測量地麵的標高，施工中複核檢驗數據，施工後監控地麵沉降，時時記錄整理，再用電腦計算繪圖。說起來麻煩，其實並不需要自己動腦，將數據導入一些軟件即可。一套流程下來，活生生把自己變成了測繪專業的人，事情簡單，卻很枯燥。
帶我的“師父”是個80後，但滄桑得像個70後。他安慰我說，新人總要做半年、一年的測量才能轉去施工，哪怕是現在的莊總（我們當時的項目總經理），也是從測量做起來的，熬了10來年，才到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不太認同硬熬資曆的鬼話，想問他為何至今仍是測量員，但怕他難堪，便沒開口——細細想來，既然有成功的人，必然有失敗的人。
可沒多久，他就“原形畢露”，安慰我的話漸漸變成抱怨各種不公的話，後又擴大為對整個公司乃至行業的詆毀：“食堂阿姨是他表姑，總工是他侄子，那個油水大的活，故意分包出去吃回扣，全都靠關係的，這裏也好，總部也好，都是靠關係的——他奶奶的，下輩子絕對不幹工程！”
我問他為何不跳槽，他才又改了口：“這裏管吃管住，能存住錢，家裏還有老婆孩子，不得不圖個安穩。再說了，在哪兒都要靠關係。”
我抱了幾個月測量用的水平儀，基本都和我的搭檔杜暉一起幹活，他拿標尺，我拿儀器。杜暉來自河北農村，聽說家境清貧，還有個在讀大學的弟弟。他畢業於專科學校，雖和我做一樣的事，工資卻少一半，也沒有正式編製。我倆幾乎同時入職，所以結成了吃苦吃肉的夥伴。我倆雖說身處底層，卻兢兢業業，都懷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成為項目總經理。不同的是，我的第一步是轉成施工技術員，他的第一步則是轉為正式編製。
工地的飲食條件不錯，頓頓好幾個葷菜，主食可以選麵條、米飯、饅頭、紅薯。人一累，吃得也多，加上在項目上時常喝酒，我比以前胖了不少。工作之餘，我起得早，睡得晚，曬得黑。
一期標段即將結束時，項目經理給大家放了2天假，路途太遠，回家並不現實，於是我們搞了活動，約隔壁單位打籃球——他們負責的是緊挨我們的標段。
許久不運動，我上場打了一會兒就體力不支，被大家嘲弄了一番，杜暉說：“你這個樣子，女朋友怕是也快分手了。”“去你媽的。”我罵了這小子一嘴，隨後下了場，讓別的同事上場替我打一會兒。
場下休息時，隔壁單位的一個兄弟走過來，喊我名字：“王超，王超。”我愣了一下，他又喊道：“是我啊！”
天色有點黑，籃球場的燈又暗，我實在認不出來。一直等他近到眼前了，我才看清楚，原來是陳鑫，我大學“隔壁的隔壁”的室友，一個係的，先前讀書時不是太熟，隻記得是江西人，成績吊車尾，掛科不少。他以前是個較瘦較白的小個子，現在也變得像碳一樣黑，肚子圓鼓鼓的，像懷了孕。
“抽煙？”他隨即掏出了一包利群，動作自然連貫。
“不會哈。”我推脫了一下。
他有點驚訝：“還沒學會？”
“沒有，學會喝酒了。”
“等會兒整兩杯去。”他提議。
即便再不熟悉的同學，哪怕曾經有過矛盾，畢業後在荒郊野外相遇，也像是見了親人一樣，擁抱在一起感覺，仿佛勝過擁抱女朋友。打完籃球，我倆約去宿舍，在住宿區的臨時超市裏買了一些真空包裝的雞爪、鴨腿、花生米、白酒。酒是小瓶的郎酒，醬香型，一人3瓶，半斤多。這是我工作之後第一次主動喝酒，我們一邊吃一邊喝，懷念完大學生涯，接著就談到了當下。
“你們單位發工資可準時？”他問我。
“準時。”我答道。
“唉，我們可就不行了。”他搖搖頭。
“什麽意思？”
“我們公司是小公司，從我7月份畢業到現在隻發了1個月的工資，現在拖了快4個月了。”他一根煙接一根煙抽。
“啊？！”我頗為驚愕，難以想象。
“現在抽煙的錢都是花我以前存的積蓄，我每天還得給工人、吊車師傅發煙。”
“怎麽？還要討好他們？”
“我們單位給工人開的工資低，有時還不及時，所以不太聽話，動不動就撂挑子不幹活了。唉！”
“那麽慘啊。”
“可不是，現在我每天抽一包煙，得給工人發出去半包，這樣下去，一點錢都沒了。”幸好工地吃住不花錢，不然他早崩潰了。
“要不你試試換個公司，反正我們這行，也好找。”我安慰他說。
“唉，咱們這行，在哪兒幹不是這樣？”他搖搖頭，呷了一口酒。
這話和我“師父”的口吻有幾分相似，陳鑫像是已被老土木人洗了腦。當時我雖同情他的遭遇，卻不能感同身受。
小迪在2019年下半年去了英國，這是令我痛苦的一件事。臨出國前，我們見了一麵，她幾乎沒變，我比以前樸素，主要是黑多了。她沒感到意外，對我感情仍在，好好告別，好好離開。
沒多久，新冠疫情爆發。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公司也開始拖欠工資了——除了保證民工的工資，其餘人的工資得都根據甲方給我們支付工程款的進度來定。而甲方（某省高速集團）打著疫情的借口，故意延後（其實，山裏的疫情並不嚴重，工程還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項目總等“老人”，包括“師父”在內，似乎對此司空見慣，或是早就經曆過，隻講了些“公司暫時遇到困難”、“大家要共克時艱”的話。可我理解不了，堅決認為該什麽時候發工資就應該什麽時候發。而在這裏，甲方開始不講誠信，不按時付款，公司也不講誠信，不按時發錢。
我生硬地安慰自己，被拖欠的工資就權當存錢，也笑話自己，一開始的目標是做項目總經理，現在的目標是準時發工資，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大過人和狗的區別。
而杜暉比我還要憤怒，暗地裏咒罵的次數不少，因為他比我更缺錢——他還得打給家裏一部分。但等領導一拿編製或是漲薪的話安慰他，他立馬就溫順下來了。
2020年5月，在幾個大標段幹過之後，公司出於大局考慮，要把我派到四川雅安的一條路去，據說那邊缺一個熟練的測量員。我不願意去，再加上已被拖欠了3個多月的工資仍遲遲沒有發放的跡象，就動了辭職的念頭。
雖說在這裏存下了不少錢，但長期“與世隔絕”的生活讓我覺得枯燥，看著別人在朋友圈頻頻曬出的花花世界，而我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些水泥鋼筋，總有種虛度光陰的感覺。更令我難受的是，偶爾和小迪視頻，看著她光鮮亮麗，背後盡是異國精致的風景，而我灰頭土臉，總覺得我倆的世界隔得越來越遠——那些大學裏沒有顯現的差距，在此刻一寸寸地露出來，殘忍又真實。
那時她總給我說，“等我一畢業立刻就回國”，當然，說完這句，就會問及我將來會定居在哪裏。我有些心慌，總是打哈哈應付著。
是啊，難道未來結婚後也常年在山裏待著？——當然，這是絕大多數“土木人”的宿命，像我“師父”，一年在家的時間總共不超過10天。但我知道，小迪肯定不可能忍受這種生活，如果我繼續待在山裏，我倆的結局隻能是分手。一想到這些，我心裏還是像被剜了一刀，再者，這個工作如今連唯一的優點——工資高——也不能兌現了，這讓我更加覺得憋屈。我更怕的是，再過十年，我還跟“師父”一樣，依舊在山裏做著最簡單測量工作，拿著不能按時發放的薪水。
夜晚，我打電話給陳鑫，得知他已經被拖欠了7個月的工資了（中間補發過一點），忍不住笑出聲來。
“你笑什麽？”他在電話那頭嚴肅地問道。
“我被拖欠了3個月工資了。”
“哈哈哈哈哈哈。”電話那頭，他也放肆地笑了出來。
我也應和著繼續笑著，第二天就開始投簡曆。
我投了不少做住宅施工的公司，其中有幾家都是在大城市裏做項目的，甲方都是萬科、龍湖一類的知名房企。我想借跳槽回歸城市，哪怕坐在城市郊區的工地裏吃糠咽菜，也不想繼續待在山區硬挨了。當然，私心也是想著下次小迪再問我以後定居在哪裏，我也好有個明確的答複。
我想叫上陳鑫一起“跑路”，沒想到這貨給我來了一句：“都一樣，在哪兒幹不是幹。”
沒多久，我成全了自己，告別了“師父”和杜暉，去了一家房建的乙方，位於南京，不是世界500強，也沒有編製。我沒敢將這件事告訴家人，因為他們總會覺得這是胡亂折騰。臨走時，連“師父”也苦口婆心地勸我：“小王，你得在一家公司熬幾年才能出頭，你這樣跳槽是犯了職場大忌。”
我隻能笑笑，不知該怎麽回答。
去了南京以後，我晉級成為一名施工員，年薪比先前多2萬。表麵上看，這份工作的職責是管理施工過程、現場指揮作業、協調工程進度，其實大部分時間做的隻有兩件事：第一是“打灰”，就是看著工人們澆築混凝土，一待一整天，一看一個月；第二是應付甲方和監理，甲方說話總是不客氣的，檢查非常多，不滿意的地方也多，罵來罵去，連監理都騎到我們頭上拉屎，動不動罰錢，趾高氣揚。
這工作不比在山裏輕鬆，夜晚的天空沒有太多星星，我還是住在工地，同時也有點孤獨。我已完全聽命於項目總經理，沒有什麽“師父”和搭檔，隻有上下級。我對於“當上項目總”這個目標開始不清晰了——因為現在的項目總經理隻比我大8歲，我估計我在這裏再待8年恐怕也到不了那個位置，他太年輕了，占上的坑會一直占著，項目副經理則是由另2個比他小兩三歲的前輩占著——我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隻能一直“打灰”。
這家公司唯一的好處就是按時發工資，在職的小一年裏，工資幾乎沒有拖欠過。這段時間，我在業餘時間考了“二建（二級建造師）”、備考“一建”，有了“二建”證書，公司把每月工資給我上浮了1000元，聽說如果拿下“一建”證書，工資會上浮更多。
但我並沒趕上這個行業最好的時期，這時候地產開發商的日子也不好過了，政策的打擊、經濟的下行、疫情的影響接踵而至，暴雷的越來越多，工程量逐漸減少。我們除了維持著基本薪資，先前承諾的獎金幾乎全泡湯了。偶爾我想，比起修房子，我還不如待在上家單位繼續修路呢——畢竟山河廣闊，還有很多路要修，但是以後顯然沒有那麽多的房子要建。
2020年下半年，我和小迪分手了。
其實這個結果，我也早已預見到了——疫情之下，我們沒有再相見過；時差之中，視頻電話變少，我時間也不夠多，天天被工地套牢，更不可能飛奔到英國去找她。彼此的缺點被極度放大，她不滿我的種種，也是我不滿她的種種。索性就分了。
分手的那晚，我一個人喝了三四兩白酒，哭了，這是我第二次主動喝酒。但第二天，我還是早起“打灰”，應付了甲方領導的視察和謾罵，賠著笑。我覺得房建的甲方過於抬高自己的地位，對人極為不敬，踐踏了我的尊嚴，再加上我受了分手的傷，很想找個地方避一避，便再次準備辭職。
其後，我和陳鑫又通了一次話，問他先前被拖欠了1年多的工資發了沒有，他答複“發了”，現在是又新拖欠了3個月的。我問他要不要辭職，他還是那句話：“在哪兒幹不是幹。”
此時，陳鑫還是測量員，單位不但欠薪，連職位都沒給他提。
這回我沒笑，我想我們似乎是走上了兩條路。
朋友介紹我去了一家專做廠房的施工方，總部在武漢，業務在甘肅。那邊十分缺人，能比南京這邊多賺很多錢，但多多少，沒有說。於是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我連年終獎都沒有等就離職了。後來聽說留下的人領了一個月的工資作為獎金，聊勝於無，我沒感到失落。
走了足足兩天的路程才到新的工程部。那是甘肅北部一個很小的縣城，人是黃黃的臉蛋，漫天黃沙，樹是枯的。但工地沒多大差別，以前的路橋、高層房屋換成了廠房、機房罷了，還是鋼筋、混凝土、灰色的森林。
我們的甲方是某大型互聯網公司，我們的任務是在西北給他們建設數據機房，存儲東部的流量數據，從大局上說，這個工程叫作“東數西送”，有政策支持。
一定程度上講，這種工程是我們這代“土木人”的“小風口”，剛興起，缺口大，工程量足夠我做三五年以上——比起疫情時代各個行業的動蕩，這算是一顆定心丸。所以我也給父母坦白了來回辭職折騰的事，他們也隻能接受，“男孩子多出去闖闖也沒事兒”。
在這裏，我仍然是施工員，主要工作還是負責“打灰”，但也開始兼搭負責起更多的職能，儼如雜事管家：現場材料是由我一一驗收簽證的，進度和施工工藝也由我協調，工人們的活兒由我負責組織，日報周報月報由我按時更新，就連工地上丟了什麽東西，也往往是我去管。
除了以上這些，我還接了做投標文件的工作，這算個好差事，“內業（項目建設中負責工程項目資料檔案管理、計劃、統計管理及內部文秘管理工作）”多了，受曬就少了。
項目總經理對我做的標書很滿意，各類材料詳盡全麵，內容美觀，沒多久，幹脆叫我轉去幹工程商務，專門搞招投標——除了做材料以外，還要搞成本分析、合同起草、商務談判。
這下反而糟了，因為喝酒的次數越來越多，我的肚子越來越大，逼近曾經的陳鑫的體重。有時候喝完酒後回到宿舍洗漱，看著鏡子裏的自己，我想，這才是小迪應該和我分手的時候，因為我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有什麽值得別人所鍾情的地方。
除了賺錢。
2021年年底，項目總經理給我發了很多獎金，我算了一下，一年的綜合到手收入超過26萬。項目總經理許下承諾，“明年30萬，後年35萬”。當然，更大的承諾是叫我接替他的位置——為了讓我相信他所言非虛，他直接給我升職成了項目副經理，跳過了中間冗長的升級過程（當然，那個項目的分工非常扁平，沒有一步一級的講究，純靠領導賞識）。
這也是我理論上離自己當初立定的事業目標最近的一次。我多敬了總經理兩杯酒，喝得爛醉，年終時被他選為代表回武漢述職。他回不了老家過年，因為他是第一責任人，又在趕工期。沒多久，他老婆帶著孩子來找他，從武漢搭火車來的，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在讀小學，現在放了寒假，來工地陪他一個月。
看著他兩個孩子，我想到，如果自己有了女友，結婚，有了孩子，多半也會這樣——土木人，自古家人、工作難兩全。
我又開始思考工作和生活的意義。
就在大家覺得我“錢途”一片光明之際，2022年初，我又辭職了。
這次辭職的原因是表姐給我介紹了一個女朋友，她是武漢本地人，獨生女，家境不錯，在通信公司做財務，長相也甜美，算是我在和小迪分開後見到的最為心動的女生了，不想錯過這段姻緣。對方對我同樣滿意，但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我離開工地，找一份武漢市區的穩定工作，早點結婚。
我答應了。
項目總經理開始很是不解，對我再三挽留，即便我一再解釋，他仍有微詞，認為我正是前途大好的時候，不出幾年，大約可以如他一般。但說實話，我並沒有覺得如他一般多麽好，一樣要喝很多徒勞的酒，一樣要離開家人。賺了那幾十萬，又有什麽具體的意義？
見我不為所動，總經理沒再多說什麽，叫我保重。家裏人也對我辭掉這個工作多少有些惋惜，但我相信自己在哪都是優秀的，接下來也會有個不錯的去處。
辭職以後，我來到武漢光穀，入職了一家當地的建築設計院，民企，主要做地產相關的業務。我的職位是商務經理——說是經理，部門其實隻有3個人：一個負責人，據說是老板的親戚；一個女孩子，商務專員，負責貌美如花；還有我，負責項目投標及各類協議擬定、材料編製、成本預算等。至於升職，幾乎沒有可能，我歸負責人管，負責人歸老板管，小公司就是這樣，一眼望到頭。
如果說有什麽盼頭，那隻有老板許諾的獎金。我難能可貴地得到了雙休，工資算不上太低，唯一可恨的是需要加班的時間長過我先前的3份工作，晚上沒有10點之前下班過。
我給女友說：“這份工作其實一般般，加班挺累的。”
女友說：“我在公司做報表，也要加班，也很累。”
是的，新的階段有新的痛苦，什麽工作又是“錢多事少離家近”呢？這份工作忙歸忙，周末也能跟女友到武漢各處轉轉，而這裏的房價也算是能企及的高度，我開始期待婚後的日子了。大概我不必像以前的“師父”和領導那樣，為了職業放棄對家人的所有陪伴。
我給陳鑫打了個電話，想問問他又被拖欠多長時間工資了。
電話裏他頓了頓說：“我辭職了，回老家了。”
我以為他大概回老家考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去了，因為如今流行這個。他卻說：“不是的，我找了個老家的工地。嘿嘿嘿。”
“還做測量員麽？”我問到這個關鍵的問題。
“是的。”
啞然。
今年中旬，大學老師邀請我回母校來做“畢業分享”，我推托了很多遍，還是推不掉。在他們眼裏，我畢業3年多做了4份工，經驗值得分享。但我卻覺得自己哪份工都沒幹超過1年，實在是經驗欠佳，連我都覺得是自己在“作”，周圍人像我這樣折騰的也不多。有同學說，是因為大家沒我這樣的實力，折騰不起，我也不知道這話是在安慰我，還是在“點醒”我。
做分享前，老師特意還和我交代了一些事兒，大意是，現在經濟下行，土木專業的學生們就業壓力大，社會輿論都不好，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點鼓勵，分享一些好的事情。為此，我專門寫了演講稿，盡量讓大家避免一些可能會踩到的坑，但多餘的憂愁，我實在也開不了口，因為說太多負麵的東西沒用，“土木人”隻會更擔憂。
臨結尾，我夾帶私貨，分享了一點自己的故事。
“給大家講個趣事，我以前有個女朋友，白富美哦，家住西湖，英國留學，後來我們分手了，我一度覺得是因為我去了工地的原因，所以我恨透了工地。我有段時間一直在想，如果我不是找了施工單位的工作，如果沒有去工地待著，會不會還在一起，不會分手。”
“其實不是的，一樣會分手，現在反過來看，我們分手的原因怎麽能歸咎於工地呢？那會兒是我離不開工地，我靠它賺錢，不是它離不開我。當然，你要是讓我說工地有多好那也罷了，絕對不好，它隻能滿足基本的保障和穩定，同時確實會帶給你痛苦，但是社會上沒啥輕鬆的事。”
“所以去哪裏、做什麽工作，還是應該結合自己的情況來看，不是前輩做的一定是對的或者錯的，每個人都不同。就像你談一個並不能接受異地戀的女孩子，那麽你去了工地極有可能分手，做別的工作會好一些。但如果你隻需要一個包吃包住賺錢攢錢的地方，那麽工地不外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話裏話外，沒那麽多正能量，也沒那麽多負能量。臨了，和老師們一起吃了晚飯，喝了酒，一些相對熟悉的老師們，也對我說了一些很擰巴的話：“土木這個專業既不好，其實也好。很辛苦，但是能賺到錢。很乏味，但是能攢下來錢。很折騰，但是不會失業。”
他們和我一樣，一邊說行業不好，一邊又說行業好。估計其他行業的人也一樣，一邊吐槽著，一邊以此為生。隻是，我也清楚，從我2015年入學至今，土木行業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時代洪流之下，個人選擇隻能是在理性和感性中不斷搖擺、不斷變化。
我也不知道我做出的是不是正確的選擇。或者，什麽才是正確的選擇？
（本文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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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影視製作鏈是成熟的，配音這件事或許本就不該存在吧？或許這就是行業裏的一個bug？我們就是bug本身。
配圖 |《完美廣播》劇照
尋業中國丨連載
2022年農曆新年前夕，萬欣收到老家表妹發來的消息：“姐，我在學配音。”
萬欣有些意外，今年讀大二的表妹，在她的評判裏，普通話還尚未及格——一口南方鄉音，平翹舌不分，說話時前後鼻音混雜地咕噥在喉嚨裏——談何配音？
“你好端端的，怎麽突然想起學配音？”
表妹不理萬欣的發問，直奔主題：“姐，我學出來，可就跟你一樣當聲優啦！”
閉掉錄音棚裏最後一盞燈前，表妹的信息閃跳在萬欣的手機屏上。她正站在一間狹小的監聽室內，麵前是被一整麵玻璃阻隔的錄音室，一裏一外的幾平米天地，就是她每天工作的地方。
她向錄音室內望去，目光快速掠過每一組麥克風和電子屏，十多年來，她已養成每天收工前掃視檢查全部設備的習慣。
萬欣一隻手按下語音鍵，把手機舉至唇邊：“你到底怎麽回事？”另一隻手切斷監聽設備的總電源。嗒嗒兩聲脆響，散熱扇停擺，靜出一片嗡鳴——這是她一手搭建的錄音棚，棚內無窗，燈光是這裏唯一的光源，四周牆壁上是一層厚厚的吸音棉，隔斷來自外界的雜音。光源一熄，電源切斷，棚內如同蹲禁閉的暗室一樣，靜得人腦發暈、心發慌。
這些年來，萬欣每天推開門便要與這樣的黑暗撞個滿懷，有時收工後，她會故意關掉錄音室的燈，走進黑暗的裏間。她也享受這種時刻，就像一個師妹說的，“如同鑽進時間黑洞一樣，在一片虛無的靜謐中跟自己說說話，生命的存在感尤其強烈”。
目光在裏外兜過一圈後，萬欣閉了燈，拉開錄音棚的大門，借著走廊外的亮光撥通表妹的電話。追問之下，萬欣得知，表妹繳費99元報名一個網絡配音培訓班，她心裏立刻咯噔一下——這波被同行詬病的配音培訓割韭菜，竟割到自家人身上，萬萬沒想到。
表妹告訴萬欣，網課上了半個月後，老師稱讚她“有資質”，建議她再繳費3999元，進入“下一階段培訓”。“原本他們招生廣告裏說，99元就能學成做配音員的。”表妹在電話裏終於向萬欣說出自己的擔心。
但萬欣的注意力卻集中在表妹那個發音模糊的“裏”字上，輕輕歎氣：學了半個月，n、l的發音咬字幾乎毫無改進，所謂的“老師”為了割韭菜，竟然罔顧基本事實。
“你交錢了？”萬欣緊張地問表妹，表妹趕緊否認。
其實，萬欣也並非科班出身。十多年前，她也上過一個“影視配音培訓班”，學費過萬。但當時那位影視配音界泰鬥收學生時，是需要經過嚴格篩選的，像表妹這樣普通話都沒說標準的，不僅不會被誇“有資質”，可能連上課的機會都沒有。
世道的確是變了。
當然，也有沒變的。萬欣當年剛入配音行這行，就曾有人大言不慚地說，“會說話就會配音”，如今這個行業經曆幾番更迭，雖然不乏躍入大眾視野的佼佼者，但大多數人對配音的認知仍停留在過去那個“會說話”的層麵上。前不久，萬欣從一份配音調研報告中看到，因為近5年網絡配音軟件和平台的發展，“95後”中有不少人傾向“做聲優”。與萬欣入行時相比，新人入行的門檻低至前所未有的程度。
“門檻更低意味著競爭更激烈。”萬欣在電話裏告訴表妹，如果她真心想從事配音，要從最基礎的普通話練起，“拿不到‘一甲’，拿個‘一乙’也可以。”
萬欣聽得出，表妹的“99元聲優夢”被自己在電話這端擊得粉碎，情緒也跌落穀底：“我練好普通話之後，就能做配音員麽？”
萬欣並不想像那些割韭菜機構一樣給表妹畫餅：“學好普通話隻是往後一百步的第一步，走不走這條路，你現在要想清楚。”
不再作聲的表妹用沉默給出回應。萬欣離開錄音棚所在的樓宇群，踏上深夜裏北京寒凜的街道，紮人的冷風裹挾著路上穿梭的車流和人流一起盲目地向前奔。她腦子裏冒出一串數字：5年前，在北京從事配音行業的專職人員數量漲至300人，她就是其中之一；但這兩年，再沒人做過這樣的統計，這個群體現在是什麽樣子？人們隻是盲人摸象，說不出個囫圇。
幾天前，有同行推給她一段錄音，是一個清亮甜美的女聲朗讀的有聲書作品。萬欣給朋友回複：“這個配音員聲音條件不錯，是誰呀？”對方迅速發來一組“三連扶額”的表情：“是AI。”
萬欣把錄音翻出來，耳機音量調大再聽一遍，咬字自然，語調柔和，語尾虛實結合的氣聲齊備，句與句之間換氣的氣口竟然清晰可辨，她完全無法相信這是出自人工智能：“這就是一個活生生的配音員……我能感覺到她在呼吸。”
她隱隱感覺到，那種剛入行時對未知的敏感和擔憂，正在某一個思想的角落裏湧動起來。她想起和自己同行許久、如今已經轉行的師妹蔚雙，也想起這些年自己與蔚雙隨著配音行業變遷的起起伏伏。
兩年前的冬天，看到電影的配音表上有蔚雙的名字，萬欣激動地打電話過去恭喜她。
手機響時，蔚雙正奮力扒掉身上那件厚重悶熱的動作捕捉服。這套浸透她汗水的衣服上密密麻麻綴著小粒珍珠一樣的反光點，黑色亞光質地，足有十幾斤重，套在身上可以實時捕捉她的身形和動作，專為電影特效動捕演員而製。
做一天“動捕演員”的兼職酬勞很可觀，配音員蔚雙幾乎毫不猶豫便接下這份短差。她手背順著臉龐把淌下的汗珠拭幹，嘴裏興奮地對萬欣說自己在做“珍珠人”。
萬欣也跟著興奮起來：“你現在戲路很廣啊！”
蔚雙與萬欣說話一向坦率：“什麽戲路廣，我是最近接不到‘大活兒’，零零散散的不夠交房租，什麽活兒都得接，昨天還去錄了一個AI庫。”
“錄AI語音？”萬欣追問。
蔚雙回應說，最近這種需求很多，昨天她為一個“虛擬朋友”錄音，除了說些日常交流用語，還要收錄她的歌聲，唱了50多首歌，“好在酬勞不錯”。
萬欣明了，話鋒一轉：“我剛在影院看完一個片子，太驚喜了！裏麵那個女警的配音自然又貼臉，聽起來特別舒服，最後看演職員表的時候才發現，那個女警是你配的！我的天，你也配得太棒了吧！”
“等等，師姐你說的是哪個片子？”她向萬欣進一步解釋，“這半年接的工作很雜，有配音的，有補音的，記不清了。”
“你去給人補音了？”萬欣的愉悅突然收斂起來。
蔚雙答得誠懇：“我奔著‘大製作’去的，但去了才知道要用演員同期聲，現在很多組不都這樣？不要後期配音，最多用配音員補錄個別字，沒活的時候這種也隻能接唄。”
萬欣沒立刻回應，心裏不滿蔚雙自降身價去做這類“縫縫補補”沒價值的瑣碎事。但又清楚她的處境——一個人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花銷全靠自己掙。迅速收拾好情緒，萬欣才繼續開口：“我看的這部是粵語原聲，普通話版都是你配的。”
電話那頭蔚雙突然綻開一聲清脆的歡呼。這部片子她記得清楚，是這一兩年裏少有的完整角色配音。大多數時候，她的工作就是被人叫去郊區的錄音棚裏，路上顛簸兩三個小時，隻是為一部院線影片配一場“群雜”（給群眾演員配音，相當於配音裏的跑龍套），自己的聲音埋沒在十幾個人的聲波裏，根本聽不清自己嘴巴裏冒出的是什麽調子，反不如剛入行時，總能試上大製作的院線作品，配角也常常得到，那時蔚雙總有機會向朋友們吹噓：“去影院裏看我配的電影呀。”
這一兩年，沒有拿得出手的作品，蔚雙也很少再能聽到萬欣的表揚。但於蔚雙而言，能得到萬欣的肯定，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在她的世界裏，萬欣不僅是朋友、是師姐，更是把她領入這條路的人，是她對未來的憧憬。
2015年，剛剛從大學畢業的蔚雙隻身來京，廣告專業出身的她，北漂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銷售。憑著初入職場的熱忱，她滿懷激情地向客戶介紹自己的產品，但得到的隻是對方看待小女孩的輕視與調侃。被客戶叫去陪飯局時，蔚雙在飯桌上遭遇20多年從未經曆的奇恥大辱，於是，工作未滿半年，她就在對未來毫無計劃的情況下決定轉行。
喜歡表演，是蔚雙一早在自己身上發現的亮點。上大學時，蔚雙加入校廣播站，空閑時間她常常一個人泡在廣播站的錄音室裏，守著一台設備、一隻麥克風、一部電腦，那時她喜歡看《十萬個冷笑話》，把裏麵所有角色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配音一遍。
一條音軌錄她配的蛤蟆精，下一條音軌再錄一遍蛇精，第三條音軌單獨錄一群小妖怪的雜聲做背景，還要自己加上音效。有時一個角色要錄十幾條，耗上大半天也不滿意……那段在廣播站錄音室裏的回憶，成為蔚雙決定轉行做配音的推手。
| 聲音的“模樣”
蔚雙報名加入了北京一家影視配音培訓班。招生廣告裏貼出的介紹很吸引她——“擁有幾十年配音經驗的行業泰鬥親自授課”——這位泰鬥配過的電影，是蔚雙這一代人成長中的集體記憶，隻要一提，就能在她腦子裏自動播放。
但最讓蔚雙動心的是課程介紹中對於配音的解讀，“配音的關鍵不隻是聲音，更是表演”。課程一半內容都與表演相關。盡管3個月的入門課程學費1萬多塊，幾乎要用掉她那時的全部積蓄，但她沒有猶豫便報名了。
入學那天，萬欣作為助教在老師身旁協助授課。向新生們介紹萬欣時，老師說：“她是你們大師姐，是我第一批學生，或許你們當中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誰，但你們一定聽過她配的廣告。”
蔚雙坐在學生中間，一頭爽利的短發下閃爍著一雙晶亮的眼眸，滿是羨慕。那一刻，她把萬欣想象成多年後的自己，成為行業裏的佼佼者，也會得到同樣一句評價，“或許你們不知道她是誰，但她配的作品你們一定看過”。
那時沉浸在憧憬中的蔚雙感受不到，自己眼中這個配音圈中小有名氣的人，眼裏的風景，其實與她看到的不盡相同。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夕，正在讀研究生的萬欣參與場館播音誌願者選拔，選拔不限專業，非播音科班出身的萬欣決定無論如何都要試試。
萬欣的聲線是女聲中最悅耳那一類，喜笑顏開時會發出銀鈴般的清脆聲，高頻的聲線裏穩重的氣息和緩容蓄，層次感立時充盈飽滿。
蔚雙的起點幾乎完全相同，萬欣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聲線優勢，也是在學校廣播台做播音員時。午後小憩，萬欣的聲音隨著喇叭傳遍校園，無論嚴冬酷暑，她的聲音總如春風般和煦，得到的讚揚更是連綿不絕。
從幾百人中脫穎而出，成功入選奧運會播音誌願者，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萬欣一直覺得自己是野路子，沒受過正規訓練，得到奧運會官方認可、在成百上千人麵前做播報，對她來說是收獲了建立自信的底氣。
隨後，萬欣又趕上彩鈴業務最火熱的那幾年。校園BBS裏每天湧現大量彩鈴配音需求，萬欣錄的第一條彩鈴：“歡迎您致電XXX，您的電話正在轉接中，請稍候。”僅僅幾秒，就能賺到20元。課餘時，這樣隨口一錄的彩鈴她一天可以接10多條，第一個月做下來，拿到近4000元收入（那時她一個月的生活費才1000元）。靠著錄彩鈴，萬欣賺到人生第一桶金。
萬欣看得透徹，做彩鈴不是長久之計。畢業後，她加入一家兒童故事機構，對方答應她可以獨享一間2到3平米的小型錄音室，麥克風、錄音設備一應俱全。對萬欣來說，這個誘惑實在太大，她沒有猶豫，立刻推掉之前的工作，一心紮進這間小錄音室裏。
那是她第一個錄音棚，幾乎是屬於她一個人的天地。每天上午，她花幾個小時把當天的故事錄音做完，下午，便從網上接一些廣告配音的私活。萬欣從沒做過廣告配音，好在那時市場正處於起步階段，欠缺經驗的甲方和新手萬欣是共同商量著成長起來的。有時兩頭都找不準方向，便找來一個“樣音”，模仿著配。
萬欣的聲音優勢出挑，學習能力很強，給出的結果總能令人滿意，回頭客不斷。那時她的本職工資4500元，兼職接廣告配音的月收入可以達到6000元，在2009年，就已經月入過萬。萬欣打電話給相戀多年的男友，豪氣地問他想要什麽：“你要什麽我都能買給你，我可以把全世界買給你！”
最“輝煌”的時候，電視裏播放萬欣配的廣告，出租車的廣播裏與專業主播穿插在一起的是她的聲音演繹。那時沒有網銀和手機支付，萬欣收來的酬勞都是一張張鈔票，忙到來不及整理時，就一股腦塞進自己那隻紅黑相間的格子斜挎包裏，得空就要跑去銀行將鈔票一把把掏出來放在櫃台上，存進銀行卡。
這樣忙碌充實的日子過了2年，漸漸地，萬欣意識到自己的短板在日益凸顯：廣告詞說得越來越流於形式，沒有感情，隻是一副機械化的情緒麵具，她一直在吃聲音優勢的紅利。
她心裏清楚，這樣的日子不會長久，於是狠心推掉一部分廣告工作，加入一家影視配音培訓班，跟著行業泰鬥從最基礎的發聲開始，係統學習配音。開課不久，萬欣對於聲音的認知幾乎被全盤顛覆。
老師提問已經在業內小有名氣的她：“你知道配音最重要的是什麽？”
萬欣想了許久答不上話，就她而言，關鍵的隻有那一把好嗓子。
“配音最關鍵的是表演，不會表演，聲音再優美也是一副沒有靈魂的空殼子，笑得敷衍，哭得嚇人，那根本不是配音。”
這一句話針戳一樣刺醒了萬欣，句句說的都是她。
從零開始學配音的第一步，是從零開始學表演。上課的前兩個月，麥克風沒碰過幾次，萬欣在地毯上天天摸爬滾打，解放天性。像表演係的學生一樣，每節課她都要自編自導自演一出小品劇，不僅要求肢體協調自如，劇情流暢有趣，尤其要求咬字清晰、語氣語調適度恰當。那段日子對萬欣來說，是一個廣告界配音新秀被擊得片甲不存的重生之旅，過往的成就在腦海裏都化為泡沫之後，她反而拾獲不少曾被自己錯過的寶藏。
萬欣曾想過從廣告配音轉向影視配音的領域發展。那幾年，影視配音被大眾看到，圈子裏頂尖的幾位配音員從幕後走向台前，活躍在娛樂新聞和綜藝節目裏，勢頭正足。
表演能力的提升也給那時的萬欣帶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快樂，把自己融掉，進入另一個角色裏，人與角色合二為一時的融洽與互動，是一種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奇妙感受。把一個角色配好，配得貼臉、不出戲，就像這個人親口說的一樣，成為那時她最大的目標和樂趣。
為此她試了不少戲，嚐試過不少角色，蔚雙經曆過的跑棚、錄群雜，萬欣曾經都試過。
| 正在棚內錄群雜的配音員
2015年，與蔚雙相遇在配音班時，萬欣已是助教的身份，開始用自己的經曆和經驗去引領後輩進入這個領域。但彼時的萬欣，卻並非和蔚雙一樣對這個行業充滿希望，她站在這條路的下一步，回首看向蔚雙時，能感受到自己頭腦裏那場思想的衝撞和掙紮。
蔚雙曾向萬欣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影視劇需要配音？”她不能理解，演員表演時的原話為什麽不能保留？
課堂上，萬欣播放一段電視劇的片段做配音練習，片段是拍攝現場的影視原聲，嘈雜的人聲和轟鳴的電鋸，完全掩蓋住男女主角的台詞，他們的嘴形張張合合，卻聽不見半點聲響。
指著這條視頻，萬欣向蔚雙解釋：多數情況下，劇組為了趕工，無法提供一個可以現場收音的拍攝環境，配音便成了影視行業高速發展過程中的衍生品。加之，新手演員的大批湧入，台詞功底欠缺，在2015年之前，萬欣寧願在看原片時選擇靜音播放。
對於那時的萬欣與蔚雙來說，這個答案足夠有說服力，畢竟那時她們身在局中，享受著影視配音帶來的愉悅，無法清晰去分辨這種配音需求的市場基礎是否存在著致命問題。
第一次對影視配音感到質疑，是在萬欣接觸到大量影視配音工作之後。有一場哭戲，萬欣一連配了十幾次，幾乎哭得暈厥過去。劇組的導演就站在監控室裏，臉上淚痕未幹的萬欣透過玻璃隔斷，看得出，盡管自己哭得如此賣力，對方卻並不滿意。
“導演，我哭得太難受了，能把燈關了我再試一遍麽？”萬欣在想解決方法，腦子裏轉著這個角色此時的處境、人物關係和劇情衝突，希望自己哭得更自然一些。
熄了燈，萬欣在黑暗中穩定心緒，隨著眼前的電視屏幕亮起，角色出現，一個女孩獨自喝著悶酒，醉話越說越急，麵部表情和肢體動作張合起來，突然一個瞬間，她崩潰爆發——萬欣腹腔裏的氣息也瞬間跟著引爆，哭腔噴湧而出，鼻腔酸麻腫脹，眼淚奪眶而下。
屏幕熄滅，錄音室的燈再次亮起，萬欣期盼地看向導演，但對方仍是那副不置可否的表情。萬欣有些泄氣。走出錄音室，已哭啞的她壓著聲音跟導演商討，對方隻反複說一句：“你好像不適合這個角色。”
就在萬欣也準備放棄時，導演建議再試一條。這一次萬欣沒了心氣，隻拿出一半的情緒，但結果卻讓錄音室外的導演興奮起來：“對，就是這個感覺！”
萬欣在那一刻哭笑不得——原來他們對這出戲的理解如此不同。
“廣告配音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行業準則，但影視配音講的是戲，每個人對戲的理解千差萬別。”這個想法在萬欣腦子裏轉了很久。
萬欣在為那場哭戲肝腸寸斷時，蔚雙早已從影視配音培訓班畢業，每日奔波在各個錄音棚裏做一隻勤勞的“棚蟲”。在一次周末聚會時，萬欣向蔚雙提出了自己“哭”出來的結論，沒想到蔚雙拋出的一番話，反讓萬欣訝異了 。
“師姐，你別把咱們當演員，就把咱們看成服務員，做服務行業的。自從我把自己看成一個服務員後，導演要什麽我給什麽，就當自己是一張白紙，讓他隨便畫，這樣就好接受多了。”彼時的蔚雙通告不斷，奔波在幾個棚裏拿到不少有分量的配角，成長速度是那一批學生中最快的。
| 配音中的蔚雙
蔚雙這番話說得毫無遮掩，頗有幾分現實意味，萬欣沒想到，向來神經大條的她看事這麽透徹。
蔚雙笑起來，繼續跟萬欣打趣：“師姐，我昨天遇到一個導演，他讓我用‘一種悲傷中帶著一絲甜蜜，甜蜜中透著一股抑鬱’的情緒來說台詞，你說說，這該怎麽說？”
萬欣沒作聲，眉頭卻擰了起來。蔚雙接著說：“他後來又說，這裏我要的是一個水蜜桃，但你給我配成了一個蘋果。”
“後來你是怎麽配的？”萬欣好奇起來。
蔚雙嘻嘻笑著：“能怎麽辦？他想要水蜜桃，我就把自己想成一隻水蜜桃唄！他有需要，水蜜桃也得開口說話啊。”
可惜的是，一年多後，蔚雙幾乎很難再有這樣跟導演正麵交鋒的機會。
2018年，高速發展的影視行業猛踩刹車，作為衍生品的影視配音隨之一落千丈，像蔚雙這樣的“棚蟲”工作量大幅銳減，“接活兒”也變成了“找活兒”。
隨著配音類綜藝節目走紅，很多人發出共同疑問：演員的台詞功底這麽好，為什麽要用配音？——用配音等於演技差，在那段時間成為壓倒影視配音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次試音時，蔚雙的聲線幾乎完全貼合熒幕上那張臉，試戲的幾句台詞說得導演十分動容，讓她一度以為這個角色非自己莫屬。但幾天後得到的答複依舊是“沿用演員原聲”，並詢問蔚雙是否有意幫演員補錄個別有問題的台詞。
收到消息那一刻，蔚雙給萬欣發了一條訊息，給多年前自己的那個問題補上一條新的解讀：如果一個影視製作鏈是成熟的，配音這件事，或許本就不該存在吧？或許這就是行業裏的一個bug？我們就是bug本身。
2018年後，萬欣鮮少再參與影視配音，將工作重心全部放在廣告配音上。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與先生一起接廣告、廣播劇與有聲書的配音工作，組建起一支由20多位配音員組成的團隊。
廣播劇早幾年剛起步時，有不少人找萬欣合作，但那時影視配音市場火熱，萬欣一心磨練表演，錯過了廣播劇起步的黃金期。有沒有後悔過？萬欣覺得一切隻是機運，錯過不一定隻有遺憾，有時也是開啟另一種視角的機會。
而蔚雙依舊奔波在各類補音及群雜的瑣碎工作裏，工作質量一路下降，職業生涯亮起刺眼的紅燈，但又無能為力去改變什麽。
2021年，經朋友介紹，蔚雙接觸到一個從幕後走向台前的機會——出演一部短片，飾演一位風塵女子。這個被很多人推掉的角色，被蔚雙一口答應下來。
| 正在拍攝短片處女作的蔚雙
在那之後，緊接著一部話劇邀約找到她，錢賺得不多，但舞台的魅力足以彌補掉這些不足。向劇組投遞資料時，她翻出自己的簡曆，將職業一欄從“配音員”改成“演員”，決定正式轉型。
2021年秋天，萬欣受邀去看蔚雙的話劇首演，為了這次演出，蔚雙在暑熱裏一連排練了幾個月。演出當天，在位於北京東郊一個文藝氣息濃厚的小劇場裏，蔚雙身著一襲白色的吊帶棉布裙，頭發披散落肩，赤足踏在光潔的地板上，驚豔出場。
蔚雙一開口，自白式的開場詞足足說了5分鍾。萬欣的血液翻騰起來，她已經許久沒聽過蔚雙這樣念白了。即便在大製作劇目裏，這樣的重場戲也隻屬於主角，如果運氣不濟，熬上8年10年才能有一次嶄露頭角的機會。
但在這個舞台上，蔚雙就站在那盞聚光燈下，劇場不大，她是這裏絕對的女主角。她看向觀眾席的眼神是一種銳利的自信與傲氣，和當初那個坐在教室裏、留著短發的小丫頭相比，判若兩人。
那場話劇，穩紮穩打的台詞功底把她的戲感撐足了，為她收獲足夠的尊敬與掌聲。謝幕後，萬欣從觀眾席離開跟著蔚雙走進後台，蔚雙興奮地過來與她擁抱，臉上的濃妝花了，和著淺淺一抹淚痕掛在臉上。
“師姐，能這樣痛快地演戲真好。”蔚雙在萬欣耳邊輕輕地說。
萬欣把蔚雙抱緊了些，千萬祝福隻化作一句：“你要加油。”
不再給別人補音，不再為別人的表演做嫁衣，蔚雙逐漸認清自己：她曾以為自己熱愛用聲音去表演，但兜兜轉轉幾年才發現，她熱愛的隻是表演本身。
| 話劇舞台上的蔚雙
萬欣與蔚雙不同，從廣告到影視再到有聲書和廣播劇，一次次嚐試後剝離出的那顆本心裏，她依然熱愛著用自己的聲音去演繹人生百態。去年一年，萬欣忙得渾渾噩噩，被項目統籌塞滿了日程，很難再像從前那樣，拿出幾小時坐在麥克風前，專注去錄一段作品。
2022年第一天，萬欣給自己立下一條規矩，每天擠出一段時間享受配音的樂趣，把那些遺失的枝蔓再找回來，滋養生命。
不久前，萬欣停更一年多的公眾號重發推文，一首用聲音演繹的詩歌《觸摸自己》裏承載著她溫柔恬靜的自敘：“其實，你做什麽樣的工作，我沒那麽想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你在渴望什麽，你是不是敢夢想。”
就像她選擇的這條配音路，總有人走著走著便走向一處，成為同路人與知己。也總有人在路的另一端笑著揮手告別，從此天涯相隔。“能陪著我們一路同行的，也隻有內心的執著與勇敢”。
最近萬欣遇到一次聲音采樣邀約，讓她感觸很深。在1小時內，她要圍繞一個主題隨意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1小時後，一個伴隨型機器人通過采集她的聲音樣本做數據分析和學習。成型後，這個AI機器人將擁有與萬欣同樣的音色、語調、語氣，甚至說話節奏也十分雷同，她的部分思想也將成為AI的思想。
萬欣知道，在不久的將來，這樣的AI機器人將會成為有聲作品的另一種存在形式，而配音員即將被AI取代的可能性也將隨之升高，甚至演變成未來的大勢。
“這或許是必然的，不用逃避也不需自欺欺人，因為從以前到現在，這個行業裏最不缺乏的就是競爭。我們十分清楚一個道理，一個配音員能否被替代，不取決於對手，隻在自己。帶著目標和實力的人，總是沒那麽容易被打敗的。”
後記
今年春節回老家時，萬欣找到表妹，想當麵幫她做些配音入門的指導，她翻出自己在配音班學習時做的筆記和一本普通話教程書，打算一起送給表妹。
但意外的是，表妹早把這件事拋在了舊曆年裏。看著萬欣帶來的普通話教程書時，她慶幸地說：“學說話還要讀這麽厚的書啊，還好我沒交那3000多塊錢哦。”
萬欣笑了，不是笑自己比當事人還重視，也不是笑表妹的三分鍾熱度。
她笑的是，無論蔚雙還是自己，曾經的她們把夢想和熱愛看得比錢重。配音不掙錢，有機會進棚就好。拿不到好角色，能說上幾句台詞當配角也滿足。但現在，進入這個行業裏的、以及還在這個行業裏的人，還有多少保留著這份最初的赤誠呢？自己的赤誠還在嗎？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萬欣、蔚雙均為化名）
殷夕
不如隨鹿上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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