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縣城豆腐作坊的13年
網絡購物風潮，大概在我初三之後才緩緩吹向家鄉冀城。小縣城裏，流行的東西總是比市區慢一拍，加之深處西北，淘寶、京東時興起來則要到2015年之後了。
冀城農業不成規模，工業幾乎絕跡，靠著門麵作坊小攤，織起了小城生活的內在肌理。作坊，這個聚攏著厚重曆史氣息的詞，是一個家庭走上致富路的最小憑仗。男女老少齊上陣，不需另外租房，成本低廉，在我們縣城遍地開花。
榨菜籽油和胡麻油的油作坊、烙白吉饃的清真作坊，磨麵壓手擀麵、發綠豆芽黃豆芽、踩縫紉機做麻鞋，小城人生活的枝枝蔓蔓，都被拆解成五花八門的作坊，它們是縣城的隱蔽輕工業。買家不用去超市，隻往山貨市場走、往“西關”“東關”的街巷走，甚至直接去到手工人家裏。這樣的買賣原始簡單，不含稅，也很難計入縣城的GDP，但千百年傳承，拚湊起了全中國的無數個縣城。
如果要問中國工業文明的源頭在哪裏？我想，也許就在出門後左拐右拐的小巷子中的作坊裏。而我家的豆腐房，也是其中一員。
1
父親做豆腐是半路出家，他原本跑長途車的，一場意外背上一屁股債，車便開不成了。經人介紹，父親在冀城裏另一處做豆腐的師傅那裏學藝。母親說師父好像是四川的，孩子在老家到了讀書年紀，隻好放棄生意，否則，哪肯教呢。
說是教，大部分時候“隻看不說”，凡手藝人都喜歡留個後手——要麽師父一套幹到尾，不發一言；要麽父親稀裏糊塗做，師父操一口川音點評一通，教父親好生摸不著頭腦。父親瞧上兩回便曉了門道，拜師錢花了，手藝必須學到手，他收起害臊，咬牙買上兩包好煙，問一個問題給師父點上一顆煙、奉上一杯茶，但就算這樣，手藝也隻學到了六成。
伊始，父親的學習成果讓人不忍直視：要麽鹵水老了、要麽石膏調配多了、要麽控製不好水量，磨出來的漿不是太稀就是太稠。豆腐要賣相沒賣相、要口味沒口味，母親說，“白白糟蹋黃豆”。那段時間，我家一天三頓飯頓頓都是豆腐殘次品，所以後來我頂不喜歡吃豆腐。
生活重壓下，沒有太長時間試錯。父親全身心撲在了提高手藝上，很快，他做出的豆腐就得到了師父的肯定。我們也終於在下頓飯告別了豆腐，我和姐姐很是開心。
藝成後的2006年，父親掘了舊院西邊一塊小菜園，和泥壘磚，蓋起一間小廠房，從外麵拉來了一台磨豆漿機，又自己動手焊製了一架蒸箱，剩下的都是些不花錢的手工器具，竹隔、沙籠、木圍、千斤頂等等。
夏天淩晨3點鬧鍾鬧醒泡黃豆，氣溫高泡發快，泡久了不出漿；冬天雖可以睡前泡，但淩晨5、6點起，凍得耳朵疼。
西北早起磨豆子，無論春夏秋冬，最是磨人。磨黃豆特別要有眼力見兒，一個人掰成三個人用。磨豆漿機不能空轉容易燒壞，往往這邊機器裏的泡發黃豆末了要加，那邊接生豆漿的水桶就滿了要換，換三桶豆漿的工夫，磨盤出料口的豆渣就堆滿茲待清理；另一頭鍋爐燒開滿滿一大桶百十斤熟豆漿，正等著倒換，幹燒浪費煤。這些活兒鉚釘釘鉚眼，螺絲配螺口，一環繞一環，分心不得。
“世間有三苦，撐船、打鐵、賣豆腐”，我深以為然。9歲起，我就跟著父親在豆腐房裏打雜，但我笨手笨腳，免不了被他斥責。姐姐比我更早，六年級她就頂上去了，開動磨豆漿機不消父親教，看兩遍就會了，幹起活來甚至比幫工的大人強得多。
豆漿燒熟為止，也隻完成了準備工作，接下來的“點漿水”才是技術活，得父親上陣。我家“點漿水”的工藝就兩種，一種是拿鹵水點，即本地傳統老豆腐；二是四川師父教的石膏豆腐，也叫水豆腐、南方豆腐。從點漿開始，門道兒就截然不同了，而我最怕做水豆腐，極其繁瑣，我次次在心裏叫苦連天。
點水豆腐，要先將熟豆漿用小桶舀到刷了釉色的大口土陶缸裏，慢慢加入化好的石膏水，來回翻攪，豆漿石膏配比全憑父親的經驗，石膏不能直接幹投，否則缸裏會結不均勻小塊，一缸好豆漿就此作廢。若石膏量調配得好，做出來的豆腐又嫩又滑；若過多，豆腐則發苦發澀；若過少，豆腐就成了豆花，成不了形。其中微妙，父親總能精準控製，他調配石膏從不過秤，拿瓢從缸裏舀出倒回豆漿幾下，便知濃稠細膩程度。點漿時，他嚴令禁止我吵鬧，哪怕豆腐房內機器轟鳴不止，他也氣定神閑、超然物外。
經過石膏激化，鬆散遊離的大豆蛋白分子一個個凝聚，一鍋上好的豆花出爐了，這時候就得準備壓製了。水豆腐的壓製較老豆腐簡單，父親將兩張特製的竹隔墊在底部，上疊一個方形木框格擋，扯來一塊疏水性極好的方形紗布勻稱鋪於框中，四個角拎出，捏著鋁瓢一勺勺舀豆花仔細地打個“豆腐底”，沒有溢的了，再“先四角後中間”，將豆花密密鋪進木頭模具。
末了，一隻手揪住紗布四角，一隻手靈巧地繞結，豆腐一定要包得嚴嚴實實，漏了空重物一壓就散攤子、白費功夫了。如此這般打完結，蓋上木頭蓋，上壓兩隻裝了30斤水的水桶，接下來就由時間造物。
老豆腐的做法大同小異罷了，區別在於壓製時不上木框格擋，也算冀城特色吧。包老豆腐是個手藝活，偶爾，父親做技術總監，由我和姐姐上手，哪怕是靈巧的姐姐，時常也包得要麽太散要麽賣相不夠好。
包老豆腐時，疏水的木板上要壘一個大竹篾子，上襯一塊更結實些的方形紗布，我和姐姐分立兩側，將紗布四個角勻淨提起。父親直接在紗布中心倒進一部分豆花，捏著鋁瓢碾細，避免出現氣泡、裂紋，抹勻之後迅速地添新豆花，要快、快、快，慢了豆花沒了熱勁，水汽散不出來，鹵水那淡淡酸澀去不淨，極擾亂口感。
我們待父親添到最後一勺，紗布恰如其分裹上，不多不少，這功夫，非一朝一夕可得。豆花包好，找一塊木板鋪於其上，再壓水桶，這工序像是一種雜耍，一個桶榨不出水分，再多就榨過了，豆腐成豆渣。
壓上水桶後的老豆腐，像虛空中搭起一座倒金字塔，須反複試探平衡，和做人一樣，重在中庸。幼年幹活累了，我偶爾會對著這奇妙的平衡發呆，中學學了物理後，甚至在心裏繪製它的受力分析圖。現在，我咂摸到了，做老豆腐一如人生，而生活就像那隻加壓的大水桶，悄無聲息慢條斯理地趴在我們的身軀上，一點點地榨，我們也就像豆花一般，滲出水分成了豆腐。
2
豆腐總歸是要比豆花要多賣上幾毛錢。與別家不同，我家豆腐房不止做豆腐，豆皮、豆卷、豆幹、五香豆腐、豆腐泡這一類更瑣屑的豆製品，也一應齊備——因為它們比豆腐更能賣上個好價錢，比如，一斤水豆腐1塊6，一斤豆幹能賣2塊5。
2008年往前，我家做豆皮采用的是最最傳統的手工製作，極為耗時耗力，但父親每次做，我都站在旁邊看得入迷——他取來長約半米、寬20公分的小竹隔打底，配以成套的長方形木框格擋，上懸一大卷長條厚紗布，扯過一頭，端正地搭於木框之中，這時父親一手捏鐵瓢舀豆花，一手拿“竹蜻蜓”均勻薄厚。他身材矮小，做這工時更加費力，隻見他小臂青筋暴漲，像伏腰畫沙畫，一層抹完，拽出新的一段紗布覆在豆花上，後複折一層，繼續加豆花、抹平、加布……
父親本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隻有做豆皮的當兒才難得安靜，我也願意湊在他身旁瞧。長時間彎腰，父親常常痛得直不起身，一發作，他就喚我快快尋止痛膏藥給他貼。所以豆腐房的專屬味道，除了黃豆的清香，還有彌散著的隱隱約約的膏藥氣味。
地麵上豆水四溢，機器的嘶吼、父親的指令、潮熱的蒸汽、黏乎的汗水，一起裹束住我。父親、姐姐和我在一片蒸汽氤氳中相互配合，話癆如我，往往耽誤了活計——“管子裏沒氣啦、該往鍋爐添煤啦、豆漿桶要溢出來啦、快閉嘴幹活”，姐姐處處管著我，她幹脆利索，最煩我這個黏人精。做豆腐本就苦悶，三個人在80平米見方的作坊裏頭抵頭地幹活，一句話不說苦悶就更上一層樓。從早上7點開始一直重複重複再重複，不光我，父親的脾氣也變得沸騰，時常與我們發生爭吵。
姐姐性格剛執，一言不合甩手不幹，反鎖進小屋生悶氣，任憑父親謾罵和掂恨，她都秋風過耳、巋然不動；我就慘啦，父親會將姐姐那一份怒火一並瞄準我，我一邊做活，一邊還得當好“出氣筒”。為此我倆動輒慪氣，我想模仿姐姐的英姿，可骨子裏是個軟柿子，父親拿捏得當，幾句話便能擊破我的心理防線，我不得不老老實實回去幹活。
接著還得剝豆皮。年幼做不了重活，人又傻不啦嘰，我常常被姐姐委派到西北角儲放豆皮的小屋裏剝豆皮。這活兒枯燥，極考驗耐心。熱騰騰的豆皮好剝，冷了就會幹在紗布上。可新鮮出爐的豆皮因為含有大量水汽，手上一個不小心就撕毀一張皮子，撕毀的皮子賣不了錢，隻能後續加工成豆腐卷或五香豆腐。
所有豆製品中，豆腐皮尤為好賣。這樣一想，我心裏還挺釋然，自己杵在小屋裏剝豆皮，含金量一點都不比在隔壁忙碌的姐姐差。但我蠢笨病又犯，毀掉的皮子數見漲，父親一檢查，便會祭出打罵大法，所以我極度厭倦豆腐房、厭倦幹活，厭倦父親的輕蔑眼神。
做豆腐利潤微薄，為了多掙錢，隻能多做、多出貨。貨多了，母親那一個小三輪自然賣不完，為了開辟新市場，我家又添置了一輛三輪，父母倆人一個在自家小攤固定出攤，一個上午忙豆腐房，下午利用寒暑假帶著我跑村走莊搶生意。
冀城不大，人口卻有五六十萬，吃飯的肚皮也多。母親的攤位在西關，除開主城鎮外，其他各個鄉鎮幾乎沒有經營豆製品的，父親自然瞄上了這明晃晃的“市場空白”。好馬配好鞍，要致富，生產工具就得升級，父親的“三馬子”是他自己動手改造的，用現在的話說叫改裝。父親的改裝隻從掙錢出發，他在車廂四周焊上鐵架加高，箍上油氈布，一側車廂裝飾上塑料布招牌，印上貨物種類、聯係電話。
父親帶著我，開著改造後的三馬子，從縣東頭的沙溝地一頭鑽進縣西頭深山腹地的朱雀圉鎮，來回往返，喇叭吆喝不斷。沙溝地是國道一側的采砂廠聚集地，有著大大小小的私人沙場，交通偏遠但工人眾多，廠子裏食堂也不少，是個賣貨的寶地；朱雀圉鎮靠近火車道，是冀城另一處較大的村鎮，距城中心偏遠，大集格外熱鬧。
冀城地形是個碗，四周高山圍攏，山與山之間的隴原上散落著眾多居民，三輪車馬力撐不到那麽旮旮旯旯的地，我們隻能繞著縣城周邊，專注趕當地村鎮大集。如果第二天確定趕大集，頭天晚上我們就得連夜開工，防止出現斷貨。睡得晚，又得起早裝貨備貨，我眼冒綠花，被父親一頓笤帚掃下床。
3
冀城當地過年愛做炸食，一進隆冬，迎祖祭祀，家家戶戶炸肉丸子、幹豆皮。所以冬季趕大集好，格外掙錢。但西北冬天可不留情麵，被窩外零下一二十度，寒風像貓舌頭舔耳朵直往耳眼裏鑽，毛細血管豐富的耳朵、嘴唇、手指頭寸寸皸裂。
豆製品裝車過程繁瑣，為了節約來回取貨的時間，我們每次都絞盡腦汁地計算，爭取利用上每一寸空間。但還是會有貨物不夠賣的情況，距離縣城較遠的鄉鎮，人們采購東西不便，趕一趟大集便要扛回幾個化肥袋子，我們一車的貨便被搜刮幹淨了。
出院子門迎來一個下坡，到底對著鄰居家1米長的牆，拐彎急，巷道實在太窄，“三馬子”完全就是擦著牆溜。每次裝完貨，我看著父親開車出門到坡下轉彎時，心裏都得“咯噔”一下，生怕車輪打滑。出得門去，我倆共擠車頭，先去幫母親支攤，然後再帶著一車貨物踏上趕集之路。
我之所以願意跟父親趕集賣貨，是因為他會在途中為我買小籠包、油餅、韭菜大包這樣的吃食。我是頂愛吃包子的，嘴饞沒骨氣，極易受父親蠱惑。在這點上，姐姐比我強不知多少倍，她才不會因為口腹之欲委曲求全。
我愛吃，父親更愛。母親則不同，兢兢業業、勤儉持家，飯菜都是自己在家做好帶去，從不願意把錢花在犒勞嘴巴上。我想，女人總是比男人偉大些，男人將家庭視為依靠和起點，女人將家庭視為歸宿和終點。一個家庭裏，女性往往付出的更多。
祭奠完五髒廟，“三馬子”一路西行，顛簸著趕往朱雀圉的大集。路上，裸露的鐵軌被太陽光一照，晃得眼疼，我坐在父親旁邊，看著大地上蛇行沒有盡頭的鐵軌，幻想著異鄉的火車正朝著陌生城市飛馳不停。
大集上人潮湧動。放寒假了，小孩紅的綠的蹲成一團打陀螺，零星的鞭炮聲隨著孩子們的尖嘯回蕩在村道鄉野。街道兩旁早早擺開陣勢，商販們坐在小板凳上閑談叫賣，好不熱鬧，其後的民房門頭大多鑲嵌著“天道酬勤”“平為福”“福滿園”的花鳥瓷磚。一處紅磚築就的院牆外，有個手寫春聯的攤子，周圍擠滿一圈腦袋，眾人皆盼望著在春的序章裏收獲幸福。
我和父親瞅見一處空地，忙將三輪車倒進去，不一會兒，我們也張羅好了攤位。1個多小時了，生意稀疏。父親隨即打開小喇叭，開始廣播：“年糕、豆腐皮、火鍋丸子、豆腐卷，樣樣都便宜，樣樣都實惠；火鍋、燒烤、炸丸子，批發零售，量大從優。”
街麵上做生意就得有聲響，廣播一開，客源湧來。先是一個人兩個人跑過來，好奇看熱鬧，接著就會引來更多人，王家帶李家，老鄉吆老鄉，人氣就旺起來了。
該我上場了，顧客到跟前，全靠一張活人嘴皮子。買東西的叔姨伯舅，看見我一個小孩子賣貨，更加驚奇，我又嘴甜，來人皆叫一聲“姨姨叔叔”，殷勤推銷：“年糕1塊錢3片，您買3塊錢的給您再搭1片；豆腐是5塊4毛，四舍五入給您拋掉算5塊；姨姨，您拿這個火鍋料，‘秋霞’好吃又便宜，比‘紅九九’實惠多了……”
有時候，父親看我拋價去零頭太厲害，肉痛不樂意了，非要和顧客爭那5毛錢。我固執起來，覺得父親駁了我這個小人兒的臉麵，竟反過頭幫著顧客教訓父親。我們爺倆臉紅脖子粗，好幾次針尖對麥芒，引得顧客連連驚奇，更是瘋狂搶購。
其實現在的直播間賣貨也有這招，“帶貨人和品牌商反目”，而這橋段，我上小學時竟就用過了。互聯網上熱門的“情感營銷”，在之前的時代就已在農村大集上顯現，“神奇三秒膠，航空母艦都能粘”“你問我菜刀貴不貴，廠長是我表哥”，這樣一想，當年那個站在“三馬子”旁努力賣貨的小孩，提前了十幾年就過了把直播帶貨的癮。
曆史果然是個圈，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早就曬幹成鹹魚。
夏天的生意就不好做了。那個年頭，西北大多數家庭不會專門置辦冰箱，豆製品腐爛得很快，夏天不易保存，顧客極少會大肆購買，一次也就買一兩頓的量。
所以一到夏天，父親就忿火中燒——家裏的豆製品即使放在冰箱裏也會黴變發臭，除了丟掉別無他法；出去賣呢，生意慘淡，70斤一麻袋的黃豆冬天得泡兩袋，夏天也就是能用半袋有餘。為了多盈利，家裏另做了些麵筋、涼皮這樣的小吃食，縣東頭沙溝地的工人們愛吃，解暑換口味。
父親照例開“三馬子”，這次我坐在車廂裏，跟一旁塑料筐裏滿滿的貨物為伴。我隨身帶著從圖書店租借的漫畫，路不平展，搖搖晃晃，我鑽進漫畫裏打發時間，到了地方下車，我倆再鑽進沙溝地那條彎彎曲曲的小路，沿路叫賣。
工人也沒多少閑錢，生意時好時壞。賣小吃得卡時間，有次我在家貪玩，躲屋子裏看漫畫，耽擱了出攤時間，等我們到了地方，正好趕上了工人食堂開飯，涼皮就賣不動了——所以我們必須要趕在開飯前、或者周六食堂不開灶時過去。
那天，我和父親帶著沒有兜售完的大半筐貨物回家，路上父親的指責不斷襲來，幸好他沒發現我的漫畫書。父親最見不得我讀這些無用的小人書了，他認為學校裏發的那些課本才是正經書，讀漫畫書就是玩物喪誌。為此，我倆三日兩頭地玩貓抓老鼠的遊戲，漫畫書被我小心翼翼地換地方藏匿，縱然如此，也難逃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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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賣貨，我更憎惡的還是豆腐房的日子。豆腐房裏沒有春秋，除了冷就是熱。
夏天雖然是淡季，但每日依舊需要開工。冀城夏季幹熱，一絲風都沒有，這樣的天氣裏，我們也要用鍋爐燒生豆漿。這是個頂苦的差事，每當我打開鍋爐口往裏麵添碎煤，短暫的幾十秒，風一灌，熾烈的火星子霍地噴湧而出，熱浪幾乎要把我吞噬掉。黃豆大的汗珠從我額頭上湧出，藍色半袖後背早就反反複複地濕了又幹、幹了又濕，風幹後留下一層白色鹹跡。
豆腐房更是跟蒸桑拿似的，或許是自幼在豆腐房幹活，我長得白淨，和西北人特有的被太陽炙烤過的膚色不同。母親常常歎我像個女娃，當然不止膚色，我處處都與家庭的整體性格不太相符。
偷懶間隙，我穿著拖鞋戴著圍裙，蹲在院子裏的台階上看豆腐房，蒸汽像煙雲一般從窗戶、門、風扇口絲絲縷縷鑽出來，直直向上，白濛濛水汽簇擁著磚紅牆壁，像太上老君的煉丹爐。水汽擴散變化，院子裏竟有些仙氣淼淼。我對著這奇景出神，繼而聯想到“86版西遊記”裏淩霄寶殿蟠桃會上那大片大片的雲氣。
父親偏愛和我作對，總在我浮想聯翩時喊斷我。
我最害怕冬天。家窮，好鞋子上學穿，我和姐姐做活時隻有大人的泥鞋，在水裏趟來趟去，又累又拉垮，父親的那雙鞋還有股子經年不散的腳臭味。夏天我還能穿個拖鞋糊弄，冬天卻非穿不可。
冬天豆腐房屋內蒸汽熏蒸溫度頗高，幹起活來熱得人衣服都要濕透，但膠鞋裏卻始終濕漉漉、冰哇哇的，踩實了難受得鑽心疼；一推開厚重的門簾，一股錐心刺骨的冷氣刮麵，內外冰火兩重天。
在這環境幹久了濕氣重，人容易患關節炎。母親和我一樣懼怕冬天，一到冬天，她的凍瘡如約而至，皸裂結痂，日複一日，防不住。
小學四年級時，班主任蔣老師挑了周三的一個傍晚來家訪，而我事先並不知情。父親接的電話，我們正在趕工，機器裏正磨著豆子，姐姐在給剛壓製好的豆幹刷糖色，父親放下手機，就叫我去巷子口接蔣老師。
小巷裏有三戶人家，出了小巷拐上一條大道，踱到黨校門口。我穿著笨重的泥鞋戴著圍裙站在路口張望。半晌，蔣老師推了一輛黑色自行車過來了。他先是詫異我的打扮，到了我家門口，又問：“怎麽附近還有工廠？”
我低著頭沒答話，請蔣老師進家門。顯然，我家正忙碌的工作現場讓他看得目瞪口呆，機器離不了人，父親一邊忙手上的活，一邊指揮我燒水泡茶。擺攤的母親聽說蔣老師來家訪，也早早收攤趕了回來。
家訪那天蔣老師說了什麽，我已全然忘記了。唯記得他剛進門時，驚訝開口：“我說你怎麽天天上課打瞌睡，原來是這樣。”
這個剛從師範學院畢業的年輕男老師，雖然他管教我比對其他人更嚴格，雖然他喜歡拿竹板打學生手心，我也三天兩頭挨，但自此後我卻從未記恨過他。我家裏做豆腐的事也在小學班級裏傳開了，課間總有人以此開涮。不過，我並不為此煩惱、也並不為此自卑。除非，是麵對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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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對中國人來說是富有意義的一年。在那年年末，我們家用幾年間攢下來的錢購置了3台新機器。它們的到來，可以說正式拉開了我家豆腐房生意“黃金十年”的序幕。
起初，母親不允父親購置新機器，那時家裏仍欠著外債，債務期限一次次拔長，去舊來新，堆成母親心頭的一座大山。小攤生意不溫不火，我們手工做的都賣不完，更何況新機器會做出更多，再多再好，賣成錢才是王道，母親害怕好不容易攢下的積蓄打了水漂。
父親與她有著截然不同的想法。他個子小，膽子卻大，堅決要買機器，像賭徒一般與生活博弈。現在，我也能理解他——一個男人，在貧困的急切逼迫下，往往會生出不一樣的膽量，窮則思變，他過夠了苦日子，遂急切地想要改變生活，而靠做豆腐、賣豆腐能掙幾個錢？
時代悄然變化，父親意識到：要想掙錢，第一步就得先改變生產力。他夜裏對母親說：“孫猴子都知道找件趁手的兵器，想掙錢怎麽能不投資呢？買！機器必須買！”
父親在某種程度上是崇尚科技的人，從做豆腐伊始就采取了與眾不同的技術。其他傳統豆腐作坊熬豆漿都是拿大鐵鍋，父親不，他借錢買下了一架小型鍋爐，用蒸汽壓力來熬，不僅快，一次出的量也大，甚至去掉了鐵鍋那股鍋燒味，唯一的缺點就是成本太高。那時見母親害怕，他就說：“眼光放長遠，以後這個鍋爐還得派上大用場。”
這次買機器，仿佛就是為了配合先前買的鍋爐，產量大花樣多，才能讓鍋爐發揮出應有的價值。
很快，豆渣攪拌機、豆皮機、剝豆皮器就運回了家。3台機器轟鳴，響徹我家小小的作坊，好像宣告著，從這一刻起，豆腐房真正走上半自動化的軌道。
新機子投產，需要磨合的地方仍有很多。父親在豆皮機上加焊了一個自己設計的三邊閉合的“投放筐”，以防止豆皮堆疊多了變形（這個環節以往需要我或姐姐值守）。他的三板斧徹底解放了我和姐姐，母親難得不吝誇讚：“屎殼郎推糞球，可算是能幹了一回。”
父親彎腰畫豆皮、我惴惴不安剝豆皮的日子，就此結束。
為了填夏季的生意，父親又購置了年糕機，甚至專門在豆腐房裏辟出一塊地。年糕除了零售，大部分都被燒烤攤預定。暑假一放，外出讀書的大學生陸續回鄉，花椒采摘季和廟會也隨之而至，流動燒烤攤和炸串店跟著活躍起來，年糕的生意開門紅。
到冬天，父親身上的擔子就更重了，豆腐年糕兩手抓。家裏之前雇了工，先隻雇了一個長工，到冬天忙不過來，父親便又招來一個短工。越臨近年關豆腐房越是忙碌，幾台機器一刻不停，人也跟著機器轉。
年關給工人開的都是雙工資，父親想多掙錢，繼續走薄利多銷的老路子。這可苦了我和姐姐，父親幹起活來愛亂發脾氣，我也知曉每天工作量巨大，做豆腐每時每刻都需卡時間，這樣高度緊繃的狀態，是個人都受不了。
進入臘月，事多繁雜，豆腐房不光是往出掏，也得往裏進，黃豆、江米、煤炭也得跟上，豆腐房空間小，隻能少量多次地拿貨，沒幾個店家願意送，我和姐姐又成了免費勞力。
一個臘月，我家平均每天要消耗掉300斤黃豆、近400斤江米，這個量對一個家庭作坊來說是產能過強。母親曾自豪地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那麽多人過年要吃咱們做的豆腐、年糕，沒有我們這樣的人辛勤勞動，別人怎麽過好年？社會還怎麽轉？”
母親這話，讓我對“地球離了誰都轉”這句真理第一次感到懷疑。想想也是，要是沒了母親這樣的底層勞動者，沒了像我家這樣的一個個小攤，對於普羅大眾來說，生活也許會增加諸多不便，少了許多人間的味道。而對於像父母這樣的勞動大眾來說，人間的味道就是與疲憊生活博弈的熱乎氣。
小小的豆腐房也被父親梳理出了一套“人走屋淨”製度——做豆腐地麵上容易積水，要是不勤加打掃會發餿。幼時我貪玩，安排到我了，我總是甩兩下掃把糊弄過去，等到父親來檢查，發現電燈照耀下的一攤攤積水殘留，二話不說抄起掃把就是一頓胖揍，藉此我形成了人走燈滅的條件反射。
那時候，我覺得一年真的太漫長了，常常期盼自己快快長大，或許就能遠離豆腐房的喧噪。父母卻渴望著更忙碌些、更忙碌些……童年時，我甚至說過希望顧客少點，我就能多休息的“鬼話”，此時，母親會像看腦癱兒一樣，和其他大人哄笑。哪有嫌掙錢多的？我從未想過自家的生意紅火，是母親的苦心經營；我從未想過掙錢難，常常和姐姐一起鬧罷工。
直到一個大雨天在小攤幫工時，我看見街對麵站著一排老人，提著竹籃賣自家種的蔬菜，既怕避雨失掉顧客，又怕菜被雨水泡爛，進退不得，可街上空空蕩蕩，哪有買菜的人？
“一籃子菜才能掙多少錢？雨天菜價賤，農民吃口飯多不容易。”母親文化淺，但提點我的話總讓我刻骨銘心。
“我們雖然忙點累點，可還能掙上錢，人隻要勞動就能過上好日子，就像你學習一樣，世上無難事，隻要肯吃苦。你看看從一顆黃豆做成豆腐、豆皮，得經過多少道工序，人也是一樣，為了過上好日子，得吃多少苦。”母親說，“你要是不好好讀書，那就和我一樣，做一輩子豆腐。”
但我就像一顆總也泡不開的黃豆，笨拙得讓人心生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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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裏請的長工阿姨總是換人，好幾個幹了兩三天就叫苦不迭要跑路。其實不怪她們，豆腐房的活兒幹起來沒完沒了，廠子裏起碼有個節假日，作坊裏哪有，活兒多時往往還要耽誤她們回家。男工呢，我家既招不來，也招不起——冀城男女工工資標準是不一樣的，而且男工都愛吃煙喝酒，小本生意經不起。
於是我和姐姐就得泡在豆腐房裏。現在想想，也不能怪我貪玩，10歲的孩子，你讓他像個成熟工人一樣幹活？
我和姐姐經常邊幹活邊和父親吵嘴，父親“大男子主義”，對我們的教育幾乎談不上什麽方式方法，絕招就是棍棒。我倆常常因為他口無遮攔撂挑子不幹，去小攤找母親，或者溜出家玩。這樣的結果就是回來後免不了一頓皮肉之苦。我中學的政治成績一向很好，大概就因為父親和我就像那資本家和工人，所以我對馬克思批判資本原始積累和剝削有著樸素的情感共鳴。
後來，我們終於招來一個穩定的長工，是一位藏族“阿拉”阿姨。“阿拉”阿姨是經人介紹來的，個高、精幹，幹活麻利，對我異常的好。她有個比我小4歲的兒子，每當父親斥罵我時，“阿拉”阿姨就會在一旁給我說好話。
“阿拉”阿姨來了之後，豆腐房的生意輕鬆多了。我和姐姐並沒有把她真當幫工，飯點，“阿拉”阿姨同我們一起吃飯，她有時也會操持做飯。我最喜歡她做的酥肉疙瘩湯，據說這是她老家的一種食物——洗幹淨的五花肉切小片下鍋翻炒，炒酥之後加土豆丁、胡蘿卜丁、蘿卜片再次煸炒，最後兌進骨頭湯；蕎麥麵摻上小麥粉和麵，待湯沸騰後，拿筷子吊出一個個小疙瘩，下進湯裏；湯再二次沸騰了，將切好的油菜碎合進去，臨出鍋時，再撒上幾把翠綠鮮亮的蒜苗芫荽沫。吃一碗，一整個冬天胃裏都是暖洋洋的。
豆腐新鮮出爐時，散發出的那股清香沁人心脾。我和姐姐吃豆腐傷了，但其他豆製品還是愛的，我最愛吃豆油皮。
所謂豆油皮，是熟豆漿在靜置過程中，凝聚在表麵的一層皮。豆油皮曬幹後類似腐竹，但味道卻吊打腐竹八條街。一大陶缸豆漿，最多也就能拿三張豆油皮。豆油皮凝成取決於豆漿的濃稠度，磨漿水放得多，豆油皮便凝結不出。這也是判斷一鍋好豆腐的標準。
豆漿我和姐姐都不怎麽喜歡，嫌太濃稠有豆腥味，“阿拉”阿姨倒是非常喜歡。“阿拉”阿姨有一頭油亮茂密的黑發，我想肯定和喝豆漿有關係。母親罵我“山豬吃不來細糠”，想想她說得確實也對。
現在我倒是愛上了豆漿。可外麵賣的現磨豆漿，太稀薄沒有豆味。自從我家豆腐房停產，我再也喝不上小時候那像奶一樣的豆漿了。我曾經嫌棄的，是再也得不到的珍貴。就像在手工作坊時代，人們常常抱怨作坊的低產出高成本。可等工業時代到來，機器取代人工，人們又會懷念起作坊時代的好。
大概是我小升初時，家裏靠豆腐房和小攤生意又攢了些積蓄，外債也補得差不多了。母親起心動念想翻新老房子，父親看著一院破爛家當，咬了咬牙，說：“翻新不如重蓋。”
老房子原是一個小三合院，修豆腐房掘了的小菜園是我童年的“秘密基地”。當時園裏有一株葡萄樹，父親拿大鋸鋸樹時，我傷心得坐在門檻上直哭。
母親打算蓋個“小二層”，父親再咬咬牙，說：“要不再疊一層？”冀城老家有個習俗，誰家房子蓋得高，誰家的生活就過得紅火。父母都來自農村，父親老家更偏，坐車得一個鍾頭，他們倆這些年在縣城打拚，免不得成為同鄉眼裏的焦點。
母親明白，父親是想在同鄉麵前揚眉吐氣。窮地方人就這樣，先敬羅衣後敬人，母親過了半響，說：“幹脆我們起個四層樓，樓頂做成豆腐房。”
父親被母親震住了，這回輪到他沉默了。
母親說幹就幹、大幹特幹，東挪西湊地借錢。自此，我們一家，豆腐房、小攤，工地，三頭忙活。為了省錢，晚上父親帶著我們自己當小工，挑磚、攪沙子、推倒舊屋、挑完整的青磚紅磚……
新家就這樣一點點地支棱起來，豆腐房也紮在了新房的四樓。日子風風火火，父母的同鄉們來我家買貨時，一聽我家蓋了新房子，四層，都驚呼起來，而在之前，他們總是調笑嘲諷父親。
在城裏蓋了屬於自己的房子，這件事讓父親自尊心爆棚。那段日子是家裏最歡快的時光。父親難得溫和下來，蹲家裏修修補補，忙裏偷閑時，會站在各個角落打望新房，眉眼裏皆難掩光彩，那是一個中年男人的如願和驕傲。
7
2019年，母親的小攤被取締後，家裏的豆腐生意也跟著轉讓出去了，那幾台曾承載我們一家“黃金十年”的機器，也一並轉讓了。姐姐給我打電話時，我正在部隊服役，入伍的前一個冬天，我還在家裏豆腐房打下手呢。
從2006年至2019年，整整13年的奮鬥史。我家的豆腐房，也成為了冀城裏正逐漸消亡的手工作坊之一。我們這個小家庭的激蕩，對小城來說，不過是時代發展中一朵浪花。
靠著豆腐房，我們一家脫貧奔小康，盡管沒能富有，但正因為有了這樣一門手藝，我們才得以溫飽、體麵的生活。母親總以為她的“傻兒子”以後要接老子的班，做豆腐、賣豆腐，不承想，這生意順其自然地結束了。
因著給豆腐房幫工，我和姐姐的寒暑假作業從沒有做過，開學前一周才瘋狂抄一抄，家庭作業也一樣，這狀態一直持續到我高二。姐姐聰慧，成績照樣名列前茅；我則在班級裏吊車尾，成了一個標準的差生。小攤和豆腐房，構成了我的童年、少年時代，如今，被一一割舍，我真的有種恍然如夢的感覺，仿佛活了兩次。
對於豆腐房，我始終含著一股複雜的情愫，摻雜著對父親的埋怨、童年生活的疲憊，我偶爾腦子裏會閃回，在西北冬夜裏磨豆子、燒鍋爐、做豆皮的浮光。我猶記得那時候姐姐也饞嘴，我倆將土豆、紅薯埋進爐灰，煨熟後，在忙碌間隙分吃這份美味。有一次，我甚至在爐灰裏埋進兩個雞蛋，想以此收獲兩個噴香的烤雞蛋，結果因為忙碌，心心念念的烤雞蛋最後被炙烤成了焦炭。
家裏不再做豆腐後，我頭一次吃上了從超市裏買來的豆腐，總覺得味道不對。我時不時和姐姐開玩笑，說要是論做豆腐，沒人能比我更能堪稱“老師傅”了，豆腐的品質優劣，我一抿便知。
不過在此之後，我也永遠找不回記憶中的味道了。那味道中濃縮著一個家庭作坊的激蕩，一整個縣城作坊時代的記憶錨點。而浪頭打過，一切的一切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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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老家在河北的一個小村莊，在我小時候，村中間有條土路把村子一分為二。路南邊住的都是“大戶人家”，每家多則二十幾口人，少的也有十一二口，他們吃大鍋飯，過著祖孫幾代捏堆兒的生活。
我們村管這樣的大家庭叫“老家兒”，“老家兒”裏總有一位長者負責掌管家事，要麽是老父親，要麽是老祖宗，他們無一例外都認為祖孫幾代聚在一起過日子才叫“人丁興旺”。可一大家子人吃住在同一個院兒裏，免不了勺子碰鍋沿兒，吵吵嚷嚷是常有的事。要是在傍晚端碗麵條走向路南邊，保準能聽到東家孩子哭，西家老婆嚷。在一片嘈雜聲中，隻要掌家的人喊一聲：“別號喪了！”那家的院子立馬變得安安靜靜——這，就是大家長的威力。
在“老家兒”裏過日子幾乎沒什麽隱私可言，年輕小夫妻就算再向往自由也是不敢輕易提分家的。因為隻要一開口，男人就會被冠以“不孝順”“軟把兒”（怕娘們兒，沒出息）的名號，這輩子也甭想在村裏抬起頭來。這樣的代價，不是誰都能承擔得起的。
可路北邊就不一樣了。那裏是廢田補的新宅基地，村裏俗稱“大北頭”，隻稀稀拉拉地住了一些年輕夫妻。這裏的住戶大多要起早貪黑做買賣，所以大白天經常看不到幾個人，門前屋後也總是冷冷清清的。我家就住在這一片兒。我奶奶走得早，爺爺重男輕女，我媽見不得他偏愛孫子忽視我，我爸又想自己做事，於是兩人不管別人說啥，早早就帶我出來單過了。爺爺過世後，我又相繼有了三個妹妹，我媽說：“得虧我們搬出來早，要不在‘老家兒’生這一堆丫頭，我就得沒日沒夜的幹活兒贖罪，累也得累死！”
那時跟著“老家兒”一起生活的媳婦可以懶點兒，但不能生不出兒子，否則不僅要受外人欺負，還會被一些本族親戚排擠。在這樣的環境裏生存，很多沒有兒子的女人也會覺得自己低人一等——這一點，從我媽身上也能看出來——雖然她會因別人喊我們“小丫頭片子”跟人家吵得急赤白臉，但我曾好幾次聽到她私底下跟我爸說：“誰讓咱沒兒子呢。”
她的爭吵，似乎更多是為了給自己掙回一點可憐的臉麵。
我家因為女兒多被人嘲笑，但好賴是自由的，可我們的老鄰居強叔強嬸就沒這麽幸運了。
強叔的大名我不知道，隻知道他小名兒叫“老強”，村裏的一群孩子便從小喊他“強叔”。強叔國字臉、高鼻梁，濃眉大眼長相挺闊氣，就是不怎麽愛說話。從我記事起，見他都是低著頭，低頭做事，低頭走路，低頭抽煙。因為老愛低頭，他細長條的身板總像是有佝僂，肩膀明顯一高一低，我媽說那是他長個子的時候拉種事（一種人力播種的農器）壓的。
強嬸個子不高，但長得溫婉，小鼻子小嘴小圓眼，一頭棕發又細又軟，經年用一根布繩綁在後腦勺，漏出光潔利落的大額頭。她的話也不多，但是愛笑，見誰都是一副笑模樣。婚後，她一連生下了三個閨女，名字裏都帶一個“麗”字。
早前，他們一家五口也在路南邊的“老家兒”吃大鍋飯。因為沒兒子，為人實在的強嬸在婆家備受欺辱，常常是幹在前、吃在後。她的妯娌生了兩個兒子，是家裏的“大功臣”，不僅可以少幹活兒，吃飯添碗也要強嬸放下碗筷去幫忙盛。
一天，強嬸下地回家，進門就見自己的女兒二麗、三麗靠著牆根哭，滿頭滿臉鼻涕帶汗的。大女兒大麗滿頭滿臉的土，正和堂哥拽著半隻玉米棒子僵持著，他們的爺爺帶著啃玉米的小孫子在旁邊逗哈哈，權當沒看見。
奶奶見到兩個孩子在搶玉米，急忙趕出來，一下一下地扇大麗的頭，嘴裏罵道：“臭髒丫頭子吃什麽？快點撒手，把棒子給你哥吃去！”
大麗不哭也不鬧，就是不撒手。強嬸見狀趕緊上去勸，老太太卻打罵得更起勁兒了：“丫頭片子還搶幹飯，再不鬆手就給她賣嘍去！”
聽到這話，強嬸再也忍不住了，也不知從哪兒生出一股力氣，她一把推開老太太，還嘴道：“丫頭片子怎麽啦，哪個不是你家的？”
老太太和大孫子踉蹌倒地，這可惹惱了一大家子人，強叔上來就給了媳婦一耳刮，老太太也爬起來打她，老爺子在旁邊振呼：“去，你們給我打死她去！”
一家子人按倒強嬸連扇帶踹，哭罵聲引來鄰居拉架，她才得以坐起來。突然，強嬸扒拉開人群就往茅房跑，不一會兒拎出一把沾滿屎的鐮刀，瘋了一樣追著婆婆、妯娌砸，眾人都驚得不敢攔。
強叔趕上去搶，強嬸指著他哭喊：“今兒要是不分家，我娘兒仨就死這！”
於是，被嚇到的強叔當天就拉著架子車帶著家當、妻女在“大北頭”搭了窩棚。
2
很快，強嬸拿攪屎鐮刀打公婆的事就傳遍了四鄰八村。老人見到她就罵“少調教”，在大街上朝她吐唾沫。年輕媳婦們則認為強嬸發瘋是故意的，“看她平時和和氣氣，平時都攢著勁兒分家呢。有能耐借個事兒就把家分了，可惜搞得自家爺們兒半條街麵抬不起頭……”
閑言碎語滿天飛，甚至連小孩子都跟著受牽連。他們說大麗這丫頭丁點小就有心勁兒，一聲沒哭，愣是把玉米棒子從她堂哥手裏搶過來了，“跟她媽一樣，狗肚子裏長牙——又能忍，又心狠”。
一時間，強叔一家人成了過街老鼠，村裏人都對他們避之不及，隻有我爸媽上趕著去幫忙，又是給他們送吃食又是借東西。為了幫強叔蓋起兩間土坯房，我爸還把我家準備蓋水果窖的椽子都扛了過去。
我媽跟強嬸談得來，她對我們說：“咱們兩家一樣，我能理解她。我們這代人從小給兄弟們當墊腳，就等著在婆家生個兒子翻身呢，但這一連串丫頭哪個公婆看著不鬧心啊？她這是早憋了一肚子氣了，要不是逼急了，誰也做不出那事兒來，畢竟街麵上占不住理。”
強嬸大概也是這樣想的，分家後，她憋著勁兒想再生個兒子挽回顏麵，可還沒等孩子生下來，強叔就出事了——因為蓋房欠了賬，一向老實本分的強叔竟跑去外村的地裏偷紅薯賣，被人家逮著送到公安局，判刑一年。
後來，我媽在土坯房裏幫強嬸接生——還是個女孩。強嬸失望至極，她喊來大麗，讓她去外婆家喊人來。夜裏，新生的女嬰被強嬸的娘家人帶走了，大麗從此變得更加沉默。強嬸跟我媽商量：“嫂子，咱把這事兒爛肚裏吧，就說是個兒，生下來死了，傳出去也好聽點兒。”我媽心軟，陪著強嬸一起掉淚。
沒幾天，強嬸公公婆婆聽到信兒就趕到了“大北頭”，他們連門都沒進，懟在土坯房門口跳著腳罵兒媳婦“害了新孫子、坑了老兒子”。街坊四鄰勸不動，強嬸在月子坑裏隻能忍氣吞聲，大麗撿起磚頭扔出去，砸了她爺爺的後腳跟，被薅住狠揍了一頓。
從此，兩家人恨死了對方，再也沒有登門來往。
強叔回來的時候，大麗都上小學了，他找到我爸，說想和我家一起做小生意。我媽想著做生意披星戴月的，多個人手也多個照應，就答應了。
我們兩家父母外出的日子裏，大麗就成了我們所有人的大姐。那時我和二麗隻有五六歲，三麗還要小一歲，我的那幾個妹妹就更小了。有了大麗幫忙照看，我媽就再也不用拖家帶口地出門了。沒大人的時候，大麗就愛說話，她拿土坷垃在泥牆上寫字畫畫，像小老師一樣教我們。我們學不會，她也不惱，一遍遍地教。她還教我們種花，挖個坑扔兩顆太陽花種子，蓋好土又在周圍培一圈小土圍，大麗說：“這樣澆水就跑不了，全都滲進土裏讓種子喝飽。”
我說：“大麗姐，你知道的真多。”
大麗揚起下巴，一臉興奮：“那可不，我學來的，書上就這麽畫的。”
大麗很勤快，大人不在家的時候，遇到村裏放水，她就哄著我們幾個小的用水瓢和大碗把兩家的水缸都打滿水；她還帶我們掰玉米棒子，她在前麵掰，我們在後麵撿，地裏又熱又紮，棒子葉劃得我們的臉和胳膊又痛又癢，我和三麗喊“吃瓜”，大麗卻堅持要把那趟地掰完才肯出來。
大麗放了學，會帶我們出去玩，但也不讓我們閑著。要麽一人背一個大筐，要麽一人拿一個大輸液瓶子，等玩夠了回家，我們不是拖著滿筐的豬草，就是往瓶子裏裝滿了喂雞的螞蚱。一次，我們和一群男孩在野地裏玩耍，不知為啥打了起來。見我們掛了彩，在一旁打豬草的大麗拎著鐮刀追著男孩們跑回村子，直到盯著大人把自家孩子臭揍一頓才肯罷休。
我一直敬佩大麗，甚至還偷偷羨慕二麗、三麗，想著“要是我也有這樣一個顧家又護犢子的親姐姐就好了”。強嬸對這個懂事的大女兒也特別滿意，她跟人聊天都忘不了誇：“看我這大閨女，眼裏全是活兒，長大恐怕是一把好手，將來誰娶了誰有福。”
3
我上小學以後，家裏的土房就不能住了，漏雨漏風不說，老鼠長蟲到處鑽。彼時來“大北頭”安家的年輕夫婦越來越多，一些頭腦活泛的開始種藥材、跑大車、做生意，變著法兒地撈錢。之後，一幢幢寬敞明亮的青紅磚房陸續建起來，小院子裏花果飄香，歡聲笑語，往日僻靜的“大北頭”悄然變成了村裏新的“中心”。
我媽參觀了好幾家的新房，打算按最新標準給自家蓋一套大磚房。蓋房的時候，強嬸跟著忙前忙後，閑下來就仔細打問：磚花了多少錢？水泥花了多少錢？人工又花了多少錢……我家的新房落成後，強嬸這個屋子瞧瞧，那個屋子轉轉，滿眼的豔羨。我媽跟我爸說：“你看吧，老強媳婦也動心思了。”
我媽猜得沒錯。之前我們兩家好，每年換季給孩子買衣服幾乎都是一樣的，因為大小個趕個兒，兩家孩子還可以倒換著穿。可自從我家蓋房後，強嬸就不給女兒們買衣服了，為了省錢，她隻在趕集時買塊布，照著衣樣給大麗做身新的，然後讓姐仨挨個往下傳。
那幾年，我都不願意去強嬸家吃飯，因為今天明天後天都是一樣的清湯寡水煮麵條，吃得三姐妹滿臉菜色。其實那年月我家也不富裕，蓋房更是把積蓄用了個幹淨，但好在爸媽做生意，手裏有點流轉的現錢。我媽怕太節約會耽誤我們長身體，她偶爾買條魚、買塊肉，就讓大麗她們三姐妹過來改善夥食。
大麗上初中時，她家的新房還沒有眉目，可強嬸就開始為大閨女的婚事操心了。她踅摸附近哪個村子種藥材的人多，哪個村子做生意的人多，趕大集的時候，她還關注哪個村的人舍得花錢。她跟我媽說：“好小子就那麽多，得提前先預備著，萬一大麗考不上呢？”
大麗的學習是出了名的棒，怎麽可能考不上高中？可她中考真沒發揮好，竟考了個全年級倒數。她去了廣州，說是要在那裏邊打工邊備考成人大專，逢年過節也不回家了。
一次，我問二麗：“大麗怎麽不回來看看？”
二麗閃爍其詞：“也回來過，時間短，你也不在家。”
我媽說她從沒見大麗回家，每次問強嬸，她就遮遮掩掩的，也不好再問太多了。
大麗懂事能幹，二麗也不賴，以前事事有大姐在前麵頂著，她還不顯眼，可自從大姐離開了家，她就儼然變成了第二個“大麗”。
二麗的學習成績也很好，每次考試都是班裏的前幾名。她還繼承了強嬸的勤儉，她的鉛筆、橡皮都是值日時撿同學不要的，本子也是考試得的獎品。那些本子她都是兩麵寫，有時還會用橡皮擦了鉛字再用第三次。
1997年夏天，我和二麗迎來了中考，強嬸也終於決定要蓋新房了。房子剛豎起筒，他們一家四口就隻能擠住在院牆外臨時蓋的窩棚裏。我媽覺得姑娘大了不方便，就喊二麗三麗來我家睡。
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天黑也不見二麗姐妹過來。我和我媽打著手電去接她們，看到他們一家正忙著修窩棚。強叔的脖子上係著塊塑料布，拎著鍬挖土，試圖在窩棚口墊起一條擋雨壟。二麗在撅著屁股往床角的被褥上蓋塑料布，可那床早就濕噠噠的了。強嬸外出抱磚，想壓住被大風刮起的窩棚布，三麗就給她撐傘、打電筒。
我媽上前幫忙，強嬸趕忙阻止，喊二麗姐倆跟我們走，省得一群人全淋雨。可是二麗不肯走，她決意要幫爸媽弄窩棚。我媽勸他們幹脆都去我家湊合一宿得了，可強叔夫婦不肯，最終一群人修好窩棚，姐倆才跟我們來。
那天晚上，二麗睡在我旁邊，翻來覆去的。
到了放榜的那天，我沒考上高中，委屈地哭了。二麗以不錯的成績考上了縣高中，她摟著我說：“別哭了，我也不上了，咱倆一塊兒打工去。”我以為她是在安慰我，也沒顧得上多問。
後來，家裏給我找了個職業高中，我羞於告人，就偷偷去了學校報到。開學半個月之後，我放假回家才知道，二麗真的沒去上學，她說家裏蓋房，錢緊，她不想讓爸媽太難，剛好有親戚介紹工作，她就去縣城藥棧給人切藥片去了。
我勸她：“咱兩家情況一樣，我能上學，你家再緊也不至於讓你上不起學吧？”
二麗沒聽勸，又去了藥棧。
入冬時，強叔家的新房落成了，那天強叔把爆竹從胡同口鋪到自家門口，強嬸把近幾條街的鄰裏都請來暖房，唯獨沒請公婆。強嬸當著眾人的麵說：“沒人管（幫）俺，誰也不靠誰也不欠，我這閨女戶照樣住新房，有孫子的想住還住不上咧！”
大麗依然沒有回家，三麗負責端盤子續水，我和二麗蹲在泡滿洗潔精的大鐵盆邊洗碗。我發現二麗的手指紅腫滿是裂口，像咧開嘴的胡蘿卜，我看著心疼，但也不好多問。
後來我問我媽，二麗的手咋成了那樣？我媽說藥棧的活兒不好幹，淩晨3點多就要起來趕市，下了市還要給秋冬的鮮藥材剝皮切片。鮮材怕傷熱，有的要泡水剝，“甘草桔梗還好，趕上南星、沙參類毒性強的藥材，手碰到了又腫又癢，嚴重的臉腫成麵盆，當年就因為太遭罪我們家才沒幹這行”。
4
暖房後第二天，二麗又去縣城上班了，等過年再回家，她訂婚的消息就在村裏傳開了。
在我們老家，女孩不上學就找婆家的情況不在少數，二麗紅著臉跟我說，她的未婚夫比她大兩歲：“家裏蓋房沒剩下錢，三麗剛上初二，大麗在廣州學成人考試也省不下錢。我婆家做藥棧，條件還行，看我肯幹，給八千八彩禮，說結了婚就幫我們也開一家藥棧。”
離開校園不到一年，二麗似乎老成了不少，我恍然覺得她身上有大麗的影子。驚訝之餘我還是為好姐妹高興，畢竟那年頭，我們村的彩禮才六千六，自身條件好些的女孩都想嫁去縣城。二麗未來的婆家在縣城開藥棧，是有樓有車還有錢的富戶，以二麗的條件，算是高嫁了。
1998年“五一”，二麗結婚了，因為雙方都不夠領證的年齡，隻能先辦酒席。接親那天，我見到了二麗的老公，他瘦瘦矮矮的，不愛說話，被人“鬥親”還是旁邊的小兄弟們幫忙接茬。看他人還挺老實，我就放心了。
高二下半年，我離開了職高去北京討生活。不在家的日子，我和二麗漸行漸遠，隻聽說她婚後的日子過得不錯，不僅有了自己的貨棧，還能不時接濟娘家。隻是她流產了好幾次，直到2002年才生下了一個兒子。
那年年底，“非典”爆發了，恐慌的民眾盲目囤藥，藥市生意十分火爆。平時庫房存的十幾噸菊花隻能賤賣，一夜之間竟漲到十四五塊。二麗夫婦發財了，又是買房又是買車，每次回娘家禮物都把車子塞滿了。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村裏的風向似乎變了，當初生了一群閨女的人家日子都翻了身。閨女們回娘家，無論有錢沒錢，沒有一個是空手的。反倒是那種生了好幾個兒子的人家，壓力特別大，若是沒準備好彩禮、“三金”和分家單過的新房，連相親都排不上號。
那段時間，強嬸抱著外孫出去轉街，逢人就說還是生閨女好：“是包火柴都惦記著給家裏買，幸虧不是仨兒子，要麽連飯都吃不飽。”
她這話裏有話——強叔親哥的家兒子多，當年在“老家兒”一塊過日子的時候，妯娌處處壓強嬸一頭。如今，妯娌的小兒媳還沒進門，大兒媳就因為彩禮給的不一樣鬧開了，還揚言“不補齊就不讓他們痛快結婚”。妯娌再也沒了往日的驕傲，她愁得見人就叨叨：“什麽世道呢，她都娶了好幾年了，當年能跟這會兒比嗎？”
這下，強嬸可算是揚眉吐氣了。
有了二麗幫襯和補貼，強嬸再也不像以前那麽摳搜了，給三麗的零花錢也多了起來。可能是過去的日子過得太拮據、匱乏，三麗花錢大手大腳的。她原本就比兩個姐姐懶，還饞，好幾次我媽趕集都見她抱著一堆零食邊走邊吃，“哪像個要相婆家的女子喲”。
三麗沒考上高中，想在縣城裏混，於是二麗就發動身邊的資源給她找對象。生意人眼光賊，三麗沒學曆、沒背景、沒長相，又沒個吃苦耐勞的精神和機靈勁兒，好人家都看不上她。相親半年沒有結果，閑話傳了半個村子。
最終，三麗左挑右選，嫁給了本村的一個老實巴交的男孩。她結婚那天，強嬸對女婿說：“我就知道三閨女和我最貼心，打小你們不知道我多麽偏著她，吃的、喝的偷偷給她買多少回。她最小啊，在我心尖子上，倆姐姐加一塊兒都沒有她享受的多。原本我就打算把她放我身邊，你看，這真是天意。”
我媽揶揄她：“這下好了，饒了人家二麗，就指（望）你三閨女吧。”
強嬸沒回話，笑嘻嘻的。
婚後，三麗兩口子開始跟著二麗學做藥材生意，他們希望可以像姐姐姐夫那樣，遇到好行情一夜暴富。
可是“非典”之後的那幾年，本縣藥棧的生意一直不穩定。一些經曆過暴富的藥棧老板膽子被撐大了，總想著逮到機會再大吃一口，紛紛辦理抵押貸款，大量囤貨。藥材如同期貨，囤對了暴富，囤錯了倒黴，那幾年藥市時不時就會傳出哪個老板囤砸了貨一夜之間賠光老本、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消息。
二麗家的藥棧生意時好時壞，她老公不管事，全靠二麗一個人。三麗的老公又不服二麗，覺得她一個女人家頭腦不行。他寧聽外人的建議也不聽二麗的，結果在一單生意上賠了一大把，一氣之下不幹藥材生意了，要去跑出租。二麗苦勸妹妹妹夫，他們也不聽，她隻好擠出十幾萬幫妹夫買車。
之後，三麗老公在縣裏跑車，三麗就帶著孩子住娘家。二麗心疼爸媽操勞，往娘家跑得更勤了。那幾年，村裏人經常能看到二麗大中午的跑回來給家裏送吃的，屁股還沒坐熱，又要趕回縣城去看鋪子。等外甥女要上學了，二麗幹脆把她接到縣城，跟自己的孩子一樣帶，三麗繼續留在父母身邊。
我媽說：“二麗套著個大工服，灰頭土臉，一點不像個做生意的，也不知道她這日子怎麽過的。”
5
2018年，我們村建小區，考慮到樓房采暖好、上廁所不冷，我就想買一套給爸媽住。二麗聽說後趕緊聯係我，想看看一起買能便宜點不。
那天，我在院子裏，遠遠聽見一輛車“轟隆隆”地開過來，緊接著車門一響，二麗跑進院子朝我招招手：“快快快，咱倆得快點，我兒子看店呢，我得趕回去送他上學。”
見她風風火火的，我趕忙跟她鑽進車裏，等坐穩了才有時間仔細看她如今的樣貌：她單薄的長脖子上頂了個焦黃的大腦袋，小臉瘦脫了相，凹進去的眼睛又紅又腫，眼角還粘著幹巴巴的眼屎。她的腦門兒上依稀可見淺淺的橫紋，皮膚灰蒙蒙的，嘴唇也幹裂了。身上掛著的工裝肥垮垮的，已經髒得看不出是哪個藥廠送的——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她也不像個藥棧老板，更像一個送貨員。
“你咋成這樣兒了？”
“嘿，切片來著，沒收拾，這麽看人家會不會給咱便宜點兒？”她笑道。
“我是說，你咋弄個這頭發？”
“頭發快掉光了，也沒時間收拾，這樣省事兒，還顯得頭發多。你不知道，家裏就我一人兒，又看鋪子又切片。這兩年行情不好，切片工又貴，能省就省。”
二麗嘟嘟囔囔，埋怨老公不管事，啥事也沒人替自己。女孩子都這樣，沒出嫁之前，生活裏盡是玲瓏淘趣；嫁人之後，人就像拖著殼的蝸牛，日子又沉又緩，逐漸沒了生機。
我們看了房，還比較滿意，於是買了上下樓，這樣兩家父母相互有個照應，我們在外麵也放心。
2019年，我爸媽搬進新家，因為兩家挨得近，我隻要回家就會去強叔家串門，我和二麗的姐妹關係又熱乎了起來。
2022年的大年初二，我約了二麗喝茶。臨近中午，我家樓下突然傳出哭鬧聲。我打開門，就聽見三麗那尖銳的哭罵聲：“吃你幾口飯，你就想遮天啊？老的小的你都想管，你怎麽不管老天爺啊？”
我和我媽趕緊跑下樓，強嬸強裝笑臉迎上來，打算遮掩過去，三麗把她媽攬到一邊，說：“怕什麽？誰家沒個糟心事兒，有什麽好丟人的，都是老鄰居，正好你們來評評理！”
三麗哭天抹淚地把事情原本倒出來：中午開飯前，二麗招呼外甥女端盤子，小孩玩手機遊戲沒動，二麗抄起手機就摔了，孩子哭了起來。強叔強嬸心疼外孫女，免不了說幾句，二麗一氣之下就吼了強嬸一頓：“在城裏孩子乖著呢，一回來就不聽話，都是你們慣的！”
這話把三麗給惹著了——自打閨女上學以後，就一直跟著二麗在縣城生活，她們母女聚少離多，感情甚至都有些生分了。三麗幹脆坐下來，開始掰著手指頭數落二麗的不是，什麽“我閨女輕易不回家，回家怎麽就不能慣兩下了？”“你掙倆錢就趾高氣揚的，跟家裏人說話從來都沒好語氣”“你三天兩頭往回跑，就是想顯擺自己能耐……”
剛開始，二麗還回兩句：“還不是因為你懶？”後來她就當沒聽見，開始自顧自地看手機。三麗鬧完了，拉起老公閨女就要走，臨走又留下一句話：“姐夫為啥跟你鬧離婚？大麗為啥不回來？媽，我要是你們就爭口氣，不住她這破房子！”
我這才知道，二麗老公過年沒來，是因為兩口子正在鬧離婚。我媽扶著強嬸坐下，開始數落她：“三麗就是你慣的，隻興她掐尖兒，不興人家開花兒。二麗再不好，給她操了多少心啊？你得慢慢說她。”
強嬸歎口氣，說自己的三個閨女都懂事：“最委屈的是老二，當年為蓋了房，她都沒上高中……”
這時，二麗猛然大哭起來：“你別說了，我沒上高中，那是因為我傻。”我越勸，她越哭得無所顧忌，那“嗚嗚”聲震得我耳朵疼。
後來我問我媽，二麗經常吼強嬸嗎？我媽說人老了不跟形勢，難免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年輕人說話張口趕在氣頭上，過了就過了。“再說了，大麗常年不回家，二麗大家小家、裏裏外外一把抓，也是夠操心的。三麗是個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人，常年累月擱誰心裏沒點兒埋怨？二麗做的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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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麗拖了許久，還是跟老公離婚了，上高中的兒子自己選了跟爸爸。村裏人傳閑話，有的說二麗嫌男人算不明白賬，不讓他去鋪頭，影響了夫妻感情；有的說二麗老公早就在外麵胡搞了，離婚是遲早的事；還有的說二麗的兒子在鋪頭上跟她吵，嫌她強勢、眼裏隻有娘家，把家給拆散了……
那段時間，二麗很少回村裏，倒是三麗三天兩頭地騎著電動車往縣城跑，一待就是好幾天。她又是幫姐姐看鋪子，又是照顧二麗和閨女，還得時不時回來看看強嬸。每當村裏人問起，三麗總是愁容滿麵地說：“有什麽法子呢，我二姐可憐啊，總得有人管她吧。”
我媽冷眼旁觀，認為三麗可算是熬出頭了，恨不得趁機滿世界出二麗的洋相：“果然是傷人最深是至親啊，你們幾姐妹可別這樣。”
臨近2022年歲末，許多人都“陽”了，我爸媽也沒能逃過。等他們康複後，我趕緊買了機票回家。剛放下箱子，我媽就催我去樓下看看二麗，說她也“陽”了，在娘家養病，“一個人可憐的不行”。
我媽一直挺惦記二麗，也很心疼她。一次，我媽看見二麗給娘家送米，幹瘦的像得過大病的人，柞著倆胳膊，一手拎一個米袋子，從背後看就像地裏唬鳥的稻草人。
我也曾勸過二麗幾次，就算是一家人，也要有邊界：“既然成家了就各過各的日子，管太寬又不落好，真是犯不著。想當初你爺奶連生男生女都管，最後招了一堆恨，誰的福也沒享著。你放著輕鬆日子不過，圖啥呢？”
二麗想了半天也沒想明白，她說：“這三鄉五裏的，哪家不是這樣，不都這麽過麽？大麗不在，我不管誰管呢？”
我再問起大麗的下落，她又不吱聲了。
沒過多久，我外出拿快遞時碰上三麗，她抱個電飯鍋，隔了老遠就喊：“哎呀，你回來啦！快去我媽那兒看看吧。二麗在呢，都‘陽’了一個月了也不見好，我硬給她接來了。你看看，一個人可憐的，我剛給她熬的雞湯，正好咱一塊兒去……”
三麗和強嬸在廚房有說有笑地捏餃子，我進屋拍了拍二麗的胳膊：“有啥不痛快說出來，我知道你心裏不好受。”
二麗扯了一張紙巾，埋下頭，過了良久才紅著眼說：“你知道大麗為啥不回來嗎？”
1995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二麗在家撞見三麗偷錢買冰棍，就把她訓斥了一頓。放錢回去時，二麗看著盒子裏的錢，突然想到自己長這麽大了連個零花錢都沒有。那一刻，她鬼使神差地從盒子裏抽出了一張50元錢。“我當時隻是想手裏有點錢，沒有想要買什麽，也舍不得買”。
當晚強叔強嬸回家就發現錢少了，那時候50塊錢不是小數。強嬸立刻懷疑是大麗幹的——因為前陣子她要錢買本子被拒絕了。強叔因為自己的偷盜前科，出獄之後一家人好多年都抬不起頭，於是他把其他家人轟出去，鎖上門就對大麗“嚴刑逼供”，可木板子都打折了，大麗還不承認。
強嬸剛琢磨是不是錯怪了大麗，轉頭就在廁所的磚頭下找到47塊錢。二麗心裏明白，自己偷錢、藏錢被三麗看見了，她趁自己不注意，又把錢偷去買東西，破開了。但這時候承認無疑是撞在槍口上，二麗不敢。
大麗挨了一頓毒打，中考前夕，她的屁股腫到連凳子都坐不下去。她內心憤懣又委屈，一個月沒跟家裏人說話，中考結束她就收拾東西跟同學去了廣州。從那之後，她會按時給家裏寄錢，但再也沒回來過。
二麗說：“我上了初三才知道，大麗是想買個本子做留言冊，她跟我一樣知道家裏不容易，自己就知道省，不是必要的東西絕不亂花錢。就這，爸媽也沒給她買，我還讓她傷透了心。”
“後來也沒找過她嗎？”我問。
“我爸找過，她躲著沒見。”二麗說，大麗先在廣州打拚，後來去加拿大留學了，“她走是對的，我留在這家裏，一輩子苦，隻落下個‘懂事兒’的名兒。大麗比我有福，她不在我就是老大，頂了她的活兒，說到底還是我活該，活該我苦……”
二麗抻過一張紙巾，又把眼睛埋了進去。
之後的一段日子，我沒事就去樓下陪二麗，但沒有再勸她。有時候我想，如果我當初留在老家，沒準也會是家裏的一個“二麗”。她在縣城做生意，什麽道理不懂？她隻是不想選擇“自私”的那條路而已。
在三麗和強嬸的精心照顧下，二麗康複了。一天，她對我說自己得回去看鋪子了：“今年行市好，得掙點錢，外甥女學習不行，以後有的是花錢的地方呢……”
我歎口氣，說：“行吧，你高興就好，人生沒有對錯，怎麽活都是一輩子。隻是小一輩兒不好管，你可別太期望太多了。”
“我帶慣了她，這也是我給自己的任務。人活著總得有點奔頭，把她帶大了、結了婚，我的任務就算完成了。”二麗平靜地說。
尾聲
閑時無聊，我曾跟我媽討論過強叔強嬸一家的事。
我媽認為強嬸作為母親有點過分了：“送孩子、蓋房子，哪樣都是為了麵兒，就是不想想閨女們好不好，真是過得糊塗。這樣的媽，要我我也走。”
在我媽的印象中，大麗懂事早，從小有心勁兒，幹啥都有樣兒，一看就是個能幹人。她去了廣州再見點世麵，就更能成事兒了：“我覺著就是不挨打，她也不會回來了。”
對於我媽的這番話，我感到特別詫異——她和強嬸生活在一樣的環境裏，都曾被歧視，心態怎麽差別這麽大？
我媽說，她生下我四妹的時候，一看又是個女孩，當時就下了決心：“生兒生女我選不了，但過什麽樣的日子我能選。你們是我身上的肉，我苦就算了，隻要有娘在，就不能讓你們受委屈。還有，要不是你爸帶我做生意，我也看不透那麽多。環境很重要，選擇很重要，想過好日子，這都挺重要。”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