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幼兒園中班起，父母親便開始試探著“往外走”，幾周、幾個月，從杭州、蕪湖，轉到重慶。父親想把一家人盡量攏在一起，於是我小學時代輾轉多地。我心裏明白他們是為了我以後的發展鋪路，但我的成長一團糟，幾乎成了父親的翻版。上大學前，我從沒談過戀愛，冷漠卻渴望表達，放縱卻努力克製，認識的人都說我特別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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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淩晨1點，我出生在四川省瀘州市的一個公立醫院。白天，父親躺在家裏看到了本拉登襲擊美國雙子塔和五角大樓的新聞，“那裏麵都是全世界的精英啊，說不定我們孩子就是投胎過來的”，他逢人就喋喋不休，自豪於我出身不凡。
母親那時還在醫院裏昏迷不醒，產後大出血她要動第二次手術，醫護卻到處找不到我爸的人。情況危急，外婆簽了手術同意書。母親後來向我描述當時的情形：“就是在爬山，我緊緊地拉住繩子。每次快要爬上懸崖的時候，就滑倒，我想起你還那麽小，不能沒有我的照顧。最後，拚命咬著牙就上來了，剛好醫生在拍我的臉，說醒醒。”
待我們回到家中，父親仍舊遊魂一樣，他連抱我的姿勢都不對，差點把我憋死；好幾次帶我出去轉悠，不是磕壞額頭就是撞壞鼻梁。父親單位分的福利房破舊潮濕，經年累月地漏水，母親坐完月子後，外婆再也忍不了了。臨走前，她對母親說：“孩子他爸不靠譜，也不上心，別指望著他帶孩子。”
父親是90年代西南交大的大學生，機電專業，從峨眉山分校畢業後回瀘州進了一家國營機械廠。我倆溜達時，他總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自己當年多刻苦，中高考他都一枝獨秀，但在愛情上一竅不通。懂事後，我問他大學怎麽度過的，父親支支吾吾，“大學女生太少了，沒談戀愛”，出社會相親時才認識我媽。
我媽對他的第一印象並不好，介紹人說“隻大5歲”，但見麵後父親佝僂著背，衣著老式、麵相老成，像大了10歲不止。同行的朋友說不合適，看著太老了。外公外婆卻很滿意：“這是大學生哦，了不得。”母親從小很聽兩老的話，結婚了。
我打架很猛，長到4歲，隻要我受到一點欺負，哪怕對方有幾個人，體格比我大，也要拚到頭破血流，非打回來不可。小孩之間的矛盾雞零狗碎，幹了什麽壞事也會很快忘記。我心安理得、隨心所欲地搞破壞，為此爸媽給我轉了七八所幼兒園。
周圍人多番數落父親，但小時候我最喜歡的大人就是他——父親會從小攤上給我買好玩的DVD，用台式機放給我看；教我組裝台式電腦，給我做計算機啟蒙；追著我喂飯，直跑到公共廣場。幼兒園的多次轉學，就是出自於他“多換個環境，讓小孩有更多接觸的機會”的教育理念。
母親似乎對感情“免疫”，不算冷血，隻能說她對愛和子女完全沒有概念，隻是匆匆完成著社會給女人的既定任務。父親則進階為“逃避”，現在刷到短視頻裏有關感恩或愛的內容，會慌慌張張地劃走。這樣兩個人，很少能站在對方立場上考慮。
母親頭上有個哥哥，而父親是奶奶5個孩子裏的老幺，家裏把唯一的讀書機會給了他。長大後，我似乎理解了父母那些“固化認知”的因由。叛逆期後，我開始頻繁對抗，並加快逃離。
2008年，父親單位改製，領導班子更替，效益下降，他拿到手的薪水降了一大截。母親中專畢業，一開始在報社上班，後應聘上了沃爾瑪的導購員，再升上領班。我們家的生活勉強過得去，但父母皆不想白白耗著。瀘州就業機會實在有限，他倆決定一起去外地碰碰機遇。
伊始，父母怕萬一他們在外安頓不下來，讓我受苦，我時不時被他們寄放在外公家裏。等他們幹出點名堂，便回鄉接我。我們搬到新家，漏水潮濕的舊福利房租了出去，新房子寬敞了些，方便叫奶奶來照顧我了。
等到我上小學時，他倆又摸索到了一個去杭州的路子，我則開始了長期在外公家的寄住生活。父母拎著包，我哭著拽衣角不讓他們走，他倆安慰了我幾句，便不再回頭。外公用力把我拽開，我從窗戶往下喊：“要早點回來啊。”直到他們消失在小區大門外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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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時轉學過多，我沒留下一個好朋友。小學開學報到，外婆領著我，看著其他小朋友呼朋引伴，我第一次嚐到了膽怯的滋味。外公家三代同堂，外公外婆、舅舅舅媽、表妹分別占據一間臥室，所以我隻能一直睡沙發。環境氛圍突變，又得學著瞧別人眼色行事，我吃不下飯、睡不了覺，隔壁姨婆來哄，才騙我吃下第一口。
我家裏的寶貝台式電腦被搬到外公家客廳，但再沒人領我去買DVD了。有次舅媽心血來潮，我又按又擰，機子反應極慢，界麵亮起來後顏色暗淡，明顯發潮荒廢了。舅媽打開了單機紙牌遊戲，鼠標點了幾下便“呲”地黑屏了，再無法亮起。我確信，我的好朋友——電腦裏那些蹦蹦跳跳的小人，就此永別了。
外公和舅舅進了縣城，在長江起重機廠打工，但骨子裏仍是鄉村那套節衣縮食、棍棒教育的理念，一點兒雞毛蒜皮做得不合他們心意，便“賞”我一頓打，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落差如此之大，我每天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漸漸地，我學會了偽裝，跟從於他們的“美德”，掉了一顆飯，就趕緊撿起來吃掉。
大多數時候，動手打我的都是外公，“棍棒底下出孝子”，舅舅和媽媽都是這樣過來的。舅舅性格也暴躁，看不慣時也拎著竹鞭對我一頓抽。他們甚至拔掉了電話線，因為隻有我父母會打來，我接了就不讓掛。那時我不理解，後來才知僅僅是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他們的暴戾恣睢，讓我覺得很壓抑、害怕。我向父母求助，他倆說，“習慣了就好，你會獨立的”；我說被打了，他倆說，“好了好了，我們先掛了，你記得吃飯”。
我渴求甜味，卻被他倆灌了一包水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望。長大後，我把“獨立”踐行到極致，什麽都靠自己，也堅信自己能夠做好。
表妹小我兩歲，也皮，我們常和小區同伴一起玩捉迷藏，在新搬回家的電腦上玩“4399”。出門時，她也惦念著我，怕我太孤獨；生病了，她喝一口枇杷止咳糖漿，也給我塞一小杯，因為很甜。
臨到節假日，舅舅舅媽帶著她，外公外婆則帶著我，兩撥人分開過。外公外婆在農村有眾多親戚，也可能是看我太苦相，每次“走人府（走親戚）”時都一定會把我帶上，試圖以此來提振我的“士氣”。這個舅舅、那個姑媽，隻要有一家辦宴席，外公外婆就去“隨份子”，我就順便蹭吃蹭喝，在陌生環境裏住好幾天。
有次，他們帶我走了一個很遠的親戚。親戚家一兒一女，玩耍時意外把我的左眼劃傷了，疼得我睜不開眼。大人們也沒說帶著我看醫生，先用土法子搗鼓，直到徒勞無益，女主人才慌了，怕我父母追責，先是安撫我，要我自認調皮，與他們無關，然後給外婆倒貼紅包，撿了些土雞蛋和蔬菜，讓她幫著圓謊。
回去的路上，外公外婆打雞罵狗，外公還逮住我，要強行把我左眼掰開，外婆則在一旁祈禱“阿彌陀佛，菩薩保佑”，我的左眼更疼了。到家後，左眼照舊睜不開，外婆破天荒地讓我給父母打了電話，受傷的理由換了一個——是我自己擱幼兒園撞牆上了。
電話那頭父母將信將疑，可也毫無辦法。7歲的我第一次有了自己“命不好”的預感。
幸好，調養幾天後，我的眼睛能睜開了，所有大人都長舒一口氣。外婆說這都要歸功於她平日裏去廟裏拜神、拜菩薩，拜得勤快，上天顯靈。
父母隻有過年時才會回來，他倆帶著給我和表妹的新衣服，零嘴小吃，不斷描繪著異鄉見聞。外公外婆、舅舅舅媽反應不鹹不淡、零零落落，話題不得已轉向養老保險、子女教育。外公當著他們麵，難得誇我：“這孩子很懂節約，每天給他3塊錢的路費，總等最便宜的公交，來回隻要2塊錢。他這學期攢了50塊，讓我幫著存著交給你們。”
團圓飯吃完，父親收了我辛苦攢下的50塊錢，偷偷把我拽到一個角落，說：“（你）外婆他們很勢利，每月給他們打了1000塊做你的生活費，可你現在還是這麽瘦。他們喜歡在外麵‘打腫臉充胖子’，給XX結婚時送了3次（紅包），他們500塊，舅舅家500，你媽1000。”
我呆呆地望著父親，不太能理解他說的話，此時母親還在餐桌上口若懸河。
“因為（你）外婆總覺得你媽在外麵掙了大錢，其實我們在杭州也存不下多少。杭州不適合我們，很快就要換城市了。（我覺得）你在這裏過得不好，等我們立穩了腳跟，到時候再把你轉學過去。”父親也不管我能不能聽懂成人的算計，自顧自地敘述著。
一股陌生的氣息從父親身上散發出來，自他毫不猶豫收下我的錢開始，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麽溫柔，麵目可親。
母親日常泡在父親的抱怨裏，轉頭就向外婆交了底。他們一走，外婆就衝我嘀咕：“你爸說些什麽，說我沒有照顧好你的生活，克扣你的生活費。哎呀！早知道你這次春節就跟他們一起去杭州唄！”外公也附和：“說再多也沒有用！外孫外孫，為什麽要加個外字？畢竟沒有親的那麽好啊。”
這種不受待見的生活，讓我愈發寢食難安，我做夢都想逃離外公家。可兩年後，我才等來心心念念的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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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劉老師教語文，每天放學前都要把一眾孩子趕去操場，排列整齊後才慢悠悠地向我們強調作業、規矩，再說些有的沒的，才讓一旁久等的家長領人。我個頭矮站在第一排，被迫聞著他的口臭，承接橫飛的唾沫。劉老師精熟表麵功夫，像某個央視兒童節目的主持人，轉臉就對學生圖窮匕見。
在外公家寄住久了，他們越發對我膩煩，表妹大了，我支愣在客廳也不是個事兒，挨教訓的次數水漲船高。父母也覺得我太“造孽（可憐）”，瀘州實驗小學在我出生那所醫院下麵，離外公家很遠，我每天早上6點起，坐40分鍾公交，跌跌晃晃地趕到學校，傍晚再趕回去。
父母費了一番工夫打聽，托管班隻負責學生午休和放學後的2個小時，直到聽人說，劉老師家寄宿了一個學生，他們就忙不迭想把我也送去。劉老師淡淡應下了，雖嫌錢少，他體諒我父母打工不容易，就忍了。外公那邊已對我全無好感，自然沒有太多挽留。
父母覺得為我尋了一個好去處，我卻覺得這陌生冰冷的環境跟外公家差不多。我才8歲，卻早已習慣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我對劉老師更加順從，他給我和寄宿同學布置了額外的作業——寫大字，背莫名其妙的詩歌，閱讀名著寫800字讀後感，輕輕鬆鬆占去我的休息時間。當時少兒頻道正播著《豬豬俠》《果寶特攻》，沒有我的份，電腦更是摸不著。
不過至少，書籍中的瑰麗故事拯救了我，“白雪公主”“小豆豆”“小王子”的境遇讓我覺得自己也能等到未來，但這一切截止在晚上9點半——劉老師會關燈關門。
我時常饑餓，一種精神和身體上雙重的餓。有次劉老師夫婦外出，我和那個同學待在家，我順手拿起一根麵包吃掉，就像同學做的那樣。劉老師夫妻倆回來後，指著茶幾上放麵包的位置，眼神淩厲，叱罵我：“沒有跟我們說，就拿桌上的麵包吃了嗎？這種行為叫偷！”
我問同學為什麽能吃，師母瞥我一眼，說：“別人一月生活費交3000，你交1500，這能比嗎？還有你別忘了，生病、資料、衣物的錢還得自己出。你父母給的不夠，上次生病都是我們掏的錢。”
那個同學不會為我出頭，他早已諳熟這法則。
打工間隙，父親回老家辦事順便看我，他提著牛奶水果上門，劉老師便戴上麵具，收禮、討好、試探。父親一走，他又恢複尖酸刻薄，父親送的牛奶水果，我還是沒有份。
我老是不由得把自己代入童話裏悲慘主角的境地，幻想著能改變故事的走向。可惜，幻想終究被沉悶現實打敗。
二年級結束了，父親剛好來接我放學，一見麵，我就飛快地撲了上去，但他隻是木訥地站著，一點兒高興的樣子都不願意裝出來。那幾天，我生病發燒，拉他陪我打針，他一路責怪我為什麽生病了。我低著頭不說話，直到針紮進屁股，眼淚才不受控地湧了出來。
打針的姐姐為我圓場：“之前兩天都是一個人來的，怎麽今天打針就哭了，是因為見到爸爸太激動了嗎？”
父親局促不安地站著，嗓子裏好不容易擠出幾聲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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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時，我轉學到蕪湖，終於和父母團聚了。蕪湖是安徽的第二大城市，從一年級開始就學英語。轉去的公辦學校不打算收我，可我爸工作單位跟他們有合作關係，最後還是把我“通融”進去了。
頭天晚上，我對新的學校尚存著些期待，結果第二天在教室裏隻收了些嫌棄和冷眼，甚至連課桌和椅子都沒有。班裏的男同學們圍著我，一個男同學走上前假意問我從哪兒來的，我的回答還沒出口，他一腳就把我踹倒了，我倒在地上，骨頭疼，勉力爬起來拍了拍新衣服上的腳印、灰塵。直到下一節英語課老師進來，他們才一哄而散。
我腦子裏嗡嗡的，根本聽不清老師說的什麽，下課後也不敢找人問，隔天被留堂，我又悄悄溜走了。英語老師的排外毫不掩飾，在他們眼裏，我隻是一個鄉下來的土包子、差生。我惶惶不安，但心裏明鏡一樣，跟父母告狀也沒用——他們接到英語老師電話後，狠狠地罵了我一頓。
第四天中午，英語老師找上門來，把我扯到教室外麵，拿一把大人手掌寬的教學直尺打我手心，打一遍問我一遍，直到我雙臂都漲得疼痛。
我從零學起，音標自己買錄音帶。學習上指望不上父母，他們一個大學生、一個中專生，卻隻是迫不及待地把我丟去托管機構，回家再惡狠狠地提問。父親變化很大，我才發現他如此暴戾，動輒在公共場合大吼大鬧。我一度覺得很羞恥，但我也莫名學會了。叛逆時，也習慣了惡語相向，根本不顧引起了路人多大的反應。
在蕪湖求學的時光，父母的關係也不太平。母親吃不慣蕪湖的飲食，一心想回到重慶，發展機遇更大，離瀘州也近，父親想要再緩一緩。
一次他們吵得激烈時，不知道是誰用力把裝著剛炒好菜的不鏽鋼碗“哐當”扔在地上。我們一家和父親的一個同事合租，那個同事會自覺把房門緊閉。這樣的次數多了，我能迅速抓到苗頭，提前把菜端進廚房，以此減少硝煙過後我打掃衛生的難度。父母還存著一絲羞恥心，轉移到臥室邊吵邊砸，手邊硬的軟的，花瓶、遙控器、枕頭……統統往對方身上擲去。有次我站在中間勸架，被遙控器砸到頭，頓時哭了起來，然後我媽抱著我喊：“幺兒，疼不疼？”
從此之後，我竟生出了些奇怪想法——我樂意他們吵架，更巴不得他們又把東西砸在我身上，這能讓我獲得一絲久違的溫暖。
母親那時在“郎酒”上班，職位是營銷經理，需要參加很多酒局，一回到出租屋就鑽進衛生間吐得昏天黑地。2010年前後，酒水行業十分賺錢，公款吃喝盛行，像我媽那樣能喝，工資自然水漲船高，家裏經濟地位變化，父親嫉妒母親，便耍起了脾氣。母親這樣辛苦，他還看不起，總對著我貶低她是“三陪”，天天在外“鬼混”，然後安然躺在沙發上看電視。合租同事都看不下去，用開玩笑的語氣勸：“老楊，學下你的兒子。”我在一旁趕緊扶著母親進臥室，倒水、拿盆子，讓她能舒服一些。
在那種情境下，我開始刻意回避有關情感的一切，性格越發膽怯，被欺辱也不敢反抗。當我們一家人勉強坐在一起看電視，遇上溫情的廣告，我會比父親更快調走。生活飲食的差異和孤獨，竟讓我在一瞬間想念起了瀘州。雖然瀘州沒啥美好回憶，但那一點點熟悉感也比漂泊強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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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境遇很快否極泰來。母親跟我說：“這邊應酬工作太重，我決定還是回離瀘州更近的城市發展。”她砍瓜切菜般調回重慶，又聯係上了劉老師，準備花錢把我重新插回瀘州實驗小學。
父親無力阻止，隻能趁我媽不在時，多次策動我：“我看你在老家待著並不好，把你帶在身邊改善夥食，但你媽總說蕪湖不適合她。你可別被你媽帶跑了！”
但這事一路暢通——雖然我在蕪湖的學習剛剛有了起色，跑步得了全班第一，學校想發展我做體育特長生，因為期末考試考了90分，英語老師也一改往日態度，甚至有女同學向我表白——可三年級的孩子哪能生出幾分主見？我心裏對父親叨叨的有點認可，因為這裏的教學水平好太多。
可惜沒有如果。回瀘州自然要去外公家，迎接我們的是舅舅的嘲笑。飯桌上，他們問母親：“外麵有什麽好，現在還不是又把孩子送回來了？”
小城市的人確實是這樣，年輕時候不出去闖，過幾年後愈發膽怯。就像我的堂哥，大學一畢業，就隻想回瀘州當小學體育老師。
這次，父母把我送去了奶奶家，不用再睡沙發了。我媽想等著父親也調回重慶再一家團聚，那又是一年。
奶奶家是典型的農村自建房，三樓有2個房間，我暫住堂哥那間。奶奶住二樓。門口是公交站牌，四周有田野、池塘。每天有很多跟我一般大的孩子，和我一起坐40分鍾的車到學校。平時家裏沒有其他大人，我就幫著奶奶割草喂豬，打理農活。
母親回老家附近出差，有時能待上一周多，便接我去找其他親戚家的小孩玩。大人們坐一起聊天，我偶然窺到有個叔叔偷偷親母親的臉，於是故意在他們麵前晃，咳嗽了一聲，那個叔叔的動作戛然而止。我後來偷偷把這事告訴父親，他卻很無力：“真的嗎？你當時還看到別的沒有？我現在還不能跟那個人鬧翻臉。”
母親偶爾也帶我去外公家，但一切還是老樣子，除了和表妹見麵好受點。
奶奶待我不錯，但麵對著曠野，我常感到孤獨。奶奶70多歲了，身上總有這樣那樣的小毛病，去醫院也查不出所以然。父親口頭很關心奶奶，說些“保重身體”的場麵話，但幾乎從不主動帶她去醫院。我一提起，他就反問：“你是孫子，你怎麽不帶你奶奶去？”外婆評價他：“你爸不是‘晃晃兒（混混）’，但太死板了，辦事不靠譜。”
而外婆的話很快就得到了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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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下學期，我打籃球時，一個小孩不知道被誰推搡，衝過來撞到我後背上，又彈落在地，胳膊磕在水泥地上。我扶著他去校醫室，校醫治不了，送去大醫院被判定為骨折。那小孩什麽都不懂，隻記下了我的名字以及我當時說的“對不起”。班主任帶我去醫院看他，他媽也在，沒為難我，但要學校有個交代。學校翻了幾番，小孩當時正跟著一群同學瘋跑，他害怕不說，所以也沒找到真正的肇事者。他父母便調轉矛頭對準了我。
父親一輩子搞不好交際，他知道以後竟然把手機關了，想藉此息事寧人，反倒讓那小孩父母覺得我們做賊心虛。待父親被對方找到後，兩家人上談判桌，一開始協商，賠幾千。父親這才反複詢問我當時的情形，還找來一起打球的同學。確認了錯不在我之後，他就又不接對方電話了——他想著，我下學期要轉學去重慶，拖著拖著，就煙消雲散了。
之後我插到了重慶的一所新成立的小學，那個學校招不滿生，所以很樂意接收我們這些轉學的學生。本來要麵試，但招生老師聽到我800米跑了第六名時眼睛一亮，他質疑成績單上體育才60分，我急中生智解釋道：“那是同學幫著打的分，隨便打的。”
這件小事，被我爸一路記到如今，逢人便說。
新小學的轉學生很多，20多個，都是因為父母來重慶務工跟著來的，這就讓我少去了在蕪湖時被本地孩子小團體騷擾霸淩之憂——但在我們班體育老師麵前依舊不能幸免。跟在父母身邊後，我長高了不少，臉上有了紅潤，學校也想推我去當體育特長生，專攻400米。我又做了班裏足球隊的隊長，比賽時擊敗了體育老師帶的那個班。那次踢完後，他惱羞成怒，專門喝了口水噴在我頭上，還不顧形象破口大罵。
好在，很快，他出局了。
新小學的生活快樂不少，我交了一些朋友，帶領足球隊踢贏了其他兩個班，校運會拿了400米和800米的第一名。往昔的陰翳，一掃而空。
但父母吵架更厲害了，父親追著我媽“查崗”，一個電話沒接，他就奪命連環call，然後轉過頭帶著哭腔跟我說：“你媽不要你了，不知道她在外麵幹什麽。”母親一到家，他必然像警察一樣盤問她的行蹤。老戲碼在重慶家裏上演，打架，砸飯菜，他們開始把“離婚”掛在嘴邊。
我們一家人仿佛從未愛過，大吼大叫成了家常便飯，我跟同學平時都小聲說話，在家裏這會顯得異常。
打籃球的舊賬重提，因為父親辦事不得力，我走後，瀘州實驗小學順水推舟徹底把問題拋給我們兩家，並扯謊說我們畏罪潛逃。這讓對方死死咬住了我們，非得爭個好歹。多輪協商無果後，他們把我們一家告上了法庭，我們得不斷回瀘州應訴取證。
我媽氣不打一處來，罵道：“說了多少次了，這件事情私了最好。當時大不了就3千，現在搞成要我們賠4萬了！”
“要是當時就妥協了，後麵還有源源不斷的麻煩要我們賠錢怎麽辦呢？”父親也不服氣，“我相信中國的司法係統，會還我們一個公正！”
開庭後，由於雙方當事人均為未成年人，我和那小孩都沒出庭。庭審結束，我問外婆：“我們贏了嗎？”外婆喃喃：“贏了，贏了。”父母卻陰著一張臉不說話。
最後我才知道，父親沒等來他的“正義”，法院選擇兩邊各打一大板，對方借著在部隊的關係，判我們賠2萬。家裏所有的親戚大人輪番指責我，問我為什麽要道歉？為什麽要扶起那個該死的小孩？
這些恥辱感不斷撕扯著我，我下決心以後得更加冷漠才行。父母也變了，這件事情結束之後，他們對我更少有溫情，父親甚至習慣了在公共場合對我大吼大叫。
“我不想再回到瀘州了。”盡管他們變得麵目可憎，我還是鼓起勇氣，第一次坦白了內心的真實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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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年少不得還得回瀘州。可能因為當體育生的緣故，我個頭躥得很快，身材高大了不少。外公對我的態度發生了180°大轉彎，抱著我高興地喊，“外孫長大了呀！長得比我還高了！”麵對這突如其來的恩寵，我手足無措。還有就是，我與表妹竟無話可說了，邁入青春期了，我們各自有了不同的圈子。
之後每次回瀘州，童年的黑暗記憶就會沉渣泛起。我蠻不理解，大人們在我幼年時做的那些事情，怎麽可能就這樣輕易地蒸發掉了呢？大人都說，是因為你做了錯事，才會打你。
這些作踐，讓我比同齡人更早熟些。我愛上了曆史書，樂此不疲揣摩那些政客英雄，我長成人精，知道該說什麽不該說什麽。在新環境脫穎而出後，我開始做一些嘩眾取寵的行為博關注，為逗笑身邊同學，公然捉弄挑逗女生。
小升初時，父親給市一中上報我是體育特長生，回來沾沾自喜走上了後門，讓我好好把握。我十分反感，我本來就是正當競爭，沒必要把我碾進泥裏。但我沒算到，考試時我發燒了，800米被對手反超一大截。我哭著跑完全程，跌跌撞撞走向父母，他倆竟然在那一刻，雙雙側著身子躲開了。
“你是個屁的體尖生，連小姑娘都跑不過。”父親見實在躲不過，從上往下鄙夷地瞅著我，“白給你機會了，浪費我的車費。”
上初中後，我再也不提自己曾是體育尖子生了，也放棄了這條路。我開始寄宿，剛開始室友們躲在被子裏偷偷哭，我卻因變成一個人、遠離過去而興奮。這次，耳邊再也沒有喋喋不休的說教了。
除了踢足球，周末和寒暑假我就窩在家裏上網、看小說、打遊戲。我在遊戲裏認識了幾個年齡相近的網友，聊天才發現他們的生活好輕鬆，根本沒有我這麽多要累的事情。
我也喜歡上了看網文，瀏覽各大網站裏的科幻、懸疑、古風、言情小說，有次在熱榜上看到一篇網文朝代錯亂，就主動聯係了那個寫手，他把我拉進他的“十人忠實粉絲群”，幫忙試讀。
我也萌發了自己寫作的欲望，散文、讀後感、小說，我都搗騰了些，之後就是寫連載小說，我會花上大半個晚自習的時間寫，第一波讀者就是我的同學們。父親開家長會後意外知道了我寫小說，又是劈頭蓋腦一頓訓斥。
更糟糕的是，我近視加深了，之前跟父母提配眼鏡，他們覺得浪費錢，我強撐著若無其事地生活學習。無奈再提了一次，父母暴怒之後帶我去了眼鏡店，一查200度。在店裏，父親吼：“敗家子，現在又是近視眼了。”
我一聽，轉頭直接跑了出去。
中考是先填誌願後出分，父母為了求穩，隻填了西南大學附屬中學——因為之前簽了學校降10分的協議。實際出分，我的成績比預期更高，但木已成舟。
暑假時，我參加學校的夏令營並通過了開學測試，考到了“清北班”。父親又搬出那套“別人看你是外校來的，給你一個‘清北班’的機會，看你抓不抓得住咯”，我異常難受、自卑，像是我高攀了一樣。
西大附中屬於重慶高中“七龍珠”之一，同學們表麵和睦交好，實則暗流湧動。4個“清北班”206個學生，大部分都是初中部直升。我再一次成了外來者，每天要花大把的時間暗中角力。
成績掉到了前400，父母老生常談，認為我不夠聽話，得知我重操寫作舊業，斥罵：“不務正業！”如此這般，我都不願同他們耍心眼。我準備參加《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央求他們幫我郵寄文稿，但等待我的是：
“已經看了這個小說了，不知道你寫的什麽。”
“不要東想西想，把注意力放在學習上。”
童年的顛沛流離，讓我總期待著換個新環境，這樣仿佛能帶給我新生一樣。父母要我高考前別談戀愛，上大學後認識了女友，父母又嫌棄她是福建人。如今回想，生活有太多不如意，父母也有自己的苦衷，相比於死守的舅舅舅媽，他們勇敢太多，給了我新環境。但我仍舊隻想逃離，還想逃得更遠一些。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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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專科女生，曾是地鐵職工，轉行兩次成外企白領
我叫Suya，今年28歲。人生前18年，我跟隨父母從農村來到城市，像一滴水掉入長江那樣，度過了毫無波瀾的少年時代。高考結束選誌願，家裏人執意給我挑了一所鐵路大專，畢業後，我在他們的勸說下成為一名地鐵職工，每天巡崗、換票箱、維修閘機，工作雖然安穩，但未來好像一眼就可以望到頭。
不安分的我選擇了另一條路。靠業餘時間學英語、考專升本，我先是做了兼職英語老師，之後轉行進入一家教育互聯網大廠工作。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被公司派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交流學習，這次經曆讓我有了出國深造的決心。
後來，我真的把自己折騰到了歐洲。2020年，我被瑞士蘇黎世大學錄取為碩士研究生。如今我已經學成歸國，成為上海一家外企的數據分析師。
我的上班日常，以前隻能穿地鐵製服，現在可以穿各種類型的商務套裝。
我是武漢伢，1994年在武漢城郊的一個小鄉鎮出生。小時候，我人長得機靈又會跳舞，在村裏很受大家喜歡。小學五年級，我們家搬去了城裏，教育水平的巨大差異讓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卑感。作為一個農村轉來的插班生，我沒有任何英語基礎，其他科目也都跟不上，很長時間都難以融入集體。之前那個幸福的小孩，突然就變成了一種非常邊緣的狀態。
初中進入新的環境，我的朋友稍微多了一些，但對於學習我依舊懵懵懂懂不知道上心。那幾年我爸開了一家很小的早餐店，和我媽起早貪黑為了生計忙碌，對於我的學習，他們既沒有餘力關心，也不太懂得如何引導教育，以至於我一度非常貪玩。
後來生活稍微穩定一些，父母開了一家餐館，我一有空就去店裏幫忙跑堂，又是點單又是送菜，逐漸體會到了大人的辛苦，才開始思考自己是不是應該更努力一點，不辜負爸媽的養育。
小學五年級，我和爸爸在黃陂木蘭山的合影。
高中醒悟過來的時候，我的功課已經落下其他人太多了，無論怎麽使勁兒都找不到竅門。高考放榜，我的分數將將夠上一個普通三本的水平。我爸作為典型的中國式大家長，在誌願填報這件事上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他不知道聽了哪位親戚的建議，說與其讀一個沒有競爭力的三本，還不如上好就業的大專，最後給我選了一所鐵路相關的職業技術學院，說是畢業就可以進國企，端鐵飯碗。
從小到大，我對機械技術這類東西都一竅不通，和鐵路相關的工作我更是想都沒想過。隻因為我爸道聽途說了哪位長輩的話，就把我未來的道路這麽框住，我當然不情願，在家裏又哭又鬧。我雖然還不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麽，可為了高考也付出不少努力，更何況我考的也沒那麽差吧，難道就不值得一個更好的地方嗎？
到了提交誌願的最後一天，我終於還是沒能拗過父親的權威，不情不願地寫上了這所大專的名字。一進校園，我就感受到了巨大的疏離與不適應。身邊同學大都來自湖北各縣市，還沒有褪去高中生身上淳樸、稚嫩的模樣。
因為剛剛擁有自由，大家上課之餘就瘋狂吃喝玩樂，幾乎每天都有人要找我打麻將。我既不喜歡這裏鬆散的校園氛圍，也非常抵觸“高速動車檢修”這個看起來就很枯燥的專業方向，有意無意地和同學們拉遠了距離。
2012年，剛進入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的我。
一次出去吃飯，有個英語培訓機構的人給我發了一張傳單，英語算是我比較喜歡的科目，就去試聽了一節課，沒想到一下喜歡上了。在我眼中，這家機構更像我之前想象的那種大學，它有很多校區，有豐富的課程——除了常規英語課，每周還會開設英語角、外教課、紅酒鑒賞課等等。
更重要的是，我還認識了許多來自周邊高校的同學們。他們有的來自985、211名校，有的和我一樣學曆不起眼，但人家都有清晰的計劃，打算通過學英語出國深造，彌補學曆上的不足。一直以來，我對現狀的暗暗不甘和對學曆的自卑，終於在這裏找到了傾訴對象和改變的可能。
從那之後，學校裏能翹的課我都翹掉，去英語機構在武漢三鎮不同的校區找課上。有段時間，我早上在一個校區上四六級突擊課，中午坐一個多小時的車過長江去上另一節外教口語課，下午再趕去第三個校區，一日三餐都在通勤路上草草解決。
有的同學見了就跟我說風涼話，大概意思是，反正我們以後都是在鐵路上工作的人，每天擺個樣子學英語有什麽用。她們無法理解，逃離既定的軌道也是一種幸福，根本不需要達到任何目的，學英語本身就足夠讓我開心了。
英語學校舉辦聖誕活動，扮演聖誕老人的是一位外教。
也是在那段時間，我在英語班認識了一位朋友。她大專三年都已經讀完了，考完雅思又申請上了國外本科。聊天的時候，她的眼神裏充滿對未來的期待。這個成功案例鼓舞了我：原來人生真的能以這樣的方式重新開始！從那天開始，出國讀書的念頭就在我的心裏萌芽了。
沒想到，我爸聽說後再次阻止了我，他說：“你還是太單純了，什麽也不懂，要是出去給人騙了怎麽辦？”他的理由是，過去我一直生活在家人身邊，生存能力沒那麽強，出去遇到什麽麻煩家裏想幫都幫不到。為了讓我放棄這個想法，我爸甚至提出把留學的費用給我用來去國外旅行，去哪兒玩都可以，隻要玩完回來進國企就行。
當時我沒有任何工作經驗，一直以來都依靠父母生活。大專三年以來將近四萬塊錢的英語培訓費，都是磨著他們出的。經濟不獨立，就意味著沒有任何話語權。2015年畢業季，我隻能按部就班地進入地鐵部門實習、轉正。地鐵站務員的工作乏味又枯燥，每天就是在站台巡視，指導乘客買票、換票，更換地鐵閘機的票箱。
地鐵站工作時期的照片，右邊穿製服的是我。
前幾個月，我作為初級站務員隻能迎車送車，再往後一點可以負責充值之類的票務工作；接著是客運值班員，有權限處理和錢相關的工作；再往後是行車值班員，用手電筒檢查鐵軌是否正常，偶爾還要下軌道幫乘客拾撿掉落的物品。這條路走到頭，恐怕也就是當個地鐵站的站長了。
在感受到作為社會人那份短暫的新鮮感之後，我陷入了巨大的虛無，非常想要逃脫這個地方。在無數個巡站的日子裏，我都會趁著換班或是休息空隙，掏出自己手抄的單詞本默默記幾個句子。
按規定，地鐵站的工作人員不允許做任何與工作無關的事情。我隻能在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躲到監控死角，輕聲朗讀幾個單詞或語法，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背誦。
這是我在地鐵站背單詞用的“小抄”。
有一次我又趁著人少掏出單詞本躲在角落裏，結果被一位乘客拍下來投訴到了主管那裏，說我上班時間開小差、不務正業。
主管讓我寫1000字的檢討，我心裏雖然有點小委屈，但也知道自己在不恰當的時間做了別的事情，隻能老老實實把我想學英語、考雅思的念頭一五一十地寫下來。那位主管挺心軟的，覺得一個小姑娘隻是想多學點知識，也沒有上班的時候玩手機，批評教育一下就罷了。
對我來說，每天背十幾個單詞和語法，睡前看各種英語演講視頻，生活中隻要聽見標準的英語就跟讀一遍……這些都成為了我的下意識和本能。
如果說學英語一開始是我對不如意的生活的逃避，那這時候已經漸漸變成一種愛好，讓我體會到掌握一門語言的快樂和自豪感。它就像一把鑰匙，雖然還不知道能打開通向未來的哪一扇門。
我對英語的執著被教育機構拿來作為宣傳案例，印在了日曆上。
不知不覺中，我收獲了非常明顯的進步：剛開始的時候，我的英語口語水平還不低，基本沒辦法正常交流，隻能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往外蹦；課程快結束的時候，托福口語已經能考27分（滿分30分）。
我每年都參加英語培訓機構的演講比賽，從最初的重在參與，到上班的第一年終於獲得冠軍。那家機構幾乎每個校區的人都知道有位Suya同學，從英語一塌糊塗到口語非常流利。
在英語演講比賽中獲得冠軍，手拿獎杯的就是我。
演講比賽獲獎當天，我鼓起勇氣走到了機構負責人麵前，說希望能給我一份英語兼職的工作。當時我的英語成績還沒有很亮眼，雅思隻考過一次6分（滿分9分），托福考了100分（滿分120分）。
我的毛遂自薦讓對方有點詫異，但我過去的進步大家也都看在眼裏，憑借流利的口語和大膽的自我表達，給HR們也留下了還不錯的印象。總之，我通過這種有點魯莽的方式把自己“推銷”成了兼職英語老師，這是我完全靠自己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這份工作隻是兼職，地鐵站的工作我還得接著幹。當時我們實行倒班製，每天下午兩點上班，在地鐵站裏站大半天，晚上在車站簡易行軍床上睡五個小時，隔天再站半天，下午兩點下班。下班之後我直接趕到學校去給小學生們上口語課。一節課上完隨便吃個外賣，然後再上一兩節，回到家一般就是晚上十點多了。
在英語機構兼職，這是我和學生在對話。
現在回頭看，那是一段非常辛苦卻充滿意義的時光。不僅在於我得到了一份兼職，更讓我意識到可以把一直以來的興趣轉化成潛在的職業方向。不過，那兩年過得確實是有點兵荒馬亂了。
每次上班到了休息時間，其他同事都在按摩酸痛的小腿，吃點零食補充能量，再刷刷手機聊聊天，而我得爭分奪秒拿出教案備課，思考第二天下班後給學生上課的內容。
有時候輪到我做客運值班，下班前要盤點地鐵站全天賬務，清點好數目往往都已經夜裏兩點了，早上五點還得和銀行交接現金，然後繼續工作到值班結束。下了班我還是沒法休息，要緊趕慢趕跑去培訓機構上課。
如果中間能有一兩個小時的空檔，那對我來說就是莫大的幸福。實在撐不住的時候，我就去學校用來放電影的休息室，蜷在沙發椅上眯一會兒。
在地鐵站忙起來的時候，吃泡麵是常事。
地鐵站的同事們都覺得我是為了賺外快瘋狂拚命，其實我的出發點根本不是為了賺錢——最開始我一節課隻能拿60塊錢，後來每個月賺的也才不到3000塊。和我付出的睡眠、放鬆、還有交友的時間比起來，這份工資可以說是杯水車薪，真要是為了錢何必呢？
它對我來說，是一份來之不易的生活體驗，是一個好不容易通過毛遂自薦得來的工作，教的也是我喜歡的英語，這份兼職讓我意識到，自己似乎擁有改變未來命運的可能。我不再是父母眼中那個什麽也做不好，隻能聽憑他們安排的小孩子，我也有追求夢想的自由和能力。
然而，學曆上的不足還是在不停困擾我。每次有學生家長來谘詢師資背景，我內心總是怯怯的，覺得自己拿不出手。將心比心，如果我是學生家長，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一個大專院校還不是學英語專業的人。
於是，我在上班和教課之餘，又擠出時間來準備專升本的考試。2016到2018這兩年，我忙得像個陀螺：一邊準備本職工作的資格考試，一邊備課教英語，一有整塊時間就看關於專升本的書。朋友們組織的唱K、吃燒烤等等聚會我都是能推就推。
準備地鐵部門等級考試的筆記。
我最大的迷茫在於，不知道自己的付出究竟能走多遠：兼職工作肯定不是長久之計，專升本之後也不知道拿這個學曆做什麽。我特別害怕自己折騰了這麽久，到頭來還是一場空，依然隻能老老實實守在地鐵崗位上。
在地鐵站巡查的某一天，我碰到了幾年前教過我的一位老師。他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後來去了美國教書，當時正在回國探親期間。我見到老師的時候下意識地走過去用英語對他打招呼，跟他用英語簡短地聊了聊彼此的近況。分別前，他很真摯地看著我的眼睛，對我說：“你的英語已經比我教過99%的中國學生都要好了，要自信一點呀！”
老師的鼓勵可能隻是寒暄，對我來說依然是巨大的寬慰和激勵。付出有很大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如果不付出，希望就一定為零。而我在做的事情，就是為了微茫的希望盡全力做準備，以期可以抓住未來的某個機遇。
後來，機遇果然來了。2018年初，在地鐵部門工作了兩年多、隻差一步就可以通過站長考核的時候，我偷偷應聘上了另一家著名的英語教育大廠。我下定決心辭職，全職做我喜歡做的事情。為了說服父母，我謊稱這份工作月薪一開始就能達到兩萬塊錢，實際上剛去底薪也就6000元出頭，後來才拿到那麽多。
我從十八歲以來對英語的堅持，父母都看在眼裏。最開始，他們抱著打水漂的心情給了我報了英語培訓班。但當我堅持了一年之後，他們發現，我對英語的熱愛是真的，持之以恒之後獲得的進步也是真的。也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們逐漸意識到我有能力依靠自己去爭取想要的生活了。再加上我偷偷誇大了跳槽後的工資，終於說服了他們允許我跳槽，畢竟在地鐵站當了站長一年也就收入10萬左右。
在躍躍欲試和對未來不確定的惶恐中，我開始了新的生活。從初步適應到一對一試課，慢慢熟悉之後，我可以帶一對十的出國班英語大課，一年多以後我已經能勝任百人、千人的網上公開課。
這份工作非常辛苦，也因此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成就感。我一周隻能在工作日裏休息一天，其他的日子裏，我每天上6到8個小時的英語課，下了課繼續給學生批改作業、答疑解惑，還要抽時間運營機構的社交媒體賬號。
我在英語機構的照片，那時已經是全職老師。
這份工作讓我結識到了許多優秀的同事：他們大多數都具有名校背景，年紀輕輕就留學英美，聚餐的時候大家談論起在海外的留學生涯，說起旅遊過的國家，我都隻能沉默地聽著，心中生出一絲向往。學曆的缺失始終如同一道陰影，始終跟我如影隨形，像一個不太明顯的傷口，時常在不經意間潰爛。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位學生在網上試聽了我的英語課後，覺得我實力很強，隻差一步就要報名我的課程。由於我的出身院校拿不出手，個人介紹在學校一欄顯示的是空白，這位學生在網上左搜右搜，居然搜到了我在地鐵站工作期間拾金不昧被表彰的一條微博，接著又搜到了我的畢業院校和工作經曆。可能他覺得我是“野雞大學”出來的非正規老師，立馬退了課。
北京的銷售同事因為中途丟單，將這個情況反饋給了我。知道這個原因的我如遭雷擊，下班後一個人哭了一整夜，邊哭邊把從前有關學校和工作的帖子全刪了。我甚至去找了前單位管理網站的人，請求他們刪除所有和我相關的信息。在我自以為已經蛻變的時候，曾經的學曆、工作甚至是做過的好人好事，如同一巴掌再次使我清醒過來。
2019年春天，我因為表現突出被選為武漢地區的老師代表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交流。來到更廣闊的世界裏，我認識到了更多優秀的同齡人，他們不僅英語出類拔萃，而且因為豐富的人生閱曆，他們的課堂分享充滿自信、獨特而有趣的見解。
我的自卑心再一次被召喚出來，幾年前對留學的渴望再一次浮上心頭。我知道，到了再一次離開去尋找未來的時候了。
在自由女神像前的留影，那兩周像夢一樣，重新點燃了我的留學理想。
回到武漢之後，我就開始著手申請海外的研究生。現實的條件擺在我麵前：大專出身，鐵路從業，專升本學的是人力資源。雖然在英語培訓機構當過老師，但和其他名校出身、專業對口的申請者相比，我無論是在年齡上還是硬性條件上都不占優勢。出於現實考慮，我選擇的都是相對好畢業的專業，學校也重點看排名不錯但又相對冷門的那種。
正因如此，接到瑞士蘇黎世大學麵試邀請的時候，我非常意外和驚喜。他們問的問題都既現實又尖銳：你為什麽在工作這麽久之後來讀書？為什麽要申請商科方向？現在辭職專心申請，你的過往學曆又並沒有太多優勢，你不怕沉沒成本太大了嗎？
雖然表達得很委婉了，我還是能從中讀出他們對我過往背景的挑剔，以及對我能力的質疑。盡管有點傷人，我還是誠懇地表達了自己對出國留學的向往。我說，“我已經快26歲了，這是我在深思熟慮之後謀劃了很久的道路。
商科既涉及到企業管理，又能接觸到金融知識，是我想要轉行從事的領域。而且我在學人力資源的時候也上過一些基礎的商科課程，學起來不至於太吃力。請至少給我一次試試的機會吧，不然未來的日子裏我一定會覺得遺憾。”
又一次，機會眷顧了我，讓我得到了蘇黎世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對留學的執念父母都看在眼裏，這一次他們選擇在精神和金錢上全力支持我。2020年9月，我在正式辭職後飛往蘇黎世，開始了憧憬已久的校園生活。
那時候國外的疫情正處在上升期，但我還是下定決心去蘇黎世大學進行線下課程。畢竟我已經26歲了，一分鍾都不想再耽誤。
在海外的一年多，我看遍了歐洲的風景。
瑞士是一個生活不太便利的非移民國家，以德語作為它的第一官方語言。初到蘇黎世，無論是學習還是生活，我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戰和衝擊。找房子，辦簽證，打掃衛生，問路找方位……我終於意識到生活從來就不簡單，這些一點一滴的瑣事填滿了最初的留學時光。
重回校園課堂的我也遇到了學習上的困難，老師們來自歐洲各個國家，濃重的口音和截然不同的專業內容讓我聽起課來極為吃力。我就讀的專業叫商業管理-中歐方向，有門宏觀經濟學的課尤其難懂，聽得我雲裏霧裏，隻能白天邊上課邊錄音，晚上回到公寓複聽上課內容，努力消化理解。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一邊哭一邊和自己賭氣，想想自己已經快30歲了，和一群小五六歲的學生在異國他鄉折騰個什麽勁兒呢？班上大部分都是98、99年的中國小孩，順風順水地一路讀到研究生。我不僅年紀大，理解能力和英語水平還沒他們強，隻能不怕丟臉一而再再而三找人請教，付出雙倍的時間去學習。
畢業那天，我和院長的合影。
除了對生活和學習的適應，我一進入學校就試圖積累在蘇黎世的工作機會。我去學生就業中心尋求過幫助，希望老師能給一些指導建議，盡快積攢一些海外工作經驗。
我翻遍了各種求職攻略帖，把從前的工作經曆努力調整成和商業相關的說辭，在投出了幾十個實習、進行了上十次麵試之後，我終於獲得了德國博世集團在蘇黎世分部的實習產品經理助理崗位。
這段實習時光對我的影響巨大，它逐漸讓我認識到產品經理的職能與所需要具備的能力。研究生整個下半學期，我一邊寫畢業論文一邊給產品經理打雜，他不做的那些數據提取、處理與分析的活兒都得我來完成。
我像一塊海綿不斷吸收各種商業分析的知識，越學越有自信，好像沒有什麽知識是我學不會、沒有什麽困難是我沒辦法解決的。
拿到博世工卡的那天，激動地拍照留念。
臨近畢業，我動了留在蘇黎世工作的念頭，通過校友引薦進入了一家瑞士初創企業，負責中國市場的營銷工作。工作到第四個月的時候，老板突然告訴我，盡管他們想盡辦法、還找了專業律師，依然沒能幫我搞定工作簽證的問題，我隻能接受派遣去法國的分公司工作。
這時候我萌生了回國的念頭，學有所成又積攢了工作經驗，我有自信可以在國內找到一份稱心的工作。辭別蘇黎世，我在2022年3月踏上了回國的旅途。
回國之後，我麵試上了如今這份在上海的外企數據分析師工作。他們需要一個既懂市場又懂數據，同時英語十分突出的人，而我過往的所有經曆嚴絲合縫地匹配上了他們的崗位。薪酬上，這裏是我在武漢時的兩倍；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暫時還看不到天花板的工作，讓我感覺充滿幹勁兒。
入職之前，我回到武漢老家休整了一個月。再次回到故鄉，那裏的一切還是在按部就班的軌道上平穩運行著。媽媽因為腰椎間盤脫落的毛病把餐館盤了出去，和老爸每天在家侍弄花草，享受晚年生活；在地鐵的同事們生活一切照常，過著兩班倒的日子；在英語培訓機構的同事們大都拿著n+2的裁員補償離開了教培行業……而我卻遠赴重洋，像是在更遠的世界裏打了許多仗，暫時回到故鄉休養生息。
曾經的我和父親的關係劍拔弩張，他覺得我是乳臭未幹的毛丫頭一個，滿腦子不切實際和異想天開，我們總是說兩三句就對嗆起來，搞得不歡而散。如今我身上的刺被生活磨平，越來越理解和懷念父親給予我的照顧。
爸爸也覺得我這趟留學實在是太值了，並不在於我找到了多好的工作，而是我考慮問題的角度更成熟了。如今我變了，他也老了，不再是那個一言堂的中式家長，開始放開手讓我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和爸爸、媽媽還有妹妹的合影。
2022年5月，我開始了在上海的新生活。這裏的一切都是新的：快節奏的工作，需要不斷學習的新技能與新知識，還有新的朋友和新的感情。小時候我就夢想，可以踩著高跟鞋、背著商務包、拿著電腦進出CBD寫字樓，氣宇軒昂快步流星，眼睛裏發光，走路都帶著風。
現在我逐漸明白了，這些憧憬背後是對掌握自己命運的渴望，是有底氣選擇自己想做的職業，選擇喜歡的城市和向往的生活方式，而不隻是外在。
這些年，我從來不避諱自己的自卑之心：對學曆的自卑，對工作的自卑，對人生閱曆的自卑……這份自卑如果隻埋在心裏，就如同一根倒刺，除了傷害自己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王小波說，“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麽也錘不了我。”進入2023年，我28歲，依然認為自己身處一生的黃金時代。
我有許多欲望：想成為高級分析師，更想轉型成為數據分析員，想用心運營我的社交媒體賬號，想把對生活的勇氣傳遞給更多的人，想在上海安家，想學更多技能……我還年輕，有大把的時光等著我去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