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彩票意外砸落，“命運越改越差了”
文 | 周航
編輯 | 王珊
剪輯 | 沙子涵
如果不是因為中獎，姚敏肯定不會引起關注。他太普通了，人生行至中年，依舊幹著最基礎的體力活，一桶純淨水38斤，左右手各拎一桶，他一口氣能提上五樓。
他長著一張標準的陝西人的國字臉，很胖，黝黑的臉龐像裝水的袋子一樣垂下來，每次呼吸都會發出打鼾一般的沉重聲響。除了力氣，唯一拿得出手的是象棋，比普通人多算一兩步，在街頭能指點江山，在一些縣市比賽拿過名次。
中獎那天，原本也是個普通周三，水站老板車牌限號，活不忙，姚敏中午去了朋友家下棋。傍晚，想起彩票還沒買，給店主王旭發去20元紅包，注明“機選大樂透10”，隨即收到兩張彩票的照片。
但2019年7月17日這天，姚敏真被“劈中”了。
晚上8點半開獎，姚敏正和棋友吃飯，刷朋友圈，看到中獎號碼：“06 18 20 21 31 | 03 04”。分毫不差。他心髒幾乎都要跳出來，表麵依舊不動聲色，匆匆離席，騎上電瓶車，冒著雨就往彩票店趕。
多的時候，姚敏一天要送上百桶水，一個月掙兩三千塊錢。這筆巨大的財富會是他八輩子都掙不來的錢。對他來說，放銀行的利息都是天文數字。
沒幾分鍾，他就到了彩票店，店主王旭不在，隻有他母親在看電視，她拿來一疊彩票，沒找到他在微信下單的那張，又一疊，還是沒找到。
此時，王旭正在幾公裏外的村莊喝酒，接到母親電話詢問，他一頭霧水，說再找找就掛了。電話又打來，他不耐煩了，“能中多大個獎”——這一點得到姚敏證實。
那是姚敏留的小心思，他沒說中了一千萬。許多個電話後，晚上10點多，姚敏終於等來王旭。王旭將他拉進裏屋，開口就說，“彩票發錯了哥”。
姚敏當時就懵了，站不起來，臉色慘白，不停要求倒水。王旭記得，姚敏不斷說，自己高血壓180，如果拿不到彩票，可能會死在這。
那晚，彩票管理員鄭少偉也在，王旭叫來的。姚敏說，鄭少偉證實了王旭說法，“說這麽大事，他騙你要坐牢的。”
爭執到夜裏12點，沒個結果，姚敏回了家，整一宿沒睡著，反複想，來回想，“要麽是他騙我，要麽真的拍錯了”。
第二天，姚敏相信了“拍錯”的說法。當期，西安出了兩注頭獎，姚敏說，王旭告訴他，那是一個人中的，下午一點多出的票，還從店裏拿出了手寫原件。
姚敏收到的中獎彩票圖片，出票時間被遮住了，但五組號碼確實不像機選那樣隨機，有明顯重複和規律。更讓姚敏沒法懷疑的是，王旭有鄭少偉背書，“人畢竟是個官。”
於是，這天上午，鄭少偉見證下，姚敏和王旭簽下一份協議，後者賠償15萬精神損失費，付了7萬，剩下打了欠條。
簽完協議，姚敏去了市區，在體彩管理中心，得知中獎彩票確實下午一點多出票，當時他還被工作人員懷疑偽造彩票，想要冒領。這回他徹底認了。
但僅僅一周後，姚敏開始轉而相信，自己“被騙了”。
彩票店是個能看到人性的地方。王旭見過許多人走投無路，來這裏最後一博。
曾有個生麵孔，第一天買了四萬彩票，第二天又買了十萬。“高頻彩票”每十分鍾開一次獎，也是選數字，那個人整日注視屏幕，刷信用卡套現，不斷跟注、加倍。王旭以為遇到了“大戶”，遞整包香煙，管午飯、晚飯，大戶臨走又買了7000元彩票，說好第二天付錢，卻從此消失不見。
靠彩票逆轉人生，似乎隻存在於電視劇，現實中王旭隻見過這樣最後一博失敗的人，有的欠下幾百就“跑路”，他在網吧碰到過其中一個，想要追債，“找到也沒用，他沒錢。”
有的晚上，沒有客人，王旭自己花錢，把店裏所有即開彩票刮了，“停不下來”。最多一天，他也買了兩萬多彩票。十多年了，從沒中過大獎，最多一次9000元，“都沒交過稅”。
兩年半前那個周三，王旭記得很清楚，那天中午他來到店裏，一個打工模樣的中年男人坐在沙發上，瘦瘦小小，看起來50歲出頭，寫了很久，最終遞過來5組號碼，要求加注——每注彩資從兩元變三元，頭獎從一千萬增至一千八百萬。
王旭打太快了，忘了加注，他沒告訴對方，將錯打出來的彩票放進了抽屜，重新複製一張同號彩票，這回加了注，遞了過去。
彩票站不乏出錯，因為沒按時跟注，王旭賠過錢，因為丟彩票，也賠過。有時，失誤還可能帶來回報，比如多打一場球賽，恰好蒙對，獎金從六千變成三萬，得獎者笑著取走彩票，塞了王旭兩包煙作為答謝。
那張錯打的彩票，王旭說，下午兩點多表哥高軍來店裏，他賣給了高軍。但高軍把彩票和打火機、香煙都遺留在了店裏。晚上8點停止投注，他開車去村裏喝酒，將它們一並送還。高軍也在飯桌上，至於他何時得知中獎，反應如何，王旭則說記不得了，“當時隻想著趕回來，處理這個事。”
（注：法院沒有認可上述王旭將彩票出售給表哥的說法，判決書上說，“不能提供相應的證據證明雙方購買彩票的過程。”）
問題是，如果已經賣出，那為何在下午5點多，他又將彩票拍給了姚敏。
此前接受采訪、在法庭上，王旭都說，他將“機選大樂透10”理解成10元，多的10元，“我認為是還賬”。這一說法當即惹怒了法官，“我們也都不是三歲小孩了。”
王旭今年40歲，看起來還像個小夥，一米八個頭，隻有120斤，臉頰瘦得像個倒置的梯形。坐在彩票店門口的小板凳上，交談中他總是盯著地麵，不停歎氣。
“這個邏輯確實我自己都想不通，有時候我反複問自己，包括有時候我問我老婆，你說高軍這張10塊的票，怎麽會發給姚敏，你說我故意把這張票賣掉，為了多掙這10塊錢，有沒有這可能？隻有我自己知道對吧，但現在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個票到底咋回事，哎。”他說。
王旭的顧客裏，姚敏太普通了，大概中獎兩年前，姚敏來這買彩票，幾乎每期超級大樂透都投，10元或20元，這麽小金額，賒賬也常有，有時第二天就補上了，有時還要催幾次才給。
在這之前，他們甚至沒留彼此手機。但接下去兩年半，他們卻成了彼此的仇敵，並因此相信更清楚認識了對方。
是在中獎一周後，姚敏開始相信，他“被騙了”。新聞裏，1800萬大獎得主說，自己沒有中另一個1000萬，但當他找到王旭時，後者卻否認說過了“是同一人中了兩個大獎”。
曾經，姚敏覺得王旭“人挺好”，現在恰好相反，認為對方狡詐，甚至狠毒。
姚敏通過朋友找到律師喻勝修，後者申請調查令，確認領獎者叫高軍，其實是王旭表哥，這更坐實了姚敏的判斷，而那份賠償協議根本就是陷阱。
官司並不好打，姚敏的代理律師喻勝修說，那段聊天記錄，當初簽完賠償協議，應王旭要求，姚敏刪掉了，雖然保留了截圖，不足以成為直接證據。
喻勝修曾代理2004年陝西寶馬彩票案，當年轟動全國的案件，一個小夥刮中特等獎寶馬汽車，但被懷疑是假票，意外牽連出一樁蹊蹺、複雜的作弊案——除了當事人，另外三個中寶馬車的人均是外包商找的托。
因為警方迅速介入，當年的案件進展很順利。但這一次，彩票歸屬存在爭議，警方並沒有立案。高軍領走彩票數天後，2019年9月9日，姚敏正式起訴王旭夫婦、高軍等，要求判決彩票歸屬自己。
令喻勝修頗感意外，王旭當庭自己承認了發過那張彩票圖片，最大的困難就這麽輕鬆解決了。
王旭壓根沒想過官司會輸。他隻是聘請了當地律師，律師告訴他，“一個是機選，一個是手寫，時間也不一樣，不可能輸。”至於本案第三人，領走獎金的高軍，則從頭到尾沒有出現，僅委托律師出席。
最初，這是一起彩票確權案件，但之前達成的賠償協議成了麻煩，於是雙方又開辟新的戰場。
王旭後來說，這本該是他最好的翻盤機會。那份協議沒有脅迫，甚至是姚敏主動要求的賠償。但他也沒有太認真應戰。他說自己讀書時就“心大”，因為被同學帶著打遊戲，沒錢交考試費，甚至沒參加中考。
最終，法院給出的判定是，當時時間短促，雙方地位和信息不對等，“此形勢下姚敏不足以作出理性判斷”，“協議內容顯係超出合理分析，有違日常生活經驗。”
期間，王旭曾換了市裏的律師上訴，試圖挽回敗局，還是沒打贏。
今年5月14日，確權案也迎來一審判決，鄠邑區法院確認中獎彩票為姚敏所有， “雙方交易合意已經達成一致且符合此前交易習慣，王旭理應依約交付彩票。”
王旭老家位於靠近山腳的村莊裏，最近他家的獼猴桃樹要剪枝，王旭母親從地裏回來，眉毛上還掛著泥。對於案件，她說自己隻知道那個夜晚發生的事。除了忙地裏的事，她現在也依舊在發樓盤傳單。
王家的兩層樓房建造於十年前，外立麵和裏牆都很幹淨，一樓的廚房也嶄新、整潔，王母和王旭都說，半年前家裏裝修了，也就整了這些，花了四萬，活還沒幹徹底，“還有兩萬沒給。”
●王家所在的村莊 周航 攝
王旭是家裏唯一的兒子，初中畢業他去當了兵，回來後跑過出租、開過貨車，十年前，從一對老夫婦手裏盤下兩家彩票店，從此它們像一座小小的金礦，源源不斷供給他財富，中獎前一年，它們各自賣了兩三百萬彩票，按7個點提成，他掙了四五十萬。
但王旭花錢也多，總大手筆和人喝酒、唱歌，他說，2017年欠下的賭債到現在也沒還清。他打開手機，裏麵微信借錢三萬額度，隻剩一萬二。還欠著很多信用卡、外債。手上也有很多別人的欠條，他打開相冊展示，加起來得有幾十萬，“現在都要不回來了”，催債也沒用，還有人在電話裏暗示，“你都這麽有錢了。”
二審開庭前，雙方曾有最後的和解機會。姚敏接到了法官電話，說王旭願意“拿出四百萬以上，五百萬以下”，結束這起糾紛。王旭確實希望和解。但他否認了金額，說自己當時說願意給“比如300萬”。至於這個錢怎麽來，他說， 2014年買的縣城房子現在能賣140多萬，剩下的“可以想辦法。”
王旭不想官司再打下去了，開次庭就幾萬，再打下去，標的越來越大，他不敢想還需要多少錢。更重要的，他的金礦，兩家彩票店，現在“隻夠付個房租。”
彩票行業的好日子過去了，最來錢的“高頻彩票”已經全國下架，對王旭來說，中獎風波同樣影響巨大，畢竟這是個依賴信譽的生意。那家出大獎的體彩店，他半年後就關了，店鋪轉給了賣電動車的。剩下一家福彩店，如今也生意蕭條，上個月賣了2萬2千，還算多的。12月上旬的一天，到傍晚，他賣出50塊，掙了三塊五。這兩年，他幹別的也都不順，投錢買了設備租給工地，收不上款，也沒心思管。
二審前，王旭也試圖直接和姚敏溝通，有一次，他在路邊看到姚敏在看人下棋，主動下車打了招呼，還有一次，酒後他給姚敏打了通電話。姚敏錄下了這段二十多分鍾的通話，王旭多次表達了希望坐下來談談，有些話聽起來很激烈，他說“我有心機，把我全家死完”，乃至“官司打輸打贏無所謂，要錢沒，我可以拿刀子把你屋人全部殺了，我可以做到這點。”
這句在姚敏看來涉及人身威脅的話，王旭說他完全不記得了，如果說了，也是酒後的胡言亂語，在他的印象裏，“我感覺兩個人聊得還挺好。”
“本來應該是好事對吧，那張彩票最早是因為我打錯了是吧，相當於我把這筆意外的財富分享給了你們。”不僅僅是姚敏，王旭說，表哥高軍也不願意坐下來談，他不理解事情為什麽走到這步。
即使有法官出麵調解，姚敏也拒絕了。這個表麵上看起來老實憨厚的中年男人，也有著內裏的隱忍和果決。他用一種堅決的口吻說，“（稅後）800萬都是我的，我為什麽要答應四五百萬。”他身邊要好的朋友也支持他堅持下去，“都走到這步了。”
最終，雙方再次在法庭見麵，今年10月28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這張彩票歸姚敏所有。
如今走在路上，王旭覺得自己像個犯人，總會默默低下頭。曾經他總招攬戰友和朋友聚會喝酒、唱歌，現在卻接不到什麽邀約電話了，很多人好像刻意躲著他，“劃清了界限”。
鄠邑區由兩個縣合並而來，在這座40多萬人的小城，但凡用智能手機的人，幾乎都知道這樁案子能說上個大概。隻是細節總是失準，有人說，“錢已經給了吧”，還有人說，“是中了三千萬吧”。
今年，王旭女兒在玩手機，彩票案新聞彈了出來，他女兒說，“這事還沒結束麽？”王旭說，女兒從沒主動問過這事，大概不會受影響，但轉念他也會想，女兒可能是不敢問。
王旭比姚敏小一歲，他們女兒同初中、同年級。有次不經意，王旭聽女兒說，她和朋友去穿耳洞，路上碰到了姚敏女兒，朋友說，“她爸在跟人打官司呢”，王旭女兒則說，“她爸在跟我爸打官司呢。”
這兩年，王旭無數次回想過那個周三發生的事。如果那天他父親不去醫院複查還在看店，如果他當時錯打了一個號碼，又或者下午就有人找他去喝酒，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這兩年，他總是做夢，早上迷迷糊糊，還以為發生的事都是夢中，眼睛一睜，發現是現實，“1000萬的官司砸在我身上了。”
那個周三後，一切都變了。隻有彩票還在買。有幾注數字是家人生日，買了很多年，繼續跟著。還有那個中年男人寫下的五組號碼，除去中獎的，他會買。
“我就想看這個人，這個票，帶給我的運氣是好還是不好。”他抖動著手中的彩票說，但至少現在，他說，“我的命運越改越差了。”
贏了案子的姚敏也仍然高興不起來。他依舊沒拿到錢，官司隻是確認了彩票歸屬他，但錢早被領走了。姚敏認為，王旭、高軍、鄭少偉等人合謀欺騙他並盜領了獎金，11月18日，他去了派出所，以自己被王旭等人詐騙為由報了案，鄠邑經偵大隊受理了報案。
王旭接到了調查的通知，11月下旬的一天，他從派出所出來，心思很亂，朋友一直打電話邀請喝酒，他趕過去路上，差點就被撞死了。
他展示了監控視頻，當時他的車轉彎進大路，一個巨大的黑影籠罩了過來，是一輛卡車，從旁邊擠了過去，將他一邊的後視鏡、保險杆全部撞落。再多開出半個車頭，他可能就被撞癟了。回了家，他沒有劫後餘生的慶幸，而是對妻子說：“它把我壓死了多好，這個事也就結束了。”
對姚敏來說，過去兩年多的時光也是不忍回憶的。他甚至不願意談論如果拿到錢準備怎麽花這樣的話題，“因為我沒拿到錢”，如果一定要說，那第一位的會是，“改善孩子的學習條件。”
這是他最痛心的地方，為了這事，有陣他總是早出晚歸，都沒見到女兒，更談不上關心。原本女兒成績很好，但在他中獎之後，她似乎受了很大影響，今年中考，她沒考好，比原來成績少了一大截，去了鎮上的普通學校。他的一個朋友還專門去家裏給女兒做了心理輔導，“這個財產就是你家的，你爸爸是在爭取他應得的錢。”
大半年前，姚敏在家裏摔了一跤，傷了腰，沒去醫院看，但也送不了水了。他是家裏唯一的兒子，父母六十多了，女兒在讀書，一家五口全靠妻子，她在商場給別人賣衣服，每天夜裏九十點才能回家，一個月掙3000來塊。他拮據到“一分錢都不願意多花”，12月一個上午，他去市區的律所接受采訪，早上還跟朋友發消息，讓幫忙充一百話費。
●姚敏曾經工作的水站 周航 攝
鄠邑區邊上的村莊，姚家的兩層房子建造於三十年前，隻正麵粉刷了白色，現在也四處剝落露出紅磚，鐵門兩邊的對聯隻剩上半截，飄在空中像幌紙。姚敏很少對家人說彩票的事，他的母親甚至去年冬天村裏人問起才知道，她也不敢問兒子，問了他也煩，“就說你懂個啥。”
姚敏幾乎不對家人訴說自己的痛苦。過去兩年多，他備受煎熬，為官司花了很多錢，都是外麵借的，剛過40歲，白頭發冒了出來，皺紋也多了。不僅要打官司心累，他特別氣憤的是，身邊一些人，甚至表麵不錯的朋友，還會笑話他，“怎麽錢還沒拿到”。
隻有最親近的朋友一直在支持他。水站的老板羅師傅就是其中一個，他也是姚敏棋友，這兩年，姚敏總忙彩票的事，期間不時找他喝酒。酒桌上，開口通常是說彩票的事，有時煩惱也不僅僅於此，也關於老人、孩子，酒喝了，心情也會舒坦不少。
羅師傅眼裏，這兩年姚敏明顯變得沉悶，整個人打不起精神，不怎麽下棋了，“感覺受了創傷了”。他還變得容易激動，“情緒波動大”。他很理解這件事對姚敏的打擊，畢竟這是一千萬，“要餓（我）說，人還是堅強的咧，一般人遇到這事，自殺都說不定。”
當然，這兩年多姚敏也不總是愁眉苦臉，酒桌上也有開心的時候，比如“下了一盤好棋”。象棋仍舊是姚敏生活裏不多的亮色，談到象棋，他那雙疲憊的眼睛也會睜起來露出神色。
就像一盤棋下到殘局，在贏得官司後，姚敏看到勝利的曙光。但接下去的狀況，依然比他想象中要難。調查一個月後，警方做出了不立案的決定。律師喻勝修轉述了警方的回複，“你們提交的材料，經我們調查沒有發現犯罪事實。”接下去，他們打算提起刑事自訴，至於和解，那不在考慮範圍內，“必須尋找公平。”
●姚敏在律所接受電視台采訪 周航 攝
姚敏依舊要為這筆巨大的財富奔波。12月上旬一天，他再次坐在了攝像機麵前。一家省級衛視製片人為他來到西安。
剛開始他情緒還很正常，甚至還有閑情開玩笑說，人家中獎都是躲起來，隻有自己拋頭露麵。怎麽買的彩票，怎麽發現“被騙”，他用渾厚的嗓音一一回答著問題，語氣顯得還有些著急。
但當問題來到“現在回想，你覺得兩年前中獎到底是福是禍？”這個中年男人沉默了，低下頭，足足一分鍾沒說話。
“說不好？”
他濕潤了眼眶，臉上肌肉也像軍隊集結一樣全部繃了起來，“哎，說不好，說不好，也不好說。”
（文中高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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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荷｜消失的一年半，我和她們一起，活著
《鹽鎮》終於正式上架，我想是時候告訴朋友們：我前後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和她們一起，活著。並且完成了這本書。
2021年6月25號，發完《易小荷｜不想告別的告別》的文章之後，有那麽幾天我發現自己突然炙手可熱——許多朋友的慰問電話短信過來。紛紛問我需要什麽樣的幫助；還有熱心人牽線搭橋，讓我竟然有了一種可以絕地逢生的錯覺。後來才發現，錯覺就是錯覺。我最後的一搏，變成了更加可笑的笑話（此處省略三千字）。
於是索性就真的回到家鄉自貢，那幾個月，並沒有真正地哭一場，睡不著倒是真的。當我終於把自己安頓在自貢鄉下一間河邊的小屋時，我發現是如此的合適：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也就沒有向任何人解釋我命運跌宕的必要。推開門，目之所及，不是田地就是河水——與密不透風的高樓大廈比起來，這些讓我在落魄中體驗到新鮮的陌生感。
我當然想好了自己要做什麽，仙市鎮是我特意從備選的三個鎮裏麵挑出來的。隔壁的王瞎子形容“劃一根火柴的功夫就能在鎮上轉一圈”，沒有書店、圖書館、咖啡館，自然也不會有電影院，美團、盒馬在這裏是無效軟件，當然也不會有滴滴——這幾乎就是我想找的那種既可以快速切斷過去，又可以在陌生感中收攬注意力的地方。
剛來的第一周，我需要和一隻巨大的原住民蜘蛛鬥智鬥勇。在城市裏長大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尺寸如此驚人的蜘蛛，我甚至覺得它的體型，已經遠超陽澄湖大閘蟹。小窗看到照片說查過資料，這張臉應該是網紅蜘蛛，叫做白額高腳蛛，不會傷害人，而且還會幫著對付廚房裏的蟑螂。我每隔一個小時去看，它始終斂聲屏氣地呆在那裏，簡直就是一個安靜的美男子，隻是石化了，和時間比拚著堅硬的程度。
有天早上起來在客廳裏麵接了個電話，不知道怎麽迷迷糊糊地眯了一會兒，突然好像有滴水滴到胸口，然後睜眼一看，原來安靜的美男子突然掉到我身上趴著，我嚇得一激靈，從沙發上一躍而起，拚命把它甩到地上。此後有整整一個月，我都需要在屋子裏提前確定好它的方位，再據此來調整我的行動軌跡。
除了這個熟稔的“家養寵物”，天花板上還有一群神秘的動物，總在夜深人靜時分萬馬奔騰，當然有的時候它們的生物鍾也不太準確，就會造成午飯時分開始出現騷動不安的節奏，間或傳來吱吱的聲音，和一些天花板縫裏漏下來的大顆耗子屎。
後來我想，或許這裏的生活過於安靜，以至於我對生活的觀察可以精確到所有的細枝末節。從前的日子遠去，沒有人爭相邀飯，也沒有商業談判和頻繁社交，剩下的隻有，各種銀行貸款的頻頻問候。也好，我索性有段時間關掉了朋友圈，讓自己沉潛進入這無人知曉、無人聯係的河底。
後來看書，看到有一段寫鬱達夫在蘇門答臘的辰光，因為“忘了門牌。他在陰暗的街燈下，來來去去地找了半個年頭，敲人家的門，詢問張德生的住家。直到夜晚二時要離開的一小時，他才放棄了他的希望，是什麽希望呢？他隻希望跟一個可以說話的朋友說上一聲，我要回去下，黑夜兩點鍾的時候，我們要趕回西蘇門答臘去了 。”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意識到，來之前和師友討論到“來寫一本書，看看故鄉小鎮的女性如何生活”的想法，會是一條“茫茫黑夜漫遊”的路。
居所門口有家“張羊子羊肉店”，每次路過都能看到一兩隻山羊，大多呆呆站定在那裏，有次一隻山羊四處覓食，墊起腳尖把靠牆的掃把吃了，我覺得很有趣，忍不住上去喊它一聲，它立即看向我，咩了一聲。
第二天路過的時候，門口卻換成了一隻白色的小山羊——羊肉店門口的山羊，命運早就注定了，這還有什麽可說。我還是無端端有點難過，很後來我才知道，這仿佛是種隱喻——在這裏，生命是如此地卑微，來去無蹤。
到鎮上沒多久，一個女人自殺了，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在鄰居曾二嬸（慶梅媽媽）的茶館裏，我聽到的說法是：女人順了高鐵站的幾根鋼筋，被監控錄像拍到，高鐵站報警後，警察把她帶去問話，之後又去現場指認，第二天又把她帶去問話，回家的路上她就跳堰塘自殺了。
我請人指路，一路帶我去了那個村，離鎮上大概半小時的車程。遠遠的就能看到逝者家門口搭起的靈棚，人們擠在門口宰豬殺鴨，吃著送別的宴席。
人群裏站著她兒媳婦和親家母，聽說我是作家，女人們就開始七嘴八舌地跟我說話。她們說那個女人才50歲出頭，家裏一個女兒已經嫁出去，身體不好沒有上班，一個兒子在上高二，又指指屋頭裏躺在床上的男人，“她老公身體本來就不好，現在又絕食了幾天。這個家全靠她去高鐵站打掃衛生那點工資。”男人呻喚起來，有人翻開被子，我看見他的麵容和肢體，用“形容枯槁”來描述恰如其分。
她們說，女人起初以為隻是撿了些許別人不要的垃圾，結果被派出所帶過去以後，男人在隔壁聽見類似於子孫後代會受影響之類的話；第二天過來傳喚，不讓男人去陪，結果到很晚也不見人回來。後來到派出所去問，派出所說早就開車給她送回來……
女人的屍體是在離下車地方將近兩百米的堰塘發現的，我去現場看，發現去那個堰塘並不順路，必須“翻山越嶺”才能抵達死路，我的腦海裏拚湊出一個勤勞簡單的農村婦女，一輩子不舍得吃穿，盤大兒女，養著丈夫，突然被帶去當著眾人的麵“指認犯罪現場”，又因為缺乏文化，覺得孩子的前途會被自己毀掉，於是就投了塘。
生命在這裏被碾軋到塵埃裏，大部分時候沒有任何反抗。無論是人，或是貓狗。我見過一次一群孩子拿石頭砸隔壁的橘貓，它嚇得耳朵向後倒去，低著背脊尋找躲藏的地方，麵對任何侵犯，除了躲避，它從來也沒想到過要去撕咬或者反抗。那些家養的蜘蛛更是有可能隨時葬身於一隻拖鞋底下……它們如果最後能活下去，也許隻是因為順從了這裏的生存法則。
自殺女人的女兒沒有再回複，這件事也就不了之。
鄉村裏多的是“免費的”苦難，一個男孩在垃圾站走失，他媽媽因此變得瘋瘋癲癲，二十幾年後這孩子才通過網絡找到；一個有精神疾病的女人嫁給了正常人的老公，因為農村每天都敞開大門，很久以後才發現她被人性侵，而罪犯卻是附近醫院的病人；有個會計兼老師在仙市小學給大家發完獎金，第二天之後卻人間蒸發；一個看上去健健康康的老太太，在地裏摔了一跤之後再也沒有爬起來……諸如此類。所以我後來寫到：“貧窮和劫難，是家家戶戶的傳家寶”。沒人在追憶和描述的時候痛不欲生，他們不善言辭，仿佛也就不知畏懼死亡，活著就好，管它改朝換代，管它洪水滔天。
少時去美國采訪NBA，後來定居北京、輾轉上海，從巨型城市來到了小鎮，才真正意義地體會什麽叫做看天吃飯，就好像之前的生活隻是一幅畫麵的中景，而走進這裏之後，看得見顏色聽得到哭聲聞得到炊煙，每個人的生活都是灶台上煙熏火燎的牆畫，展開來盡都鹽漬斑斑。
背篼是這裏的人們常用的工具，上海的超市買東西送油，這裏的超市送背篼，我立即就覺得簡單實用。
我潸然淚下的時刻有兩次：
一次是因為王大孃，我們初相識，是我特意讓她帶我一起去看仙婆——住在這裏的人，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篤信的一位仙婆，那就是他們的精神指引和唯一信仰。回來的車上，也許因為我們有了共同的經曆，她突然開始說自己的老公孫彈匠是個“爛賬”，玩過無數女人。更為震驚的是，之後沒有多久，就有鄰居告訴我孫彈匠當街打王大孃，“鎮上人人都知道。”
王大孃的這一生，出生赤貧，由於沒有生下兒子被老公嫌棄，老公一輩子出軌她一輩子忍氣吞聲，那個年代被計劃生育委員會強行流產，她記得兩隻手死死抓住床鋪的痛苦，醫生先給打上一針，引產下來之後，把死嬰給她看一眼。她閉上眼睛，感覺到一坨東西從下體出來了，伴隨著“哇”的一聲。
“當時醫生打引產針的時候應該是打到腳板，沒打到孩子的腦殼。慢慢扯出來之後，那個娃兒還是活的，差一點七個月，指甲都長全了，團臉團臉的，長得像我大女兒。孩子一邊哭，一邊拚命抓我的手臂。”
王大孃一直記得那雙小手留在手臂上的溫度，四十年後說起“那娃兒”都能清晰地記得“那娃兒是如何死的”。
說起這些往事的時候，她從來都沒有哭過。我注意到她們在講述個人苦難的往事時，眼神平靜，渾身散發出一種木頭般的呆滯，就好像水災、火災、大時代的劫難和傷痕累累的生活磨掉了一個女人敏感又細膩的感性觸須，她的右臉頰邊緣有條深邃的刻痕，那是被時間無情的斧頭劈開的。
她當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苦難，我問她記不記得孫彈匠打過她多少次，她說：“隨便亂說，五百多次肯定有了……”
那一瞬間，我想起《小城畸人》——“從每個人身上望下去，都如同一座深淵。”深淵可能是水災、火災、雷暴、來自他人或者不知道什麽樣的屈辱。
我認識王大孃的2021年，她62歲了。一個一輩子在小鎮生活的女人，幾乎就是鎮上的活字典。我想方設法去尋找仙市鎮的地方誌，並沒有什麽結果。所謂的仙市古鎮介紹裏麵，寫的全是名勝風景。
王大孃說她忍受了幾十年都是為了子女，對於未來她也沒有任何遠大的希冀，隻是將來有一天百年歸老的時候，她的女兒能為她寫一篇關於她的一生。
而她一直活到老年，也就是2019年，還是因為老公被人砍殺，她衝上去救了他，才得到了這一生中他唯一給她買的禮物——一雙鞋。
還有一次則是因為陳婆婆，在這裏呆了快大半年才得以認識她。“陳婆婆”這個名字在鎮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她們都說她很會做那種生意，並因此被判過刑（監外執行）。認識之後，過了很長的時間她慢慢打開心扉，才拚湊出來她完整的一生：她曆經四嫁，卻從未領證。她用容留賣淫的錢養大了六個孩子，給每個兒子都買了房子，而她這一生，連一張屬於自己的床都沒有。
她沒有文化，隻能做一些小生意：賣過胡豆，涼水、花生、茶水，最後受人指引，把茶水店變成“貓兒店”，因為她覺得“反正床鋪也困不爛。”我記得她翻開厚厚的墊絮，給我看屬於她的床，那就是幾根木板凳，她也跟我說之前小姐和嫖客們睡過的床給扔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下意識地覺得自己“不配”擁有一張真正的床。
有飯吃有床睡，能被人珍惜和重視，這不過是身為人最基本的要求，而她們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橘貓、黑貓、山羊沒什麽區別，她們隻是活著，這也就是托舉她們在這塊土地上的，唯一的意義。
這裏的女人個個都勤勞善良，趕場的時候能看到她們仿佛被生活壓彎了腰，曾經想做一個鎮上女人的背影圖片展。
那天早上起來，從北走到南，從東走往西，最後停留在碼頭，看著100多米寬的釜溪河和古鎮對麵的村莊，最後的擺渡人吳長生還在河上，兩隻槳相互交叉，每天早上6點一直到下午五點半，一個月20天，來回擺渡，把河對麵的村民送往鎮上，把鎮上的村民送回村裏。
我去過一次擺渡人的家，普通的兩層小樓，隻有廚房安裝了幾片透光的亮瓦。屋子外麵，被村裏僅剩下的農田包圍著。
吳長生是45歲來做擺渡人的，退休之後又被航運公司返聘。冬冷夏曬，從此岸到彼岸，如此生活二十年。他肯定不知道西西弗斯，如今河上有橋，橋上有路，隻是要繞很遠。“有些老的又不會開車，如果不擺渡，他們怎麽辦？”
我站在不知來處的田地裏，頭一次感受到四季的分明，大自然輪轉的顏色，甚至是味道的差異。
在鎮上的一年多，我和數百人聊過，請她們吃飯，參加他們的婚宴壩壩宴，看他們做葬禮的道場，甚至和她們一起去請仙婆，盡一切的可能成為她們當中的一員，感受她們的感受，並從中“打撈”出來十二位女性的故事作為切口，90歲的陳婆婆（1932年）、63歲的王大孃（1959年）、59歲的鍾傳英（1963年）、50歲的童慧（1972年）、40歲的黃茜（1981年）、37歲的曾慶梅（1985年）、35歲的梁曉清（1985年）、35歲的陳秀娥（1987年）、26歲的詹小群（1996年）、17歲的黃欣怡（2005年）。她們的生活細節幾乎涵蓋了幾十年以來整個小鎮的曆史，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如此驚心動魄，以至於我在寫作完成之後，感覺耗盡了自己全部的心力，寫下這些竟是如此費力。
這方圓幾裏之內，我已經見識到了那麽多形態各異的生命，不分高低貴賤地活著，在鹽鎮，人們擁有的，隻有這條命。
夜幕降臨了，透過家家戶戶敞開的大門，能看到小鎮的人圍坐在木桌前，拿起筷子，認真吃飯——那就是我這樣的人在遇到生活的重創之後，最不擅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