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史｜梁曉燕：良知的旅程
梁曉燕／口述
丁 東／采寫
我1971年上了上海四新中學。當時上海是初高中連讀，上四年。在我的中學階段，我感到，我們這些做過紅衛兵小頭頭的有一個特點，就是能力強，責任感強。我後來在大學裏教書，就感到現在大學生所有的事都離不開老師。我很清楚，他們能做事，隻不過沒有機會讓他們做。我從小學就獨立工作。我一進中學就做了紅衛兵團長，幾乎沒有老師任何幫助，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們自己做。
有一個暑假，我們100多同學到外地學軍30天，沒有一個老師，和外麵打交道全是我們自己。當時不過十四五歲。一個人的潛力其實是無限的。潛力的發揮和環境關係非常大。現在的孩子從小學開始就沒有可能施展他除了學習以外的任何能力。所以在大學裏我很放手。我對中學階段的一個好印象，就是最充分地調動了我所有的能力。工作以後，我感覺，我的能力隻是在一個方麵發揮，在另一個方麵就被抑製了。
當時教育非常不正規，教師動輒得咎，學生無理取鬧，紅衛兵充當了工宣隊和教師之間鬥爭的工具。工宣隊要在教師中拉一派打一派，就讓我們衝鋒陷陣，貼大字報把老師批倒批臭。要整哪個老師，就把他在課堂上說的話記下來，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隻要達到目的，用什麽手段都行。那一套東西好像不用學，就用得非常自如。上大學以後，回想這一段，自己非常無知，非常可憐，好像是為毛主席革命路線做什麽，實際上路線離我們十分遙遠，具體的人際關係的爭鬥就在我們當中，渾然不覺。
從小置身於這種環境，對我們有一種非常大的毒害。你會對人際爭鬥習以為常，失去基本良知的判斷。慶幸的是我後來還有省悟，否則無法理解社會怎麽會變得如此冷漠和殘忍。文革遺習為什麽這麽頑固？為了一個所謂的更高的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就可以把人最基本的善良當作毫無價值的東西扔掉。這些不需要專門教導，你隻要遵循了這套邏輯，你就會自然學會它。你生命中的善良就永遠地失去了。直到現在，這套邏輯仍然是很多人奉行的生活準則。要說文革對人的道德的腐蝕，就是這種處世哲學長時期對人的心靈深處的熏陶。
當時我是第一批入團，入了團又要發展別的同學。有一個同學各方麵表現都很好，理當發展。但她父親是右派，雖然母親早就和父親離婚，她從小就沒見過父親，對父親根本沒有記憶，但右派父親始終成為她生活中一塊抹不去的陰影。不時地領導小組讓我去和她談話。一說讓她談對父親的認識，她就跟我急。她說，為什麽你們總要拿一個我沒見過的人來纏著我。她哭得特別傷心。我也傻了，不知說什麽是好，就回去向工宣隊匯報，是不是不要讓她寫對父親的認識了。工宣隊說不行。她在這個家庭中，不可能不受影響。工宣隊說了一套在當時振振有詞的大道理，讓我再去談。我很為難。我隻好對這個同學說，你不入團太可惜了。你就隨便寫上一點認識，應付一下。我們當時那麽小，就有了一種非常實用主義的思路。現在回想起來，我雖然是好心，但這就叫潛移默化。
我們民族的道德水準，人心善惡，怎麽會有這麽不可思議的變化？那個年代的社會、政治生活確實是一個直接的原因。道德需要土壤，什麽樣的土壤，就長什麽樣的苗。任何社會也不會公開提倡行惡。但什麽是善，如何去行善，不同的社會氛圍就會滋生不同的東西。那個年代的氛圍就是讓人虛偽，讓人口是心非，把人的基本的良知一層一層地剝掉，而且這個過程你不覺得痛苦。一個民族的良知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泯滅了。
如果說，我還殘留一些良知，那是和我愛讀書有關係。
我這批中學生雖然1975.年2月畢業，但不知為什麽，在上海叫74屆。中學最關鍵的階段正好經曆了1972年的回潮，所以整個74屆的文化知識水平在文革期間的中學生裏是最高的，77級大學生裏74級中學生非常多。72年回潮不到一年，效果卻非常明顯。我們這個學校有一批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子弟。這些知識分子子弟和學習似乎有一種天生的不解之緣。他們在各個班都是學習最好的。他們也許有的因為出身，還當不上紅衛兵，但他們對我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使我感覺一個人有知識會表現在言談舉止，表現在人的修養上。
我就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我是紅衛兵團的頭頭，我不能學習不好，如果學習不好，我沒有資格和他們打交道。所以我始終沒有鄙視知識，崇尚粗野。當時表麵上看大老粗吃香，其實沒有知識心裏是虛的。我成績從來不差，也從來不認為可以差。我們的學校地處平民區，但有兩個大單位。一個是醫學院，一個是我父親所在的航務工程局。這個局大部分是部隊轉業過來的。部隊的子弟有一種優越感，好像天生是負有使命的，而不隻是過日子的。我想，如果我生活在老紅衛兵的階段，我也逃脫不了那種模式。我不是這個時代的特殊人物，隻是其中的一個正常人物。
1975年高中畢業時，到農村插隊已經被人們看成災難，各種各樣的說法已經從農村傳回來了。家長對上山下鄉極為恐懼。我姐姐已經下鄉，我哥在當兵，我是老三，按政策應當留城。我從小受的是非常理想主義的教育，當時有一種要刻苦磨煉自己的衝動，加上我又是紅衛兵幹部。所以我們七個不應當上山下鄉的同學堅決要求到農村去成了典型，被樹起來了。
我爹媽絕對不讓我去，他們認為插隊非常可怕。我覺得他們妨礙我革命，和家裏鬧得一塌胡塗。直鬧到我爸爸心髒病突發，一下子栽倒，我再也不敢鬧了。就因為這個，我的戶口本沒拿出來，沒走成，其他同學走了，所以我始終有一種很內疚的感覺，對不起一塊兒宣過暫的同學。學校對我很惱火，樹了我典型，我卻沒走成，於是把我分到建築隊。從我自己來說，我卻有一種贖罪的感覺，我得到苦一點的地方，心理才能平衡。
在建築隊，我當了泥瓦工。這也是時代的產物。當時反資產階級法權，有一股風，講究男同誌辦到的事女同誌也能辦到。各行各業不適合女同誌幹的事，都要有女同誌幹。我們當時就是上海第一個三八女子泥工班。我們上班第一天就開資產階級法權批判會。老工人說，舊社會俗話說，女人上船船要翻，女人上房房要坍。今天女同誌就是什麽活兒都要幹。當時我是接受那套理論的，自己幹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感到很自豪。
當時確實是什麽活兒都幹。一塊預製板300多公斤，搭著跳板，幾個人用肩扛上去。人走都走不穩，可還是要扛著預製板走過去。確實害怕，但也硬撐著幹下來了。泥工班裏有老三屆的，也有應屆高中生。
以老三屆為代表的這一代人，既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得最成功的一代，也是道德觀念最實用主義的一代。我後來在工作中接觸了很多這樣的人。我上的政教係，我們這個班良知的旅程
46個同學，30歲以上的30個，最大的33歲，當時我們這個班的許多同學考分非常高，誌願報的也是複旦大學，但上級有指示，年齡大的去師範院校。還有一批30歲以下比我年齡大的。我22歲，比我小的隻有兩個。到了那個班裏，我是小妹妹。在班裏，我好奇而且如饑似渴。
四年當中，我在同學們的自由討論中得到的東西，遠遠多於課堂上的東西。同學之間思想十分活躍，接受一個東西的時候同時就接受了批判和懷疑。而在課堂上，幾乎什麽也沒學到。因為我讀的是文科，又是政教係，課堂上講的全是陳詞濫調。當時的老師經常在課堂上被同學質疑，弄得非常狼狽。如果他是一個有知識，有責任感的老師，這批學生給他的壓力是他最大的動力，會在他教師生涯中留下很深的痕跡。
當時正趕上思想解放，趕上宣傳張誌新，趕上競選，那是思想最激動人心、最風光紅火的年代。任何問題都是眾說紛紜。一方麵是這麽活躍的思想，一方麵是這麽陳舊的課程。所以大學四年中我經常逃課，基本上是呆在圖書館裏，《馬恩選集》、《列寧選集》、讀了好幾遍。當時有幾種雜誌，《未定稿》、《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社會主義研究資料》，每期我都看，伴隨了我整個大學生活，如饑似渴地從中汲取營養，再有就是古典小說。我在讀大學之前，沒有看過一本古典小說，父親認為那都是封資修。
父親讓我讀的就是《紅旗飄飄》、《星火燎原》、《誌願軍一日》這些革命英雄主義的書，如果說我身上有一點英雄主義的基因，是從這裏來的。父母還讓我看的是民間故事，苗族、蒙古族、格魯吉亞民間故事等等，裏麵講的就是善良，中學開始看《青春之歌》、《紅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古典文化，不管中國還是西方，我都是空白。所以大量接觸人類優秀文化遺產，是上大學以後。尤其是西方古典小說，當時可以說是“惡補”。當時的文化基調還是理想主義、權威人格、所以在我們這一代可以讀到自由主義的學理，但很難培養出自由主義的人生姿態。
我的大學生活基本上就是社會生活。過去我在同齡人中一直出類拔萃，就是進了大學，沒我什麽事了，隻能看熱鬧，同學們大都比我年齡大。當然，在為人處事方麵，老三屆的實用主義，不擇手段，功利色彩，也至今曆曆在目。
本係的課我不太聽。但中文係和曆史係各有一門課深深地抓住了我。曆史係有一門美國外交史，講課的是50年代留洋回來的一個女教授，姓馮。聽說一輩子沒有結婚。她那種風度至今想起來仍然是我的楷模。她從來不用講稿，要說的都在心裏，講出來全是活的。她講門羅主義、門戶開放，那些東西本來與我感興趣的東西沒什麽關係，我對美國外交問題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是被這位老師引起來的。她講的具體內容也許我都忘記了，但她喚起的對知識的興趣，卻使我終生受益。她從不為難學生，沒作業，你們愛聽就聽，不來也行，但她的課總是坐得滿滿的，讓大家聽得十分會心。她特別端莊，特別矜持，下了課，我都不敢去問她。但對她印象特別深。
第二門抓住我的課是中文係張老師的俄羅斯文學。有個中文係的朋友告訴我，這門課挺好聽的。我去聽了一次，馬上被抓住，從此一課不拉。他第一課講俄羅斯文學的美感。他很瘦，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他先用俄語朗誦了一首普希金的詩，我一句也聽不懂，卻真的有一種醉心的感覺。他那種節奏，那樣陶醉，似乎語言的美感一定要這樣傳遞。我一下子就被擊中，決定這門課一定要聽下去。他的課完全沒有俗舊的東西，他是真正有自己的見解，很輕鬆自如地傳遞給你。
如果沒有這兩個老師，我就沒有辦法建立對大學老師的尊敬。後來我當了老師，我就用這兩個例子，告訴學生，什麽是好老師，我希望成為這樣的老師。其實，這兩個老師完全不知道有我這樣一個學生。但就是他們，促使我畢業分配時選擇了教師的職業。
本文選自《洗禮歲月》，徐曉主編，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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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X橙雨傘｜
“擦邊女”罪該萬死，看擦邊的人卻悄悄隱身
這兩天狗頭蘿莉在微博上的一段視頻自述，讓“擦邊”到底是不是罪，又一次在網上掀起熱議。
作為一名網紅主播，狗頭蘿莉平時服裝打扮都比較性感，不少網友都認為她屬於靠販賣色情掙錢的“網黃”，所以當她講述自己被親生父親猥褻、被電子廠組長性侵、被平台剝削欺騙、被前男友偷露私密視頻上傳網絡、找律師跟前男友打官司反被性侵時，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諷與謾罵。
狗頭蘿莉在近期微博中透露出輕生意願，引發廣泛關注。
即使在狗頭蘿莉表露出輕生傾向的視頻下，還是有很多人在評論“她搞這套也不是第一次了”“可她就是擦邊女啊”“她自己願意自輕自賤”“怎麽天下倒黴事都讓你遇到了”“一聽就是編的”……把狗頭蘿莉的疼痛過往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
“擦邊”成了其原罪，她之前上傳的性感照片則張張都是她“咎由自取”的鐵證。這讓我不禁好奇，擦邊到底是多大的罪過，使得人們可以如此坦然地向絕望的受害者丟石頭，比性騷擾、性侵未成年、強奸、嫖娼……還重嗎？
所以這篇文章，我們不聊狗頭蘿莉個人，就單說說這“擦邊罪”。
麵對擦邊，輿論眾說紛紜
其實就我個人而言，比起知道“什麽是擦邊”，我更早了解到的是“什麽會被判定為擦邊”。
因為打開各大社交平台，我們都可以在各種圖片、視頻下看到有人出警鑒擦邊：吐舌頭，擦邊；穿絲襪，擦邊；衣著緊身，擦邊；跳舞搖擺，擦邊……
而不同的人對“擦邊”標準和界限的判斷也不盡相同，其好似皇帝的新衣，有些人看得見有些人看不見。當萬事萬物都可以被判定為“擦邊”時，就不得不令人懷疑，“擦邊”是否真的存在。
圖 / 微博
認為“擦邊”這項指控的存在並非沒有道理的人們，通常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擦邊確實存在，而且無處不在；另一派認為“性感”不等於“擦邊”，但具有目的性的色情販賣當然是擦邊。
前者我們在短視頻平台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到，無論什麽視頻下麵都會有“大師”言簡意賅地留下“擦邊”兩字，然後一副“事了拂身去，深藏功與名”的模樣，任旁人如何支持、反駁、辱罵，這條評論都不會再多說半個字。
這種擦邊判定沒有多少“技術含量”，我們一般稱之為淫者見淫，想必在真空宇宙裏擦邊愛好者們也能找到犯擦邊罪的人。
而後者的相關討論，相對來說就有意思得多，且在微博上很為常見。這些網友認為，判斷這些圖頻信息是否意在擦邊，首先要看對方拿不拿這個掙錢。
圖 / 小紅書
如果對方是靠“賣弄姿色”，故意打色情擦邊球吸引流量，然後借此變現，那就算擦邊。不僅不能給關注，而且要與之割席。因為“擦邊女”已經成為很多人用來攻擊女性的武器，如果女性自己不從內部消滅這部分販賣色情的擦邊女，那會有更多女性因此等汙名受辱，喪失“性感”的權利。
也就是說，女人可以性感，但不能“買賣”性感。
持這種觀點的朋友們，有些還對“買賣”以及“擦邊”的關係有著“更深”的見解。比如“買賣”不一定非是金錢交易，為了博得他人關注而搔首弄姿也是擦邊。因為性感應該是發自於本心，愉悅自己的，而非迎合他人凝視，投其所好的。
所以像狗頭蘿莉這種自述從來沒賣過“擦邊”圖包，但希望通過秀身材換來更多喜愛和關注，並且坦然承認自己“媚男”的女性，在ta們眼裏屬於自主自願選擇了“擦邊”，同時犯了“蕩婦罪”和“媚男罪”，不值得任何正義與理解。
某微博男大V評狗頭蘿莉事件。
但說到這裏，誰在看擦邊？誰在為擦邊消費？誰擁有鑒擦邊的權力？以及，誰在製造“邊”？……這些都被忽視了。
擦邊的本質是厭女
性的雙重標準，在“擦邊”這件事上十分明顯。經常上網的朋友們不難發現，絕大多數被評鑒“擦邊”的當事人都是女性。
遠一點，看看舞台上的明星：同是唱跳表演，男明星脫衣服、挺胯、舔手指就是“天生愛豆”，女明星這麽做就會被指責蕩婦野雞帶壞粉絲。就連“吐舌頭”這樣簡單的動作，男明星做是可愛帥氣很活潑，女明星做就是矯情做作性暗示。
近一點，看看我們身邊：男人乳頭激凸、打赤膊、露啤酒肚都沒人說其不檢點；而女生隻是沒有乳貼之外再貼乳貼，內褲之外再套安全褲，就能被打成野雞。
就連那些靠所謂擦邊掙錢的男女們，人們的態度也會依據其性別大不相同。不得不說，“鑒擦邊”這個動作實際上帶有鮮明性別指向的權力彰顯。畢竟不愛看“擦邊”，怎麽能知道什麽算“擦邊”呢？
仔細想想，在日常網上衝浪中這樣的場景是不是隨處可見：女主播用吸管喝水，男人在彈幕嗷嗷；與“性”毫不相關的課堂，也有人在意淫女老師／嘉賓；翻紅的女演員或者歌手，她們的身材和長相總是熱門話題……
在這個過程中，審判者通過凝視和想象，將女性看作愉悅自身的物品，根據自身的欲望將其舉動變形和性化，並且借由網絡的保護匯聚成眾，在彼此的支持和鼓勵下大肆輸出，形成氣候。
三人成虎，咬定用吸管、吃香蕉、穿緊身衣、吐舌頭等行為就是在誘惑勾引他們的人多了，這些行為便真有了色情的暗示，“擦邊”也成了有意為之的罪過。
圖 / 抖音
當事人在這裏毫無主動權，擦邊與否根本不由她們說的算。審判者們通過鑒別擦邊，或者鑒別其她什麽綠茶、娼妓……重複確認著女性的客體位置，預設女性是依附和臣服於男性的“第二性”，其生存法則就是千方百計吸引和討好男性，滿足男性的主體欲望。
“擦邊罪”的荒誕性和厭女本質也由此可見一斑。
而部分受其蠱惑，以為審判她人就能擁有權力的女性，則是通過內化和踐行男權邏輯成為了其鞏固統治的助力，除了“你一女的怎麽這麽不知羞恥啊”這樣的蕩婦羞辱，便是以姐妹之名行厭女之實的媚男指控，常見話術為“你怎麽能迎合男人的審美”“男人喜歡什麽你就做什麽嗎”“救不了自甘墮落的人”……
這些說法和立場怎麽變，本質都是一個邏輯，也都隻有一個目的：規訓和審判女性，讓辱罵和審判女性變得“合理”。
如何破除“擦邊”迷障？
在我看來，所謂的“擦邊”根本就不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是為了侮辱、排斥女性被製造出來的厭女產物。那些自以為公正客觀的“審判”，也隻是讓女性無時無刻不處於被審判和凝視的環境之中，自我省視、相互攻訐的手段罷了。
這麽前後一分析，女性反抗“擦邊審判”的突破口也就顯而易見了。那就是在看清“擦邊”背後的權力關係的基礎上，不再賦予審判者鑒別我們是否擦邊的權力，讓這項罪名失效。
在博主@蟹珍珍whale 發出的這條投稿下，高讚評論表示，“女的少去鑒擦邊咯”“女性少用男的創造出來對女性不友善的詞”。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姐妹這麽做了，她們會自己發圖發視頻然後配文“擦邊”，也會在別的博主的評論區下留言“擦邊我愛看”，調侃和消解這個詞原本暗含的厭女意義。當人們不再在乎這些罪名，那“罪名”就不會產生“懲罰”，其規訓和離間女性的意義自然會消失。
還有一種方法則是減少使用“擦邊”這樣的詞匯，不僅我們自己不主動用，看到身邊人用也提個醒，警惕其凝視和審判的意涵。畢竟汙名化女性的詞匯已經這麽多，實在不用上趕著製造和傳播這些看似去毒無害，其實隨時會複辟的厭女表達。
畢竟，隻要罪名編織完畢，受害者隻會源源不斷。正如擦邊一般，隻要這項罪名始終成立，那麽任何人，尤其是任何女性，都可能是受害者。
圖 / 小紅書
生而為女，這個性別有太多罪狀，一個人頭頂可能有七八頂帽子，所以在過去，我們常常能觀察到：不少人為了避免自我價值的貶損，會選擇與那些有汙名的女性劃清關係，並且聲稱“我不厭女，我就是討厭不潔身自好的人”。
而這正是男權的統治邏輯，將女性群體無限拆解和劃分，讓她們彼此之間相互指認。各自為戰的散沙掀不起風浪，男權統治繼續千秋萬歲。而順應男權邏輯，加入審判行列的女性也並不能因“有功”獲得赦免——沒有人知道下一場審判是什麽主題，受審人會不會是你。
越來越多女性意識到這一點，緊緊抱住了每一個可能被厭女洪流卷席離散的夥伴。在狗頭蘿莉的遭遇還在被反複質疑是杜撰炒作時，她們就已經開始支持和聲援她說“這不是你的錯”“你已經做得很好了”“你身後有我們”“該付出代價的不是你”……
她們清楚，指責受害者罪有應得隻是為了轉移施暴者的罪過。隻要這種手段可以屢屢得逞，那它就會永遠運轉存在：靠獻祭受害者換施暴者長生。
注：本文觀點僅代表特約作者個人觀點，圖片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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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魏春亮答問：夫婦後悔送養女兒尋女30年終團圓，如何看待此事？
四川夫婦因經濟困難無力撫養孩子，便將女兒送養，
後悔後尋女30年終於認親團圓，如何看待此事？
@搜狐新聞：2月5日，正月十五元宵節，四川廣安的毛先生、蒲女士夫婦趕到了綿陽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參加視頻認親，終於見到了分別30年的親生女兒。30年前，毛先生夫婦倆在上海打工，生下女兒“小毛毛”後，因經濟困難無力撫養孩子，於是送給了上海一個家庭撫養，但第二天就後悔了，從此開始長達30年的尋女之路……去年7月，綿陽市公安局“胡祥雨工作室”通過努力，成功找到夫婦倆的女兒楊女士，並在胡祥雨長達半年的勸解開導後，楊女士終於同意和親生父母——毛先生夫妻相認。2月5日下午3點，視頻認親會舉行，一家人30年的分別，終於在今年元宵節畫上團圓的句號。
相關閱讀：光明網｜元宵節 他們見到失散30年的女兒“小毛毛”
以下是知乎網友 @魏春亮 對於這一新聞的評論：
昨天，一則內容為“夫婦後悔送養女兒尋女30年，元宵節終於認親團圓”的新聞，在微博上被熱議。
簡單點說，就是30年前，毛先生夫婦在上海生下女兒“小毛毛”，因無力撫養，將孩子送給上海一個家庭。但第二天，兩人就後悔了，於是開始了30年的尋女之路。
而就在2月5日元宵節當天，通過綿陽刑偵民警幫助，終於通過遠程視頻見到了女兒。新聞標題都是“失悔尋女30年，元宵節終於認親團圓”，滿滿的正能量。
可仔細看完整個報道，我一點正能量都沒感受到，我隻覺得惡心。
先說這對夫妻。
看到這個新聞，就有網友說，盲猜有個兒子，而仔細一看確實有。1992年生下“小毛毛”時，他們已經有一個4歲的兒子，她屬於超生。“那會窮，交不起罰款”，於是，把女孩送人。
多麽熟悉的劇情，我在想，如果先生了女孩“小毛毛”，再生個兒子，罰款能交得起嗎？還會把男孩送人嗎？
他們聽了工地上一些好心人（第一次見這樣的“好心人”）的建議，把女兒送給別人撫養，但送人後第二天就後悔了。
他們就去收養人家裏討要孩子，但對方不承認孩子是她們的。再後來，對方搬離了住處，於是他們就失去了女兒的消息。
這就奇怪了，第二天就後悔，且都跑到收養人家裏了，又怎麽會失去孩子的消息？難道女兒的養父母第二天就人間蒸發了？怎麽會要不回自己的孩子？撒潑、打滾，給錢、報警，既然那麽愛孩子，有毅力30年尋女，就不能守著養父母家不走？怎麽就會失去了女兒的消息呢？
按照母親蒲女士的說法，隨著日漸年邁，兩人懊悔之心和思女之情愈發濃烈，於是就到處打聽女兒的下落。
我不理解的是，既然錯已鑄成，就應該心甘情願受著良心的譴責。如果真的愛女兒，讓她繼續過著正常平靜的生活不好嗎？為什麽要去無端打擾？難道自己的心安理得，比女兒的幸福更重要？不是丟失，不是被拐賣，是遺棄，這種情況下認親，除了往女兒心頭上插刀，還能彌補什麽？
有網友說“我先送人，別人養好了，我再要回來，一分錢不花，有人給我養老嘿嘿”，難道說想吸女兒的血，才是真正的原因？
再說幫忙尋親的警方。
這對夫妻聯係的，是專門幫助失散家庭尋親的綿陽市公安局胡祥雨工作室。在此次尋親中，這個工作室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辛苦幫忙尋親，還要做思想工作。
胡祥雨說，由於楊女士（就是被送人的“小毛毛”）並不了解自己的身世，不願配合警方工作，還把他的電話拉黑了。後來，“胡祥雨通過近半年的勸導，楊女士同意與親生父母相認”。
新聞裏這句輕飄飄的話，真的太讓人窒息了。半年的勸導，說明這個女孩根本就不想認親生父母。別說半年，如果有一個人連續一周因為同一件事不停聯係我，我也會崩潰。所謂勸導了半年，是不是可以理解為騷擾了半年？是不是楊女士不堪其擾，又得罪不起警察，最後隻能自認倒黴？
在新聞視頻少的可憐的鏡頭中，楊女士一臉冷漠，明顯沒有認親的開心。是不是又側麵證明了她的被迫無奈？
所以，在這件事情中，勸導被送人的孩子認親，真的是警察必須要做的事情嗎？警察要做的，難道不是去治這對夫妻的遺棄罪 嗎？
再說報道此事的新聞媒體。
“紅星視頻”的新聞，標題是“夫婦後悔送養女兒尋女30年，元宵節終於認親團圓”，內文裏寫道：“2月5日下午3點，視頻認親會舉行，一家人30年的分別，終於在今年元宵節畫上團圓的句號… ”而相關視頻還配了背景音樂《漫天星辰不及你 》，十分煽情，明擺著朝著正能量新聞的方向可勁用力。
而“封麵新聞、河南新聞廣播”的詳細文字報道，隻采訪了毛先生和蒲女士夫妻，以及幫忙尋親的胡祥雨。30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麽，隻有那對夫妻的一麵之詞。是不是把女兒賣了，都去了養父母家為何又失去了女兒的消息，都是人家說什麽記者寫什麽。連幫忙尋親的警察都有機會說句話，但被送養的女孩，除了給出了一張冷漠的臉，從頭到尾都是沉默的。
她之前為何不願認親，後來為何又願意了，她怎麽看待自己的被送養，如何把看待自己的親生父母，這麽多年又是怎麽過的，被找到又對她的生活造成了什麽影響……這些在媒體的報道中，統統看不到。估計媒體們也沒想著要去報這些，為了製造出一種正能量的感動氛圍，被送養的女孩必須淪為失語的背景板。
這是在尋親事件之外，對她的二次傷害。
縱觀整個事件，這對父母收獲了一個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成年人女兒，幫忙尋親的警察收獲了讚譽和名聲，報道此事的媒體收獲了熱度和流量。
隻有被送養的女孩，及其養父母，受到了暴擊。平靜的生活被打破，那種親密無間的關係可能再也回不去了，這樣的影響和傷害可能會伴隨終生。要知道，養父母可能壓根就沒告訴女兒她不是親生的。
新聞裏說，“2月5日下午3點，視頻認親會舉行。蒲女士她們計劃等幾天就去上海，和女兒見麵。”事情還沒結束，被送養的女兒楊女士的噩夢，可能才剛剛開始。
心疼這個女孩，願她不被道德綁架，並願以後少些這樣的正能量新聞。
